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力作,毕加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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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诞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市。父亲唐霍塞·鲁伊斯·布拉斯科是一名画家和美术教师,母亲玛丽亚·毕加索·洛佩斯。 1 1 1973年4月8日,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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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诞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市。父亲唐霍塞·鲁伊斯·布拉斯科是一名画家和美术教师,母亲玛丽亚·毕加索·洛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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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8日,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法国牟晨的“长生圣母院”农庄别墅里悄然告别了人世,行前,他对身旁的人说:“为我祝酒吧”。

  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1884年妹妹洛拉在地震中出世。

  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感情冷淡了许多,这与艾吕雅的从中作梗不无关系。因为道拉·玛尔的缘故,艾吕雅一直怨着弗朗索瓦,这样无形中他就偏向了伏波特,这时的伏波特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毕加索想方设法把弗朗索瓦牢系在繁重的家务和工作上,自己则和伏波特开始新的“风流历险”,还有艾吕雅在一旁火上浇油。艾吕雅“心爱的”的努施几年前猝逝,曾一度令诗人一蹶不振,直到有了善解人意的多米尼克。1951年7月14日,艾吕雅在圣特罗比斯市政厅和多米尼克举行了婚礼,毕加索偕弗朗索瓦同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新娘多米尼克知道这位大画家在艾吕雅心中的重要地位,她投其所好,送了一瓶中国墨汁给毕加索,使毕加索喜不自胜。不到一个星期,伏波特就正式成了毕加索的情侣,毕加索称她“恢复了他的生命”,他由此进入了一生中最后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1946年,纽约画商库茨来到了巴黎,他一直是美国先锋派画家戈特利布、马瑟韦尔、巴希奥尔等的经纪人。有一次,戈特利布对他说:“如果能买一批毕加索的作品,你的实力将大大加强,地位也会大大上升。”于是,库茨这个立体派的门外汉只身来闯巴黎。

“为我祝酒吧!”

  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原谅了她,为了避嫌,她还是住回外祖母家去了。她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来奥古斯丁大街。有一天恰好是雨后,弗朗索瓦的腿上溅了不少的污泥,毕加索笑着说:“这准是一种新潮化妆品。我年轻时,女孩子一个劲地往脸蛋上涂脂抹粉,现在可倒好,时兴往腿上抹泥了。”他们就这样在欢笑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最艰苦的时期。

  1887年妹妹孔瑟达降临人间。毕加索发蒙上学。

  新的伴侣没有妨碍艾吕雅和毕加索的交往,他们的友谊更加醇厚。艾吕雅对绘画的理解,是毕加索的需要;而他对毕加索的理解,则是绘画的需要。这一年初,艾吕雅在伦敦专门作了一场关于毕加索的演讲,题为“世界是最年轻的画家帕布洛·毕加索今年70岁”。他说:

  当时,毕加索的作品正被美国佬一再贬抑,毕加索为了尊严,曾要求画商肯韦勒提高他的画价,但遭到拒绝。库茨的到来,对毕加索既是一种安慰,又为他提高画价多了一块砝码。库茨在价钱上没有任何考虑,只要毕加索给他画就行。他们还进行了一项物物交换,毕加索的一幅静物画换来了库茨的一部“克莱斯勒”白色汽车,他的那部老“西班牙轿车”就可以退休了。肯韦勒见库茨在毕加索那里备受青睐,十分狼狈,只好按毕加索定的价格在合同书上签字。

上帝的力作,毕加索传。毕加索90岁寿辰这天,法国总统蓬皮杜把他比作一座火山。不管是对毕加索的旺盛精力或是他的创作成就而言,这一比喻都是恰如其分的。一年之后,这座火山终于在法国牟晨的“长生圣母院”农庄别墅里熄灭了,时间是1973年4月8日,这一天是星期天。下午三点钟,毕加索在闭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我祝酒吧!”

  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嗖——”一颗子弹从距他几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嵌进墙里去了。他赶紧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

  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落成。

  “他(毕加索)是一个解放了艺术,并且重新把艺术同现实联系起来的一个人。在他的作品中,事物都恢复了它们真正的亮光。他经过千百次的深思熟虑,从千变万化的外形中抽取了一个永久不变的形,这种永恒的外形包含了丰厚的本质,是所有形象的总结。”

  夏季,毕加索和弗朗索瓦还有一群其他朋友来到了高尔富·胡安的海滩上玩耍,有人不经意地提起,附近的瓦洛利镇上有一家“马杜拉”制陶厂,由制陶师拉米埃夫妇经营着。毕加索倒是把这句话听在心里了,因为上十年他就和艾吕雅到过那里,他冥冥中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崭新的领域在等待着他去开拓。

噩耗传出之后,各地记者纷纷赶往牟晨,如同潮水一样涌向毕加索寓所的大门前。见此情景,当地政府不得不派来大批的警察维持秩序。记者们被警察挡在门外,只有一个看门人站在院墙内,泣不成声地向他们诉说内心的悲伤:“他每天都到花园散步;昨天傍晚我还送给他一些秋牡丹和三色紫罗兰,因为他最喜欢这两种花。想不到今天一大早,我正在修剪花草,我的妻子慌慌张张地哭着跑过来对我说‘主人去世了’。”

  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1890年荷兰画家凡·高死于阿尔。毕加索成绩欠佳,但已开始学习素描和绘画。

  艾吕雅想将他写于沦陷时期的诗集《在德国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再版,请毕加索为之插图。毕加索意外地没有答应,他的道理很简单:“这本书是灾难深重岁月的一个见证。我现在正领略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此刻你怎么要我来描绘不幸?”但是,他却乘机把其中一首《自由》改成了爱情诗送给伏波特:

  瓦洛利早在古罗马时代就以出产陶制品闻名于世,大量的陶制品从高尔富·胡安港口向地中海沿岸各国运送。瓦洛利含有“黄金”的意思,其实陶土里并没有黄金,这只是喻指小镇的富庶。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战争的损害使瓦洛利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如今,这里的年轻人懒散无聊,老年人则窝在咖啡馆或田头草地,靠咀嚼回忆打发日子。

——这就是记者们惟一获得的第一手信息。

  毕加索返身入房,取出一只旧法国军号,上面缀着红、白、蓝三色的绳子。他原来每天都要吹几声的,这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吹来麻烦。憋了好久,趁着群情激奋,他一鼓作气吹了30响。

  1891年月,举家迁往拉科鲁那市。

  在你那饰有花边的裙子上面
  在松软的枕头盖单坐垫
  直至我那心爱的香肠上面
  我都一一写上了
  你的芳名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拉米埃夫妇年约40上下,从前在里昂的一家丝织厂工作,太太是图案设计师。战后的里昂生活费用高,食品匮乏,他们就来到了瓦洛利小镇开办陶器厂。他们见到毕加索,高兴极了,愿意把自己的工厂作为画家的试验场。毕加索仔细考察了制陶的程序、工艺和成品,他认为这些产品的设计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说:

对于那个看门人来说,他只知道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画家去世了,但对于全世界的艺术家而言,无一不意识到这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终于确立了。

  嘹亮的军号声经久不息。

  1895年月,妹妹孔瑟达夭亡。毕加索发誓要成为一名画家。夏1天,毕加索经过首都马德里,在普拉多博物馆看到了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宫娥》。9月,随父亲移居巴塞罗那市,并入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学习。

  艾吕雅无奈,只好要多米尼克出山。多米尼克果然不负所望,当她手持一册绘画本,以一个夸张的动作交给毕加索时,毕加索笑哈哈地接过了那本子,他随后就用圆珠笔与芦苇杆蘸着多米尼克送的中国墨汁在纸上画了起来。他根本不把诗集的主题放在眼里,而是画了一系列沐浴在爱河中的人物,其中就有他本人的形象。这可是继“阿波利奈尔时期”后第一次画他的自画像!

  “在中国和日本,陶瓷从来就是一种艺术,他们的生产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他们甚至不重复同一种形状。这里的土质不错,关键是处理得还很不够。”

“他需要一个缪斯,一个能启发他灵感的女人,一个在他的生活里走来走去的生命。”

  巴黎解放,美国兵帮了很大的忙。当他们赶跑德国鬼子拥进巴黎城时,他们的心里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登上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就是瞻仰毕加索的画室。

  1896年作品《第一次圣餐》在巴塞罗那展览会上标价展出。创作重要作品《科学与仁慈》。

  不久,艾吕雅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诗集《死亡,爱情,生活》,并被灌成唱片。唱片的套封上,是毕加索勾勒的诗人的侧面头像。毕加索还在艾吕雅委托多米尼克赠送的唱片上画了一只衔枝展翅的白鸽。然而,他在画这只鸽子的时候,笔掉下去两次,他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以为是自己不行了;没有料到艾吕雅突然卧床不起,浪漫飞扬的诗人顷刻间憔悴苍白,宛若狂风卷扫落叶。1952年11月,艾吕雅溘然长逝。毕加索和伏波特并肩蹀踱在长蛇般的送葬行列里。在拉雪兹神甫墓地,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人。毕加索悲哀地仰望天空,但见一只孤雁正在头顶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拉米埃夫妇请他留下来进行改造,并答应尽可能地提供人力物力为他服务。毕加索满意地笑了,他立即开始动手设计,以双耳细颈陶瓶作为基础再加以变形。拉米埃夫人警告毕加索说:“这种实验品不合格,放在火里一烧就会失败。”

作为20世纪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在其长达70多年的稠密的创作生涯中,凭借他超前意识的迸发和冲刺力量以及他非凡的创新精神,毫无疑义地成为了西方艺术“百年变革”的代表人物。他在油画、石板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蚀刻等各种艺术领域中,都有自己的杰作。毕加索以自己在这些杰作中所体现的人类非凡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改变了20世纪视觉艺术的体系,他个人也成为一种时代和社会的人文现象,并赢得了“思想界的爱因斯坦”之美誉。

  枪炮声刚刚停止,就有人奔向奥古斯丁大街。头一个爬上狭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握着她的手,热泪盈眶。

