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怕错,叶宜伟帮忙习仲勋专门的学业二三事

来源:http://www.aviodelta.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人气:130 发布时间:2019-06-22
摘要: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返回北京后不久,就奉命去广东“把守祖国的南大门”。在这里,年逾六旬的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工作,要把失去的十六年时间补回来。他团结中共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返回北京后不久,就奉命去广东“把守祖国的南大门”。在这里,年逾六旬的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工作,要把失去的十六年时间补回来。他团结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革委会(后改为省人民政府)一班人,率领广东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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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习仲勋同志。从1978年4月初到广东,到1980年11月到中央工作,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负重托,平反冤假错案,大胆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经过半年多的整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尤其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过去发展生产中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运用。邓小平在总结全国这一段工作时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话,正是广东当时情况的写照。也就在这个时候,习仲勋又率领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开始探索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叶剑英和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年长习仲勋16岁,他们早年在延安相识。当时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等职。当时,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两人交往并不多。建国后不久,习仲勋和叶剑英分别于1952年、1954年进京工作,由于两人主管工作不同,交往仍旧不多。习仲勋和叶剑英接触较多的时间是“文革”结束之后,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蒙冤16年依然保持革命激情的习仲勋尤为赞赏,不仅坚决支持为他平反,还力荐他主政广东,并在其工作的艰难时刻,给予十分重要的支持。

  ■主政广东

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方苞同志的采访实录。

  求真理 平反冤假错案

  ■谋划发展新思路

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春节后的首都北京,虽然天气寒冷,但已透出春天的气息。习仲勋怀着对首都的深情眷恋和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心,从河南洛阳再度回到北京。这次中央召习仲勋回京,是为了要他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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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在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力主解决广东的问题。他主政广东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四月到广东,五月就到二十三个县了解熟悉情况,之后先后就许多专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思考和谋划了广东发展的新思路。

“文革”结束后,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的关怀下,1978年2月22日凌晨,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习仲勋形容此时的心情时说:“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习仲勋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那些熟悉他的同志和战友们,都十分惊喜。对他们来说,历经劫难,九死一生,今日能得以相聚,实在是一大幸事。这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同时举行。习仲勋列席这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还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采访对象:方苞

  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冤案就是在海陆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致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总结。上,习仲勋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他以身作则,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就驱车到广东最南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调查研究。

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此前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期间,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习仲勋。他见到习仲勋时非常高兴,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习仲勋由衷地感谢叶帅在百忙中接见自己,并简要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会议期间,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习仲勋。他一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惊讶地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习仲勋激动地望着年逾八旬的叶剑英,由衷地感谢他在百忙中接见自己,简要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习仲勋十分敬佩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同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一起,坚决果敢地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认为这些领导人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所起的巨大作用,将永载史册。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彭湃,广东海丰人,中国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理论家,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就是这样一名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陷为“叛徒”,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的孙某和他的支持者,在海陆丰大造舆论,说“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彭湃是地主立场未改、品质未改、参加革命动机不纯”。他们甚至用当年国民党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是“叛徒”。彭湃的亲属、好友遭到迫害,儿子失踪,侄儿遭斩首,甚至母亲也遇到劫难。

  七月的南国,骄阳似火,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劳顿。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习仲勋,原本是很怕热的,但此时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顾酷暑和劳顿,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因兼职较多,且长期在中央工作,无暇兼顾广东工作。而广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文革”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当看到习仲勋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身体依然很好后,叶剑英认为安排他去广东做出一番开创性工作,是非常合适的。

  习仲勋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也很仰慕叶剑英的为人。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8日上午

  生于1928年的彭洪,是彭湃的第三个儿子,20世纪50年代,彭洪先后担任海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60年代,彭洪担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1966年6月,彭洪遭到批斗。之后,彭洪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农场放牛。1966年国庆前后,彭洪再次被抓走,被送到沙河的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这次被抓捕批斗的,还有1927年曾在陆丰县碣石湾黄厝寮村掩护过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赴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黄秀文。黄秀文是当年与彭湃一起搞农运、干革命的亲密战友,曾在彭湃领导下担任中共南塘区委书记。

  习仲勋之所以选择乘坐面包车,而不是小轿车或越野车,一是为了不脱离群众,不使群众与自己产生距离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这辆面包车一直伴随着习仲勋,直到他离开广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下乡调研也都使用这种车型。

叶剑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1978年3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国家机关14个部委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在讲话中,胡耀邦郑重指出:“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当第二书记。总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老同志要安排。”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为习仲勋安排实际工作。同月,习仲勋恢复党组织生活。在当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胡耀邦正式宣布:“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叶剑英等人的高度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很受鼓舞。

  叶剑英接见习仲勋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习仲勋被错误审查关押十六年后刚刚恢复工作,另一方面是他希望习仲第勋,刮广东去工作。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身兼数职,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这时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北京的政务和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省的工作实际上难以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里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分管广东工作的叶剑英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考虑让他南下广州,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4楼会议室

  解放后,黄秀文受陆丰县原县委书记程春耕委托,到华南农学院去找彭洪解决农业生产问题,这样,程春耕和黄秀文也被诬陷为彭洪反党团伙成员。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会后不久,第一书记韦国清回京工作,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

  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于四月初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尽管这一职务同他当年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相差甚远,但对饱经忧患、被错误处理、关押十六年之后的习仲勋来说,能重返政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已经感到责任很重大了!

人物简介:方苞,1931年12月出生,广东东莞人。1949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参军,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莞县公安局预审员、侦查员、副股长、股长、副局长、局长。1965年,任中共东莞县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代理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1971年11月,任惠阳地区革委会保卫组五办主任、公安处副处长。1973年11月至1983年12月,先后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1984年1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珠海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93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先后兼任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1993年至1998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0年至2008年,任广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

  彭洪入狱后,家人两次给他送去了《毛泽东选集》和生活用品,他在狱中给家人复过两次信之后,便再没音信。1968年8月中下旬,彭洪的爱人陈平得知,彭洪被转移到海丰去批斗。十几天后,传来了彭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消息。噩耗传来,彭家人悲愤万分。在彭洪去世后,陈平带着两个孩子被下放到粤北山区的一个干校,在那里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获准返回广州。陈平及彭家亲属始终不相信彭洪是自杀的,要求调查彭洪的死因,但每次都石沉大海。

  宝安县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边陲小镇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的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省首位。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六万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万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边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来信赞习仲勋: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习仲勋很快得到组织分配他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的通知。在动身去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都接见了他,对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习仲勋以充分的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深为感动,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说:

我一直记得习仲勋同志说过的话:“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纠正过来;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百姓会更信任你。” ——方苞

  受彭湃案牵连的人很多,就连彭湃已过90高龄的母亲周凤也未能幸免。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老人突然被秘密带走,关押到海丰县公安局的牢房里。四个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爪牙停发了国家发给她的生活补贴,取消她的粮食供给和户口,还勒令当地医生不许为她诊病。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没有急于听取宝安县委的工作汇报,而是要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他到农村看看。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边走边看。方苞向习仲勋介绍说,在香港那边有几千亩土地属于宝安县,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问不允许劳力过境耕作,不准群众过境探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后要靠人挑回来,不准在香港出售。这样,劳动力严重不足,香港那边的很多田地都荒芜了。

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4月11日至5月8日,叶剑英就到广东进行了将近一月的视察工作。在叶帅下榻的南湖宾馆,习仲勋多次和他促膝长谈,并向他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以6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我已有十六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接着,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京约请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谈话,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对他们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是叶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的。”由于韦国清要赶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便把习仲勋赴广东的事情交给了吴南生办理。吴南生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找到习仲勋,商量确定了他赴粤的具体事宜。

