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拍摄胶东农村的老年人,家的往事

来源:http://www.aviodelta.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人气:116 发布时间:2019-07-21
摘要:外祖母家 当我们形容一个地方贫穷落后的时候,我们总会说这是个穷得“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居住的村庄,虽然说不上穷得“鸟不拉屎”,但是也穷得够窝囊的了。对于村庄的男人们

外祖母家

当我们形容一个地方贫穷落后的时候,我们总会说这是个穷得“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居住的村庄,虽然说不上穷得“鸟不拉屎”,但是也穷得够窝囊的了。对于村庄的男人们来说,这或许会有很深的体会。

原标题:摄影师拍摄胶东农村的老年人 记录父亲的村庄

瞎子叔一根接一根往粉碎机里送葛根,不时和我父亲聊着天。轰鸣的机器,飞速旋转的刀片,碎末飞溅出来。刀片飞快切割,拿在手上的葛根,越来越短。

    昨天母亲节,微信圈里很多人都在相互祝福自已的和別人的母亲节日快乐,心中百感交集,独自在灯下怀念着自已的母亲,窗外微风阵阵,树叶婆娑,月光如银,这是最容易让人联想、让人遐思的时光。

  外祖母家是彪冢村,在滹沱河北岸,离我们家有十四五里路。当我初上小学,夜晚温书时,母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母亲姐妹四人,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是最大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只种着三亩当来的地,一家八口人,全仗着织卖土布生活。外祖母、母亲、二姨,能上机子的,轮流上机子织布。三姨、四姨,能帮着经、纺的,就帮着经、纺。人歇马不歇,那张停放在外屋的木机子,昼夜不闲着,这个人下来吃饭,那个人就上去织。外祖父除种地外,每个集日(郎仁镇)背上布去卖,然后换回线子或是棉花,赚的钱就买粮食。

在我的村庄,男人们是很难娶得到媳妇的。有这样的一个惯例,村庄的女人们都不肯留在自己村里,嫁到了外面去,而外村的女人又不肯嫁进来,导致了村庄的女人越来越少,男人们想娶媳妇就很难了。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说,我的父亲也差点娶不到媳妇了,母亲说是因为外公外婆家里穷,不得已才把母亲嫁给父亲的,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差不多三十岁了,这在农村来说是很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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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担心瞎子叔会切到手,他娴熟松手送掉最后一小截,又从蛇皮袋里摸出下一根。松了一口气,我打量起他家。

     四顾茫茫,眼前何曾有自已母亲的身影。母亲已远去,莫非她还徘徊在已经拆迁过的旧居旁边?莫非她又回到自幼生活的娘家小院,莫非她正在故乡的长堤上怅望,莫非她正在故居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子女缝补着衣衫,莫非她还在我少年读书的小路上深情地张望?夜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娘,您在哪里?无边的思绪中,拿出手机写下一篇思念母亲的短文,寄托自已的思念。直到夜深,时钟敲响十二下,文成,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中仍然浮现着母亲的音容笑貌,不由地泪水打湿了枕头。娘说过,她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足的农民家庭,家有200多亩土地,她幼年丧父,上有一姐,下有一弟,全靠寡母一人操持家务,家里沒有雇过一个长工,农忙时节才雇上几个短工,全家老小齐上阵,与几位大爷一起勉强把农活干完。她痛恨旧社会,是因为官僚腐败,民不聊生,无论穷人富人都沒有安定的日子过。幼年丧父,家里塌了顶梁柱,外祖母生性柔弱,家里遇到困难,只会以泪洗面,加之社会动荡,土匪蜂起,每每以绑票她幼小的弟弟为要挟,要粮要钱,无奈,外祖母用60亩土地和宅院与人交换,从村庄边缘换到村子的中心。就是这样,土匪仍不放过,屡屡故伎重使,致使外祖母一看到天黑就抱起她幼小也是唯一的兒子躲到她本家一个侄子家里。

  母亲说,她是老大,她常在夜间织,机子上挂一盏小油灯,每每织到鸡叫。她家东邻有个念书的,准备考秀才,每天夜里,大声念书,声闻四邻。母亲说,也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书,只听着隔几句,就“也”一声,拉的尾巴很长,也是一念就念到鸡叫。可是这个人念了多少年,也没有考中。正像外祖父一家,织了多少年布,还是穷一样。

我不知道母亲说的是否是事实,因为每次母亲说这事的时候,她总是笑着对我说的,让我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而且我的母亲对父亲也很好,完全看不出有半点“不得已”的意思。但是,对于村庄男人们难娶媳妇的事实,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我看到村里的许多男人们,都是三十好几了才娶到媳妇,有些干脆打光棍不娶了。我小时候也害怕自己长大了之后娶不到媳妇,每当我不认真读书的时候,母亲也经常吓唬我,说不好好读书长大后就娶不到媳妇了,这让我更加害怕了。

父亲,像他那一代大多数农民一样,没有文化、朴素、勤劳。父亲的村庄,也像大部分胶东农村一样,贫瘠、平淡、籍籍无名。然而,就是这样的父亲,和他的东石水头村,成为摄影师孙京涛生命的启航。孙京涛开始拍摄《父亲的村庄》,每拍一个人,孙京涛都会向父亲念叨念叨,父亲便给他讲他们的故事。孙京涛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他以为熟悉的人,都是那么陌生;而每一个看似最平常的生命,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本组图片由腾讯图片和南方周末图片工作室出品。图为父亲(右二)和他的几个老哥儿们。这七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是五百六十岁,他们一辈子都抽自己种的旱烟,都为自己有一支好烟杆而自豪。摄影:孙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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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舅父去世,在舅父的葬礼上,外祖母本家侄子的兒子占昆哥还讲起这件往事。娘万分痛恨日本侵略者,她生前常常讲起亲身经历的日军暴行,七、八岁时日军进村抓捕八路军,让青壮年男子排成两行,一看到某个男子大拇指与食指之间有老茧,拉出来就用刺刀挑死,其中一位身穿长衫的青年教师,因长时间握笔,两指之间有茧子,被日军用刺刀挑死,肠子流了一地,日军还把整捆的高粱秸浇上油点燃,挨家挨户地烧房子。在抗战七年多的岁月里,百姓们一听日军要来扫荡,纷纷携兒带女,扶老携幼四处逃难,百姓们颠沛流离,受尽了苦难。娘还记得,衣衫破旧的八路军端敌人的炮楼,袭击日军,对百姓亲如一家的动人情景,在她在世的日子,一有闲暇,她就会讲起这些故事,还唱起《救国军歌》、《左权将军之歌》、《一九四三年》等抗日歌曲,娘说她少女时代喜欢唱歌,八路军战士都很喜欢她,抗战胜利后一位文艺女兵几次要带她走,因为外祖母不同意而沒走了。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当时我虽然不明白,其目的是为了什么,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生也没有忘记。是鼓励我用功吗?好像也没有再往下说;是回忆她出嫁前的艰难辛苦的生活经历吧。

在村庄,一个家要是没有一个女人,也就是说男人没有一个媳妇,这个家算不上是一个家的。因为一个男人经常在外边干活,回到家里没有一个女人帮忙做饭洗衣服,帮忙照顾家里,这个家就仿佛失去了魂。我看见村里几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们,生活过得一团糟,他们懒懒散散的,得过且过的就是一天,甚至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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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叔(左)和我父亲(右)碾碎葛根

   母亲虽然是一位富家出身的女子,但她从来沒有说过共产党、毛主席一个"不"字,相反,她时常说,沒有共产党,沒有毛主席,我们还会生活在战乱中,不会过上安生日子。

  这架老织布机,我幼年还见过,烟熏火燎,通身变成黑色的了。

所以说,虽然说村庄的男人们难娶到媳妇,但是还是要想方设法娶的。有一段时间,我总听到母亲这样说,隔壁的谁谁谁、谁谁谁又娶到媳妇了。这让我感觉到很奇怪,因为他们都是村里出了名的光棍,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一辈子也娶不到媳妇的了。后来,我才私底里听村人们说,原来他们的媳妇是从外省买来的。

