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德国中青年作家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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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社会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经济、健保险、失业、国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而且最近又洪水泛滥,阳光惨淡。但要说到写作,在这方面德国却是完全不存在危机的。新作家层出不穷

德国社会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经济、健保险、失业、国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而且最近又洪水泛滥,阳光惨淡。但要说到写作,在这方面德国却是完全不存在危机的。新作家层出不穷,举国上下在进行文学作品朗诵。有天赋的作家纷纷走上舞台,拿起麦克风,俨然一副文学明星的。在莱比锡文学院和几所大学可以专门学习写作。德国的出生率极低,但却不乏文学后起之秀,甚至还有过之嫌。鼓励新人的奖学金和文学奖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

君特·格拉斯生于波兰格但斯克,是德国著名作家,被称作“德国文学的巨匠”、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良心”。格拉斯自小受到文学艺术熏陶,后来当过农民、矿工和石匠学徒等职业,之后以诗歌登上文坛,代表作有《铁皮鼓》、《猫与鼠》、《剥洋葱》等,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也因为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而颇受争议。2015年,君特·格拉斯逝世,享年87岁。人物经历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1君特·格拉斯 1927年10月16日,格拉斯出生在但泽(现今波兰的格但斯克)一个小贩之家,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属于西斯拉夫的卡舒布人。爱好戏剧和读书的母亲使格拉斯从小就受到较多的文学艺术熏陶。格拉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值纳粹统治时期。他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未及中学毕业又被卷进战争,充当了法西斯的炮灰。1945年4月,十七岁的格拉斯在前线受伤,不久就在战地医院成了盟军的俘虏。1946年5月,他离开战俘营,先后当过农民、矿工和石匠学徒,1948年初进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和雕刻,后又转入柏林造型艺术学院继续深造,1954年与瑞士舞蹈演员安娜·施瓦茨结婚。 格拉斯最初是以诗歌登上文坛的。1955年,他的《睡梦中的百合》在南德广播电台举办的诗歌竞赛中获得了三等奖。格拉斯1956年的诗集《风信鸡的长处》和1960年的《三角轨道》既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又受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联想丰富,激情洋溢,具有较强的节奏感。 格拉斯几乎在写诗的同时也开始创作剧本。早期的剧作如1954年的《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1957年的《洪水》、1958年的《叔叔,叔叔》和1961年的《恶厨师》,明显受到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影响。后来还有两个剧本,是1966年的《平民试验起义》和1969年的《在此之前》,试图将戏剧情节变为辩证的讨论,力求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格拉斯自称这两出戏是布莱希特“从史诗戏剧发展到辩证戏剧”方法的延续。然而,《平民试验起义》却歪曲了布莱希特在东柏林工人暴乱期间的形象,因而遭到普遍非议。 在尝试了诗歌和戏剧之后,格拉斯又开始写作长篇小说。1958年,“四七社”成员在阿尔盖恩的大霍尔茨劳伊特聚会。格拉斯朗读了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受到了与会者一致赞扬,格拉斯为此也获得了该年度的“四七社”文学奖。在《铁皮鼓》之后,格拉斯又在1961年写出了小说《猫与鼠》,在1963年写出了小说《狗年月》。 1967年的第三部诗集《盘问》政治色彩较浓,格拉斯也一度被称为“政治诗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格拉斯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拥护者。1965年和1969年,他曾两度为社会民主党竞选联邦总理游历全国,到处发表演说。1972年的小说《蜗牛日记》追述了作者1969年参加竞选活动的经历和对纳粹统治的思索。格拉斯与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前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交情甚笃,曾经多次陪同勃兰特出国访问。1982年11月,格拉斯在社会民主党争取连任的竞选失利之后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自1972年起,格拉斯潜心于长篇小说《比目鱼》的写作,1977年出版。 1979年的《在特尔格特的聚会》是格拉斯献给“四七社”之父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一部借古喻今的中篇小说。它通过描写1647年夏天一群德国作家在明斯特与奥斯拉布吕克之间的特尔格特的聚会,反映了三百年以后的“四七社”作家的活动。读者从西·达赫、格里美豪森、马·奥皮茨、安·格吕菲乌斯等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巴罗克时期的德国作家身上,不难看到里希特、格拉斯、伯尔、赖希一拉尼茨基、恩岑斯贝格尔这一代战后作家的影子。 1979年秋,格拉斯偕新婚的第二位夫人、管风琴演奏家乌特·格鲁奈特访问中国。回国以后,在1980年写出了《头脑中诞生的人或德国人死绝了》。此后,作家宣布暂停写作,埋头从事版画和雕刻。 