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文学先锋横扫千军,当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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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也有蓬勃的发展。由于聂荣臻的一贯重视和大力支持,晋察冀建立了一支无限忠于革命事业而又人数众多的文化工作队伍。他们与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也有蓬勃的发展。由于聂荣臻的一贯重视和大力支持,晋察冀建立了一支无限忠于革命事业而又人数众多的文化工作队伍。他们与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

  今年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常常想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那代人那种屈辱悲愤的情绪和对国民党当局压制人民抗日要求的不满,而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而投入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那时一部电影《风云儿女》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各学校传唱,以淞沪抗战为内容的话剧《回春之曲》,和以东北人民苦难经历为内容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一批独幕剧,成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开始流传的第一批剧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上海戏剧界人士组成若干救亡演剧队奔赴前方,后来在武汉又以政府名义组成若干“抗敌演剧队”奔赴各战区。当年,我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当中一名宣传员。我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在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面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整个中华民族开始凝聚到一起的。抗日战争八年间,一直是两种军队在两个战场分别进行斗争。一方面是防守大城市并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同敌人作战的敌后战场。我深深感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正是由于这个无限忠于人民的党,和它所领导的这支忠于人民的新型军队,和由这个党和这支军队动员起来的敌后人民所进行的这场人民战争,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

黄天,原名黄廷权,曾用名黄庭材,1908年生,江苏崇明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酷爱戏剧,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中外名剧的排演。1935年在杭州组建“三五剧社”,排演了《雷雨》《湖上的悲剧》等,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今天的我们提起“摄影”,第一反应大概都是价格不菲的仪器以及种种风花雪月的镜头。不过,回溯历史,我们的摄影镜头并不总是为花前月下和鸡毛蒜皮服务。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的铁蹄和百姓的苦难,中国出现了以一批沙飞为代表的红色摄影家。他们把镜头对准现实社会,以唤醒和动员民众团结抗争,抵御外敌,变革社会,也因此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红色影像。比起能否玩出缤纷炫目的拍摄效果,摄影者的心能否辨别黑白,是不是更重要呢?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说到文化工作,聂荣臻从红军时期起就十分重视。1933年在中央苏区,他曾参加《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话剧的演出。他还利用战斗间歇,亲自编写了反映南昌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①抗战初期,聂荣臻对平型关战斗中沙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赞不绝口。当这位上海来的摄影记者向他提出,希望留在一一五师工作,聂荣臻满口答应。以后他亲自批准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设立新闻摄影科,任命沙飞为科长。1939年元旦,军区在蛟潭庄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轰动了整个山村,部队的干部战士看,附近村子的老乡也来看,热闹非凡。聂荣臻尽管事前已经过目,也挤在人群里再次欣赏。聂荣臻自己就是个摄影爱好者。1936年,他曾用任弼时送给他的照相机,在西安附近拍了不少照片。现在,他对沙飞、罗光达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他还规定,今后军区的重要活动,都要通知摄影记者参加。后来看到沙飞等用自制的土放大机放大的照片时,聂荣臻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①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沙飞、罗光达极为感动。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7月7日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看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这本创刊号,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用铜板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更为可贵的是,众多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用生命和血汗的代价,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拍下了数以千计珍贵的历史镜头,成为晋察冀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最形象生动的历史见证。所有这一切,都是和聂荣臻的支持分不开的,因为他把摄影工作也看作是对敌斗争的一种锐利武器。

  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我深深感到,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是这场抗日战争伟大力量的源泉。多少劳动人民的子弟踊跃参军,为这场战争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敌后穷苦的老百姓把种出的粮食交了公粮,自己吃糠咽菜;青壮年出勤务、抬担架,老年人赶毛驴送公粮;妇女为部队做军衣、军鞋。反“扫荡”中老乡许多房屋被烧,亲人被屠杀,却拼命掩护八路军的伤员。多少房东大娘把我们这些年轻军人当做儿女看待。“战争伟力之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都深有体会。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35年后的2014年,习近平同志针对今天我国文艺工作者的现实情况,强调提出我们的文艺创作、我们的文艺工作应以人民为中心,几代领导人一脉相承。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文艺观的核心,是我们的根本信念。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告别双亲和妻子儿女,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边区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执行委员、陕北公学剧团团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抗敌剧社”副社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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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像 新华社发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 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和“抗敌剧社”在同一天成立。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大文工团、联大文艺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前线记者团等文艺、新闻团体来到边区,以及边区自行成立的各种文艺单位,都受到他的热情支持和欢迎,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他的关怀和爱护。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针对着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对服务对象劳动人民不熟、不懂这一矛盾,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抗日战争中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五四”以来的进步文艺出现了新的面貌,开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新的时代。就我国戏剧的发展来说,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收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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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的红色影像,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对新中国的摄影理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影像体系。红色影像之所以成为体系,是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队伍成规模、有建制、管理有序,并且形成特有的拍摄风格。中国红色影像的迅速成型并迅猛发展,主要始自1937年,沙飞是中国红色影像的重要开拓者。在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环境中,沙飞及其亲手创立的摄影团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经形成一支庞大、体制健全的组织体系,并且形成与几乎同时起步的西方同行截然不同的拍摄风格。

