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校庆广播发表,回首30年历

来源:http://www.aviodelta.com 作者:故事寓言 人气:103 发布时间:2019-09-11
摘要:机遇与挑战 017年10月13日 11:26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台湾当局应暂时搁置统独问题,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两岸四地结成‘大中华经济圈’是使台湾经济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4月

机遇与挑战

017年10月13日 11:26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台湾当局应暂时搁置统独问题,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两岸四地结成‘大中华经济圈’是使台湾经济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4月6日下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于宗先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台湾经济的困境与出路》的南强讲座。副校长李建发出席并为于院士颁发南强学术牌。于院士和我校台湾研究院还互赠图书。 于院士回顾了台湾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最终的出路。他强调,每个时期的经济要发展,就要认真解决好那一时期的社会问题。但是当前的台湾当局却忽视这一点,他们热衷于政治运动,大搞“去中国化”,压制大陆两岸经贸的互动,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也使得台湾经济在东亚区域有被逐渐孤立与忽视的危险。同时,也造成了台湾社会多重社会问题,诸如失业率高、财政赤字日益严重、政府与民间企业矛盾加深等等。 为此,于院士个人提出了的五条出路:一、暂时搁置统独议题,使台湾社会尽快安定;二、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三、大幅度开放大陆同胞来台观光,努力发展台湾服务业,以尽快解决失业问题;四、两岸结成供应链,让台湾产品分享大陆市场的潜在购买力;五、台湾最终应当与大陆、香港和澳门结成“大中华经济圈”。 演讲结束后,于院士还热情地回答了同学们的问题。

2019年2月19日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国两制”构想提出者邓小平同志逝世22周年纪念日。同时,今年又恰逢澳门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现实,所取得的成功实践正是对这位老人最好的祭奠。

摘要: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研究员在《中国评论》月刊一月号上发表专文,谈“改革开放30年与大陆对台政策历史性演进”。文章内容如下:   中共11届3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和平发展新时期,迈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关键性步伐,这也反映在中央的对中国大陆对台政策 回首30年历史大演进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研究员在《中国评论》月刊一月号上发表专文,谈“改革开放30年与大陆对台政策历史性演进”。文章内容如下:   中共11届3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和平发展新时期,迈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关键性步伐,这也反映在中央的对台政策上,邓小平做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标志我们对台政策的历史性转折。在过去30年ǎ它经受了两岸关系跌宕起伏及国际格局风云变换的考验,展示了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我们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最终实现的最佳政策选择。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重大战略决策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我们对台政策从解放台湾、和平解放台湾,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我们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调整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邓小平于1月30日开始对美国访问期间明确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ǖ南质岛拖中兄贫取!1981年9月,叶剑英委员长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处理台湾问题的“叶九条”,进一步阐述了《告台湾同胞书》的思想和内容。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3年6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包括六项基本内容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完整构想,从理论上和政策上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邓六条”。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是邓小平盱衡大陆、两岸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台政策的调整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岛内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备最重要的政治前提;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为立足于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邓小平的决策使祖国统一大业踏上不可逆转的胜利征程。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尽管岛内分裂势力极力将其污名化,但迟早多数台湾同胞会体认到它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下页:从江8点到胡4点  江泽民对台工作的八项主张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春节讲话,俗称“江8点”。   “江8点”是在新形势下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阐述和发展,并对某些具体政策做了与时俱进的调整。最主要的调整包括:   (1)根据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多党并存的局面,将“邓六条”提出的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和平统一问题,调整为“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2)倡议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步,两岸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   (3)明确了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的“政经分离”原则(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声明“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   (4)强调中国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胡锦涛对台工作四点意见   中共16大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列为21世纪三大任务的第二项,胡锦涛总书记也根据两岸关系及其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适时地提出对台工作的新主张、新举措,进行了新的调整。这一调整,在2004年夏季之后突出地显现出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把反对“台湾法理独立”确定为阶段性政策目标;二是把和平发展确立为两岸关系的主轴,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三是对台政策也要“以人为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体现这些调整的最完整的论述是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参加全国政协10届3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会时,提出的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4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下页:从胡4点到再到胡6点  胡锦涛在他的4点意见中,提出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至关重要的新论述和政策。笔者认为下列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1)第一次对两岸的现状做了明确的界定:“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   (2)对民进党和其他主张“台独”的政党、组织和个人采取“朝前看”的政策,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92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   (3)和平统一是大陆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的第一选择:“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   (4)对台湾同胞做出了四个“有利于”的“庄严承诺”:“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   (5)台湾问题应由两岸同胞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亿人民共同决定。”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17大做的工作报告中,则又提出两点新的主张和论述:(1)两岸达成和平协议,以结束敌对状态,为“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两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陆谋求两岸共同繁荣和发展;(3)把两岸对话的基础定位在“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没有特别提出“92共识”,也就是说,只要符合两岸同属一中的原则,可以用新的措词和表述,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诚意。   过去30年的实践,特别是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实践说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它不仅切实可行,而且是利及双方的“双赢”选择,因为它满足了海峡两岸同胞最根本的利益,也可以说是“底线”。对大陆来说,其对台政策之所以从解放台湾调整为和平统一,并承诺台湾可以在统一后继续实行不同于大陆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它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大陆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和支持它的国际势力一直挑战这条原则,但在大陆坚决反对下,至今无一得逞。无论是李登辉的“两国论”,还是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宪改工程”、“入联公投”,其结果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陆今后仍会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条原则,应对一切挑战。对台湾来说,由于历史的“悲情”和现实的情况,台湾同胞有着“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大陆同胞充分瞭解和尊重台湾同胞这种合情合理的愿望。同时,邓小平考虑到台湾的情况不同于香港和澳门,因此提出比对香港和澳门更为切合台湾实际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负责岛内的防务,并可派人参与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   虽然今天岛内分裂势力仍在歪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文字和精神,不少岛内民众仍不瞭解真相,但历史将证明,作为30年前大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产物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必由之路。(编辑:英臻)