经过长达五年的创作间歇,格拉斯在1986年3月出版了长篇小说《母老鼠》。评论界对格拉斯的新作褒贬不一。为了与评论界保持一段“距离”,格拉斯在1986年春天偕夫人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1987年初,格拉斯夫妇经葡萄牙等国返回柏林。10月,在格拉斯六十岁生日之际,鲁赫特尔汉德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格拉斯选集》。这套选集分为十卷,分豪华本和简装本两种,收入了作家已发表的所有重要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杂文、演讲词以及谈话录等。 1999年9月30日,君特·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6年9月出版自传回忆录《剥洋葱》。 由于在此书中令人震惊地自述曾在青年时代为纳粹党卫队效力,格拉斯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众矢之的。 2015年4月13日,格拉斯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君特格拉斯的作品 小说:《铁皮鼓》《猫与鼠》《非常岁月》《鲽鱼》《母鼠》《旷野》《我的这个世纪》《蜗牛日记》。 诗集和诗歌:《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幽睡的百合》。 戏剧:《平民试验起义》 荒诞剧:《洪水》《叔叔、叔叔》《恶厨师》。 回忆录:《剥洋葱》《万物归一》。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德国中青年作家的文学世界,德国当代文坛报道。格拉斯《铁皮鼓》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2君特·格拉斯 《铁皮鼓》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其“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铁皮鼓》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它既清算历史,又鞭苔现实。 作者采用倒叙的方法,让主人公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在两个时空平面上叙述发生在德、波边境和但泽地区半个多世纪的事件。第一个平面是1952至1954年主人公奥斯卡,马采拉特因妄揽罪责蹲在精神病院写他的回忆。第二个平面是奥斯卡的回忆内容:他从1899年他的祖父母结婚开始一直写到1952年他进医院为止。 1980年,根据该小说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被搬上银幕,并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99年10月瑞士文学院在授予格拉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称“《铁皮鼓》是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君特·格拉斯语录 我不忠实,但是我依恋着。 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自己。 回忆就像剥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人物评价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3君特·格拉斯 德国总理施罗德:“格拉斯毫无疑问是当代最重要的德国作家,长期以来享有国际声誉,诺贝尔奖金授予他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诺贝尔奖委员会:“格拉斯是寓言家和学问渊博的学者,他是各种声音的录音师,也是倨傲的独白者,既是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讽刺语言的创造者。在格拉斯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中,他剥去人物重要的话语,强调肉体的可靠性,将人类带入动物的世界。在他的动物园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猫与鼠、狗、蛇、比目鱼、青蛙和稻草人。” 《独立报》:君特·格拉斯是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良心”。 《卫报》:格拉斯是德国文学的巨匠。 《共和国报》:君特·格拉斯是“布莱希特的继承人”。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德国各家报纸的文化版面翘首期待新作,争相对外宣布自己激动人心的新发现。知名作家广泛被重视,后起新作家也受到版社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和欢迎。文学界推陈出新,作品种类繁多,源源不断。但谁要想概括介绍一下德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趋势和方,那却是捡了个棘手的难题,因为这就要考虑到文学界里种种极为矛盾的状况。

  2006年和2007年德语作家的两度组团来华访问,也许会成为 探讨当代德语文学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事实:这两次来北京的总共十几位作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更多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对于广大中国读者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朱丽·泽、英果·舒尔策、雅可布·海因、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以上为2006年来访作家),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尤迪特·海尔曼、维罗尼卡·彼得斯、蒂莫·布伦克、雅可布·海因、彼得·施塔姆、塔尼亚·杜克斯(以上为2007年来访作家);而那些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甚至对一些中国作家产生过影响的老作家,比如君特·格拉斯、克里斯塔·沃尔夫、耶利内克,却一再被排除在入选名单之外,都没有搭上这趟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便车”。