  新华社上海3月26日电(记者吴振东)三月春回,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卫东村柳枝吐绿,精致而温馨的民宿点缀于农林间,营造出一片诗情画意。这里是“革命新文艺开拓者”黄天的家乡,如今已是崇明区生态文明村、上海市市级文明村。

  《抗敌报》最初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石英铅印的报纸。印数也①潘振武:《战歌春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56页。

  一、由于服务对象的明确和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劳动人民的艺术形象开始登上戏剧舞台,开始成为戏剧的主人公,从而开始了人民戏剧的新的时代。

在陕公期间,由黄天执导,把苏联名剧《母亲》搬上了舞台,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他率陕公剧团排演了一批地方色彩浓郁、配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抗日剧目,深入到边区农村、工矿企业、八路军驻地演出,深受观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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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原名黄廷权,曾用名黄庭材,1908年生,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区)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酷爱戏剧,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中外名剧的排演。1935年在杭州组建“三五剧社”,排演了《雷雨》《湖上的悲剧》等,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① 1984年《中国摄影》双月刊,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第5期,罗光达回忆文章。

  二、在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下,广大戏剧工作者对群众的欣赏习惯更为关注,戏剧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相结合,从创作秧歌剧起步,进而创作出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剧,迎来了我国新歌剧的诞生。

1943年,黄天调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任社长。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利用战斗间隙或行军途中,与今歌等合作,创作了十几个反映军民浴血抗战和人民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痛苦生活的歌剧、话剧、活报剧剧本,热情讴歌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狠与残暴,充满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恨。

题图:八路军骑兵挺进敌后。沙飞摄于1937年10月,拍摄地点为山西灵丘牛邦口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告别双亲和妻子儿女,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边区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执行委员、陕北公学剧团团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抗敌剧社”副社长等职。

  由开始时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它积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准确、迅速、及时地报道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成为深受大众喜爱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为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聂荣臻格外喜欢这份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也格外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编辑、印刷工人及发行人员。他说:“邓拓办报是有功的。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因此,他送给邓拓一匹好马。报社凡有重要社论赶着发表,起草后哪怕是深更半夜,邓拓也要单身匹马赶到司令部来,请聂荣臻审阅。《抗敌报》以及《救国报》、《抗敌三日刊》等陆续印发到边区各地,敌人却始终找不到这些“游击报社”的踪影。

  三、我国戏曲源远流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因其含有封建思想的糟粕而受到批评和排斥。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发动群众的需要,开始利用戏曲形式“旧瓶装新酒”,进而选演鼓舞斗志的花木兰故事、岳飞抗金故事的戏曲。随着《讲话》精神的贯彻,熟习戏曲的戏剧工作者开始创作演出了《水浒》故事中的《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新编历史京剧,和以戏曲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血泪仇》等地方戏曲,进而推动了对戏曲的改革。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冀东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把中国百姓赶进铁路沿线的“人圈”里,“人圈”中的百姓全家只有一条破棉被、一条裤子,而坚决不进“人圈”的只能躲入深山、山洞,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所有这一切,令黄天痛恨万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被他真实地反映到1945年创作的大型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中。这部剧是冀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一部史诗,也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

一、沙飞其人

  在陕公期间,由黄天执导,把苏联名剧《母亲》搬上了舞台,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他率陕公剧团排演了一批地方色彩浓郁、配合当时斗争形式的抗日剧目,深入到边区农村、工矿企业、八路军驻地演出,深受观众喜爱。陕公校长成仿吾曾赞誉剧团是“陕北公学的骄傲,是值得载入陕公校史的一颗明珠,在炽热的战斗岁月里,它发出耀眼的光辉”。

  边区还办有理论刊物《新长城》,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文学艺术刊物《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等。

  回想当年,抗战初期还是话剧的一统天下,到了抗战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戏剧已经形成了话剧、歌剧和改革中的戏曲三足鼎立的格局。

1945年7月1日,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和黄天率“长城剧社”和“尖兵剧社”在河北迁安联合演出《地狱与人间》,引起巨大反响。在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途中,于7月4日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在组织指挥突围的战斗中,黄天两次冲回村中,解救被包围的同志,最后弹尽,壮烈牺牲,时年37岁。