励志阅读一:

(原标题:两岸交流30年后的期待)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邓小平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基础上,依据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加以发展和完善,赋予新的内容,并进行理论化的抽象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构想。

成功有赖机遇,英雄出自挑战。

2017年是两岸开启交流30周年。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身为台湾同胞,除了要珍惜祖国今日的繁荣外,也必须继续坚定两岸一家亲与一个中国融合发展的理念,继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工作。

科学构想的初步萌芽

机,就是天赐时机;遇,就是我们去闯荡,去感受,去把握。老天爷是公平的,一棵草一颗露珠;天无绝人之路。人生路上,我们会有很多次机遇,或当官,或发财,或发明创造……抓住一个,你就会成功。问题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总是与机遇擦身而过却有眼不识金香玉,或者机遇面前有心动无行动;到最后,抱怨老天不公平,认为自己生不逢时。

现今的两岸局势虽因蔡英文当局否认一个中国原则,出现风浪。但事实上,任何人与任何组织和政党都无法阻挡祖国统一的大势,两岸关系的未来也会从和平发展到融合发展,而让彼此更加紧密。笔者对未来祖国的完全统一,并不悲观。

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关于建交问题的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其中涉及台湾的问题,可以说是双方谈判的关键之一。而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亲自参与谈判,有力地促进了“一国两制”构想主要思想的形成和产生。

有机遇就有挑战。打从我们一出生便面临各种挑战:学步时,我们摔得鼻青脸肿,却仍然贴着墙根站起来,继续走;学话时,就算咬到舌头,反复千遍,也要把音念准;上学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多年如一日,放下了兴趣和爱好;……挑战就是我们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就应回避。每战胜一个困难,我们就前进一步,而新的困难又拦在了我们前进的路上,吆喝,叫阵,我们别无选取,我们惟有迎难而上。

台湾当局这几年为割据政权利益生存构建新型“割据”政治意识形态。台湾当局推行所谓的“去中国化”大搞“文化台独”,蔡英文当局仍然以“七分割据,三分台独”的方式,断章取义将《两岸关系条例》中“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政治区隔解释为所谓现状,灌输所谓“两岸本来就不是一国,虽然彼此是中华文化”等充满分裂政治意识的理念。

