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宋代话本小说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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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朝人说书 摘要 :话本小说的流行正当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宋元时期,当时说话篇目仅“小说”一项,据《醉翁谈录》所记已达百种以上,实际当不止此数。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却这样少

宋朝人说书

摘要: 话本小说的流行正当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宋元时期,当时说话篇目仅“小说”一项,据《醉翁谈录》所记已达百种以上,实际当不止此数。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却这样少呢?这主要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歧视,近代帝国主 ...话本小说的流行正当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宋元时期,当时说话篇目仅“小说”一项,据《醉翁谈录》所记已达百种以上,实际当不止此数。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却这样少呢?这主要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歧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给它带来重大损失。据《四库全书》杂史类存目《平播始末》提要说,《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平话极多,其中当有不少宋元旧编。一九??年,英法联军入京,《永乐大典》散佚,这部分平话就无法再见到了。“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由于“小说”多就现实生活汲取题材,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因此最为群众所欢迎。《都城纪胜》说当时讲史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就说明了这情况。现存宋元话本的“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大部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约四十篇左右。宋元话本与明代拟话本有时不易区分。大抵以宋元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反映宋元社会生活面貌,而在若干细节上(如风俗习惯、地名、官名)又符合宋元社会情况的,即使其中有经过后人改动的地方,依然可看作宋元话本。现存的“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为最多,成就也最高。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已有较多的市井细民成为故事中的主人翁,并表现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妇女斗争的坚决和勇敢。《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这类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作品。《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是裱褙铺璩公的女儿,被咸安郡王买作“养娘”后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就趁王府失火,双双逃至潭州安家立业。后因郭排军告密,郡王抓回秀秀处死,她的鬼魂又和崔宁在建康府同居,最后并惩处了郭排军。作品中秀秀为争取爱情而斗争的精神表现得非常突出;同时通过对咸安郡王的刻划,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性。《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在金明池畔遇上了青年范二郎,她借和卖水人吵架,主动向范二郎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表示了对他的爱慕。她父亲因对方门第太低,不准他们结婚,她始终没有屈服。为了范二郎,她曾死过两次,甚至做了鬼还要和他相会,最后又通过五道将军,救他出了监狱。璩秀秀、周胜仙对爱情的追求和执着,反映了当时妇女民主意识的觉醒。其他如《志诚张主管》写一个白发老人张员外的小夫人,突破礼教的束缚,主动追求员外店里的主管张胜。《乐小舍拚生觅偶》中突出了乐和同顺娘之间的深挚爱情。顺娘看潮落水,乐和不顾危险赴水去救,后两人都被救起,终成夫妇。公案类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有时还表现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直接斗争。《错斩崔宁》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是这类小说中较有特色的作品。《错斩崔宁》写崔宁和陈二姐,被卷入因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案中,结果在昏官的严刑拷打之下,招供诬服,被判处死刑。作品揭露了封建官府的草菅人命,还直接加以批判说:“这段冤枉,细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宋代话本小说源流。!”并告诫这些官吏:“做官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出现的一伙侠盗赵正、宋四公、侯兴等,不仅惩罚了为富不仁、视钱如命的财主张富;而且偷走了钱大王的玉带,当面剪走京师府尹的腰带挞尾和马观察的一半衫奚,闹得整个京师惶惶不安。其他如《简帖和尚》中通过一个还俗的和尚写假信骗取皇甫殿直妻子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善良妇女任人摆布的惨状;批判了官吏的昏贵残酷,动辄严刑逼供,置他人死活于不顾,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此外,如《郑意娘传》写郑意娘被金人掳去,不甘屈辱,自刎而死,表现了坚贞的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写她的鬼魂把负心的丈夫揪投江中,为作者的迷信思想所左右,有些描写相当恐怖,但仍曲折表达了妇女的反抗精神。《快嘴李翠莲》写李翠莲在出嫁前后,以锋利的辩才,回击了封建教条加于她的种种束缚,从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尹宗母子,为万秀娘的不幸遭遇所感动,挺身而出,把她从恶霸手里救出。为了替她报仇,尹宗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表现了下层人民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由于话本作者思想的复杂,各篇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很不一致。在少数作品中还存在着较多的消极落后乃至反动的成分。如《菩萨蛮》中,宣扬了“只因我前生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报应思想。《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定州三怪》等篇中,弥漫着一股迷信和恐怖的气氛。在《冯玉梅团圆》中,美化了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和官家小姐之间的爱情。这些消极落后的因素,甚至在那些优秀的“小说”中,也不能完全避免,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一些无谓的插科打诨,以及某些爱情作品中作鬼还要团圆的描绘,虽然也表达了美好的愿望,究竟是在作者迷信有鬼的思想基础上设想出来的。在艺术上话本比之它以前的小说来已有很多新的发展。说话人为了吸引听众,很注意故事情节的动人。如《简帖和尚》的开头,读者只见枣巷口的小茶坊中来了个“浓眉毛,大眼睛”的官人。当皇甫殿直在家时,这“官人”派人送简帖与礼品给皇甫妻杨氏,引起皇甫的怀疑,把妻子休了。杨氏含冤莫白,准备跳水自尽,却遇上一个自称是她姑姑的老太婆,把她带回家,逼着她嫁给那个“浓眉毛,大眼睛”的官人。后来这“官人”向杨氏泄漏真相,说他本是个和尚,因见杨氏貌美,就设计买通老太婆诱骗她。杨氏听了之后,“揪住那汉,叫声屈”。这一“屈”,喊出了杨氏内心的冤愤,也激起了读者的共鸣。作者就以这样巧妙的布局步步引人入胜。其次在“小说”中已开始运用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刻划人物性格,而且还出现了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错斩崔宁》中当刘贵借钱回来,因陈二姐开门迟了,就骗她说已经把她卖了。到夜间刘贵睡后,作者这样描写陈二姐: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爷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须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通过这种人物内心活动和言行的细致描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善良、驯顺而没有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的贫家女子的印象。此外“小说”的作者有时还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碾玉观音》中秀秀、崔宁逃出王府后的一段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秀秀道:“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你怎地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在上述对话中,秀秀追求爱情时所表现的主动、泼辣的性格,和崔宁的憨厚、怯懦的个性都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些不同性格特征又是和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经历相吻合的。