孙月江二爹,七十六岁。父亲的亲弟弟。父亲当年靠给先生打短工,供二爹读了九年书,又送他去当了七年兵,希望他能奔个好前程。

眼前的小平房,墙面刷得白白,楼顶安装了小水箱,有间房间外墙上挂着空调外机。我端起相机,蓝天正好。把镜头拉近,看见他媳妇金香躺在客厅的躺椅上。阳光从敞开的大门,斜射进客厅,金香眯着眼傻呵呵地冲着我笑。

      她在土地改革前嫁到我们家,不嫌家贫,不嫌屋小,一心一意地过日子,她生性随和,活泼开朗,与家中老少四辈人处得都很好,我的曾祖父母都很喜欢她。曾祖父母有两个兒子,即我的祖父和叔祖父两人,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兒子,而叔祖父有三个兒子,曾祖父是一个爱面子的老人,他常常很自豪地说,別看我家清贫,可我的两个孙子都娶了大家闺秀作媳妇,继增(我父亲)娶了全县有名的王大先生(我的大姥爷)的侄女,维增(我堂叔)娶了县里最大的土财主刘老聘的孙女,她们都看上了俺乔家!这其中,我的婶娘就是刘老骋的孙女,婶娘的爷爷刘老聘,家中既沒经商的,也沒当官的,但却拥有万亩良田,被称作馆陶县最大的土财主。        

  外祖父的去世,我不记得。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记得大舅父已经下了关东。二舅父十几岁上就和我叔父赶车拉脚。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从外省买女人做媳妇,在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那几年村庄里一下子多了很多外省的女人,他们操着各地的口音,跟村庄的方言夹杂在一起,是那么的不协调。但是,村庄的人们都看到希望了,毕竟男人们终于可以娶到媳妇了,我也替村庄里的男人们高兴,我想我以后娶媳妇的事情就有着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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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好意思,讪讪地收起相机,转而进了旁边的小屋。里面一台小型的稻谷脱壳机器,一台小型碾米机器,电线,开关,插座,电闸。再加上刚才搬到院子,正在轰隆隆旋转的碾碎机,这个小屋太让人惊叹了。而这些机器,正是瞎子叔自力更生的工具。

     母亲和婶娘妯娌俩挺说得来,见了曾祖父母爷爷奶奶地叫,高兴得两位老人合不上嘴。我的母亲是一位明晓事理的人,她对子女的管教很严,无论是谁,犯了错误绝不放过,她说,孩子就像一棵小树,长了枝枝杈杈不修剪不行。她教育我们要懂礼节,知羞耻,不合正道的事不要去做。9岁那年拣废品,拣回来一个自来水铜水龙头,她再三追问,是不是偷拿人家的?我告诉她确实是拣的,她严励地说,原路送回去!她常说,人穷不能志短,不是自己身上的肉不要往自已身上贴!

  后来遇上一年水灾,叔父又对父亲说了一些闲话,我父亲把牲口卖了,二舅父回到家里,没法生活。他原在村里和一个妇女相好,女的见从他手里拿不到零用钱,就又和别人好去了。二舅父想不开,正当年轻,竟悬梁自尽。

然而,村庄的男人们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事情就出来了。原来他们娶的媳妇是从人贩子那里买来的,那些被拐卖的女人们,以为南方是遍地流金的地方,他们有的想来南方打工,有的想到南方嫁给个有钱人,但是她们都被人贩子骗了,她们压根就不知道自己被拐卖到了这样一个穷乡僻野的地方,结果问题就出来了,那些被骗的女人们,她们天天都想趁男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逃跑。

香炉斗儿大爷,八十岁。本名张正清,香炉斗儿是他的绰号。改革开放后,一直与父亲搭伙种地,是父亲最好的酒友。

很难想象,一片漆黑中他如何玩转这些机器。记忆里,瞎子叔满头自来卷,瘦小的个子,我打小就不敢看他的眼睛。记忆里,瞎子叔养过豆芽卖,从镇上贩菜到村里卖,推着大板车。记忆里,他从来没有乞讨过。

    我们兄妹五个再加母亲从小养大的表弟从沒有在这方面犯过错误。她教育我们要正派,男孩要成为君子,女孩要成为淑女。她既是一位慈母,又是一位严母,她常说,对于孩子惯吃惯穿不能惯着不明事理。至今我还记得,1956年随她到"五零"逛商店,才6岁的我看见一个小女孩穿的花裙子很漂亮,抓了一下人家的花裙子,母亲竟脸色一沉,严加斥责,从此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在任何工作岗位,我从无非礼之举,因此还被人称作"老夫子"。

  大舅父在关东混了二十多年,快五十岁才回到家来。他还算是本分的,省吃俭用,带回一点钱,买了几亩地,娶了一个后婚,生了一个儿子。

因为村庄跟外界只有一条公路相通,所以女人们是很难逃跑的。有些女人们,逃跑几次了都被抓回来,有些干脆就不逃跑了,死心塌地的跟身边的这个陌生的男人过日子,他们在村庄繁衍子孙,不管她们愿不愿意,反正也过上了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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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父亲,瞎子叔什么时候开始瞎的,为何眼睛就瞎了。父亲说,大概七八岁开始瞎,一二十岁的时候,可能能还能看见一点光。至于怎么瞎了,父亲那时年纪也小,搞不清楚。

     她教育子女,日子再穷,也不要沾国家、沾别人的便宜,借别人的东西、借别人的钱要及时还上,这对于我们五个子女的一生受益匪浅。母亲在我们参加工作以后,总是告诫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不能偷懒,要以工作为重。在电台工作这近20年,她教导我,新闻工作重要,是人民记者,不能因一已私利忘掉自已的职责。1999年,《清晨热线》节目中故乡馆陶县前曹堡村一位农民听众打热线电话反映村干欺压百姓,财务不清的问题,我前往馆陶调查采访,向母亲告別时她问我上哪去?我说到前曹堡,母亲说,那是她奶奶的娘家,村里很多人都姓崔,我说,娘,那个村的支书,村主任都姓崔,娘说,别管他是谁,只要他不按党的政策办,欺负百姓,该暴光就办,別有顾虑。采访结果表明群众反映属实,在与馆陶县委沟通后,县委很快作出决定,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大舅父在关外学会打猎,回到老家,他打了一条鸟枪,春冬两闲,好到野地里打兔子。他枪法很准,有时串游到我们村庄附近,常常从他那用破布口袋缝成的挂包里,掏出一只兔子,交给姐姐。母亲赶紧给地去做些吃食,他就又走了。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村庄男人们买媳妇的事情是犯法的,我只是觉得那些女人们很可怜,她们都怀着美好的梦想,从遥远的远方来到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有很多人甚至跟自己的亲人从此失去联系,南北相隔。

孙红英大嫂子,七十四岁。她儿子张明举和我是发小的同学。

瞎子叔的爷爷,是父亲的小爷爷,是父亲爷爷的弟弟。瞎子叔两三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是他奶奶把他带大。眼睛瞎了之后,更没有人管他。我猜大概小时候生病高烧什么的,把眼睛烧坏了。

    母亲虽然沒文化,但她深明大义,一定意义上说,我能在电台出色地工作,跟她老人家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母亲是个有心计的人。在电台《清晨热线》工作的十几年,她的瞩目点,始终在我的身上,十几年中,母亲的收音机始终不离手,尤其是在早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天不亮,我人还沒走,她就打开了收音机,后来我很奇怪,她老人家睡得很晚,怎么醒得这么早,还开着收音机,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她说,你在《清晨热线》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不免得罪了一些不正道的人,你每天天不明就走,我怕你上班路上不安全,娘不放心啊,啥时候广播里传出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安全到了班上,娘就放心了。原来是这样!母子连心,娘每早听收音机之谜就这样解开了。

