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第三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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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按: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 1.所谓经典,更多的是后人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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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

1.所谓经典,更多的是后人的阐释和推崇使其成为经典。

上回掀帘进门来的不是别人,当然是主人曹梦兰。那时梦兰出局回家,先应酬了正房间里的一班阔客,挨次来到堂楼,皓东等方始放了心。恰好皓东邀请的几个同乡陪客,也陆续而来。这台花酒,本是皓东替云衢解闷而设,如今陈千秋的行踪已在无意中探得,又接到了党中要电,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既已到来,也只好招呼摆起台面,照例地欢呼畅饮,征歌召花,热闹了一场。梦兰也竭力招呼,知道杨、陆两人都不大会讲上海白,就把英语来对答,倒也说得清脆悠扬,娓娓动听。顿使杨、陆两志士,在剎那间浑忘了血花弹雨的前途。等到席散,两人匆匆回寓。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

当三联书店的编辑告诉我,这次推广会放在北大时,我心中怦然一动。我离开北大刚好十年。当年在北大时,对北大的景物关注度不够。有一年,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对我说,很怀念北大二院的紫藤,我听了很诧异,回来后才看到二院的紫藤花盛开。

2.经史子集的顺序说明古人虽然重视历史,可是远比不上政治哲学的地位。

云衢固然为了责任所在,急欲返粤;皓东一般的义愤勃勃,情愿同行。两人商议定了。皓东把沪上的党务和私事料理清楚,就于八日十四日,和云衢同上了怡和公司的出口船,向南洋进发。那晚,正是中秋佳节,一轮分外皎洁的圆月涌上涛头,彷佛要荡涤世间的腥秽。皓东和云衢餐后无事,都攀登甲板,凭阑赏月。两人四顾无人,渐渐密谈起来。皓东道:“来电说,准备已齐,不知到底准备了些什么?”云衢道:“你是干亨行会议里参预大计的一人,主张用青天白日国旗的是你,主张先袭取广州也是你。你是个重要党员,怎么你猜不到如何准备?”皓东道:“我到上海后,只管些交际和宣传事务,怎及你在香港总揽一切财政和接应的任务,知道得多!革命的第一要着,是在财政。我们会长在檀香山也没有募到许多钱,我倒很不解这次起事的钱从哪里来。”云衢道:“别的我不晓得,我离开广东前,就是党员黄永襄捐助了苏杭街一座大楼房,变价得了八千元,后来或者又有增加。”皓东道:“军火也是准备中的要事。上次被扣后,现在不知在哪里购运?”云衢道:“这件事,香港日本领事暗中很帮忙罢!况且陈千秋现在日本,他本来和日本一班志士弢天龙伯父子,还有曾根,都是通同一气,购运当然有路。我这回特地来沪,跟寻陈千秋,也为了这事的关系重大。”皓东道:“革命事业,决不能专靠拿笔杆儿的人物。从前三会联盟,党势扩大了不少。其实不但秘密会党,就是绿林中也不少可用之才。这回不知道曾否罗致一二?”云衢道:“这层早已想到。现在党中已和北江的大炮梁,香山隆都的李杞侯艾存,接洽联络。关于这些,党员郑良士十分出力。恰好遇到粤督谈锺灵裁汰绿营的机会,军心摇动,前任水师统带程奎光就利用了去运动城中防营和水师,大半就绪了。所以就事势上讲,举事倒有九分的把握,只等金钱和军火罢了。”皓东道:“我听说我们会长,和谈督结交得很好,这话确不确?”云衢笑道:“这是孙先生扮的滑稽剧。一则靠他的外科医学,虽然为葡医妒忌,葡领禁止他在澳门行医,并封闭了他开设的药店。然上流人都异常信任,当道也一般欢迎。二则借振兴农业为名,创办农学会,立了两个机关:一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一在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就用这两种名义结纳官绅,出入衙署。谈督也震于虚声,另眼款接。农学会中还有不少政界要人,列名赞助。再想不到那两处都是革命重要机关,你想那些官僚胡涂不胡涂!孙先生的行动滑稽不滑稽!”皓东正想再开口,忽听有一阵清朗激越的吟诗声,飞出他们的背后,吟道:

为何唯独中国没有一个“古”字呢?因为埃及涅伽达文化被伊斯兰文化代替,印度的佛教文化被印度教文化代替,内容都变了,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古巴比伦被消亡,只有中国的文化一直传承,从古至今生生不息。

今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两个甲子,北京大学是变法的产物,也就是北大的一百二十周年。再过两个星期,6月11日,正是“百日维新”的起始日。离开北大后回北大讲戊戌,感觉上是有点奇特,当然也只是巧合而已。

3.所谓春秋微言大义,主要归功于公羊学派的究极细致。

云冥冥兮天压水,黄祖小儿挺剑起。大笑语黄祖,如汝差可喜。丈夫呰窳岂偷生,固当伏剑断头死。生亦我所欲,死亦贵其所。邺城有人怒目视,如此头颅不敢取。

宗周,大一统思想之初步形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题目,是近几年最为关注者。我写了几篇非常学术性的论文,字数加起来大约有三十万字,十分繁琐。我在这里尽可能讲得不那么学术,尽可能简要明白一些。

4.汉武帝通过齐襄公灭蓟侯的九世复仇,来打击匈奴。

乃汝黄祖真英雄,尊酒相雠意气何栩栩!蜮者谁?彼魏武。虎者谁?汝黄祖。与其死于蜮,孰若死于虎!

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侵润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华夏文明。

大约在五年前,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康有为戊戌时期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因是,既然台北的史语所研究员黄彰健院士已经证明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既然中国人民大学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经发现《杰士上书汇录》和许多康有为的原始奏折,称戊戌变法是“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运动”,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据;那么,戊戌变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想以可靠的档案与文献为基础,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结论来。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计划,申请了一个项目,准备用一年半的时间,写一篇五到十万字长篇论文。我得到了一笔小的资金支持。