话本小说在故事结构、人物刻划上的这些特点,表现了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唐传奇又前进了一大步,开始趋向成熟。在敦煌变文和唐话本中虽间有俗语,仍以浅近的文言为主,到宋元话本小说,才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后来我国小说、戏曲所普遍采用的白话文体,这时已经正式出现,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一个新的阶段。讲史大都是根据史书敷演成篇的,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民的爱憎感情,究竟受正史的影响比较大。从《醉翁谈录》看,当时讲史的艺术效果也是很强的,但就现存的作品看,结构散乱,人物性格模糊,故事、情节前后不连贯,语言文白夹杂,它们可能只是当时说话的提纲或是简单的记录,因此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都无法和“小说”相比。现存宋元进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曹元忠的跋说是“宋巾箱本”,但其中不避宋讳,大约是经元人翻刻时修改过的。作品叙述了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在封建暴政和长期战乱中的苦难;它歪曲了黄巢的起义,却比较生动地描写了刘知远、郭威等人的发迹。《大宋宣和遗事》以宋人口吻叙述,但其中也夹有元人的话,如“省元”、“南儒”,对南宋帝王名字也未尽避讳,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作品从历代帝王荒淫失政之事引起,接着叙述北宋的政治演变,重点写宋徽宗的昏淫及金人的入侵,表现了作者对黑暗政治的愤懑。全书由文言和白话拼凑而成,文言部分大抵抄袭旧籍、拉杂成篇;白话部分则是民间故事的记载,很像“小说”,因此有人怀疑它不是说话人的本子,而是由宋末愤世文人拟话本而作的。其中梁山泺故事已经具备《水浒传》的一些主要情节,可以看出《水浒传》的最初面貌。《全相平话五种》是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很可能就是元代的作品。它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评话》续集(又名《吕后斩韩信》)和《三国志平话》。这些作品大抵依据正史,但其中插进了不少民间流传的故事,刻划出一些封建统治者的嘴脸,如:纣王的荒淫残暴,秦始皇的兼并野心,刘邦的刻薄无赖,曹操的老奸巨猾。《三国志平话》的成就较高,已具备了《三国志演义》中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书中张飞的形象相当生动。当然比起《三国志演义》来,它的内容和描写还是简单、粗陋的。《武王伐纣平话》在谴责纣王荒淫残暴的同时,肯定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其中某些神奇怪异的因素,已看出了后来《封神演义》的苗头。此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卷尾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张家为南宋临安书铺,因此一般都认为是宋刊本。全书叙述高僧玄奘与白衣秀才猴行者,克服种种障碍,终于到达天竺取经的故事,为明代小说《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最早的根据。宋元话本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级,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讲史本身成就虽然不高,对后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列国志传》等历史小说却有很大的影响。至于“小说”, 不仅思想内容,在创作方法和语言的运用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后来的小说、戏曲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来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②之一种。 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段成式③(《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云:“子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癗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 其详细虽难晓,但因此已足以推见数端:一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二由于市人之口述,三在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而郎瑛④(《七修类藁》二十二)所谓“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证实,不过一种无稽之谈罢了。 到宋朝,小说的情形乃始比较的可以知道详细。孟元老在南渡之后,追怀汴梁盛况,作《东京梦华录》⑤,于“京瓦技艺”⑥条下有当时说话的分目,为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而操此等职业者则称为“说话人”。高宗既定都临安⑦,更历孝光两朝⑧,汴梁式的文物渐已遍满都下,伎艺人也一律完备了。关于说话的记载,在故书中也更详尽,端平⑨年间的著作有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元初的著作有吴自牧《梦粱录》⑾及周密《武林旧事》⑿,都更详细的有说话的分科: 《都城纪胜》《梦粱录》 说话者,谓之舌辩, 说话有四家: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如烟粉灵怪传奇;公 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 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案此四字当有误)之事。 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谓士马金鼓之事。谈经者,谓演说佛书; 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 说经,谓演说佛书;道等事。……又有说诨经 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者。 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讲史书者,谓讲说《 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 ……兴废争战之事。 合生,与起今随今相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似,各占一事。 但周密所记者又小异,为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说诨话;而无合生。唐中宗时,武平一⒀上书言“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新唐书》一百十九)则合生实始于唐,且用诨词戏谑,或者也就是说诨话;惟至宋当又稍有迁变,今未详⒁。起今随今之“今”,《都城纪胜》作“令”,明抄本《说郛》中之《古杭梦游录》⒂又作起令随合,何者为是,亦未详。 据耐得翁及吴自牧说,是说话之一科的小说,又因内容之不同而分为三子目: 1.银字儿所说者为烟粉,灵怪,传奇等。 2.说公案所说者为搏刀赶棒,发迹变态之事。 3.说铁骑儿所说者为士马金鼓之事。 惟有小说,是说话中最难的一科,所以说话人“最畏小说,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云;《梦粱录》同,惟“提破”作“捏合”⒃。),非同讲史,易于铺张;而且又须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辩。然而在临安也不乏讲小说的高手,吴自牧所记有谭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记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陈郎娘枣儿,史蕙英。 临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会;瓦舍的技艺人也多有,其主意大约是在于磨炼技术的。小说专家所立的社会,名曰雄辩社。 元人杂剧虽然早经销歇,但尚有流传的曲本,来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说也一样,也幸而借了“话本”偶有留遗,使现在还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瓦舍中说话的模样。 其话本曰《京本通俗小说》,全书不知凡几卷,现在所见的只有残本,经江阴缪氏影刻,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先曾单行,后来就收在《烟画东堂小品》之内了。还有一卷是叙金海陵王的秽行的,或者因为文笔过于碍眼了罢,缪氏没有刻,然而仍有郋园的改换名目的排印本;郋园是长沙叶德辉的园名。⒅ 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说的篇目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代如下列: 卷十碾玉观音“绍兴年间。” 十一菩萨蛮“大宋高宗绍兴年间。” 十二西山一窟鬼“绍兴十年间。” 十三志诚张主管无年代,但云东京汴州开封事。十四拗相公“先朝。” 十五错斩崔宁“高宗时。” 十六冯玉梅团圆“建炎四年。” 每题俱是一全篇,自为起讫,并不相联贯。钱曾《也是园书目》⒆著录的“宋人词话”十六种中,有《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而《通俗小说》即是若干单篇本的结集,并非一手所成。至于所说故事发生的时代,则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况汉唐。又可知小说取材,须在近时;因为演说古事,范围即属讲史,虽说小说家亦复“谈论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谈古当是引证及装点,而非小说的本文。如《拗相公》开首虽说王莽,但主意却只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开首即入正文者只有《菩萨蛮》,其余六篇则当讲说之前,俱先引诗词或别的事实,就是“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头回”当即冒头的一回之意,“得胜”是吉语,瓦舍为军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语说之,未必因为进御才如此。 “得胜头回”略有定法,可说者凡四: 1.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如卷十用《春词》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游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词逐句解释,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戏言落职,引起刘贵因戏言遇大祸;卷十六以“交互姻缘”转入“双镜重圆”而“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皆是。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三以王处厚照镜见白发的词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张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这四种定法,也就牢笼了后来的许多拟作了。 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诗;别一小本则题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⒇。《也是园书目》将《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归入“宋人词话”门,或者此类话本,有时亦称词话:就是小说的别名。《通俗小说》每篇引用诗词之多,实远过于讲史(《五代史平话》《三国志传》,《水浒传》,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引诗为证,在中国本是起源很古的,汉韩婴的《诗外传》,刘向的《列女传》,皆早经引《诗》以证杂说及故事,但未必与宋小说直接相关;只是“借古语以为重”的精神,则虽说汉之与宋,学士之与市人,时候学问,皆极相违,而实有一致的处所。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几句即兴诗,此等风雅举动,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关涉,但因为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咏而变为引证,使事状虽殊,而诗气不脱;吴自牧记讲史高手,为“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即可移来解释小说之所以多用诗词的缘故的。 由上文推断,则宋市人小说的必要条件大约有三: 1.须讲近世事; 2.什九须有“得胜头回”; 3.须引证诗词。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的话本,除《京本通俗小说》之外,今尚未见有第二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极拙的拟话本,并且应属于讲史。《大宋宣和遗事》钱曾虽列入“宋人词话”中,而其实也是拟作的讲史,惟因其系钞撮十种书籍而成,所以也许含有小说分子在内。 然而在《通俗小说》未经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说也未尝断绝;他间或改了名目,夹杂着后人拟作而流传。那些拟作,则大抵出于明朝人,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虽然也有变更,而大体仍然无异。以下是所知道的几部书: 1.《喻世明言》。未见。 2.《警世通言》。未见。王士禛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拗相公》见《通俗小说》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说。 3.《醒世恒言》。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题作者姓名。前有天启丁卯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因知三言之内,最后出的是《恒言》。所说者汉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说,故唐人小说在元既已侵入杂剧及传奇,至明又侵入了话本;然而悬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逊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余篇远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吴衙内邻舟赴约》,《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疑出自宋人话本,而一篇(《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即是《通俗小说》卷十五的《错斩崔宁》。 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来。……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纂三言与补《平妖》者为一人。明本《三遂平妖传》有张无咎序,云“兹刻回数倍前,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而首叶则题“冯犹龙先生增定”。可知三言亦冯犹龙作,而龙子犹乃其游戏笔墨时的隐名。 冯犹龙名梦龙,长洲人作吴县人),由贡生拔授寿宁知县,有《七乐斋稿》;然而朱彝尊以为“善为启颜之辞,时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盖冯犹龙所擅长的是词曲,既作《双雄记传奇》,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多取时人名曲,再加删订,颇为当时所称;而其中的《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是自作。他又极有意于稗说,所以在小说则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在讲史则增补《三遂平妖传》。 4.《拍案惊奇》。三十六卷;每卷一事,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前有即空观主人序云,“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则仿佛此书也是冯犹龙作。然而叙述平板,引证贫辛,“头回”与正文“捏合”不灵,有时如两大段;冯犹龙是“文苑之滑稽”,似乎不至于此。同时的松禅老人也不信,故其序《今古奇观》,于叙墨憨斋编纂三言之下,则云“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爱有《拍案惊奇》之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了。 5.《今古奇观》。四十卷;每卷一事。这是一部选本,有姑苏松禅老人序,云是抱瓮老人由《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及《拍案惊奇》中选刻而成。所选的出于《醒世恒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疑为宋人旧话本之《卖油郎》,《灌园叟》,《乔太守》在内;而《十五贯》落了选。出于《拍案惊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其余二十二篇,当然是出于《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的了,所以现在借了易得的《今古奇观》,还可以推见那希觏的《明言》《通言》的大概。其中还有比汉更古的故事,如俞伯牙,庄子体及羊角哀皆是。但所选并不定佳,大约因为两篇的题目须字字相对,所以去取之间,也就很受了束缚了。 6.《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每卷一事。前署东壁山房主人编次,也不知是何人。书中提及“发逆”,则当是清咸丰或同治初年的著作。日本有翻刻,王寅到日本去卖画,又翻回中国来,有光绪十七年序,现在印行的都出于此本。这也是一部选集,其中取《醒世恒言》者四篇(卷一,二,六,十八),《十五贯》也在内,可惜删落了“得胜头回”;取《西湖佳话》者一篇;余未详,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然而笔墨拙涩,尚且及不到《拍案惊奇》。 7.《续今古奇观》。三十卷;每卷一回。无编者名,亦无印行年月,然大约当在同治末或光绪初。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严禁淫词小说,《拍案惊奇》也在内,想来其时市上遂难得,于是《拍案惊奇》即小加删改,化为《续今古奇观》而出,依然流行世间。但除去了《今古奇观》所已采的七篇,而加上《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改立题目,以足三十卷的整数。 此外,明人拟作的小说也还有,如杭人周楫的《西湖二集》三十四卷,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十五卷皆是。但都与几经选刻,辗转流传的本子无关,故不复论。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②“说话”唐宋人习语,即讲故事,亦即后来的说书。 ③段成式字柯古,唐代临淄人。曾任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以笔记小说及骈体文著名。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④郎瑛(1487—1573)字仁宝,明代仁和人。《七修类稿》是他的一部笔记,五十一卷,《续稿》七卷。 ⑤《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撰,十卷。孟元老的事迹不详,有人说可能是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这部书对宋京城汴梁的城市、街坊、节气、风俗及当时的典礼仪卫都有记载,可见北宋一代文物制度的一斑。 ⑥“京瓦技艺”见《东京梦华录》卷五。瓦,即“瓦肆”,又称“瓦子”或“瓦舍”,是宋代伎艺演出场所集中的地方。 ⑦高宗指宋高宗赵构,南宋第一个皇帝。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首都。 ⑧孝光两朝指宋孝宗赵和宋光宗赵蔼两朝。 ⑨端平宋理宗赵昀的年号。 ⑩《都城纪胜》题灌园耐得翁撰,一卷。书成于南宋端平二年,内容是记述南宋都城杭州的市井风俗杂事,可见南渡以后风习的一斑。 ⑾《梦粱录》吴自牧撰,二十卷。仿《东京梦华录》的体裁,记南宋郊庙宫殿及百工杂戏等事。吴自牧,钱塘人,生平不详。 ⑿《武林旧事》周密撰,十卷。记南宋都城杭州杂事。