采访者:方书记,您好!习仲勋同志在群众路线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访问一些像您这样曾经和他共事的老同志,想把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还有他积极践行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采集和汇总一并整理出版,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1967年4月,与彭洪一起被关押的黄秀文在押送途中患病,他利用看病的机会逃离广东,一路乞讨到了北京。黄秀文在解放初期曾受国务院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聂荣臻家作过客。当黄秀文到北京后就在聂家附近等候。一天,当聂荣臻的汽车出现时,黄秀文急忙上前拦车。当聂帅看见黄秀文时甚为惊讶,关切地把他拉上车。黄秀文向聂帅汇报了反彭湃事件和彭湃母亲周凤受迫害得不到医治的情况。聂帅大为震惊,表示要解决好此事。不久,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根据中央指示,联合致函广州军区,要求尽快把周凤接到广州治病。但是,海丰县极左势力很快进京,前来阻挠。直到1967年11月中旬,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才按照中央的指示,通过省民政厅,在海丰驻军和群众的帮助下,将周凤从海丰接到广州治病。周凤于1973年3月12日在广州辞世,享年102岁。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上,习仲勋看见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边去买东西。看到这些,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与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

习仲勋到达广州时,由于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仍然受“左”的错误影响,全省工农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调查后,习仲勋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于是,他决定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习仲勋从河南回到北京后,因家中住房拥挤,暂时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昔日的同事和战友,听说习仲勋回到北京都到这里来探望他。由于人很多,又南下在即,时间很紧,他便不得不把每天的接待时间延续到凌晨四五点钟。

方苞:你们这个选题非常好,很有针对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提高年轻一代对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的认识,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传承发扬下去。帮助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做也有利于当前各项事业的发展。

  1967年8月26日,反彭的几个头目操纵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诬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遭“围剿”的群众纷纷上山躲藏。彭湃的几名亲属在这次暴行中相继遇害。1967年“8·26”事件后,周总理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然而,凶手竟然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反动标语。他们大搞株连,对死难者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

  方苞向习仲勋介绍了很多情况,特别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这里曾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将获得的外汇收人部分用以购买副食品帮助群众渡过困难的做法,建议继续搞,希望省里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习仲勋了解情况后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二干部,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的这样一番话,使周围的人非常吃惊。

6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参会干部对个别省委常委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此开展省委常委的整风。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整风放手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领导干部也各自主动承担责任,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经验教训,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

  四月五日,习仲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一到住地就投人紧张的工作。

我们党从建党之初一代一代延续到现在,都十分重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和国家的命运、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的。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依靠它取得了政权,今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依靠它。毋庸讳言,我们党的历史,过去也曾多次犯过脱离群众的错误,但一经察觉,也是依靠它去克服这些错误。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年轻一代,缺乏这方面的实践和深刻体会,通过宣传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深化认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才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中国梦才能实现。

  1973年,黄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聂荣臻元帅办公室周秘书的帮助下,到中南海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仍然记得黄秀文。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当时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在担任南塘区委书记的黄秀文和他父亲黄依成等当地同志帮助下,渡海赴香港。周恩来身患疟疾,连日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一直住在黄秀文家,是黄依成、黄秀文父子每天背着周恩来去找郎中看病。周恩来的病治好后,黄秀文等人用小渔船将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摇渡护送到香港。当黄秀文向周总理汇报了海陆丰发生的令人发指的反彭湃血腥事件以及彭湃遗属惨遭不幸和自己遭到批斗的详情时,周总理极为震惊,亲批了字条交给叶剑英。

  那一天,习仲勋一行回到县城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 起新房。这对习仲勋触动很大。

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彻底清除,这次整风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个别人的发言讲话还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往往上纲上线,言词有些过火。针对一些“出格”的话,这部分人是异常排斥和恐惧的,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了解到这些争论后,8月,叶剑英代表中央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叶剑英的这封信,无疑给了习仲勋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干得对,中央就支持。

  四月六日上午,习仲勋出席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韦国清首先介绍习仲勋和代表见面,大家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热烈欢迎习仲勋来广东工作。习仲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次党中央分配我到广东工作,感到担子很重。我决心和同志们一起,在省委的集体领导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当前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必须努力学习,大力宣传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紧、抓好,把被“四人帮”败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必须赏罚严明,伸张正气,打击歪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广东全省真正掀起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习仲勋在讲话中感情真挚地说,北方水土养育了他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的讲话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感人至深,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时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回忆:“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讲话都用稿,他讲话没有稿子。再者他的话语很朴实。他在讲话中还讲到自己的不足,说自己刚到广东,对这里的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这让我们感觉到他和我们很交心。”

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毛主席就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以后的一些重大决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党的宗旨意识很强,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十分关心百姓的冷暖苦乐。他和人民群众心连着心,他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总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首位,他是坚持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熏陶,几十年在基层的工作实践,长期接触群众,特别是仲勋同志当年宝安之行和改革开放决策所体现出来的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希望你们认真下功夫做好。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专项听取关于海陆丰问题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习仲勋结合所掌握的大量证据和事实,认为为彭湃及亲友平反的时机到了,下决心要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难的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第二天,习仲勋一行从县城出发,驱车前往皇岗。在边防部队的嘹望哨所,习仲勋用望远镜观看了对面香港九龙新界和麻坑等地的情况,并到水围大队走访了“渔农村”群众。第三天,习仲勋在蛇口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一百五十吨,有二百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高兴了起来。

号召全党学习习仲勋

  六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十二月任主任)。会后不久韦国清返回北京,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的工作上,省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则放手由刘田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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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洪的爱人陈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初夏的一天,她在省委珠岛宾馆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习书记手里拿着陈平数月前写给中央和省委的申诉信,信的前面就是周总理亲批的字条。习书记将周总理批条的来历告诉她,握着陈平的手关切地说:“彭洪同志的案子,中央很重视,省委一定会抓紧落实好,对案件进行调查。”

  习仲勋在宝安县还考察了两家来料加工厂,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习仲勋去广东工作时,惠阳地区治水有两项大工程,一是淡澳河工程,一是潼湖工程。习仲勋在视察惠阳地区之后,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水工程不错。习仲勋的讲话传达后,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于9月25日给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说他对惠州两项治水工程的效果评价过高,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凡参加淡澳河工程的生产队,没有一个没有意见的。这条河还没有收拾好,现在又提出整治三江两湖工程,此项工程比淡澳河更大,“淡澳河工程已经是骑虎难下,潼湖这个工程更大,为什么一定要蛮干?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建议习仲勋“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麦子灿还指责习仲勋重视信访工作是“漂亮话,是句空话!”信的结尾还写道:“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这时,习仲勋身体虽然还好,但毕竟六十多岁了。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创伤累累,百废待兴,百乱待理,局面纷繁复杂,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正像他所说:“我到广东前,已经十多年没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要而情况又比较复杂的地方工作,在当时难度毕竟是比较大的。”面对这种情况,习仲勋义无反顾地“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

方苞日记,记录了1978年习仲勋到宝安视察工作的情况。

  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梅县、汕头、惠阳)之行。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的汇报。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10月3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接触了基层各方面的人员,了解了很多新情况,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感触很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习仲勋收到这封信后,在省革委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说其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10月18日,习仲勋回信给麦子灿:“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习仲勋还建议把这封信和他的复信发给各地委、县委,提倡这种好风气。

  习仲勋上任不久,叶剑英就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叶剑英在听取了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初步设想的汇报后,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期间,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您在宝安任县委书记,所以您对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这一段所做的事情肯定是非常了解。特别是1978年,习仲勋同志来宝安视察工作,您当时是一直全程陪同他的,那么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您记忆中的习仲勋同志与您眼中的群众路线?