  1897年《科学与仁兹》在马德里全国美展中获好评,并摘取马拉加市省美展的金像奖。毕加索和表妹卡门的初恋昙花一现。秋天,就读于马德里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冬天,生病(猩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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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可不信邪。拉米埃夫人亲眼看见这个矮个子捡起陶工工长阿加刚刚扔掉的花瓶坯子,在瓶颈上捏几下,再使劲地挤压,又扭转,那件废品便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只优美、轻盈的鸽子。他一边哼着自己作词、谱曲的歌,一边做工:“要做一只鸽子,就得先捏它的脖子……”动作越来越快,把拉米埃夫人都给迷住了。毕加索还经常进行这样的表演,眨眼之间,一个一码多高的花瓶就变成了亭亭玉立的漂亮少女。

针对毕加索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予准确的界定;他辉煌灿烂的一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予确切的评价。后来许多艺术家都认为,如果想要了解人类艺术的真正本质,想要了解艺术发展的规律,就不能不翻阅毕加索的生活记录。法国共产党员、著名作家、诗人阿拉贡这样评说毕加索:“从现在开始,甚至往前几个世纪,只有毕加索堪称伟大的画家。他的一生隐含着100年来艺术发展的奥秘,也体现了当代人类艺术的基本精神。”还有人说他是天才,因为他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也有不少人认定是女人给了毕加索创作的灵感,因为他一生都非常爱女人,在80岁时还在高唱爱情的颂歌。

  解放后的那几周,毕加索的画室里挤满了身穿美国军服的年轻人,摩肩接踵。毕加索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这些从战场上把命捡回来的小伙子实在太疲劳了,许多人一跨进门,就躺在角落里睡着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多人睡在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他们主要是大洋彼岸的作家、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旅游者。

  1898年月,在好友曼奴尔家作客,逗留半年。6

  1953年3月,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斯大林逝世。第二天上午,阿拉贡就发电报到瓦洛利,想要毕加索为斯大林画一张像,登在他主持的报纸《法兰西通讯》上。《法兰西通讯》是一份周报,由于要赶在下一期发表,所以两天时间就必须画好。这时,毕加索刚进画室,弗朗索瓦接到了电报。她不想打扰毕加索,就回了电话给阿拉贡,告诉他这件事办不到。

  工长阿加对毕加索十分仰慕,有一天,他围着毕加索转,总是盯着他的手看。毕加索很奇怪地问他是不是想要什么。他说:

的确,爱情与女人在毕加索的艺术创作中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的每一次绘画风格的转变都与女人有关,每发生一次新的爱情,他的绘画艺术就会有一次新的飞升。关于这些,他的学生、后来成了他的第六个情人的弗兰丝娃·姬洛在她所著的《情侣眼中的毕加索》一书中写得非常清晰:“他需要一个缪斯,一个能启发他灵感的女人,一个在他的生活里走来走去的生命。正是这个人的存在,使他找到色彩的和谐、光与影的对比以及线条和符号等等一切自然的魔力,并以此来展现身体和灵魂的联系。也正是这些联系,促使毕加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这也解释了毕加索不同创作时期的特征:奥利维叶与玫瑰时期;奥尔加与巨幅女肖像画;多拉与哭泣的女人;而围绕我,则是如花的外形及绿与蓝和谐的主题。”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名流,《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海明威即是一个。1937年,海明威来欧洲参加某艺术代表大会曾见过毕加索,那是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服对方的天才和对生命的理解。巴黎一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到毕加索的寓所。遗憾的是,毕加索正好去看泰勒母女俩了。那幢楼看门的妇女是个厚脸皮,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拜访者总要留下不少礼品,比如火腿之类的稀有食物,毕加索每次都分给她一些。这回海明威来了,看样子是条“大鱼”,所以,当海明威说想给毕加索写张条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先生,您不打算留点儿礼物吗?”海明威一眼看出了妇人的小肚鸡肠。他二话没说,就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箱手榴弹,放在门房里,还贴上一张纸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妇女待他走后,好不高兴,偷偷打开箱子一瞧,妈呀!她夺门而逃,再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人把那箱手榴弹弄走。

  1899年与沙巴泰结为好友。

  阿拉贡说:“这是件十万火急的事,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总比不画好。”

  “我是在看您的手,经历过那么多艰辛粗糙的劳动,皮肤居然还这样白皙光滑,真是罕见。”

性格刚烈的弗兰丝娃是如此地了解毕加索,但最终却因无法容忍他和别的女人偷偷地同居而离开了他。她在那本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个女人,后来也因和毕加索的故事而广为人知。

  毕加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在抵抗运动的画家、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的风头盖过了那些穿行于枪林弹雨的勇士谋臣,他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作画,因为他已经成为不畏暴力、战胜压迫的象征。

  1900年参与巴塞罗那“四猫”俱乐部文艺沙龙。秋,同卡沙盖马斯、沙巴泰前往巴黎,结识画商马纳奇。“蓝色时期”开始。

  弗朗索瓦只好到画室请示毕加索。毕加索真的摸不着头脑了:“我怎么能给斯大林画像呢?这又不是儿戏!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只记得他常穿一身军装,胸前有一排大扣子,戴一顶军帽,留一撮黑胡子。但这远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人像呵。”

  毕加索举起自己的手左看右看,说:

毕加索对色彩和女性的异常兴趣,在他很小时就表现出来了。他7岁时就经常溜到父亲的画室里,安静地站在一边,长时间地观看父亲绘画,对画布上的五颜六色十分沉迷。在学校里,他常常躲开教师的目光,溜出教室,到校长的屋里去纠缠漂亮的校长夫人。后来毕加索回忆此事时,曾笑着说:“她的裙子色彩绚烂,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香味,我像小狗一样在她屁股后面转来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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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创作《卡沙盖马斯的葬礼》。在巴黎伏拉画廊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与诗人耶科一见如故。

  弗朗索瓦四处搜索,好不容易在地上寻到了一张旧报纸,上面印有斯大林的照片,不过大约是他40岁左右时拍的。她把报纸递给毕加索,毕加索看了许久,才说:“那我试试吧。”

  “你不提醒我,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件有趣的事。的确,我这双手什么东西都碰过,木材、石膏、泥巴、颜料……”

在毕加索众多的女友中,只有曼奴尔·巴拉勒斯与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年。曼奴尔是毕加索少年时代在巴塞罗那上学时认识并成为知心朋友的。1898年夏天,毕加索还跟随曼奴尔来到她的家乡荷尔达,他们在山里边找了一个凉爽的山洞做画室,在里边整整住了一个夏天。遗憾的是,这一次毕加索没有因为曼奴尔而在绘画上有什么突破。但是,后来毕加索回顾自己在荷尔达短暂的绘画活动时这样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巴拉勒斯的村庄学到的。”

  1944年9月,也就是解放后的一个月,罗兰特·潘罗斯从英国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正碰上艾吕雅在那里。他们一起畅叙友情,欢洽异常。艾吕雅附在潘罗斯的耳边低声说:“我向你发布一条重大新闻,一个星期后毕加索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902年月,回巴塞罗那。夏末,第三次到巴黎,与耶科、沙巴1泰同甘共苦。拜访评论家查里斯·莫里斯。

  毕加索很快就拿出了斯大林像的草图。弗朗索瓦一看,大喊道:“不得了啊,这多像我的父亲。”毕加索说:“不可能,我从来没见过你的父亲。”说着他将画上的几个地方作了些修改,弗朗索瓦又在一旁喊了:

  在一旁的伏波特补充道:“还有,女人。”

1900年毕加索到巴黎之后,他的绘画特点才逐渐形成,并在他来到巴黎后画的第一幅名为《格勒第风车磨坊》的画中展现出来。这幅画表现的是在深夜中的舞会上,沉醉于灯红酒绿中的人们从不问黎明何时来临,太阳还会不会升起。画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一副绅士淑女的模样,但犹如鬼魅般冷酷无情。虽然此画很快就驰名巴黎画坛,但它对前辈画家的摹仿也是明显的。

  潘罗斯虽然听说毕加索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还是不相信他会加入党派。他对艾吕雅说:“你开这样的玩笑,毕加索会不高兴的。”毕加索在一旁马上接了过去:“这不是开玩笑。”

  1903年高更去世。毕加索创作《生活》。

  “糟了,你越改越像我父亲。”毕加索只好停下来,他望着弗朗索瓦那因惊奇而显得天真的样子笑了:“或许我用心画你父亲,倒可能像斯大林哩。”

  毕加索两手一摊,耸了耸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女人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弄得伏波特十分窘迫。

在巴黎的5年间,毕加索创作出《生活》、《弹吉他的老盲人》等一批充满悲哀气氛的佳作,但仍然没有画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人们通常把毕加索这5年的艺术创作称为“蓝色时代”。直到他的第一个情人、美丽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叶闯入他的生活之后,毕加索才画出了《坐着的裸女》这一代表他风格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从而步入了后来人们所谓的“粉红色时期”。这一年,毕加索24岁。

  “你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吗?”

  1904年定居于“洗衣船大楼”。8月,雨中邂逅费尔南多。年底,结识诗人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发表第一篇评论毕加索的文章。秋天,结识盖图德·斯坦因姐弟俩。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论文《狭义相对论》。

  他又把报纸上的那张照片研究了一番,再琢磨自己画的,他想,凭感觉改造一下,说不定更加神似斯大林。他在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这样斯大林就更具有无产者的气息了。他对自己的这一招很满意。弗朗索瓦也说“画本身很不错,而且有点像斯大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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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她要长成这个样子。”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严肃。我非常思念我的故乡,我总是在他乡流浪,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对我张开了手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我最敬重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我在8月的那几天所看到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兄弟们中间了。”

  1906年毕加索作品的行情看涨。会见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创作《两姐妹》。塞尚逝世。

  毕加索是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作品一点信心也没有,他问弗朗索瓦:“要不要把它寄出去呢?”弗朗索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还是寄吧。因为阿拉贡懂业务,倘若过不了他那一关,他就不会发表它的。

  弗朗索瓦完全占据了道拉·玛尔以前的位置,现在伏波特尚构不成威胁,但还有一个人却不能忽略,那就是毕加索的结发妻子奥尔佳。自从她与毕加索分居后,就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跟踪。毕加索走到哪里她都如影随形,毕加索住在旅馆里,她就住在附近的另一家旅馆,她不吵不闹,只是也不付旅馆费,要他们去找毕加索好了。

1906年,毕加索与“野兽派”泰斗马蒂斯的结识,为他进入大师行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马蒂斯家中看到来自非洲的黑人雕塑之后,好似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同年,他一改自己的明丽色彩,用灰褐色调为当时在巴黎艺术家圈子里的著名人物格特鲁德·斯坦因画了一幅肖像。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1907年创作名画《亚威农的少女》,立体主义出现。结识画商肯惠拉。主持“税务员的宴会”,向老画家罗稣致敬。

  两三天后,毕加索正要离家去画室,门口却蜂拥上来一群记者,有人问:“据说你画斯大林像,是为了开个国际玩笑,此话当真?”

