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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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念、文体界限和文学创作方法,使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面临消失的窘境。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渐渐变成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学体系和价值范畴渐渐被抛弃:因为不符合小说、戏剧、诗歌三分法原则,中国文人固有的政论、辞赋、史传文体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因为要用虚构、想象、夸张、形象性来评价文学的价值,中国文学中人文化成的观念、原道宗经的思想、比兴寄托的方法、风神气韵的话语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因为要体现一切文学来自民间的教条主义观点,中国文学源头被定位在神话和民间文学,而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孔子及六经的密切关系。由方铭教授任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从中国视角出发,体现中国价值,采用中国方法,完整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该书倡导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广阔的思想文化视野中进行探讨与研究,注重复原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做了一些具有学术性的考证和论述,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将会对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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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旧体诗赋创作依然是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排斥旧体诗赋已经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偏见。为此,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重写,很多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更需要破除。

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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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既注重中国文学本体,又没有将文学从意识形态的整体中游离出来。例如,该书的第二章将孔子与六经的相关内容单列成章,六经不仅是儒家文化的源头,而且是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这就将文学与思想文化紧密连接,对这一内容的阐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该书注重发掘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认为,西方的想象虚构理论不适合中国文学。强调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要把关注中国古代文人对社会的重大关切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体认古代文学作品并提高鉴赏能力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其丰富的文学性与经典性而展现出独特性,其包含了丰富的社会集体思想及作家的个人情感。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思想内涵、审美感知、精神理念、美学品质与创造特点,通过漫长的历史传播过程积淀下来。鉴赏者需要在掌握作品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人文知识的基础上,深刻地体认感知作品中传达的情感、思想与审美,以获得超越历史的鉴赏结论,延伸作品的文学性与经典性。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体认及提高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措施。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体认;鉴赏方法;审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是一个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方式,也是对鉴赏主体素养的考查。中国古代文学审美鉴赏对主体修养有较高的要求,需要主体有坚实的作品学习与研究基础,积累一定的文学素养与专业基础知识,需要有公正的态度、丰富的生活经历,以达到体认作品意境的主体修养要求。文学是一种人学,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也是对作品作者精神生活的探索,是对人性深度的思考,需要有含英咀华的心灵体验与情感体验,需要重新发现其中的经典性、文学性。一、体认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丰富内涵文学内涵文学性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首要特点,也是体认鉴赏的首要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从文本出现开始,就以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展现出来,涉及众多领域,因此,很难准确界定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界限。几乎所有文本都包含了丰富的人文内涵、精神内涵与审美追求,而文学性是中国古代各类文本的共通点之一。文学性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内涵、形式美感及文本传播方式等方面。精神文化内涵是作品的思想与情感,是作家向社会公众传达的个体观念与价值取向。古代文学作品包含了中国古代关于哲学、政治学、人类学与自然科学等学科的认识成果,以文学的形式传达这些学科思想,读者感知作品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传播作家的思想与认识。这为个体判断社会现象、实践精神世界与传播思想提供了依据。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深刻的情感内涵,是个体生命对这些情感的内化,体现出作品的教化价值及功能,实现了文以载道的要求。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文学性以深刻的精神表达与情感体验体现出来。审美内涵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有着较为丰富的形式美感,主要体现在作品文体与修辞的应用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文体具有功能性、规范性,是文体形式特征的体现,也是文本形式美感的体现。这些文体充分体现了文本的创造性与机趣,使读者更易接受。在修辞上,作品以词语、句子与句群的运用展现形态丰富的美感,对仗所体现的对称性,结构错落有致及句群呈现出的均衡性,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为典型的形式美感。