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中国文学通史,分析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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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上海6月7日电 (记者 邹瑞玥)著名文史学家、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7日凌晨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

关键词:元代文学 元代文学研究 元曲 元代诗文 从20世纪初到今天这百年来,元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其中最突出、最值得称道的,是元曲研究的辉煌。元杂剧研究在20世纪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的奇迹,几百年来,杂剧一直被视为“无学不识者流”的“淫亵之词”,从世纪初、吴梅诸大家开创戏曲学研究,仅仅三四十年,戏曲学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各为一代代表性之文学。于是,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大大改变了。但刚刚进入21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辉煌就难以为继。当我们在检视元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时吃惊地发现,元代文学研究已经走人困境。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元代文学研究走出困境的出路。 一、元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当前的困境 为了认识过去15年元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我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卷1990年到2004年转载和索引目录的元代文学研究论文作了一下统计,结果如下: 统计显示,进入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好的走向:1990年以前,元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元杂剧研究的一枝独秀。经过80年代中期以来几年的努力,研究者的关注面逐步扩大,元曲以外的各体文学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特别是诗文研究的论文数量已经有了明显提升,并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几年中迅速增长。但杂剧研究一尊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元代各体文学都受到关注,则到90年代中期,此时,诗、文、词、散曲的研究,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小说、文论、曲论、辞赋等,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发表。杂剧研究的论文数量依然居于各体文学研究论文之首,但从被转载的情况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增长势头最猛的是诗文,散曲研究也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势头。 统计数字警示我们:元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严重困境。尽管论文发表的篇数急剧增加,但被转载的篇数却急剧下降:从索引的文章数看,近年每年发表文章的数量,差不多是90年代初的1.5到2倍,但被转载的篇数却仅仅是90年代初的1/5到1/4,尽管其中也有古近代文学专题压缩页码的因素,但其影响绝对不至于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承认,元代文学整体研究水平在下降,因而它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下降。从表二显示数字看,杂剧和散曲研究论文依然是大宗。但表一相同位置的数字说明,这些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上述两表的相关数字说明,元杂剧和元散曲的研究,近些年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十几年前大致相当,而被转载的文章却逐渐减少以至于接近于零,学术含量下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来从事元曲研究的学者大多数已经转向,论文作者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很多是不了解学术研究状况也没有研究经历的人,为评职称或因其他需要根据个人的感觉和兴趣写了一些文章,选题陈旧,低水平重复,很多是十多年前的话题又拿来说,欣赏类和人物形象分析、情节分析之类的题目还占有相当数量。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转换一下视角,考察一下戏曲研究者对元曲的关注程度。这里通过专业学术会议的论文情况来认识这一问题。散曲研究会近三次年会都确定了明确的主题,而三次年会的主题都已离开了元散曲研究,已经不需要再做具体分析。我们把2005年4月在开封召开的“中国古代戏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情况做一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元杂剧研究已基本上被戏曲研究者搁置了。 会议所印发的论文提要共介绍论文80篇。我们根据论文作者所在单位,将这些论文分为三类:A类:有古代文学博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机关作者所写论文;B类:其他大学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作者所写论文;C.新升本高校和专科高校教师、在读硕士研究生所写论文(表中数字为相应类别论文篇数)。 注:三类论文中,元杂剧研究之其他视角研究论文分布如下。这也说明着某些问题。 1.A类,一篇杂剧与元代少数民族文学之比较研究,一篇戏曲批评与戏曲文献研究,一篇表演研究。 2.B类,一篇为思想史角度研究,两篇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一篇戏曲文献研究,一篇戏剧文化与古今关系研究。 3.C类,一篇与唐诗比较研究,两篇地域文化角度研究,四篇民俗学角度研究,一篇戏曲音乐研究,一篇研究史论文,一篇传播学角度研究,一篇人类学角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一批研究元杂剧有成就的学者,有相当多的人感到元杂剧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够广阔,因而调整了研究方向。元散曲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势态,很多散曲研究者近年来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明清散曲或曲论研究。因而,元散曲研究的总体水平也取下降之势。究其原因,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是,这两种文学样式留存作品数量有限,因而限制了它的研究空间。杂剧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200来种,散曲虽有4000多首,但并非每首都有研究价值。 目前元代文学面临的困境,其表现形式是,研究队伍的萎缩和研究水平的下降。从研究界内部的情况看,一方面,杂剧、散曲这些旧的研究领域,因其文献留存数量有限因而研究空间也有限,在经过上世纪的大热之后逐渐趋冷,人们已经感到这里没有多少话可说,而诗文词等的研究领域尚未真正开拓出来。一方面,原有的杂剧和散曲的研究队伍,已经离开了元曲研究而转移了战场,而元代诗文词等的研究队伍尚未形成。于是,近几年来,元代文学的研究沉寂了下来,走入了困境。 