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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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决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根本上讲,“新子学”所关心的正是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2012年10月,我们在《“新子学”构想》中全面论述了对当代诸子学发展的看法。2013年9月,又通过《再论“新子学”》集中探讨了“子学精神”。经过数年的思考,我们进一步认为,从“新子学”角度观照传统文化创新,具有其独特的可行性与挑战性,并关联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分析,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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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着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着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着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着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着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骚;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着,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着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写手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学潮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德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

[2]郝明工.试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传统[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

作者:郑瑞卿 单位: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春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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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探讨

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重要发展阶段,新的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研究价值,自从中国现代文学创生以来,就与现代传媒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相互影响而又彼此共生。因此,通过现代传媒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将改变以往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而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般理论和观点。本文通过我国现代传播媒介层面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特征、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以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的新模式,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文学变革

现代传媒的到来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都带来了一次全新的革命,现代传媒是现代文化的一种综合呈现,也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传媒越来越依赖于报纸、期刊、电子进行媒介传播,所谓现代传媒,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在给我们带来文化、科技等新鲜事物的同时,也在一系列的变革中,成为我们传播信息最得力的武器。现代传媒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转变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并且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学更深入的发展。

一、传媒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对于中国现代传媒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论述,首先二者能够有着密切关联,完全是市场效应的需求,根据市场所需,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到发展都相互促进,相互共生,在这种关系中便产生了新的文化生产体系和文化环境,也成为传媒和文学不断传承的起点。

“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便与报纸期刊为主体的现代传媒共生一体,两者相互发展,共同存在,所谓传媒与文学的共生现象,就是指文学通过报刊来发表;两种文本作为同一物质形式呈现给受众,文学作品不是被动的刊载于报纸杂志,而是与报纸共同存在,相互需要而发展。报纸等媒体因为文学性而与文学作品同在。

任何文学作品的存在都离不开一种的物质载体,即使是以前民间的口传文学,往往也需要文人收集加工,以物质的形式承载文本,进而传承。现代传媒突破古代传媒固有形式,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契机和传播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现代传媒的存在与发展,这是学术界早已达成的共识。

传媒具有中介的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作为现代文学的载体,报纸是文学作品的传播工具,是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传媒即是文学的中介。一般而言,媒体作为一种中介,联接着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写作者写出的文本一旦见报,都将面对众多的读者,供读者进行阅读、评判。报刊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上传下达,通上下之情,通中外只故”,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联系作者与读者。除此之外,传媒还充当着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中介,使文人联结而形成团体,进而发展成各个不同的流派,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百花齐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现代传媒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变革

从人类传播史上来看,每一次媒介革命都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现代传媒在清朝末年从西方进入中国,也给中国文学传播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革命。中国文学的文体从古文变成了现代文,同时,语言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现代传媒的到来,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来临。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历史确实短暂的,晚晴时期,西方新生的现代大众传媒以其先进的传播技术,给中国人在形式上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现代性新体验。现代传媒运用资本主义商业化运作方式,使用机器大量印刷报刊,不仅容量大,周期短,而且价格低,传播范围广泛,这种传媒方式,对文学的影响巨大,使文学走向工业化生产模式。

现代传媒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还割裂了我国文学传统,造成传承数千年的文言文变异成白话文,文体类型开始中断,而随着现代传媒进入中国,几乎推翻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样式、内容、文学体裁、语言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曾经称霸文坛的诗文开始有新诗和散文所取代,文体类型多样化,淡化了古代散文的学术性、应用性、政论性,写作上讲究气势、注重音律声调、追求辞采华美。当一种新的文类出现时,从生产传播到文学思想和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伴随着现代传媒的进入而出现的现代文学文体类型,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的出现,使文学形式更加多样,并不断的被大众接受、理解、认可。可以说是现代传媒给文学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和良好的发展空间。

结语

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工业革命给传播媒介带来的变化时不言而喻的,现代文学因此而诞生到发展,几乎完全受益于现代传媒。现代传媒通过报刊等形式使现代文学作品得以传播和发展,使现代文学在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而异于传统古典文学,并在读者群众广泛传播,最终被大众接受,现代文学有通过传媒的传播途径,不断加快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读者传播了更广泛多样的先进知识。让全民参与到社会、国家事件当中,也使文学更加平民化、国民化。