  根据习仲勋的指示,1978年夏天,联合调查组进驻海丰。调查组历经半年多调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调查组通过走访,找到一名曾参与掩埋彭洪尸体的农民,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具遗骸。再根据陈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其他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也得到平反。参与迫害的人,受到了严惩。

  在听取方苞工作汇报后,习仲勋指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七千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重点讲了“发扬民主”的问题:

  一九八〇年一月,习仲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在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与军队中许多老帅、老将军有着密切的关系。善于协调军地双方的关系,是他的突出特点。他在广东工作期间,十分关心广州军区的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把部队建设作为省委一项重要工作,注意动员地方各方面大力支持国防建设,有效地保障了队在广东的生产生活和训练需要,使部队建设进一步发展。同时,习仲勋十分注意把部队建设与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发挥军队优势,使部队在保卫国防和抗灾抢险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广东人民的拥戴。这一时习期,广东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关系团结融洽,“双拥”工作在全国前列。

方:先讲仲勋同志在广东深得民心的几件大事。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粉碎“四人帮”只有一年多,正是“百废待举”,“积重难返”。仲勋同志面临很多艰巨任务: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要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好城市的鱼肉蔬菜供应,也要解决农民温饱、脱贫致富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每件事都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没有一件小事。解决好每一件事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5日,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他特别强调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习然,全县其他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意沙头角。”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说:“我看主要还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仲勋同志到广东后,很快就抓紧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大的五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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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还说:“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习仲勋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要宝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来运作。

讲到这里,叶剑英特别表扬了正确处理麦子灿来信一事的习仲勋,号召全党学习他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在广东培植死党,安插亲信,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和在组织上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方面,有很大进展,但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在弄清路线是非方面,却不够有力,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

一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抓紧各级党委整风,从省委,到地委,到县委,层层整风。同时,积极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遗余力地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教育。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习仲勋为在困境中的广东省赢得中央的政策支持,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础。

  这次宝安之行,深深震撼着习仲勋。他在想,香港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同时,他经过深入农村实地调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谈话,就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外逃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对他进一步认识和考虑解决广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一个领导干部,要能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民主作风,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正在这时,习仲勋来到广东。他以饱满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方面大量地阅读相关资料,一方面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广东的情况有了基本认识。习仲勋认为,广东省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干部对很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中央的路线方针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有的干部受过去“反地方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后期批修正主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工作积极性不高;有些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依旧,群众意见很大;有些干部因“海外关系”受到排斥而感到不公,心气不顺。

我参加了地委、县委两级整风,领导班子成员都联系“文革”期间的表现,联系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检讨个人应承担的责任,首先班子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在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听取大家批评。地委、县委各用了20多天时间。整风会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严肃认真,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检讨几次才获得通过。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视察。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广东省在历史上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解放后由于处于南海前线的特殊原因,又经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广东经济遭到严重的挫折。

  对于方苞等人提出的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习仲勋雷厉风行,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七月中旬,省革委会便批复同意宝安提出的过境耕作问题。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搞外贸基地建设。不久,省革委会又批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并允许鸡场人员在香港居住。除此之外,宝安的小额贸易也在逐步扩大。

支持习仲勋在广东搞经济特区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不解决干部队伍的这种思想状态,就谈不上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必须用整风的方式,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习仲勋的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借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批”;领导带头整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骨干通过整风弄清思想,统一认识,解决问题。

各级领导班子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实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反思“文革”期间对“四人帮”“左”的那一套盲目跟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实际上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也为如何突破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的僵局,增加了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胆量。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是习仲勋希望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也代表了当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不久,他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邓小平汇报。

  这月中旬,习仲勋回广州处理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到粤东三个地区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考察,看到一街之隔的香港繁华热闹,这边却荒凉冷清。这使他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如果中央能给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广东整风运动的开展有一个发展过程。六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并研究农业发展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对省委个别常委在路线斗争、农业生产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因势利导,及时把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开展省委常委整风。省委领导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文革”期间,广东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遍及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他工作无法开展。习仲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抱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抓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还抓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次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遗留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当时有争议的错案,他也花大力气去统一认识。他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旗帜鲜明,非常认真,非常得力。这是大家公认的。他不回避矛盾,敢于决断,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因为他从心里想着群众,想着党的事业。

  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我们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

  广东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粤东主要是山地,有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以农业为主。习仲勋到粤东主要是就如何加快广东农业发展问题进行考察。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决定,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1月2日至15日,叶剑英到广州休息。在和广东省委常委吴南生谈话时,他说:“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快想一想,得把经济搞上去啊!”叶帅的嘱托,使广东省委加快了工作步伐。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班子成员制订了一个各省委常委带队去全省各地调研的计划,其中吴南生在汕头调研后,于2月21日晚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提出了办类似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一些设想,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发扬当年延安整风精神,初步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束缚。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放手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另一方面,在对人对事的分析和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开始时,有的同志担心把矛盾揭开,捅出乱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没有乱,而且安定团结的局面更加巩固,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断增强”。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又采取会内会外和上下结合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各自主动承担责任,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参加整风的干部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敢于讲出来,使党内生活沉闷的空气为之一变。“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习仲勋在后来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时说:“抓纲整风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的好形式。”因为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思想认识问题,采用整风的方法,可以广泛发动干部起来,联系实际,自己教育自己,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这样就冲破了一些禁区,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

三是仲勋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农民、农业、农村工作。他对“三农”付出心血之多,工作强度之大,也是大家公认的。他1978年4月到广东,当年7月到8月,他就跑了3个地市、20个县,当时广东省约100个县左右,他用两个月时间跑了近1/5的地县,从粤东到南部沿海,珠三角这一带,他都跑遍了。广东的七八月是最闷热的时候,广东与北方对热的感觉不同,南方是湿热,浑身黏糊糊,透不过气,很难受。仲勋同志长期在北方生活,对广东的酷暑很不适应。他当时已上了年纪,在暑热的环境里,他马不停蹄地进行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时不少地方没有空调,有的甚至没有风扇,他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流,他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擦汗,用把葵扇一刻不停地在扇,确实很能吃苦。因为他一心想着群众,迫切地想把广东农业搞上去,才那么拼命去干事。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不久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特区。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习仲勋首先到梅县。他冒着酷暑高温,翻山越岭,深入到兴宁、蕉岭、大埔等县的农村、工厂,在田问地头、养猪场、炼铁炉旁,与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仔细询问揭批“四人帮”和落实政策的情况,了解夏收夏种、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建设、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和养猪等情况。习仲勋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对悔县加强山区建设,打农业翻身仗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4月,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大胆地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六月三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习仲勋在讲话中扼要地总结了省委常委整风的情况,指出:“这次会议,既帮助了省委常委整风,也教育了大家。”会议“按延安整风的精神,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中心突出,方向明确,方法对头,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抓纲治粤、拔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全省各级党委整风说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是解决好边境和沿海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问题。偷渡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现,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广东发生过三次群众性偷渡潮,广东历届省委领导都认真抓,也有成效,平息了风潮,但多是治标,在治本方面效果不明显,而1979年的偷渡潮正是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发生的,仲勋同志标本兼治,特别是在治本方面下大功夫,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我1957年和1962年分别担任东莞县公安局副局长和局长,前两次平息偷渡潮我都参与了。1962年的偷渡外流风,每天成千上万群众往香港偷渡外流,惊动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求广东省委一个月内刹住偷渡风,在北京开会的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电告在省里主持工作的同志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到宝安召集附近四个县的公安局长开会,在讨论如何在短时间制止偷渡潮时,我根据1957年的经验提了个建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层层堵,不仅在边界堵,还要从内陆往边界的公路上多设民兵卡哨去堵。”虽然半个月遏制住了偷渡潮,但这种方式是治标,不是治本。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习仲勋反复强调,梅县地区山多人多地少,要充分利用山区的条件,发展梅县地区的建设。他指出这里的山区有巨大潜力,山多田少,表面上看是不利条件,但是如果能够把山区建设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物产就会越来越丰富,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鼓励大家多在山上造林,种经济林、用材林,发展油茶、茶叶、水果,发展养羊、养牛、养兔、养蜂,发展编织业,采摘各种林业副产品,利用山区的水库、水塘发展养鱼,这样就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和大大增加社员的收入。他还强调,农业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学种田,应把县农场、农科所作为全县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心,搞综合性科学研究,包括种子、土壤、植保、栽培技术等。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对广东省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调研。5月14日,习仲勋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习仲勋总结会议成果,集中讲了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动员全省力量集中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这也是省委常委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广东的农业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粮食每年平均只递增百分之二点三,低于全国的增长水平。习仲勋指出:“农业上不去,一切问题都谈不上。因为首先要解决一个吃饭的问题。”他进一步说:“广东农业上不去,带来一系列问题。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就势必拖全国的后腿,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现在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提出要通过这次全省整风,实实在在地促进全省农业的发展。

