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Bell法学奖得主克雷齐奥的文学创作,笔者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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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诺Bell法学奖得主克雷齐奥的文学创作,笔者所认知和清楚的勒克雷齐奥。让—马里·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1940年出生于法国尼斯,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获得法国四大

诺Bell法学奖得主克雷齐奥的文学创作,笔者所认知和清楚的勒克雷齐奥。让—马里·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1940年出生于法国尼斯,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获得法国四大文学奖之一的勒诺多文学奖。此后,他相继出版了30余部作品,包括小说、随笔和翻译作品等。 1980年,克莱齐奥以《沙漠》一书获得法兰西学院颁发的保尔·莫朗文学奖;1994年,在法国《读书》杂志做的一次读者调查中,克莱齐奥被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2008年,获得诺贝尔年度文学奖。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是当代法国文坛作品翻译成外语最多的作家之一。多年来他被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今年68岁的他此次终于如愿以偿摘得桂冠。克莱齐奥获奖的理由是,“他的创作开拓了新的文学领域,作品充满诗意的探索及感性的痴迷。他在当前的主流文明内外,对人性进行不断的求索。” 在语言世界中漫游 尽管克莱齐奥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但除了有时用英语写些小篇什或把自己的一些作品译成英文之外,他一直都在用法语创作。他曾经说过,法语是他感到有归属感的惟一真正的家园,他走到哪就会带到哪里,“我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我讲的是法语……因此,我与文学的最初接触是通过法语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为何用法语创作的原因。” 作为小说家,克莱齐奥的文字极其优雅纯美,犹如散文诗一般。克莱齐奥在语言上的探索并没有走得像他同时代的一些激进作家那么远,他的语言标准、规范而优美,“优美到在翻译时要让人心焦的地步,惟恐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和意境”。在两种语言世界中犹豫并要作出选择的人往往会对语言本身表现出一种更为积极肯定的构建愿望,希望维持其中某一种自己选定的、用来创作的语言中原本的纯净优美。 一般而言,小说家会趋向于相信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我们知道,克莱齐奥排斥现代文明、现代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可以说,他自小就为了逃脱丑恶疯狂的世界而转向写作,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激烈抗争之中,投身于文字语言纯美而洁净的天地之间。在那里,人们可以认为,具有绝对的自由,快乐、悲伤都由自己选择,而不再像在现实世界那样被动无助。在题为“在悖论的密林深处”的诺贝尔演讲中,克莱齐奥谈及了自己同语言最初的亲密接触:“在战后的岁月中,我们被剥夺了一切东西,特别是书籍和书写材料。由于纸张和墨水缺乏,我最初的画画及文字是写在定量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用的是木匠的蓝红相间的铅笔。这一经历给我留下了一个喜欢用粗糙的纸张及普通铅笔的偏好。由于缺乏儿童图书,我就阅读祖母的词典。这就像是个神奇的门径,通过它我走上了发现这个世界之旅。当我看着那些插图、地图以及所列的生词,我就到处漫游着,做着白日梦……” 回到家园的流浪者 克莱齐奥是位真正的、自己选择的流浪者。上面已经提到,他仿佛首先选择的是在语言世界里流浪。在20世纪的文学史当中,我们能够发现有不少可以在两种或更多语言世界穿梭来往的文坛巨擘,如纳博科夫、贝克特等。不同于有些流亡作家,克莱齐奥不是被迫流浪,他的父母亲分别来自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他自小就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毛里求斯文化,非洲文化这些无法拒绝的出身为他带来了多重文化身份。他年轻时就对南美,尤其是美洲印第安文化,发生了浓厚兴趣。而随着他创作的不断成熟,南美的风情、传说与文化给他的作品带来越来越多的异族及异国风情。他曾经在一部作品中写及此事,称:“这一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对世界和艺术的看法,改变了我和其他人交往的方式,改变了我的衣食住行,改变了我的爱,甚至改变了我的梦。”克莱齐奥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行者,旅行与他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生涯密不可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年近七旬的他现在仍然在不断地旅行,他自由自在地游移漂泊,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把不同文化和文学的思想及意象,吸收消化,最终完美地糅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克莱齐奥在作品中描述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理性主义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其作品多以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为主人公,而这些人物的存在,大多通过一连串的迁徙建构起来,漂泊游移则是他们自由的标记和象征。克莱齐奥的处女作《诉讼笔录》就是叙述流浪汉边缘生活的。作品描述了流浪汉亚当·波洛神奇的流浪生活方式和他的精神世界。