参考文献

[1]童家麒.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中国式大众传媒和现代传媒[J].剑南文学

[2]卢兴.电子媒介视域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D].辽宁大学2014

[3]方颖艳.现代传媒促成中国文学转型———小议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J].青年文学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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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原点

  多元文明的观念在今日已成为普遍常识,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也时常见诸媒体。与之相关的还有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讨论、杜维明的东亚现代性论述等。多元现代性是对经典现代性叙事的一种反驳,旨在强调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同样是颠覆性的,只不过其内生因素起到了克服作用。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发现,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最初都是被迫卷入现代的,都有一个急速的模仿期。当现代性深刻嵌入之后,后发国家的固有文化与现代性的协调问题就会逐渐突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文明体,其文化的生命力由来已久。当然,近代以来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弱点。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极速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问题。一个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发展必须落实为每个人的文明生活,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观念在当下中国影响甚大,学界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整理知识的阶段,研究方法尚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这实际上强化了外来价值体系的影响。此前,“新子学”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张,就是希望中国学术能摆脱既有模式,重视创新精神。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

  对于先秦学术,传统时代的学者大多囿于经学心态,无法客观认识其价值。近代以来观念更新,学者多能道破要点。章太炎评价中国学术:“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自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也有类似看法。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先秦时代元典性的认识。中国学术的革新,几乎每一次都是对先秦学术的重新发掘。汉代今文学影响最大的公羊学,是早期经学和诸子学的结合。魏晋玄学汇通三玄,是对于儒、道两家智慧的融通。宋明理学建立四书系统,是对早期儒学的一次重构,不过其强分正统、异端,则扭曲了先秦时代的思想脉络。在理学兴起前后,道教学者也以心性论为架构,成功复兴了道家。其后,宋明理学模式在明清之际陷入困局。清代学术以反省心学、理学为起点,经学考证成为主流,然其逐渐流于烦琐,终究难当大任。清代中后期,今文学和诸子学兴起,先秦学术传统再次复活,并在形态上最接近于元典时代的原貌。今文学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再到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蔚为大观,于晚清掀起巨浪,在当代又重获新生。诸子学则从王念孙、王引之到俞樾、陈澧,再到章太炎,渐次张大,后并借助哲学史的形式成为主流。梁启超在回顾清代学术发展时指出,清代学术的脉络是由宋而汉,由东汉而西汉,有一个渐次回溯的过程。当代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以蒙文通为例,其治学接续廖平一系,由今古文而入齐学、鲁学,再进至诸子学,深探古典时期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可说是晚近学术演进的一个范例。数百年来,学术史的线索皆在于摆脱宋明理学模型的束缚,最终指向先秦学术的原生面貌,这可看作今天古典学问的方向。

  先秦学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图景,汉宋明等不同时代对其有不同描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脉络。近代以来,先秦哲学史对此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图景,而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犹有未及。哲学史的范式预设了诸子学研究的模板,研究的兴趣多着力于形上学,诸子学本来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了,而我们实则应于原生中国意识的定位上再多下功夫。除了学术观念的更新,考古学发现同样重要。我们有机会认识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先秦时代,如禅让风气与今文学发展的关系,孔孟之间、老庄之间的学术链条,黄老学的展开等,这些是传统时代无从想象的。诸子学的发展谱系,远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复杂,各家的共通性非常大,相互的影响极深。因而,当代实具备了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极佳契机。更重要的是,诸子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开放的气质,正是中国思想原创力的突出体现。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摆脱各种固有观念的束缚,汲取元典智慧,融会当代理念,是为学术创新之关键所在。

重构典范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学者各有不同理解,或宣扬儒学道统说,或主张道家主干说,或以经学为中心。“新子学”提出之后,也有学者主张经学、子学兼治。关于经典文本的结构,当代学者也有新的探索,如主张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为“新四书”,或者以儒家经典加上《老子》《庄子》为“新经学”。传统本即复合多元,不同的主张确可相互促进。以“新子学”的角度观之,谁是主流、谁是正统的争论,在古代自有其理据所在,而置诸今日,却已渐失其讨论价值。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看待传统资源,因为中国思想要解决的不再是内部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现代性挑战。将儒学视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与正统,不免失于偏狭。中国社会已经深深扎进现代体系之中,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学术要大胆创新,要适应时代,有必要对传统做一番大的重构。我们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先秦时代思想的结构。