  他后来得了抽风病。有一天出外打猎,病发了,倒在大道上,路过的人,偷走了他的枪枝。他醒过来,又急又气,从此竟一病不起。

我想,在那个时候,人们还处于一个相对无知的社会,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东西,对于村庄的男人们如此,对于那些被拐卖来的女人如此。我曾经跟其中的一个女人聊过天,她把自己如何被人贩子骗入圈套、如何中途运输、如何被卖、如何逃跑、如何被抓回来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了我,听了她的经历之后我为她的遭遇感到悲悯的同时也感到悲愤,悲悯是因为她自己和我们村庄人的无知导致了她的不幸,悲愤是那些人贩为了钱居然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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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奶奶去世后,跟他父亲相依为命。他父亲是我爷爷辈,父子俩住在黑咕隆咚的老屋里。老屋里地面都是凹凸不平的泥土地,我害怕去他们家(有时候家里喜事摆酒席,需要去喊他们来我家吃饭)。

     2004年母亲去世时整理她的遗物时,一台收音机还在她的枕边,一直到她去世,十多年间她用坏了不下五台收音机,娘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挂念着我。

  我记得二姨母最会讲故事,有一年她住在我家,母亲去看外祖母,夜里我哭闹,她给我讲故事,一直讲到母亲回来。

最近这几年,政府对于拐卖妇女的事情进行严厉打击,公安机关对这些被拐卖的妇女进行了解救,除了一小部分愿意呆在村庄扎根的之外,那些被拐卖来的女人们终于可以逃脱牢笼,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

张兰红大哥,七十八岁。媳妇是离婚后改嫁给他的,他把媳妇带来的两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养大,视若己出。

父亲说,瞎子叔可怜呐。上山砍窑草(一种野柴草,小煤窑的矿洞用来防沙石坠落的材料之一),陡高的山腰,一脚踩空就滚下去。

  她的丈夫,也下了关东,十几年后,才叫她带着表兄找上去。

我想,无论是对于村庄的男人们还是对于那些被拐卖来的女人来说,她们的人生都是不幸的。那些买了媳妇的男人们,被迫又回到了单身的行列,他们有些儿子已经十多岁了,留下一个残缺的家庭;而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在村庄里生活了十几年,人老珠黄的回到自己家里,如今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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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瞎子叔厉害哇,可以开三轮车去鄱阳。鄱阳是他媳妇金香的娘家。金香是他从村里拐子那买来的。拐子和金香有一点点亲戚关系,所以能把她从鄱阳拐来卖了。后来被告发,拐子被判了几年的刑。

  后来一家人,在那里落了户。现在已经是人口繁衍了。

瓦房二奶奶(张志军),1929年生。解放前靠勤劳节俭盖了村里少有的六间瓦房,故村人称“瓦房的”。二奶奶育

金香没有被遣送回去,因为她家人不想要她。她是个疯子。父亲说,刚来那两年,金香老哭,后来被瞎子叔治好了一点,不哭了,还认得我父亲。

  1982年5月30日

有一子七女,现已四世同堂、儿孙绕膝。但只要儿女回家来,不管多少人,所有伙食都是她料理,不愿他人插手。

瞎子叔当然没有钱送她去医院治疗,不过是日夜的教导,帮她梳洗,养活她,彼此陪伴。

  瞎周

我父亲去世后,每逢祭日,二奶奶都亲手扎摇钱树一株,让我们带到父亲坟前。

金香人傻,但是眼睛是好的。于是,金香成了瞎子叔的眼睛。小时候在街上碰到过,瞎子叔手搭在金香肩上,一前一后。我远远地,就躲得远远,害怕金香傻呵呵的笑脸,害怕瞎子叔的眼睛。

  我幼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这个村庄的北头。门前一条南北大车道,从我家北墙角转个弯,再往前去就是野外了。斜对门的一家,就是瞎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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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叔会训斥金香,我听不懂金香嘟囔着啥,也听不清瞎子叔呵斥的什么。

  那时,瞎周的父亲还活着,我们叫他和尚爷。虽叫和尚,他的头上却留着一个“毛刷”,这是表示,虽说剪去了发辫,但对前清,还是不能忘怀的。他每天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默默地抽着烟,显得很寂寞。

张同方大哥。我父亲在生产队赶马车那阵子,他父亲是饲养员。一家老实人却因为穷而无人说亲。无奈,他母亲花

瞎子叔买了辆三轮车,金香坐驾驶座,瞎子叔坐在旁边伸出来的一截座位。上初中时还看过他们一起开车。两人都握住方向盘,金香的双眼是车子的舵。很惊讶于他们这样地合作开车。我问父亲,他们撞到过人或者车吗?父亲回答从未有过。母亲说她都乘坐过他们开的三轮车。我问母亲不会害怕担心么?母亲说,他们对家里这段路很熟络,不会有事。

  他家的房舍,还算整齐,有三间砖北房,两间砖东房,一间砖过道,黑漆大门。西边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一块菜园,地方很不小。园子旁边,树木很多。其中有一棵臭椿树,这种树木虽说并不名贵,但对孩子们吸引力很大。每年春天,它先挂牌子,摘下来像花朵一样,树身上还长一种黑白斑点的小甲虫,名叫“椿象”,捉到手里,很好玩。

了六千元为他弄了个云南媳妇。可那妇人不善,压根就没想与他过日子,各种巧言令色哄得老实巴交的同方团团转,

我猜起先,瞎子叔“训练”金香带他走路,两人磨合,默契合作。我见到过他们走街串巷。慢慢地,瞎子叔带着金香开车,由金香告知往哪边避让。这些都是我瞎猜,对于他们能安然地生活到现在除了惊叹,同情之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听母亲讲,和尚爷,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年去世了。次子就是瞎周。他原先并不瞎,娶了媳妇以后,因为婆媳不和,和他父亲分了家,一气之下,走了关东。临行之前,在庭院中,大喊声言:

最后把家中有限的值钱物品席卷而去,杳无音信。同方母亲因此大病,含恨离世。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母亲说,以前瞎子叔偷东西拿去卖。我听到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人多可恨,而是,天呐,瞎子他怎么偷东西啊!母亲倒是智慧,说,瞎子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晚上,无所谓!我不知道他都偷过什么,也许是公家什么无人看管的财产吧?

  “那里到处是金子,我去发财回来,天天吃一个肉丸的、顺嘴流油的饺子,叫你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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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都喊他瞎子,于他于别人,都只认为只是一个代号。就像我们这些晚辈,也是喊着瞎子叔,并没有觉得是歧视。

  谁知出师不利,到关东不上半年,学打猎,叫火枪伤了右眼,结果两只眼睛都瞎了。同乡们凑了些路费,又找了一个人把他送回来。这样来回一折腾,不只没有发了财,还欠了不少债,把仅有的三亩地,卖出去二亩。村里人都当做笑话来说,并且添油加醋,说哪里是打猎,打猎还会伤了自己的眼?是当了红胡子,叫人家对面打瞎的。这是他在家不行孝的报应,是生分畜类孩子们的样子!