沙飞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望族司徒家族后人。沙飞早年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报务员,后在汕头电台工作。1933年与同在电台工作的王辉结婚,始习摄影。1936年,沙飞受西方画报有关奥匈帝国菲迪南大公被刺事件摄影报道的影响,立志以新闻报道摄影为业。

  1943年,黄天调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任社长。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利用战斗间隙或行军途中,与今歌等合作,创作了十几个反映军民浴血抗战和人民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痛苦生活的歌剧、话剧、活报剧剧本,如《夜深人静时》《拥军模范于萍》《满洲泪》等,热情讴歌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狠与残暴,充满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恨。

  它们像一支支犀利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伪的反动宣传和腐朽的文化,也刺向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扒手们。聂荣臻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成了广大文化工作者最坚强的后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继承着红军的传统,十分重视用文艺的手段发动群众。一批现成的救亡戏剧,曾是用以发动群众最初的剧目。随着敌后斗争的迅猛发展,在丰富的现实生活面前,一些有文学功底的同志开始用戏剧的形式来反映现实斗争,为戏剧团体提供演出剧目,这些同志也就成为敌后根据地最早的剧作家,如延安的王震之、冀中的王林、晋察冀的刘萧芜、山东的虞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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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冀东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把中国百姓赶进铁路沿线的“人圈”里,“人圈”中的百姓全家只有一条破棉被、一条裤子,而坚决不进“人圈”的只能躲入深山、山洞,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所有这一切,令黄天痛恨万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被他真实地反映到1945年创作的大型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中。这部剧是冀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一部史诗,也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

  “抗敌剧社”在阜平成立时,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杨克武,演出一些红军舞蹈,抗战歌曲等比较简单的节目,以配合作战和发动群众等中心任务。后来从城市来了一批知识分子,刘佳、胡可、杜烽等,演出的节目就丰富一些了。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胡朋、陈剑戈、陈群等,演出的水平更进了一步,可以演出多幕话剧了。

  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以晋察冀根据地来说,军区和各军分区都建有剧社,群众团体系统则有群众剧社,抗大二分校有文工团。1939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前方,120师战斗剧社随部队来到前方,华北联大文工团随华北联大来到晋察冀,这些文艺团体曾以“艺术节”名义多次举行汇演。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对晋察冀的文艺活动包括戏剧活动影响极大,当时各分区剧社多整队入学接受培训。为了给学员进行示范,文艺学院的老师和联大文工团曾演出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婚事》和包哥廷的《带枪的人》。1940年,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带动下,由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演出了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成为抗日战争期间敌后农村的一大盛事。演出期间,全体演职人员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亲切接见。

 沙飞早在30年代初便开始探索摄影。最初是结婚旅行,随后是风花雪月,这是拿到相机的人们几乎都会走的路。图为沙飞、王辉夫妇1933年4月在杭州西湖水乐洞蜜月旅行留影。

  1945年7月1日,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和黄天率“长城剧社”和“尖兵剧社”在河北迁安联合演出《地狱与人间》,引起巨大反响。在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途中,于7月4日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在组织指挥突围的战斗中,黄天两次冲回村中,解救被包围的同志,最后弹尽,壮烈牺牲,时年37岁。

  “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聂荣臻常对政治部主任舒同和宣传部长潘自力说,“我们要有力地抵制敌伪腐朽文化,使扼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相形见绌。咱们边区汇集了众多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也帮助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当年敌后根据地戏剧活动的盛况,被戏剧史家称为“戏剧史上的奇观”,可惜限于物质条件,除了《母亲》的演出有沙飞同志拍摄的几幅剧照外,竟没有多少资料留存下来。当年敌后战场戏剧活动的另一特色,是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抗战胜利在望的形势下进行的“对敌政治攻势”,即在武装掩护下深入敌占区,向敌占区老百姓进行的秘密演出。戏剧小分队的演员们身上揣着手榴弹,以不怕流血牺牲的意志,把演戏视为另一种战斗。几次“对敌政治攻势”都起到瓦解敌伪、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效果,而我的几位战友就牺牲在“对敌政治攻势”当中。这种舍生忘死使戏剧同对敌斗争如此紧密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我国戏剧史上空前绝后独具特色的篇章。

时日寇觊觎中国,沙飞志以摄影为武器,唤醒国人,起来反抗侵略者。初在汕头街头拍摄,1936年完成《南澳岛》纪实摄影专题。不久前往上海,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一次参加青年版画家木刻展,邂逅左翼文化先驱鲁迅,不失时机地拍下鲁迅与青年版画家在一起的珍贵镜头。11天后鲁迅逝世,沙飞拍摄了鲁迅葬礼的新闻图片,在各地报刊发表,名声大振。沙飞的成名为他以后在解放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飞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摄影展,影响进一步扩大,结交了不少文化名流。

