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汉学大师孔飞力

来源:http://www.aviodelta.com 作者:书评随笔 人气:81 发布时间:2019-10-19
摘要:摘要 :关于中国的历史,也许你已经读了不少书,然而,你知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吗?在腾讯文化栏目推荐书小编中发现了这份西方人写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的书单,推荐

摘要: 关于中国的历史,也许你已经读了不少书,然而,你知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吗?在腾讯文化栏目推荐书小编中发现了这份西方人写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的书单,推荐给大家,希望通过这些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书,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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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己的专业是历史学,经常有朋友要求推荐几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入门型的书籍。当然不少朋友看到我推荐中国学者的作品时,总是摆摆手说国内的作品"不客观",希望列举几本外国学者的作品。虽然我并不同意国内学者不如西方学者客观的论断,但是确实有一些用外文写作的作品值得推荐一番。今天就在这里稍稍做个总结。

魏斐德其人,恐怕多数人还不是很了解。一说起美国的汉学家与中国学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费正清及其“中国观察”。我最早知道魏斐德,还是通过他的中国友人、着名诗人北岛的随笔《青灯》。文章写于魏斐德从伯克利执教四十年退休之际。后来这篇散 文和其它几篇被集成一本书,就以“青灯”作书名,扉页上题有“献给魏斐德教授”字样。《青灯》中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Sinologist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hina":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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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昨日17点40分,汉学家魏希德在推特上发消息称,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去世,享年83岁,师从费正清的他被中西方学术界公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与社会变革的代表人物,他所坚持的中国中心论及多部重要著作对西方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

作者简介:单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比较新闻学、跨文化传播。 张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研究生,主要研究跨文化传播。

关于中国的历史,也许你已经读了不少书,然而,你知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吗?在腾讯文化栏目推荐书小编中发现了这份西方人写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的书单,推荐给大家,希望通过这些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书,能让我们了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外国人是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历史的吧。

孔飞力

Fairbank, John King.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Y: Haper & Row, 2011.

花开几度/催动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帝王们如蚕吐丝/为你织成长卷

原发信息:《文化软实力研究》第20163期

注:本书单内容介绍主要来自豆瓣,由荐读(微信号:jiandu2013)整理。

孔飞力于1933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也被称作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誉退休后,孔飞力由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导师留下的空缺,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奠基人,费正清的作品不应当被错过。他所提出的"挑战-回应"的理论影响了整个战后的中国研究,哈佛大学为纪念他的学术贡献,专门成立以其命名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在七八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十有七八出自他的门下。费正清的作品很多,适合非专业读者的作品也不少,这里推荐的这部作品成书于他的晚年,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反映费氏后期的思想。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费正清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前期和后期是有所变化的,所以读读费氏晚年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还是比较有启发的一件事情。

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靑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

内容提要: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延展了边缘人理论的范畴,提出“文化边缘人”的概念以涵括汉学家群体所具有的跨文化属性,进而考察汉学家如何参与到“文化中国”的建构之中。将汉学家与中国的主体位置和情感介入作为两个基本的维度,通过对十余位现当代知名汉学家生活经历与学术研究的分析,总结出基于外部文化的介入者、基于外部文化的中立者、基于中国文化的中立者、基于中国文化的介入者四种文化边缘人类型,揭示了汉学家与中国文化产生互动的多元文化机制,为思考“文化中国”的建构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推荐原则:

在美国汉学界,孔飞力被视作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与史景迁、魏斐德被称作汉学三杰。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他对于清代政治史料的分析阐述,以及提出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等观点,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独立的视角。

二、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This article extends the meaning of“marginal man”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proposes“cultural marginal man”to summarize the intercultural attributes of sinologists,and studies how sinologist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hina”.This article takes subject positions and emotional involvement between sinologists and Chinese culture as two basic dimensions.Through analysis of life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researches of more than ten contemporary famous sinologists,we sum up four types of cultural marginal man,namely interveneor based on external culture,neutral based on external culture,neutral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interveneor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These four types reveal the multi-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inologists and Chinese culture,and provide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cultural China”.

  • 1,作者一定是西方人(所以黄仁宇等不在此之列);
  • 2,关注某个人物或者事件,或者是作者的回忆录,总之有点非虚构写作的意思,不选研究类著作(所以《剑桥中国史》等不在此列);
  • 3,全部是1949年以前的历史,晚清、民国的居多,国共两党的不在此列(如《红星照耀中国》)。
  • 4,许多高产的汉学家如史景迁、魏斐德等,只推荐了他的某一本,其它著作可按图索之。

孔飞力

Hsü, Immanuel Chung-yueh.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P, 1970.

北岛把崇高而悲壮的致敬献给了魏斐德,文字中那种挥之不去的诗意和深情,让我对魏斐德的传奇充满了好奇。

关键词:汉学家/文化边缘人/文化中国/中国化/Sinologist/Cultural Marginal Man/Cultural China/Sinicization

1、《紫禁城的黄昏》

作者: 庄士敦 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译者: 陈时伟 出版年: 2007-4

《紫禁城的黄昏》记述了困居紫禁城中“清室”的黄昏时期——1912年至1924年——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溥仪出宫期间的历史,庄士敦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担任帝师,与末代皇帝溥仪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通过对事件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1919年2月,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据媒体报道,早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际,孔飞力就在同年6月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那时他的名字还是孔复礼,取自《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虽然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但是这个名字还是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批林批孔运动,于是一些中国同行劝这个研究汉学的美国人将名字改为读音接近的孔飞力,之后这个名字便一直在大陆沿用下来。

严格来说,这部作品并不能够被称为是西方人的作品,因为徐中约教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读于燕京大学,之后赴美在哈佛大学求学。不过这部作品自从诞生起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便一直是美国大学中最受欢迎的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者从明清易代写起,讨论着中国从清代到民国、再到中华民国这四五百年的历史。如果说担心教科书过于代办的说教的话,那么徐氏的这部作品丝毫没有这样的问题。作者的行文非常流畅,同时作为华人,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那种戚戚之感流于文字之中,读来必有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感触。这部书经过多次修订再版,依旧经典。其完整的中文译本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本。