二、元代传统文学样式研究:需要开发且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在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形势面前,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戏曲学成为显学而又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之后,这一研究在事实上暂时被悬置的今天,元代文学是否就应该走向沉寂。如果不选择沉寂,则应如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念,曾经给元代文学研究注入生机,使元曲学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显学,从而改变了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这一观念也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长时期里,人们把元曲作为元代代表性的文学形式,甚至视为唯一有价值的文学形式。元曲以外各体文学事实上被文学史研究者忽视了。表一中1990年的论文分布情况仍能看出这种倾向。 这种忽视当然是不应该的。为了说明这种忽视的严重程度,我们把20世纪代表性文学史著中元代各体文学在元代部分所占篇幅做一对比。各体文学在文学史家心目中的地位,直观地从其在文学史著(特别是作为高校教材的文学史著)中所占比例中反映出来。按照这一认识,我们选取20世纪8种代表性的文学史著,将其中元代各体文学所占的比重排列如下(1932年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简称郑著;1943年完成1949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简称刘著;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简称科学院本;1964年出版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简称五教授本;1989年出版的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简称吴著;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复旦本;1998年出版的郭豫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称郭著;1999年出版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高教本): 统计显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中,如郑著,元代各体文学所占比重是较为均衡的,元曲差不多就等于元代文学的概念显然是由刘著时代确立的,但刘著依然是将散曲和杂剧放在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五六十年代,散曲因其思想性不强而不受重视,于是从此时到80年代的文学史,便成了杂剧的一体独尊。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著类文学史中(如1991年出版的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2001年出版的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已经改变,但在作为教材进入高校课堂的文学史著中,至今如故。 但元代文学文献的留存却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元代诗文别集,现存的应有450种以上,已佚的不少于425种,元文作者不少于3千人,元诗作者近5千人,现存元文总数应有3万篇,诗13万首。与此相较,元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的约200人,有作品流传的约40多人,可考知剧目的杂剧作品约600本,流传下来的约200本。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的200多人,作品有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按《全元散曲》统计)。诗文文献从作者数量到作品数量,都是杂剧无法比拟的。还有数量和水平都相当可观的元词。从文献留存数量上说,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元代传统文学样式的研究,元代诗文词及文学批评等,都是很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当然,我们不能只用数量说话。元代诗文的创作水平,横向比较不及杂剧和散曲,纵向与前代比较,不及唐宋诗文,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些参照,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在如此大量的元代诗文中,并不乏优秀之作,只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因而并不真正了解而已。王士祯有诗云:“铁压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精华录》卷五《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六)他所谓“宋元”者,乃偏指元,因为他所举“铁”和“渊颖”都是元代诗人。“几人眼见”云者,是说不能用闭目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方式,去判定眼前的东西没有看的价值。我们今天更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做宏观观照,元代诗文有其不可替代亦不可小视的价值。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在元代形成,使得元代诗文具有了独特的风貌和独特的价值。 我们的前辈学者在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上,确实存在一些偏失。仅从文献角度说,起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将元代文学文献划归其他朝代,二是在未作深入发掘整理的情况下做出论断。 前者可举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和《全金元词》的例子。唐先生如何处理宋元易代之际作者归属问题的呢?我们看他的《全宋词凡例》第三条: 断代之文学总集,作者处易代之际,属上属下,论定为难。但必有一定尺度以一之。……凡宋亡时年满二十岁者,均以为宋人;仅入元仕为高官如赵孟,顷等者除外。无确切年代可考者,如《乐府补题》中作者,元凤林书院辑本《草堂诗馀》中多数作者,亦姑仍旧说以为宋人。 年满20岁者便归旧朝,显然欠妥。而《草堂诗馀》(即《名儒草堂诗馀》,或称《元草堂诗馀》)中的作者,我们已经清楚,基本上是元人。于是大量元代词人被认定为词人,他们的词作收入《全宋词》而不入《全金元词》(陶然《金元词通论》第一章专论断限,与以往断限不够客观有关)。后者可举曾永义先生关于元代词学批评的论断。他在《元代文学批评史资料汇编》的《绪论》里有这样的疑问: 词在宋代既已发展完成,作家辈出,佳制如林;按理应为元人批评的重要对象,可是涉及者却寥寥可数。不知是否词和曲一样,这时都还没有取得文学地位的缘故。([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 事实上,元人的词学论著是相当丰富的,只是我们今天的学者没有去发掘整理,甚至是视而不见而已。不说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等词学名著,今人施蛰存、陈如江辑录《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搜集散见于宋元各种笔记、诗话、、琐谈等著作中的词评、词论、词本事和词坛琐事,其中宋元之际、金元之际和元代著作竟达40多种。在这样大量的材料面前,曾永义先生的结论是应该修正的。前辈学者关于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等,都需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说,今天的学者应该不为前辈学者成说左右,重估元代诗、文、词、文学批评等的价值。 