  原标题 黄天:文艺先锋笔扫千军

  对于文艺节目的演出,聂荣臻尤为重视。“抗敌剧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及舒同主任亲自编写的《警觉》等戏剧,演出水平虽然不很高,但聂荣臻一有空就去看,看后有时还要作指示。总部学兵队戏剧组带来的戏剧《顺民》,是崔嵬在大后方写的,某些情节不大符合敌后斗争的实际与需要,聂荣臻认真地提出了商榷意见:“剧中的老大爷遭日本兵毒打,儿媳妇被强奸,猛醒后放火烧掉自家的房屋去抗日——这个抗日愿望很好,但是房子却烧得不对头喽!敌后要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有时敌人‘扫荡’,我们号召群众坚壁清野,为的是不给敌人留下粮食和物品,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至于房子,还得留下,敌人走了,我们回来还得住呀,老百姓也是不赞成‘焦土抗战’的嘛。所以说,艺术要符合斗争需要??”有时候,他看到一个好戏,总是高兴得连声说:“演得好,演得好!你们应该下到分区去巡回演出,让下面的同志也一饱眼福,既受教育,又得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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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26日除夕之夜,聂荣臻工作到下半夜两三点。大年初一早上,天刚亮,他就被抗敌剧社儿童舞蹈队来拜年的小兵们给叫醒了,起床一看,只见剧社的宣海池、田华、华江等一群长得十分可爱的10岁左右的小孩,穿着聂荣臻批准发放的干部军服、吊兜儿马裤,显出俊秀模样,正舞着霸王鞭,唱着歌儿向他拜年。聂荣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们,谢谢同志们给我拜年??”“聂司令员,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宣海池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脆生生地嚷了起来。聂荣臻哈哈笑了,向正围观的管理科人员说:“好啊,快给他们煮饺子呀!”

 沙飞认为,摄影人要用相机作武器,直接参与到社会现实中去。从1936年起,沙飞的作品记录了民生,揭露了现实的黑暗,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因此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图为《南澳岛》系列之《波涛里讨生活》,摄于1936年。

  能在司令员身边吃到一顿平时极难吃到的饺子,对这些文艺小兵来说,简直是最高的奖赏和享受。孩子们高兴得就像小喜鹊一样,吱吱喳喳地叫了起来。他们吃饺子的时候,聂荣臻在一边端详着,叉腰欣赏着孩子们那种可爱的吃相,流露出满心的喜悦。他拿起电话告诉政治部:“小鬼队拜年,要好好招待!”结果,小兵们转了一大圈拜完年,吃饱喝足之外,衣袋里还胀鼓鼓地塞满了花生和红枣,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地带回去分给比他们年长的队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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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对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总是给予厚爱的,无怪乎人们常说抗敌剧社的文艺兵是“军区之骄子”了。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话剧《母亲》,他观看后接见了剧组,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①会餐的时候,他特地向导演崔嵬、丁里、胡苏、汪洋、饰演主角的胡朋以及所有的演职员敬酒,表示感谢,并检讨说对大家关心不够,使文艺工作者们深受感动。

 沙飞的摄影理念来源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文化思潮。他本人有相当不错的家庭环境和家族背景,却因看了一本外国画报而确立了要做摄影记者的坚定信念。鲁迅是当时左翼文化的领袖人物,图为沙飞在1936年10月拍下的鲁迅与木刻家在一起的场景。

  聂荣臻关心文艺工作者,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考虑到剧社社员要演出,下部队时要做政治鼓动工作,所以他批准文艺工作者穿干部服,留头发,不必像普通战士那样一律剃光头。但是不允许他们生活散漫,作风疲塌。有时看到个别的剧社人员衣冠不整,军容风纪不好,他会叫住这种人,严肃地说:“你们剧社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地方,各方面都要作出好榜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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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非常爱惜文艺骨干。他对抗敌剧社的人才保留作了几条严格的规定:第一,剧社里凡是有文艺才华,做出过贡献的人员要调出去,都得经过他批准。第二,剧社的女演员太少,即使是符合婚姻恋爱条件的老红军团职干部,也不许到那儿找对象。培养一个女演员不容易,都找跑了,生儿育女改行去了,她的艺术生命终止了不说,剧社还怎么演出?剧社内部目前也不允许互相谈恋爱,何时开禁,以后视情况再定。第三,创作和演出的节目一般由剧社自己定,顶多宣传部审查一下就行,他不去干涉,叫别人也不要一味指责。