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多次到边境社队深入调研,把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潮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抓住了,就是粤港两地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文革”十年尤甚。他下定决心通过发展经济扭转这一局面。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仅看到我们的政策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而且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去解决这些政策和体制问题,取得了标本兼治的效果。他是一个敢说、敢干、敢担当的领导干部,他同意宝安县委提出的:恢复边境贸易;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下放权力给宝安县审批;引进港商投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大力推进供应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基地建设。边境农村从此跳出高度集中的、封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走出一条生路。这是解决偷渡问题的治本之策,对症下药,一抓就灵。边境经济从此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两三年,边境多数农民的经济收入接近或达到香港新界农民的水平。1980年底,境内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风已经刹住,过去偷渡滞留香港的农民在1981年以后回境内定居的逐渐增多,广东群众性偷渡外逃风这个老大难问题,从此获得圆满解决。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共和国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回顾习仲勋面对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推动广东省生产建设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的功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们面前。

  习仲勋还强调,地、县和社队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多和群众商量办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要把那些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各项政策尽快恢复起来。

与此同时,4月29日至6月5日,叶剑英再次赴广东视察、休息。对于习仲勋等人提出的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如何先行一步等问题,叶剑英和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多次进行了深入交流。

  习仲勋在讲话中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广东农业生产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揭发批判,他以养鸭为例来说明“四人帮”奉行的农村经济政策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他说,有的生产队竟然规定农民个人养鸭子不能成群,养两只是社会主义,养三只就成了资本主义。他指出,要彻底改变广东农业落后的状况,关键还是要拨乱反正,找到一条适合广东实际情况的农业发展路子。他要求,要认真贯彻中央连续发出的三十七、四十二和四十七号文件精神,坚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各级党委抓农业就是要抓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搞好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负担,发展多种经营,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特别要通过整风,改变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作风,“树立起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促进广东农业的发展”。

五是为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仲勋同志思想解放,敢说、敢干、敢担当。他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敢于作出同意恢复边境贸易,扩大过境耕作,下放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审批权给县等改革开放的决策。省委无权决定的,他敢于向中央反映,建议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经济体制、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方面先行一步。用改革开放去转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积极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左”的政策,这是刹住偷渡潮的根本之策,也开创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者和早期领导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他为我国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习仲勋来到汕头。汕头紧邻大海,水天一色。久在北方工作的习仲勋,被这里的壮美景色所吸引,连声称赞汕头是个好地方。他在汕头十二天时间里,先后到饶平、汕头、南澳、潮安、揭阳、揭西、普宁、潮阳、惠来、陆丰和海丰等县(市)实地考察,听取了地委、汕头市委和各县县委的工作汇报。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并深人到饶平县新丰公社、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揭阳县三担大队、华清大队,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农业生产情况。

6月1日,叶剑英亲自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在听取一些同志发言之后,他高兴地说:“我同谷牧同志讲,发展经济不能顾北不顾南。现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向中央提出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还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对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叶剑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听完叶帅的发言,习仲勋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习仲勋还举例教育干部要分清路线是非和政策界限。他说,罗定县有一个搞编织的老人有技术,但生产队只给他一般的报酬,他不愿意干就往外跑。为此,这位老人在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中受到批斗,说是“搞副业单干”、“搞资本主义”,并进行了处理。老人的女儿给他写信反映这个问题。习仲勋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农村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却被他们当做资本主义批了,或者砍掉了。你说这究竟是谁在违犯政策呢?前些时,我请荣昌同志亲自到那里处理这件事,落实了政策,反映很好。”他要求“从省委起,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重视农业.要抓‘农、轻、重’方针的贯彻执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农业科研,搞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仲勋同志刚刚结束了十多年被错误关押审查的生活,就敢于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前人未敢作出的决策;在职权范围外,又敢于向中央呼吁,为了什么?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为了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不顾个人得失、进退、荣辱、安危。这反映了他的群众观念强,坚持党的宗旨好。同时,也是他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的结果,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在广东主政两年八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能够有那么大的魄力,那么果断地作出如此重要的决策,说明他无私、无畏,敢说、敢干、敢担当。现在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一直受到广东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习仲勋根据汕头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打好农业翻身仗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他说,汕头地区是人多地少,但需要具体分析,平原是人多地少,山区则是地多人少,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生产潜力。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多地,他们实行水旱轮作和经济作物轮作,全年粮食亩产达二千六百多斤,经济作物也获得高产。”习仲勋充分肯定了黄厝尾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科学种田,抓平衡增产的经验,称赞他们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帜。在饶平县,习仲勋听了县委关于开发山区,实行林、粮间作,“一手抓了两条鱼”的汇报时,兴奋地说,这样做很对,汕头地区有一千一百多万亩山地,这个潜力大得很。这几年山区建设是个薄弱环节,今后要重视治山,把山区开发起来。要把山地划分好,规划好,合理开发。平原地方也可以组织专业队,参与山区的开发建设。

6月5日,叶剑英离开广东回到北京。6月6日,广东省委就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23日,叶剑英参加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在会上再次明确提出广东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加快建设步伐。还特别强调广东要利用好海外关系多的社会条件和亚热带气候的自然条件。

  习仲勋在会议总结中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进行大揭发、大批判。会议揭批了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党羽制造的大批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比如按“四人帮”“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的“南方判徒网”,搜集整理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黑材料,在海丰制造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迫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大量触目惊心严重事件的揭露,把广东省揭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大大推进了一步,广大干部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民主空气大为活跃。习仲勋指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些事件,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展开大讨论、大批判,联系实际,揭露矛盾。一方面教育各级党委,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同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把清查工作做到底。”会上揭发的问题和提出的处理意见,对全省上下震动很大,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注。