亚当不关心社会,也不思索自己的过去,似乎与现代社会斩断了一切联系,最后他被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医院。小说带有浓郁的奇幻色彩,通过充满讽刺与逆反的对比式写法,显示了作者对人、对社会、对现代文明的诘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作品也成克莱齐奥自己流浪的起点。而他1997年发表的《金鱼》则讲述的是一位非洲少女所遭遇的辛酸和不幸的故事。一直都在流浪的她,没有名字,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六七岁被偷走,辗转贩卖为奴,从北非到法国,从巴黎到波士顿、芝加哥、加州,再回到欧洲南部。潜逃、流浪、越界、偷渡,即使最后得来护照,甚至美国移民局的证明,但仍然没有任何归属感。如果我们跟着第一个收养她的嬷嬷叫她“莱伊拉”,那么莱伊拉的自我就如同黑夜。 也许对于克莱齐奥来说,出走、离开、流亡就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至少可以说,在出走、离开和流亡的背后,深藏着回家的愿望。克莱齐奥在流浪的过程中真正找到了、并且用文字搭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个家园很有乌托邦的意味。小说《乌拉尼亚》就是描述的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没有贫富和阶级的差异,人人平等。人们安居乐业,孩子们无需上学,他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自由和真理。但这个理想国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下被迫迁移,不得不去别处寻找出路。不言而喻,小说家通过对这个理想国的描写,来讽刺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读来颇为耐人回味。 克莱齐奥成了少数能够回到“自己家园”的流浪者。他总是生活或处在边缘,或者说他总是处在一种中间游移状态。人们很难将他归属于某个单一地区或国家。在这一点,他颇像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印度裔英国小说家奈保尔,可以说也是位“无根的作家”。由于他用法语创作,作品也都在法国出版,文学界及公众都把他当作法国人看待,但是他现在同时拥有法国及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他的家族跟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岛国有密切的联系。当被问到什么地方可算作是他真正的家园,克莱齐奥回答得颇为干脆,“是的,有的。事实上,我看毛里求斯可真正算作是我的小小的家园,那是我祖先的地方。因而,那就是毛里求斯,这是肯定无疑的。” 多样的创作探索 克莱齐奥的创作生涯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3年至1975年,这也是他早期创作生涯,其作品集中探索诸如疯狂、语言及创作等主题,致力于文学形式的实验。在这期间,他以革新与反叛的双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作品主人公一般多有荒唐言行,曾受到福柯等思想家及评论家的赞赏。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克莱齐奥的作品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便成为其写作生涯的第二阶段。此间,他或多或少放弃了形式上的实验,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氛围不再那么令人窒息和痛苦,作品风格则归于平静,探讨的主题多为童年、青春期及旅行等,这为他的作品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近期其创作则转向对家族历史的挖掘。 克莱齐奥和法国新小说的重要作家之间都有交往。虽然他最终没有成为新小说的作家,但是在主题、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所作的思索上,他还是和新小说作家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初期创作中,他像一些现代派作家一样,在小说结构上也同样表现出了与传统小说的决裂。我们知道,革命总是与青春密切相连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期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丰满生动的人物刻画的读者,未免会对克莱齐奥的小说感到一些失望。在克莱齐奥最初的小说中,传统小说的四大要素几乎全无:作品中时间、地点、事件基本上被消减为零,“人物也只起到引领我们在物质世界游走的作用,而不再作为被描摹和建构的对象”。《诉讼笔录》里的亚当·波洛,《洪灾》(Le Déluge,1966)里的弗朗索瓦·贝松,《逃遁之书》(Le livre des fuites,1969)里的年轻人奥冈等都是如此。在克莱齐奥看来,人物的名字并不重要,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在现实社会里几乎是没有身份和位置的。他们只是属于语言世界的人物。 虽然克莱齐奥早期以反叛者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他对于传统的挑战也仅仅到消减传统小说的要素为止。在他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中,连对传统小说要素的挑战也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了。此后,他创作的小说虽然仍保留着现代派小说的某些特征,如情节及人物较为淡化,叙事上时间链的截断和错位等,但是作品已经开始有较为完整的叙事者视角,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并且还有了历史背景衬托之下的所谓故事情节等。较之其年轻时代的小说创作,这些似乎是传统小说所着眼的重要因素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 由于克莱齐奥颇为复杂的家庭背景,他的作品中一直表现出对“开始”及“转化”等主题的兴趣。譬如说,他的小说中,有的探讨孩提时代进入成年时期的那种转变,如《烧伤的心及其他浪漫小说》。有的描写导致文化冲突的过程,如说《沙漠》,在该小说中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有的则探讨过去、现在及未来交汇碰撞的节点,如《乌拉尼亚》。