以诗文为代表的元代传统文学样式,是一个既有研究价值而又缺乏研究的领域。它有着很大的研究潜力,因而也有很好的研究前景。 三、元代文学研究的出路和希望:全面展开诗文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经过一些学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全面展开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研究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民族观和文学史观的转变,为客观评价元代诗文等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条件。清末至20世纪前期,影响元代诗文研究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民族情绪的影响,由于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少学者对元代文化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和否定心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民族情绪和民族心理逐渐淡化,特别是大中华民族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渐渐地用较为客观的眼光看待元代的诗文等。同时,人们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也逐渐从政治的、伦理的(20世纪中期则主要以人民性、阶级性,元代文学还要看是否反映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为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回归到文学本位。这也为认识元代诗文的价值提供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界倡导加强文学史薄弱环节的研究,也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一向被忽视的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研究。研究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的条件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基础性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绩,学术界对元代诗文研究的关注度也在提高。 其次,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元代的诗文基本文献的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举其最著者,如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的《全元文》全部60册已经出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的《元诗全编》项目已经基本完成,不久也将面世。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出版于1979年,目前有学者在重编。曾永义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批评史资料汇编》,1978年出版于台北。清人所编《元诗选》初二三集、《元诗选癸集》、《元诗选补遗》陆续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大量的元人诗文别集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一些有影响的元代诗文总集和元人文集丛刊(如《元人十种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等)影印出版,还有大量含有元人文集的总集或丛刊出版。如果说上世纪后期元代诗文文献尚不易得的话,现在的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元代诗文的重要文献现在都已能见到。 再次,时至今日,大部分的元代诗文词作者都已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为进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清人论元诗者颇多,前辈学者钱基博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论到的元代诗文作家有35人(该书论到的北宋诗文家42人,南宋38人。该书不谈戏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论到元代诗文家最多的,只是其后无人继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介绍元代诗人22人,词人10人,散文家7人,合36人,介绍散曲家17人,杂剧作家24人,合41人。诗文词家之和与曲家之和,数字很接近。这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具有导向意义的。但这一导向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介绍元代诗文别集214种,超过《四库全书》所收171种和存目36种之和。这是一个大的突破。同年出版的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论到的元代诗文作家已达50人,并且在全书27章中,诗文占据7章,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元代文学史的新格局。2002年出版的查洪德、李军著《元代文学文献学》,已明确将诗文文献作为元代文学文献的第一大宗。即将完成出版的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收元代诗文别集171种(与《四库全书》选目不同)。至此,可以说,元代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已基本上收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又次,元代诗文词辞赋文论等研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尽管这一基础还显得薄弱。1991年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出版,以此为标志,元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打破元曲一枝独秀、一体独尊局面而进入对各体文学全面研究的阶段。十几年来,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各体文学研究著作,如黄兆汉《金元词史》(1992,台北学生书局),张晶著《辽金元诗歌史论》(1995,吉林教育),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96,上海古籍),杨镰著《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1998,新疆人民),赵维江著《金元词论稿》(2000,中国社科),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2001,北京出版社),陶然著《金元词通论》(2001,上海古籍),查洪德、李军著《元代文学文献学》(2002,中国社科),丁放著《金元词学研究》(2002,中国社科),杨镰著《元诗史》(2003,人民文学),康金声、李丹著《金元辞赋论略》(2004,学苑出版社),查洪德著《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2005,中华书局)。其他研究著作还不少。尚有一些研究元代诗文的博士论文待出版。在此基础上,元代诗文词赋文学批评等的研究有望深入下去并取得可喜进展。这些研究也已经和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当然,元代诗文文论等的研究水平亟需提高,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元代文学研究走出困境,迎来新的繁荣抱有充分的信心。 [责任编辑:刘大先]