  习仲勋还特别重视农村的沼气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他要求地、县要切实加强领导,把这两件事办好。他在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和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等企业,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不比农业少,存在着各自为政,各搞各的,缺乏统一规划的全局观念。

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重视下,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通过整风对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团结广大干部。他说,“四人帮”颠倒敌我,分裂干部对伍,挑动派性,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省委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各种人加以正确处理,合理安排,恰当使用。他指出,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是好的,但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点僵化,有一种‘老大思想’,缺乏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有的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这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他告诫干部:“我们究竟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的共产党员?不少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整风中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司题。”

  习仲勋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提出汕头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努力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逐步把汕头建成外贸出口基地。他还提出缺少煤、电、原材料的汕头地区,要和资源丰富的梅县地区搞经济协作区。

为了表达对特区工作的支持,叶帅率先视察特区,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排忧解难,成为第一个到达特区视察的国家领导人。1980年4月27日,叶剑英到达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工地视察。次日又到珠海市视察。特区创立伊始,各方面都有所不便。时值叶剑英双腿行动有些困难,交通又不方便,且当时深圳住宿条件很差,蚊子又多,他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连床垫也是临时从一家床垫厂找来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叶帅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肯定,他告诉这两个特区的领导人:“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在广东的改革开放遭遇非议和阻力时,叶帅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工作要上去,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要整顿好领导班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领导班子的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脱离群众。”他还提出要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正确处理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自觉维护干部队伍的团结。他再次强调:“整顿作风,刻不容缓。”

  八月四日以后,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研究。在这里,他先后到了宝安、河源、龙川、惠东、惠阳、惠州、博罗等七个县、市。七日,习仲勋在惠州市主持召开了惠阳地委、惠阳县和惠州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对二十多天的“东三区”之行做总结

在叶剑英的关心和推动下,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由习仲勋提出的在广东搞经济特区的建议,终成现实。

  省委常委的这次整风,抓住了广东省问题的关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方苞回忆说:“省委扩大会议开得好。这个会议抓住了广东工作上不去的要害问题。习仲勋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有党性、有革命毅力,来广东才两个月,就抓住了广东上不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路线问题,一个班子问题。”

  通过这次调查研究,习仲勋总的感觉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他看到省委整风后,下面的干部群众感到有希望了,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下去调查研究的多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了,工作初见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一个是农业发展不快,有的还极端落后。在普宁县,他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耕地,非常难过。他说:“解放二十九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当然这是极个别地区的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仲勋深深感到农业上的问题确实不少,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很多问题搞乱了:一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二是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三是搞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四是破坏了党领导农业生产的优良作风,搞什么“割尾巴”、“铲土壤”,限制社员养几只鸭、几只鸡,超过了就要批等等。所以,要扭转广东农业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还是要搞消楚路线是非。

特区正式成立后,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习仲勋不再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正式调回中央工作。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习仲勋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积极配合叶剑英的工作,更加钦佩叶剑英的伟人风范。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我调离广东到中央工作以后,同叶剑英同志直接接触和接受教益的机会更多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他顾大局,守纪律,团结同志,扶植后辈的高尚品德,他渴求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原载:《党史文汇》)

  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广东省直机关普遍开展了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整风。在整顿中,整顿作风,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整顿机关,精简撤并机构,改变党政不分的现象,加强革委会的作用;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文件,干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各地市也积极响应,领导之间交心通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误解和分歧,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领导班子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地市开展整风最早的是湛江地委,接着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和各地委相继进行。为了加强领导,省委领导分别带领工作组赴各地检查指导整风。

  习仲勋深深认识到,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必须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为此,他提出:

  习仲勋高度重视中共广州市委的整风,委托省委书记吴南生参加和领导广州市的整风工作。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广州市委召开为期半个月的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整风。省委有关领导和市委领导干部近四百人参加了十四日的动员大会,习仲勋出席并讲话说,广州市是广东的心脏,工作的好坏,对全省乃至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一定要把广州市的工作搞好。之后他多次参加中共广州市委的整风会议。十月五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市委整风第三次大会,习仲勋再次出席并讲话,肯定了广州市整风运动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加紧做好整改工作,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大干快上。

  首先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对农业理解得很片面,只知搞粮食生产,生产布局不当,不能因地制宜,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特别要把畜牧业和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基层的整风工作。夏日的南粤大地,烈日炎炎。习仲勋冒着酷暑,到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检查工作。七月三十一日,他参加汕头地委整风会议,在讲话中指出,汕头地区整风,要抓林彪、“四人帮”在海丰所制造的大反彭湃事件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这既是汕头地区的问题,也是全省的问题,是全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强调各级干部“要跟上形势,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善于学习”,“各级领导班子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不搞主观主义,一切问题都要经过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才怍处理”。他鼓励汕头地区的干部要团结一心,工作先走一步。

  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要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中央同意这个设想,就能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的整风运动区得了明显成效,于一九七八年底基本结束。这次整风,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使广东思想混乱的局面得到改变,对于把全省工作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各个部门普遍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通过整风,恢复了党在农村的正确路线,落实了中央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农业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干部群众普遍反映,从整风中看到了省委的决心,增强了信心和干劲。年底,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工作时,也把整风运动的做法和收获作了全面汇报。

  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两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的负担。

  对于这次整风,也有不同的声音。整风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人的发言讲话还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往往上纲上线,言词有些过火。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中央经过研究后,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由叶剑英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们说:“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干得对,中央就支持。叶剑英转告的这几句话,对刚恢复工作没多久的习仲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四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按照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迅速作出管理体制的相应改变,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如果中央能给广东地方处理问题一定的机动余地,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接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并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旗帜鲜明地支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习仲勋的这些工作思路,在随后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广泛赞同。会后,有些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如在引进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年底时已达到几十个项目,资金近四千万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产电子表项目,四十天内就建成投产,成为最初引进工作中的突出事例。这些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习仲勋的这些新想法,也成为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上,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尖锐冲突。经过政治上批判和组织上清理,社会政治形势逐步稳定。现实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前进,还是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方面在逐步谨慎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一方面在总体上还试图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当时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影响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的抵制和强烈反对。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还强调要改进工作作风,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意见。他在粤东调查结束时说,我们这次出来要过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共二十一个县、市。虽说是走马看花,但看总比不看好,下去总比不下去好。由此,他再次提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下情,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好处很多。他说:

  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两种主张的激烈交锋最终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组织下,先于五月十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事”的错误观点,揭开了催生新时期发展的大讨论的序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说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事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磨难的习仲勋,虽然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但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义无反顾地坚定站在真理的一边,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的省级领导人。

  习仲勋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育了各级干部,也习为广东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的文章发表后,《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于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转载。对这篇文章,各厅面还存在着不同认识和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文章非常好,切中时弊;有的则认为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种党内思想极不统一的情况下,邓小平于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堪称是《实践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习仲勋在调查中,还感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许多干部在相当大程度上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听不得相反意见,只能听顺耳话和好听话,严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为此,习仲勋要求各地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不久,习仲勋自己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次考验。

  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深刻地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关注着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展情况。六月三十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公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九月二十五日,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就是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勋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勋“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的信最后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习仲勋说的确实如此,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早已论述清楚了的问题。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当时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不认真对待,正确解决,许多事情都无法继续向前迈进。当时正在召开的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勋看,却又不敢隐瞒。没想到,习仲勋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称赞:“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他给麦子灿复信:“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他还委托前去惠阳帮助地委整风的刘田夫,同麦子灿面谈,请刘田夫帮助地委切实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