举例说吧:1999年君特·格拉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德国举国欢庆,但是在2006年他却被舆论推上绞刑架。格拉斯在自传中向公众讲述了自己曾在二战末期短暂地加入过党卫军冲锋队,此后格拉斯不断受到猛烈的攻击,他作为作家和评论家的声誉也岌岌可危。

  德国文学评论家埃伯哈德·法尔克把当下的德国文学比喻为一场“文学盛宴”。在这场盛宴上,主要位置已经被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占据,丰富多样的话题也由他们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通过各种花样翻新的文学活动(参与数量众多的文学评奖、进入畅销书目、在公共场合朗诵自己的作品、参加文学派对,等等),带领着广大读者走进当下多姿多彩而又危机丛生的生活,满足读者对于文学阅读的期待,更重要的,表达广大读者对当下生活的意见。前辈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化倾向,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正在被这些中青年作家以个人化的表达,以对历史的多样性认知,以及对现实生活敏锐、细腻、准确的描述所取代。

第二个例子:1990年代起出现了持续至今的新文学浪潮,它的中心词是流行文学。流行文学的动力来自1990年代的革新浪潮,如数码革命、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新经济等等。随后发生股市下跌和“9·11”恐怖袭击。新的世界在朝夕间变得危机四伏,惊骇之余人们不安,困惑,丧失了玫瑰色的幻想。流行文学突然被遗忘。此后,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

  这是一幅群像。在这样一幅集体图像里,那些中青年作家有他们的群体特征,比如他们都经历了两德统一,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媒体数字化、文化多元化等等给当下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然而他们又各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有由两德合并和移民潮的形成所带来的不同身份。然而正是他们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关注,对现实的独特体验和思考,立足于当下对历史和文化多元构成的表达,成为他们的作品清晰可辨的基础,构成他们参与当下文学生活最独特的声音。

德国当代文坛充满了这样的变数,整体氛围也一变再变。哲学家哈贝马斯二十年前提出的“新的不可概性”仍在继续。汉堡、慕尼黑、柏林、科隆的文学活动尤为活跃。德国今日的文坛更像酒会派对,喧嚣多变,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们说起文坛,会联想到工作组、先锋队、实验室、革命小组、实施心理治疗的圈子,会想起敌对的党、持不同政见者的密谋、左派或右派。而今天的文坛开放,不拘一格,人们健谈,喜欢聚在一起,个个都是自己领域里的专家,这里没有共同的目标,固定的组合或策划,也没有稳定的阵营。

  或许把雅可布·海因、英果·舒尔策、伊利亚·特罗亚诺夫、费里顿·蔡莫格鲁、彼得·施塔姆等人放在一起谈有简单生硬之嫌。但至少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联邦德国人,同时又都积极参与当下的德国文学生活,使得这样的归类成为可能。

今日的文坛很像酒会、派对,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喧嚣的派对。派对上除了有文学评论家,还总出现几位年迈的德国文学界重量级的先生和女士:君特·格拉斯、Christa Wolf、Walter Kempowski、马丁·瓦尔泽、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还有重新杀回文坛的Dieter Wellershoff,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他们中的几位虽身负盛名,但还是饱受争议。Christa Wolf和几位同仁都来自已经消失的民主德国,可他们依然捍卫社会主义,这一点让有些人大为不满。马丁·瓦尔泽因为违反了政治方面的语言规范,多年来受到指责。Botho Strauss作为作家享有极大的认可,但作为现实评论家却引起最大的信任。