5.春秋三传曾经是死对头。董仲舒和他的公羊派因为汉武帝特别喜欢,一度牛逼的很。

两人都吃了一惊。听那声音是从离他们很近的对过船舷上发出,却被大烟囱和网具遮蔽,看不见人影。细辨诗调和口音,是个湘人。他们面面相觑了一晌,疑心刚才的密谈被那人偷听了去,有意吟这几句诗来揶揄他们的。此时再听,就悄无声息了。皓东忽地眉头一皱,英俊的脸色涨满了血潮,一手在衣袋里掏出一支防身的小手枪,拔步往前就冲。云衢抢上去,拉住他低问道:“你做什么?”皓东着急道:“你不要拉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我今天只好学曹孟德!”云衢道:“枪声一发,惊动大众,事机更显露了,如何使得!”皓东道:“打什么紧!我打死了他,就往海中一跳,使大家认做仇杀就完了。结果不过牺牲我一个人,于大局无关。”说完,把手用力一摔,终被他挣脱,在中间网具上直跳过去。谁知跳过这边一望,只有铺满在甲板上霜雪般的月光,冷静得鬼也找不到一个,哪里有人!皓东心里诧异,一壁四处搜寻,一壁低喊道:“活见鬼哩!”云衢那时也在船头上绕了过来道:“皓兄不必找了,你跳过来时,我瞥见月下一个影子掠过前面,下舱去了。这样看来,我们的机密的确给他听去。不过这个人机警得出人意表,决不是平常人,我们倒要留心访察,好在有他的湖南口音可以做准。探访明白,再作商量,千万不要造次。”皓东听了,哭丧着脸,也只好懒洋洋地随着云衢一同归舱。次早,云衢先醒。第一灌进他耳鼓的,就是几声湖南口音,不觉提起了注意。好在他睡的是下铺,一骨碌爬起来,拉开门向外一望,只见同舱对面十号房门,门口正站着一个广额丰颐、长身玉立的人,飞扬名俊的神气里,带一些狂傲高贵的意味,刚打着他半杂湘音的官话,吩咐他身旁侍立的管家道:“你拿我的片子送到对过六号房间里二位西装先生,你对他说,我要去拜访谈谈。”那管家答应了,忙走过来,把片子交给也站到门外的云衢。云衢拿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戴同时,号胜佛,湖南浏阳人。”云衢知道他是当代知名之士,也是热心改革政治人物,一壁向管家道:“就请过来。”一壁唤醒睡在上铺上的皓东。皓东睡眼蒙胧爬起来,莫名其妙地招待来客。那时戴胜佛已一脚跨进了房门,微笑地说道:“昨夜太惊动了,不该,不该!但是我先要声明一句,我辈都是同志,虽然主张各异,救国之心总是殊途而同归。兄等秘密的谈话,我就全听见了,决不会泄漏一句,请只管放心!”皓东听了这一套话,这才明白来客就是昨天甲板上吟诗、自己要去杀他的人。现在倒被他一种亢爽诚恳的气概笼罩住了,固然起不了什么激烈的心思,就是云衢也觉来得突兀,心里只有惊奇佩服,先开口答道:“既蒙先生引为同志,许守秘密,我们实在荣幸得很。但先生又说,主张各异,究竟先生的主张和我们不同在那里,倒要请教。”

华夏民族文化之融合,自虞夏开端,至宗周而成熟,“郁郁乎文哉”之周文明,实在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可是,研究进行没多久,就卡壳了。我遇到了两个难题。

6.汉宣帝追思祖父,学习毂梁传。也是借公羊传的解读,却得出要帮助匈奴的决策。

胜佛道:“兄等首领孙先生兴中会的宗旨,我们大概都晓得些。下手方策,就是排满。政治归宿,就是民主。但照愚见看来,似乎太急进了。从世界革命的演进史讲,政治进化都有一定程序,先立宪而后民主,已成了普遍的公例。大政治家孟德斯鸠的《法意》,就是主张立宪政体的。就拿事实来讲,英国的虚君位制度、日本的万世一系法规,都能发扬国权,力致富强。这便是立宪政体的效果。至于种族问题,在我以为无甚关系。我们中国虽然常受外族侵夺,然我们族性里实在含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潜在力,结果外族决不能控制我们,往往反受了我们的同化。你看如今满州人的风俗和性质,哪一样不和我们一样,再也没有鞑靼人一些气味了!”皓东道:“足下的见解差了。兄弟从前也这样主张过,所以曾经和孙先生去游说威毅伯变法自强。后来孙先生彻底觉悟,知道是不可能的。立宪政体,在他国还可以做,中国则不可。第一要知道国家就是一个完整民族的大团集,依着相同的气候、人情、风俗、习惯,自然地结合。这个结合的表演,就是国性。从这个国性里才产生出宪法。现在我们国家在异族人的掌握中,奴役了我们二百多年,在他们心目中,贱视我们当做劣种,卑视我们当做财产,何尝和他们的人一样看待。宪法的精神,全在人民获得自由平等,他们肯和我们平等吗?他们肯许我们自由吗?譬如一个恶霸或强盗,霸占了我们的房屋财产,弄得我们乱七八糟。一朝自己想整理起来,我们请那个恶霸去做总管,天下哪里有这种笨人呢!至于政治进行的程序,本来没有一定。目的就在去恶从善,方法总求适合国情。我们既认民主政体,是适合国情的政体,我们就该奋勇直前,何必绕着弯儿走远道呢?”

华夏文明,始终应当统一。这种境界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而没有种族歧视及阶级差别,是谓大同。

一、1898年之前,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重要的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儒家的《六经》皆存世,即“今文经”,秦始皇并未焚尽;所谓“古文经”,皆是伪经,是西汉时领校“中秘书”的官员刘歆所伪造,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此即“新学伪经说”。中国的早期历史“茫昧无稽”,尧、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创造,其目的是以民间“素王”身份来“改制立教”。不仅《春秋》为孔子所创,《诗》《书》《礼》《乐》《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此即“孔子改制说”。

7.经典可以无限解释,所谓春秋宪法,春秋不过幌子罢了

胜佛忙插言道:“皓兄既说到适合国情,这个合不合,倒是一个很有研究的问题。我觉得国人尊君亲上的思想,牢据在一般人的脑海里,比种族思想强得多。假如忽地主张推翻君主,反对的定是多而且烈。不如立宪政体,大可趁现在和日本战败后,人人觉悟自危的当儿,引诱他去上路。也叫一班自命每饭不忘的士大夫还有个存身之地,可以减少许多反动的力量。”云衢接着道:“先生只怕还没透彻罢!我国人是生就的固定性,最怕的是变动。只要是变,任什么都要反对的。改造民主,固然要反对;就是主张立宪,一般也要反对。我们革命,本来预备牺牲。一样的牺牲,与其做委屈的牺牲,宁可直截了当地做一次彻底的牺牲。我们本还没敢请教先生这回到粤的目的。照先生这样热心爱国,我们是很钦佩的,何不帮助我们去一同举事?”云衢说到这里,皓东睃了他一眼。胜佛笑着说道:“不瞒两位说,我这回到粤,是专诚到万木草堂去访一位做《孔子改制考》、大名鼎鼎的唐常肃先生。我在北京本和闻鼎儒、章骞等想发起一个自强学会,想请唐先生去主持一切,而且督促他政治上的进行。至于兄等这回的大举,精神上,我们当然表同情。遇到可以援助的机会,也无不尽力。两位见到孙先生时,请代达我的敬意罢!”于是大家渐渐脱离了政见的舌战,倒讲了许多时事和学问,说得很是投机。皓东的敏锐活泼,和胜佛的豪迈灵警,两雄相遇,尤其沆瀣一气。一路上你来我往,倒安慰了不少长途的寂寞。没多几天,船抵了广州埠。大家上岸,珍重道别。胜佛口里祝颂他们的成功,心里着实替他们担心。

宗周一统是有层次的:四方、诸夏与中国。中国即王都所在,乃天下之中心;诸夏即属于相同文化类型的国家,这些国家统一于”周天子而构成“天下”,天下有“四国多方”,这“多方”不必属于华夏国家,如宗周初年,对殷商之与国即称之为“四国多方”。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虽然非常大胆,也非常极端——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服务于“新朝”,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以能“改制”,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而非为最终的结论。用今天的说法,属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仅仅用“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去解释当时的康有为,那么,他只是一个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不会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不会去自办万木草堂,不会去自办各类报刊,如《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不会到广西去讲学,也没有必要去办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之类的政治性组织,更没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给光绪帝上书。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