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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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地域文学史研究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着的《黑龙江古代文学》;1987出版了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西藏文学史》;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着的《湖南戏曲史稿》,蓝华增着《云南诗歌史略》;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着《台湾诗史》,古继堂着《台湾小说发展史》;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着《东北文学史》;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着的《湖北文学史》,王剑丛着《香港文学史》;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着《楚文学史》,陈庆元着《福建文学发展史》,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潘亚暾、汪义生着《香港文学史》,刘登翰着《香港文学史》;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廖雪兰着《台湾诗史》,袁良骏着《香港小说史》,黄万机着《贵州汉文学发展史》,陈明台着《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着《广东客家文学史》;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着《巴蜀文学史稿》,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马宽厚着《陕西文学史稿》,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着《巴蜀文学史》,叶春生着《岭南俗文学简史》;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孙海洋着《湖南近代文学》;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着《山东分体文学史》,许金榜着《山东分体文学史》,王琳着《山东分体文学史》,李伯齐、许金榜着《山东分体文学史》;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着《陕西地域文学论稿》,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韩洪举着《浙江古代小说史》,徐志平着《浙江古代诗歌史》,聂付生着《浙江戏剧史》;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徐宏图着《浙江戏曲史》,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着《朝阳文学史》,李近义编着《泽州戏曲史稿》,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王增文、刘同般着《商丘文学通史》,司全胜着《河洛古代文学概览》,聂大受等着《陇右文学概论》,张静文着《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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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培恒,浙江绍兴人。1934年1月生,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先后受教于朱东润和蒋天枢,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在上世纪80年代内地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背景下,章培恒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治学谨严、注重实证,视野广阔且富于独创性。