  雅可布·海因出生在前东德的莱比锡,他的小说《我的第一件T恤衫》讲述的就是柏林墙倒之前民主德国青少年的故事,他于2007年6月出版的最新作品《申请频繁出境》讲述的仍然是发生在前东德的故事;出生在前东德德累斯顿的英果·舒尔策在他的长篇小说《简单故事》里描写了大量民主德国的人物,不时流露出他对于一个已经永远消逝的时代的追忆之情;土耳其裔德国作家蔡莫格鲁以表现在德国长大的移民子女的生活著称,他不仅写小说,还创作有很多影视、戏剧作品;彼得·施塔姆是一个瑞士人,有过游历世界的经历,他笔下的人物多是一些四处漂泊、没有归属感的悲剧人物;而出生在保加利亚、有过在非洲、印度生活经历的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以他的长篇小说《收集世界的人》表明他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在《收集世界的人》里,他把他的前辈、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的故事讲得精彩纷呈。上述作家,还有很多笔者没有提到的从世界各地来到德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连同他们的作品,成为德国当代文学文化多元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德国当代小说超越特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重负,超越政治的桎梏,形成在文化上开放、包容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成为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移民文学浪潮的一个回应。

老作家享有如此多的关注,中年作家心里有些不是滋味。Matthias Politycki、Helmut Krausser、Ulrich Peltze些作家虽然受尊敬,但是他们却远不如上一代作家在他们这个年龄时声名显赫。文学评论时而捧他们上天堂,时而送他们下地狱。正在网络上写新作的奥地利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还有Wilhelm Genazino、Ralf Rothmann、Georg Klein、Durs Grünbein等作家都难以逃脱在评论界无常的沉浮。评论家曾对他们大肆赞赏,而突然间又开始对他们的艺创作表示厌倦。

  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大量创作的作家们来说,政治立场、历史和文化遗产是一道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作家,像君特·格拉斯、克里斯塔·沃尔夫、海纳·米勒等人,无不是以最大篇幅来讨论诸如战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重大问题。而在像塔尼亚·杜克斯这样战后出生的中青年作家们那里,二战的历史不是亲历,关于战争,关于德国的纳粹运动,都是上一辈或者上两辈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对于他们,有关那一段历史的创作是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之中理性地思考、研究和梳理的结果。塔尼亚·杜克斯的长篇小说《天体》就是通过两个孩子的目光看祖父辈狂热地投身纳粹运动的经历。用作家本人的话说,她是从“更远的历史性距离”来看待那段历史。小说家阿尔诺·盖格在他以二战以及战后历史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感觉很好》之中,对从1938年到1989年51年间的一个个历史瞬间进行了碎片化处理,其结果是将对二战历史的讨论延伸到了当下,历史的巨大身影投射在今天的现实上,小说成为对历史真实细节的还原。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年龄稍长的女作家埃尔克·海登赖希。在她的短篇小说《最美丽的岁月》里,不仅历史问题和现实关注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历史的看法也更加个人化,看得出作者试图摆脱大历史的叙述框架,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的努力。

他们与老年作家究竟有何区别?区别于老一代作家的历史性。老作家的生平和德国历史紧密相连,并深受其影响,他们经历了第三帝国、二战、冷战、1968年的解放,他们曾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也曾在政治、道德和性方面追求过解放。

  对于像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尤迪特·海尔曼、维罗尼卡·彼得斯、蒂莫·布伦克这样的作家来说,更加值得关注的或许是当下的生活和对于当下生活准确、细腻、个性化的表达。在蒂莫·布伦克的口语化诗歌中,各种时尚性的词汇成串地、富于节奏地如潮水般涌来,让听众像应对今天层出不穷的时髦术语那样应接不暇;在尤迪特·海尔曼的短篇小说里,一个个游荡在不同生活之间的人物扮演着他们无奈的、有时候是忧伤的悲喜剧角色,海尔曼用她清晰、流畅、简洁、富于诗意的语言讲述着现实生活中那些面目模糊的人物难以言状的生活故事;克里斯托弗·彼得斯的小说《夜幕》已经译成中文,而且在中国得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这部小说里,彼得斯不仅要讲述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而且要进入到对于真相,对于感知,对于个人经验真实性的讨论之中。《夜幕》在叙述上的独出心裁,它所具有的诸多后现代特征,都使得它成为当代德国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