  但是,弗朗索瓦的出现使奥尔佳不能容忍了。她经常赖在毕加索的住处不走,恶狠狠地对弗朗索瓦说:“这是我的家,我丈夫住在这里,你给我滚开!”最后发展到了双方推打的局面。毕加索看见不好收拾了,就请拉米埃先生帮忙,偷偷地把家搬到瓦洛利。那里有一处合适的宅子,在加洛瓦,一个袖珍村庄。

斯坦因是美国作家,1903年移居巴黎,她和当时法国的一些杰出画家如马蒂斯、布拉克等人十分交好。“二战”后,一些颇具才华的美国作家如庞德、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来到巴黎后,也大都集结在她的周围。斯坦因卓越的艺术见解给了这些艺术家们许多启迪,有些人的代表作就是在她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由此可见,毕加索要给这样一位女作家画肖像需要多大的勇气。

  展览会在巴黎掀起了激烈的论争。具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们认为这种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法国画家;那些被纳粹扭曲了眼光和灵魂的评论家们则不但不赞成他的艺术,还对他加入共产党冷嘲热讽,说他是因为艺术能力愈来愈低下,才不择手段地牟取政治资本。展览的那几天,用心险恶的、不谙艺术的、无聊滋事的一大群人包围了画廊,他们要求组委会取下毕加索的作品,否则就要捣毁它们。组委会严辞拒绝。这伙粗暴者真的从墙面上摘下了毕加索的几幅画扔到了窗外。

  1908年勃拉克画出立体主义作品,受到马蒂斯的嘲笑,立体主义得以命名。

  原来,阿拉贡收到邮包后,对画像也比较满意,却招致了一帮缺乏想像力的家伙的群起攻击,他们说刊登照片算了。阿拉贡据理力争,既然请一位画家给画肖像,那就应该接受画家的独到见解。他坚持发出来了,引起党内的激烈争论。

  搬家的那天下午,毕加索情绪很坏,他忿忿的咕咙着:“我怎么还得应付这种事!要是每次女人打架我都得搬家,我会有那么多时间吗?”

毕加索为了完成这幅肖像,前后请斯坦因做了80余次模特,但最终还是在没有模特的时候完成的。从画中可以看出毕加索深受非洲原始艺术的影响,强调几何造型,画像中的手是写实的,而脸却宛如非洲土著的面具。当时见到此画的人都十分惊讶,认为一点也不像斯坦因。对此,毕加索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总有一天,她要长成这个样子!”30年后,斯坦因指着这幅肖像,对别人说:“瞧,他说得多么对,我现在终于长成这副样子了。”

  这一恶劣行径激怒了热爱毕加索艺术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巴黎费内隆国立中学的一群学生决定专门为此事采访一次毕加索,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费内隆之声》上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

  1909年德国首次举办毕加索画展。

  毕加索虽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在这件事上还是表现了一种哲学家的冷静:“我想,指责我是党的权力。但这里面肯定有误解,因为我创作它的时候没有不良企图。如果我的画使什么人受到震动,或者使有些人感到不快,那是美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见得多了。对于一幅画,你总不能以政治观点去评论它的优劣。”

  这句话加重了弗朗索瓦的委屈,她杀出一个回马枪:“你不是特喜欢观赏女人打架吗?像头牛一样,多有味。”

后来证明,正是这幅《斯坦因画像》成了毕加索从“粉红色时期”跃入“立体主义”时期的重要转折点,许多艺术评论家把这幅画誉为毕加索的“蒙娜丽莎”。

  但这些孩子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都只知毕加索其名而未谋其面,而听说毕加索一向是不屑跟记者们啰嗦的。因此,在校园里长大的他们胆怯于这样的场面,在好一阵互相推搡之后,有人提出了抓阄的办法,得到一致同意。结果,“倒霉”的是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热纳维埃芙·伏波特。她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项任务。

上帝的力作,毕加索传。  1911年月,美国首次举办毕加索画展。意大利4“未来派”画家来巴黎向毕加索求教。陈列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失窃,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卷入此案。

  他习惯地耸了耸肩:“在党内,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总会有某些傻家伙爱惹是生非,可你又不能不与他一起共事。”

  “不是我喜欢看女人打架,而是女人自己喜欢打架。如果她们打架不会耽误我的工作,我当然愿意看的。”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诞生在《阿维奴的少女们》这幅名画的创作过程中。这幅油画纵横都超过两米,毕加索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它。画面由5个裸体妓女构成,在她们的造型上毕加索下了很大的功夫,竭力在平面画布上呈现出立体感,让人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看它。在画中,毕加索大胆地将人体分割表现,使瘦削尖锐的形体如同爆炸的岩石横切面,画面洋溢着原始的气息,超出空间限制,给观赏者的想象力插上翅膀,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野兽派”的画家们看到这幅杰作时,无不轻蔑地否定了它。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德朗对画商康威拉说:“那个毕加索简直无可救药,等着瞧吧,过几天他会在那幅画的后面上吊的!”

  当天下午,伏波特就来到了距学校不远的毕加索的画室。不巧,她的采访对象出门了。她把在门口遇到的西班牙诗人萨瓦特斯当作了毕加索,虽然很害羞,但她还是从诗人的口里得到了毕加索的线索,明天中午可以见到他。萨瓦特斯诗才不高,他一度自暴自弃,幸而毕加索看在老乡的份上,让他权门托足,他于是以一系列诸如《石版画艺术家毕加索》、《陶制品艺术家毕加索》等介绍和研究毕加索的文章而成名。

  1912年与费尔南多关系破裂。和伊娃同居。

  事情在继续升级。毕加索说的“某些傻家伙”竟然以党的名义公开发表他们的批评。世界舆论哗然,批评与反批评,嘲讽与反嘲讽,使一件普通的党内争吵迅速发展成为艺术与政治的纠纷。党的领导人卡萨诺瓦连忙从国外赶回。亲自登门向毕加索道歉,这场风波才算基本平息。但阿拉贡却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没人理睬他,他不再是党内的重要人物了。

  这次争吵也宣告了他们蜜月的结束。稍后,毕加索就收到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信,邀请他参加在波兰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波兰驻法国大使馆也派人来找他商谈出发事宜。毕加索要去波兰有许多麻烦,比如签证,他是西班牙人,必须由佛朗哥政府签发护照,而毕加索一提出申请就等于与他的“死敌”妥协了,他是不会干的。

显然,朗德所言为时过早。时间证明了《阿维奴的少女们》是毕加索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幅大作,它不但是毕加索发现独特世界的第一步,还被誉为20世纪造型艺术的里程碑。

  3

  1914年一战爆发。《卖艺人一家》售价高达11500法郎。

  阿拉贡的老婆艾尔莎因而迁怒于毕加索,在两位老朋友的关系里糅进了挖苦、戏谑和愠怒。艾尔莎看上去小巧玲珑,有一种令人无法躲避的妩媚。她年轻时在俄国,曾让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失魂落魄。她的姐姐布丽克一度做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妻子。阿拉贡对艾尔莎爱得很深,在家里,当然是艾尔莎控制了局势。

  深知底细的波兰人民显示出了特有的灵活和大度,他们允许毕加索没有护照进入波兰,他们热切的盼望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光临他们的国土。“毕加索”成为波兰全国上下共同的话题。

“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伏波特觉得接下来的一天真是漫长。她坐在课堂里无心听课,脑海中总在想着明天的采访。毕加索是什么样子呢?照片上他很慈蔼哩。他会不会接见我这么一个女中学生的采访?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伏波特胳膊下夹着书包,包里有一份最新的《费内隆之声》报。

  1915年结识诗人科克多。耶科入基督教。12月14日,伊娃病逝,毕加索心力交瘁。

  自从艾吕雅去世后,伏波特也很少来毕加索这里了,他们两人之间失去了“润滑剂”,年龄的差距毕竟太大了。爱吵闹的弗朗索瓦也离他而去,和她十多岁时就认识的画家吕克·西蒙结了婚。毕加索步入了平和安静的晚年。

  毕加索要马赛尔开车把他送到巴黎,在巴黎会同艾吕雅一道乘飞机前往波兰。临行时,他还随身带了一把法国的泥土。

如果不是《格尔尼卡》这幅震古烁今的画,毕加索至多只能算是杰出的画家。正是因为这幅画,他才可以成为不朽的艺术家。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轰炸了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毫无设防的小镇格尔尼卡,共有1654人死于这次轰炸,全世界为之震惊。毕加索怒不可遏,愤怒地挥起画笔,用了半年时间画出了足以使他不朽的大型油画《格尔尼卡》。在这幅旷世之作中,我们看不到与战争有关的大炮和军队,而是看到濒死长嘶的马、疲于奔命的脚、仰天呼号的人、死去的婴儿和号啕大哭的母亲以及漠然呆立的公牛……毕加索把这幕战争悲剧投入蓝色基调中,浅青和浅灰在黑色的对照中表现了残暴、痛苦、绝望和恐怖,也表达了正义者的抗议和呐喊。这幅画充分展示了毕加索的表现技巧已足以驾驭大型时事题材,堪称毕加索画笔下的一部“史诗”。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一个德国军官来到毕加索的画室,指着这幅画的复制品说:“这是你的杰作了?”毕加索漠然地回答他:“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又到了那一扇门前,伏波特一直翻腾的心潮渐趋平静下来,只有一丝丝向往和羞怯的浪涛轻轻拍打着青春的堤岸。

  1916年阿波利奈尔被弹片击中头部。毕加索和科克多一起在佳吉列夫芭蕾舞剧团工作。达达主义在苏黎世发端。

  1952年秋末,拉米埃太太见毕加索只有一个人了,就把表妹雅克琳·洛克接来,表面上给陶器厂当售货员,实则是陪毕加索聊天,赶跑寂寞。雅克琳·洛克身高仅五英尺,圆圆的眼睛,平静时像万里无云的蓝天,纤尘不染;兴奋时如波澜相逐的碧海,含蓄内蕴。这种情绪稳定、温柔可人的成熟女性,正是晚年毕加索所需要的可以相依为命的伴侣。雅克琳走进毕加索的家门,看见屋子里杂乱无章,心疼地说:“真不该把这个可怜的人孤零零地扔下就走了,他已到了这般年纪!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于是她便以这里的女主人自居。

  毕加索还在机场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盛情,鲜花,掌声,亲切的呼唤,“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工人的朋友”、“我们的好兄弟”等等,不绝于耳。爱伦堡亲自迎接,这位著名小说《暴风雨》的作者忘情地拥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巨人。

“不敢啊,那儿坐着一位了不起的齐白石!”