8.刘项原来不读书,因为焚书坑儒,文化基础差。公毂之学其实很扯淡。

话分两头。如今且说胜佛足迹遍天下,却没到过广东。如今为了崇拜唐常肃的缘故,想捧他做改革派的首领,秘密来此,先托他的门人梁超如作书介绍。一上岸,就问明了长兴里万木草堂唐常肃讲学的地方,就一径前去。一路上听见不少杰格钩輖的语调,看见许多丰富奇瑰的地方色彩,不必细表。忽到了一个幽旷所在,四面围绕满了郁葱的树木,树木里榕和桂为最多。在萧疏秋色里,飘来浓郁的天香。两扇铜环黑漆洞开着的墙门,在深深的绿荫中涌现出来。门口早有无数上流人在那里进进出出,胜佛忙上前去投剌,并且说明来意。一个很伶俐象很忙碌的门公接了片子,端相了一回,带笑说道:“我们老爷此时恰在万木堂上讲孔夫子呢!他讲得正高兴,差不多和耶稣会里教士们讲道理一样,讲得津津有味。你看,来听讲的人这么热闹。先生来得也算巧、也算不巧了!”胜佛诧问道:“怎么又巧又不巧呢?”门公笑道:“我们老爷,大家都叫他清朝孔夫子。他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讲孔夫子道理里的真道理,所以格外重要。从来没有讲过,在大众面前开讲,今天还是第一遭。先生刚刚来碰上,那不是巧吗?可是我们老爷定的学规,大概也是孔夫子当日的学规罢!他老人家一上了讲座,在讲的时候,就是当今万岁爷来,也不接驾的。先生老远奔来,只好委屈在听讲席上,等候一下。”胜佛听着,倒也笑了。当下就随着那门公,蜿蜒走着一条长廊。长廊尽处,巍然显出一座很宏敞的堂楼。迎面就望见楼檐下两楹间,悬着一块黑漆绿字的大匾额。上面是唐先生自写的“万木草堂”四个飞舞倔强的大字。堂中间,设起一个一丈见方、三四尺高的讲台。台中间,摆上一把太师椅,一张半桌。台下,紧靠台横放着一张长方桌,两头坐着两个书记。外面是排满了一层层听讲席,此时已人头如浪般波动,差不多快满座了。唐先生方站在台上,兴高采烈,指天划地的在那里开始他的雄辩。那门公把胜佛领进堂来,替他找到一个座位。听众的眼光,都惊异地注射到这个生客。那门公和台边并坐着的两少年,低低交换了几句话。见那两少年彷佛得了喜信似的,慌忙站起向胜佛这边来招呼。唐先生在台上,眼光里也表示一种欢迎。第一个相貌丰腴的先向胜佛拱手道:“想不到先生到得怎快,使我们来不及来迎驾。”第二个瘦长的随着道:“超如没告诉我们先生动身日期和坐的船名,倒累我们老师盼念了好久。”胜佛谦逊了几句,动问两少年的姓名。前一个说姓徐,名勉;后一个说姓麦,名化蒙。这两个都是唐门高弟,胜佛本来知道的。不免说了些久慕套话,大家仍旧各归了原位。那时唐先生在讲台上,正说到紧要关头。高声地喊道:“

夏殷以来之传统文化至宗周而发扬光大,以为礼乐文明之典范。周公曾“制礼作乐”,《周礼》、《仪礼》、《礼记》为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寄托所在,无“礼”是为“无德”或“无理”。

二、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奏折来看,向光绪帝提出的政策设计大体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历史来说事;但从康有为的着述来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从康有为的讲学内容来看,如《长兴学记》《桂学问答》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万木草堂门生笔记,却很少有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多的部分属经学。他的着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实法公理全书》,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度,而是西方数学中的“几何公理”。1891年,康有为与广东大儒朱一新有一场论争,康在信中说:

9.所以汉朝以后两家逐渐没落,左传一枝独秀。

我们浑浑沌沌崇奉了孔子二千多年,谁不晓得孔子的大道在六经,又谁不晓得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春秋》呢!但据现在一万八千余字的《春秋》看来,都是些会盟征伐的记载,看不出一些道理,类乎如今的《京报汇编》。孟子转述孔子的话:‘《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个‘事’在哪里?又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义’又在哪里?又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种关系的重大,又在哪里?真令人莫名其妙!无怪朱子疑心他不可解,王安石蔑视他为断烂朝报,要束诸高阁了。那么孔子真欺骗我们吗,孟子也盲从瞎说吗?这断乎不是。我敢大胆地正告诸君:《春秋》不同他经,《春秋》不是空言,是孔子昭垂万世的功业。他本身是个平民,托王于鲁。自端门虹降,就成了素王受命的符瑞。借隐公元年,做了新文王的新元纪,实行他改制创教之权。生在乱世,立了三世之法。分别做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朝三世中,又各具三世,三重面为八十一世。示现因时改制,各得其宜。演种种法,一以教权范围旧世新世。《公羊》、《谷梁》所传笔削之义,如用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等主张,都是些治据乱世的法。至于升平、太平二世的法,那便是《春秋》新王行仁大宪章,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全统于他的教。大小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所以孔子不是说教的先师,是继统的圣王。《春秋》不是一家的学说,是万世的宪法。他的伟大基础,就立在这一点改制垂教的伟绩上。我说这套话,诸位定要想到《春秋》一万八千字的经文里,没有提过象这样的一个字,必然疑心是后人捏造,或是我的夸诞。其实这个黑幕,从秦、汉以来,老子、韩非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深中人心。新莽时,刘歆又创造伪经,改《国语》做《左传》,攻击《公》、《谷》,贾逵、郑玄等竭力赞助。晋后,伪古文经大行,《公》、《谷》被摈,把千年以来学人的眼都蒙蔽了,不但诸位哩!若照卢仝和孙明复的主张,独抱遗经究终始,那么《春秋》简直是一种帐簿式的记事,没甚深意。只为他们所抱的是古《鲁史》,并没抱着孔子的遗经。我们第一要晓得《春秋》要分文、事和义三样。孔子明明自己说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独重在义。这个‘义’在哪里?《公羊》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汉人引用,廷议断狱。《汉书》上常大书特书道:‘《春秋》大一统大居正,《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春秋》之义,大夫无遂事。《春秋》之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不以家事辞王事。’像这样的,指不胜屈。明明是传文,然都郑重地称为《春秋》。可见所称的《春秋》,别有一书,不是现在共尊的《春秋》经文。

到春秋时代,孔子还要东方各国发扬这种文明。

……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然此为当时也,非仆今学也。

10.清朝公羊学回光返照,因为有进化思想萌芽而被发掘,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第二要晓得《春秋》的义,传在口说。《汉书.艺文志》说:‘《春秋》贬损大人,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刘歆《移太常博士文》,也道信口说而背传记。许慎亦称师师口口相传。只因孔子改制所托,升平太平并陈,有非常怪论,故口授而不能写出,七十子传于后学。直到汉时,全国诵讲,都是些口说罢了。

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以六经传六艺”,遂构成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礼乐文明的核心,而儒家乃以学术宗派代替了宗教的职能。