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渡后的遗闻轶事和文人的断简残篇。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济南人,寓吴兴,南宋词人。 ⒀武平一名甄,山西太原人。唐中宗时曾为修文馆直学士。 ⒁关于宋代“合生”,可参看宋代洪迈《夷坚志·支乙集》的一条记载:“江浙间路歧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翫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 ⒂《说郛》笔记丛书,明陶宗仪编,一百卷。是撮录明以前的笔记小说而成。《古杭梦游录》,即《都城纪胜》的改名,收入《说郛》第三卷中。其中有“合生与起令随合相似”的话。 ⒃“提破”说明故事结局。“捏合”,史实与虚构结合。 ⒄《京本通俗小说》不著作者姓名,现存残本七卷。一九一五年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以后有各种通行本。缪荃孙(1844—1919),字筱珊,号艺风,又自称江东老蟫,江苏江阴人,藏书家、版本学家。《烟画东堂小品》是他编刻的一部丛书。 ⒅金海陵王即金朝皇帝完颜亮。据缪荃孙在《京本通俗小说》跋语中说,该书尚有“《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一九一九年叶德辉刻有单行本,题为“《金虏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按《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与叶德辉刻本相同,叶本可能就是根据《醒世恒言》刻印的。叶德辉(1864—1927),字负彬,号郋园,湖南湘潭人,藏书家。 ⒆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清代藏书家。《也是园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共十卷。 ⒇《大唐三藏取经记》日本京都高山寺旧藏,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共三卷。《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是日本高山寺旧藏,后归大仓喜七郎,共三卷,为巾箱本,所以鲁迅称作“别一小本”。二者实为一书,各有残缺。内容是唐僧和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略具后来《西游记》的雏形。 《五代史平话》不著作者姓名,应是宋代说话人所用的讲史底本之一,叙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事,各代均分上下二卷,内缺梁史和汉史的下卷。 《三国志传》即《三国志演义》,明代罗贯中著,现流行的是清代毛宗岗的删改本,共一百二十回。 《水浒传》明代施耐庵著,流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代金圣叹删改的七十一回本。 韩婴汉初燕人,汉文帝时的博士。他所传《诗经》世称“韩诗”。著有《诗内传》和《诗外传》,今仅存《外传》十卷。内容杂记古事古语,每段末引《诗》为证,并不解释《诗》义,通称《韩诗外传》。 刘向字子政,沛人,西汉学者。他所著《列女传》,七卷,又《续传》一卷,每传末大都引《诗经》数句作结。 关于宋代民间话本,在作者作此文时,尚未发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此书现存残本三册,共十五种。清平山堂为明嘉靖年间洪楩的书室名。马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推定其刊刻年代在嘉靖二十至三十年(1541—1551)之间。一九二九年马氏将此书影印行世。以后他又发见同书中的《雨窗》、《欹枕》两集残本,计十三种,一九三四年影印。其中《简贴和尚》、《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均系宋代人作品。 《大宋宣和遗事》不著作者姓名。清代吴县黄丕烈最初翻刻入《士礼居丛书》中,分二卷,有缺文。一九一三年涵芬楼收得“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分元、亨、利、贞四集,较黄本为佳,无缺文。 《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此书在国内久已失传,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代天许斋刊本排印出版。原序称编者为茂苑野史,按即明人冯梦龙早年的笔名。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长洲人,明代文学家。他编刻的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通称“三言”,约成书于泰昌、天启(1620—1627)之间。 《警世通言》冯梦龙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四年刊行。日本蓬左文库藏有金陵兼善堂明刊本,一九三五年上海生活书店据此收入《世界文库》;以后国内又发现有三桂堂王振华复明本。《警世通言》收残存《京本通俗小说》除《错斩崔宁》以外的其他六篇: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京本通俗小说》的《拗相公》,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即《菩萨蛮》,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即《碾玉观音》,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即《冯玉梅团圆》,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西山一窟鬼》,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志诚张主管》。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代文学家。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香祖笔记》,十二卷,是一部考证古事及品评诗文的笔记。 《醒世恒言》冯梦尤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七年刊行。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叶敬池刊本,一九三六年国内有据此排印的《世界文库》本。鲁迅所见的是通行的衍庆堂翻刻本。此本删去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将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两篇,编入卷二十及卷二十一,而将原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补为第二十三卷,以足四十卷之数,所以鲁迅说“四十卷,共三十九事”。 墨憨斋冯梦龙的书斋名。《平妖》,即《平妖传》。原为罗贯中作,只二十回,后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内容叙述宋代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官军文彦博用诸葛遂、马遂、李遂将起义平息,所以原名《三遂平妖传》,是一部诬蔑农民起义的小说。 《曲品》明代吕天成作,是一部评述戏曲作家和作品的书。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人,清代文学家。《明诗综》共一百卷,是他编选的一部明代诗人作品的选集,每人皆有略传。 《拍案惊奇》明代凌镑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有初刻、二刻两辑,通称“二拍”,这里指“初刻”。鲁迅当时所见的是三十六卷翻刻本,后来在日本发现了明尚友堂刊的四十卷原本(多出讲唐代故事的三篇和讲元代的一篇),国内才有排印的足本。凌镑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判。其著作尚有《燕筑讴》、《南音三籁》等。 壶矢代兴古代宴会时有一种“投壶”的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左传》昭公十二年:“晋侯以齐侯晏,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后来就用“壶矢代兴”表示相继兴起的意思。 《今古奇观》明代抱瓮老人选辑,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崇祯初年刊行。内容选自“三言”及“二拍”。序文作者姑苏松禅老人,一作姑苏笑花主人。 《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收二十二篇,题“东壁山房主人编次”。原序署“上浣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可知“东壁山房主人”即王寅。光绪十七年刊行。内容除取自《醒世恒言》四篇和《西湖佳话》一篇外,有十五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另有两篇传奇文,来历不详。按鲁迅所说“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就是《娱目醒心编》;该书作者草亭老人为清代昆山杜纲,评者自怡轩主人为松江许宝善。书共十六卷,三十九回,清乾隆五十七年刊行。因《今古奇闻》从其中选取最多,故“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 《西湖佳话》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题古吴墨浪子撰,十六卷,收话本十六篇。清康熙十六年刊行。 《续今古奇观》三十卷,收话本三十篇。内容除第二十七卷“赔遗金暗中获隽,拒美色眼下登科”一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卷九(即本文所举《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外,其余全收《今古奇观》未选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十九篇。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清末洋务派人物。同治七年他任江苏巡抚时曾两次“查禁淫词小说”二百六十九种,内有《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红楼梦》、《水浒传》等。 《西湖二集》明代周楫撰,共三十四卷,每卷一篇。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讦谟甫评”。崇祯年间刊行。 《醉醒石》原题“东鲁古狂生编辑”,十五回,每回一篇,崇祯年间刊行。