时间:2016-06-08 21:29点击: 次来源:好文学作者:admin评论:- 小 大

民办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思索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在高校相关专业中面临困境,在民办高校尤为明显。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民办高校中的现状及其原因,并就其改革提出了几点思考。关键词:民办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也是相关专业如秘书学、新闻学、广告学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长期以来承担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神圣使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民办高校的中文及相关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必设课程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民办高校与社会、市场的全面“接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挑战,其危机远甚于公办综合性高校,令人深思和忧虑。分析这种影响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专业和课程的调整。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是以培养社会需求的应用性人才为目标,“学历 职业技能”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坚持的是市场导向和学生需求为本位。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被换以面目,甚至被取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一再被压缩。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为128课时,非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仅为96课时,与传统课时数相去甚远。古代文学的学科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课时的大量缩减,必然会影响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系统性和延续性,许多知识点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学边缘化的大形势。这是目前高校文学课程面临的共同难题。文学不再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神圣的梦想,他们唯“技能”是图,以好工作为大学学习的终极目标。学习这门课有什么用?成为古代文学和其它文学课堂上教师被问到最多的一句话。重技能训练轻人文审美、重实用课程轻文学课程成为高校诸多专业的不争事实,文学课程的社会价值遭到无情的怀疑,这里面不仅仅是学习者的原因,更有教学决策者和教学实施者的原因。民办高校学生整体素质相对较弱。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作为专科或三本类的民办高校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学习积极性不强,自信心不足,怨天尤人,眼高手低,往往成为他们的通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文史常识,不少同学仅仅满足于上课不迟到、不睡觉、不捣乱,课后阅读和思考成为教师对他们的奢望。尽管在民办高校中,也不乏优秀学生,他们努力学习,并最终考上研究生,但总体上差强人意。教学评估压力下的教学评价体系。高校的教学评估决定了高校的发展和生存,在民办高校显得更为突出,但由此衍生的对教师教学水平和质量的评价体系却往往成为课程教学的制约因素。教案、讲义、讲稿等诸多检查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显得繁冗和多余,流于形式的大量的书写往往成为教师的负担。在民办高校中,学生的中心地位显而易见,他们对教师的评价成为教师考评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办高校外聘和兼职教师较多,精力投入相对有限,责任感不强,加之学生的评价,导致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过于迁就,最终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质量。以上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如何直面现实,通过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努力培养社会有用的人才,才是我们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者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几年的古代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民办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改革要从以下几点做起:增强文学意识,打造人文氛围。钱穆先生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的扉页中指出,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并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1]。其实,对于中国文学来说,“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当代大学生尤其是文史类专业学生也该有这种“温情与敬意”;对于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和教育决策者,也该有这种“温情与敬意”。古代文学课程是学生汲取文学、语言营养的基础课程,更是学校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民办高等教育具有功利性的一面,即以社会和市场为导向、学生的就业为指归的应用性教育,但其毕竟是高等教育的一种,也应该有非功利性的一面。提高文化育视野素养、陶冶审美情操、培养爱国情感,这些都是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应该达到的目标,而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增强文学意识,需要民办高校自上到下的重视,从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实施和改革等多环节入手,才有可能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氛围,真正具有大学气息,才有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学好古代文学是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对于非中文专业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部分古代文学的课程则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才有可能做一个“不器”之“君子”②。提高教师素质,探索评价体系。在古代文学课程渐被边缘化的大形势下,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完善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要求教师不仅是文学课程的讲授者,更应该是一个文史哲方面的通才,从一名教材、讲义的简单叙述者向知识丰富的“学者型”教师的转变是一名成功古代文学教师的必由之路。古代文学教师不仅要努力打通文史哲,也要贯通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并且应具备传统文献学的基本素养和开放的当代视角,真正做到古今、中文的结合和多学科的融合。外聘兼职教师是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也是民办高校的办学特色之一。在聘请兼职教师过程中,应坚持高标准,把一些高水平的、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和知名学者引入进来,这对加速年轻教师的成长、增强课程吸引力、提高教学质量等都不无裨益。高校教学评估尤其是本科教学评估,使得整个教学过程呈现一种“异化”的趋势。教师往往疲于形式化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步骤、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内容的空洞撰写,而没有时间真正思考教学方法和效果的问题;学生测评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水平,但绝不是全部,但民办高校对教师的考评中学生测评占据过高比重,学生也往往因为自己的“上帝”的角色意识而以教师的“消费者”和评判者自居。因此,学生的学习不从自身出发,教师的教学一味无原则地迁就,往往成为一种教学常态。