王凤云嫂子,八十五岁。她小儿子与我是发小的同学。与八十四岁的老伴要么去村里的蔬菜加工厂干活,要么在家加工废塑料,自给自足。

村里偶尔有些调皮捣蛋的年轻小伙愚弄他。父亲说,有次瞎子叔偷砍杉树拿去卖,砍好堆放在一个地方,等到他喊来车子装树时,树早被悄悄扛走了。

  为了生活,他每天坐在只铺着一张席子的炕上,在裸露的大腿膝盖上,搓麻绳。这种麻绳很短很细,是穿铜钱用的,就叫钱串儿。每到集日,瞎周拄上一根棍子,拿了搓好的麻绳,到集市上去卖了,再买回原麻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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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可怜他帮他的人,愚弄他的人,更多的是冷漠的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更多的人忙碌着自己的生存,无暇感知他人的存在,更别说可怜别人。

  他不像原先那样活泼了。他的两条眉毛,紧紧锁在一起,脑门上有一条直直立起的粗筋暴露着。他的嘴唇,有时咧开,有时紧紧闭着。有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更多的时候像是要哭。

张玉斋叔,七十二岁。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他母亲和我奶奶是一辈子的好姊妹。

父亲是个很善良的人。瞎子叔存放机器设备的小屋,就是父亲帮他盖的。父亲悠悠地说着,倒是吓了我一大跳。“可是你又不是砖匠,怎么会盖房子?”父亲笑呵呵的,又悠悠说,那些机器也是他安装。

  他很少和人谈话,别人遇到他,也很少和他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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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家里操办喜事,父亲都会去喊瞎子叔来家里吃饭。金香带着瞎子叔来,坐上酒席,我都是满眼的嫌弃。我跟父亲说过,把好菜好饭给他们送去好了,或者专门给他们盛好饭菜。每次都被父亲呵斥,自家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于是,我每次都逃得远远的。

  他的老婆,每天守着他,在炕的另一头纺线。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岁数和我相仿。

盖竹英大嬷,八十一岁。父亲干妈的亲侄女,早先差点儿嫁给父亲。

好心好意好事,想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一直以来,让我好好地接近他们,我都做不到。我可怜着他们的可怜,可是连去跟他们聊天都不敢。我想写下他们的故事都不敢去亲耳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

  我小时到他们屋里去过,那屋子里因为不常撩门帘,总有那么一种近于狐臭的难闻的味道。有个大些的孩子告诉我,说是如果在歇晌的时候,到他家窗前去偷听,可以听到他两口子“办事”。但谁也不敢去偷听,怕遇到和尚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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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远远地观望,这个可怜人应该是个乐观的人。我没有听过他向任何人哭诉,我或多或少地看到他倔强地活着。

  瞎周的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豆腐西施。她在那里站着和人说话,总是不安定,前走两步,又后退两步。所说的话,就是小孩子也听得出来,没有丝毫的诚意。她对人没有同情,只会幸灾乐祸。

孙月秋大爷,1932 年生。年幼丧父,母亲改嫁,他随侠骨柔肠的孙学林爷爷长大成人。育有四子一女。因勤劳能干,曾当过生产队队长。靠推着一辆小独轮车贩鱼卖,给四个儿子盖了四栋瓦房,娶上媳妇。人极勤快,生活极俭素,至今如此。

瞎子叔的父亲去世很多年了,他现在大概五十岁,他现在有一个陪着他的疯婆娘。他不光给婆娘洗衣做饭梳头洗澡,他还是她下半辈子的依靠(父亲说她娘家更可怜,在这边生活还好些)。疯婆娘已经做了他很多年的眼睛,也一直陪着他。两个可怜人相互陪伴,倒也是上天的怜悯。

  和尚爷去世以前,瞎周忽然紧张了起来,他为这一桩大事,心神不安。父亲的产业,由他继承,是没有异议或纷争的。只是有一个细节,议论不定。在我们那里,出殡之时,孝子从家里哭着出来,要一手打幡,一手提着一块瓦,这块瓦要在灵前摔碎,摔得越碎越好。不然就会有许多说讲。管事的人们,担心他眼瞎,怕瓦摔不到灵前放的那块石头上,那会大杀风景,不吉利,甚至会引起哄笑。有人建议,这打幡摔瓦的事,就叫他的儿子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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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三年,瞎子叔成了低保户,和他媳妇加起来,每月有六百块的劳保,大概不用赚钱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瞎子叔并没有闲着,依然努力地活着:给村里人稻谷脱壳,给别人碾碎葛根、红薯(制作葛根粉和红薯粉需要这道工序),给别人碾大米(做年糕需要大米碾成粉末),还捡垃圾……依然努力地活着,后来没有再去偷窃。

  瞎周断然拒绝了,他说有他在,这不是孩子办的事。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孝心,一定会感动上天,他一定能把瓦摔得粉碎。至于孩子,等他死了,再摔瓦也不晚。

张本亮叔,六十六岁。1947年反动武装还乡团到村里扫荡,他母亲在逃难途中生下了他。

瞎子叔叔,我不敢去跟你聊天,可是我佩服你生活的勇气。叔,你内心有过无数次的绝望吧?

  他大概默默地做了很多次练习和准备工作,到出殡那天,果然,他一摔中的,瓦片摔得粉碎。看热闹的人们,几乎忍不住要拍手叫好。瞎周心里的洋洋得意,也按捺不住,形之于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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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假如还你光明,你一定生活得更快乐更富裕更幸福。你能教会一个傻子开车,你能瞎摸着自学会那些设备的使用,你能去做些小生意,你还把疯婆娘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什么时候死去的,我因为离开家乡,就不记得了。他的女人现在也老了,也胡涂了。她好贪图小利,又常常利令智昏。有一次,她从地里拾庄稼回来,走到家门口,遇见一个人,抱着一只鸡,对她说:

三个孩子与六只被遗弃的小狗。孩子们会到小卖部买香肠给小狗吃。秋后的山峦,灰黄而沉寂。摄影师孙京涛在陡崖山的庄稼地里,面对抓住最后的温暖盎然生长的苦苦菜,架起相机。这是生命最后的亮色,这些灿烂的绿色将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霜降后迅速枯萎。父亲就在不远处的地里刨着芋头,准备给他回城时带走。孙京涛举目四望,已经收获完了的玉米秸在秋风里颓然抖动着修长焦黄的叶子,瑟瑟作响。卡萨尔斯的《鸟之歌》从心底泛起,泪水,夺眶而出。

叔,你有没有做梦都想,假如能够还你光明该有多好?

  “大娘,你买鸡吗?”

  “俺不买。”

  “便宜呀,随便你给点钱。”

  她买了下来,把鸡抱到家,放到鸡群里面,又撒了一把米。

  等到儿子回来,她高兴地说:

  “你看,我买了一只便宜鸡。真不错,它和咱们的鸡,还这样合群儿。”

  儿子过来一看说:

  “为什么不合群?这原来就是咱家的鸡么!你遇见的是一个小偷。”

  她的儿子,抗日刚开始,也干了几天游击队,后来一改编成八路军,就跑回来了。他在集市上偷了人家的钱,被送到外地去劳改了好几年。她的孙子,是个安分的青年农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1982年5月31日上午续写毕

  楞起叔

  楞起叔小时,因没人看管,从大车上头朝下栽下来,又不及时医治——那时乡下也没法医治,成了驼背。

  他是我二爷的长子。听母亲说,二爷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好喝酒,喝醉了就搬个板凳,坐在院里拉板胡,自拉自唱。

  他家的宅院,和我家只隔着一道墙。从我记事时,楞起叔就给我一个好印象——他的脾气好,从不训斥我们。不只不训斥,还想方设法哄着我们玩儿。他会捕鸟,会编鸟笼子,会编蝈蝈葫芦,会结网,会摸鱼。他包管割坟草的差事,每年秋末冬初,坟地里的草衰白了,田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蝈蝈都逃到那混杂着荆棘的坟草里,平常捉也没法捉,只有等到割草清坟之日,才能暴露出来。这时的蝈蝈很名贵,养好了,能养到明年正月间。

  他还会弹三弦。我幼小的时候,好听大鼓书,有时也自编自唱,敲击着破升子底,当做鼓,两块破犁铧片当做板。楞起叔给我伴奏,就在他家院子里演唱起来。这是家庭娱乐,热心的听众只有三祖父一个人。

  因为身体有缺陷,他从小就不能掏大力气,但田地里的锄耪收割,他还是做得很出色。他也好喝酒,二爷留下几亩地,慢慢他都卖了。春冬两闲,他就给赶庙会卖豆腐脑的人家,帮忙烙饼。