克莱齐奥通过其作品及自身的经历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人都是移民,从自己的国家移往他国的移民;我们大家所要面对的未来,既给人以解放,又令人惧怕。 瑞典文学院的终身秘书恩达尔说:“从严格的文化视角来看待他,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位特别法国化的作家。”克莱齐奥的确具有国际视野,他不仅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迹,而且能跨越多种文化语言的障碍。作为一位作家,他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创作中接受并包容其他文明,其他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西方的。 克莱齐奥的作品也常常反映出他对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明及文化的关注及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原始文明远比建立在所谓理性之上的欧洲文明来得要强烈和热情得多,对世界也有更为感性及直觉的认知。在诺贝尔演讲中,他谈到了一位他在热带雨林中所遇到的令他无比崇敬的部落艺人,“她的名字叫埃尔维拉……她也是一位女冒险家,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一个人生活……但我很快就发现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艺术家。她的音色、她手敲击胸部以及敲击由银币制成的项链时的节奏,而且最重要的是她讲故事时投入的神态和眼神,半恍惚半清醒的样子,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她讲的故事内容上都很简单……但她在这些故事中都加入了她自己的故事:她的流浪生活,她的爱情,背叛和苦难,性爱带来的强烈的快感,针刺般的嫉妒感,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感。她讲的故事可以说是集诗歌、古典戏剧、还有现代小说于一体,她自己就是所有这些融合而成的激烈火焰,在深邃黑暗的森林中,在昆虫、蟾蜍、蝙蝠的和声中燃烧着。这就是美。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了。就好像她的声音中包含着真正的、自然的力量,这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悖论:那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森林里,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文学渗透的地方,艺术却以最有力、最真实的形态的表达而存在着。”最为清楚不过,克莱齐奥在这里提出了对现代文明的强烈的质疑。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多样,其不同的旅行游历反映在不同的作品中,给读者展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在墨西哥、中美洲及北部非洲经历的提炼和浓缩,充满着对生态的关注和保护,对业已消失了的文化以及新的精神现实的追寻,以及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入侵以及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态度的批判。有论者评价说:“我觉得勒·克莱齐奥是法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关注人,关注困境中的人,关注被现代文明抛弃的人,关注在现代文明中被压抑的人。他的作品也非常具有批判意义。”克莱齐奥此次获得诺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已经具有全球的文化视野……他总是跟当代社会保持着一点距离,他总是四处在看、在思考”。这是作为一位有良知及社会责任感的严肃作家必须具有的品质,更让我们钦佩的是,克莱齐奥从来不跟着市场走,他总是远离媒体、远离名利。 文学依旧不死 不久前,克莱齐奥利用在瑞典学院作诺贝尔演讲的机会,向世人传递了一些信息。他还在演讲中引用了瑞典作家斯蒂格·丹格尔曼一段话,“因为就是在这里,他遭遇到的一个新的悖论:尽管他想做的一切就是为饥饿的人们而写作,但他现在发现只有那些吃得饱的人才有闲暇注意到他的存在”。穷人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关注作家及文学,而只有富人才有钱和有闲去阅读文学作品,这一悖论困惑着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克莱齐奥还把关注点投向文学以外更广阔的世界,对贫穷的人缺乏信息发出警告,呼吁出版界加大努力,把书籍送到世界各地贫穷的人们手中。克莱齐奥还为全球化辩护,对因特网在“阻止冲突”方面的功能表示欢迎。他认为,网络甚至有可能通过“嬉笑怒骂”来杜绝希特勒这种类型的人出现。同时,他对单凭因特网能够改变全世界人们生活方式的观点,颇不以为然,“给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提供一台液晶显示屏,这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因此,我们究竟是在创造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还是在给世界划分一条新的界线,把拥有通讯和获取知识条件的人与无法获得这些条件的人区分开来?” 同前几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克莱齐奥表达了对于书籍的颂扬及其在改变人生所起重要作用的强调。他认为,尽管书籍从外观看来老旧过时,但它依然是传播信息的最佳工具,能够把信息传递到天涯海角。在他看来,出版商必须大力支持文学翻译和创作,使图书对许多人来说不再是奢侈品。他还呼吁发达国家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进行联合出版,并建立基金会资助图书馆和流动书车,总的来说,更多关注来自小语种的要求和用小语种创作的作品——在大语种方面这些工作不言自明——将使文学在丰富多变的主题下,继续担当自我认识、发现他人和聆听人类心声的美好工具”。在演讲中,克莱齐奥表示他终生铭记这样一个信条:“即便文学受到传统习俗约定和妥协的磨蚀,即便作家无力改变世界,文学依旧不死。”