图为鲁迅葬礼的送葬队伍。沙飞摄于1936年10月22日。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文学先锋横扫千军,当拍片成为火器。  正是因为有了聂荣臻的几条规定,才使抗敌剧社保持稳定,涌现出了一大批当时和后来都闻名于全军乃至全国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进城后,聂荣臻曾欣慰地对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汪洋说:“那时我就想到要保留你们这些艺术人才了。现在看来,都留下来了。”汪洋感慨地点了点头,眼前又浮现出在晋察冀时那难忘的一幕:军区政治部调汪洋到冀东工作,忘了向聂荣臻报告,聂荣臻发觉后命令立即追回。宣传部长潘自力急得连警卫员① 1941年1月22日《晋察冀日报》。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8月15日,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摄影与救亡》,他说:“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沙飞8月底到达太原,很快加入全民通讯社,直接奔赴前线。不久太原失守,沙飞前往五台山参加八路军,出任八路军首位专职摄影记者。

  都来不及带,骑着快马,满头大汗地追上了走到半路的汪洋,心急火燎地喊着:“聂司令员不同意你调走,赶快回去换人!”

二、晋察冀军区摄影团队建立

  1941年7月5日的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聂荣臻再次指出:各艺术团体在文艺运动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军的传统是“把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①,军队要用这个武器来提高战斗力。艺术要大众化,也要提高,不要因有某些缺点而否定一切。艺术工作是需要经过10年、20年长期努力才能有成就的,有些艺术工作者不安心艺术工作是不对的。

沙飞在参加抗战前已经对艺术摄影、社会纪实摄影,以及新闻报道摄影进行了广泛的尝试,并取得骄人成绩。到达前线后,沙飞结合战事需要及边区环境,从多个方面进行摄影的探索。仅从1937年10月到达晋察冀并展开工作,至1939年1月在河北平山县蛟潭庄大庙前举办第一次大型摄影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沙飞在晋察冀广阔的抗日前线,拍摄了上千幅摄影作品,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出自这一时期。

  不难想象,聂荣臻对文艺工作的这些指示,对边区各文艺团体所起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是多么巨大。众多的文艺工作者,依据边区无比丰富的斗争生活,创造出了大量的戏剧、音乐、诗歌、文学、美术作品,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1939年2月,在举办图片展览良好效果的激励下,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全力支持,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正式成立。这个科的成立在中国摄影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意味着中国的摄影从个体的实践,进入到有组织、成建制、全方位发展的全新阶段。这些摄影组织几乎全部在军队中展开,这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大环境使然。晋察冀军区的摄影组织无论从机构的完整、领导体系的健全、指导思想的明确、工作领域的广泛分布,在当时的军内外都无出其右。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这年的1月15日,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出席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会议期间,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向聂荣臻提出,大家从战斗的第一线到分局和军区来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较高的演出,譬如曹禺的话剧《日出》,请聂荣臻问问抗敌剧社,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聂荣臻马上把剧社社长汪洋和指导员刘肖芜找来,转达了这一意见,并说:“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看一看《日出》这个戏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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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肖芜问:“司令员给几天做准备?”

 1937年8月,沙飞只身一人奔赴抗战第一线——山西太原。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全力支持下,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成立。图为聂荣臻于1937年率领军区机关由山西五台向河北阜平进发,沙飞摄。

  “3天。”聂荣臻平静地回答。

沙飞于1939年“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日“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一文提出:

  “天哪!”汪洋和刘肖芜全都楞住了,这是个大戏,而且连剧本都还没有,更不用说排练、服装、布景、道具了。坐在聂荣臻身旁的吕正操鼓励说:“没关系,你们就是拿着剧本在台上念,我们也看!”

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为抗战建国而服务。我们为了要增强抗战的力量,为了要使这种有力的宣传工具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把我军区军政民各界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民主政治……等英勇斗争情形,把日寇一切残暴与阴谋以及敌伪军厌战反战等事实,反映出来,并广泛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去。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知道在华北敌人的后方有这样广大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了解这个抗日根据地的一般情形,相信中国抗战是有光明的前途,和更清楚地认识日寇的残暴与阴谋,以及它可怜的命运……因此,我们已决定把全军区所有的摄影机动员起来,把全军区所有愿意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同志们联系起来,以便共同担负起时代所给予我们新闻摄影工作者的重大的任务。我们知道,没有组织和计划,就决不会发生多大力量的。

  既然聂司令员说了话,那么,这无疑是一场需要打赢的战斗。汪洋和刘肖芜返回剧社,连夜进行紧急动员,并从联大的沙可夫那儿找来了剧本。就这样,他们三天三夜不睡觉,只在排练的间隙才打个盹儿,硬是把戏给排出来了。于是,奇迹出现了——抗敌剧社仅用3天时间,就把大型话剧《日出》搬上舞台,献给了边区的领导者们和全体军民。