  先秦是文明转型的时代,也是构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时代。围绕着建立一个怎样的文明体和如何建立这个文明体,早期的思想家们既能汲取古代的资源,又能深刻观察现实,他们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形成了众多流派。孔子和老子作为儒道思想的原点,各自发展出思想系统,同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保持共识。原始儒家温厚活泼,开通多元,在其被体制化之前,既没有沾染经学的气息,也没有为维系中枢权威而不惜一切代价。原始道家宗旨清晰,意在构建更宽松更有活力的小规模文明体,而不像汉代之后被过度扭曲,畸变为一统帝国的统治技巧或者身体操作的指南。墨家是儒学价值的直接挑战者,开辟了论战的新视野,其关注底层和技术的倾向,为其他学派所不及。孟子和庄子都提到杨、墨的风行,可见墨家对当时思想界的巨大冲击。法家后起,代表了诸子学新兴力量,指引了当时政治体的发展,其系统的治理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各家宗旨不一,却能相互吸收,越到晚期,这种趋势越明显。至《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各家思想渐被吸纳并收,表达为一种中国早期文明的整体想象,最终促进了以秦汉帝国为标志的文明体的形成,这是思想创造力与时代呼应的典范。

  从文化内部来看,先秦诸家皆能开出思想的新路,光耀一时。如果站在世界文明的维度上,最受瞩目的,则当属以孔、老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道家。其中深藏的历史洞见和思想基因,也是现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创新时代的宝贵资源。由孔、老切入元典时代,自然会在诸子学之外,注意到早期经学的价值。六经是古代典籍,其成为一个整体,则有赖于孔子。早期经学的发展,多体现为“传”,如《春秋公羊传》《周易传》等。汉代学者将《春秋》视为孔子思想的关键,而今人研究却多限于《论语》,对孔子和《春秋传》的关系有欠关注,不利于深入理解。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老子与《周易》在思想上的联系,特别是后世,无论王弼、陈抟抑或王夫之,易、老通治都是其学术的基础。《周易》和《老子》相互融通,古人限于经学观念,多不明言,今天则不妨深入加以讨论。“新子学”认为,关于元典时期的研究范围实应涵括诸子各家,旁涉早期经学,这样就能跳出经、子二分的传统观念,回归原点。我们主张以《春秋》《周易》《论语》《老子》为基础,这可能是激发创造的新典范;再旁及《孟子》《荀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等其他经典,形成元文化经典的新构造。

  儒、道异同,经、子尊卑,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命题。庄子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在传统语境中,固然有合同孔、老的主张,也有很多人严分儒、道。而从出土的郭店简来看,早期儒、道两家并非水火不容。唐以前,学者出入经子百家是常态;只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理学家构造出正统和异端的界限,似乎孔子和老子完全成了正、邪之分。朱子把老子看成是阴谋家,务必除之而后快,这一态度对后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略览清人熊赐履《学统》即了然。直到近代以来,诸子学复兴,学者才有真正改变,魏源、陈三立、高延第等都能平视孔、老,有如徐绍桢、严复等,甚至认为老子高于孔子。在今天多元文明的语境下,我们体认到,孔、老之间的同质性要大于差异性。约略言之,与古希腊思想比较,孔、老都是天下主义者,都能尊重不同族群,有人类一体的情怀,而不至于自困于城邦政治,甚至视奴隶为工具。与希伯来传统比较,孔、老都能发扬人文精神,“依自不依他”(章太炎语),而不以神格压制人道。这一洞见,于各大文明之中独树一帜。其他诸如深思德、位、时、中,以历史意识通观政治社会,皆可看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西方学者看待老子和孔子,大概就像我们看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是早期中国的主脉。古人的智慧在前,如何融通开新,参与到世界范围的讨论中,这是今天的任务。“新子学”主张,在面对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深入把握早期经典中的相通之处,熔铸出新解,这当是学术创新的途径。