  这种饭馆,多是联合营业。在庙会上搭一个长洞形的席棚。棚口,右边一辆肉车,左边一个烧饼炉。稍近就是豆腐脑大铜锅。棚子中间,并排放着一些方桌、板凳,这是客座。

  楞起叔工作的地方,是在棚底。他在那里安排一个锅灶,烙大饼。因为身残,他在灶旁边挖好一个二尺多深的圆坑,像军事掩体,他站在里面工作,这样可以免得老是弯腰。

  帮人家做饭,他并挣不了什么钱,除去吃喝,就是看戏方便。这也只是看夜戏,夜间就没人吃饭来了。他懂得各种戏文,也爱唱。

  因为长年赶庙会,他交往了各式各样的人。后来,他又“在了理”,听说是一个会道门。有一年,这一带遭了大水,水撤了以后,地变碱了,道旁墙根,都泛起一层白霜。他联合几个外地人,在他家院子里安锅烧小盐。那时烧小盐是犯私的,他在村里人缘好,村里人又都朴实,没人给他报告。就在这年冬季,河北一个村庄的地主家,在儿子新婚之夜,叫人砸了明火。报到县里,盗贼竟是住在楞起叔家烧盐的人们。

  他们逃走了,县里来人把楞起叔两口子捉进牢狱。

  在牢狱一年,他受尽了苦刑,冬天,还差点没有把脚冻掉。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事前事后也不知情。县里把他放了出来,养了很久,才能劳动。他的妻子,不久就去世了。

  他还是好喝酒,好赶集。一喝喝到日平西,人们才散场。

  然后,他拿着他那条铁棍,踉踉跄跄地往家走。如果是热天,在路上遇到一棵树,或是大麻子棵,他就倒在下面睡到天黑。

  逢年过节,要账的盈门,他只好躲出去。

  他脾气好,又乐观,村里有人叫他老软儿,也有人叫他孙不愁。他有一个儿子,抗日时期参了军。全国解放以后,楞起叔的生活是很好的。他死在邢台地震那一年,也享了长寿。

  1982年5月31日下午

  根雨叔

  根雨叔和我们,算是近枝。他家住在村西北角一条小胡同里,这条胡同的一头,可以通到村外。他的父亲弟兄两个,分别住在几间土甓北房里,院子用黄土墙围着,院里有几棵枣树,几棵榆树。根雨叔的伯父,秋麦常给人家帮工,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好像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他浑身黝黑,又干瘦,好像古庙里的木雕神像,被烟火熏透了似的。根雨叔的父亲,村里人都说他脾气不好,我们也很少和他接近。听说他的心狠,因为穷,在根雨还很小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弄到河北边,卖掉了。

  民国六年,我们那一带,遭了大水灾,附近的天主教堂,开办了粥厂,还想出一种以工代赈的家庭副业,叫人们维持生活。清朝灭亡以后,男人们都把辫子剪掉了,把这种头发接结起来,织成网子,卖给外国妇女作发罩,很能赚钱。教会把持了这个买卖,一时附近的农村,几乎家家都织起网罩来。所用工具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用一块小竹片作“制板”,再削一枝竹梭,上好头发,街头巷尾,年青妇女们,都在从事这一特殊的生产。

  男人们管头发和交货。根雨叔有十几岁了,却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织网罩,给人一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感觉。

  人家都把辫子剪下来卖钱了,他却逆潮流而动,留起辫子来。他的头发又黑又密,很快就长长了。他每天精心梳理,顾影自怜,真的可以和那些大辫子姑娘们媲美了。

  每天清早,他担着两只水筲,到村北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一路上,他“咦——咦”地唱着,那是昆曲《藏舟》里的女角唱段。

  不知为什么,织网罩很快又不时兴了。热热闹闹的场面,忽然收了场,人们又得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

  村里开了一家面坊,根雨叔就又去给人家磨面了。磨坊里安着一座脚打罗,在那时,比起手打罗,这算是先进的工具。根雨叔从早到晚在磨坊里工作,非常勤奋和欢快。他是对劳动充满热情的人,他在这充满秽气,挂满蛛网,几乎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的破棚子里,一会儿给拉磨的小毛驴扫屎填尿,一会儿拨磨扫磨,然后身靠南墙,站在罗床踏板上:

  踢踢跶,踢踢跶,踢跶踢跶踢踢跶……筛起面来。

  他的大辫子摇动着,他的整个身子摇动着,他的浑身上下都落满了面粉。他踏出的这种节奏,有时变化着,有时重复着,伴着飞扬洒落的面粉,伴着拉磨小毛驴的打嚏喷、撒尿声,伴着根雨叔自得其乐的歌唱,飘到街上来,飘到野外去。

  面坊不久又停业了,他又给本村人家去打短工,当长工。

  三十岁的时候,他娶了一房媳妇,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孝顺,忽然上吊死了。媳妇不久也因为吃不饱,得了疯病,整天蜷缩在炕角落里。根雨叔把大孩子送给了亲戚,媳妇也忽然不见了。人们传说,根雨叔把她领到远地方扔掉了。

  从此,就再也看不见他笑,更听不到他唱了。土地改革时,他得到五亩田地,精神好了一阵子,二儿子也长大成人,娶了媳妇。但他不久就又沉默了。常和儿子吵架。冬天下雪的早晨,他也会和衣睡倒在村北禾场里。终于有一天夜里,也学了他父亲的样子,死去了,薄棺浅葬。一年发大水,他的棺木冲到下水八里外一个村庄,有人来报信,他的儿子好像也没有去收拾。

  村民们说:一辈跟一辈,辈辈不错制儿。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

  1982年6月2日

  吊挂及其它

  吊挂

  每逢新年,从初一到十五,大街之上,悬吊挂。

  吊挂是一种连环画。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每四幅一组,串以长绳,横挂于街。每隔十几步,再挂一组。一条街上,共有十几组。

  吊挂的画法,是用白布涂一层粉,再用色彩绘制人物山水车马等等。故事多取材于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五代残唐或杨家将。其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与年画中的连环画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新年时,吊挂只是一种装饰,站立在下面的观赏者不多。因为妇女儿童,看不懂这些故事,而大人长者,已经看了很多年,都已经看厌了。吊挂经过多年风雪吹打,颜色已经剥蚀,过了春节,就又由管事人收起来,放到家庙里去了。吊挂与灯笼并称。年节时街上也挂出不少有绘画的纸灯笼,供人欣赏。杂货铺掌柜叫变吉的,每年在门前挂一个走马灯,小孩们聚下围观。

  锣鼓

  村里人,从地亩摊派,置买了一套锣鼓铙钹,平日也放在家庙里,春节才取出来,放在十字大街动用。每天晚上吃过饭,乡亲们集在街头,各执一器,敲打一通,说是娱乐,也是联络感情。

  其鼓甚大,有架。鼓手执大棒二,或击其中心,或敲其边缘,缓急轻重,以成节奏。每村总有几个出名的鼓手。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鼓载于车,鼓手立于旁,鼓棒飞舞,有各种花点,是最动人的。

  小戏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装,一人可演几个脚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

  富人家办丧事,则有老道念经。念经是其次,主要是吹奏音乐。这些道士,并不都是职业性质,很多是临时装扮成的,是农民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所奏为细乐,笙管云锣,笛子唢呐都有。

  最热闹的场面,是跑五方。道士们排成长队,吹奏乐器,绕过或跳过很多板凳,成为一种集体舞蹈。出殡时,他们在灵前吹奏着,走不远农民们就放一条板凳,并设茶水,拦路请他们演奏一番,以致灵车不能前进,延误埋葬。经管事人多方劝说,才得作罢。在农村,一家遇丧事,众人得欢心,总是因为平日文化娱乐太贫乏的缘故。