如其他学科一样,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如何确定一个较合理的评价体系,需要不断地摸索和探讨。比如通过教研室内部的同事之间的相互听课的方式,既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又可以得出较公正的教学水平的评价。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模式。民办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需要教师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不再是培养精深的专业人才,而是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作为基本出发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师生观,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同时赋予学生更大的自由空间。首先,坚持专业基础不能丢。2006年在上海大学举行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古代文学课程要以培养“通才”为目标,但也强调了“回归原典”的重要性,同时明确指出不能忽视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③。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的精华所在,历代为人习诵,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所以,加强诸如《诗经》、《论语》等国学经典的悟读以及对经典诗歌、小说的鉴赏,是古代文学课程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同时,要努力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要把古人为文的精髓挖掘出来,指导当代的写作。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和分析能力,既是专业培养的基本要求,更是学生就业的立足之本。是任何教学改革都不可废弃的基本点。其次,以实用性和创新性为导向。有人认为古代文学都是阳春白雪,是空中楼阁,与今天的经济发展格格不入,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家一般都能学以致用,成为济世之才。目前的“国学热”,古代文化深入人心即是明证。目前的古代文学教材往往注重研究性,而忽略了实用性,因此在民办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中,可根据需要编订使用更加注重实用性的教材。在教学中,要以文学作品为核心,同时需要更多地走向课外,教师有责任帮助学生构建更丰富的、更全面的知识体系,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则是指在教学过程可就某一知识点或者专题,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开展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学生在学习中就能吐故纳新,不断提高。再次,着力联系地方文化和文学。古代文学教学需要纳入文化视野,避免文学的单一性,同时,更应该纳入地域视野,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④。尤其是地方性的民办高校,将古代文学教学与地方文化、文学结合起来,进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服务家乡的意识,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显得尤为必要。就安徽地域来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文学。从先秦的老庄、魏晋的建安诗歌、唐宋的杜荀鹤、梅尧臣,元明的方回、程敏政,清代的桐城派、施闰章等等,都是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大家,《明代徽州文学研究》[2]仅述及有明一代徽州一地之文学,就洋洋四十万言。徽商也曾经在明清时期创造了繁荣和辉煌,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然而由于当代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安徽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和关注度远远不够。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可较多联系安徽的地域和文化特点,这既是古代文学中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培养学生热爱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改进教学手段,拓展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手段,主要是多媒体教学的运用。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的结合,有利于古代文学课程丰富知识的传达,增强学习的趣味性,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同时,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许多有用的知识和信息,教师可积极引导,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在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也可将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如传统的文献检索方法,要占用大量的纸质资源,费时费力,而利用现代检索技术,则可事半功倍,大大提高效率。现代检索技术在教学中的引入,不仅仅培养学生对古代文献的检索和感知能力,也能增强他们查阅和利用现代文献的能力,能更好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单一性,使得其只能在中文及相关文科专业中开设,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要求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课程”。因此,古代文学课程完全可以进行拓展,从而进入非中文专业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选修课堂,这在许多学校已经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民办高校还是应该抛弃功利性的教育观念,积极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古代文学课程的拓展课程有很多,如《古代诗歌鉴赏》、《中国文学概览》、《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古典小说名着选读》、《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化》等等,这些课程完全可以通过专题或者讲座的形式展开,教师积极开展新的教学模式探索,不需要太多的课时,但是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强对古代文明某一领域的认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从而抵御大学生日益明显的精神庸俗化的倾向。总之,民办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古代文学教师应该积极面对各种新形势,用于革新,而不是被动应付。“腹有诗书气自华”,相信通过各种教学改革和创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定会增强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底气.参考文献[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中国文学通史,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方法_论文精选_好文学网。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作者:王鹏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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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70年代,章培恒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个案研究,被认为对于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及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他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及《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年),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