唤醒价值

  返归元典时代,意味着学术研究方式的转型。近代以来诸子学研究主要采取了哲学史模式,体现为“中国哲学”的知识系统,其最大的兴趣则在构造形上学。站在“新子学”的角度上,“中国哲学”事实上成为现代性叙事的构件,其在知识上的贡献远大于价值上的。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存在很大差异,其价值意义大于知识意义,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学者有清醒的认识。章太炎认为,中国学术在致用,西方学术在求是。柳诒徵认为,中国学术重在实行,西方学术重在知识。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是引导性的,西方哲学是解释性的。类似的讲法还有很多。晚年的徐复观为谈这一问题,专门作《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主张以恢复儒学的实践品格为方向。当代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主张。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对治现代性,而非论证现代性。从哲学史的范式中走出来,把重点从知识构造转出,重新唤醒传统资源的价值意义,让经典回到生活境遇中,这是关键。当然,这不是说把古人的话头直接搬到现在,也不是说不顾及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味复古。唤醒价值,是指在传统价值中找到适应当代的形式,并与现代价值做有效沟通。这就需要诸子学研究模式的创新。这方面我们已做了适当的探索。其一是研究的原理化。原理化要求不再局限于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的框架,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做一种会通的研究。要抓住核心观念疏通古今,融入现代生活中加以讨论。诸子学具有恒久的意义,在于其洞见了文明中的基本事实,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最切近中国社会。其二是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以往的研究都偏于哲学化,我们应该更多注意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解释古典文本。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高度“人工化”的社会,一切现象都需要社会科学的视角才可以理解。古典时期的智慧需要结合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方法来阐释,才可能具有实际的解释力。学界较为缺乏像费孝通《乡土中国》一类的研究,不免阻碍了古典文本的意义开放。诸子思想的本旨在政治治理,现在的研究则多是集中于哲理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结合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做研究。

  法国思想家科耶夫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欲望,这指出了现代文化的根本弱点。一切打着主体、自我等旗帜的宣扬,最后都会一头栽进虚无主义的深渊。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也是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多元文明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冷静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特质,诸如巨大的活动力、线性的进步观、人的主体化,这些都是古典社会所没有的现象。资本和技术推动下的社会突进,并非传统文化能够直接无转换地嵌入。我们不能要求传统思想全面构造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价值系统,解决现代背景下的人的问题。不同的文明传统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西方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解决方案,诸如“解放神学”就是力图解决现代社会困境的一种努力。西方的价值体系与其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困境。要解决现代化中的中国人的问题,无法模仿西方,只能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创新来解决。诚然,先秦诸子并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但是,诸子思想是对文明的深刻洞见,尤其是对人的深刻理解,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价值。假如我们把技术和资本的问题理解为物,先秦诸子要处理的就是人如何应物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研究创新的根本点。

  以中国的价值来应对外来文化,宋儒曾经做过相应的思考。事实证明这样的创造性改造才能解决价值问题。陈寅恪曾指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本来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承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这也是创造性转化最早的表达。今天我们做的是融克西方观念的工作,关键还在如何发掘元典智慧,以应对当代挑战。譬如原始儒家强调家庭、教育和德性生活,这对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稳定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展对现代家庭冲击巨大,城乡二元下的家庭和教育缺失问题尤为突出。而儒家的家不仅指家庭,也可以是一种组织原则,能够在社会组织中起到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如何把这些发展为管理学理论,值得思考。又如在政治伦理方面,儒家主张对国家行为做方向性的引导,强化行政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对官员的纪律约束,而道家则倾向于政治体的自我约束,放开管制,这些都可以转化为新的社会理论,都是先秦诸子探索与思考并总结出一定方法与结论的重要话题。通观原始儒家、道家,孔子讲“和而不同”,老子讲“玄同”,庄子讲“莫若以明”,都显示了开阔而包容的文化态度,其背后的理论意涵尤其值得深入发掘,并通过精深的研究形成完整的论说。中华文明并不是一枝独秀,中华文明也不低人一等,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保存特质,这是诸子精神的当代意义。“新子学”认为,具有现实指向的价值重建,能够使传统文明在国家制度、政策以及个人生活中真正落实其价值,对当代社会产生应有的贡献。

  只有当资本不再是自我逐利的怪兽,个人不再是虚空欲望的躯壳,中国人的文明生活才是值得期待的。传统完全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商业理念,也可以深入其他领域,关键还在于创新的魄力与能力。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的传统研究最终还是要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助力于文明生活的重建。“天下文明”是古人最高的理想,也是吾辈应当努力驱驰的方向。传统中国已经深深嵌入现代世界,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把中国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来,考验着每一个认真思考与生活的人。《庄子》云:“道术将为天下裂。”时至今日,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多元会通的中华文明,正需要通过追溯原点、重构典范、唤醒价值的一系列创新实践,才能突破自身旧有格局,从而更深刻、更切实地屹立于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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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勇(本校先秦诸子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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