魏斐德1937年生于美国,2006年因癌症去世,终年68岁。“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日本军人开始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那一天。”魏 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这样说此生冥冥之中与中国发生的关联。并说到自己十几岁随父亲在古巴海上航行时,通过一条偷运华人的快艇, 感受到华人被奴役的“中国印象”。魏斐德的中国学研究是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当时魏斐德正在巴黎攻读一门东南亚课程,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 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上。恰在此时,法国记者门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着作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不能自拔。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 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日战争的中国往事。其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就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 动态。

汉学家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文化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一切受到某种机缘促使,关注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产生接触的非华裔人士都属于汉学家的范畴。伴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互动途径的变迁,汉学家的群体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最初的汉学家包括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外交使者与旅行家,这些来自异乡的人士远赴中国探险,将在中国期间的生活体验和观察所得撰写成游记。游记中描绘的带有异域风情的中国形象,被所在国家的民众所熟悉,构成了西方人认知中国的情感底色和知识基础。随后,西方教会进一步开启了面向中国的传教活动,职业传教士也成为汉学家的主体。相比于旅行家们走马观花式的感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为履行传教使命而深入中国社会,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应酬往来,客观上形成了与文化中国的互动关系。

2、《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作者: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 /弗兰克·萨奈罗 三联书店 译者: 周辉荣 / 杨产新 校 出版年: 2005-8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历史学家、教育家、19世纪英国史方面的专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大英帝国历史专业博士,曾在北卡罗来那大学维明顿分校、西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三、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

魏斐德生前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兼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尽管早年受业 于哈佛导师列文森门下,也算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传人,但其汉学思想还是逐步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中心观”的积极推动者和 参与者。他堪称美国第三代汉学家的领军人物。“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模式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当作一种 文化冲击来论述。“中国中心观”则是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显示的是一种东方视角。即不再单纯把中国当作接受西方社会影响与改造的“客体”,而致 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魏斐德认为,研究中国,就要“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如果说,《大门口的陌生人》 还留有“冲击—反应”的影子的话,那么,《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则预示着这种视角的转化,转到了“中国”中心。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渐深入,游记式的书写已不能满足西方精英人士了解中国的需要。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欧洲国家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及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探索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运作规律。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ége de France)创立了最早的汉学教席,涌现出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一批专业的汉学家。由此,汉学研究由业余走向专业,对中国认知的来源由日常生活体验向文献典籍研读延伸,由单向的认知转化为文化间的“摆渡者”。1955年,曾经出任驻华外交官的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建立起东亚研究中心,继法兰西学院之后成为汉学研究的枢纽①。其后,汉学研究逐渐在世界开枝散叶,蔚为大观,成为西方知识体系延伸的重要边缘领域,同时也成为“文化中国”的重要边缘领域。

3、《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英国探险家奥利尔•斯坦因和他在中国西部的考古探险活动,有较大的争议。他是尼雅遗址的发现者,也是敦煌藏经洞劫经的始作俑者,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是,只要涉及新疆探险史,对斯坦因和他在中国西部的考古探险则不能避而不谈。另著有《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等。

和一些学者不一样的是,孔飞力每一本著作从撰写到出版都要花费数年时间,虽然惜墨如金,但是其每部的论述观点都对学术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孔飞力的第一部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它讲述了19世纪中国的从白莲教到太平军时期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作者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从这些高度自治力图取代君主统治的民间组织中,他敏锐地看到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趋势。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W Norton & Company, 1990.

《中华帝制的衰落》是魏斐德汉学生涯当中一本不可忽视的历史读本。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不仅涉及中国明清的王朝政治、人事制度、经济贸易、国防军 队、世界秩序、人口增长、社会变革、民族革命等宏大背景,而且牵涉到皇帝、宫廷、政府官员以及绅士、商人、农民甚至马夫游民等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用这些 “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对一个帝国如何从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富有见地的解剖和透视。在作者 的笔下,这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华帝国,在王权高度集中强化的同时,帝国的行政管理的网络末端同官僚中枢日益脱节。而且,其体制与秩序内部,存在着帝 制衰微悖反的倾向!例如,科举制。科举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创造”,但是随着明清两朝“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考试制度“变得复杂难懂”,读书人的挫败 感越来越强,“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是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抱负者发 动”。原本帝国人才的征引制度,不想走向了帝国的反面。再如团练等地方武装的设立。团练,原本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而成立的应急之策,却打破了满汉平 衡,开始了地方军事化的进程,等等。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管理弹性日渐消散的躯体,一个日暮黄昏、强弩之末的专制帝国,特别是到了后期,腐败滋生,盗匪横 行,起义不断,当外力干预如同“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整个国家系统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就成了不可避免和无可挽回的事情了。

“文化中国”是杜维明先生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的构想,按照其经典划分②,“文化中国”的第一层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区组成,是文化中国的核心与基础。第二层则是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旅居在异文化之中但仍然保留着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扎根与传播。最外的一层,是因为种种生活经验与中华文化发生关联、对中华文化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的非华人,从而打破了种族与血缘界限的区隔。那么,汉学家是在什么维度建构文化中国的?如何认知汉学家的文化边缘人特质?这种文化边缘人的特质与文化中国建构形成了什么关系?文化中国的多重建构有什么意义?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跨文化问题,本文试图做出初步的探讨。

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作者: [美] 孔飞力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 陈兼 / 刘昶 出版年: 1999-1。 2012-5再版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美国著名汉学家。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在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界,史景迁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中国史学者,这本《追寻现代中国》同样也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流畅的作品。在八九十年代,由于徐中约教授的那本中国史作为大学的教科书内容有些陈旧了,史景迁便计划将当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写入新的教科书中。这便是《追寻现代中国》的来由。

讲求着史的“名门正派”

一、从汉学主义到中国化:理解汉学家的两种维度

5、《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作者: [美] 孔飞力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译者: 谢亮生 等 出版年: 1990-11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1984年随着中美外交关系的逐渐正常化,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孔飞力来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他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后来撰写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本书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叙事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被视作美国汉学界关于18世纪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标杆。