从文本结构与意象构建性、文本风格中体认审美意趣,获取美学感受。美学品质也是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共性,通过具有丰富美学情感的文字、声音、结构等美学形式,形成优美、丰富的美学特质,通过语言运用、情感表达、文体形态等方面的创造,创作出更多别出心裁、个性鲜明的作品。经典内涵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主要形成于传播的过程中,也有部分作品从诞生之初就表现出不可替代的经典性,如左思的《三都赋》等。这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或体现在与当时审美情趣、思想精神的契合与共鸣,或体现在作者本人的声誉加持上。当这些作品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与传播后,就会成为真正的名作,所以传播过程及传播结果仍是检验文学作品经典性的重要方式。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以教育与鉴赏的方式留传。其中,教育包含文学教育、素质教育,如《诗经》《咏史诗》《师说》等思想内涵丰富的作品通过广泛诵读,在民间获得了广泛传播,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思想价值,能用于各种政治教育、伦理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知识教育、启蒙教育。另一种传播途径即诗文创作,作者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编纂、堪校、学习等创造各种文学教育的教材,如《千家诗》《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经过数代的积累,这些作品通过文学教育实践以集散的形式传播下来,彰显了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文学鉴赏方面,如《诗经》《楚辞》《文选》等,均是出于欣赏与研究的目的而选集。《尚书》《春秋》等则出于揣摩、模仿等目的而收集与传播。《文选》作为一部古代最为着名的文学选本,昭明太子在编纂时即提出了“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从内容与形式两种美感上选择那些侧重于文学性的作品进行传播,以区别于专注经史一类作品,此后,文学选本成为反映当时作者、社会、受众群体和某种审美理念的共同选择。民间口传作为一种更为基础的传播形式,充分体现了某些作品雅俗共赏的特性。文学评论作为古代文学鉴赏活动的主要表现,既造就了很多文学经典,又充分体现了作品的审美方法、美学思想。例如,《诗品》《文心雕龙》等作品以品评、辨别的形式将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经典性、价值、形态、创作等有效传达出来。因此,文学作品的经典性除作品自身所具备的思想与艺术水平外,传播过程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经典体现了某一个时代、群体的共性,也体现了这些时代、群体与个体的特殊性。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均包含丰富的人文精神,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社会观念、美学理想的充分体现。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意蕴是作者们精神体验、境界的传达,是生命丰富性与精神世界独特性的体现。二、提高鉴赏古代文学作品能力的建议将学科知识“化零为整”所谓化零为整的鉴赏方式,就是在整个文学鉴赏过程中要擅于把碎片化的知识统一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包含了丰富的形式、内容、学识与思想意趣,要鉴赏这些作品,必须对中国古代的文学知识、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和语文知识等有充分的了解。从古代的字、词、语言入手,在掌握更多基础语文知识的基础上,了解其语言运用技巧、语义表达技巧等,能从文字中理解作品蕴含的丰富语义。此外,还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了解古代价值观、德义内涵、社会规范与自然观念等,能以继承的眼光去看待古代文学的传承性、经典性,体会其中蕴含的文学传统、历史旨趣、作品内涵和思想情感等。此外,从文学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了解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与伦理价值。文学理论家对作品的鉴赏往往是从对作品、作者本人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体认、分析出发的,遵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哲学理念。而很多时候我们鉴赏作品,都只从某一个角度单一地对作家或作品进行品评,没有把相关的学科知识统一化,而这会造成作品原有的功能或者优点缺失,因此,在鉴赏过程中,“化零为整”是对鉴赏作品的尊重,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作家作品的本心。找寻与创作主体的思想共鸣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以感悟、启发与总结性评点为主,辞简意丰,能作为我们体认古代作品的切入点,为我们体认古代文学作品提供指导。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过于重视理论评点的方向,而忽略了创作主体的个性化思想表达,为了能够在鉴赏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还原作品表达,我们应该从不同角度找寻与创作主体的思想共鸣。第一,要从历史事实、作品背景与作家经历出发,深入体会作品中传达的文化氛围。第二,要以真实逻辑为基础,对于作品的“误解”需建立在合乎逻辑的基础上,要在人情、学术规范、学术理念、社会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去解读,遵守相应的学理限度。第三,要尊重作者在作品中传达的真实情感与意趣。任何一个作者都会受到时代与社会的限制,这种限制会印在作者的思想与情感中,并通过文学作品传达出来。在鉴赏时,不能超过这一限制,不能将不属于作者应有的情感理念、思想价值强加于作品,要在充分考虑作家经历、人格、认知水平与性情的基础上,尊重作家的个性化认知,在鉴赏中体会作者的个人情感、思想。因此,在基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应通过共鸣性的体认,体会作者传达的个性化旨趣,做出基于事实的正确鉴赏。三、结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学性与经典性,传达了深刻的思想情感、审美意趣。因此,我们应该通过体认去感知审美、感受作品要传达的思想情感,通过了解作品相关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基于作品所处时代的真实社会现实,体认作品思想、情感、审美,以获取基于历史又超越历史的鉴赏结论,赋予作品以更深刻而现实的意义。参考文献[1]过常宝.如何体认和鉴赏古代文学作品[J].中国大学教学,2017,:46-53.[2]祁志祥,祁雪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鉴赏论[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8-13.[3]张爽,陶瑛,张黎.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转换的实践探索[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54-5作者:董军 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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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宝明 着