沙飞初到晋察冀时,只有他一个摄影记者。1938年底,罗光达从延安抵达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安排他给沙飞作助手。摄影科成立后,先后调来刘沛江、叶曼之、周郁文、杨国治、白连生、赵烈等,摄影科扩大到七八人,除了拍摄外,负责整个军区摄影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到1942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创立,加上整体合并过来的原晋察冀军区印刷所,人员达120余人。

  雪花飘飘,天寒地冻。搭在雪地里的帐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聂荣臻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边烤火边朝准备演出的演员们喊道:“加炭火呀!喝酒哇!”1940年就任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赶紧给演员们发酒,好让每个人呷上几口酒,脱去披着的棉衣上台。虽然演出服装是麻袋布和纱布所做,剧中的沙发是驴驮子翻过来塞上背包改装的,布景也是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但是演出却很成功。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演出结束之后,聂荣臻特地走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还称赞饰演“小东西”的年轻女演员方碧演得好。方碧幸福地望着慈父般的司令员,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甜甜地笑了。

沙飞最初以口传心授的方法培养摄影人才。1939年秋,石少华随抗大总校到晋察冀,被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留下开展摄影工作。石少华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从1940年6月到1942年6月,连续开办了4期摄影训练队,培养出100多名摄影人员,冀中军区所辖5个分区,先后建立起摄影组。受石少华启发,1941年7月,沙飞也在河北平山陈家院举办了一期摄影训练班,培养学生20余人。1943年9月石少华调《晋察冀画报》社,作沙飞助手。12月,画报社受到日寇最为残酷的一次袭击,仅业务人员便有9人牺牲,沙飞本人也负重伤。经过短暂恢复,石少华马上着手开办摄影训练队。从1944年12月至1945年7月,在阜平洞子沟和坊里连续举办三期摄影训练队,培养学生60多人。到抗战胜利前夕,晋察冀军区第1至第11军分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平西军区的摄影组全部成立起来。山东军区、晋绥军区、冀热辽军区的摄影组织,也在晋察冀摄影科的帮助或直接参与下全部创立。解放战争开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也委托《东北画报》社连续举办了四期摄影训练队,原晋察冀画报社摄影科副科长郑景康做主要教师,为部队配送了大批摄影干部。各野战军也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摄影培训班,并随即创立摄影科、股、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解放区仅记录在册的摄影人员就达600余人,为全国的最后解放保存下大批珍贵影像资料。

  聂荣臻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位既会演戏又能写剧本的年轻女战士留给他的最后一个微笑。方碧是两个月后与剧社的战友们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宣① 1941年7月16日《晋察冀日报》。

三、“摄影武器论”的成熟

  传演出,在山西崞县神岗头遇敌牺牲的。当时,负伤的还有杜烽和演《母亲》的主角胡朋等五六个人。才华横溢的编剧崔品之被俘,后来宁死不屈,也牺牲了。方碧生前喜爱梨花,她牺牲的时候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战友们含泪把她埋在神岗头的梨树下,并在灵寿与平山交界处的两界峰为她召开了追悼会。消息传到军区,聂荣臻痛惜不已,特地发出唁电,以示哀悼。他还指示说:“赶快把负伤的同志送回来治疗。被俘的同志,我们再困难,也要用金子设法把他们换回来!”实际上被俘的文艺工作者大多宁死不屈,几乎没有生还的。

沙飞用相机参与抗战的基本目的,使沙飞的摄影从一开始便体现出指导思想十分明确的突出特点,也即他在包括《摄影与救亡》一文在内的多次公开表态中所明确阐述的摄影武器论思想。同一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思潮已经深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各个文化领域,艺术参与社会变革之风日盛一日。但摄影能够完美再现自然之美的奇特属性,使大多数摄影人迷恋于自然光影的完美再现,摄影的风花雪月式娱乐属性长期占据主流。特别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充满野心的时候,这种倾向显得极不合时宜。沙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摄影理念的谬误,明确地提出摄影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口号,并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义无反顾地投身实践。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斗争事业服务,深人生活,深入斗争实践,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而努力。这一讲话,在晋察冀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两个多月以后,晋察冀军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8月6日,聂荣臻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结合晋察冀的斗争实际情况,指出:我军从红军时期起,就重视文艺工作,即使在艰苦的长征当中,仍然在战斗间歇,组织大家唱歌跳舞。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污蔑这样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可后来他却成了叛徒。八路军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蓬蓬勃勃地开展文艺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使革命文艺成为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值得我们夸耀与骄傲的。尽管我们在军事装备上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军队。但在文化武器这个方面,我们的“装备”是并不落后的,这是我们的优点和特点。聂荣臻说到这里,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十分激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到达晋察冀边区不久,沙飞很快将大量精力倾注到以长城为背景的摄影探索之中,现存仍有数十幅之多,例如《战斗在古长城》、《八路军在长城上欢呼胜利》等。沙飞是广东人,不难想象他初见雄伟壮观的长城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沙飞或让八路军将士沿长城行进,或以长城为壁垒奋勇抗击,照片突出强调长城抵御外族侵略的象征属性,通过长城的伟岸、雄浑,展现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批作品的取材仍是处于自然状态的长城、山峦,但八路军战士的行进或战斗情形则不少是模拟。作品看似现场记录,却非单纯传播性质的新闻照片,实质是带有强烈情感、思想成分的艺术创作属性。这些作品很好地实现了唤醒民众、鼓励士气的作用,在以后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不断被引用,已经证明沙飞这批影像中蕴含的象征性、情感指向属性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许多后来成为沙飞最着名的代表作。