历史压年轻一代作家身上的重负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意义,而且1990年代以来电子传媒的竞争又使这种情况更加显著。即使德国的统一对这种情况改变也甚少。十几年来,对于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两德统一实际上不是创作主题。两德统一后主要是东德作家对统一带来的矛盾及过渡时期的困难进行了艺术反思。直到前不久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从截然不同的视角剖析了这一历史时刻:英果·舒尔策(Ingo Schulze)在《新生活》一书里描绘了异见者生活圈的发展变化,Clemens Mayers的小说《那时我们还有梦》刻画了一群游荡在社会亚无产阶级边缘的年轻人。而在Reinhard Jirgl的笔下,东德西德就没有区别,它们已经成为阴郁世界的一部分。

  朱丽·泽2006年在北京的一句惊人之语曾给中国媒体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如是说:“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这样的意思在今年来北京的德国作家中仍然有人重复,而且不止一个人重复:“作为我们父辈的作家,君特·格拉斯这一代人对我们没有影响。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是伯尔他们那一代作家。”看来对于上一辈作家,中青年作家们在题材上,技术上,观念上丝毫不存在所谓影响的焦虑,对他们关注的问题连同他们的叙述语言的漠视,已经成为这些中青年德国作家的不必言明的共识。难怪有人做这样的推测,君特·格拉斯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剥洋葱》中坦露自己早年参加纳粹的经历是爆猛料,他这样做也许不仅仅是为即将出版的新书作炒作性宣传,更是为了争夺他在当代文学中业已丧失了的话语中心的位置。

文学盛宴的耀眼新星当属丹尼尔·克尔曼(Daniel Kehlmann),他的历史题材小说《测量世界》以然科学家洪堡和数学家高斯为主人公,目前已销售百万册,被译成三十五种语言。《测量世界》是典型的来自文化和历史资料库的后现代文学题材。克尔曼的这部作品创造了出口奇迹,此前Patrick Süskind的《香水》,Bernhard Schlink的《朗读者》都曾在国际上风云一时。

  随着这些当代德国作家来中国访问,他们的作品也将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雅可布·海因的长篇小说《阎森先生遁世记》已经于2007年4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那是一本探讨当代社会体制化和反体制化可能性的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另外据说英果·舒尔策的《简单故事》、伊利亚·特罗亚诺夫的《收集世界的人》都有国内的出版社通过版权代理机构买到了版权,也将在近期出版。德国是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作为主宾国的礼物,德方送给中国读者的就是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这个小说选选录了目前在德国文坛上风头正健的几乎所有中青年作家的短篇代表作。另外,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在译介德国当代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仅翻译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而且最早敏感地注意到了德国当代小说的复兴,几年前就刊发了李永平教授的相关文章。

Katharina Hacker和奥地利的Arno Geiger也是文坛新秀,他们的小说《一无所有》,《我们过得不错》均获得了两年前新设立的奖项——德国图书奖,这个奖项的设置能够吸引外国关注德国文学。

  作为今年北京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德国方面为来访的德国作家准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德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见面和对谈活动。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谈双方对对方的作品都知之甚少,这也为德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的日耳曼学者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大量译介对方优秀的当代作品,不仅是为了增加双方的了解,更是为了繁荣文学创作。

年迈者的酒会和年轻人的派对都很喧闹,总有议不完的话题。批评家热切地寻找重要的新作和轰动性的新闻,如果找不到,他们就自己制造一些。文学评论自身就争论不休,很多书得到的评论都是截然相反的。

新一代德国文学早已实现了全球化。年轻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兴趣广泛,有些人,如Katharina Hacker,悉心研究新世界局势的细微之处、新动向、以及与之相关的危机和困惑。Christoph Peters在他最新的小说《战争大厦中的小屋》中大胆地把笔触伸向极端分子。