那段时间,邓小平在很多次谈话中都表达了解决台湾问题要尊重台湾现实的思想。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11月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在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他还提到,统一后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不动。这些谈话,虽然没有明确“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已经把他的意思表达得较为清晰,并透露出中国政府将从实际出发,尊重台湾现实和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最初思考,这也是邓小平涉及“一国两制”构想的较早谈话。

成功需要机遇,前进必临挑战。“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说的就是这个理。我们人生之路不总是宽路、直路和上坡路,我们时时要面临窄路、弯路甚至是下坡路。宽路、直路和上坡路好比机遇;窄路、弯路、下坡路好比挑战,他们是相伴相生的,正所谓“困难与期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去中国化”教育与“文化台独”本身,并非是教育与政治问题,而是一种来自“割据思想上升到台独意识”的政治产物。不论当局自称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其仍然不过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分裂论述。由此可见,回归如何解决“割据思想上升为台独意识”的政治问题,才是真正未来反独促统与应对各种局势变数的思考方向。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会议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学习上,我们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我们有先进的教学设施,我们碰到好老师等,都是机遇,抓住了它们,充分利用了它们,学习就更上一层楼;学习的重担,考试的压力,父母的期望等,可算是挑战,我们正视它们,迎难而上,才可取得学习的硕果。

分析两岸交流这30年,两岸关系的发展不能仅满足彼此和平发展,还应发挥彼此“拉着手卷起袖”共同完成“两个一百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力量,携手创造更多民族光荣。祖国建设没有“你我”的区隔,而只有“我们”团结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努力! 大家都是中国人!

1979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生活中,朋友的帮忙、工资的提高、职位的升迁等,都是机遇,牢牢抓住它们,才能向更高的目标发展;日夜的奔波,来自职责、抉择、变迁、人际关联的压力,或疾病的困扰,都是挑战,惟有主动应对它们,才能让生活精彩。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同样也应用饮水思源的情怀来纪念为祖国牺牲的烈士,用他们无私的精神来勉励自己。不需要刻意标榜自己为“统派”,而要积极协助岛内同胞与祖国建立深入联系,在反独促统的原则下建立完成属于两岸同胞共同的新家园,让岛内人民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用社会主义“共享”与“无私”的精神,让他们知道割据政权是如何用“反共思维”与“去中国化”来荼毒他们观念,阻碍自己的幸福。

随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时谈到了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构想。他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

总而言之,机遇和挑战是同起同落的。看准机,再去遇;时刻抱有一颗迎接挑战的心是我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要时刻讲究的技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英雄。

面对台湾同胞,可以用“四个意识”的原则与“四个自信”的态度,来引导岛内群众,使更多岛内同胞会因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步形象坚定地接近祖国,进而让祖国统一工作有了软实力的展现,并形成一股新的潮流。祖国不仅可以与岛内同胞共享创业与就业的机遇,更重要应共享社会主义成功正面的价值与经验,让岛内同胞知道社会主义价值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关怀他们的发展,让更多人举红旗与认同祖国。

这些重要谈话,可以说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萌芽。

励志阅读二:

至于对台湾当局的态度,笔者建议要突显台湾在祖国是地方政府的地位,可逐步依据一个中国原则,让各国缩减与取消给予台湾驻外单位与个人的各种如同外交人员的“待遇”,鼓励外国政府承认中国发行的台胞证出入境他国,以突显一个中国的精神。不论是台湾自称是“中华民国”还是其他,祖国都更坚定地全盘否定其法理存在,完全定调台湾当局就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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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机遇并存

除此之外,两岸同胞未来也应加快融合,不仅是在生活上,更重要在爱国精神与对祖国奉献上也应该鼓励参与,让台胞成为祖国建设的一份子,让爱国的台胞多参与,逐渐带头影响全体台胞跟进。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74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几十场活动,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

挑战是机遇,机遇也是挑战。就应化挑战为机遇,视机遇为挑战,抢抓机遇,迎接挑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审时度势,理清思路,方能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在新的发展时期,怎样把握大势,准确把握当前大势,科学谋划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措施,是学习调研活动务必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对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多文化交融碰撞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等一系列新的状况、新的问题来说,这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充满风险和压力的时代也就面临着新的发展,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广大党员干部应与时俱进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树立起个人的良好形象,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起好带头作用,成为广大干部的楷模,这是新时期赋予党员的一项新的任务。因此党员干部更就应持续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挑战有不一样性质的挑战,有许多挑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的。求得了发展,应对挑战的潜质也就增强了。抓机遇就是要抓住有利于发展的时机,抓机遇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了应对挑战。什么叫机遇,机遇就是有利条件大于不利条件。从目前我们的各种良好条件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机遇