  “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

“如同克莱齐奥先前的小说那样,《乌拉尼亚》继续不断地述说着反抗现代社会,不懈追求自然原始生活状态的话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现代文明提出诉讼,与消费社会展开战争,通过逃离城市,穿越荒漠,踏上去往另一边的旅行,如星星一般地自由流浪,在现实中创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国度,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大地上找到了一个天堂,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小说中的‘坎波斯’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因为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而克莱齐奥所做的,正是艺术地说出这一梦想” 。
这是中国出版界权威的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委会,对克莱齐奥小说《乌拉尼亚》入选“21世纪2006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语。
《乌拉尼亚》是一部法国新寓言派小说,也是克莱齐奥新近的一部力作。整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前往墨西哥勘探地貌时,意外发现乌托邦式的“坎波斯”,并在那里生活的经历,小说描述了理想王国与现实世界互为观照的思考。
乌拉尼亚来自希腊神话,原意为天文女神,勒克莱齐奥在小说中,将之引申为“天上的国度”,与“坎波斯”这片乌托邦式理想的“地上的天国”相映照。
在那个名叫“坎波斯”的地方,有来自全世界的流浪者,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孩子们的天性未被束缚,他们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人以自然天地为依托,顺天地而生,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形式,一切都回到了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玷污的混沌之初。但克莱齐奥并未一味沉浸在理想世界,更没有忘却现实的严酷,从朗波里奥研究所里的人类学家们为争权夺利进行的尔虞我诈,到摘草莓的妇女儿童所遭受的摧残的描述,作者痛惜地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世界的某些角落,美好受着摧残。 “坎波斯”在现实围攻中被迫迁徙,寻找新出路。它的结局是未知的,也因此小说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想象力。
小说中“我”是一个观察者和参与者。作者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和观察,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坎波斯的参事贾迪,特立独行的印第安男孩拉法埃尔,善良悲悯的朗波里奥研究所创建者托马斯,富有正义感的学者亚居斯,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们,甚至包括“我”的情人达莉娅及其前夫——激进的革命分子埃克托,一一道来。小说的篇幅虽然不是很长,但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者并没有因为这是一部寓言体作品,而将他们简单地平面化和脸谱化。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拉法埃尔或托马斯,亚居斯或达莉娅,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性格弱点,他们的命运也并非简单的悲喜剧,他们经历的平淡与坎坷,就如我们在真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一样,真实可信。
在小说中,克莱齐奥延续了他一贯优美的文风、诗意的文笔和擅长描绘异域风情的创作特点。小说的主体部分以墨西哥为背景,对热带森林、河流、火山和金字塔的描绘惟妙惟肖,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一股南美洲热带气息迎面扑来。
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通过对一个乌托邦式理想国的描述,讽刺了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读来耐人寻味。

  当《流浪的星星》(袁筱一译 ,花城出版社,1997)中的这段文字映入我们眼帘时,勒克莱齐奥,这位如今头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熠熠光环的大作家,就这样亲近而温和地与我们的视野相拥。他的文字是那样的波澜不惊,却又隐隐地空灵着,恬淡、醇厚。在媒体如火如荼的“勒克莱齐奥热”之外与这样的文字相遇,我们心底最柔和的地方也许会漾起一丝涟漪。

  致中国读者的信

  初次接触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在法国留学,当时读到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其荒诞的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和新奇的写作手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0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Désert)问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设立的首届保尔·莫朗奖。我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先生得到此书后,就推荐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部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书名译为《沙漠的女儿》。这本书故事乍看上去不是特别吸引人,但仔细品味,越发觉得其中别有深意。书中勒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的种种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选定这样一部作品来翻译,一方面诚然和小说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深深地折服于小说的文学魅力。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法国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他不仅细致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还为我们的中译本写了序,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表示感谢,并在序中就小说的主题作了精要的解说。

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在那个悲惨的年代,哥哥和我都还小。我们躲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因为母亲嫁给了一位英国军医,我们都有可能被德国人送进集中营。
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哥哥读过一本希腊神话之后,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而我呢,我创造了一种语言和文字:埃尔门语。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
  几年后,在墨西哥生活时,我发现一位西班牙修道士曾于1540年建立过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以保护他们免受征服军欺凌。这个村庄今天仍然存在,名字叫做圣菲·德·拉·拉古纳。当时的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
  当然,那个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是,印第安人依然怀念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着在美国影响下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势力。
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正如《乌托邦》一样,《乌拉尼亚》的中心人物叫做拉法埃尔,历史学老教授叫托马斯,故事发生的河谷是当代墨西哥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那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古老传统与现代生活模式的对抗,就像圣菲·德·拉·拉古纳一样。
我并不想借此批评当下的墨西哥,也没有给我的小说赋予什么社会意义。我仅仅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那曾经给哥哥和我以勇气,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的梦幻获得重生。