  开门的依然是萨瓦特斯,他领着伏波特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

  1917年与奥尔佳相恋。在巴塞罗那指点西班牙青年画家米罗。阿波利奈尔发明“超现实主义”一词。雕塑家罗丹去世。

  两年后,毕加索感到做陶器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带着雅克琳回到巴黎,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但依然力不从心,这次主要是外来的“力”太强大了。不断地有来自各国的访问者和记者纠缠着,哪怕是在咖啡店、饭馆,或在街上散步。他讨厌那些无聊透顶的提问,还有照相。他心烦地叹道,巴黎之大,竟没有我毕加索的容身之地。

  会议期间,传来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被无理监禁的消息,毕加索向全世界发表抗议声明,给智利的专制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聂鲁达和毕加索一样,他们都是匡扶正义、追求和平、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家,具有极大的国际号召力。聂鲁达最要好的朋友都是西班牙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和法埃尔·阿尔贝蒂,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深表同情,他一气呵成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加以声援。他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金、中国宋庆龄国际和平奖金;1971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与毕加索同一年逝世,那是世界文化史上遭受重创的一年。

毕加索为中国人民所熟知是源于他那幅风靡上世纪50年代的《和平鸽》。他本人也对中国充满感情,而且对中国绘画也很有造诣。1956年7月29日,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在毕加索的“加利福尼亚”别墅与他会晤时,毕加索拿出他的5大册中国画习作,请张大千指教。张大千不仅赞扬了他的画中颇见“墨分五色,层次互见”的中国绘画功力,还赠送他几套毛笔。后来毕加索使用这些毛笔绘出了大量的以飞禽走兽、神话故事和骑士传奇为题材的佳作。同年,我国国画家王雪涛先生与张大千和毕加索谋面时,主动邀请毕加索来华参观访问,这位艺术大师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不敢啊,那儿坐着一位了不起的齐白石!”

  毕加索表示能与一名女学生代表会见,不胜欣慰。坦诚地回答了伏波特提出的各种问题,又将一些妇女人像习作、用中国墨汁绘制的线描画和最新创作的油画给伏波特看,一边解释创作时产生的某种意图和想法,并神秘地告诉她:

  1918年月,与奥尔佳结婚。711月9日,阿波利奈尔逝世。

  他和雅克琳在坎城的群山中物色到了一幢粗犷宽敞的大别墅——加利弗尼亚。这里距瓦洛利市镇不远,他经常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陶工朋友们。加利弗尼亚别墅又高又大,光线充足,头枕海涛,足抵绿林,不愧为修身养性之地,它成了他们的新家。雅克琳作为毕加索的“终身”伴侣,殷勤、迷人而又不乏机灵。她很快就能辨别毕加索欢迎和不欢迎的来访者,在严密防范不速之客方面,毕加索极为放心。雅克琳还专门钻研了烹调和摄影技术,这两者对毕加索的生活和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对雅克琳提意见了:“亲爱的,你不能把屋子里伺弄得太整齐了,那我将无所适从。我习惯了乱,你也要学会从乱中发现美和自由。”雅克琳只好听任老头子东丢西摆,而不轻易动他经常需要的物件。

  在波兰,毕加索也受到了他意料之中的挑战。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直言看不懂毕加索的画,他的口吻颇为严厉:“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些使人无法理解的形式呢?”毕加索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派头很看不惯,他反戈一击:

  “创作的奥妙就是要惊人沉梦,发人深省;要一把抓住人们的衣领,并用力摇晃,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什么世界。”

  1919年布列顿、苏波合写小说《磁场》,超现实主义起源。

  3

  “大概你的老师在课堂上只教会了你如何发音,而没有教会你怎样识画,你当然是不能理解的。”

  毕加索十分喜欢伏波特容易羞怯的神态,那微微泛起红晕的处女的面孔宛若悬挂于枝头的红苹果,毕加索心醉神迷之余,还有了小孩一般贪吃一口的渴盼。毕加索的规矩是上午接待来访者,下午闭门作画,不见任何人。但为了单独会见伏波特,他打破了这个惯例,要她每星期三的下午四点按时来。告别时,伏波特还不忘虔诚地向毕加索请教:

  1920年弗洛伊德学说风靡欧洲。作家布列顿拜访弗洛伊德。

  1956年5月,“人间的艺术天堂”巴黎的街头走着一对东方夫妇。男的年逾花甲,头童齿豁,长髯拂胸,双目神光四射,气质超人,他就是被誉为“东方画王”的中国画家张大千。女的一身旗袍,看上去不到30岁,青春华彩,走如绿柳迎风,站着玉树招云,尽展东方女性的温良贤美,她叫徐雯波,张大千夫人。他们从南美辗转来到巴黎,漫游了大半个世界。邀请他们的,正是那位一手导演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世的艺术大师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在卢浮宫中”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先生。那还是春天的时候,萨勒在日本东京观看了张大千的“敦煌作品展览”,震惊于中国画家在艺术领域里深远和独到的探索,不仅线条富有魅力,而且那斑斓魔幻的色彩不会屈居野兽派大师马蒂斯之下。这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马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他要第一次把东西两方大师的作品同时展出,那一定会在人类的艺术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写过《青年近卫军》的法捷耶夫还算是有风度的,他苦笑一下,承认了自己的僵化。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在结束宴会上,大家站起正要干杯,某苏联代表借酒发难,大声斥责毕加索:

  “我一旦长到20岁,该做什么?”

  1921年月,毕加索的长子保罗出世。创作2《三乐师》。除夕,会见作家普鲁斯特。

  5月31日至7月15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画展,其一是东方博物馆的“敦煌画展”;另一个是在卢浮宫,根据萨勒的特别安排,卢浮宫东西两廊同时开放,东廊是“张大千近作展”,西廊则是“马蒂斯遗作展”。

  “你如果再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画风,将会没有任何出路。你的那一套‘印象—超现实主义’得赶快收场了!”

  她万万没有料到,眼前的这位画坛大师竟然幽了一默:“到时候要是遇上一位好小伙子,就爱他。”对这句发自真心的玩笑,伏波特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1922年月,布列顿、艾吕雅为首的超现实主义集团从达达主义6中分裂开来。毕加索和奥尔佳处于“冷战”状态。

  欣赏水平极高的巴黎观众奇异地发觉,这两位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民俗等背景的艺术家,虽然表现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但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惊人的一致,就像互相切磋过一样。张大千的一些作品笔力遒劲,构图雄悍;而马蒂斯的作品,尤其到了晚年,大多线条简约,写意味很浓。中国旅法画家赵无极在庆宴上对张大千说:“大千先生,萨勒将你和马蒂斯的作品并列展出,用意之一,就是把你和马蒂斯相提并论。依我之见,你还应过之。”赵无极的这番话绝非酒后之言,也不是胡乱吹捧,以赵无极在巴黎的名头,他没必要这样做。如果你还不信,那么我们再看看法国资深评论家达尼·耶华利的撰文:

  其他人随声附和,本来友好谐和的气氛被冲得烟消云散。这些人不仅用政治的手掌抽打艺术的脸庞,而且根本暴露出对艺术的浅薄无知。因此,他们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强盗的拦路打劫,或是暴徒的私设刑堂。毕加索数十年沐风栉雨,韬光养晦,他从来就不想在公开场合谈论艺术的是是非非,正如他所言,艺术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艺术就是要受到排挤和逼迫,艺术的自由就是冲决一切阻拦与围困的自由。但是今天,既然他们的发言要乖离出艺术的轨道,他作为公认的一代大师,就必须维护艺术的尊严,让他们在歧路上止步。他语调威而不高、激而不乱,直击对方要害:

  伏波特每次来,毕加索都要为她作一幅画,画完就送给她。加入法共后,毕加索的画在市场上大幅度降价,尤其是美国人,公开排挤他的作品。毕加索对此无动于衷,他的注意力全在画的本身,画出来一定得自己满意,至于它会值多少钱,到了什么人手里,他都不管。艾吕雅曾为生活所迫,出售了毕加索送给他的多幅画,可毕加索还是继续给他送。他认为,能解除朋友的困境,也算不错了。他对伏波特说:

  1925年《亚威农的少女》问世18年后首次被布列顿刊登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第四期上。创作《三个舞蹈者》。

  “批评家与艺术爱好者及汉学家们,皆认为张大千的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精湛,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中国传统的熏染下,又有孤诣之处。其画与西方画风对照,惟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我讨厌和某党派中没有修养的工作人员谈论艺术问题,包括我最敬仰的党派,任何集团里面都有惟命是从、飞扬跋扈的家伙,这并不值得奇怪。在德国,我被纳粹分子辱骂过;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我又被说成是一个犹太—马克思主义画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口吻。说我是‘印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纯属张冠李戴,如果你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至少得先学点正确的术语和有关知识。”

  “要是你的朋友中有人也向你大谈我给你的这些小画值多少钱的话,那么你就当着他们的面把它们撕个粉碎。”

  1926年创作大型拼贴画《吉他》。

  这段话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一种猜测,即萨勒为何不在西廊展出在世的毕加索的作品,而选择了已经过世的马蒂斯?有人说,萨勒主要是因为张大千与马蒂斯的画风有很大的相似,才把他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也有人说,当时毕加索是公认的画坛盟主,马蒂斯大约是紧随其后的人物,以西方的“副帅”和“东方画王”并列,这样就显得西方艺术要高出东方一筹。倘若后一种说法是对的,从舆论看来,这次画展显然是张大千抢尽风头。那么,是不是也可说,张大千与马蒂斯的这一次“交锋”,尚不是中西方的高峰对话?