一、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

该书认为文学史是当时文学的复原。正是在这一旨向之下,全书构建的文学史体系涵盖了中国文人写作的主要部分,这既包含一个时代文学的全貌,又体现了作家个人的全貌,既有个案研究又有综合研究,从而完成对于文学历史的把握。而该书所倡导的这种复原也是以实证为基础的,注重感性把握与理性认知的结合。例如该书对于一个时代的文人心态,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叙述,这是以往的文学史所罕见的。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说: “‘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1]( P18)这样的评价,不知道是说其好还是说其不好,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非常可怕的是,这种文化偏至观的不良影响相当深远。由于对传统怀有偏***绪,企图以“新”来不加分析地一笔抹煞中国文化遗产,导致当下一些“先锋”学者不加选择地继承了“五四”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批判精神,将对传统文学的彻底否定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想主流和精神实质。因此,也发生了当代文学史家编撰思想与五四新文化思想一脉相承的现象。这些编者将新时期的文学直接说成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用“复苏”和“凝聚”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学和文学现象绝对化、简单化地“等同”起来,在文化精神血脉上作出“同类项”的联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这些研究肯定不会注意到传统诗赋,也绝对不会让其入史的。那么,五四新文学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传统呢? 五四运动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五四新文学则是一种与文言文不共戴天的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以历史进化的眼光,主张文学口语化,提出了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胡适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命而废除文言。蔡元培也曾说: “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2]从单元文化孤立走向多元文化交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明显的消极作用就是急于同外部世界接轨,让先进的西方文学样式颠覆或取代古老的中国文学,思想方法上极端形式主义的“新文学”观,矫枉过正,全盘否定传统,甚至要“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对以文言文为语言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温儒敏、贺桂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指出: “‘当代文学’的出现,是使文学的历史叙述高度规范化的步骤之一。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从‘新文学’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种概念和命名的更替中。”[3]( P1)虽然此论并非针对新文学的局限和偏颇而言,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淡化“新文学”的作用。事实上,新文学的概念正在被逐渐代替。诚如钱理群所说: “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是自有其缘由的; 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把这种对立绝对化,就不免出现了偏颇。”[4]作为对文学现象进行最高评价的文学史,唯新去旧,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成为普遍的现象。朱德发在《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中综合分析了“五四”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框架,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直线进化论。在这种文学价值观之下,凡是现代文学都是先进的、前卫的、先锋的,凡是古代文学则是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糟粕。朱德发指出,这种机械片面的绝对化的价值判断,“给现代文化文学和古代文化文学研究带来难以估量的误读误解,甚至作出了不少荒唐可笑的判断结论; 但是可怕的习惯势力或定型思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着我们的研究视野与判断标尺……它无疑严重妨碍了我们对现代文化文学和古代文化文学作出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价值判断”[5]。杨义、江腊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949—2009)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其第十八章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研究”,其中第二节则是: “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作者严正指出,那些持旧体诗词不能入史论者,“大多在文学新旧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既展示了他们捍卫新文学精神的可贵,也造成了对当代文学整体形态的遮蔽。编新文学史的人总是站在维护新文学的立场,很容易接受、采用文学革命先驱者留下的史料和见解。这是后来编出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不记叙旧体诗词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把诗歌形式的旧和思想内容的旧等同起来,因为它采用了旧的艺术形式便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这明显不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和20 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实际。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旧体诗词是否具有新诗一般的‘现代性’特征”[6]( P428)。非常难得的是,此论著将当下文学史著所讳莫如深的旧体诗词问题引入其中,关注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旧体诗词创作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领域,花了一章两节的篇幅。将传统诗赋纳入当代文学史研究视野,无疑是一种睿智和时代进步,表现出优秀文学史家所应有的开阔视野。海外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 五四激进的现代性,压抑了晚清更多元化的现代性[7]。对此应再加上一句,也压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多元性和现代性。虽不敢说当下的文学史家对传统诗赋所持的也是这种激进的“压抑”态度。我们更不敢说,文学史对传统诗赋说“不”者,就是对五四文化偏至论的坚守。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深受“新”文学的“新”的影响,而将传统的诗赋视作“旧”而加以排斥,则是一种大不明智的自残。“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叶圣陶、老舍、沈从文、胡风、聂绀弩、吴祖光、茅盾、姚雪垠、臧克家、何其芳、钱钟书等,均创作了一大批旧体诗词,如果按照新旧二元对立观来看,那些出于文学巨匠之手的旧体诗词,也不能算是现当代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进入文学史。显然,这种否定现当代诗赋是新文学的偏见,也是当下文学史撰写中“荒唐可笑的判断结论”。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经过了诗歌界的自我反省,诗人们把关注的目光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开始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去发掘和起用一些淹没已久的精神资源和话语资源,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今天诗歌创作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和艺术要素”[8]( P323)。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当下已经出现了杨义、於可训等学者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将传统诗赋入史的可喜现象。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