“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不仅早于孙家鼐,更早于张之洞。

11.公羊学重集权,毂梁学重伦理,二者体制相近,内容相似。但涉及权力的斗争,掐了整个朝代。

“第三要晓得这些口说还分两种:一种像汉世廷臣,断事折狱,动引《春秋》之义;奉为宪法遵行,那些都是成文宪法。就是《公》、《谷》上所传,在孔门叫做大义,都属治据乱世的宪法。不过孔子是匹夫制宪,贬天子,刺诸侯,所以不能着于竹帛,只好借口说传授。便是后来董仲舒、何休的陈口说,那些都是不成文宪法。在孔门叫做微言,大概全属于升平世、太平世的宪法。那么这些不在《公》、《谷》所传的《春秋》义,附丽在什么地方呢?我考《公羊》曹世子来朝,《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不知其在曹欤、在齐欤?这几句话,非常奇特,《传》上大书特书。称做《春秋》的,明明不把现有一万八千文字的《春秋》当《春秋》。确乎别有所传的《春秋》,讥父老子代从政七字,今本经文所无。而且今本经文,全是记事,无发义,体裁也不同。这样看来,便可推知《春秋》真有口传别本,专发义的。孟子所指其义则丘窃取之。《公羊》所说,制《春秋》之义,都是指此。并可推知孔子虽明定此义,以为发之空言,不如托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分缀各义,附入《春秋》史文。特笔削一下,做成符号。然口传既久,渐有误乱。故《公羊》先师,对于本条,已忘记附缀的史文。该附在曹世子来朝条,还该在齐世子光会于相条,只好疑以传疑了。

“诗亡然后春秋作。”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戊戌变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这个推动者却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也没有去过外国,他能得到的外部资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西方传教士等人翻译的西书,其中以声光化电、机器制造为主,关于西方思想、制度、经济与社会学说的书籍相当有限。他可能也看过一些日本译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若真读书,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第四就要晓得《春秋》确有四本。我从《公羊传》庄七年经文:‘夜中星陨如雨。’《公羊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不修春秋》,就是《鲁春秋》。君子修之,就是孔子笔削的《春秋》。因此可以证知《不修春秋》、《公羊》先师还亲见过他的本子,曾和笔削的《春秋》两两对校过。凡《公羊》有名无名,或详或略,有日月,无日月,何以书,何以不书等等,都从《不修春秋》上校对知道。那么连笔削的《春秋》,成文的已有两本。其它口说的《春秋》大义,《公》、《谷》所传的是一本。口说的《春秋》微言,七十子直传至董仲舒和何休,又是一本。其实四本里面,口说的微言一本,最能表现《春秋》改制创教的精神。请诸位把我今天提出的四要点,去详细研究一下,向来对于《春秋》的疑点,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只要不被刘歆伪经所盅惑,不受伪古文学家的欺蒙,确信孔子《春秋》的真义,决不在一万八千余字的经文,并不在《公》、《谷》两家的笔削大义,而反在董仲舒、何休所传的秘密口说。这样一经了彻,不但素王因时立法的宪治重放光明,便是我辈通经致用的趋向也可以确立基础了。”

孔子作《春秋》,三传为解释《春秋》而作。左丘明作的叫《左氏春秋》,公羊高作的叫《公羊春秋》,谷梁赤作的叫《谷梁传》。左丘明跟孔子同是春秋晚期人,公羊高和谷梁赤的老师为子夏,子夏是孔子的学生。

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上面说的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他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纯属偶然,不是由他来决定的。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

当时唐先生演讲完了,台下听众倒也整齐严肃,一个都不敢叫嚣纷乱,挨次地退下堂去。足见长兴学规的气象,或者有些彷佛杏坛。胜佛还是初次见到这现代圣人的面,见他身中,面白,无须。圆圆的脸盘,两目炯炯有光,于盎然春气里,时时流露不可一世的精神。在台上整刷了一下衣服,从容不迫地迈下台来。早有徐勉、麦化蒙两大弟子疾趋而进,在步踏旁报告胜佛的来谒,一面由徐勉递上卡片。其实唐先生早在台上料知,一看卡片,立时显露惊喜的样子,抢步下台,直奔胜佛座次。胜佛起迎不迭,被唐常肃早紧拉住了手,哈哈大笑道:“多年神交,今天竟先辱临草堂,直是梦想不到。刚才鄙人的胡言乱道,先生休要见笑。反劳久待,抱歉得很!”胜佛答道:“振聋发聩,开二千年久埋的宝藏。素王法治,继统有人。我辈系门墙外的人,得闻非常教义,该敬谢先生的宽容,何反道歉?”常肃道:“上次超如寄来大作《仁学》初稿,拜读一过。冶宗教、科学、哲学于一炉。提出仁字为学术主脑,把以太来解释仁的体用变化,把代数来演绎仁的事象错综,对于内学相宗各法门,尤能贯彻始终。真是无坚不破,无微不发,中国自周、秦以后,思想独立的伟大作品,要算先生这一部是第一部书了。”胜佛道:“这种萌芽时代浅薄的思想,不足挂齿,请先生不要过誉。我现在急欲告诉先生的,是我这次从北京来南,受着几个热心同志的委托,特来敦促先生早日出山。希望先生本《春秋》之义,不徒托之空言,该建诸事实。还有许多预备组织事,要请先生指示主持哩!”常肃道:“我们要谈的话多着呢。我们到里面内书室里去谈罢,而且那里已代先生粗备了卧具。”于是徐、麦二人就来招呼前导,唐常肃在后陪着,领到了一间很幽雅的小书室里,布置得异常精美安适,两人就在那里上天下地的纵谈起来,徐、麦两高弟也出入轮替来照顾。当夜不免要尽地主之义,替胜佛开宴洗尘。席间,胜佛既尝到些响螺、干翅、蛇酒、蚝油南天的异味,又介绍见了常肃的胞弟常博,认识了几个唐门有名弟子陈万春,欧矩甲、龙子织、罗伯约等。从此往来酬酢,热闹了好几天。有暇时,便研究学问,讨论讨论政治。彼此都意气相投,脱略形迹。胜佛知道了常肃不但是个模圣范贤的儒生,还是个富机智善权变能屈能伸的政治家。常肃也了解胜佛不是个缒幽凿险的空想人,倒是个任侠仗义的血性男子。不知不觉在万木草堂里流连了二十多天。看着已到了满城风雨的时季,胜佛提议和常肃同行。后来决定过重九节后,胜佛先行,常肃随后就到北京。

《公羊传》一开头就将《春秋经》记“王正月”解释为“大一统也”。杨向奎先生认为,公羊学派最主要的理论是大一统,中华之一统。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进入了瓶颈。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个月,试图开一点思路,结果毫无效果。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没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