  聂荣臻接着说,希望大家认识文艺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安心和热爱文艺工作,力争成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最后他鼓励文艺工作者们说:“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要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①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确实做到了以革命文化这个锐利的武器,打击敌人,团结、教育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少人为此负伤流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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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飞的代表作《战斗在古长城》,1937年秋摄于河北涞源浮图峪。这幅作品自1943年首次刊出,历经70年光阴,从来没有在公众眼前消失过。无论国内国外,立场如何,只要谈起中国的抗战,这幅作品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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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不久,日寇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向内地迅速扩张,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近20日终于不敌,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南口战役。日军得势后得意之极,站在我长城上举枪欢呼,并留下照片。我们无从知晓沙飞拍摄这幅《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之前,是否看到过南口战役后日军在圆型敌楼下欢呼的照片,但这幅作品与日寇的照片针锋相对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岂容侵略者如此张狂。

如今有人对沙飞是否是合格的摄影记者提出质疑,主要源自于怀疑这类作品的新闻记录属性。这类作品被后人引用的极多,其它类作品使用的相对太少,难免给人以偏概全的印象。事实上,认识到这类照片的艺术创作属性,区别出沙飞一些主观性较强的情景再现式摄影作品,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以王雁主编《沙飞摄影全集》收录的1221幅作品统计,这两部分作品加起来只占全部作品的7%强,而未加任何主观成份的单纯记录性作品达1066幅,占总数的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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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大会上的标语“好男儿武装上前线”。沙飞1939年6月摄于河北阜平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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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妇女往前线送弹药。沙飞1939年摄于山西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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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欢送刘汉兴参军。沙飞1942年2月摄于河北平山县南庄村。为了拍摄这组照片,沙飞不惜花费了10张底片,他要用刘汉兴的表率行动鼓舞更多的民众参加抗战,并且实现了这样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就整组题材而言,后人能够记住的并非八区民众参军的众多场面,而是“刘汉兴参军”这个小主题。

摄影毕竟并不同于绘画,建立在现场捕捉基础上的深层次表达才是摄影发展的主流。摄影有能力做到既如实地记载客观现实,又在此基础上实现主观内容的深层次表达。沙飞及其摄影团队的这一理念,是在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长期摸索中逐步认识到,并成功实践的。这也是红色影像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通过现存现场记录性摄影作品可以看出,沙飞从一开始便没有局限于即见即摄式的单纯记录性拍摄模式。摄影武器论思想使他对题材有着意识明确的筛选,艰苦的边区条件也使他不可能放开手脚去抓拍。特别在早期,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部队明令禁止摄影记者到第一线去,这使沙飞火线题材的拍摄受到一定制约。但却使题材的选择更有规划性,内容遍及边区军政民生活的各个角落,有意无意地超越了单纯捕捉硝烟弥漫激情场面的拍摄套路,视角更加宽阔,主题更为细腻、深入,其中不少作品成功地体现出抽象、概括性特征,使作品在当时能体现出强烈的鼓动效果,并在日后长久地发挥更为深远的作用。例如《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女孩》专题、《涞源妇女为前线八路军赶制军鞋》,儿童站岗、查路条、识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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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将军与幼女组照之一,沙飞1940年摄于河北井陉洪河漕村。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战士从一个被攻下的火车站里发现两个小孩,父母已经死亡。司令员聂荣臻收留了这两个小孩,最终决定送回日军。要启程时,沙飞赶到了,他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几十年后会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作用,并请聂司令员配合,拍下了这组照片,甚至十分有心地翻拍下了聂司令员写给日军军官的信。这组照片果然在以后的中日关系中发挥出极重要的作用: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在日本媒体的努力下,日本小姑娘很快找到了。同年7月,美穗子专程赶到北京与恩人相见。1999年,聂帅的家乡重庆江津与美穗子家乡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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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河北涞源妇女为前方战士作军鞋。沙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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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岗哨教育:儿童团站岗并教路人识字。沙飞摄。