二、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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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以来,随着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冲决,新文学逐渐由于其所谓的“现代性”而一统天下。而旧体诗赋也因其形式上的传统而转入地下,转入民间,转入私下。新文学作家扬眉吐气而大光其彩,而旧体诗赋作者则仿佛在偷偷摸摸地作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狭隘文学史观指导下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限制了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广泛进入。何谓文学史?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文学史家袁行霈认为: “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他认为: “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 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随意性的同义语。”[1]( P3—5)袁行霈还强调,文学史家应有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文学史既然是文学的历史,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忠实历史,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文学某一阶段文学发生、发展和流变的现状与现象,正确评估文学的态势及走向,总结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一部好的文学史,写什么,不写什么,怎样写,都应当由历史说了算。而文学史的撰写者,只是一个历史的忠实的书记官。也就是说,当下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只能遵从科学史识和学术规范,而不能听凭自己的一己喜好而做随意取舍,更不能以所谓“现代性”的卡尺来坚拒传统诗赋入史。根据洪子诚的考证,直到 1950 年代后期,文学界的权威机构和批评家还未明确使用“当代文学”这一说法,文学史家唐弢曾撰文明确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但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文学创作的新发展,当代文学研究者积极于建史的论证和著史的实践。陈晓明被认为当代文学史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花了不少笔墨谈论“现代性”问题,讨论的中心是当代文学建史的合法性。陈晓明指出,“新文学”被“现代文学”替代,那就是抹去了“新文学”的革命性标志,将它限定在“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内,而“当代文学”则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含义[9]( P3)。陈晓明提出了“历史化”一说,认为: “正是因为‘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甚至与现代文学的显著区别才体现出来。”[9]( P21)陈晓明的主潮论几乎涵盖了当代文学所有的形式和流派,以“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为例,有伤痕文学、朦胧诗、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派、后现代、新写实、晚生代、女性主义、第三代诗人的转向与叙事、话剧、散文、儿童文学、乡土叙事等。他似乎什么都看到了,其论中也似乎应有尽有,而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唯独没有看到当代的传统诗赋创作,未把当代诗赋作为一种文学。或者说,其“历史化”使得“传统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出现了一条分明的泾渭,即便是创作于当下的传统诗赋也不是“当代文学”了。与陈晓明紧相呼应的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异常活跃的孟繁华,他的《中国当代文学通论》与陈著均出版于 2009 年,但孟著的视野似乎比陈晓明还要开阔,论及了网络文学,并关注到了源自港台的“拟历史”文学。他似乎是反思性地说: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我们拥有了引为自豪的大国文化。