四、罗威廉:《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

魏斐德着作等身,是与孔飞力、史景迁并驾齐驱的美国汉学“三驾马车”之一。孔飞力的研究以视角独特有名,前些年在中国较为畅销的《叫魂:1768年 中国妖术大恐慌》非常吸引眼球,讲述的是清朝乾隆时期一场席卷全国的除妖运动。史景迁的作品引进更多,他是那种着作经常登上美国销售排行榜的写书人,以叙 事和文笔见长,简直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读。与孔、史相比,魏斐德的汉学着作则以选题和史料见长,更容易获得史学爱好者的认同,因为他不靠文字的花哨,也不 求叙事的剑走偏锋,而是更讲求着史的“名门正派”,以史料说话,但又不拘泥于史料,着重于史料的综合解读和阐发,视野开阔,文史交叉,畅游于历史学、政治 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其叙述中国历史的手法与文字丝毫不逊色于国内的史家,尽管他的散文体论述,看似娓娓道来平淡无奇,实则是平地起惊雷。说他 深得史学“两司马”的史风亦不为过。而且其征引的中文史料也不输给任何一个出色的中国学者。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魏斐德展现给大家的就是一幅充满 运动与变化的明末到民初的中国“万花筒”,作者运用的各种史料与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把人物与各派势力写“活”,好似“作场”说书,让人沉浸在历史的氛围 中,跟着他“重演往事”和一起思考。

就研究对象和学术体制而言,汉学属于广义“东方学”的组成部分。按照文学批评家萨义德的经典表述,东方学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③,东方丧失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只有依赖西方的话语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发声。同时,作为社会现实的东方需要经过东方学的过滤框架,才能进入到西方的意识之中④。东方学家将东方描述成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恒定不变的他者,与西方文明相对立,从而合法化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成为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⑤。

6、《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

作者: 魏斐德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梁禾 出版年: 2007年12月

魏斐德,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国政治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的弟子,与孔飞力、史景迁并称为当今美国汉学界“三杰”。曾为柏克莱大学亚洲学哈斯基金教授。曾任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柏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他出版并又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大门外的陌生人》、《历史和意志》、《中国帝制的衰落》、《洪业》、《上海警察》、《上海歹士》。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Rowe, William T.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Vol. 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史景迁就曾这样评价魏斐德:“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抒情诗人和秘密活动家的迷人混合体。他写的最好的书在每个角度都含义深刻,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精神 上,充满着意外,承转着情感……”这使我想起了北岛在《青灯》中讲述的一个故事: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哈佛的荣誉毕业生周锡瑞回忆:从哈佛毕业以后,他投奔 到列文森教授门下。列文森逝世后,大不了几岁的魏斐德给他们上课。当看到年轻的魏斐德开列有法国史学家马克·布罗克《法国农村史》在内的必读书目时,这群 学生不干了,其理由是,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只见魏斐德不慌不忙,讲了一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 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说完后,魏斐德平静地离开 了教室。

从东方学的视角出发,汉学研究具有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三重身份⑥。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汉学是一种以客观面貌出现的知识体系,代表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认知状况。其次,在知识体系背后,是一套系统思考中国的方式,也是知识体系得以再生产的条件。最后,相关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都是学术政治的产物,与权力体制息息相关。汉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他者的话语,本质上是西方现代性的组成部分⑦。

7、《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作者: [法] 佩雷菲特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 王国卿 出版年: 2007-7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这次出使在历史上最大的争论是:英国使者有没有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 本书作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来考察,于是,视野开阔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

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本书以详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明巨大差异和冲突。

阿兰·佩雷菲特,生于1925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学者,法国《费加罗报》编辑委员会主席,曾担任过七任部长,在法国政治界和学术界都颇有影响,属于法国传统上博学多才、思想敏锐、视野广阔的一类知识分子。

孔令飞于200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则是他另一部代表作。他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严格来说,罗威廉的这本书书并非近代史的作品,而是一部清史作品。不过Modern这个概念其实源于西方历史的叙述,西方近代的开端大致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后期开始,所以也很多Modern China学者的研究是包括明清与近代的。此外,当今学术界也非常强调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延续性,所以要了解晚清民国中国的困局,对于之前的历史的了解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作品的特点在于将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分为不同的专题精简地加以概括。得益于作者担任Late Imperial China几十年的经验,很多严肃的学术发现都被作者以精炼通俗的语言融汇在作品之中。如果说想跳出那些细说清史的调侃,而是从专业的角度来了解西方人眼中的清朝模样,这部作品非常值得推荐。

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建构,主要源于其对西方阴影笼罩下的中东文化的观察与思考,当将这种思考拓展至中国时则存在一定局限。最本质的区别便是中国从未有过像中东或印度一样被西方帝国完全殖民的经历,因而汉学研究也并未承担为战略征服而正名的“殖民话语”使命,所以汉学与传统的东方学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和功能⑧。因此,20世纪末期有学者提出“汉学主义”(Sinologism)一词用以指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有学者尝试以“汉学主义”来替代“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超越东方主义理论中嵌入的敌对的政治意识形态,转而考察中西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现象⑨。然而,当一种文化现象被视作“主义”时,就已经被假定成凝固、封闭的观念体系,事实上依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笼罩,忽视了汉学研究作为一种开放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的属性,也无法充分揭示汉学研究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8、《李鸿章传》

作者: 濮兰德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译者: 张启耀译 出版年: 2008-7-1

作者约翰·濮兰德(1863—1945年)曾经在中国担任海关官员,是赫德的机要秘书,与李鸿章有过一定的交往,同时,他也曾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走访和游历中国,并就一些问题对李鸿章进行过采访。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身份,濮兰德撰写《李鸿章传》一书就应该让人感到有较高的可信度。当前,李鸿章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颇多但同时又争议频生,有些重要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因此,出自李鸿章同时代的异国之人的资料当显珍贵,故而,当天津人民出版社把这本原著交由我翻译的时候,我便欣然领命,决心下工夫完成这个任务,以便使当今更多的普通读者和有关研究者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再次对李鸿章进行了解并作出自己的评判。