  再度与勒克莱齐奥结缘,是在1992年。这一年,我译的《诉讼笔录》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在形式上有着与六十年代法国兴盛的新小说派类似的追求和革新,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在对形式的过分追求中忽视其思想的表达。书中主人公亚当·波洛从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在大城市中流浪的人,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病院与世隔离。《诉讼笔录》从亚当原始化、非人化、物化的奇特感觉方式出发,准确地表达了亚当对现代文明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倾向和对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的激烈批评。

    克莱齐奥
  2007年10月于首尔

  《诉讼笔录》中文版出版一年后,我与这位神交已久的法国作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缘。1993年,法国大使陪同勒克莱齐奥夫妇来南京与我会面,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谈他的作品,谈翻译,他对我非常支持,不仅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予以我极大的信任。后来,他每有新的作品问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如我指导的研究生袁筱一、访问学者李焰明翻译的《战争》、《流浪的星星》,都是他寄给我的。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颇为感动:“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出身的学者,听到自己欣赏并译介的作家对于自己的翻译活动如此尊重和信任,我内心的那种欣慰和感动是难以言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再生”。

  河 谷(片段)

  从1983年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首次为国人阅读开始,到如今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之间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的作品始终以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和坚守的人文立场在中国文坛上受到好评。今年1月份,他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是他的《乌拉尼亚》。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几年后,在墨西哥的米却肯洲生活时,我发现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当然,那个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是,米却肯洲的印第安人依然怀念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着在美国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无节制扩张的资本主义势力。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我并不想借此批评当下的墨西哥,也没有给我的小说赋予什么社会意义。我仅仅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那曾经给哥哥和我以勇气,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的幻梦获得重生。”我之所以长篇引用勒克莱齐奥的这段话,还是缘于一种感动,感动于作家的务实和平和。是的,勒克莱齐奥是一个批判者和反思者,他把批判转化为对孩童的心灵一样脆弱灵魂的关注,让这些最易受伤的灵魂用最细腻的感触来言说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这貌似无力背后,深藏的是怜悯的无限力量。

达莉娅很喜欢做菜。她常常做她童年时在圣胡安吃过的菜:拌了豆瓣和蔬菜的米饭、鳕鱼、炸车前。我不问她的过去,她也不问我。我想,我们都很感谢对方,不喜欢刨根问底。
她情绪不大好,有时候酒喝得特别多,朗姆酒可乐或者帕罗马斯,在橙汁里加苏打水的甘蔗烧酒。她常常在床垫上缩成一团,眼睛盯着窗户上的报纸。爬起来的时候,她脸色发灰,眼睛浮肿,好像刚刚在水里憋了很久才上来似的。我们不说话,但我们都感觉得到,这一切不会持续很久。我要写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和小农征地的报告,我会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在法国,我将会成为一所小学院的教师,我会远离这个人口过剩的河谷。而她是不会离开的,骨肉之情终究难舍难分,她永远也放不下她的儿子。但我们都情愿相信,这些都不那么重要。
  每晚六点起,城市便开始拥塞。汽车从四面八方经由主干道或五月节大街开进城里,围着广场兜圈子,等着向西边进发。广场好像在发烧,四驱、越野车、皮卡、道奇-大公羊、福特-护林人、雪佛兰、丰田、日产-边境轰隆隆响,汽车的大轮胎在滚烫的沥青上擦出的嘎吱声,柴油味,呛人的尘土味,那隆隆声中还夹着一种低沉的跳动声,一种持续不断的突突声,时而远,时而近,一下接一下,如同一只将广场和市中心楼房紧紧裹住的,身体奇长、内脏跳动的动物。
《乌拉尼亚》 紫嫣译/许均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形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为“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对此,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从精神追求上看,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实际上是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三年前,我有机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就推荐了勒克莱齐奥,推荐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除此之外,还有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以及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如今,我还想加上一条,那就是他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这几点,如果说不上伟大,至少他是个清醒的作家,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个对人类命运有着独特理解的作家,一个在冷静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的作家。

  记得在今年1月28日,我与在北京的勒克莱齐奥通话,祝贺他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通话中,我还谈到他迟早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回答很平静,说:“什么都是很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写作,要写好。”他还说:“我努力地在写作,至于获不获奖,不是我所关心的。”这就是勒克莱齐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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