但是,自我们遭遇了西方缔造的‘现代性’之后,在‘维新图强’思想的支配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破坏构成了自近代社会以来主要的思想潮流。建设‘新文化’的想象使我们很少有机会重新审视、重构、再造传统文化。因此,在全球化的压力面前,当我们试图用传统文化作出反应和抗衡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于是,在文化市场上,对传统文化和当代精神的理解,就构成了极大的问题。”[10]( P411)从此段话来看,他似乎已有了某种的觉醒和焦虑,已经感觉到了现当代文学的“有限性”,隐约中还表现出一种对于传统文化承传不力的忏悔,感到迫切需要从传统中汲取什么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或者说,虽然孟繁华没有专论传统诗赋,却已经站到了对传统文学不说“不”字的边缘。传统诗赋被排斥在外,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是缺乏“现代性”。自己没有旧体诗赋的创作实践,又没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怎么就知道旧体诗赋没有“现代性”呢? 王泽龙是这样说的,新诗是文学的主潮,“更切近现代人丰富心灵世界与繁复的现代生活的表达”。“20 世纪的旧体诗词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品质的作品,但是旧的格律形式中的创作,仍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具有文学现代形式与审美品质意义的现代性诗歌”。“我们认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经典化的历史……20 世纪的旧体诗词,也包括 20 世纪的文言小说、文言散文在 20 世纪的文学历史中不具有经典性意义,可以不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把旧体诗词纳入文学史研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发展的一种选择,体现了一种学院化的经典性文学史观,不存在‘压迫’、‘拒绝’与‘悬置’的问题。”[11]此论虽然也是针锋相对的,却说得比较温和,但实质还是坚守在一个“新”字上的狭隘。因为你是“旧体”,所以你就不可能是主潮的、经典的,而且是不能具备“审美品质”的,所以不能入史也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其“现当代”应该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而不应隐含有新、旧之价值判断的评价性质。事实上,新与旧也只是形式,而不是能否“现代性”的价值标尺。钱理群说得好,在表现现代人的思绪和情感上,旧体诗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不会消亡,仍然保有相当的发展天地”[4]。在“五四”时期,曾有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早年极力提倡新诗而排斥旧诗,但到了中晚年,却又重新皈依旧体诗词。叶圣陶在1920 年代曾将旧体诗词说成是“死文字”,是“形式的桎梏”,认为“要用它来批评或者表现现代的人生,是绝对不行的”,甚至指责当时写旧体诗词的人是“骸骨的迷恋”。但他自己到了中晚年却也写起了旧体诗词。这种“勒马回缰写旧诗”者并非个案,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臧克家等早年写新诗,中晚年却抛弃新诗而大写旧诗。因此,从文体功能及其演变的角度来考察,说旧体诗词在表现“现代性”上无能为力,绝对是一种偏见。文学史既然是文学历史的科学记录,怎么能够不顾事实地随意阉割呢? 不承认旧体诗赋的“现代性”,难道现当代创作的传统诗赋应该归入古代文学吗?无论怎么说,当下的文学史家排斥传统诗赋,无疑是使文学史残缺一角的短见。如果依照当下文学史家们的“抉择”,其编制的文学史根本不能叫作“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而应该叫作“中国现代新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新文学史”。钱理群也说过这种意思的话: “现有的现代文学叙述一直是以‘新、旧文学’的截然对立作为前提的,而且是将‘旧文学’( 包括被称为‘旧小说’的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以及‘旧戏曲’) 排斥在外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现代文学史’也就是‘新文学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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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后的精神恐惧