  9月2日,波兰总统授予毕加索“波兰文艺复兴金星司令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业绩。

  也有些懂得其作品价值的精明画家,他们知道降价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便想趁机大量购进毕加索的作品,囤积居奇。美国画商雅克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到了巴黎毕加索寓所。毕加索早就看穿了这批人欲发横财的勃勃野心,他甚至不想搭理雅克,以免弄糟了情绪。但为了打发他出门,毕加索还是说了一通:

  1927年月,遇见少女玛丽·泰勒。17月30日,两人同居。

  在赵无极的家里,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女画家潘玉良来拜访张大千。她祝贺道:“在巴黎,一个画家同时成功地举行两个画展,是很不简单的。对于艺术家而言,在巴黎取得成功,就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取得成功。您的巴黎之行应当是没有遗憾了吧。”

  接过奖章,毕加索的孩子气又来了,他调皮地对艾吕雅说:“划得来,十天之内获两个奖,看样子我回去得准备一个专门装奖章的匣子。”另外那个奖,是指他离开法国前一天,由于他为法国所挣得的荣誉和光辉而戴上的“法国文艺复兴奖章”。

  “你在我这里钻营得不到好处,我要价比你定的高得多。我建议你回美国去,在那里试试用我作品的战前价格买上毕加索的几幅画,看买不买得到。尽管发生了战争,但画的价值是与仍然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如此,我的画现在更贵了。”

  1928年为古罗马诗人狄比乌斯的《变形记》插画。

  “不,我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是最重要的;要是达不到,画展的成功就算不了什么。”张大千面容肃穆,看得出确实心有所往。

  3

  毕加索和伏波特的每周一见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们两人都感到一周太长了,思念让他们在剩下的日子里无法静下心来做别的事。于是,伏波特就拥有了随时都可以来的特权,虽然他们的交往遭到了沙巴泰和马赛尔的一致反对。沙巴泰警告毕加索,不要玩火!毕加索回答说,有火就要让它燃烧嘛,否则会要自焚的。

  1930年创作“伏拉组画”。

  “您说出来,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赵无极非常诚恳。

  1949年4月,阿拉贡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巴黎将承办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他委托毕加索为世界和平运动选一幅切题的宣传画。毕加索把他带进画室,让他自行挑选。阿拉贡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发现了一幅石版画,画面上是一只白鸽,毕加索最喜欢的小动物。这只鸽子羽毛洁白,宁静的站在那儿,望着前方,眼神里却透出一股执着和坚韧。

  毕加索与伏波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保持着一份互相依恋的感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已。毕加索在弗朗索瓦那里宣泄情欲,留给伏波特的是近乎父亲对女儿的那种关爱和体贴;而伏波特少女的温柔也常常能够熨平毕加索莫名的烦躁。愈到晚年,毕加索愈是感到生命的大限将要来临。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精力旺盛的艺术家,他对死也怀有一种恐惧,但不是常人所有的那种对死亡狰狞面目的恐惧,而是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停止一切”的排拒,正如他所说的:“我并不是怕死,死亡是一种美。我怕的是不能工作。”

  1931年在波伊斯盖鲁普村从事雕塑。

  “无极兄,当今西方画坛泰斗首推毕加索先生。我想会会他,你们久处巴黎,交游广泛,不知能否帮忙一荐?”

  “多美的鸽子,这只从诺亚方舟里飞来的鸽子,正是和平的象征啊!”阿拉贡兴高采烈地喊道。

  死后还怎么工作呢?死后就没有时间了!这就是毕加索不安的本源,他谋求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多与年轻人在一起,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希望通过汲取她们的青春气息来充溢自己的元气;二是不浪费一点时间,工作是最重要的。当弗朗索瓦再也不能忍受和他一起生活时,他还异常坚定地说:

  1932年11月,瑞士《新苏黎世报》刊登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评论文章,他企图从毕加索的作品中寻找精神分析学说的依据。

  张大千此语一出,赵无极和潘玉良均脸露尴尬之色。过了半晌,赵无极才回答了张大千:“毕加索你最好不要去见,他脾气古怪透顶,变幻莫测,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家里的女秘书也特别厉害,一般人是无法打通关节的。他固然是西方画界的一代宗师,您也是代表东方艺术的大师,万一碰了钉子,让那些钻山打洞的记者在报上放肆渲染,岂不令整个东方失掉颜面!”

  毕加索笑着走过来:

  “人人都具有相同的潜在精力。一般的人都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各种琐事上了,我把我的精力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绘画。因此,一切都得为它做出牺牲——你、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1934年霍夫曼在纽约办学,宣传立体主义。

  张大千固执地说:“我就是我,我不能也不会代表整个东方。我只是作为一个画家,想和毕加索先生探讨一些艺术上的问题,另外也表示敬老尊贤之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他未必不会见我。”

  “诗人,小声点,莫让马蒂斯那老家伙听见了。这可不是从方舟飞来的,是马蒂斯送我的呢。年初我和弗朗索瓦去看他,发现他的鸟舍里有四只大米兰鸽子,它们与别的鸽子不同,连脚爪上都长满了羽毛,一直拖到地面,如同穿着一双白色高筒皮鞋。我觉得这几只鸽子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巧马蒂斯在背后说,要把它们送给我做模特儿。我就连笼子一起带回了瓦洛利。”

  弗朗索瓦在离开毕加索之后,还不得不说:

  1935年与奥尔佳分居。9月5日,泰勒生下女儿玛雅。毕加索尝试写诗。

  但张大千不会再为难朋友们了。他转请萨勒先生安排。想不到这位能在巴黎艺术界呼风唤雨的著名活动家也怕费力不讨好,婉言推拒了。

  阿拉贡声音越来越低,却越来越激动:“太好了,那太好了。两位艺术大师都为和平大会做出了贡献,太难得了!”

  “我最敬佩他的一种品格,就是一生精力全部集中于创作活动。他从不重视生活表面的东西,只要能工作,什么样的房子他都能心安理得地住下去。他从不把时间用在娱乐上,我们没进过剧院和电影院,甚至与朋友的交往都有一定的限度,他仿佛总是在进行创作上的探索,每时每刻。他不为日常的生活琐事耽搁一分钟,这是指导他生活的原则之一。”

  1936年与道拉·玛尔交往。诗人艾吕雅为毕加索写献诗。西班牙内战开始。英国人罗兰特·潘罗斯来访。

  张大千绝对不是知难而退的人,他决定独自闯关。第二天,他和夫人、翻译离开巴黎来到坎城。住进旅馆,风尘未洗,就要翻译给毕加索挂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雅克琳。当她听说:“中国画家张大千远道来访,希望毕加索先生约定会面的时间地点”时,正要下意识地回绝,忽然想到毕加索对中国很有一种向往之情,他经常画中国水粉,在谈到中国绘画时似曾说起过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名头,但他从未见过他们。张大千的来访是非同寻常的。她只好如实说:“很抱歉,毕加索外出还未回来。”翻译便将旅馆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雅克琳。

  《和平鸽》就这样高悬在巴黎普列耶宫世界和平会议的会场上,而后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

  有人骂毕加索是“色情狂”,从费尔南多开始,他的生活中就没有中断过情人,这当然与他过人的精力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对艺术探求的痴迷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1937年创作巨幅《格尔尼卡》。布列顿出走墨西哥。

  张大千在房间里等了两个小时,一步也没有出门,终于等到了电话铃响,是雅克琳打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格外迷人:“毕加索明天将参加邻近的瓦洛利镇陶器展览会开幕典礼,会场上见。”

  “和平的使者,美丽的鸽子……”这是从音乐之都维也纳传来的歌声。

  毕加索的一生有难以计数的情人,他却很少沉溺于情欲的渊薮,他好色而不耽情,无论天仙,还是泼妇,都不能把他从工作中拔出去。这也是他能轻而易举地活到90多岁的原因之一。也许,初恋的挫折给他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甚至使他不再相信女人。但有一点是根深蒂固的——绘画,艺术,这才是他的至爱。

  1938年二战爆发。母亲病逝。超现实主义者各奔前程。

  4

  “毕加索的和平鸽在飞翔,飞向世界各个地方,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们阻挡。”这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高唱。

  身边没有缺过年轻女人,而且都是那么漂亮,有活力,有才气;但又要把自己封闭在“工作”的王国里,让那些女人都成为这个王国里的顺民忠臣,毕加索想得太天真了。他反复自问:“中国的皇帝都做得到,我为何做不到呢?那些皇帝要多蠢有多蠢哩。”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还应该加上一句,他更不了解女人。

  1941年月,写作话剧1《被尾巴愚弄的欲望》。

  1956年7月27日,瓦洛利镇干净,整洁,鲜花满市,欢声盈野,一派节日的气氛,张大千同夫人、翻译早早地来到了镇中心的街道上,周围都是人群,有的奔来跑去,有的踅足凝望,有的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有的心神不定地徘徊着。所有的人群,喜悦的、兴奋的、按捺不住的、平静如水的,都在等一个人。他才是今天的主角。

  它还飞到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所灌的唱片上,飞到了中国、印度的邮票上,飞到非洲黑人朋友的手帕上……

  毕加索在艺术王国和女人的天地里,都是霸气十足。对于艺术,这很可能是一股源源不断的革新力量,居高临下,俯视万物,使毕加索的心灵空间无比浩大,任何时候,他都是游刃有余地挥洒自己的想像与激情。而对于女人来说,这却预示着肆无忌惮的破坏和毁灭。毕加索的错误就在于,他以为女人和他作画的颜料是同一种东西,想调成什么颜色就能调成什么颜色,想把它们涂抹在什么地方它们就得去什么地方。

  1943年月,遇弗朗索瓦。会见抗德游击队领导人、作家马尔罗。5创作《公牛头》。

  “呜——来啦!来啦!”从镇外,飞跑进来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他们吹着牛角号,大声报信。这一阵飓风迅即在小镇掀起沸腾的浪涛,人流汹涌,欢呼如潮。毕加索缓缓向镇中心移动,他不是走过来的,而是被人们扛在了肩上,好像在涛峰浪尖弄潮的渡船,白发如帆,深邃的眼神里有着大海一般的情怀。张大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已达75岁高龄的艺术大师。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漂洋过海,他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但一个画家受到这般如痴如狂的崇拜,他还是头一回见到。

  同年,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费拉德菲亚的艺术博物馆授予这幅石版画“泼奈尔纪念奖章”。

  毕加索最终也没有明白这一点,在谈到他对伏波特的爱时,艾吕雅倾听过毕加索这么一段自白:“我不懂,为什么在我过去的爱情里,一直夹杂着痛苦和厌恶,如同被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拼命地扭动着,要挣扎出束缚。”然而,更令他不懂的是,这个他一向以为“温柔,甜蜜,就像一个没有被蜂群骚扰的静谧的蜂房”的伏波特,最后也只得痛下决心:再也不去见毕加索!