  大戏

  农村唱大戏,多为谢雨。农民务实,连得几场透雨,丰收有望,才定期演戏,时间多在秋前秋后。

  我的村庄小,记忆中,只唱过一次大戏。虽然只唱了一次,却是高价请来的有名的戏班,得到远近称赞。并一直传说:我们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惊人。事前,先由头面人物去“写戏”,就是订合同。到时搭好照棚戏台,连夜派车去“接戏”。我们村庄小,没有大牲口(骡马),去的都是牛车,使演员们大为惊异,说这种车坐着稳当,好睡觉。

  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气正在炎热,戏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挤进去就是一身透汗。而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此时刻,好表现一下力气,去“扒台板”看戏。所谓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脱,缠在腰里,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然后扒住台板,用背往后一靠。身后万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拥去。戏台照棚,为之动摇。管台人员只好大声喊叫,要求他稳定下来。他却得意洋洋,旁若无人地看起戏来。出来时,还是从台下钻出,并夸口说,他看见坤角的小脚了。在农村,看戏扒台板,出殡扛棺材头,都是小伙子们表现力气的好机会。

  唱大戏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亲朋;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歌谣,名叫“四大高兴”。其词曰:

  新年到,搭戏台,先生(学校老师)走,媳妇来。

  反之,为“四大不高兴”。其词为:

  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

  可见,在农村,唱大戏和过新年,是同样受到重视的。

  1982年7月

  疤增叔

  因为他生过天花,我们叫他疤增叔。堂叔一辈,还有一个名叫增的,这样也好区别。

  过去,我们村的贫苦农民,青年时,心气很高,不甘于穷乡僻壤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想远走高飞。老一辈的是下关东,去上半辈子回来,还是受苦,壮心也没有了。后来,是跑上海,学织布。学徒三年,回来时,总是穿一件花丝格棉袍,村里人称他们为上海老客。

  疤增叔是我们村去上海的第一个人。最初,他也真的挣了一点钱,汇到家里,盖了三间新北屋,娶了一房很标致的媳妇。人人羡慕,后来经他引进,去上海的人,就有好几个。

  疤增叔其貌不扬,幼小时又非常淘气,据老一辈说,他每天拉屎,都要到树杈上去。为人甚为精明,口才也好,见识又广。有一年寒假完了,我要回保定上学,他和我结伴,先到保定,再到天津,然后坐船到上海,这样花路费少一些。第一天,我们宿在安国县我父亲的店铺里。商店习惯,来了客人,总有一个二掌柜陪着说话。我在地下听着,疤增叔谈上海商业行情,头头是道,真像一个买卖人,不禁为之吃惊。

  到了保定,我陪他去买到天津的汽车票,不坐火车坐汽车,也是为的省钱。买了明天的汽车票,疤增叔一定叫汽车行给写个字据:如果不按时间开车,要加倍赔偿损失。那时的汽车行,最好坑人骗钱,这又是他出门多的经验,使我非常佩服。

  究竟他在上海干什么,村里也传说不一。有的说他给一家纺织厂当跑外,有的说他自己有几张机子,是个小老板。后来,经他引进到上海去的一个本家侄子回来,才透露了一点实情,说他有时贩卖白面(毒品),装在牙粉袋里,过关口时,就叫这个侄子带上。

  不久,他从上海带回一个小老婆,河南人,大概是跑到上海去觅生活的,没有办法跟了他。也有人说,疤增叔的二哥,还在打光棍,托他给找个人,他给找了,又自己霸占了,二哥并因此生闷气而死亡。

  又有一年,他从河南赶回几头瘦牛来,有人说他把白面藏在牛的身上,牛是白搭。究竟怎样藏法,谁也不知道。

  后来,他就没挣回过什么,一年比一年潦倒,就不常出门,在家里做些小买卖。有时还卖虾酱,掺上很多高粱糁子。

  家里娶的老伴,已经亡故。在上海弄回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中间一度离异,母子回了河南,后来又找回来,现在已长大成人,出去工作了。

  原来的房子,被大水冲塌,用旧砖垒了一间屋子,老两口就住在里面,谁也不收拾,又脏又乱。

  一年春节,人们夜里在他家赌钱。局散了以后,老两口吵了起来,老伴把他往门外一推,他倒在地下就死了。

  1983年9月3日

  秋喜叔

  秋喜叔的父亲,是个棚匠。家里有一捆一捆的苇席,一团一团的麻绳,一根大弯针,每逢庙会唱戏,他就被约去搭棚。

  这老人好喝酒,有了生意,他就大喝。而每喝必醉,醉了以后,他从工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进村就大骂,一直骂进家里。有时不进家,就倒在街上骂,等到老伴把他扶到家里,躺在炕上,才算完事。人们说,他是装的,借酒骂人,但从来没有人去拾这个碴儿,和他打架。

  他很晚的时候,才生下秋喜叔。秋喜叔并无兄弟姐妹,从小还算是娇生惯养的,也上了几年小学。

  十几岁的时候,秋喜叔跟着一个本家哥哥去了上海,学织布。不愿意干了,又没钱回不了家,就当了兵,从南方转到北方。那时我在保定上中学,有一天,他送来一条棉被,叫我放假时给他带回家里。棉被里里外外都是虱子,这可能是他在上海学徒三年的唯一剩项。第二天,又来了两个军人找我,手里拿着皮带,气势汹汹,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秋喜叔要逃跑,所以先把被子拿出来。他们要我到火车站他们的连部去对证。那时这种穿二尺半的丘八大爷们,是不好对付的,我没有跟他们走。好在这是学校,他们也无奈我何。

  后来,秋喜叔终于跑回家去,结了婚,生了儿子。抗日战争时,家里困难,他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又跑回来。

  秋喜叔的个性很强,在农村,他并不愿意一锄一镰去种地,也不愿推车担担去做小买卖。但他也不赌博,也不偷盗。

  在村里,他年纪不大,辈份很高,整天道貌岸然,和谁也说不来,对什么事也看不惯。躲在家里,练习国画。土改时,他从我家拿去一个大砚台,我回家时,他送了一幅他画的“四破”,叫我赏鉴。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他这样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家里地里的活儿,全靠他的老伴。那是一位任劳任怨,讲究三从四德的农村劳动妇女,整天蓬头垢面,钻在地里砍草拾庄稼。

  秋喜叔也好喝酒,但是从来不醉。也好骂街,但比起他的父亲来,就有节制多了。

  秋天,村北有些积水,他自制一根钓竿,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垂钓。其实谁也知道,那里面并没有鱼。

  他的儿子长大了,地里的活也干得不错,娶了个媳妇,也很能劳动,眼看日子会慢慢好起来。谁知这儿子也好喝酒,脾气很劣,为了一点小事,砍了媳妇一刀,被法院判了十五年徒刑,押到外地去了。

  从此,秋喜叔就一病不起,整天躺在炕上,望着挂满蛛网的屋顶,一句话也不说。谁也说不上他得的是什么病,三年以后才死去了。

  1983年9月2日下午

  大嘴哥

  幼小时,听母亲说,“过去,人们都愿意去店子头你老姑家拜年,那里吃得好。平常日子都不做饭,一家人买烧鸡吃。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谁也不去店子头拜年了,那里已经吃不上饭,就不用说招待亲戚了。”

  我没有赶上老姑家的繁盛时期,也没有去拜过年。但因为店子头离我们村只有三里地,我有一个表姐,又嫁到那里,我还是去玩过几次的。印象中,老姑家还有几间高大旧砖房,人口却很少,只记得一个疤眼的表哥,在上海织了几年布,也没有挣下多少钱,结不了婚。其次就是大嘴哥。

  大嘴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也没有赶上他家的鼎盛时期。他发育不良,还有些喘病,因此农活上也不大行,只能干一些零碎活。

  在我外出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渐渐上升为富农。自己没有主要劳力,除去雇一名长工外,还请一两个亲戚帮忙,大嘴哥就是这样来我们家的。