孔飞力的论述及观点是对其导师费正清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的重新修订。相比于西方的冲击直接影响了中国19世纪以来的变革这种说法,孔飞力则倾向于中国中心论,他指出中国对根本性议程的共识来自于中国内部的价值观,即便是西方的观念也会受到中国特质的再造,这种根本性议程的长期影响力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体现出来。而他所做的便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揭示历史演变在机制上的深层结构。这些论据和观点,对美国乃至西方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中国化”(sinicization)一词用来指涉某种事物在与中国文化产生关联的过程中接受中国文化濡染,进而具有中国特质的过程。“中国化”既可以用来描述外来思想进入中国后进行本土化改造,如许多学者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⑩,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化”是普遍的“驯化”(domestication)过程的特殊表现。同时“中国化”也可以用来形容个体或群体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由此对于中国产生身份认同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再中国化”(resinicization)等表述,用以形容中国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复杂的动态过程。

9、《真正的中国佬》 又名:《中国人本色》

作者: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汉学大师孔飞力。美] 何天爵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原作名: Real Chinaman 译者: 鞠方安 出版年: 2006-7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原名切斯特·何尔康比,何天爵是他的中文名。他1869年来华,在北京负责公理会所办的教会学校,1871年辞去教会职务,先后任驻华使馆翻译、头等参赞、署理公债等职。曾参与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还参与了1980年美国和朝鲜签约订条约。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曾接待陪同,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回美国。1895年出版其颇具影响的《中国人本色》一书。另撰有《The Real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等作品。 本书是何天爵根据他本人在中国居留16年的所见所闻的深入思考写成的,是关于晚清中国社会的一幅全方位、大视角的生动画卷。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本文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中国化的概念,并以此与“文化中国”的论述衔接起来。中国化正是发生在文化中国的外部圈层像波浪一样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他者在跨文化交流中遭遇中国文化并选择亲近中国的文化认同,从而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意义输出。然而文化的传递并不是风吹草偃般的线性过程,而是多向互动的文化实践,具有复杂的作用机制。身居海外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无疑属于文化中国的第三圈层,汉学家因为某种机缘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致力于考察中国的文物典籍或现实发展,同时通过自己的课堂讲授与公共著述将有关中国的知识传递到自己所处的文化中,充当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而汉学家选择以研究中国为志业,背后有着不同的文化立场与诉求,这也使之成为考察中国化作用机制的重要样本。

10、《空谷幽兰》

作者: [美] 比尔·波特 著 / [美] 史蒂芬·R·约翰逊 摄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译者: 明洁 出版年: 2009-3

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在困扰着比尔·波特的问题。因此,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亲自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借此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叹和无限向往,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文化复兴之旅”。书中穿插了数十幅风景优美的摄影作品,这都是作者的好友、美国著名摄影家史蒂芬·R.约翰逊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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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推荐一部孔飞力教授的作品,《叫魂:187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其实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乾隆年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剪辫盗魂的传言流传以及官僚机构的应对过程。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案件之中,作者条分缕析地勾勒出清朝不同层级的官僚机构的运作逻辑。如果说有哪部作品能够让人领会传统官僚系统的运行逻辑的话,这部书绝对是不容错的。当然,这部书的前几章多是对于事件发生发展的细致记录,读起来可能略显繁琐;但是错过这些记录,对于作品最后的分析的精妙之处的领会难免会打折扣。此外,在我看来这部书绝不是讲一个古代的故事,书中所揭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官僚系统都需要面对和尝试解决的;其中的诸多逻辑在当代的中国依旧成立。

如果说“汉学主义”式的思考路径,将汉学家的中国研究视作一种凝固的权力结构的生产与宰制,关注汉学研究中集体的、连续的、静态的、无意识的向度,那么“中国化”式的思考取径,则将汉学研究者视为结构之中能动的个体,旨在还原汉学研究中被前者遮蔽的个体的、离散的、动态的、有意识的向度。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集体想象虽然在宏观上制约着汉学家研究中国时的核心议题、知识语境和价值判断,但汉学家并不完全受制于西方学术体制和现实权力政治,汉学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群体,他们在研究中国时浸入着自己认知中国的情感体验,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进而赋予了汉学研究多样的视角与立场。

11、《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文集

作者: 费正清 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译者: 张理京 出版年: 2000-08

费正清堪称以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问题的最具权威的学者,《美国与中国》是美国中国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中国早期的历史;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描述,从西方入侵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三部分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中美关系。本书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书之一,曾在西方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当今西方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精彩的作品也越来越多,这里列举的作品实属挂一漏万。不过这篇小文的目的也不在于列出一个当代西方汉学的必读书目,只是为爱好中国近代历史的朋友推荐几部通俗易懂的作品。上面的几部作品均为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作,自然不会为哗众取丑而故意歪曲事实。相关的中文版本也已经出版,不管是在书店中还是网络上都比较容易获得。当然,部分大陆版本是有所删节的,好在相对应的港台版并不难找到。

台湾学者石之瑜、吴昀展曾经借用“中国化”的理论视角考察四位亚裔离散学者对中国的遭遇与选择,揭示他们在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投射出的中国认同与中国形象,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发。然而该文选择的四位研究对象均为亚裔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样本有着较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该文实质上以知识社会学为底色,旨在考察四位学者有关中国的知识链生成的跨文化语境,并未将文化交流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本文试图引入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边缘人理念来理解汉学家“中国化”过程中的精神世界,并据以解释汉学家认知中国过程中潜在的多元取向与机制。

12、《改變中國》

作者: 史景遷 出版社: 時報文化 译者: 溫洽溢 出版年: 20041101

傅蘭雅和丁韙良堅忍不拔,湯若望、李泰國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鮑羅廷洞察敏銳,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幹練,赫德和魏德邁善於組織,南懷仁和伯駕匠心獨運,華爾和陳納德勇氣卓絕,白求恩無私奉獻。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二、作为文化边缘人的汉学家