  1944年月,耶科被捕,死于肺炎。夏天,巴黎解放。美国作家2海明威来访。毕加索接受女中学生伏波特的采访。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

  毕加索朝镇中心“漂移”过来,他精神饱满,容光慈蔼,笑意可掬。亲切、自然和高雅的姿态让人想起他教诲青年人说的话: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最为推重的东方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也得到了一张《和平鸽》的复制品。1950年,北京《人民画报》约他画一幅和平鸽,他凭印象画了一张,自己很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毕加索先生的水准。为此,他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鸽子,仔细观察它们的行走、哺雏、觅食、起飞等动作和神态,所得甚深。两年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白石老人花了整整3天时间,精心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大型图画《百花与和平鸽》送给大会,受到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老人也成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四位得主之一。上面提到的聂鲁达的好友、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怀着敬意写了一首长诗《向齐白石致敬》。热爱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

  因为她也没能逃脱女人在他的爱情生活中所扮演的惯有角色:悲剧人物。的确,与毕加索恋爱到头来都是一场悲剧,他的生活逻辑和艺术想像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他常常产生出一些荒诞不经的想法,比如;

  1945年开始铜版画创作。

  “你自己就是太阳,你胸中有着万道光芒。除此之外则一无所有。”

  巴黎和平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即1949年4月19日,毕加索正准备要马赛尔送他去会场,却先接到了医生的通知:弗朗索瓦必须立刻住院,以保证安全生产。

  “对一个欲望无法满足的女人的一剂最好处方,是让她生个孩子。”

  1946年纽约画商库茨来到巴黎,购买毕加索的作品。

  他这么有人缘,哪里像他们说的那样有架子?张大千想道,他十分庆幸自己坚持了要来。眼见为实,这话真不错,听在耳里的总是别人的,甚至是别人的别人的想法,往往离事物的真相很远。

  毕加索这下急了,他一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一边是弗朗索瓦临产,一边是举世瞩目的大会。还是马赛尔有经验:“没关系,我开快些,顺路送夫人到医院。”毕加索咬了咬牙:“不行,你先送我到会场,再陪她去医院吧,我不能迟到。”

  “女人只有两类,女神和门口的擦鞋垫。”

  1947年月515日,弗朗索瓦生下克洛德。毕加索捐赠10幅画给法国国家博物馆。乔治·萨勒导演“历史上第一位在世的艺术大师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挂在卢浮宫中”。毕加索在瓦洛利致力于陶艺创作。

  愈来愈近了。毕加索在向那边的群众致意,背对着张大千。张大千急了,未必又要缘悭一面?他不自觉地也和其他人一样,扬起了手。毕加索猛然转身,目光正好和张大千的视线不期而遇。张大千的肤色、装束以及胡子特别触目,而且他的照片近来占据了巴黎各大报纸的版面,毕加索想必不会眼生。

  弗朗索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比约定的时间晚了3个钟头。晚:8点,一声嘹亮的婴啼划破长空,女儿出世了!

  可是,当被认为成了擦鞋垫的女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时,他又马上露出孩子般稚拙而荒唐的疑问:“她们像鸡一样,喜欢我给她们下蛋和提供肉食,增加她们的营养。那么,现在,谁给我增加营养呢?”

  1948年参加华沙“世界和平大会”,分获法国和波兰两国的文艺复兴奖章。

  毕加索对着张大千微微眯缝了一下眼睛,仿佛是在原有的笑意上,再加了一层,而这一层是专门递给张大千的,算是招呼吧,可转瞬即逝。还未容得张大千作出回应,毕加索就在人浪的簇拥下擦肩而过。

  毕加索一到会场,才发觉自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思整个地都在医院里,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打去一次电话,焦急之情难以言喻。终于听到了女儿诞生的消息,他兴奋得跳了起来,立刻电话取名为“帕洛玛”(法文:鸽子)。毕加索匆匆赶到医院,捧着他心爱的“小鸽子”,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用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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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和平鸽》飞遍天下。女儿帕洛玛出世。

  张大千犯傻了:他怎么一刻也不停留呢?他明明知道是我,又是他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果真有那么大的架子?

  第二年,毕加索参加了在英国设菲尔德举行的第三届和平大会。会上,代表们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上了演讲台。毕加索在公众面前显得不善言辞,他只用法语讲了一分钟,讲父亲怎样教他画鸽子。可是他的结尾却强而有力:

  1947年5月15日,弗朗索瓦生下了一个儿子。毕加索本来取名为巴勃罗,弗朗索瓦说,西班牙文的巴勃罗和法文的保罗是一个音,两兄弟容易混淆,不好。她记得有个法国画家叫克洛德·吉洛,擅长画丑角,与毕加索相似。她建议就叫克洛德。毕加索同意了。

  1950年参加英国设菲尔德第三届和平大会。获列宁和平奖。

  在乐团的吹奏声中,展览开幕了。毕加索此刻才从半空落到了地面。顿时,镁光灯的光环团团罩住了毕加索,在雪白的映衬下,他俨然一尊偶像。三个远道而来的中国人站在距大厅几十公尺的街道上。

  “我主张活着,反对死亡;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毕加索如日中天,求门索路者络绎不绝。正如罗兰特·潘罗斯所说的:“到了如今,世界各地任何重要的画廊和现代艺术收藏馆,倘若没有一幅毕加索的典范之作,人们便会认为它本身有欠完备。”你看,又有人找上来了。

  1951年创作《在朝鲜的屠杀》。参加罗马第四届和平大会。与伏波特同居。

  毕加索的“无礼”激怒了姓赵的华裔翻译。他是毛遂自荐来为张大千服务的,在他的心目中,张大千就是他向往已久的偶像,他不容许别人对自己的偶像有半点侮慢。他大步流星地跨过去,奋力排开人群,径直闯到了毕加索的面前。张大千想喊已经来不及了。高大魁梧的翻译双目圆睁,指手画脚,样子极为冲动。

  再过一年,毕加索奔赴罗马第四届世界和平大会。众星捧月,毕加索又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演讲台上。这次他对演讲不再生疏了,他的演讲不仅体现了一位艺术大师的慈悲胸怀和威武气度,更体现了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理性认知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乃埃菲尔铁塔建筑师斯塔夫·埃菲尔的孙子,现任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名叫乔治·萨勒。他恳切地对毕加索说:“我们那里只有您一幅肖像画,还是早期作品,此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这与整个巴黎是很不相称的。我们虽然力不从心,但还是想尽可能地买一些。”

  1952年创作壁画《战争》与《和平》。撰写诗剧《四个小姑娘》。面晤、宴请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艾吕雅猝世。

  正当张大千为赵翻译的莽撞而担忧时,只见毕加索友好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身子前倾,在赵的耳边说了些什么。而后,他又目示了一眼张大千,还是那种平静的笑,袒露着真诚的歉意。张大千连忙报以莞尔一笑,这是东方式的谦恭的回礼。这时,赵翻译带来了毕加索的口讯:

  “战争的罪恶在于杀人。战争毁坏了佛罗伦萨——这固然令人扼腕伤心,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它还残杀了那些有能力重建这一历史名城的人们。毁坏家园,这只是战争的一个局部,它只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身罹战祸而已;而亲人丧生,才会在人类心灵上留下永久惨痛的创伤。由此推及,人类倘有灭亡之一日,必是自相残杀所造成的恶果。到了那时,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都在灰飞烟灭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佛罗伦萨固然被毁于战火,但这并不决定战争贩子是否赢得战争。”

  毕加索表示愿意考虑。这回轮到弗朗索瓦谆谆诱导了:“勃拉克和马蒂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有专门为他们设计的画室,那里的作品能比较全面地代表他们个人。而你还没有像样的东西在那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你应该拿出气度和胆识,捐赠出你的代表作。如果像勃拉克一样要钱,反而会弄巧成拙。”

  1953年斯大林逝世。画斯大林像,引起风波。弗朗索瓦离开毕加索。

  “现场人太多,太乱,无法交谈。我将在明天中午宴请尊贵的中国客人张先生夫妇。”

  这是毕加索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法国了。他对集体活动一向没有兴趣和好感,但这几年却频频出访诸国,成为少有的参加了四届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他是无可争议的“和平大使”。

  这话正合毕加索的心意,他决定捐赠自己的10幅作品,除了《女帽商的工厂》和《小夜曲》两幅大型油画外,还将到国立工商银行的地下室再选8幅。

  1954年与雅克琳迁居加利弗尼亚别野。11月,马蒂斯去世。创作《阿尔及尔的妇女》。

  28日11点30分,张大千夫妇及翻译来到了加利弗尼亚别墅。毕加索在门口迎接了客人,东西方画坛两位巨擘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毕加索今天特意刮了胡子,穿了一件茄克式条格衬衣。要不然,这么热的天,工作时他总是光膀子光肚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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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和弗朗索瓦来到了工商银行,这是一座具有30年代建筑风格的楼房,外观又大又笨,很不好看。他们一进门,旁边的警卫就咧嘴大笑。毕加索不解地问:

  1955年著名导演克劳佐拍摄电影《神秘的毕加索》。

  雅克琳推开了画家的门。毕加索双手插入裤兜儿,脑袋一点,以示客人跟着他进去。画室很乱,颇似中国农村民居的杂屋,有几件雕塑和几张小油画,画架上的一张,是几何图形组成的裸女像,大师的视野,成人的心事,儿童的笔调,简单与复杂,稚拙与深沉,水乳交融。

  毕加索和弗朗索瓦来瓦洛利不到两年,就重新开创了这个小镇的繁荣局面。

  “有什么好笑的?”