  六月底七月初,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批判教育战线上“左”的错误,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在广东省推广的教育革命经验,自觉不自觉地贯彻“左”的错误,提出要等学生“读书务农”,要“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歪曲了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干出人才”的错误观点,所谓“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干”就是大办农场、搞劳动,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曲解毛泽东关于主学与兼学的关系,与党历来提倡的教育方针是相悖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经毛泽东圈阅过的,由“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就无法改变,屯昌经验仍然只能说是“正确”的。

  为了活跃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习仲勋同省委常委研究后,把这封批评信印发给各地、市委和县委,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七月四日,习仲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客观分析了“屯昌教育经验”,指出这是“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同时认为“屯昌经验”与“四人帮”搞的“朝农经验”不同,不能说是黑样板,但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的,所以是错误的。不是说今后学校一点劳动都不搞。必要的时候也要到农村、工厂去劳动,但不能把学校搞成农场,搞成生产队。那样,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就学不好,就会影响人才的培养,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推广屯昌经验的后果来看,也是不好的”,“屯昌教育革命经验是省委总结、推广的,责任在省委,不在屯昌的同志。”习仲勋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分清是非、又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习仲勋给麦子灿的复信和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信连同麦子灿的信公开见报后,在全省特别是惠阳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习仲勋同志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使群众增强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只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真正这样去做,充分发扬民主,活跃党内生活,各项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阳地委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了习仲勋和麦子灿的信,对照检查了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后来,习仲勋在回顾这一段工作时说:“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当时没有部署基层也开展讨论,但对省委领导来说,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使我们在重大决策、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作用是很人的。”

  习仲勋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在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中,一时传为佳话。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讲到发扬民主时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

  九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习仲勋在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都有过明确论述。现在,弄清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 “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拔乱反正;对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习仲勋和与会者一起,联系广东的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十九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广东省农业发展比较快,粮食增长速度和人均粮食产量都比较高,鱼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裕,主要是坚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工副业,注重关心群众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群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将广大农民当做“小生产者”对待,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大家指出,现在干部群众对广东农业上不去议论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进作风,就能加快广东农业发展的步伐”。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学习讨论会,“带动了全省陆续开展了讨论,对解放全省干部、群众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九月二十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道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学习会。导语说,广东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联系实际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这是见诸于报端的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和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毫不怕错,叶宜伟帮忙习仲勋专门的学业二三事。  这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不太明朗”,《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习仲勋后来说:

  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一是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二是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央汇报,以取得支持。为此,他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十一月九日,习仲勋等赴京参加会议。

  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我表态早点,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当时也发了通知,要下面讨论。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跟“两个凡是”对着干的。党内有同志讲,凡是毛主席决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说了的,或者毛主席划了圈圈的,今后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不能改动,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发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经常教导我们,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按“两个凡是”办,毛泽东思想不就停止了吗?就像林彪所说的到了 “顶峰”了吗?没有的,还是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毛泽东思想,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那我们就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

  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同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一样,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习仲勋这次随广东省被划到中南组参加会议,召集人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组的成员有邓颖超、廖承志、程子华等中南五省区和广州军区、武汉军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地点在第十四会议室。据王全国回忆,习仲勋、薛光军和他都是会议上的活跃分子,中南组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这段话,说明了当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中,习仲勋尽管恢复工作不久,但他还是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在原则问题上坚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直言不讳,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气概。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即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提出,会议在讨论这三项议题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次学习讨论会后,习仲勋要求广东各地联系实际,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随即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部署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先后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十月五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冲破禁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肃清不了,更谈不上探讨新的问题,也谈不上安定团结,大干快上。”

  华国锋在讲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时说,西方和日本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由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各级领导班子结合整风,联系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整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习仲勋不久后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表态早点,不但表态,而且组织大家讨论,不仅省委讨论、省常委讨论,而且下面的干部、群众也参加讨论。”这样,广东就较好地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出现了思想比较活跃的局面。

  华国锋在这里提到了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习仲勋联系广东省的实际做了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认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当前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实到时候了。国际形势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中共中山县委十月份召开了两天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县委常委和部、委、办、公社、镇党委的六十余位负责人参加。县委常委带头发言,与会者思想活跃。会后,这种讨论会很快推广到公社及生产大队,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全县共开各种讨论会五百九十八次,有近六万人参加。通过讨论,干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框框,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大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还为六十多个被批判的所谓“暴发户”、“庄园主”和“黑旗手”平了反,支持了一部分人在辛勤劳动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当时,像中山这样的例子在广东还有很多。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转人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不满意。对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经验的习仲勋,就这个问题做了多次发言。

  当然,学习讨论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少数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认识,甚至有抵触情绪。也有些单位对这个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与己无关,没有用处。

  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总的感觉写得太散,没有很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有的部分“都是几句口号,情况没有讲明,问题没有讲透”,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如《决定》中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对此,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段部符合实际,不要这么写。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过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的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他反思说,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迟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现在很有必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情况做个基本的估 计”他还针对文件中的说法,强调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不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后来修改文件时,接受了他的意见。

  一九七九年春,习仲勋在传达贯彻四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许多地方还要补上这一课。”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深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不仅领导机关要搞,基层也要搞,讨论一定要结合实际,不要泛泛而谈,才能讨论得生动、深入,真正有所收获。他还指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海南日报》等党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管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这样,我们才能敢于独立思考,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敢想、敢说、敢做,才能生气勃勃。

  十六日上午,习仲勋又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做了系统发言。他说:

  这次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活动,取得了很好成效。习仲勋还领导广东省委把这一活动引人到全省的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和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等会议中,要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他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这场学习讨论和补课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习仲勋后来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我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解决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使我们各项工作重新走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对于促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农业问题上,一定要揭露矛盾,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下最大力气把农业搞上去。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革命和生产,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我们是从农村工作起家的。但现在农业问题却成了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严重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提高自觉性,抓好农业这个基础。我感到《决定》草稿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和揭露矛盾。要面对现实,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必须肯定。但农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还摆脱不了八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并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解放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破坏很严重,加上我们工作方面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有可能、也应当认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不破不立,要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的破坏,拔乱反正,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半年来,我们通过整风,抓住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对习仲勋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回忆说,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广东省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习仲勋赞成《决定》草稿中提出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建议,并提出省、地、县都应设立这个机构,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他回到广东后,就立即在广东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他还建议农业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专业总公司”,“农业的投资也需要增加”。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就如何把广东农业搞上去,谈了他在广东前一段提出的四点意见,并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强调,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复元气上,同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要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海水养殖业、海洋捕鱼业和牧业,多搞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建议国家把开发海南岛作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地区之一。他说,海南岛是个宝岛,要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要搞几个大型的现代化的谷物农场,多生产粮食,为大规模开发海南创造条件”。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纷纷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尽快平反。

  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成员,大多数是像习仲勋这样经历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其中相当多的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有许多反思。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于是与会成员畅所欲言,敢讲真话,都从各自所孰悉的领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大家对于过去那种政治运动不断,一抓生产和经济就被批为“唯年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发展生产中,又不讲究经济效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中,对地方经济统得过死,对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利用不够;对农轻重发展次序,说起来是农、轻、重,做起来是重、轻、农;以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之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在习仲勋来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还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的步子还不大。

  在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中,自然就联系和涉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案件。如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应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与会成员的热烈拥护,也说出了习仲勋的心里话。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明:“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等。广大蒙冤受屈者也对习仲勋寄予厚望,认为他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能够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件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省委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对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一伙对几位老帅的诬陷;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习仲勋首先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提出的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开展工作。其次,他具体深入了解统战部、政协、宗教和侨务等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同时,依靠省纪委进行案件复查,逐一解决,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