  他为人老实厚道,干活尽心尽力,从不和人争争吵吵。平日也没有花言巧语,问他一句,他才说一句。所以,我们虽然年岁相当,却很少在一块玩玩谈谈。我年轻时,也是世俗观念,认为能说会道,才是有本事的人;老实人就是窝囊人。

  在大嘴哥那一面,他或者想,自己的家道中衰,寄人篱下,和我之间,也有些隔阂。

  他在我们家,呆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土改,我家的田地分了出去,他才回到店子头去了。按当时的情况,他是一个贫农,可以分到一些田地。不过他为人孱弱,斗争也不会积极,上辈的成份又不太好,我估计他也得不到多少实惠。

  这以后,我携家外出,忙于衣食。父亲、母亲和我的老伴,又相继去世,没有人再和我念道过去的老事。十年动乱,身心交瘁,自顾不暇,老家亲戚,不通音问,说实在的,我把大嘴哥差不多忘记了。

  去年秋天,一个叔伯侄子从老家来,临走时,忽然谈到了大嘴哥。他现在是个孤老户。村里把我表姐的两个孩子找去,说:“如果你们照顾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后,他那间屋子,就归你们。”两个外甥答应了。

  我听了,托侄子带了十元钱,作为对他的问候。那天,我手下就只有这十元钱。

  今年春天,在石家庄工作的大女儿退休了,想写点她幼年时的回忆,在她寄来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

  在抗战期间,我们村南有一座敌人的炮楼。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扫荡,找事,查户口,每家门上都有户口册。有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到我们家查问父亲的情况。当时我和母亲,还有给我家帮忙的大嘴大伯在家。

  母亲正给弟弟喂奶,忽听大门给踢开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很凶的伪军问母亲,孙振海(我的小名——犁注。)到哪里去了?随手就把弟弟的被褥,用刺刀挑了一地。母亲壮了壮胆说,到祁州做买卖去了。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当时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给牲口喂草,他们以为是我家的人。伪军问:孙振海到哪里去了?大伯说不知道。他们把大伯吊在房梁上,用棍子打,打得昏过去了,又用水泼,大伯什么也没有说,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大伯解下来,母亲难过地说:叫你跟着受苦了。

  大女儿幼年失学,稍大进厂做工,写封信都费劲。她写的回忆,我想是没有虚假的。那么,大嘴哥还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抗战胜利,我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初进城那几年,我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从来没有找过我,也没有来过一次信。他见到和听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经过的急剧变化。他可能对自幼娇生惯养,不能从事生产的我,抱有同情和谅解之心。我自己是惭愧的。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变得麻痹,也有些冷漠了。

  1985年6月27日下午

摄影师拍摄胶东农村的老年人,家的往事。  大根

  岳父只有两个女儿,和我结婚的,是他的次女。到了五十岁,他与妻子商议,从本县河北一贫家,购置一妾,用洋三百元。当领取时,由长工用粪筐背着银元,上覆柴草,岳父在后面跟着。到了女家,其父当场点数银元,并一一当当敲击,以视有无假洋。数毕,将女儿领出,毫无悲痛之意。岳父恨其无情,从此不许此妾归省。有人传言,当初相看时,所见者为其姐,身高漂亮,此女则瘦小干枯,貌亦不扬。村人都说:岳父失去眼窝,上了媒人的当。

  婚后,人很能干,不久即得一子,取名大根,大做满月,全家欢庆。第二胎,为一女孩,产时值夜晚,仓促间,岳父被墙角一斧伤了手掌,染破伤风,遂致不起。不久妾亦猝死,祸起突然,家亦中落。只留岳母带领两个孩子,我妻回忆:每当寒冬夜晚,岳母一手持灯,两个小孩拉着她的衣襟,像扑灯蛾似的,在那空荡荡的大屋子出出进进,实在悲惨。

  大根稍大以后,就常在我家。那时,正是抗日时期,他们家离据点近,每天黎明,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牵着他喂养的一只山羊,就从他们村里出来到我们村,黄昏时再回去。

  那时我在外面抗日。每逢逃难,我的老父带着一家老小,再加上大根和他那只山羊,慌慌张张,往河北一带逃去。在路上遇到本村一个卖烧饼果子的,父亲总是说:“把你那柜子给我,我都要了!”这样既可保证一家人不致挨饿,又可以作为掩护。

  平时,大根跟着我家长工,学些农活。十几岁上,他就努筋拔力,耕种他家剩下的那几亩土地了。岳母早早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几岁,很漂亮又很能干的媳妇,来帮他过日子。

  不久,岳母也就去世了。小小年纪,十几年间,经历了三次大丧事。

  大根很像他父亲,虽然没念什么书,却聪明有计算,能说,乐于给人帮忙和排解纠纷,在村里人缘很好。土改时,有人想算他家的旧账,但事实上已经很穷,也就过去了。

  他在村里,先参加了村剧团,演《小女婿》中的田喜,他本人倒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女婿。

  二十岁时,他已经有两个儿子,加上他妹妹,五口之家,实在够他巴结的。他先和人家合伙,在集市上卖饺子,得利有限。那些年,赌风很盛,他自己倒不赌,因为他精明,手头利索,有人请他代替推牌九,叫做枪手。有一次在我们村里推,他弄鬼,被人家看出来,几乎下不来台,念他是这村的亲戚,放他走了。随之,在这一行,他也就吃不开了。

  他好像还贩卖过私货,因为有一年,他到我家,问他二姐有没有过去留下的珍珠,他二姐说没有。

  后来又当了牲口经纪。他自己也养骡驹子,他说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文革”前,他二姐有病,他常到我家帮忙照顾,他二姐去世,这些年就很少来了。

  去年秋后,他来了一趟,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精神不减当年,相见之下,感慨万端。

  他有四个儿子,都已成家,每家五间新砖房,他和老伴,也是五间。有八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大儿子是大乡的书记,其余三个,也都在乡里参加了工作。家里除养一头大骡子,还有一台拖拉机。责任田,是他带着儿媳孙子们去种,经他传艺,地比谁家种得都好。一出动就是一大帮,过往行人,还以为是个没有解散的生产队。

  多年不来,我请他吃饭。

  “你还赶集吗?还给人家说合牲口吗?”席间,我这样问。

  “还去。”他说,“现在这一行要考试登记,我都合格。”

  “说好一头牲口,能有多大好处?”

  “有规定。”他笑了笑,终于语焉不详。

  “你还赌钱吗?”

  “早就不干了。”他严肃地说,“人老了,得给孩子们留个名誉,儿子当书记,万一出了事,不好看。”

  我说:“好好干吧!现在提倡发家致富,你是有本事的人,遇到这样的社会,可以大展宏图。”

  他叫我给他写一幅字,裱好了给他捎去。他说:“我也不贴灶王爷了,屋里挂一张字画吧。”

  过去,他来我家,走时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大门外,郑重告别。因为我老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再多了。

  1986年8月14日

  刁叔

  刁叔,是写过的疤增叔的二哥。大哥叫瑞,多年跑山西,做小买卖,为人有些流氓气,也没有挣下什么,还把梅毒传染给妻子,妻女失明,儿子塌鼻破嗓,他自己不久也死了。

  和我交往最多的,是刁叔。他比我大二十岁,但不把我当做孩子,好像我是他的一个知己朋友。其实,我那时对他,什么也不了解。

  他家离我家很近,住在南北街路西。砖门洞里,挂着两块贞节匾,大概是他祖母的事迹吧。那时他家里,只有他和疤增婶子,他一个人住在西屋。

  他没有正式上过学,但“习”过字。过去,村中无力上学,又有志读书的农民,冬闲时凑在一起,请一位能写会算的人,来教他们,就叫习字。

  他为人沉静刚毅,身材高大强健。家里土地很少,没有多少活儿,闲着的时候多。但很少见到他,像别的贫苦农民一样,背着柴筐粪筐下地,也没有见过他,给别人家打短工。

  他也很少和别人闲坐说笑,就喜欢看一些书报。

  那时乡下,没有多少书,只有我是个书呆子。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向我借书,总是亲自登门,讷讷启口,好像是向我借取金钱。