  1956年和“东方画王”张大千会晤。点拨青年画家毕格农。

  一会儿,毕加索从里间抱出五册画,近两百幅,一齐堆放在张大千面前:“这是我平时模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你一定指出它们的毛病。”

  来自全国各地的陶工纷纷涌入瓦洛利一试身手;在当地,木工、面包师、理发师、渔民都加入到了毕加索的麾下。制陶业在这里迅速复兴。毕加索也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他很喜欢吃当地的一种传统面包卷,上面有四个尖,极像又粗又短的手指,人们就叫它“毕加索面包”。这样一来,镇上的人和镇外的人都以“毕加索面包”为食。至今,许多去法国旅行的游客都想走一趟瓦洛利,为的就是尝一尝“毕加索面包”的味道。

  “您啦,有福呵。我们在这里干了许多年,所见到的老顾客,每次来时候,跟的妇人总不变模样,只是年年见老;可您每年跟来的妇人都不一样,而且一次比一次的年轻。”

  1957年为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落成的大厦绘制壁饰。创作《宫娥》。

  张大千一张张地翻阅,发现这些画都酷似白石风貌,笔力沉劲,拙趣浓郁,他在赞扬毕加索高度理解了中国绘画的同时,也真切地说出了不足之处:

  1950年8月,毕加索将他的雕塑铸像《人与绵羊》赠予了瓦洛利的市政府委员会。市政府盛赞了毕加索为该市经济腾飞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同时认为这尊雕塑将为瓦洛利的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毕加索谦虚地说:“艺术本来就是让人观赏的。我希望这尊铸像能够竖立在一个广场上,好让孩子们在上面爬来爬去,让狗不受阻碍地在上面小便。”

  毕加索一听,也觉得很好笑,就说:“你信不信?我是魔术师。”

  1961年与雅克琳结婚。10月,庆祝80寿辰。迁入法国南部穆甘的“圣母农舍”。

  “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毛笔,墨色浓淡难分。中国毛笔与西方油画不同,油画主要靠颜料的铺张与调和,而中国毛笔则是醮墨,它依靠含水量的多少来控制深浅,使墨形成了五色,焦、浓、重、淡、清。通过笔法引导墨法,画面就能如兼五彩,阴阳明暗干湿远近高低上下,历历入眼。而且,中国绘画对工具非常讲究,欲要艺其事,必先利其器。你这些毛笔都是劣质的,不好使用,我跟你去想想办法吧。”

  剪彩那天,瓦洛利隆重授予毕加索“荣誉市民”称号。三个月后,冷傲的苏联人也把“列宁和平奖”的奖章挂到了毕加索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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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再获列宁和平奖。

  张大千说完,毕加索好像还陷在思索之中,不发一言。室内的安静让人喘不过气来。毕加索抬起了头,大家才觉得时间有了着落。

  这段时期,法国的许多地方当局盛行邀请著名画家对各地的古旧教堂进行重新装修。比如,莱热和罗奥已在阿西山区的教堂完成了这项工作;马蒂斯带病坚持为旺斯省的多明俄会教堂增添光彩;勃拉克也使第厄普附近的一所教堂旧貌换新颜。于是,瓦洛利市政当局想请毕加索为一座已还俗的12世纪的教堂,以他认为适合的形式加以装修。

  乔治·萨勒非常高兴,他叫人立即将这些画先送到他个人在卢浮宫的办公室。然后,他打电话给毕加索,致谢之外,他盛情地邀请毕加索和弗朗索瓦于星期二去卢浮宫,参与他设计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

  1963年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开幕。勃拉克、科克多相继去世。

  “张先生,你能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吗?”

  毕加索一向对宗教方面的题材不感兴趣。几年前,他去旺斯省的梦幻别墅看望马蒂斯时,马蒂斯虽然病得倒在床上起不来,却依然为装修教堂不停地忙碌,他让秘书丽迪娅将纸钉在床头的天花板上,把碳笔绑在竹杆顶端,这样他就可以在纸上画多明俄的像和装饰室内的图案;然后坐着轮椅再把稿纸上的图案画到大方瓷砖上。毕加索见了颇不以为然,他问马蒂斯:“你这人是怪呢,还是疯了?你信不信教?要是不信,你又怎么能为一种你不信仰的思想做事呢?”

  试验当然是以毕加索为主题的。

  1964年哲学家、作家萨特来访。

  张大千潇然起身,捉管一挥而就,纸上“张大千”三个字墨意淋漓,枯润互映,神采斐然。毕加索仔细端详着,又是久久无言。蓦地,他对着张大千近乎吼道:

  “这不全如你所说的,它也算得上是一种艺术创作。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上帝,我往往觉得我这个人更像个佛教徒。问题的实质是,要使自己接近于虔诚祈祷时那样一种精神境界。”马蒂斯的话说得很好。而毕加索是不轻易被打动的,他没有答应瓦洛利市政当局的请求。

  萨勒要卢浮宫的工作人员将毕加索捐赠的10幅画,拿到每个展厅,以便让毕加索看到他的作品挂在各个时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旁边时的情形。萨勒得意地对毕加索说:“在世的艺术大师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挂在卢浮宫中,你将是历史上的第一人。”

  1970年向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捐赠作品。5月,“洗衣船大楼”付之一炬。年底,为保护《格尔尼卡》原稿,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签约。

  “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1950年,美国军队入侵朝鲜半岛。毕加索愤然挥毫,画出了名作《在朝鲜的屠杀》。他利用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以一群机器人的形象讽喻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兵,在他们的枪口下,是赤身裸体的妇女和孩子,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似乎已经超过了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幅画1951年第一次在“独立沙龙”上展出;5年后,热爱毕加索的波兰人民将它的大幅复制品竖立在华沙街头,作为对苏联军队闯入匈牙利国土的抗议,使这幅作品因为它对战争的尖锐揭露和有力谴责而具有了普遍意义。

  那天,毕加索起得很早,他一反平日不修边幅的习惯,穿戴整洁,仪容端肃,一直到跨进卢浮宫门前,几乎不说一句话。

  1971年90大寿。世界各地纷纷举办大型的毕加索回顾画展。法国总统蓬皮杜主持了法国大展的开幕式,盛赞毕加索对世界艺术做出的卓越贡献。

  他的手用力向空中一劈,头上稀疏的白发直欲根根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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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勒带着他们走进展厅,边走边说,卢浮宫今天属于毕加索,不对外开放。他问毕加索,想把作品挂在哪些大师的画旁观赏。毕加索首先点了苏巴朗的名。苏巴朗是西班牙17世纪的宗教画大师,他的画尽管题材狭窄,但因严格写实而表现的高超技巧,使毕加索在初学绘画阶段深受其影响。如今,他的画与这位祖师爷的大作并肩而立,他的眼前掠过了几个世纪的滚滚风云,这风云,掀起了他情感的浪潮,这浪潮溅湿了他迷蒙的眼帘。他的内心在说:

  1973年月48日11时40分,毕加索在穆甘病逝,长眠于伏尔那格公墓。

  “巴黎是一座艺术堕落的城市,西方都是如此。配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东方的一切吸引着我。如果把东方比作一块精美的大面包,那么西方的文明只不过是面包碎屑罢了!”

  1951年10月,毕加索七十寿辰。

  “大师,我今天是来参加考试的,看我的画有没有资格和前辈的放在一起。如果我的作品还不至于辱没西班牙辉煌的绘画史和伟大的先人,我就问心无愧了。”

  1977年法国政府正式验定毕加索遗产为二亿四千万美元,并同意由其遗孀雅克琳,及其子女保罗、克洛德、帕洛玛和玛丽亚继承。

  张大千的胸中热血奔涌,他流落异乡多年,受尽了无数屈辱与歧视。为了事业和尊严,他上敦煌,下欧美,力图弘扬中华艺术的精髓。苦苦求索之中,他一步一步登上艺术的峰巅,蔚为一代宗师。这场东西对话,是世界艺术的高峰会晤。

  瓦洛利的陶工们别有深意地在教堂的中殿为毕加索设宴庆祝。毕加索不时地抬头仰视破旧的拱形石屋顶,又看看工人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他顿时明白了这些纯朴乡民的良苦用心。他马上为自己将要发生的转变找到了很能说服人的理由:“我要装饰的,不是教堂,而是一座和平的庙宇。”

  毕加索又要求把自己的几幅画挂在德拉克洛瓦的《沙达那帕鲁斯的死亡》、《阿希岛的屠杀》及《阿尔及尔的妇女》三幅作品的旁边。德拉克洛瓦是毕加索最为敬重的画家之一。这位19世纪法国杰出的浪漫主义画家,其作品色彩强烈,形象饱满,富于音乐感和诗意美,他的名言“幻想是绘画的主要品质”激励了毕加索开创艺术革命。他又是一位立足现实、满怀正气的画家。《希阿岛的屠杀》取材于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民为反抗土耳其殖民统治而进行的独立战争的一幕。这幅画却丝毫也没有糅进幻想的成分,以历史画的形式把侵略者的残暴和野蛮刻画得入木三分。画面无论是色彩还是线条,均显示出鲜明的主观情愫和豪放的力度。学院派画家格罗当时看了,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喊道:“这简直是绘画的屠杀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问世,人们即将之与《希阿岛的屠杀》相提并论,认为都是用那个时代最先锋的手法表现了人类已经发生的共同的悲剧,都“具有不朽的魅力”。

  一句低沉而又伤感的话语抖落了张大千的激奋:“中国的墨竹兰花,我是永远画不了的啦。我很想去中国,但是,我老了,再也忍受不了艺术上新的地震,唉……”

  毕加索详细考察了教堂的构造,他认为重点还是中殿的屋顶。他把这块屋顶看成是一块大画布,如果能用一整幅油画把它完全遮盖起来,油画的一边表达战争的主题,另一边表达和平的主题,那就再好不过了。

