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长征中叶剑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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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 一前往江西苏区 一保护革命骨干 ■ 特约记者 长征中,叶剑英既全力“争”又坦然“不争”,正确处理了为谁“争”为谁“不争”,“争”什么“不争”什

  一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

  一前往江西苏区

  一保护革命骨干

■ 特约记者

长征中,叶剑英既全力“争”又坦然“不争”,正确处理了为谁“争”为谁“不争”,“争”什么“不争”什么,怎样“争”怎样“不争”的问题,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建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没有被会议所接受。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因叶剑英支持毛泽东,便同毛一起回到后方。

  1930年初秋,叶剑英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的热情欢迎。后来,周恩来便安排他与留学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由中央军委送往各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参照执行。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组成了25人的苏区军委,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黄公略、邓小平、刘伯承、邓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为军委委员。转眼又进入了新的一年。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叶剑英列席了这次会议。①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这时起,以玉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

叶剑英传,长征中叶剑英的。对于个人来说,85岁已是耄耋之年,步履蹒跚。然而85岁的西电,她正处于高速发展。新的血液和力量不断加入进来,后浪推前浪,于是我们的西电也就愈发成熟而活力绚烂。回顾西电85载春秋,往事并不如烟。前辈们经历的战火硝烟,就是一部西电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史。如果我们要在这部发展史中,找出一个最艰难的篇章,那必然就是长征。

叶剑英传,长征中叶剑英的。为革命战友而“争”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

  对王明等人的“左”倾观点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叶剑英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深为不满。因此,他对王明等人此时进入党中央的领导层,心中产生了种种疑虑。但是,由于他刚刚回国,对党中央的内部情况还不够了解,加上他一向组织纪律观念很强,所以,心中疑虑没有表露出来。

  广昌失守之后,整个战役失败已成定局。

西电的前身红军通信学校自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来,就一直紧随党中央身边。任弼时同志曾说:中央委员加电台,就是党中央。有人说,西电的发展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句话非常确切。

红军抗日事长征,

  这时,正值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之际。

  不久,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到江西苏区工作。叶剑英启程之前,周恩来找他谈话,向他详细了解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同时告诉他,到苏区以后,先到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工作。叶剑英表示完全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设想,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

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生死存亡的时刻,也是红军通信学校发展最艰难的时刻。

夜渡于都溅溅鸣。

  中革军委针对蒋介石的“围剿”部署,依据红军的实际情况,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7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他挑起两副重担,一方面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配合东北战区的主力这军,反击敌人的“围剿”,一方面领导红军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

  那时,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一般都要经过香港,绕道广东,再入闽西。1931年1月下旬,叶剑英从上海乘船,抵达香港。他找到弟弟叶道英的住所,见到了母亲。母子久别重逢,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母亲多么希望成年的大儿子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但当她知道儿子肩负重任、只是路过香港时,又非常担心。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心里明白,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曾悬赏十万大洋通缉自己的儿子,至今他们是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对象,而香港的情况又非常复杂,国民党特务到处跟踪搜捕共产党。想到这一点,她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发生意外。叶剑英为了避开敌人耳目,只好经常变换住地。后来,他移住到跑马地老同学佴皇鸟家里。过了一段时间,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邓发派来接叶剑英的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达香港。卢伟良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交通,也是梅县人,先后护送过许多党的重要干部进入苏区。他到香港后,辗转找到叶剑英。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

  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到任后,首先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及时地向军委提出了干部配备方案。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部分被打击的干部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深入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深感其中的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有的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有的则是编余干部。他认为,既不能把党的这些宝贵财富视为“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力主这部分干部应该得到保护。于是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率领各野战部队、机关共计8.6万余人撤出根据地,向湘西进发,开始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风雪长征路,不可能把所有机关、设备和人员都带上。因此,党中央在长征开始前,便将苏区根据地实行整编,就地解散很多机关、人员。哪些跟着党中央走?哪些解散?人员去留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党中央在根据地创建的若干所学校的去留问题。

梁上伯坚来击筑,

  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它是以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和一、三军团随营学校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1931年11月,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校校长。1932年初,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中革军委还先后选派周以栗、林野、左权、欧阳钦、杨至诚、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陈伯钧、张如心、危拱之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另外,还调李伯钊、赵品三、石联星、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崔音波等负责开展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

  叶剑英向卢伟良询问去苏区的路线。卢伟良回答,通往苏区有水陆两条路可走。叶剑英表示要走陆路。当时准备同行的还有蔡树藩、陈友梅等。

  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要枪毙的一类。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此后,叶剑英与边章伍一起共事多年,从未向边提起此事。当边章武知道了这件事时,激动地向妻子陈宛文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救命之恩!此事一直传为佳话。

在苏区根据地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党中央办有各种形式的学校,可谓“红校之花绽苏区”。选派到学校学习的都是红军中的优秀青年。当年处在游击战,边学习边打仗,学员一毕业即上前线。