学习内容方面,督促、引导学生多读原着,尽量不要出现简单沿用外围资料的情况,原着读得不够,就会套用既有观点和结构,硬塞材料,很难出新。这是一篇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章培恒的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中国文学史》(与骆玉明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等,另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此外还主编有《全明诗》、《辞海中国文学卷》、《古本小说集成》、《近代小说大系》、《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禁书大观》等。(完)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要强调厚重传统,又要借鉴日新的理论,同时面临课时压缩的现实。如何提高教学质量?近五年,我尝试在授课中增加学生专题讲解环节:首先,在总体上对学生提出格式要求,进行文献检索和写作方法指导;其次,每次安排任务时再给出若干选题参考。从学生学习成绩和反馈意见来看,效果显着。

著名文学史家《中国文学史》作者章培恒去世提出文学进步与人性发展同步

关键词:古代文学;自主学习;专题;学科交叉

中新网-新民晚报 2011年06月07日 17:26

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难度较大,又受到课时压缩、评估考核等限制,难以充分发挥陶冶情操、培育人格的作用。为需求突破,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引入“学生专题讲解”,贯彻自主学习理念。自主学习是一种学习模式,即学习者在总体教学目标的宏观调控下,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制订并完成具体学习目标的学习模式。本文将结合“学生专题讲解”具体操作过程,针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面临的挑战,分析“学生专题讲解”的效果。

  

一、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挑战

  (记者 夏琦)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今晨零时22分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他与骆玉明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版和日译本第一卷今年4月刚刚出版。

2006年以来,我尝试在我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进行局部变革,具体措施有:每学期为学生开列课程阅读书目;增加论文写作次数,不少于三次;进行课堂专题讨论等。其中重要的是“学生专题讲解”,所有同学每学期必须参与一次,分数纳入平时成绩体系。每次两学时的教学单元中,抽出20分钟安排学生做专题讲解,专题从该教学单元内选取,锻炼了学生,又不影响教学进度,可谓带着脚镣跳舞。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告诉记者,章培恒先生1999年被查出患前列腺癌后,一直在治疗,虽然成功控制了多年,但近期状况恶化。3个星期前他再次住进华山医院。前天上午章先生意识清醒时重申了遗嘱,强调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一旦病危不要过度治疗。昨天下午章先生进入弥留状态,至凌晨去世。据悉,学生、同事们在古籍所他生前工作的地方自发设了灵堂以供悼念。陈思和说,章先生从未停下研究工作,除了极其认真修订《中国文学史新著》之外,在复旦大学学报上,他还与陈思和共同主办了一个栏目,在今年第三期还发表他与学生共同撰写的论文《<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二、学生专题讲解的课堂实践

  章培恒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文科院士待遇的杰出教授,生前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他与骆玉明教授共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成为不少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除发表论文外,他的作品还有《献疑集》《灾枣集》《洪昇年谱》等,并曾主持《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分科等项目。

在整个活动开展之前,我在总体上有所指导,主要是如何查阅资料,文章格式要求,以及文章结构例解,提供给学生学习经验,授人以渔。正符合自主学习要求的客观条件,供给学习者自由选择的学习材料、活动场所、学习方式。每次课上布置下次课相关专题若干,指定两名学生分别挑选一个选题,也可在相关章节范围内自行选题,写出格式完整的学术论文。下次课上每人用十分钟时间讲述论文,我再进行点评或展开探讨。

拉尔夫?泰勒提到有效学习的10个条件,“学习者在尝试他所学习的新行为时,应该得到某种指导”,“学习者应该有足够的和适当的从事这项工作的材料”[1]丰富多彩的学习材料是满足个别化学习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阅读教材等通论性着作,大体明确该专题的背景及脉络,并按图索骥查找提到的相关文献。每学期,我为学生提供中国古代文学相关断代阅读书目,还有几套丛书。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共10卷12分册,文献索引较为详备。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共七卷,每卷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文学的基本内容;中编为文学与社会文化;下编为文学的基本文献。着眼于“一代有一代之胜”,力求打通文学与文献、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界限,涉及文学与社会政治、宗教、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术、门阀、都市、民族、地域文化、科举制度、女性创作的诸多方面,能有效开启学生思路。黄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2006年1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分《总论卷》、《诗学卷》、《词学卷》、《散文卷》、《小说卷》、《戏曲卷》、《文论卷》七卷,梳理了20世纪中国古代各体文学学术研究的历史轨迹、范式转变和研究实绩,总结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路”、“基本方法”,以文体为脉络,揭示一定规律性。此外还有研究性教材,如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导引》,列“乐府与无言”、“唐音宋调”、“小说与戏曲”等专题,多遴选名家文章,并设“延伸阅读”,“研究思考”等模块。断代文学史如中国社科院编写断代系列,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等。还有某一文体研究着作:严迪昌《清诗史》,朱则杰《清诗史》。或者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专着。