13、《尘埃》

作者: 马克戈万 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者: 脱启明 出版年: 2004-03

一些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语言不通、相互陌生的中国旅行的同时,潜心观察民情、社情,并且日夜不停地做着手记与报道。为了使欧洲的读者进一步丰富有关中国的知识,这些专家们以极大的耐心与研究着中国的语言——它们游戏般的文字,甚至是艰涩难懂的专业称谓。《尘埃》就是一部由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戈万先生编著的有关中国民生,民情的专著。该书里,读者不会再赘读到枯燥无味的有关政治、宗教方面的说教。书中图文并茂,不仅写有中国北方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且还有我们所陌生的那个时代中、西、南部平民百姓的生活真实写照。那时中国人的欢乐与痛苦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边缘人概念要上溯到陌生人以降的理论脉络。陌生人概念最初由德国哲学家乔治·齐美尔在1908年提出,指涉的是一种漫游中的生活状态,“陌生人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他虽然没有继续游移,但是没有完全克服来与去的脱离”。齐美尔将陌生人理解为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并未受到特定地域或职业的限制,当对于社会关系的确定性感觉开始消失的时候,陌生感就产生了。

14、《危险的愉悦》: 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作者: 贺萧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韩敏中 / 盛宁 出版年: 2003-06

本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

全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本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不同于生长于斯的本土人,陌生人以一种游离的心态栖居在特定社会之中,他虽然可能与群体中的成员有种种形式的接触,但并未在根基上被所在的环境固定化。他虽然与群体成员产生了意义的共享,却在身份上保持疏离,既沉浸其中,又可以随时抽身而去。因此,客观性是齐美尔界定陌生人的首要特征,陌生人可以用更加客观和超脱的视角,若即若离地观察身处的社会情形。这里所说的客观,并不是袖手旁观般超然事外,而是一种超越了确定性限制的特殊参与方式,使得外来者能够以鸟瞰的视角来对待身处的关系。

15、《制造中国》: 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作者: 葛凯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黄振萍 出版年: 2007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受陌生人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作为文化混血儿的边缘人。边缘人生活于两种以上的文化群体之间,具有两种并存的文化背景,并亲密地分享两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边缘人不愿意同自己的传统决裂,但种族等先天身份所引致的偏见,使得他无法融入新的社会,只好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生存。相比于齐美尔笔下超然客观的陌生人,帕克为边缘人赋予了文化混血儿的特质,边缘人希望融入主流的文化却无法实现,因此为自己混杂的身份而感到焦虑不安。

16、《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作者: 韦慕庭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杨慎之 出版年: 2006-8

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1908-1997)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学者。生前长期任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

帕克的学生斯通奎斯特进一步发展了边缘人理论,他认为移民只是产生边缘性的原因之一,教育、婚姻等行为都可能产生相应的边缘性,当一个人开始学习“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和伦理规则时,其边缘性就产生了”。因此,这种边缘性将广义的文化范畴纳入考量,不再局限于早期围绕种族或生理差异而设置的边界,成为一种多元、流动的概念,更加富于弹性和解释力。

17、《太平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作者: 史蒂芬·普拉特 出版社: 衛城 译者: 黃中憲 出版年: 2013-5-9

作者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切入,特別著重英美各國在外交與軍事上對太平天國戰事的影響,而不流於誇大。除了組建湘軍的曾國藩之外,也側重介紹了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他為太平天國提出的「資政新篇」可說是中國第一套現代化綱領。本書於二○一二年獲頒坎迪爾獎(Cundill Prize),是全世界獎金最高的歷史著作獎。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史蒂芬.普拉特,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其博士論文獲頒瑟隆.費爾德獎(Theron Rockwell Field Prize)。目前是美國阿姆赫斯特麻塞諸塞大學的助理教授,著有《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一書。

随着边缘人概念在社会学、心理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一概念的意涵又发生了两点重要的转变。首先,边缘人的外延不断扩大,研究者倾向于用“边缘情境”来界定边缘人的身份,认为只要是在社会文化的界限被跨越的地方,就会产生边缘状态,由此那些由于社会关系或个人心理对于社会主流感到疏离的群体,都被纳入边缘人的范围。这一理论上的转变,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性发展的回应,随着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以及文化间的交流活动日趋显著,每个人都有可能处于边缘情境,变成社群中的陌生人或边缘人。

18、《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作者: 裴宜理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池子华 / 刘平 出版年: 2007-6

著名汉学家裴宜理的成名作。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贫困地区100年来的农民反抗运动,主要围绕三大事件展开论述,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

其次,边缘人从最初的负面意味逐渐转向中性。帕克对于边缘人的处境给予了悲观的理解,认为边缘人处在初始群体和新群体的文化夹缝之间游移不定,是社会问题的潜在来源。但后续研究者发现边缘人可以采用多种策略来调适自己的文化身份,不会遭遇文化分裂的困境。因此,当边缘人概念应用于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身份的研究中时,通常仅用来区分群体差异,并不包含褒贬的色彩。

在全球化时代,早先基于熟人社群的社会关系发生重组,作为分析单位的文化,不再受到地缘与血缘的束缚,变成可以流动与伸缩的概念。基于边缘人理论与文化中国的构想,本文拟提出“文化边缘人”的概念。文化边缘是一种文化的外沿地带,是多元文化对话与互动的空间,也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向异文化输出的重要渠道。不同文化的元素在此聚合,创造出新的意义并反馈各自的文化母体,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文化边缘人,正是栖居在文化边缘地带,对于两种或多种文化有着真切感知,并据以调适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方式的人。同时,文化边缘人借助自己在多元文化之间的实践,在客观上促成了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