到了重九,常肃又替胜佛饯行,痛饮了一夜。次日胜佛病酒,起得很晚,正在自己屋里料理行装,常肃面现惊异之色走进来,喊道:“胜佛,你倒睡得安稳,外面闹得翻天覆地了!”胜佛诧问道:“什么事?”常肃道:“革命党今天起事,被谈锺灵预先得信,破获了!”胜佛注意地问道:“谁革命?怎么起得这么突然,破坏得又这样容易呢?”常肃道:“革命的自然是孙汶。我只晓得香港来的保安轮船到埠时,被南海县李征庸率兵在码头搜截,捕获了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又派缉捕委员李家焯到双门底王家祠和咸虾栏张公馆两个农学会里,捉了许多党人,搜到了许多军器军衣铁釜等物。现在外面还是缇骑四出,徐、麦两人正出去打听哩!”胜佛心里着急,冲口地问道:“陈皓东被捉吗?”常肃道:“不知道。陈皓东是谁,你认得吗?”胜佛道:“也是我才认识的。”方才滔滔地把轮船上遇见杨、陆两人的事,向常肃诉说。徐勉外面回来道:“这回革命的事,几乎成功。真是谈督的官运亨通,阴差阳错里倒被他胡里胡涂地扑灭了。我有一个亲戚,也是党里有关系的人,他说得很详细。这次的首领,当然是孙汶。其余重要人物,如杨云衢、郑良士、黄永襄、陆皓东、谢赞泰、尤烈、朱淇等,都在里面。这回的布置很周密,总分为两大任务:孙汶总管广州方面军事运动,杨云衢担任香港方面接应及财政上的调度。军事上,由郑良士结合了许多党会和附近绿林,由程奎元运动了城内防营和水师,集合起来,至少有三四千人。接应上,云衢购定小火轮两艘,用木桶装载短枪,充作士敏土瞒报税关。在省河南北,分设小机关数十处,以备临时呼应集合。先由朱淇撰讨满檄文,何启律师和英人邓勤起草对外宣言,约期重九日发难,等轮船到埠时,用刀劈开木桶,取出军械,首向城内重要衙署进攻。同时埋伏水上和附城各处的会党,分为北口顺德、香山、潮州、惠州大队,分路响应。更令陈清率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以壮声势。预定以红带为号,口号是‘除暴安良’四字。哪里晓得这样严密的设备,偏偏被自己的党员走漏了消息。那天便是初八日,孙汶在一家绅士人家赴宴,忽见他的身旁有好几个兵勇轮流来往,情知不妙,反装得没事人一般,笑对座客道:‘这些人,是来逮捕我的吗?’依然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等到饭罢回寓,兵勇们只见他进去,没有见他出来。那时杨云衢在港,又因布置不及,延期了两天。恰恰给予了官厅一个预备的机会,立即调到驻长洲的营勇一千五百人做防卫。海关上也截住了党军私运的军械。今早由南海县在埠头搜捕了丘四等一干党人,其余一哄而散。又起得七箱洋枪。原报告人李家焯在双门底农会里捉住了党人陆皓东、程耀臣等五人。”胜佛顿足道:“陆皓东真被捕了,可惜!可惜!到底是那个党员走漏的消息呢?陆皓东捉到后,如何处置呢?”徐勉道:“哪个走漏消息,至今还没明白。不过据原报告委员李家焯说,是党员自首的。”胜佛拍案道:“这种卖友党员,可杀!可杀!”言犹未了,麦化蒙从外跳了进来,怒吽吽地道:“陈皓东、丘四、朱贵全已在校场斩首了,程奎元在营务处把军棍打死了。陈皓东的供辞非常慷慨动人,临刑时神气也从容得很。这种人真是可敬!又谁知害他的就是自己党友朱淇,首告党中秘密,这种人真是可恨!”胜佛听到这里,又愤又痛,发狂似地直往外奔。常肃追上去,嘴里喊着:“胜佛,你做什么?”正是:

先有旬子三儒说:俗儒,雅儒,大儒。才有公羊三世说:所见世,所闻世,传闻世。在《公羊》中大一统的境界是“王者无外”,“王者无外”近乎墨子的兼爱。

恰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进呈本,便转过头来研究梁启超的着述。正是在梁的着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

直向光明无反趾,推翻笔削逞雄心。

公羊三世说使《春秋》中鲁昭公、定公、哀公为所见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为所闻世;隐公、恒公、庄公、闵么、僖公为所传闻世。并以所见世为太平世,所闻世为升平世,所传闻世为衰乱世。

《大同书》的写作时间: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说法

胜佛奔出,是何用意,下回再说。

时当春秋,王纲已坠,而齐恒公因管仲之力得以一匡天下,周王已沦为附庸。故公羊派倡“新王出,一天下”,非复宗周之“文一统而实不一统”,故号为大一统。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遂为后来废封建建立郡县之大一统,建立了思想基础。

康有为无疑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最重要的政治功绩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他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不小的麻烦。他指责刘歆造假,赞扬孔子创造,他自己的文献也有作伪之处。前面提到的《戊戌奏稿》,就是典型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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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为新王立法,亦“法王”也。后来西汉形成大一统,于是“法王”落实为汉代立法,故孔子有“素壬”之称。

康有为的,第三十四回。康有为的另一大作伪是在《大同书》写作时期上“倒填日期”。1919年,康写《大同书题辞》中称:

汉武帝之大一统

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着《大同书》……

项羽、刘邦灭秦后,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刘邦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项羽。时项羽为天下盟主,引兵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绝。

“甲申”,1884年,是年有中法战争。康在《大同书》绪言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对此,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教授已证明其伪,说明该书是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时写的,以后屡有修改。由于汤志钧教授的这一贡献,学术界大多不再将“大同”作为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

然项羽无天下一统之大志,定天下而封诸侯。楚汉相争,垓下之战,刘备大败项羽而称王,西汉立。

康有为的,第三十四回。比较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头号门生梁启超的说法。1901年,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发表《南海康先生传》,称言:

西汉初,尊黄老,至武帝,武帝醉心于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醉心于儒家的天人之学。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发明改制之义……次则论三世之义。春秋之例,分十二公为三世,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也。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先生乃着《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

于是就有董仲舒的天人之学。

按照这个说法,康有为已着《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并将之传授给梁启超等少数门生。1911年,梁启超出版由其亲笔抄写的《南海康先生诗集》,在《大同书成题词》后作了一个注:

人为万物之灵,贵于万物,有八才有人夕,才有文明,所以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董仲舒大唱儒家,从儒家的“天人之际”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理,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间避居印度,乃着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为国竞之世,未许也。

《汉书•董仲舒传》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万物归于一统,是真正的大一统。

这个说法与前说有了不同。“二十年前”为1891年,梁启超刚刚入门,只是“略授口说”;“着为成书”的时间是1901-1902年。这也是汤志钧教授推翻1884年说的主要证据。1921年,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称言:

司马迁和公羊学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有为虽着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之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中国古代史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神的时代、巫的时代、史的时代。

梁启超又称其在万木草堂已经读到了康“秘不示人”的着书。三个时间,三个说法,如果相信梁启超的说法是真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康有为已将“大同学说”的部分内容传授给梁启超;二、康在戊戌时已有着书,如梁先前所说的《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但绝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大同书》。

中国几千年来的史学发达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要归为于孔子与司马迁。

“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司马迁自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

汤志钧教授证明了《大同书》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所写的,但他同时认为戊戌时康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主要证据是《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礼运注》的成书年代也有点问题,现有的证据说明,该书也是康在大吉岭时完成的。

司马迁的《史记》是在继孔子后续作《春秋》。

由此再来检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康有为确实提到了“大同三世说”,但十分简略。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称:

“五百岁”是以五为纪的人五行论,是以五为纪的历史发展周期。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

邹衍的五行说是用以说明历史演变法则的,他的历史法则是以黄帝作中心,推测到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的时代,这是“学究天人”的理论。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称“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也”;又称:“尧、舜皆孔子创议。”此处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即孔子创造出尧、舜,圣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创造出文王,是为“拨乱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讲“大同三世”,这里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释,不易察觉。我仔细查看《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六条。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

《公羊》也受此影响而发展下来,司马迁也受此影响。司马迁是前期公羊学派的重要人物,《春秋》以明一法之王,《史记》也有此意图。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公羊》鼓吹三统,提倡三世,司马迁亦然。

康的这一说法,是对《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扩展,加上《礼运篇》中“小康”“大同”的内容。我仔细查看《春秋董氏学》,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五条。《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讲的是“孔子改制”的内容,“大同三世说”不是两书的主题。若不是特别的挑选,这十一条内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过去了,且仅看此十一条内容亦难窥全豹。