荆卿豪气渐离情。

  苏区中央局对创办这所学校十分重视。在建校之初,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军指挥员。经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红校已初具规模。①红军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校部领导一身三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和学员。驻校学员仍保持战斗序列,编成连队,学制3至6个月不等,具体时间根据所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而定。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部队管理教育等。

  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叶剑英与家人共进晚餐话别。他没有想到,这竟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年3月7日。

  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悄悄做好事,却从不宣扬自己的人。他在组织人事问题上,一向严守纪律,不随意议论不该议论的事情,不封官许愿,不送人情,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立常那张干部“名单”是一个信号。叶剑英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自己有责任保护好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

中央根据革命战争最大需要,最终决定留下4所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红军通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马克思学校和红大分别为红军培养政治干部,军事干部。红军通校和卫校则属于专门学校,负责培养红军通信人才和卫生人才。

1962年,叶剑英奋笔疾书,写下《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往事如电影一样,浮现在他眼前。

  叶剑英到校上任时,红校第三期学员尚未正式毕业。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与训练部长林野、政治部主任①访问何长工、孙毅谈话记录,1986—1988年。

  是与母亲最后的诀别。①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些干部能分配到各个军团和安排在军委机关的尽量安排,随时可以调入。这样,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就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都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这4所学校跟随党中央参加长征,边行军边学习,这就叫“长征路上办学”。

那是1934年10月18日,夜晚,于都河畔。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

  欧阳钦、校务部部长杨至诚以及一线教学人员多次座谈,他很快就了解到,经过刘伯承等历届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学员的共同努力,红校虽已初具规模,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有些领导和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学校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学质量也急待提高。叶剑英当即召开校务会,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刘伯承校长好的传统和作风,把红校办得更好。他在会上总结说:我们苏区的红军,从三、四年前的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没有受过基本的军政训练,组织指挥能力与实战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养提高。蒋介石连续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正在纠集重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极需扩大红军,保卫根据地,而扩大红军就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

  ①访问卢伟良谈话记录,1991年5月。

  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进行保护,但由于自身处境也很困难,对一些被硬行留下、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①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刘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帐,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部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又何尝未反映过呢?他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1962年,叶剑英在《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中赞曰:“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①这是多么激越悲壮、寓意深邃的诗句啊!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送行惜别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想起战国荆轲刺秦王,与易水畔击筑送行的好友高渐离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伯坚的壮烈一生,令人景仰不已。叶剑英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部分外难过,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他惋惜地说,他们在长征前有意甩掉的许多好同志,后来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随军长征四校之一的红军通信学校,就是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正是通信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通信人才成为党中央和各部队的“宝贝疙瘩”。红军急需大量通信人才,红军通校紧跟党中央,坚持在长征中办学,胜利到达延安,并有机会不断发展壮大。这说明从那时起,我们西电发展与民族的解放事业共命运,与共和国的缔造历程同行进。

于都河畔的夜景是美丽的,而红军将士的心情却是极其沉重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都河边,一支支队伍疾驰而过。河岸上,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默默无语。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似乎在挽留红军。刘伯坚望着正在过河的队伍,恳切地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叶剑英深情地凝视着这位老战友,心潮起伏。

  所以,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二闽西肃反的困惑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而红军通信学校的创办,颇有一番传奇色彩,其源于一场著名的战役龙岗战役,以及一个被俘后积极参加红军的国民党中尉报务员。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回国,担任冯玉祥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翌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由于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排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他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以党和红军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在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勉励同学们到前方去,把所学的知识带到红军中去,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斗争的精神,去消灭敌人。①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前线需要的人才,叶剑英经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扩大招生名额,由第三期的1500人,扩大到第四期的2160人。同时在原有的几个学员连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军事团、政治营,还成立了上级干部队,分别培养基层和团以上军政干部。学制分为三种情况: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4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都是6个月毕业。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他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红校的教学和训练必须从红军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他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三大任务,红军内部的官兵关系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讲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军、政教学比例,军事团为6比4;政治营为4比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比3,政治班为3比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