历史上的旅行者、传教士,今天的跨国企业员工、难民、婚姻移民等,都属于典型的文化边缘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于这些群体的文化适应、跨文化能力等现象也有了一定的关注。然而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汉学家,却没有受到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的关注。与上述群体不同,汉学家通常并没有在中国长期定居的经历,甚至有些汉学家终其一生没有来过中国。然而汉学家通过大量的阅读与考察,接触并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同时又穿梭于不同的文化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正契合文化边缘人的概念所指。而汉学家如何利用所处的边缘情境发展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视角,如何受到中国化机制的影响进而被吸纳入文化中国的范畴之内,则成为有价值的考察对象。

三、汉学家的跨文化经验与文化边缘人身份

本文搜集了20世纪以来较有影响力和典型性的汉学家的个人传记、回忆文章、序言、对话录和访谈等材料,将其生活经验予以文本化,使之成为个人经历与历史进程的交汇点,从而描绘汉学家作为文化边缘人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经历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分析这样的文化经验如何促进了汉学家的中国化进程,而不同的中国化路径对于汉学家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产生怎样的影响。经过对众多汉学家的文本材料进行归类整合,本文将汉学家与中国的主体位置和情感介入作为两个核心的维度。其中主体位置指的是汉学家倾向于从怎样的立场和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可分为基于中国文化与基于外部文化两种;情感介入则指汉学家与现实中国接触所引发的情感体验是否介入到他们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之中。由此可以将汉学家的边缘人经验与中国化路径区分成四种类型。

基于外部文化的介入者

这类汉学家与中国有着丰富的跨文化互动经历,通常曾多次来华并与中国人士有着较多接触,他们对中国有着浓厚的感情,然而其学术底色仍然植根于本国,对中国的研究多半是出自其对于本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怀,并不倾向于从中国本土的问题出发展开研究。在现当代汉学家中,费正清、杜赞奇等为这一类型的代表。

费正清早年以政治为志业,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热衷参加学生活动,并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从未想过研究中国。费正清与中国的机缘始于1928年,在导师韦伯斯特的建议之下,费正清才开始关注近代中国的外交史。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毕业前往牛津深造,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由此正式走上了研究中国的道路。1932年费正清第一次前往中国,在中国度过了4年的时间,查找档案完成了自己以中国海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在此期间,费正清结识了胡适、陶孟和、丁文江等中国知名知识分子,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感到“中国的环境包围着我,给我以影响”,产生了强烈的理解中国的欲望。除在北京生活外,费正清还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考察,以期获得对中国的全面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费正清再次前往中国,与政界和知识分子展开了更深入的交往,使得费正清成为美国的头号“中国通”。由于与龚澎、杨刚等左翼人士的接触,费正清对于处于延安的中共政权逐渐抱以好感,并参与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正清因其亲共立场而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筹办了中国研究中心,奠定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制度基础。自1966年起,费正清主编了六卷本的《剑桥中国史(1800-1985)》,成为西方学生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来源。

作为一名有志从政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尽管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在不同阶段发表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言论,其背后的立场始终是美国利益与现实主义原则。丰富的中国经历使得费正清意识到中国的智慧与潜力,认为需要借鉴中国经验制定美国的外交战略,并推动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而费正清的实际影响也超越了象牙塔的藩篱,直接介入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外交之中,成为促成中美两国建交的重要人物。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出身于第三世界,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投射了另一种现实关怀。杜赞奇的家乡阿萨姆邦邻近中国云南,在大理国被征服的过程中,云南本地的族群不断向南迁徙,最终有一支阿萨姆人进入阿萨姆邦。这种流离的历史创伤和混杂的民族构成,为杜赞奇在后半生的学术生命中关注族群问题,并努力解构民族的宏大叙事奠定了基础。1973年,还在德里大学读书的杜赞奇被中国的“文革”所吸引,认为“它似乎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改变历史的途径”。正是在这股极“左”浪潮的裹挟之下,杜赞奇赴美深造,跟随孔飞力学习。杜赞奇在美国期间从事的研究课题,既受到孔飞力等汉学界非革命一代学者的影响,同时也唤醒了他本人的生活体验。杜赞奇始终在探索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中召回被压抑者的声音,前者体现于《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中国华北乡村的考察,后者的关怀则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得以彰显。为了寻找超越现代性的出路,杜赞奇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参照系。杜赞奇认为,与印度曾经完全殖民化不同,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史,“这是两国对待现代性问题态度迥异的重要原因”。作为亚裔学者,杜赞奇近30年来每年都会造访中国,去过北京、上海、成都、厦门、青岛,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中国考察期间,杜赞奇着重观察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并因此而不断深化对于本土现代性的理论思考。正是在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之中,杜赞奇致力于从中国本土历史轨迹中提炼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经验,从而为其母国的发展道路提供镜鉴,进而寻找中国与印度共享的特质,从而追索“全球化时代的亚洲之路”。

在现当代的知名汉学家中,魏斐德、裴宜理乃至基辛格、傅高义等研究中国的经历都可归于此类。这类汉学家最初都是因为政治而非学术的因素而与中国发生联系,具备在中国生活或与中国交往的丰富的跨文化经历,同时其研究中国的深层目的是为其本国的发展路径提供借鉴。魏斐德因为出众的语言天赋被美国中情局招募,1974年曾作为翻译第一次来到中国。这种在政治边界游走的经历,使得魏斐德与费正清一样,关注中国政治、官僚体制、国际关系相关的议题。基辛格曾任美国国务卿,直接参与推动中美建交,而傅高义也曾在美国政府亚洲事务机构任职,他们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与他们的政治经历和现实诉求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政治学家裴宜理则是抱着反抗美国建制的目的而关注中国。裴宜理的父母均任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20世纪30年代于上海相识并结婚,裴宜理本人也出生于上海。60年代裴宜理参与了美国学生的反越战游行浪潮,由此而关注亚洲的革命与政治。为了更好地理解亚洲革命的意义,裴宜理前往台湾学习中文,并走上了关注中国劳工抗争与革命文化的道路。

这些汉学家的中国研究中普遍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变革诉求,而其本身丰富的中国体验也帮助他们了解书本以外的真实中国。他们的主体性始终立足于本文化,尝试通过对中国的研究获得对自身发展的镜鉴,但这类汉学家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学术议题的选择,都卷入到与中国现实交往的经验之中,这使得他们的中国研究充满了个人经验的浸润,但也让他们无法真正获得超脱的视角来反观中国与本国。