  张大千再也忍不住了,热泪夺眶而出。他走过去,一位57岁的老人扶着一位75岁老人的手,他们的互诉衷肠,让整个一部艺术史都震颤不已。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愿意听从毕加索的调遣。毕加索并不需要那么多人,他叫当地最好的一名木匠为潮湿而粗糙的石板屋顶上了一层护板,这是油画的全部依托,所以质量一定要高。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足够大的画室,市政局面向全市征房,人们都希望毕加索能看中自家提供的房屋,然而毕加索不是要好的,而是要大的,他选择了濒临倒闭的香料厂的一间仓库。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巴蒂恩帮了大忙,他解决了灯光和搭脚手架的技术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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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夏天,万事俱备。毕加索发布禁令,除了他和儿子保罗,其他人一律不准走进画室半步。他还对保罗说,万一他偶尔疏忽,或心血来潮,批准什么人来看他的画,保罗必须以铁的原则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情绪稍微平复后,毕加索又拿出了自己各个时期的得意作品给张大千夫妇观赏。张大千每发表一句评论,毕加索都迫不及待地要翻译马上说给他听。两位老人的目光常常长久地对视着,那一份默契,真可称得上是心心相印。

  毕加索每天先去陶器厂,在那里制作两三个小壶,和工人们聊聊天,当感觉进入最佳状态时,他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只有吃饭睡觉才能使他出来。瓦洛利人太看重毕加索为他们做的这项工作了,画室的外面总是有人在等着,他们既不交头接耳,也不踮脚窥探,只是坐着,站着,走着,一忽儿去了,一忽儿又来了;一忽儿是这些人,一忽儿又是那些人。他们也许是怕毕加索太寂寞,有一天会撒手而去,所以来陪陪他;也许是渴望了解哪怕一丁点儿关于画的进度或其他消息。毕加索来来去去,嘴里含着烟卷,双手插入口袋,低头蹙额,无暇他顾,更为画室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

  一直没有说话的徐雯波指着一幅古怪的人头像,轻声问毕加索:“这是什么?”

  毕加索虽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其实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不忍心再让人们在外面苦等,10月的一天,作品已大致完工,他向瓦洛利的人们第一次打开了画室的门。室内凌乱不堪,满满的两木板油画,因为斜放着,距离又太近,看不出名堂;门口的桌上有一个闹钟和一册日历,每张日历上都安排着当天的进度;四壁全是草图和素描,下起地板,直抵檐顶,大约有两三百幅。毕加索后来对克劳特·洛伊说:“我画完了好几册素描本,还没有找到一张像样的图案。”他又说:“我还从来不曾以这样快的速度画过这样的巨制,这里的人民激励了我。我要求自己画得又快又好,在现代绘画上,每一笔都是一项精确的工作。”

  “西班牙牧神像。”毕加索又反问了一句,“你喜欢它吗?”

  这两幅木板油画先后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分开陈列展出,直到1953年秋天才运回瓦洛利。两幅画在教堂中殿的屋顶“终成眷属”,当它们拼在一起时,画中的接合毫厘不差。毕加索的画室里什么工具都有,惟独没有尺子,毕加索的眼睛比尺子还要精确。

  “非常喜欢。”

  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无疑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亦即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艺术品而存在,它纳尽世间万象,田园的和都市的,动荡的和宁静的,人性的和兽性的,历史的和未来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杜甫的《石壕吏》,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尼采的生命意志学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通俗易懂而意味无穷,让人直面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真理:战争不仅是残暴的,而且是愚蠢的;而和平就像惊险的杂技表演,总叫人提心吊胆。

  毕加索顺手将这幅画放在一边。

  这时,雅克琳已经把午餐做好了,她的手艺得到了中国客人的好评。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毕加索邀张大千夫妇到他的花园里散步,他敏捷地走到一丛花旁,摘下一朵朵鲜花,向张大千掷去。张大千也报之以琼瑶。顷刻,花园里展开了一场“鲜花大战”。每击中一朵,两位老人的嘴里都发出儿童般喜悦的喉音:“哦,哦。”

  一个记者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花园内,这大大地扫了毕加索的兴,他烦躁地猛扬手:“你走,你快走!”记者磨蹭着,嬉笑着,就是赖着不走。毕加索又要下逐客令了,忽然瞥见张夫人很有意思地盯住了记者的相机。对女性的细心是他的特长,他走过去问道:“你想照相吗?”

  “是的,我们不容易来,我想拍张照留个纪念,如果允许的话。”

  “那当然。”毕加索又对着记者喊道:“你还不快来!”

  记者受宠若惊,连忙调好镜头,按下了快门。照片上,毕加索很客气地让张大千居中,他的右边是徐雯波,毕加索则站在左边。后面是茂密的树林和花丛,两侧是毕加索的儿童雕塑,生动有趣。

  相见时难别亦难。毕加索摊开他特意另放的那幅《西班牙牧神像》,按照中国画的习惯,题上:

  赠张大千毕加索56.7.28

  毕加索前所未有地送客出门。

  他拥抱着张大千,并在他背上轻轻一拍;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屋里走去。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佛教云:“一默如雷。”张大千望着毕加索消隐在门内的宽厚的背影,感觉到天空在急剧地倾斜。

  第二天,张大千和毕加索会晤的消息就在巴黎各大报纸的显要版面上金鸣玉振,继而成为世界艺术的焦点。美术评论家认为:“毕加索和张大千这两位分据东西画坛的巨子的历史性会晤,昭示近代美术界东西方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实际上,这种影响与调和早已发生在毕加索、马蒂斯、张大千等大师们的作品里。

  张大千接待了一位奇怪的画商,他想收购毕加索赠给张大千的那幅画,海口一开就是15万美金。张大千以牙还牙,铁嘴一张:“不卖!”来者只好悻悻而归。于是,那幅画便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是毕加索当场为张大千画的像,根据是像上人头的下巴胡子拉碴的。张大千和夫人开玩笑:“你选的好画,怪物竟成我了!”徐雯波俏皮地回答:“那是神呢,你没有吃亏。”

  这几天,张大千一直在构思着回赠一幅怎样的画给毕加索。他的耳边又响起毕加索那句闻之令人欷歔的话语:“中国的墨竹兰花,我是永远画不了的啦。”他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站在画桌前,拿起了那枝心爱的大毫。不多时,一幅秀洁清明的墨竹就跃然纸上。右边的空白处写着:

  毕加索画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

  他把印章盖在署名的左侧,用力按了几按。这是中国画的最后一道工序。

  恰巧潘玉良来了。她听说这幅墨竹是送给毕加索的,有些诧异:“您的绝技是画荷呢。”张大千沉默了良久,才动情地说道:

  “竹是中国的岁寒四君子之一,我想以此象征我和毕加索先生的君子情谊。再有,那天我看毕加索先生作的中国画,他的笔法和墨意还不够到位,而墨竹恰好能表现这一点。你看,我特意画了不同的两竿墨竹,不仅可以看出墨的浓淡明暗,以及过渡的中间色,还可辨出前后和虚实。右边的浓些,枝叶向上:“左边的淡些,枝叶向下,错落有致,层次一目了然。右边的竿嫩,节小但肥滑;左边的竿老,节大却硬瘦,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书画笔法的韵致和意境。我想,毕加索先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潘玉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她既为张大千与毕加索的赤诚之交所感动,又对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充满了良好的祝愿和无限的信心。这位曾经做过青楼女子的优秀画家,人世间所能尝到的嘲讽、诟骂、侮辱,她都遍尝了;风尘中所要忍受的坎坷、困挫、不幸,她都受够了。但顽强的意志和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挽救了她,她没有零落成泥碾作尘,而是师从刘海粟、张大千等一代宗师,沐浴欧风美雨,终于成为怒放艺坛的一枝奇葩。

  从张大千的寓舍走回去,老人那情真意切、笃于艺事的风神气度拂之不去。潘玉良决心为老师塑一尊像。其实,这是她20年前的夙愿了,可这一次却来得十分的强烈,不可抗拒。1958年8月,雕塑《张大千头像》在巴黎多乐赛画廊展出,立即被法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与雕塑大师罗丹、布尔代尔的作品比肩而立。也就在这一年,张大千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并授予金质奖章。

  毕加索把张大千的“墨竹”看得很重,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地手揣心摹,每有悟觉,辄沾沾自喜,不日即把虚实明暗那套“鬼把戏”弄得精通。6年后的一天,毕加索到某餐馆宴客,当他得晓这家名叫“大观园”的餐馆是由一位中国声乐家费曼尔女士主持时,他饶有兴趣地问她知不知道张大千其人。费曼尔女士笑着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我的义兄,他不久又要来巴黎了,肯定会到这儿看我的。”

  毕加索一听愕然,复欣然。他敏感到再次相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在餐桌上绘了一幅中国画《草上刀螂》赠给费曼尔。费曼尔为了招揽顾客,将毕加索的赠画烧绘在一些餐具上。不过两月,张大千果然来到“大观园”,他看到了餐具上毕加索的手迹,高兴地说:“他的画风虽仍袭白石老人,但已尽得中国绘画神韵,毕加索的中国画技艺大进矣。”随后,他也提笔画了两幅,让义妹如法炮制。“大观园”的餐具都成了艺术珍品,从此生意大大兴隆起来。毕加索与张大千的神交面晤也在艺术史上频添佳话。

  1966年,毕加索收到了张大千家人从南美巴西捎来的两支毛笔。自从张大千许诺要为毕加索“想想办法”以后,“笔”就成了张大千的一桩心事。他找到了巴西的一位西班牙籍牧场主,从他的2500头三岁口牛的5000只耳朵中选拣出了仅够做8支笔的毛,著名的东京神田玉川堂笔店接受了这批特殊的定货。这8支笔,他自己留了2支,除2支送给毕加索外,张大千还送了2支给国内的好友谢稚柳先生,另2支焚化在台湾书画家梁寒操先生的墓前,令人肃然而起伯牙摔琴、武士挂剑的悲壮之情。

  毕加索与张大千的会晤,绝不仅仅是两个画家的普通寒暄,它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东西文化交流。送画赠笔,使胡越翻为肝胆,天堑变成通途,人类艺术的浩浩天空,渐渐拂去了隔绝的乌云和迷乱的浮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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