摘要: 明初的小说按其各自的性质可分别归人通俗小说与文 言小说两大系统,前者主要有《二闰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后 者则以《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为代表,它们在与以往创作 的关系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同时 ...

本书所收各篇,皆为中国最著名之短篇小说杰作,当然中国短篇小说杰作并不止此。本书系写给西洋人阅读,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或因主题,或因材料,或因社会与时代基本之差异,致使甚多名作无法重编,故未选入。所选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适合现代短篇小说之要旨。短篇小说之要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表现生活中之真知灼见,因而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与同情心,而予读者以愉快之感,小说当具普遍性,不当有基本上不可解处,不当费力解释,而后方能达到预期之目的。本书所选各篇中,若干为其有远方远代之背景与气氛,虽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但无隔阂费解之处。人类喜听美妙之事故,自古已然,举世如此,中国亦复如此,在左传及史记两书中,有描写人物及冲突争斗之场面,皆极活泼生动。在第一世纪,神怪事件之记述甚多,但皆失之浅陋。短篇小说之成为艺术形式,实自唐代始(尤其在第八与第九世纪)。此种具有充分艺术性之短篇小说即所谓传奇。传奇类皆简短,通常皆在千字以内,为古文体,奇特遒动,极能刺激想像。后人模仿,终不能似。或用语体重写,故事放长,情节加富,亦多属徙劳无益,唐代非特为中国诗歌之黄金时代,亦系中国短篇小说之黄金时代。在唐代,犹如英国之伊丽沙白时代,蹇拙之写实主义尚未兴起,时人思想奔放,幻想自由,心情轻松,皆非后人可及。当时佛教故事已深入中国社会,道教为皇室及官方所尊崇,在时人心目中,天下无事足以为奇,无事不能实现,故唐代可称为一法术、武侠、战争、浪漫之时代。广义言之,宋朝为中国文学上唯理主义之时代,唐代为中国文学上浪漫想像之时代。当时尚无真正之戏剧与长篇小说,但时人所写之传奇,则美妙神秘,为后代所不及。故本书所选,半为唐人传奇。继唐人传奇之后,为宋人之话本,即当时说书人之白话说部。话本为小说上一新发展,与传奇同为中国短篇小说之两类。古典短篇小说最大之总集为太平广记,刊于纪元后九八一年,即宋朝初年,为纪元后第一○○○年前内文艺短篇小说之要略。若谓此总集象征一时代之终止,亦无不可。唐代传奇小说之精华已尽于此矣。在传奇小说盛行之时,另有一种口语文学在茶馆酒肆之中日渐滋长,为当时一极通俗之娱乐。此时在宋朝京都,有各种性质不同之说书人,或精于历史掌故,或精于宗教秘闻,或精于英雄传记。东坡志林中曾记,当时有父母为儿童所扰,辄使之出外听人说书。宋真宗(一○二三~一○六三)尝命臣子一日说一故事。近经人发现话本总集两部,各载有中国最早与最佳之白话小说若干篇,二书皆不著作者姓名,但自内容判断,作者当为宋人。一书为京本通俗小说,内有小说八篇,皆佳妙,计鬼小说二,犯罪小说一,极淫秽之小说一,此淫秽小说现今版本中多略而不录。本书选入之‘碾玉观音’及‘嫉妒’即采自京本通俗小说。另一本小说总集为‘清平山堂’,据今所知,最早之版本当在一五四一年至一五五一年之间。‘简帖和尚’,按余所知,为中国文学中最佳之犯罪小说,文笔极洗炼,此本即采自清平山堂。清平山堂中亦有数篇鬼故事,皆极恐怖可畏。一故事写一女鬼,将男子攫去,淫乱为欢。每一新男人至,必下令:‘新人已至,旧者速去。’继即将旧人心肝挖出食之。此二白话小说总集中,不少篇经明人扩编或并于其他小说总集中者。熟知中国文学者或将疑问,本书何以未将明代短篇小说总集若‘今古奇观’等书中若干篇选入。明朝短篇小说总集若今古奇观者至少有五六部,而今古奇观乃最为人所熟知者,实则此书系选自另一短篇小说总集‘警世通言’。病在各篇皆为叙述体,界于唐代传奇及现代短篇小说之间;主题皆陈陈相因,叙述亦平庸呆板,其中趣味浓厚之故事虽亦不少,惟不能显示人类个性,意义亦不深刻。早唐及宋代古典短篇小说篇幅虽短,但在人生及人之行为方面,皆能予读者以惊奇美妙之感。本书编译之时,曾设法将各种短篇小说依类选入。冒险与神秘小说中以‘虬髯客传’为首。‘虬髯客传’为唐代最佳之短篇小说;对白佳,人物描写及事故皆极生动,毫无牵强做作有伤自然之处。爱情与神怪为小说中最多之题材。勿论犯罪小说,冒险小说,或神怪小说,不涉及爱情者甚少,由此可见古今中西,最令读者心动神往者,厥为男女爱情故事。虽然如此,若男女情人,偶一得便,立即登床就枕,实属荒唐,明朝爱情故事,此类独多,故本书爱情故事内,并未多选。本书所选之‘莺莺傅’,为中国最著名之爱情小说,上述缺点虽亦不免,至少尚有强烈之感情在。本篇所记,乃一大家闺秀追求性经验之故事,作者既为一杰出之诗人,而改编成戏剧西厢记后,又词藻华美,诗句秀丽,极尽中国文字精巧之能事,故早已家喻户晓,烩炙人口。以此故事为本事,后人竟编出八本不同之戏剧。‘狄氏’记一有夫之妇与人私通事,故事中有若干其他特点,颇为故事增色;虽系私通,但因婚姻不幸所致,是以其情可恕。最纯正之青春爱情故事当推‘离魂记’;其中爱情与神秘兼而有之,且能两相融和,天衣无缝,尤为可贵,至于果否真有此事,自当无须追问,若执意追求,则不啻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矣。鬼在中国文学上,不外吓人与迷人两端,而以迷人者为多。美丽迷人之鬼,皆由穷书生想像而来。因穷书生,无论已婚未婚,独坐书斋之内,每想得一美女,与己为伴。盖夜深独坐之际,最乐之事莫若见一美丽之幽灵.悠然出现于暗淡之灯光下,满面生春,姣笑相诱;然后为之生儿育女,病则为之百般调护。‘嫉妒’一篇写二女鬼迷人吓人事,作者原意在使读者读之颤憟。‘小谢’一篇描写另一种女鬼,诙谐天真,轻松有趣,本身为鬼,而为人类之挚友。本篇作者蒲松龄(一六三○~一七一五),为本书各篇作者中唯一之清代人物。所作‘书痴’一篇,系讽刺政治之作,记书签上一彩绣女郎,自汉书上走下,告一穷书生求官之道,并谓获取功名,不只存于满腹经论。中国神怪小说作家数以百计,其描写深刻入微,故事美妙生动者,惟蒲氏一人。蒲氏尤以写妒妇及惧内故事为人所熟知,亦最为人所不及。蒲氏特爱狐仙,所写狐仙化为女身以美色迷人故事甚多。浦氏之杰作,本书选入三篇,儿童故事‘促织’一篇亦在内。唐代之幻想与幽默小说可谓自成一格,而以李复言之四篇为代表。李氏名虽不若‘南柯太守传’作者李公佑,然所作轻松诙谐,幻想超逸,充分具有唐代小说之特征,尤觉可爱。李氏生于第九世纪前半,正值传奇小说全盛之时。自唐代全部传奇观之,传奇名作五分之四皆写于第九世纪前半,此种传奇作家皆与李复言同时,如段成式,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作者),蒋防,徐永如,陈鸿,白行简,元稹等皆是。第九世纪为唐代传奇小说时代,犹如第八世纪之为唐代诗歌时代。当时传奇小说风靡一时,宰相牛僧孺亦为当时极通俗之传奇作家,所写神怪故事内,有三寸高之侏儒从事战场杀伐,并有其他冒险事故。李复言写神怪故事,系继牛僧孺之后,自材料与技巧言,可谓青出于蓝。读此等故事,如置身神妙魔术世界,千奇百变,而事事如真,风味颇类天方夜谭,但觉乐趣横生。‘叶限’亦写于此时,为世界上此等故事首先写就者。故事中有恶继母,恶姊妹,丢失之鞋,其写就早于欧洲一五八八年白瑞斯(DesPerriers)写成约七百余年。本书之作,并非严格之翻译。有时严格之翻译实不可能。语言风俗之差异,必须加以解释,读者方易了友解,而在现代短篇小说之技巧上,尤不能拘泥于原文,毫不改变,因此本书乃采用重编办法,而以新形式写出。在蒲松龄与李复言小说中变动最小。重编之时,若干故事中,作者曾有所省略,有所增加,冀其更能美妙动人。若与中国前代说书人或重编小说者相较,本书所更动之处并不为多。虽有更动,必求不背于正史,赞者如对引用之材料来源感觉兴味,可参阅各篇前之前记。‘碾玉观音’与‘贞节坊’曾在‘妇女家庭良友’(WomansHomeCompanion)上发表过,‘叶限’曾在‘中国与印度之智慧’(TheWisdomofChinaandChina)中发表过。