ISBN:978-7-5649-3601-3

只要稍微有点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旧体诗赋是文学,而非政治,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献或其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描述发生在现当代时段的文学现象的历史,发生在现当代时段的诗赋创作,自然应归之现当代文学。关于这一点,著书、编写文学史教材提供给高校教学的当代文学专家们自然也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要拒当代创作的旧体诗赋于当代文学史之门外呢? 这其实是源于骨子里的一种恐慌,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危机感,惧怕当代创作的旧体诗赋占去“半壁江山”; 二是羞怯感,因为压根儿就不懂,或者说从未研习过旧体诗赋。王富仁说过: “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等同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策略。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问题; 也不是它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代中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12]他不执意反对“鸳鸯蝴蝶派”入史,也不反对新武侠小说入史,唯独反对旧体诗赋入史。他的观点是,如果给了旧体诗词一席地位,无异于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这势必会危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大量的党政干部、画家书法家、学院派教授、宗教界人士就将占据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13]王富仁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这种捍卫现代文学独立性的精神也很让人感动,但却有失宽容与大度,是一种典型的恐惧症,深怕丢失“半壁江山”。这种“恐惧”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像王富仁这样开明的文化精英尚且如此坚决反对旧体诗词入史,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的主流文学阵地,力排文言文写作,旧体诗赋入史可谓难矣。然而,旧体诗赋至今依然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以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为例,李遇春曾做过梳理和统计,“仅以地域而论,岭南诗坛的陈寅恪、冼玉清、黄咏雩、朱庸斋、詹安泰、李汝伦、张采庵等,京津诗坛的张伯驹、寇梦碧、俞平伯、钱钟书、张中行、郭风惠、陈宗枢、邓拓、李锐、巩绍英、黄万里、江婴等,皖苏沪诗坛的汪东、胡小石、洪漱崖、冒效鲁、陈声聪、潘伯鹰、周炼霞、陈小翠、张珍怀、丁宁、曹大铁、徐定戡、沈轶刘等,闽浙赣诗坛的夏承焘、吴鹭山、陈琴趣、宗远崖、许白凤、周素子、陈朗、周采泉、洪传经等,湖湘诗坛的沈祖棻、刘永济、罗密、朱雪杏等,巴蜀诗坛的曾缄、胡惠溥、吴宓、黄稚荃、许伯健等,西北诗坛的霍松林、罗元贞、胡秋、宋剑秋、徐翼存等,齐鲁诗坛的冯沅君、黄公渚、牟宜之等”[14]。当代诗词创作,无论是作者和创作的数量,还是读者数量,都不在新诗之下,丁芒、霍松林、叶嘉莹等发表了不少精品力作,新旧文学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而非要以新旧来划清界限呢?旧体诗赋创作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提升。就新诗而言,其出生、成长以至成熟均受旧体诗赋的影响。以咿呀学语时的新诗为例,胡适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2 卷第6 号( 1917 年2 月出版) 的《蝴蝶》,有“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之称,后来又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胡适被誉为“中国第一白话诗人”,其白话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白话了,而体式却是清一色的五七言格律诗的旧套,表现出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学而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过旧体诗词包括辞赋的影响,绝不可能完全摆脱。文学作为一种总的文化生态,所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文学大生态中互为因果的,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如果彻底排除旧体诗赋,当代文学的不少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新诗在走过了九十余年的历程之后,旧体诗词的影响依然如故。2003 年 11 月,《诗刊》社在深圳举办了“在古典诗歌长河中传承”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4 月,新诗代表性人物舒婷出版了《影响了我的两百首诗词》一书。这些“现象”都具有了“接源”的意识,是诗人们对于传统诗赋文化“反思”的觉悟。因为害怕丢失“半壁江山”而宁可自残,这肯定是不健康的文化心理,不是一种包容的文化心态。杨义、江腊生在对这种排斥旧体诗赋入史者的心理进行分析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意思的是,这些从外部对旧体诗词进行研究的学者,无论是赞成入史的一方,还是不赞成的一方,都是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大多不从事诗词创作,而是文学史研究,或者宏观的现代性研究。这些研究显得视野有余,而真正的诗性本身的研究不足。他们往往纠缠于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入史问题以及存在价值问题研究,却因为自身缺乏诗词创作的体验,忽略了旧体诗词如何继承和发展古典诗词的传统,旧体诗词与新诗之间的美学形式差异,旧体诗词的精神品格等方面的微观研究。”[6]( P429)王兆鹏也指出: “除了受狭隘文学观念的制约之外,窄狭的知识结构也限制了学者们对旧体诗词研究的热情。知古者,多不识今; 识今者,多不识古。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分工,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结构的天然缺陷。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不是很熟悉,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语境不很了解,想要在短时间内取得研究旧体诗词的成绩不太容易; 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旧体诗词的形式规范和艺术特征又并不当行,也就难以对它品头论足了。”[15]我们绝不敢妄言,当代文学史家都不懂传统诗赋。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旧体诗词研究基础薄弱,漠视和排斥旧体诗词成果的现象,却是事实。因为这种自身的“虚弱”而引起的恐惧,进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无端坚拒旧体诗赋入史的短见,自然要造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自残性的残疾。而现当代文学史之自残事小,却扼断了中国文学的千年血脉,使几千年来积淀和建设的传统诗赋断流于当下,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的传统文学的辉煌,也续写无篇。这种扼杀,历史将会证明,是无效的,也是大不明智的。笔者大胆断言,传统诗赋入现当代文学史是迟早的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目 录:

[参 考 文 献]

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转向 1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一、现代文学怎么样:形单影只 1

[2]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二、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暧昧:鲁迅时代的终结 2

[3]温儒敏,贺桂珍.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三、路在何方:现当代文学的变与不变 3

[4]钱理群.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J] 诗探索,1999( 2) .

第一章 新文学元典与人之导向 5

[5]朱德发.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J].文学评论,2005( 1) .

一 “人的发现”: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学传统 5

[6]杨义,江腊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949—2009)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人的发现”: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实给定的基调 5

[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序[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人”之导向:文学倾向与政治意识的较量 6

[8]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人”学传统:五四文学探源的当代意义 8

[9]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绪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二 “人之历史”:五四文学观念的世纪末回眸 11

[10]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1、“个人本位”:文学启蒙共执的思想平台 11

[11]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J].文学评,论2007( 5) .

2、“人的文学”: 脱胎于指归不同的文学观念 13

[12]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 2) .

3、“人的发现”:观念的差异是最大的差异 17

[13]王富仁.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J].文学评论,2000( 2) .

4、后五四时代:文学症候与历史反思 20

[14]李遇春. 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N].文艺报,2012.

三 “人之异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尚武倾向 22

[15]王兆鹏.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10.[责任编辑、校对: 王维国]

1、背景:被近代以降的民族屈辱激活 23

2、“五四”:文化设计中的武化人格 24

3、尚武: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命题 26

第二章 因“人”而异:中国百年启蒙路径的来龙去脉 29

一 “人道主义”的两副面孔――中国新文学内在气质的歧义 29

1、同气相求:“人”的呼唤 30

2、“人道主义”:新文学的骨髓 32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3、“人道”异化:两种谱系的衍生 36