让我们继续观察这场文学派对吧。派对上吧台的位置突然骚乱起来,有人高喊到“审查”!于是“个人权利”这样的法律词汇顿时就在空气中炸开了。Maxim Biller在小说Esra中描绘了一段逝去的恋情,但是这本书遭到了法律禁止,因为他的前女友及其母亲在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目前德国最高法庭正在对此案进行审理。媒体里盛行的题材个人化也开始渗透到文学创作中。此外,爱情永远是主题,尤其是在派对上。Hanns-Josef Ortheil把自己的小说纲领性地命名为《伟大的爱情》,书中写到,懂得伟大爱情的人如今只剩下很少的几个,而激情、打破禁忌、冒险也显然成为过去。Annette Mingels给小说取名为《浪漫的人》,这更加突出了浪漫对于她书中的主人公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及。她和其他一些作家的笔下没有浪漫,有的只是富裕环境里模糊不定的情感。尤迪特·赫尔曼(Judith Hermann)悠然娴熟地把这种情感基调幻化为一曲华美的挽歌。文学以往的中心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如今地位如何呢?前总理施罗德有时候邀请作家到气派的总理府做客,君特·格拉斯回报总理,呼吁作家要关心政治。但是这种活动影响较小,连派对都算不上,只能算作小圈子里的一次晚餐。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这位德国文坛里曾经的思想先锋,在伊拉克战争中倒向布什一边,但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文学和政治在当代德国文坛几乎是没有关联的两个概念。相反以德国历史、尤其是纳粹和二战作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仍然满目皆是。几年前君特·格拉斯、W. G. Sebald、Walter Kempowski把两个之前很少受关注的题材引入了创作:一个是二战后期德国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受到驱赶;另一个是英美联军轰炸德国城市。

在联邦德国早年度过的无忧岁月令许多作家悠然回首。青年68代充满传奇色彩,下一代紧随其后,开始挖掘历史为自己定位。1970年代达到高潮的政治恐怖主义在三十年后又成为目光的焦点。柏林作家Tanja Dücker在作品中回顾了不同时期的史实,剖析了纳粹以及德国人被驱逐的历史。另外,移民及其子女的文学创作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Feridun Zaimoglu的小说Layla一举成功,他在书中了描绘了自己来自土耳其的母亲。

如果德国文坛没有正在为什么问题争论不休的话,那么整体氛围还是轻松的。作者们现在毕竟可以畅所欲言,不需要在理论上有所顾忌,也无需因为自省而拘谨。文学创作的方法宽松了,“诗歌朗诵表演”就是一种重要的方式,Bas B·ttcher是其代表人,他制作了“文本盒”,作家坐在小屋里朗诵作品,听众戴着耳机聚在外面,诵读声通过耳机和麦克风直接传入听众的耳朵。

文学盛会上来来往往好不热闹,人们热衷的话题也一变再变。文学怎样才能在公众舆论中更受关注?或者,在现代化进程中,在道德、美学、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斗争中,文学的使命已经彻底终结?媒体先锋Rainald Goetz每天都会记录文坛上的所见所闻,发布在网络上。文学界急切地渴望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每一种人生经验,不管是家庭悲剧、父母的死亡、性、疾病,还是日常的生活和冒险的远行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Wilhelm Genazino、Burkhard Spinnen、Hans-Ulrich Treichel目光犀利,感觉敏锐,日常生活的悲喜、喧嚣和荒诞在他们的笔下跃然纸上。德国的作家热切地希望冲破德国题材的狭小空间。伊利亚·特罗亚诺夫(Ilija Trojanow)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小说《收集世界的人》追随着老一辈英国作家的足迹周游世界。

德国文坛并不是一个可以养尊处优的地方,就是在本土的图书市场上德国作家也面临着外国文学的巨大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翻译了如此之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况且文学市场忘性大,能保留在记忆中的作品有限。德国现在每年会出版一百五十到两百本有文学价值并受评论界重视的德语文学作品。此外娱乐文学也占据着庞大的市场。

尽管文坛在举行一场派对,但作家们却很勤奋。作家的创造性、技艺,以及自由的创作心态、丰富的叙述技巧都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的文学模式、如今的创新形式,游戏的、后现代的写作方式,以及对于淋漓诗性的追求,对于语言真实性的追求在文学创作中无所不在。德国文坛上惊喜不断,矛盾不断,激动与争论不断。2007年,被视为新市民阶层道德代表的Martin Mosebach获得了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图书奖。人们赞赏他的学识,赞赏他不张扬的叙述风格,他以当今时代为主题,自信的叙述中透露着审视和嘲讽。全球化带来令人不安的矛盾,作家越来越身陷其中,Mosebach对现实冷峻的审视是否能给人们带来一丝心安呢?我们到吧台那边喝一杯,好好讨论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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