  一个民族的文学,在起初,都是歌唱和讲说的。歌唱,这后来就是诗歌,讲说,就是小说故事。

自明以后,通俗小说多为供案头阅读的作品,而在这以前, 它的主要形式却是话本,即供“说话”艺人演出用的底本。③目 前所知的最早的话本,是在敦煌发现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人冥记》等作品。与后来的宋代话本相较,这些 作品的情节较为简单且不够集中,语言也不尽通俗,但它们却证 明了话本至迟在唐代即已出现,同时也显示了宋代许多话本中 散文韵文交错特点的渊源所在。段成式曾云:予大和末因弟生 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接着又借“说话”艺人之口介绍了二十年前的表演情形^。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说话”在段成式 之前已是常见的伎艺之一,这实际上是对当时通俗小说创作状 况的简略透露,而那时正是唐传奇创作的黄金时代。由此又可 以推测,在中唐时,唐传奇与通俗小说曾同时步入了较为繁盛的 阶段,然而由于封建土大夫对通俗文学的鄙视以及唐末五代战 乱的缘故,结果只有个别的唐代话本流传至今。

  我们不去研究很古远的事。一不讲两汉、三国,二不说五代、残唐,单说在大宋年间,汴梁城里很是繁荣,人民的生活富足闲散,游乐的地方和游乐的花样也就很多。街上有很多的杂耍场叫做“瓦子”。就是《水浒传》上说的“三瓦两舍”的瓦子。瓦子里有一种游艺就叫做“说话”。“说话”就是说故事,就是后来评词评书的起源,名副其实的“口头文学”。正像那些跑马上刀山的叫卖艺的,干这行的人,就叫做“说话人”,和现在做文化工作的叫“文化人”一样。这是一种专门职业,因为互相竞争,争取听众,也就产生了“专家”,各自有了门路。

在宋、元时期,“说话”伎艺更为发达普及,其盛况时为当时 的文人所记载,如孟元老记云:

  这些专家各有自己拿手的玩艺,以享盛名。据老辈人记载,当时的“说话”分为四类:就是“说合生”,“说诨经”,“说三分”、“说五代史”。合生好像就是短篇故事,是即兴的,随起随落;诨经,是讲佛家参禅悟道的故事;三分是讲三国;

崇、观以来,在京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孙宽、 孙十五、曾无党、髙恕、李孝详,讲史;李糙、杨中立、张十一、 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 洋、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 子、帛遂、吴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呢外 入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 叫果子。其佘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署,诸棚看人,曰如 是

  五代史——这在宋人说,是讲近代的历史了。

引文中的“棚”,是“瓦肆"(即游艺场〗中的一种用竹木架搭 起来的演出场所,大者可容纳数千人,而“不以风雨寒暑,诸棚 看人,日日如是”一语表明,听说书已是当时城市居民平日里最 常见的娱乐形式之一。每天诸瓦肆中的各个看棚里都挤满了 人,那些听众所涉及的社会阶层面的广泛不难想知,而据《武林 旧事》、《梦粱录》等书的记载可知,当时连皇室也成了说书的热心听众,不过他们不必亲去瓦肆,而是将最出名的“说话”艺人 召入宫中演出。都市是“说话”艺入较为集中的地方,同时在广 大的乡村,也常常可见他们活动的踪迹。陆游《小舟游近村舍 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 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广刘克庄《田舍即事》诗亦云:“儿女相 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 愁。”乡村的百姓同样有娱乐的要求,城市的风气便顺势蔓延,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凭“说话”以谋衣食的说书人的 身影。

  也有这样分的:小说、说经、说史、合生。小说又分为三大类:说银字儿,是讲烟粉、灵怪、传奇的;说公案,是讲提刀赶棒,搏拳短打,和发迹变态的,这就是后来的《水浒》、《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一类形式的小说;说铁骑儿,是讲士马金鼓——好像就是后来士子赶考、大将出征一类的小说。以上三种好像都是长篇的大书本。

听众上自皇室下至平民,说书人的足迹又遍于各地的城镇 与乡村,这是宋元时“说话”伎艺兴盛发达的标志之一,其另一标 志,是它内容的分工9趋完整与专业水准的不断提高。前面引 自《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详细地记载了北宋汴京众说书入的具体 分工,他们都演说自己所擅长的某一类故事,“说话”伎艺已明显 地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专业分支。宋廷南渡以后,杭州城内说书 分工格局也大抵如此,这可由《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的记载为证。 当时的说书种类繁多,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的“瓦舍众伎”条则 将它们总分为四家:

  据记载,那时候吃这碗饭的人很多,出名成家的就有好几十位,也想见那时说书文学的发达了。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种同业组合,叫做“雄辩社”,集体的研究创作和技艺。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 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 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 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 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 顷刻间提破。

  说书虽在说书的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信口开河,但也有简单的底本,以作凭依,这叫做话本。