从主题的把握及拍摄方式上看,沙飞培养起来的摄影团队与沙飞十分相似,并不简单地停留在对事件、人物的单纯记录上,总希望在仍然是客观记录的前提下,使主题尽可能抽象、概括化,让作品寄予更为内在的思想、情感成分。他们这种拍法与同时期,包括至今西方同行同类题材的拍摄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人的拍摄模式与他们的思维模式相呼应,除了使用渲染手法增强现场气氛或感情色彩的表达效果,主要通过题材自身传递信息之外,极少将主观内容植入这类新闻传播性质的照片中。沙飞及其摄影团队则在前无古人可资借鉴的探索下独辟蹊径,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同行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的作品已经成功地实现直接取材于现场,但浪漫主义格调十分浓厚,仍然有艺术创作的性质。作品充满了对光明的期待,以及对边区美好情景的热情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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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之夜-纺纱图,李途摄于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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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战马助民春耕,杨振亚1944年摄于山西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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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敌寇堡垒政策,周郁文1944年5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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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老乡洒水灌溉,赵烈1941年摄于河北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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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眼里的代表当选了,叶曼之1940年7月摄于河北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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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章奔袭战,流萤1944年4月摄于河北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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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去,胡秉堂1942年前后摄于河北平山、阜平一带。

沙飞确实随时通过摄影科及摄影训练队,将他的摄影武器论思想以正式的组织形式贯彻于整个摄影体系之中。但笔者更觉得,这是与沙飞的摄影武器论同源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以及当时活跃于整个中国文化领域的左翼文化思潮,特别是具体的战争形势影响着这些摄影人的选择。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表达出的传统美学理念,是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之中的。同一个战争环境、同样严峻的斗争现实,以及共同的奋斗目标,必然使大家的选择趋向一致。这种具有浓厚民族文化底蕴的艺术理念,必然使中国的艺术家摈弃那种单纯追求形式美感的浅薄倾向,使艺术目标向内在、含蓄,向感情、思想的蕴涵与启示发展。外族觊觎,政局动荡的社会现实,更促使艺术家向艺术为人生、为抵御外族侵略、为社会变革服务的崇高目标进军。与沙飞初到时的条件相比,后来人在火线拍摄方面受制约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摄影记者有机会到达最前线,可以在硝烟弥漫的第一线直接探索、尝试和拼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有人因此献出了生命。

与沙飞相比,他们在现场捕捉能力以及细节刻画能力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仅能够在迅速演变的现场准确地捕捉到有意义的瞬间,还有能力通过这些瞬间寄予的深厚的民族感情、顽强的抗战意志,特别是那种浪漫主义情怀显得十分强劲。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些战地摄影记者在当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辉煌战果。由于这一团队普遍受到较系统的训练和思想教育,拍摄任务及分工都较明确,拍到的题材常常准确地体现出宏观战略意图甚至经典战术打法,一幅照片所能携带的历史信息大幅度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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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途1943年拍自阜平城关的《边区第二届县议会竞选宣传》,场面交待十分完整,人物神态极为到位,将当年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民主气氛十分难得地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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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8月我军攻入河北武强后,董青用化学牙刷点燃照明,拍摄到《我军掩护群众拉回被日寇抢走的小麦》的镜头,人物表情与现场气氛都表现得极生动,让后人得以设身处地地感受到战斗现场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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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郁文的《转移阵地》,更是将1944年行唐一次战斗中,我军在危急中紧急撤退的画面摄入镜头,画面中的几组形象向我们讲述出许多不到战场不可能想象出来的历史真实,这种画面,即使在西方的战争摄影中也十分罕见。

四、结语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沙飞们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及意识形态环境中开创并逐步形成风格的红色影像体系,是有其坚实的传统哲学基础的。沙飞们创立的红色影像,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不就事论事,善举一反三、以小见大。从一开始便有着十分明确的主导意识——摄影武器论思想的特性,使其作品必然体现出明显的概括性特征;即使看起来十分自然、“客观”的现场形象,总能够被人或多或少地抽象化阅读,并因此产生耐品味、引人思考的特点。这从一开始便与西方同行直截了当的拍摄模式分道扬镳。

问题在于,概括、抽象化了的内容,也就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如何。这已经超越了艺术表现手法本身,进入到意识形态层次,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艺术家的思想水平、艺术品位及道德情操,并因此体现出艺术家的人性水准。如果能够区别出两者的不同,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沙飞们当年在战场上的实践,无论多么生涩,都是值得称道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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