  习仲勋和与会代表对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满意。二十七日上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认为对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等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解决得很好,这对今后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很大动力。他认为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功大于过,建议中央在提到其错误的措词时应更轻一些。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第一次开得这样好的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参加这次会议心情非常舒畅,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针对会上许多老干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尚有意见时,说:“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不要计较个人,要多为党做工作。老干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下一代。”他根据华国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扔然没有就实践标准问题明确表态,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外界议论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

  习仲勋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贾延岩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王全国和薛光军三人缺实非常活跃。十二月三日,在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转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和酝酿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等问题时,王全国除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外,并宣读了习仲勋和他及薛光军三人写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们对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示不放心,担心会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那时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王全国读完他们三人的信后,得到中南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签名。于是,这封信在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同时,也全文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这无疑对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系统地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并指示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六月十八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又专门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这两个冤假错案是“四人帮”的爪牙在广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典型案例。

  习仲勋还在会上提出设立中央秘书长的建议。

  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彭湃在海陆丰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陷彭湃是“叛徒”,残酷迫害彭湃的母亲及其亲属,大肆诋毁海陆丰农民运动,那些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也受到打击和迫害。同时,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网”,把在抗战期间隶属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广东南路党组织打成“叛徒党”。习仲勋对这两个案件极为重视。不久,他在深入汕头的调查研究中,进一步实地了解这两个冤案的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加快纠错平反。

  十二月十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习仲勋等九位同志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等人事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这些同志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认为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个别代表认为进入政治局的这几位同志,除胡耀邦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

  六月三十日,习仲勋还安排省委书记、省委纪委书记李坚真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专题发言。李坚真在发言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冤假错案的坚决平反,凡属应纠正的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省委批转了李坚真的发言,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习仲勋在十一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统战工作的汇报,专门就落实政策作出指示。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大,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种情况,他们被查抄的财物、被挤占的私人房屋,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民族工作,要认真解决海南、韶关等地的国营农林场与少数民族社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他要求,把国家拨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款项专款专用,说这样“能办许多事,几年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搞起来”。习仲勋重视政协工作,提出统战部要通过政协这个组织,做好联系各方面群众和人士的工作。他要求,要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老人和老干部安排到政协去工作,不要老说他们的缺点,要多看他们的成绩;对党外老知识分子,不要再提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直接称“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要统战部门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分布情况搞清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并指示做好宗教工作,按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和无神论的自由。关于侨务工作,他要求统战部也要管侨务政策的落实。他还要求列席会议的省委组织部、省计委、省公安局、省财政局、省侨务办、广州市委统战部的负责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协助落实好各项统战工作政策。

  对于习仲勋的这一建议,“许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后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习仲勋注意抓了一些影响大的案件的平反昭雪。在他的督促下,庄辛辛冤案得以平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州人民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其中突出的一个是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青年工人庄辛辛。他于四月七日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写信说:“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庄辛辛因此遭到逮捕和批斗,按“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习议研究庄辛辛案件,决定为其彻底平反。习仲勋参加会议并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天,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广东省为庄辛辛案件公开平反,在全国处理同类案件中是较早的。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冤案平反,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对“二月逆流”、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案平反,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广东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的决心更加坚定。

  十二月九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会上,习仲勋对全省各项工作做出安排部署的同时,集中讲了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广东的“一·二二”夺权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宣布因这些问题受到迫害、株连的人和事予以彻底平反。他还代表省委对广东历史上的重要案件和遗留问题表明态度。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作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还很艰巨,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对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中央郑州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民主。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至于说党内出现了多少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是“四人帮”一伙的捏造。由此,他 们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等人秉承江青一伙的旨意,在广东成立专门机构,“审理广东地下党”,揪“南方叛徒网”,目的就是要反对和否定周恩来。他郑重地宣布,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应该彻底平反;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把广东人民武装称为“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矛头也是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现在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要重新恢复过来,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凶手,交专政机关依法严惩。【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思想。

  习仲勋还再次强调了处理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遗留问题的政策。他说,对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对在“四清”运动中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分错了的,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补定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应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账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全国铺开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十二万四千个;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材料。”

  习仲勋还特别对处理广东所谓的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提出要求。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过去的“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对归侨、侨眷大加迫害。在极左路线横行之下,一九七。年省革委会出台了《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在顺德、台山等地试点后在全省推行。“黑六条”搞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做“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批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海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强调,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采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也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同时,习仲勋对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处理的问题也提出要求。他说,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打击面过宽、处分偏重的情况,伤害了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各地、市、县的一些重大案件,一律由各地、市、县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等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也要一一加以解决。

  第四,他们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中央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这方面的弊病,这次会上多数同志都看到了,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当然在实行步骤上要稳妥点,工作要做细些”。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中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习仲勋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认识和开展工作的决心,大得人心,博得了与会同志的阵阵掌声。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价格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权力。

  会议期间,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仪式,深切悼念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革命战士陶铸,习仲勋和省里的领导人出席。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崇高品质。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蔑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蔑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凡是这类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他们说,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广阔的海洋,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有些轻工业产品和工艺美术也占全国第一位。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有八百万华侨,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旅游,争取侨汇,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大家都说,广东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大有作为,但如果体制上政策上不给地方更大权力,我们也是不能大有作为的。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一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进一步抓紧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指出:“当前要加强省委清查办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机构和力量。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管起来。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紧。省委纪检委可多安排一些老干部,既要处理案子,又要抓党风。省委组织部要安排分批召开小型的退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省委统战部可分组召开会议,听取爱国人士的意见。”

  习仲勋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在习仲勋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先后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切实加强落实政策的机构和力量,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一件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这次会上,与会人员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桑、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们革命的一生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习仲勋还主持了为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半反,恢复了其名誉和省委书记职务。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宣布了要实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人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对与会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习仲勋等人兴奋不已。

  三月二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再次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真正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这项任务,国庆前圆满结束这项工作。之后,省委从省、地、县机关抽调二千四百多名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分赴各地检查验收。工作组共召开了三百四十七次各种座谈会,抽查审阅了二万五千多宗案件,并接待和处理了大批群众来信来访,加快了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习仲勋坚决贯彻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亲自处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二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胜利闭幕。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乃至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市区的北京路路口i大字报写了六十七页白报纸,长达二万六千余字,署名为“李一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习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份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坏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进一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习仲勋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也说明党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习仲勋的民主作风,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川流不息。不久,它便流传到内地,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王洪文则扬言要组织一百万人进行批判。广东省和广州市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立即在机关、学校和工厂组织批判这张大字报的运动,先后组织了一百多场批判会和辩论会,其中不少是万余人的批判大会。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按道理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平反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却反而升级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勋就去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关押在监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勋到广东后,便两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他知道习仲勋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而蒙冤十六年,刚刚平反出来工作,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否则也不敢“这么冒险”。他的同伴也认为“习仲勋是个好人”,对习仲勋寄予很大信任。

  杨尚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在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十年期间,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联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们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语言。习仲勋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仲勋确实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从一九七八年的八九月开始,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十二月二十九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从监狱释放出来。习仲勋并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处理这件事,吴南生多次接见“李一哲”成员,和他们谈话。