耐得翁将“说话”分为小说(即银字儿〉、说铁骑儿、说经与说 参请、讲史书四家,各家之下又可以分各种更细致的子目。 “说话”伎艺萌生之初时并没有什么分工,只有当拥有了广大的 听众,并且他们因口味不同而要求能作不同的选择时,分工的局 面才会形成,这是因为说书人靠演出谋生,他们必须尊重听众的 选择并调整自己演说的故事的类型;而当各种较狭隘的口味都 拥有相当数量的听众时/‘说话”伎艺的分工也就变得更为细致 了。细致的分工使人们能较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所要欣 赏的故事,这便吸引了更多的人加人了听众行列;同时,它又使 各说书人能在较单一的类型内对演技作更深入的钻研,“说话” 伎艺因此而变得更专业化。当然,各说书人并不是只固守自己 的家数,他们已形成了本行业的绀织,名曰“雄辩社”,从而大家 能时常聚集在一起切磋技艺、磨砺唇舌。同时,编撰话本与剧本 的“才人”们也有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名曰“书会”。这些“才人” 奋一定的文学修养,但门第卑微,职位不振,比较接近市民阶层, 其职责之一是不断编撰出新的话本以供说书人演出。那些作品 既包含了“才入”对世态的感慨,同时也较明显地显示出迎合市 民趣味的色彩。有了活本编撰与演出的分工,而演出又有各家 数乃至各子目等分支,这表明“说话”伎艺已发展到一个非常成 熟的阶段,它与专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其实已只有一 步之遥。然而,要跨过这一步却又十分艰难,因为这是两种欣赏 对象与欣赏方式都有很大差别的艺术创造,而能完成飞跃 性的转折,以此为起点通俗小说便将进人一个全新的创作领域。 元末明初的战乱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对通俗小说的发展来说,它却提供了作跨跃性转折的契机,而转折完成的标志,则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因为这两部巨著既是供 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其创作又是以话本长期 发展的成果为基础,它们身接性质各异的两端,故而称为飞跃性 的转折。在这里,话本的长期酝酿准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 两部作品中也十分清晰地显示出了对话本的承袭痕迹。就《三 国演义》而言,它所描述的故事的来源可以追溯得十分古远,如 左慈、管辂、糜竺等人的故事,就弓晋人干宝《捜神记》中的有关 叙述大同小异,而干宝则曾介绍说,他书中的那些故事,是“缀片 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的产物,可见西晋统一全国后不 久,有关三国的故事就已开始在民间流传了。这些故事在流传 过程中日见丰满,渐成体系,由前而所引的《东京梦华录》中的文 字可知,到了北宋时已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而在苏轼的《东坡志林》中,也有小孩听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 出涕者,两曹操败,即喜唱快”的记载。历代“说话”艺人长期演 说的积累,导致了元至治年间《三国志平话》刊本的出现。虽然 这部话本是“文笔则远不逮,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但它 却是罗贯中撰写《三国演义》时参考的主要蓝本之一。

  宋人话本是中国很古老又珍贵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和当时的人民生活相关联,不但柳苏古文不可望其项背,就是后来的小说,也常常失去了它那种朴实浅显的风格。

有关梁山好汉故事的发展形成过程也大抵如此。据周密 《癸辛杂识续编》的记载,至迟在南宋时,这类故事已经“见于街 谈巷语”,而在罗烨《醉翁谈录》所列的“说话”目录中,也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宋末元初出现的 《;^宣和遗事》可能只是“说话”艺人的详细提纲,但是它在大 体上已经展示了《水浒传》中某些章节的原始而貌。这里也应该

  这些残存的宋人话本,题名《京本通俗小说》,都是短篇:

指出,罗贯中、施耐庵在创作时所参考的并不只是先前的有关话 本,如元时就还有不少关于三国或水浒故事的戏剧在流行,据傅 惜华的《元代杂剧全目》等资料可知,当时这类戏剧至少各有三 十余种。此外,正史中的有关记载也是他们创作时必不可少的 参考材料。不过相比之下,话本创作的积累乃是最重要的预前 准备,它不仅是表现为对故事的人物、情节等方面材料的提供, 而更重要的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代表的文学体裁,其实 就是话本形式的蜕变,若让罗贯中、施耐庵自己凭空设计,恐怕 他们也不会想到以这样的体裁来容纳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

  《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看标题很像近代新小说的做法。

前面的叙述表明,《三囯演义》与《水浒传》属于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罗贯中与施耐庵都是在前人各种创作的基础上作了集 大成式的改编,只是其改编方式各有不同。就《三国演义》而言, 在它之前的《三国志平话》虽然只是梗概式的作品,怛却已确定 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框架,罗贯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使该框架中 的内容变得更充实丰满,情节发展更为合理,人物性格的刻画也 因此而更鲜明。如《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蒋干中计”与“献密计 黄盖受刑”都是篇幅不短的精彩故事,可是在《三国志平话》中, 这两者却合为一则故事,而且总共只有六百余字而已。一般地 说,《三国志平话》中的简略叙述,到了《三国演义》中便往往成为 情节曲折惊险的较长篇幅的敷演,而前者全书约为八万字,后者 却是长达七十余万字,这一数字的鲜明对比,就已颇能说明其中 的问题。施耐庵面临的局面较为不同,在他之前有关梁山英雄 的传说,多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即使是《大宋宣和遗事》, 它虽是巳将某些传说组合在一起,但并没有构成水浒故事的整体框架。于是施耐庵的首要任务,便是将那些相对独立的故事 作恰如其分的组合,使之浑然一体。进行这一工作时,既要注意 各故事的情节乃至细节在组合时不至于发生破绽错讹,同时又 须得保持人物性格发展的连续性,简言之,必须体现出各故事之 间合理的有机联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典型地代表了两种 不同的改编方式,但此处也不能绝对地认为它们都是单纯地只 取其一。事实上,罗贯中也须得将某些游离在外的故事组合进 整体框架,而施耐庵面对的那些相对独立的故事,其实也都是具 有较小框架的梗概,它们同样需要充实与丰满,如在《大宋宣和 遗事》中,从智取生辰纲到宋江私故晁盖总共只有一千余字的篇 幅,而施耐庵却把这些情节洋洋洒洒地写了五回多,约有三万 字。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地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改编方 式,然而在作家的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往往都是有侧重地将两 者作综合运用。从整个明代小说的创作状况来看,实际上还存 在着第三种改编方式,即或对原作作适当的辑补,或将文言小说 改写为俗语,或将若干故事缀连成一部作品,总之是一种较原始 粗糙的改编。这种改编方式的出现有经济方面急功近利的原 因,同时也是因为那些作者无论是文学修养或社会阅历都远不如罗贯中、施耐庵的缘故。

  每篇有头有尾,讲说的时间自然不会很长,好像一个小段。它们的内容取材多是近时的事,也有的采自别的说部,主要是娱乐性质,也有惩劝的成分。

  它们十九都用闲话或者别的事情开场,然后再转入正文。

  这个引头的玩艺叫做“得胜头回”,有的用诗,有的用个更短的故事,这故事或者和正文所讲的相似,也有的正相反。

  这样由浅入深,或由反入正,加深听众的印象,这种形式一直传到今天,大鼓书的冒头还常常用它,至于用《西江月》开场,那更是成了一种公式了。

  语言,非常朴素,故事也着重人民生活的描写,现在引一段作证: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为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错斩崔宁》)