其次是研究论文。《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是专业内翘楚,且多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和前辈名家介绍,引学生企慕,热爱此学科,甚至终身以之为业。《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有“名家治学”,如朱则杰治清诗,“美国学者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方法”,都给我们直接启发。他如各高校学报之人文社会科学版,各省市社科院之“社会科学”、“学刊”。

重点应该是原着,也许学生暂时不能充分阅读。具体文献及版本可参照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附录之研修书目。

首先是利用图书馆藏书及学术期刊。其次是网络电子资源。从校园网图书馆主页,可以查询学校统一付费的镜像资源:中文期刊、学位论文及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有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文图书全文数据库中有超星数字图书馆、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读秀学术搜索等;甚至还有多媒体数据库和四库全书数据库。网络数据库较之纸质图书,好处在于资源丰富,检索方便,省却爬梳之苦。此外还有互联网网页信息资料,也可甄别采用,如《全唐诗》、《全宋词》都有网络检索版,《全元曲》有箫尧艺文网可全文检索。

题目要明确;内容摘要的写作就是将文章浓缩为一段话,高度概括全篇,使读者初步判断是否有必要深入阅读全文,作用相当于新闻稿之导语;关键词3-5个,处理思维同于内容摘要;数据库模式下,“关键词”是一个检索项,如何使文章贴切、大限度被检索?关键词莫泛化,莫冗长繁难,尽量是“词”;文章“引言”就是要入题文字,“引言”二字可以出现,也可没有;“正文”指文章主体;“结语”即文章基本结论,可以不出现“结语”字样;如有“参考文献”,说明援引文字出处,便于编者、读者查找核对,我为学生提供参考文献格式,包括文献类型标识。

以当前的学术期刊论文为样本讲析。元代部分,也就是第三学期我刚接手课程,常以柴国珍《论元代散曲“陌生化”艺术手法》为例:关键词过多,达到7个。文章首先提出问题。描述散曲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别是一家,艺术韵味“蛤蝲味”,“元代诗人们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主体部分分析问题。归纳为几类手法:第一类非指称性描述,《高祖还乡》,用不识排场的农民眼光评价,将还乡的富丽堂皇汉高祖与心中往日泼皮无赖刘三并置,行文反讽,消解了“天子”身份;第二类采用动物视角,如“牛诉冤”、“羊诉冤”、“代马诉冤”,呈现寓言色彩、童话意味;第三类在曲中镶嵌某类名词,如中草药名、戏曲名,断章取义,新意迭出;第四类将常规事物变形,“大蝴蝶”、“大鱼”,超出人们经验之外,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五类,使用夸张、反复等修辞技巧;还有反弹琵琶,为前朝人事翻案,总之超越常规思维。后进行理论提升,引入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概念,增强了说服力。

4、鼓励学生深入辩证思考问题

提高理论水平,用好文学理论武器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纷至沓来,心理分析,直觉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通读几种教材,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一种或几种,深入理论原着,达到深刻理解、熟练运用程度。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简洁易懂,是我们采用的教材;王岳川着《当代西方新文论教程》,匠心独具、同时也是美文;朱刚编着《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采用“理论综述”加原着选读模式,有助我们读解经典;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将各流派纳入“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文化——社会系统”和“后现代系统”等五大系统,初步厘定相关流派之间的关系。

批评实践方面。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王一川主编《文学批评教程》,以及傅道彬着《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王立着《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都是很好的读本。

世事常是悖论、吊诡的,注意在普遍看法中披沙拣金,探寻特殊的个例、细节。八股文,历来多抨击、诋毁: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八股文不实用,重复圣贤之言,常常远离现实;八股文过于形式主义;命题无新意,断章取义是折腾。但八股文亦有妙处:它是标准化试卷,便于考核;八股文张义理、强调逻辑思维,文坛高手也常写得好八股,并不十分矛盾,汤显祖、归有光皆是八股高手;八股还促进了楹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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