《史记•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亦有所施行。

大一统是公羊义,司马迁充分肯定这大一统。司马迁的法后王主张和他的歌颂大一统可以统一起来,这是司马迁历史哲学中的精华所在。

从1900年夏天起,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1903年春夏之交时才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说”的着述。

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

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方式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对此,康在《〈礼运〉注》中称言:

公羊学经过两汉经师的发展,至东汉末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总结了两汉公羊义法。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无徵而可伤。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泽,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何休是前期公羊学集大成的人物,如果没有他的总结,则公羊学无法表现其系统的历史哲学,没有这种历史哲学的流传,则清儒无法发现公羊学的价值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精心着述时,阅历与见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1898年9月他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国军舰接往香港,然后去了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戊戌前后康的“大同三世说”思想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若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会有致命的缺陷——我的目的原本是要证明戊戌变法的性质,由此来证明戊戌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若以康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期的着述,来说明戊戌时康有为思想,是不可能精确、不可能具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除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十一条内容外,我找不到更多的1898年9月之前的材料,来说明戊戌时康的“大同三世说”。

这种发现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常州学派之创始人庄存与,发现了《公羊春秋》,但没有发现何休的总结,孔广森发现了何休的总结,但偏离了方向,至刘逢禄,始能比较正确地理解何休。

我就在这个关键点上被卡住了。

清末廖平大张今文旗帜,惊于公羊之非常异义,则多变其说,至南海康有为,才大有发展,于是《公羊》家喻户晓,以为救世之良方,变法之指针!

前面提到,梁启超在1901、1911、1921年三次着述中谈到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康在万木草堂向梁传授过“大同学”。从梁入学时间来看,应是1891-1896年,即光绪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梁为十八到二十三周岁。康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到梁呢?

何休强调“一法度,尊天子”,主张“隳三都”,弱臣势,陪臣执国命。宗法领主没落了,新兴统治者从陪臣执国命始,他们是新制度的创造者及负荷者,新的一统思想自此萌芽。何休的大一统不同于以往的公羊的“天人之学”,要一统于夭人,要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

前面提到,我因发现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开始集中阅读梁启超的着述,其中大部分是再次阅读。由于阅读时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从梁的许多着述中都看到了“大同三世说”,尤其是《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湖南时务学堂初集》。

宋儒之“春秋学”

1896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说明中国古代就有议院的思想,甚至有相当于议院的制度,结果受到了严复来信的严厉批评。梁给严回了一信,用“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来自我辩护,并提出了反批评。年轻的梁启超,意气风发,仅仅回信尚觉不满足,又在1897年10月在《时务报》第四十一册上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将与严复的讨论公开化。该文起首便直接、明确地阐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汉末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合流,而佛教传入,道教形成,儒家经学逐渐从统治思想地位退而潜流于野,经师变作人师,但教育的入手还是自儒家经学开始。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儒、佛、道虽然分流,但思想交浸,而南北朝时又有玄学,在唐宋经解中,渗透佛玄思想,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

这是“大同三世说”在报刊上第一次完整的表述,梁启超将之分为“三世六别”。在批判了多君世的罪恶后,梁称从多君世转为一君世是孔子的贡献:

宋儒长于思考,理学家频出,使中国哲学思维达到高峰。

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

宋代不仅“春秋学”发达,而且历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欧阳修之《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朱熹之《资治通鉴纲目》。

梁启超继续指出,“三世”是各国必经之路,中西之间并无区别,并不以其是否有议院的“胚胎”而致道路之不同:

后《通鉴》为续《左传》,而《资治通签纲目》为续《春秋》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宋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里说: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所以欧阳修说孙复的这部书对于治道多所发挥,针对性强。这也是宋代重视春秋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君之政即为“小康”,中国的前途与“西人”一样,是“同归民政”。在该文的最后,梁启超谈到了世界的前途:

稍后于孙复的经学家刘原父,他著有《春秋传》、《春秋权衡》及《春秋意林》等书。

问今日之美国、法国,可为太平矣乎,曰恶,恶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国言之,则可谓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而言,则可谓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而言,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耽耽相视,龁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

北宋前《春秋经》只有三传,《左传》长于史,《公羊》多非常义,而《谷梁》史不如《左传》,义不如《公羊》。至北宋,不重三传而重推敲,为“春秋学”之复兴时期。

梁启超对仅仅只有美国、法国实行总统制是不满足的,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仍是“多君之世”,“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他那指责现实的笔法——“各私其国”“耽耽相视”——暗地里却描绘着那个无总统、无国家、无战争、无私产的“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的未来画面,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一句,典出于《春秋公羊传》最后一句:“……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意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梁暗暗自诩他们这个以康为导师的小群体是能真正解读《春秋》微言中所含“大同之意”的“后圣”。“见群龙无首”一句,典出于《易·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梁将之解释为“大同三世说”中最高阶段——民政世之“无总统之世。”

两宋理学大师多尊《春秋》并纳于理学范畴,有程颐、胡国安和朱熹。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梁启超去了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康门弟子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担任分教习。

以伦理说历史,以历史证伦理,是宋代“春秋学”之特点。

康门弟子掌握的湖南时务学堂,所授内容不是一般的“时务”,而是“康学”。梁启超为此制定了《学约》,并写了指导性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时务学堂学生每天要读规定书目,主要是《孟子》和《春秋公羊传》,若有问题提出,由教习予以答复,若有心得写下来,即“札记”,由教习加以批语。时务学堂内部材料虽不能全见,但在1898年春,已将梁启超的《学约》、《界说》、学生与教习的问答合刊了一部书,共四卷,名为《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今存世不多。当我读到《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非常兴奋。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中大力宣传“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

治《春秋》义法与理学概念于一炉,为两宋“春秋学”之特点。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涉及到“大同三世说”的地方非常多,我这里因时间关系只能举一个例子。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义”一义作札记,推及世界“大同”,梁启超作批语称:

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

说得极好。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语,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义。然言大同者固不能不言义,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而以“本诸身,征诸庶民”答者,正明以义辅仁之旨。由身以推诸民,由中国以推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鄙人等侍先生数年,尚未能悉闻其说,非故秘之不告也。先生以为学者之于学也,必须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发其端,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对也。今鄙人与诸君言,亦如是而已,将以发心灵、濬脑气,使事事皆从心得而来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辞乎?诸君幸勿误会此意。若欲有所凭藉,以为思索之基,先读西人富国学之书及《佐治刍言》等,以略增见地,再将《礼运》“大道之行也”一节熟读精思,一字不放过,亦可略得其概。至所云起点之处,西人之息兵会等,亦其一端也。(《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二册,《札记》卷一)

明清之时,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外来文化与中土文化大量碰撞,于是又出现了“百家争鸣”。

师生所言的内容,皆是“大同三世说”。梁启超仍是从“仁、义”出发,谈到了大同、小康。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只是宣称康有为对“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经穷思极虑,条理极详,西方各国目前对康有为所思之条理,已实行者一二,未实行者八九,要求李炳寰通过自修来自证。“富国学之书”,大约是指《富国策》,与《佐治刍言》皆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着作。梁让李炳寰以此为基础,再“熟读精思”《礼运篇》中“大同”一段:

(一)魏僖谈大一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读史所以经世,清初易堂九子之一的魏僖,好古文,喜读史,尤好《左氏传》。

这一段话,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李炳寰若“一字不放过”的“穷思力索,触类旁通”,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学术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了佐证——这正是梁启超希望得到的教学效果。