4、两副面孔:寻绎20世纪文艺意识形态的原始基因 41

二 越位的人道主义:“五四”启蒙残缺性的再反思 43

1、“人道主义”的兴起:历史与现实的催生 43

2、从“戊戌”到”“五四”:人道主义的递嬗 45

3、“仁道”与“人道”:似是而非的暧昧 47

4、真经难觅:传统情结的纠结 48

5、滑向“民粹”:人道主义的越位 51

三 “人”证:20世纪中国启蒙研究之再出发——以新青年派和学衡派为中心的考察 53

1、两种图谱: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53

2、何以“立人”: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颉颃 57

3、立人之争:“人事之律”与“物质之律”的错位 60

4、二歧融合:历史困境的突围 63

第三章 真相与真理:中国百年启蒙路径的来龙去脉 66

一 启蒙情怀的生成:还历史以真实 66

1、《新青年》研究者的“事后”质疑 66

2、名刊:在现代性焦虑中生成 68

3、“金字招牌”:在文化品牌与商业品牌之间 73

二 失去砝码的天平:两种理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走向 79

1、心同此“理”:一本同仁杂志的“公同担任” 80

2、求同存“异”:一个知识群体的和而不同 82

3、进退失“据”: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85

4、进退失“据”:在“民主”与“法治”之间 88

5、虚实相“间”:在理性与理想之间 91

第四章 启蒙文本:“文白不争”的历史悲情 96

一 “文化”社会学:《新青年》导引的“文白之争” 96

2、《新青年》:强势的语言势头 98

3、自谦与自负:两种理性观 103

二 现代性焦虑:《新青年》“历史”叙事的发生 104

1、语言:焦虑的极至 104

2、白话文:语言的Democracy 106

三 历史悲情的扩张:世界语的吊诡 111

1、世界语:通向大同的路径 111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2、世界语:“人造的理想” 116

四 现代性与传统:历史的循环 121

1、“理性就是语言” 121

2、语言暴力的再生 122

第五章 因“体”制宜:“文白之争”的百年反思 125

一 “文白之争”:思想史的元命题 126

二 回望来时路:触摸到文白之争的历史命脉 127

三 回归与超越:重塑中国语言文化的基因 132

第六章 批评空间:文学、道德与启蒙 135

一 两个启蒙文本的交锋 135

1、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135

2、建构抑或解构:对一位后启蒙主义者的回应 140

二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145

1、新启蒙和后启蒙:“本是同根生” 145

2、新启蒙与后启蒙:“相煎何太急” 148

第七章 批评空间:文学、道德与启蒙 154

一 道德形而上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154

1、启蒙:怎一个“道德”了得? 154

2、启蒙:道德又岂可脱离干系? 156

3、吊诡:在启蒙与反启蒙之间 158

4、启蒙:文学生命的底线 160

二 文学、道德与良知:知识分子的角色、权力及其使命 161

1、道德的时代性:成熟的道德观念应该有准确的定位 162

2、权宜之计:道德的相对性 164

3、道德、理性与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167

三 启蒙的恐怖:我为什么不是一个道德形而上主义者 169

1、启蒙与道德:思想史上的元命题 170

2、“戊戌”与“五四”:近代中国启蒙态势的架构 171

3、无为与有为: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定位 172

第八章 世纪叩问: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时段 177

一 知识分子:“认识你自己” 177

1、知识分子的“摇摆”:“我们当前的负担” 177

2、知识分子的“自重”:“自由比一致性更重要” 180

3、知识分子的“自省”:为自我的神祗破执 187

二 消解与拯救:知识分子神话的终结 191

1、启蒙遗产:一份领袖时代终结的宣言书 191

2、世纪叩问:人文知识分子的再造 195

第九章 “人文学”的反思与重构 199

一 中国近代学科转型语境下“人文学”的选择与重构 199

1、“分科立学”与中国人文学科的转型 199

2、学科转型与古典人文传统的失落 203

3、“体验之知”与人文学主体性的确立 206

二 人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再诠释 208

1、学科本体:越位带来的困惑 209

2、学科疑案:西方化与中国味 211

3、人文学术: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天然纹路 215

4、文学史和思想史:平行并交叉着 216

第十章 人文启示:示威还是示弱? 220

一 两重气质:人文与启蒙 220

二 人道与人文:以《新青年》与《学衡》为例 221

三 示弱与示强:在不确定与确定性之间 223

后记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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