基于外部文化的中立者

这类汉学家同样基于自身的关怀研究中国,但他们与中国文化的真切接触不如第一类汉学家丰富,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是在书斋中进行的,通过对中国思想与历史的梳理来反思自身的思想困境。法国哲学家、巴黎七大汉学系主任弗朗索瓦·于连是第二类汉学家的代表。于连毕业于巴黎高师的古希腊哲学专业,早年浸淫于西方古典学之中,对于中国文化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于连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是因为其学术路径自身的发展逻辑,于连认为哲学就是一种背叛,只有通过对此前的传统的否定才能有更新的突破。在于连看来,迄今的所有西方哲学都是在希腊的传统中发展的,要想与这一传统彻底断裂,只有求助于外部的思想传统,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正是“一个在印欧文化圈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伟大道德传统”。因此,中国不是于连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而只是他“反思欧洲”的工具,对中国的取径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迂回,目的是发现被欧洲理性所遮蔽的思想可能性,进而在哲学研究中获取新的突破。因此,于连的汉学研究背离了法国汉学重视实证的传统,尝试将中国作为思想而非历史去研究,倒转黑格尔将西方历史经验普遍化的做法,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反思欧洲思想的普遍性。

于连的做法并非特立独行,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研究中国时的思想取径便与之遥相呼应。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汉学界最初受津田左右吉的主导,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停滞,贬斥中国的历史经验。继而同情中国革命的左翼思想家竹内好扭转了这一趋势,认为中国通过抵抗西方现代性的冲击转而重拾传统,挑战了不平等的霸权格局,表现出比日本更有韧性的文化转型。沟口雄三则指出,津田左右吉与竹内好的思想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只看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中国本土的学者则基于进步主义史观,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因此略去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沟口雄三提出应当将逻辑倒转过来,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通过将中国经验特殊化,随之也将基于欧洲的现代化经验特殊化,在互相参照之中获得对于现代性更为真切的认知。

于连与沟口雄三等汉学家,在学术研究中力求与中国保持距离,悬置自身的情感和位置,从而将中国彻底客观对象化,从某种意义上也将中国转变为一种认知世界的客观工具,透过中国的视角来考察世界的多样性。这类汉学家在研究中对中国的情感浸入最少,他们一方面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避免情感的介入,他们在与中国疏离的同时,也借助中国经验实现了与本国文化的疏离,试图获得不受任何文化遮蔽的游离视角,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陌生人。

基于中国文化的中立者

这一类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抱有浓厚的兴趣,力图通过学术研究来浸入中国文化的语境,因而中国文化对他们而言即充满意义的研究对象,并不像前两类汉学家一样希望借助中国文化来实现外部的思想或现实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中国时倾向于保持冷静与疏离的姿态,避免将本人与中国的跨文化经验投射在学术研究之中,同时也尽力克服本文化所造就的认知中国的成见。

汉学家史景迁属于这一类汉学家的代表。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伦敦的书香门第,根据其本人的讲述,在史景迁出生时,他的母亲便在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史景迁6岁时读到有关中国艺术史的著作,对于水墨画产生浓厚兴趣,并“通过这些画册,对中国产生感情”。然而冷战帷幕的落下,使得史景迁无从接触中国文化,他最初的研究对象也是英国自身的历史。直到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获奖,使史景迁有机会去美国的东亚系交流,在那里史景迁遇到了前辈汉学家芮玛丽和芮沃寿,其后又赴澳大利亚师从清史学者房兆楹,走上了中国研究的道路。1963年,史景迁前往台湾,首次踏入华人社会。1974年,史景迁跟随代表团访问大陆,面对“文革”中的中国,史景迁感到自己犹如“坐在潜水艇里观看外面的鱼”,受到跨文化的冲击。1985年在导师房兆楹的葬礼上,史景迁结识了《合肥四姐妹》的作者、华裔学者金安平,后来与之结为夫妇,由此获得了认知中国文化的更真切的体验。

史景迁意识到作为一名跨文化观察者,他的主体认识必然影响对中国的客观描述,但他希望能够克服自身文化视野的遮蔽,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场习得知识继而自我修正的持久战”。因此,史景迁非常重视中国地方性的档案材料,希望由此而浸入中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从中窥测中国的古典生活。通过对一手文献的阅读,史景迁“瞬间获得一种能力,可以获得别人的视角,你将成为另一个人,通过这个人的眼睛看到世界,看到那段历史”。因此,史景迁在学术研究中倾向于以个体的视角切入来理解中国文化,不管是张岱、利玛窦等文化名人,还是王氏、胡若望、沈福宗等被主流历史书写所遗忘的小人物,都是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缩影,试图以小见大还原真实的中国历史,并在文本中建构出可以代入情感的历史氛围,唤起读者更多的历史体验。

与史景迁类似的还有其同辈汉学家柯文。柯文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提出者,认为应当纠正费正清、列文森以来的“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式研究模式,将中国历史从国际体系中解脱出来,进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其内在的逻辑。为此,柯文倡导研究者应当进入中国内部,从区域史的角度发现中国历史的微妙之处。与史景迁一样,柯文同样倡导文化移情式的研究方法,认为研究者需要“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钻进他所研究对象的皮中去”。

这一类汉学家还包括孔飞力、宇文所安等,他们通常并没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历,也相对游离于现实政治格局之外,是因为种种偶然因素才走上了中国研究的道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文本材料的解读与中国产生共情感。宇文所安曾坦言在研究中国之初对中国并没有浓厚的兴趣,孔飞力甚至曾因现实的阻隔而险些转去研究日本,对他们来说,并非先接触中国而后了解中国文化,而是以中国文化为媒介进而认知中国。这一类汉学家的著作大多不以政策研究为旨趣,而是尊重中国内在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这类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倾向于保持冷静、超然的立场,中国是一个等待发现与对话的客体,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体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但这种体验本身并不会成为主导其学术研究的要素。他们在认识论层面试图进入中国文化,但是其主体论的位置仍然是基于本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与生活体验呈现出相对的分离。