  ■着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四人,与他们谈话。习仲勋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提醒他们注意冷静,防止被极少数人利用、钻空子,要把不正确的观点顶回去。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当时正值春节前夕,习仲勋和省委还对他们过好春节做了安排。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习仲勋赶回广东,先在省级领导干部中传达,随即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学习和发扬了中央两个会议的好会风,民主空气活跃,打破了一些过去不敢碰的“禁区”,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解放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深人讨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广东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揭露了干部思想和作风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许多矛盾,并指名道姓地开展了批评,敢讲话,讲真话,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习仲勋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迅速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认识要统一,要有共同语言,思想要跟上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鼓干劲,分秒必争,尽快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这次谈话后,习仲勋感到李正天等人仍有怨气,有必要同他们再谈一次。春节过后,他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再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说,最初定你们写的东西为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为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但我也要承担责任。他对李正天等人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勋诚恳地对他们说,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对待,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问后。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你们受这么多罪,要控诉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这种错误路线我也反对,但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过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我戴了脚镣,还绑了很多绳子,你们没有吧?现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利,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举行闭幕式,杨尚昆主持会议,习仲勋做总结讲话。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广东一定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在农业上来一个大的突破,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要紧紧跟上,要冲破旧的条条框框,采取新的措施。他说:“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王全国也提出,广东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报告中央,要求中央给广东做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权力。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写出报告。

  习仲勋和吴南生还同他们商量了二月五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的事情。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多小时,习仲勋主动承担了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当天下午,习仲勋又根据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批复,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平反大会的问题。

  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要求按照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农业的精神,把广东的农业尽快搞上去。他指出:“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到农业上来”,“省委成立农业委员会,解决农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委员会由我自己先兼主任,同时加强农口干部的配备,加强农业的领导力量。地、县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并以主要的力量分管农业。要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各行各业组织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四月二十一日,省委正式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党组书记和主任,充分显示了广东省委和习仲勋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把农业搞上去的决心。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和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勋和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案件的所有成员。

  会后,省委常委除少数留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基层去帮助指导工作。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八个地区和所属的七十多个县、市,参加地、县召开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同时帮助组织春耕生产。由此,拉开了广东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二月三日晚,习仲勋开完省委一个会议后,于十一点半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谈话直至二月四日凌晨二点半。习仲勋批评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的紧急通令”。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项问题,说明要搞民主集中制,这件事情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他要赶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对他们提出接见“李一哲”案件所有成员和有牵连人的要求,习仲勋当即答应,说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见一见。郭鸿志等对习仲勋为这一案件所做的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深为感动,基本同意省委的意见。

  习仲勋带领的工作组,二月五日晚一抵达肇庆就开始工作,听取地委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座谈。七日,习仲勋参加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精神,把工作做好。要拨乱反正,要把好党风重新恢复过来。他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胆子大一点”。

  四日下午,习仲勋兑现诺言,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案的所有成员三十人。习仲勋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平反会,我就不参加了,广东人多,五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人的口粮在三十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小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习仲勋一行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和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座谈,又同一百三十多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与他们讨论方针政策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问题。习仲勋向大家说:“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央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干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坚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护好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但是,这些人却仍坚持他们的意见,要求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坚持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诺言办事。经过他反复做工作,终于说服他们同意省委的安排,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印发了习仲勋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对习仲勋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基层,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了专题报道。

  二月六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肯定他们当时提出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是正确的,并用一大段话阐述了省委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应该吸取的教训。李正天等三人也分别发言,一致拥护省委对于处理这一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会场气氛活跃。“李一哲”案件的公开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八个工作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

  会后,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习仲勋和省委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思想的统一,推动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农村开始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有的社队就开始恢复六十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这年冬种全省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强了田问管理,各种作物长势良好,经济收人大都有明显增加,干部群众反应很好。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 (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并广泛征求各地、市、县的意见。

  对广东“地方主义”的平反,习仲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涉及面很大,伤害的干部相当多,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当时,广东省的负责人因为广东情况特殊,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二书记冯白驹、第三书记方方等分别做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任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一大批地方干部也受到处分和牵连。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加之有人建议在组建海南区党委班子时过多地提名海南籍干部,被主观地认为存在着一个“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于是省委于当年十二月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撤销古大存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做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

  习仲勋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

  二月四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提出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解决了只顾数量挣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产量联系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系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把生产搞好。这种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提高了群众觉悟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是改变原核算单位,削弱了集体经济,而是更加巩固了核算单位,巩固了集体经济。”由此,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开。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意,讲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给予肯定。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当时在全国也是早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受到全省广大农民的拥护。

  但是,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陈云、黄克诚和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于这年二月九日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这一案件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案件。后来,经过复查,中共中央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宗历时三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错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和“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作业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的乡村,已经悄悄打破这一规定,开始进行“包产到户”。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杨应彬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习仲勋刚从从化调研回来,就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汇报了“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但当时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名”中,洲心公社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习仲勋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中有“两个不许”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发[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许”②的规定,也知道从化两个大队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这些规定,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出了支持他们大胆试验的决定。

  对习仲勋在为“反地方主义”这一错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吴南生有这样的评价:“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广东省农村的最初改革,还体现在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广东农村同全国一样,长期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结果导致多种经营生产萎缩,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习仲勋等广东省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开 拓视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意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 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又提出:“要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今后生产队只要保证完成国家下认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计划,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习仲勋指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产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于是,广东各地、县开始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下半年,习仲勋到新设立的深圳市宝安区视察时,专门了解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放苞后来回忆说,过去粮食种植面积多少是死的,只能多种不能少种,粮食上调也是死命令,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农民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过死,其他难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习仲勋来到广东后,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为了满足香港市场的需要,省委批准宝安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将五万亩稻田改为塘鱼等鲜活商品生产基地,鲜活商品发展起来了,满足了香港市场的需要,也使群众增加了收入。

  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广东虽然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但是全省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三百四十斤,比上年增产十五亿斤;花生、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有较大增长;社队企业、家庭副业都有较大发展;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收入明显增长。

  广东省在农村实行的“五定一奖”责任制,虽然克服了“打大捞”的现象,却无法解决“打小捞”的问题,包产到户由个别地方逐渐扩展起来。习仲勋和省委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要切实帮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在继续增加。

  一九八〇年春,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工作组进行春耕生产大检查中,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田都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的部分“三靠队”,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二十七日,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说:“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要同群众顶牛。”“一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第二是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单干。一些特殊困难的社、队,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并且农民群众一时还不愿意改为实行联系产量到组或实行定额管理和评比奖励的,可以允许继续实行。但一定要讲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他提出,省直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下去,和当地党委一起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这些问题。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意见,省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分赴十六个县调查研究。

  这时,全国也正在为集体“阳关道”与个体“独木桥”展开激烈争辩。许多领导干部赞成清除“左”的思想错误,却激烈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办法去强力阻止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广东的做法,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能够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已经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风险。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如拨云见日,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吃了定心丸。

  习仲勋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联系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随着实践慢慢地转变,决策也更加符合实际,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

  九月,习仲勋来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地区视察。在徐闻县,他在县、社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 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力争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正确意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实行正确的领导。

  习仲勋的这一段话,语重心长,引人深思,是他这个“老农村”对自己这几十年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长篇讲话以来,他的思想随着党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而发展,其间也走过了难以言说的历程。但有一点习仲勋始终坚持着,这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广东虽然对包产到户经历了逐渐认识的过程,但他对群众不批不压,没有硬扭,没有重犯党的历史上几次把包产到户强压下去的错误。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十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随即发出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文件的通知。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鼓舞下,过去“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由暗变明,过去想搞的也很快搞了起来,到一九八〇年底,广东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十一亿斤,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五十一元,达到二百七十四元。农村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粮食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农村出现了新的生机。

  在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下,广东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农村改革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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