总之,笔者希望两岸在开启交流30年后,除了在经济社会上有融合发展,还更应该完成两岸一家亲,彼此携手打造“有你有我”的社会主义共同家园,让两岸同胞不再担心身份与地位的区隔,为祖国完全统一打更深的根基。笔者预祝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让大家都能在祖国的飞黄腾达中得到彼此的幸福。(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台籍博士生)

29日上午,美国白宫南草坪上首次并排升起五星红旗和星条旗,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时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邓小平当年访美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到他在华盛顿近郊的家中赴宴。席间,他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

期,我们要发奋在这个时刻段内为跨越式发展作出更多成就来。在这个时刻段内,每分每秒都十分珍重,每分每秒都要发奋,要把外部的有利条件争分夺秒地转化为我们发展的动力和实力。抓住和用好重要方法机遇期,要求我们要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下大气力,科学跨越、后发赶超。形势在变化,时代在前进,昨日有效的,这天不必须有效,务必把解放思想放在重要位置。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对常规常态不断反思,如果常规常态已经不合时宜,不适应发展需要,就要立即主动突破。人很容易在经验中产生自我欣赏,继而自我封闭。不断对昨日的经验理性审视,发现不合时宜的地方,立即透过解放思想来加以突破,才能紧紧地抓住新的机遇。我们要从发展大局出发,紧紧抓住并用好重要方法机遇期,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超前谋划,用心应对,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一些议员就台湾问题提出挑衅性问题,邓小平总是态度明确地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时说,“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在尊重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他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

励志阅读三:

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广为流传的“三个不变”。他指出,实现统一祖国的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上述一系列谈话,成为“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基本框架。

机遇与挑战并存,期望与困难同在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刍议世纪之交的两岸关联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表达了一个主要意思,即中国政府准备用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提出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将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留。邓小平后来说,解决香港问题的重大原则就是在这次会谈中确定下来的。

伟大的20世纪就要结束,更加伟大的21世纪即将来临。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将继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还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亲手结束亚洲最后的殖民统治,一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为新世纪的到来展开拥抱的双臂。港澳问题的解决,意味着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台湾问题因而将更加突出地摆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面前。应对世纪之交的两岸关联,在祖国大陆一般有三种看法:一种是“乐观派”,即认为随着港澳问题的解决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大陆的综合实力将大大增强,台湾当局用于抗衡大陆的“筹码”将越来越少,形势将向着有利于海峡西岸的一方发展。一种是“悲观派”,即认为两岸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已没有起码的共识,而这正是发展两岸关联、推进统一大业的基础与前提,加之岛内“台独”势力活动猖狂,某些国际势力居中干涉,变相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使两岸关联很难得到根本改善,祖国统一大业将遥遥无期。第三种看法居于上述两种之间,或可称为“审慎乐观派”,即认为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两岸关联状况并不乐观,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变数很大,世纪之交虽充满困难与挑战,但也充满机遇与期望。笔者基本持第三种看法。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自治不能没有限度,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一、机遇

从“三个不变”到“叶九条”再到“邓六条”,“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内容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一国两制”方针的大体框架基本形成。

从影响两岸关联发展的各种因素来看,在世纪之交,无论世界还是台海两岸,均充满了许多有利于两岸关联发展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机会。

基本国策的正式确立

1、国际形势总体上对我有利。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经济因素在国际关联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多极化成为必然趋势,联合国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些既为中国大陆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带给了广阔的前景,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带给了极好的国际环境,也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龙头主角得到突显;今年随着江总书记访美所确立的“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的方法伙伴关联”,不仅仅使中美关联得到改善和发展,也使得美台关联服从美中关联的大局得到巩固;“一个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对华关联准则,“台湾独立”、“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等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分裂国家的主张,均难以寄望国际社会理解。