基于中国文化的介入者

这一类汉学家同样倾向于发掘中国文化中原本蕴含的价值,但不同于第三类汉学家,他们的学术研究与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中国的跨文化体验渗透进了他们的研究之中,同时他们也利用自己的文化实践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促使中国文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认可。这类汉学家的代表是顾彬与葛浩文。

顾彬是德国汉学家,也是德国学术界唯一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1967年,22岁的顾彬读到经过翻译的李白诗歌,非常着迷;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后开始学习汉语,走上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道路。顾彬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自称“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在顾彬的文学史研究中,中国文学自身的价值是其关注的焦点,他试图将中国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下进行观照,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发现中国文学的特征与优劣。这就使得顾彬的研究路径迥异于于连、沟口雄三等以中国作为方法的汉学研究。

顾彬对中国的研究并未止步于书斋,而是与中国的文化人士保持密切的往来,与北岛、顾城等中国当代诗人和翟永明等小说家有着长期的接触。这种“在场”的身份,也使得顾彬的观点、言论备受中国文化界关注。2006年顾彬曾在接受访谈时批评几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中国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反响。而这种与中国文学界的密切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顾彬对于文学史的书写和评判,他曾自称“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学术研究之外,顾彬在中国海洋大学、汕头大学等中国高校担任讲座教授,同时也曾将十余部中国当代文学引介到英语和德语世界,以实际行动参与中西方文化交流,更因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所做的贡献而获得201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以翻译中国现代小说而知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则是越战期间因偶然机缘去台湾服役,由此而学习中文,接触中国文化,后来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前去北京与哈尔滨考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真切的体验。葛浩文一生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数十部,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都是借由葛浩文的翻译才进入西方文学批评界的视野,顾彬更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直接得力于葛浩文的精彩翻译。在翻译之余,葛浩文同样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着力于中国文学的史料考辨和语境复原。与顾彬一样,葛浩文也直接介入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之中,其文学翻译、学术研究与其本人的中国文化经验交织在一起。

第四类汉学家中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等,兹不一一列举。这类汉学家深度介入中国文化之中,其文化实践对于研究对象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与研究对象的情感关联,也影响着他们研究与实践的议题选择。另一方面,这类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主要出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热爱,外在的诉求处于次要位置,从而区别于第一类汉学家,反而与中国本土的研究者较为接近。但是这类汉学家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经验,又使得他们可以将中国文化放置在世界的坐标系中参照,填补了本土研究者视角的空缺。

四、结论与讨论

对于边缘人归化的机制,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移民等实际生活于两种文化边界的群体,本文则将文化边缘人的范畴拓展到具有各自文化接触经验的汉学家群体,考察了汉学家接受中国化(sinicization)的不同路径和特征。总体来看,与通常考察的边缘人群体相比,汉学家具有三点特征。首先,汉学家未必都具有来华交流的经历,更谈不上长期脱离母国在中国定居,而是因为职业或兴趣的缘故,通过中国的文物典籍或者对当下中国的观察,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抽离于本国文化,在文化的意义上成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其次,汉学家进入中国文化,往往是自身主动的选择,而不像难民等群体被迫变成文化边缘人,因此汉学家能够更加主动地调适自己在两种文化中的身份认同。再次,相比于一般群体,汉学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反思意识,以研究异文化的历史与社会问题为己任,这使得汉学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文化偏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与视点。对于中国文化中不同于西方的体系,汉学家的态度往往是悬置先在的理性,对其文化的细部作精细探究。因此,汉学家可以积极地利用身处的文化边缘情境,从异文化的视角发现中国学者和民众“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未曾意识到的问题,身居外围建构文化中国。

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发现,汉学家并非同质化的群体,内部有着多元的类型,因而在认知与解读中国文化时也呈现出差异。本文通过考察汉学家的跨文化经验,提出以主体位置与情感介入作为区分汉学家接受中国化的程度与类型的标准,提炼出基于外部文化的介入者、基于外部文化的中立者、基于中国文化的介入者、基于中国文化的中立者四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主体位置与情感介入这两个维度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点,在强与弱、高与低之间是一道连贯的光谱,由此而划分成的四种类型象限也不是彼此绝缘的。事实上,很多汉学家的跨文化经历都处于不同类型之间的模糊地带,本文提出的划分标准仅仅是一种理想形式的提炼,旨在清晰地勾勒出汉学家认知与解读中国的不同取径,也显现出文化中国外部圈层构建的丰富可能性。

传统上多以学术立场、学科归属、年代或者国籍为标准对汉学家进行区分,本文则是以跨文化研究的路径切入,但仔细审视可以发现,本文所提炼的汉学家认知中国的四种类型,与汉学家的学科归属有着微妙的联系。在情感上倾向于介入的汉学家,往往关注现当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而相对情感中立的汉学家,则更多将目光投注于古代或近代的中国文化。在主体位置上选择基于外部文化的汉学家,更愿意研究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等相对抽象的议题;而在主体位置上选择基于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则倾向于关注中国的微观历史和文学作品等更为特殊、更富于中国文化特质的议题。在汉学家的跨文化认知机制与学术研究路径之间,呈现出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本文仅仅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在这一问题上还可以展开更为细致和专业性的考察。

注释:

①曾有学者区分“汉学”与“中国学”的内涵,认为汉学研究以法国为中心,以人文学科为主体,关注中国古典语言与文学,以审美和求知为旨趣;而中国学研究则以美国为中心,以社会科学为主体,关注中国现实及对外关系,以政策研究为旨趣。本文对此持相对宽泛的界定,未对二者加以严格区分。

②杜维明、刘梦溪:《“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杜维明教授访谈录》,《中国文化》1993年第1期,第205~209页。

③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1页。

④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页。

⑤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页。

⑥张松建:《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讨论的看法》,《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191~196页。

⑦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5~13页。

⑧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页。

⑨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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