  我并不知道他喜欢看什么书,我正看什么,就常常借给他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借给他的是《浮生六记》。他很快就看完了,送回时,还是亲自登门,双手捧着交给我。书,完好无损。把书借给这种人,比现在借书出去,放心多了。

  我不知道他能看懂这种书不能,也没问过他读后有什么感想。我只是尽乡亲之谊,邻里之间,互通有无。

  他是一个光棍。旧日农村,如果家境不太好,老大结婚还有可能,老二就很难了。他家老三,所以能娶上媳妇,是因为跑了上海,发了点小财。这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提过了。

  我现在想:他看书,恐怕是为了解闷,也就是消遣吧。目前有人主张,文学的最大功能,最高价值,就是供人消遣。这种主张,很是时髦。其实,在几十年前,刁叔的读书,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也很早就明白这层道理了。看来并算不得什么新理论,新学说。

  刁叔家的对门,是秃小叔。秃小叔一只眼,是个富农,又是一家之主,好赌。他的赌,不是逢年过节,农村里那种小赌。是到设在戏台下面,或是外村的大宝局去赌。他为人,有些胆小,那时地面也确实不大太平,路劫、绑票的很多。每当他去赴宝局之时,他总是约上刁叔,给他助威仗胆。

  那种大宝局的场合、气氛,如果没有亲临过,是难以想象的。开局总是在夜间,做宝的人,隐居帐后;看宝的人,端坐帐前。一片白布,作为宝案,设于破炕席之上,幺、二、三、四四个方位,都压满了银元。赌徒们炕上炕下,或站或立,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烟雾迷蒙,汗臭难闻。胜败既分,有的甚至屁滚尿流,捶胸顿足。

  “免三!”一局出来了,看宝的人把宝案放在白布上,大声喊叫。免三,就是看到人们压三的最多,宝盒里不要出三。

  一个赌徒,抓过宝盒,屏气定心,慢慢开动着。当看准那个刻有红月牙的宝心指向何方时,把宝盒一亮,此局已定,场上有哭有笑。

  秃小叔虽然一只眼,但正好用来看宝盒,看宝盒,好人有时也要眯起一只眼。他身后,站着刁叔。刁叔是他的赌场参谋,常常因他的运筹得当,而得到胜利。天明了,两个人才懒洋洋地走回村来。

  这对刁叔来说,也是一种消遣。他有一个“木猫”,冬天放在院子里,有时会逮住一只黄鼬。有一回,有一只猫钻进去了,他也没有放过。一天下午,他在街上看见我,低声说:

  “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吃猫肉。”

  晚上,我真的去了,共尝了猫肉。我一生只吃过这一次猫肉。也不知道是家猫,还是野猫。那天晚上,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

  听叔辈们说,他的水式还很好,会摸鱼,可惜我都没有亲眼见过。

  刁叔年纪不大,就逝世了。那时我不在家,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在前一篇文章里,谈到他的死因,也不过是传言,不一定可信。我现在推测,他一定死于感情郁结。他好胜心强,长期打光棍,又不甘于偷鸡摸狗,钻洞跳墙。性格孤独,从不向人诉说苦闷。当时的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也实在没有出路。这样就积成不治之症。

  1986年8月15日

  老焕叔

  前几年,细读了沙汀同志所写,一九三八年秋季随一二○师到冀中的回忆录。内记:一天夜晚,师部住进一个名叫辽城的小村庄(我的故乡)。何其芳同志去参加了和村干部的会见,回来告诉他,村里出面讲话的,是一个迷迷怔怔的人。

  我立刻想到,这个人一定是老焕叔。

  但老焕叔并不是村干部。当时的支部书记、农会主任、村长,都是年轻农民,也没有一个人迷迷怔怔。我想是因为,当时敌人已经占据安平县城,国民党的部队,也在冀南一带活动,冀中局面复杂。当一二○师以正规部队的军容,进入村庄,服装、口音,和村民们日常见惯的土八路,又不一样。仓皇间,村干部不愿露面,又把老焕叔请了出来,支应一番。

  老焕叔小名旦子,幼年随父亲(我们叫他胖胖爷),到山西做小买卖。后来在太原当了几年巡警和衙役。回到村里,游手好闲,和一个卖豆腐人家的女儿靠着,整天和村里的一些地主子弟浪当人喝酒赌博。他是第一个把麻将牌带进这个小村庄,并传播这种技艺的人。

  读过了沙汀的回忆文章,我本来就想写写他,但总是想不起那个卖豆腐的人的名字。老家的年轻人来了,问他们,都说不知道。直到日前来了两位老年人,才弄清楚。

  这个人叫新珠,号老体,是个邋邋遢遢的庄稼人。他的老婆,因为服装不整,人称“大裤腰”,说话很和气。他们只生一个女孩,名叫俊女儿。其实长得并不俊,很黑,身体很健壮。不知怎样,很早就和老焕叔靠上了,结婚以后,也不到婆家去,好像还生了一个男孩。老焕叔就长年住在她家,白天聚赌,抽些油头,补助她的家用。这种事,村民不以为怪,老焕婶是个顺从妇女,也不管他,靠着在上海学织布的孩子生活。

  老焕叔的罗曼史,也就是这一些。

  近读求恕斋丛书,唐晏所作庚子西行记事:乡野之民,不只怕贼,也怕官。听说官要来了,也会逃跑。我的村庄,地处偏僻,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总需要一个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人,出来应付,老焕叔就是这种人选。

  他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也并非真的迷迷怔怔,只是说话时,常常眯缝着眼睛,或是看着地下,有点大智若愚的样儿。

  我长期在外,童年过后,就很少见到他了。进城以后,我回过一次老家,是在大病初愈之后,想去舒散一下身心。我坐在一辆旧吉普车上,途经保定,这是我上中学的地方;安国,是父亲经商,我上高级小学的地方。都算是旧地重游,但没有多走多看,也就没有引起什么感想。

  下午到家。按照乡下规矩,我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回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在打场,我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位年长的,问一同干活的年轻人:

  “你们认识他吗?”

  年轻人不答话。他就说:

  “我认识他。”

  当我走进村里,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老焕叔在叔父的陪同下,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拄着一根棍子,满脸病容,大声喊叫我的小名,紧紧攥着我的手。人们都仰望着他,听他和我说话。

  然后,我又把他扶进屋里,坐在那把唯一的木椅上。

  我因为想到,自身有病,亲人亡逝,故园荒凉,心情并不好。他见我说话不多,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扶病来看我,一是长辈对幼辈的亲情,二是又遇到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他就故去了。他的一生,虽说有些不务正业,却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坏事。所以还是受到人们的尊重,是村里的一个人物。

  1987年10月5日

  附记:如写村史,老焕叔自当有传。其主要事迹,为从城市引进麻将牌一事。然此不足构成大过失,即使农村无麻将,仍有宝盒及骨牌、纸牌也。本村南头,有名曹老万者,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去安国药店学徒。学徒不成,乃流为当地混混儿。安国每年春冬,有药市庙会,商贾云集。老万初在南关后街聚赌,以其悍鸷,被无赖辈奉为头目。后又窝娼,并霸一河南女子回家,得一子。相传妓女不孕,此女盖新从农村,被拐骗出来者。为人勤劳敞快,颇安于室。附近有钱人家,生子恐不育者,争相认为干娘。

  传说,小儿如认在此等人名下,神鬼即不来追索。此女亦有求必应,不以为迕。然老万中年以后,精神失常,四处狂走,不能言语,只呵呵作声,向人乞讨。余读医书,得知此病,乃因梅毒菌进入人脑所致。则曹氏从城市引进梅毒,其于农村之污染,后果更不堪言矣。

  古人云: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句话,还是可以思考的。

  次日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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