1984年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他在谈话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几个月后,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从而使这一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2、港澳因素将对台湾起“示范”和“催化”的用心作用。港澳相继回归,一是壮大了国家的总体实力和外交潜质,台湾的一些“邦交国”受在港澳利益的驱动和与中国大陆发展关联的现实需要,未来在处理与台湾当局的关联上,难免不仿效南非的做法,将使台湾的“外交”处境越来越困难;二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必将对台湾内部产生正面示范效应,在台胞心中引发这样的疑问:既然祖国统一对民众而言,一切照旧利益无损,反而可使台湾人民在国际上享受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荣耀,就此摆脱台湾的“外交危机”,并节省超多的“国防经费”,为何港澳居民能够理解,台湾居民不能够呢?对台湾当局而言,一国两制的统一是“谁也不吃掉谁”的“双赢”,绝非“吞并”,既可根本解除两岸关联紧张和敌对状态,使台湾与世界的各种联系正常化,又能够理顺台湾的政治体制和族群关联,化解“统独”纷争,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何坚拒不为呢?!能够预见,港澳的平稳过渡和成功自治对未来海峡两岸的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好处。

6月,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发表了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著名谈话,其要点主要包括:

3、中国大陆形势的发展必将对台湾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今年我党成功召开了“十五大”,不仅仅为全国人民制订了跨世纪的行动纲领,而且选举产生了跨世纪的领导群众,为将邓小平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带给了政治和组织保证。世纪之交的15年──1996-2010年,将是我们实现“两个具有全局好处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实现百多年来无数中华英烈前仆后继追求的强国富民、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理想,大陆上下已基本构成共识,即要长期维护并确保目前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良好局面,在此基础上,在港澳地区贯彻落实以“一国两制”为实质内涵的《基本法》,在国际上则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台独”反分裂的斗争,促进海峡两岸关联向前发展,直到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改革开放18年来大陆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中国人民有决心有潜质实现即定的目标;未来的15年里,只要我们按“十五大”指引的路线前进,必须会对两岸关联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发挥用心的作用。

“一国两制”政策长期不变。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结合香港问题,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邓小平用“五十年不变”,强调了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决心,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将信守诺言,这为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

4、发展两岸关联、实现国家统一,是解决台湾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客观必然要求。与祖国大陆关联不正常,是阻碍岛内政治、经济、对外关联乃至社会正常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政治言,“国家认同”混乱,省籍隔阂隐存,“统独”矛盾尖锐,政治体制纠纷“剪不断,理还乱”,这些并非几次“宪政改革”所能厘清;以经济言,当局不顾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压力,强制推行“戒急用忍”政策和所谓的“南向”、“北进”政策,使得本已艰难的经济体制转型凭添了人为的政治干扰;以对外关联言,建立在金钱物质基础上的“邦交”,不仅仅不能帮忙台湾摆脱困境,反而使台有关当局整日为“固邦”而奔波,为利益小国的反复无常而苦恼;以社会言,两岸关联不稳、政局混乱、加上政治人物的不良示范,不仅仅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心士气,也使本已畸型发展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事实证明,台湾的发展有赖于改善与祖国大陆的关联,两岸的良性互动是台湾未来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这在客观上为两岸关联的发展带给了机会与可能。

“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邓小平用“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这一不容置疑的表述,强调了实行“一国两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一国两制”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面对世界上一系列争端,到底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用质问的方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方针,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世界各国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提供了参考。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

港澳回归的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首先在解决港澳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中国政府从香港和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提出既要按期收回对港澳的主权,又要保持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原则。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正式拉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在谈判中,撒切尔夫人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邓小平听了立马反驳道,这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后来,他还特别强调,如果在15年的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按时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就这样,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先后举行了22轮正式谈判,最终于1984年9月达成协议。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7年7月1日零点,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随即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同时抵达香港各营区执行有效防务,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在北京就澳门问题举行首轮会谈。第二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继1984年中英两国圆满解决香港问题之后,中国当代史上又一件政治大事。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回归后,澳门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走上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

香港和澳门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是祖国统一大业取得的伟大成果,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从理论到实践的科学性。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中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范例。

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两制”台湾方案的不断探索,定会进一步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一个按照“一国两制”统一起来的强大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这也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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