魏叔子曰: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明其明,达其变,读秦汉以下之史,犹入宗庙之中,循心灵昭穆而别其子姓,了如指掌矣。

康门其它弟子的言说和梁鼎芬的评论

汉之前,《公羊》义法,有文一统而实不一统,故以孔子为素王。汉武帝一统天下,真正实现了实一统。《公羊》有正统之说,不以种族,民族为界限,而以政治、文化为分野,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进为“中国”,即是“正统”。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还谈到:“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除了已经去世的陈千秋和梁启超外,康有为的其它弟子对“大同三世说”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

公羊学派和荀子学派因五行而生黑统、白统、赤统的“旧三统”。

康门弟子的着述,大多尚未整理编集,但康门弟子在《知新报》和《时务报》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为了验证梁启超的说法,我将《知新报》《时务报》重读一遍:康门弟子九人在《知新报》发表了五十八篇政论文,康门弟子三人又在《时务报》发表了九篇政论文;有些是类似梁启超《变法通议》那样的大文章,多期连载。也就在这些文章中,我又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大同三世说”的痕迹。

而魏叔子引用欧阳修、苏东坡、郑思肖三家正统说,判其是非,而提出“正统、偏统、窃统”的“新三统”。

其一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其在康门的地位,仅次于陈千秋、梁启超。他在《知新报》上发表《地球大势公论》,称言:

正统者, 名正言顺,堂皇登之。

……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同。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

偏统者,虽不能一统,但能维护正统明尊严,如齐桓公,晋文公。

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

窃统者,乱臣贼子,能统一而其统不正。

周秦之世,地运顿变,动力大作。争夺相杀,而民贼之徒徧于时;兼弱攻昧,而强有力者尊于上。赢政无道,驱黔首以为囚;罗马暴兴,合欧西而一统。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其变二。

(二)清代前期时公羊学派

百余年间,智学竞开,万国杂沓。盛华顿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

清人首唱《公羊》者当推常州庄存于,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公羊学的开创者,最著者有门人孔广森,外孙刘逢禄等。

故结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

庄存于以宋学讲《春秋》,以《周礼》济《公羊》之穷,理想一个大一统的夭下,这是《公羊春秋》之千古绝唱。

“大同三世说”反映的是世界的变局,徐勤的着眼点也是世界的。他没有用“据乱”“升平”“大同”之词汇,而代以“土司”“君主”“民主”之三变。“洪水”“地顶”“地运”“动力”也是康有为讲学时使用过的概念。

庄存于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公羊学派的创始人,但在乾隆时期,还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时期, 一切新的因素都在萌芽 ,还没有取而代之的力量,始终是地主阶级的应变力量,很难使资产阶级鼓吹革命的武器。

其二是康有为的弟子刘桢麟。他在康门中的地位不高,但在《知新报》的金主、澳门赌商何连旺家中授馆课其子。康门弟子中,他在《知新报》发表的文章最多。其文《地运趋于亚东说》连载于《知新报》,第七、八册,多处涉及到“大同三世说”。在该文结尾,他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三)公羊名家孔广森

呜呼!尝闻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趋于智,由智而趋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中古千年,智之世也;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据乱;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今其智之萌芽乎,夫大地万国,寐觉已开,中土蚩氓,蒙翳渐辟,远识之士,竞驰新学之途,杞忧之儒,群倡开化之术。吸吁所接,或有动于当途;阖辟所关,即不朽之巨业。匪一隅之偏局,实万国之同风。乘朕兆已萌之后,为有开必先之举。将岂徒一国、一洲蒙靡穹之利赖欤,其将以是期之百千年后,凡我圆颅方趾之伦——黄人、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半黄半白淡黑人、不可思议之诸色人——咸被此靡穹之利赖焉,而为智、为仁之世界,均于是起点也,而又何东、西之有耶,而又何趋、变之有耶?

孔广森乃衍圣公孔传铎之孙,属《公羊》名家及朴学大师。提倡“分土而守,分民而活,有不纯臣之义”,与孔府与天并老的世袭有关。孔广森的公羊学更多地是站在代炙利益这一方。

刘桢麟清楚说明了前、中、后三世,分别崇尚力量、智慧和仁爱。他将“小康”误说为“太平”。他认为,当今“智”已“萌芽”,其后的发展趋势将不可抵挡;当此“朕兆已萌”,“百千年后”,人类将不分国家、不分洲别、不分肤色,共同经由“为智”而进入“为仁”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东、西可不必分,趋、变可不必论。这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所认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业”。

时、月、日之例;讥、贬、绝之辞;尊、亲、贤之议,都是《公羊》原“三科九旨”,而孔广森另立自己的“三科九旨”

康门其它弟子,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言论还有许多;但若从总体来看,所言“大同三世说”只占其全部着述的较小篇幅,其深度远远比不上梁启超。既然公开刊刻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都有“大同三世说”的内容,康有为也没有必要在万木草堂保密不说,只是所说的内容与深度,要远远少于对陈千秋、梁启超之传授。

《公羊》接近法家,本是齐学,孔广森治《公羊》亦同法家说,非儒家正统,他提倡类似于法家的刑赏二柄说: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日福。二柄举,则天下治矣,一有失矣,不以沦亡,则以败乱。

康有为的同乡、昔日好友梁鼎芬,时任张之洞的大幕僚,戊戌变法期间与康决裂。在康逃亡日本后,他以“中国士民公启”之名,作《康有为事实》,由张之洞交给来访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以能让日本驱逐康。其第三条称:

孔广森以法家解《公羊》,具有卓识。

康有为之教,尤有邪淫奇谬、不可思议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创为化三界之说:一化各国之界。谓世间并无君臣之义,此国人民与彼国人民一样,古人所谓忠臣、义士,皆是多事。一化贫富之界。富人之财皆当贫人公用,此乃袭外国均贫富党之谬说、小说戏剧中强盗打富济贫之鄙语。一化男女之界。谓世界不必立夫妇之名,室家男妇皆可通用。将来康教大行后,拟将天下妇女聚在各处公所,任人前往淫乱。生有子女,即筹公款养之,长成以后,更不知父子兄弟为何事。数十年后,五伦全然废绝,是之谓“大同”(少年无行子弟,喜从康教者,大率皆为此为秘密法所误也)。其昏狂黩乱,至于此极,乃白莲教所不忍言,哥老会所不屑为。总之,化三界之说,一则诲叛,一则诲盗,一则诲淫。以此为教,不特为神人所怒,且将为魔鬼所笑矣。或疑此条所谈太无人理,康教何至于此?不知此乃康学秘传,语语有据,试问之康徒便知。若有一言虚诬,天地鬼神,实照鉴之。(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有校正)

(四)清代公羊学中的关键人物刘逢禄

梁鼎芬又从何处得知康有为此类“秘传”的“大同”思想?他赌咒发誓称“语语有据”,很可能得自于“康徒”。就“化三界”而言,对照此期梁启超及康门弟子在《时务报》《知新报》和时务学堂中的言说,“一化各国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有为先前和后来所着的《实法公理全书》《〈礼运〉注》《大同书》及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化贫富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后来所着的《〈礼运〉注》《大同书》,“一化男女之界”也有部分内容可以成立,只是称康门弟子“为秘密法所误”,当属梁鼎芬并无根据的诬词。