  的诗词,也有无名的民间的通俗诗词。在本文里,说着说着,来个“正是”,紧接着就是一对联句,这东西,我们叫它“插诗”吧,是很有趣的东西。我们摘举一些:

  三杯竹叶穿心过,

  两朵桃花上脸来。

  又:

  谁家稚子鸣榔板,

  惊起鸳鸯两处飞。

  (以上全摘自《碾玉观音》)

  在散文里插上两句这样的韵文,使得前面的叙述,得到一清晰深厚的概括印象,加深艺术感染的效果,自有它很大的好处。这种形式在后来的小说,例如在《警世通言》等“三言”或《今古奇观》里,我们常常见到:

  随你官清似水,

  难逃吏滑如油。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常将冷眼观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苏知县罗衫再合》)

  偷鸡猫儿性不改,

  养汉婆娘死不休。

  (《蒋淑贞刎颈鸳鸯会》)

  但为了加强叙述和描写,有时也用长长一段韵文插入文间,如《碾玉观音》描写失火,便把一切状火的声势的民间传说、典故,和火有关的事物通通写进,形成一段好像词的东西。

  有时也用民间的成语、歌谣、有趣有韵的联句,《冯玉梅团圆》里形容老年到来:

  腰便添疼,

  眼便添泪,

  耳便添聋,

  鼻便添涕。

  这种形式也一直影响了以后的长短篇小说,像《水浒传》和《今古奇观》,大大增加了语言的风趣。其中很多出自说书人的创作,很有价值。有时添加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引人发笑,例如形容山的高就说:

  几年摔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摔到底。

  (《新编五代史平话》)

  这些话本,在末尾也用四句诗结束,总结一下故事的内容和指出教训的要点。例如《碾玉观音》末尾道: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

  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宋朝人说书的概况和他们的创作形式。这只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传统,并不是要今天写小说的同志们去单纯模仿各种形式。但在社会上,有这样多专门艺人,采取眼前的生活,编为故事,向大家讲说,却引起我们对当时的汴梁文化有些向往。以后,在说书一行职业里,创作很少,只有讲史的一门,得到发展,但也限于《三国》、《隋唐》、《说岳》几部旧书。清朝说书事业,一时复兴,但都是粗浅一律的侠义公案小说,续来续去地写,翻来覆去地说,很少有新创作。而直接采取当前事件,编为短篇故事的一门,简直有很长时间失传了。遂使小说脱离现实生活,使一般人以为小说就是专讲历史故事或是野史传闻的了。而在清朝,子弟书流行,着重鼓板唱词的欣赏,又因为印刷进步,书本好买,评词就渐渐又衰落了。

  现在我们谈宋人的话本故事,深深觉得它有以下几点好处:

  (1)叙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为群众爱好。

  (2)编得很快,编好就讲。

  (3)用群众的语言,非常流畅,真是“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4)故事通俗,有关风化。正像《冯玉梅团圆》上说的: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这是当时的说书人、小说作家的座右铭吧。这两句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群众的语言写作,内容要有教育意义。这样,也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很可宝贵的传统。自然,它那个“风”,不一定像我们所要求的,这是时代问题。

  编讲故事的运动

  中国人民大众爱听说书,自不待言,说好书的能夺一台大戏,这在庙会上是常有的事。而知道看重这里面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好的风尚,老百姓都知道小说故事能陶冶性情,砥砺志向,辨别善恶,改造社会的人情风俗。所以梁启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解说小说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量。

  另外,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宋朝那些说书人不一定是写作家,但他们是出色的编讲家,一样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有的有底稿,更多的没有底稿,说过几次,说得周全完美了,会写的人代他们记录下来,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人小说,伟大的著作。

  一个故事一定是越说越圆满、越精采。因为它不断生发,添长枝叶,增加情趣,切合现实。而师傅传给徒弟,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学了去又说、又修改,这就成了多人的集体创作,有很多人的心血、才智放在里边,作品自然就更精采动人,今天流传下来的小说,多一半不是一个人的手笔(或者说不是一个人的口舌)。

  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不但是同时代的人的集体创作,而且是历史的、几朝几代的艺人的集体创作。

  最好的例子是《水浒传》,当南宋年间发现了《水浒故事》,一时各地流传,你谈我讲,五花八门,成了无数的光彩夺人的片断故事,后来经过一个文人、一个大手笔施耐庵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连贯起来,润色一番,才成了今天的《水浒传》。这中间,从有《水浒传》说到成书,整整经过了四百年(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参加创作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现在我们农村,能写作的人这样少,而经过八年抗日,伟大的农民翻身运动,反顽战争,故事又是这样多,伟大的作品怎么产生呢?宋人说书的热烈运动和创作方法,就很可学习了。

  我们农村的能编讲的天才可并不少,他们好讲故事,他们有很多听众,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习惯编讲新的、眼前的故事的习惯。这正像他们还不完全习惯看话剧一样;有的人有个错误观念:以为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搬出来演戏或说书没有劲气,不如陈一陈,过个三五十年,等生活变化了,再讲再演,才引人好奇,觉得新鲜。把艺术创作,看成和陈酒陈醋一样自然是不对的了。

  我们提倡好说旧书的人,放下《小五义》、《三侠剑》来编新书,编新故事,把眼前的斗争、眼前的人物、眼前的生活编成各式各样长长短短的故事,来向大众讲说。

  说了又改又补充,不久就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我们也就有很多新的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了,他们将代替黄天霸、武松、阮英、贾明、山西雁这些人物,为群众熟悉爱好。

  而且各村、各区、各县都编了很多新故事、新平话、新小段,互相生发,互相取舍,互相合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希望,有一部新的《水浒传》,那就是新的《抗日英雄传》、《穷人大翻身传》、《人民战争传》了。我们的伟大时代的伟大小说也就出现了。那些短小的故事,也就会是新社会的《今古奇观》,或是新的“三言”了。

  我们希望农村里掀起一个编故事讲故事的新平话运动,它和编写运动相结合,为眼前的斗争服务,为人民利益服务。

  这个运动,自然没有减少了我们作家同志们写作的机会,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拿到群众中间去讲说,作为说书人的“话本”,群众也就会给他们补充、修正、改编、综合,作品和群众合作,和说书人合作,以后就成了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同时在他们写作的时候,一想到是要拿给说书人去讲说的,在写作的手法上也就有个准绳了。作家、说书人、群众的结合,是作品成功的道路,中国古已有之,前面我们已经列举过《水浒传》,这是中国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人民文学的丰碑,此外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石玉昆和《三侠五义》,也因为这种结合使得他们的作品永垂不朽。《儿女英雄传》之所以在语言创作上能有那么很好的成就,也是因为作者文康习听说书,很受了人民文学语言的陶染。平话小说脉脉相承的历史,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的主流。

  值此空前伟大的人民胜利的时代,人民文学也一定冲刷净非人民反人民的藩篱,而洋洋乎呈现它的伟大面貌的。

  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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