刘逢禄是清代公羊学中的关键人物,他发现了东汉何休总结出来的“非常之义可怪之论”。

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书中的简说,到梁启超的多种着述,再到康门其他弟子的言说以及康政敌的评论——除了梁鼎芬的评论外,所有的材料都是1898年6月之前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在戊戌时确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鸦片战争后,公羊派风起云涌,谈改制,谈变法,都是在公羊学中找方案,刘逢禄变作提供方案之人。

当我将相关的论文写完,时间已过了五年。我才完成了证明的过程。

公羊学始终以为理想的天下是大一统,未来的天下是大一统,庄存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孔广森没理会大一统,而刘逢禄论大一统。

对康有为来说,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其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大同三世说”。从“大同三世说”再到《大同书》,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两者之间的联接性是比较明显的,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康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藏于经、传、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过“微言”而发现的“大义”;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说明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那种历史命定论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刘逢禄并没有正面提出大一统问题,但其发挥“王鲁”之义,实际上是主张有强有力的中国王朝以发号施令,以维持王纲不坠。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皆是学理,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政治。康有为虽然有参与高层政治的企图,但他唯一的办法是上书。通过上书而获得皇帝青睐的机率是很低的;而“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这类学理在高层政治是不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说”,其目标是改皇帝为民主,最终要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对此认同呢?

(五)陈立、龚自珍、魏源

康有为创造这些学理,目的是“创制立教”。在万木草堂,他对其门徒直白地说:

稍后于刘逢禄的陈立没有漏掉公羊学重要的微言大义,比如关于“三科九旨”,但缺乏公羊学派的宏阔思想及断制功夫一,獭祭材料,殊少义理的发挥。

孔子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书者,六经也;言者,口说也;意者,圣人所未着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然则,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

龚自珍与陈立同时。龚自修是一位有思想体系的公羊学家,不仅是传统的经师,且具有近代风貌的思想家。

康多次说明,孔子最重要的着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记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义,其义理由孔子口说而由弟子相传,《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许多义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解。至于《易》,全是义理。此即“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康此处所称“今日学者”,即是康本人。这种不见于经、传,甚至不见于董说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体会,也可以说是康的自我发挥。康可以将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他又对其门徒说:

龚自珍主张正名,但不同于先秦诸子,他的正名来自清代的朴学,以考据方法正名,这是他的外祖段玉裁所亲授,本来朴学主张名实相符,要求去掉空谈之聪明,守朴拙之迂回,物物名名,不使有遁。

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

龚自珍谈天下颁正朔是为国王而不及大一统,大一统在过去只是政治概念,在前期,即使是法家与“公羊”虽谈一统,谈改革,但鲜及社会性质之变迁,清初学者顾炎武等大师,以封建郡县制为腐败,但无进一步想法,只要去郡县而复封王,他们没有改变社会性质的想法。龚自珍而后不谈政治上之大一统而注意到社会制度之改革及其变迁,至清未遂以大同代大一统。

此处的“春秋时”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时”又可见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创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公羊传》“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颇有自许之意。康还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称:

龚自珍也有自己的三世说,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为大、中、小。他使宗法与井田制结合,以为可以维持井田制于不衰,这是他理想的社会制度。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

魏源主张变法而不轻言变法,他说:“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

他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他是受命于天的。

魏源还没有改善旧封建社会的意图,虽然他己经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边缘,所以他主张变,又主张不变。他坚持不变之道,不易之易,给以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说建立了基础,以经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

当时的文士章太炎,对康有为创教的设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写信给老师谭献的信中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他在《自订年谱》称:1897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而冯自由后来记录章太炎对梁鼎芬的谈话称:“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而梁鼎芬在前面谈到的《康有为事实》中又称: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

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意欲自为教王,因创立一教,谓合孔教、佛教、耶苏、希腊教四教而为一,自命为创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称之。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康所着书内有《孔子为改制之王考》一卷,称孔子为教王,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在思想界及政治界引起轩然大波。

梁鼎芬的说法也是相当肯定。即便从康有为这方面的材料来看,也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书起首便称:

康有为以新知益旧学,遂后古老的公羊学派具有崭新的思想内容,他不同于过去的公羊学家用原有的方案,康有为用了新方案,这方案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被抹杀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新时资本主义社会。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康有为对新社会的要求更加明确起来,使公羊学派焕发出青春的气息,也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大同世界。

其中“黑帝乃降精”,见《春秋演孔图》,属纬书,称孔子的母亲在梦中与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引纬书言“黑帝降精”,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圣诞说”。康办《强学报》,用的是孔子纪年;又命梁启超在《时务报》上也用孔子纪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办到。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要求建立孔教会。

康有为在思想上树立了两个权威:

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创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创制经典,二是传教于门徒。《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说”,“小康”“大同”之制,经典的创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万木草堂,已有相当的规模,其门徒张伯桢称:“同学凡百余人。”康又到广西去讲学,梁启超等人去湖南主办时务学堂,亦可视之为“传教”。

一、公羊经学的权威

根据《孔子改制考》,从春秋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即孔子创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并规范了“百世之后”的政教礼仪。基督以十二使徒传教于天下,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业。康此时若真心有意于“创制立教”,也不会太注重于当下。大约在1897年春,梁启超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

二、孔子改制的权威

……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门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

康有为建立公羊学的权威,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以孔子的托古改制作为传统经典上的依据,这些是对付顽固派的最佳方案。

梁此中谈到的“教”,是超越国家的,即“国之存亡,于教无与”,说的就是“大同三世说”。梁让康“专以讲学、授徒”,当万木草堂学生学成后,出而传“大同三世说”之教。梁对其掌握的“教”义仍不满足,想通过“入山数年”以补足。梁又通过数学、历史和佛教经典的学习,自觉“归依佛法”,甚至对“吾教太平大同之学”一度产生怀疑,觉得“所学失所凭依”。梁的这一封信,是戊戌政变后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内容大体相近的梁信,还有一封。

康有为以大同思想代大一统学说,大同包含有大一统思想在内,而大同世为社会性质之改变,不同于大一统之为政治上的统一,在经学思想上跃进了。

康有为“创制立教”,是想当教主;当然,如果有可能,也想当帝师。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历史的结局,他没有当成教主,也没有当成帝师,而是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期当了光绪帝的重要谋士。由此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说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写《我史》,这是他第一部人生总结,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称,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其弟康广仁劝其“不如归去”,回乡授学,用康广仁的话来言其志:

大一统的思想,是一种凝聚力,它要求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是一种国家民族的升华。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中国,杀身无益。

不管于过去,还是现在,大一统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中国人的大民族主义的包含,在未来会更有发展。

根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批语:“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仅仅是“救中国”,而在于“地球”。康又称,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难不死,必有其因:

写在文后:

……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来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死生,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

从七月拿起此书,无形中感到压力。杨向奎引典用据,看起来非常吃力,有些章节重复着看,还是有多处不解。待到看完,来写书评,发现无处下手,又只能凭惜之前的笔记和记录一章节一章节重新读过后再总洁,力求不改原文主旨而又能读我所写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能了解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人物和思想以及三千年的儒家大一统至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如能这样,也不负我三月之坚持。

我以前每读至此,总觉得康在造作;然读到梁启超等人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诸多着述,才隐约地感到,康也未必矫情,或真以为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

杨向奎的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结于清,至于民国及以后,也应该有此思想的渗透。我遗憾学之有限,能力欠缺,思维和逻辑能力不够,不能看透实质去探讨其中的实义,懊恼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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