  叶剑英辞别家人后,与卢伟良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扮作互不相识的旅客,一块从香港乘船,到达汕头。登岸后,改乘汽车至澄海。接着,开始步行。从黄冈圩到埔东一段,都是一些崎岖难走的山路,且常有反动民团和土匪出没。他们翻山越岭,躲过敌人的盘查,加紧赶路。为了减少赶路的疲劳,叶剑英一路上讲解《红楼梦》里的故事和诗词,还时常讲些笑话。经过一段艰苦行军,他们到达埔东游击区。游击区中共县委负责人饶龙光、贺遵道知道叶剑英等安全到达,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他们。县委负责人请叶剑英给大家讲一讲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叶剑英不顾旅途疲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同大家座谈,了解当地斗争的情况。他们在埔东住了三天。然后,县委派了一个班的红军战士护送叶剑英等人到达虎岗乡,受到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邓发的热情欢迎。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39页。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短短3年后的1930年,红军发展到13个军,约10万人,建立了15个根据地。人员的增多,地区的扩大,战事的频繁,通信就是个大问题。当时,红军装备落后,通信靠联络员的两条腿,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稍纵即逝的战机。1930年,毛泽东在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八月攻长沙不克的原因之一是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红军领导人,叶剑英何尝不想让他与自己一道长征呀!叶剑英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反映,建议让刘伯坚随队长征。但此时叶剑英自己也正受到“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排挤。叶剑英是1931年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的,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叶剑英渐渐认识到,毛泽东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心里对他非常敬佩。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的时候,叶剑英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此获罪于“左”倾路线领导人,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2年,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叶剑英因为支持毛泽东,也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改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6月,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攻打福建连城,战斗失利。叶剑英向中革军委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博古、李德借机把叶剑英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对于个人职位高低、得失进退,叶剑英从来不争,也不屑于争。他多次和别人说:“我不是因为穷,我是为了理想才参加革命的。”叶剑英入党前,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受蒋介石的赏识,担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师长,享有优厚的待遇。行军时,有两匹马供他使用,一匹让他骑,一匹驮着美酒、咖啡、高级奶粉供他享用。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毅然决然地同蒋介石决裂,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叶剑英舍弃荣华富贵,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无怨无悔。在叶剑英看来,生命都可以牺牲,个人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呢?几十年后,叶剑英在谈到往事时,感慨地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毛泽东曾动情地说:“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的意见坚持的人不多,剑英算是一个。”还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这样的时间比例,符合教学工作的实际,有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

  虎岗乡在福建永定县,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村村有游击队员、自卫队员带着大刀、长矛在放哨,家家墙壁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穷苦百姓们由于打土豪分田地,个个喜气洋洋。置身于这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叶剑英感到十分畅快。

  二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

红军的迅速壮大引起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恐慌,这成为他统一中国的绊脚石。于是1930年10月,他亲临南昌,组织四路大军共10万人围剿苏区根据地。这就是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叶剑英为自己的事从来“不争”,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同志,他总是尽力去“争”。准备长征期间,叶剑英担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也有极少数同志的确有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还有一些干部,由于编制限制,一时没有安排工作。“左”倾错误领导人把他们都视作包袱,长征之前,想杀掉一批,留下一批。叶剑英痛心疾首,利用自己的身份,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多次向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全权负责中央红军长征工作)提建议,强烈要求让这些干部参加长征。叶剑英说,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应该得到保护,随军突围转移。当时,国家保卫局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叶剑英耐心地做保卫局负责人的工作,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逐个陈述自己对名单上干部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当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长的边章伍被内定枪毙,叶剑英动情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就这样,边章伍被保护了下来,并参加了长征。而叶剑英与边章伍共事多年,却从没有向他透露过这件事。解放后,边章伍从其他同志那儿知道了这件事,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被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为了保护更多的干部,叶剑英向军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被保护下来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名誉并分配工作,他们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是留苏、留日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叶剑英确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边学边教,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如蔡畅、伍修权、张如心、朱瑞、郭化若、吴亮平、孙毅、冯达飞、陈明、武挺、王智涛、武元博(后改名洪水,越南籍)以及后来的陈唐、边章伍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员。除此之外,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到校作过报告。

  然而,叶剑英在虎岗乡也遇到了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即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天,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肃反大会,邀请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盛情难却,他只好按照一般情况,在会上讲了肃反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终于发展到了逃跑主义。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以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从阵地撤下来,集中在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随后,第五军团亦从阵地撤离。紧接着,中央颁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出发日期和到达的地域。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纵队下辖4个梯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此外,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等单位组成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朱德和毛泽东英明领导,两人制定的反“围剿”战略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粉碎围剿。如果把蒋介石的十万大军看做是一个攻击苏区的大拳头,那么诱敌深入就是让这个拳头展开,露出五个手指,然后集中兵力,依次砍掉每个指头,这就是各个击破。中央在苏区根据地经营良好,利用有利地形,发动苏区群众,用有限的兵力将这一招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争”与“不争”的个中滋味,难以用语言表达,有喜悦,更多的是屈辱。为争取刘伯坚随队长征,叶剑英多次犯颜直谏,一再遭“左”倾错误领导人的白眼,他们训斥叶剑英“婆婆妈妈”,始终不同意让刘伯坚参加长征。面对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请求,叶剑英悲哀地叹了口气。刘伯坚非常理解叶剑英的处境,松开叶剑英的手,两人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据孙毅回忆:“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叶校长要我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请教。有一次我还得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定期开总结会,表扬和批评开展得很好。

  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不知残杀了我们多少革命的工农兄弟和革命领袖。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也决不能“姑息”、“仁慈”,对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要以革命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利益为前提。叶剑英因刚到苏区,不大了解情况,认为为了巩固根据地,有必要进行肃反;但又认为不能乱抓乱杀。所以在谈到处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时,他强调决不能用报复的手段,而应当用革命的法律。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而被降职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从这时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前四次反围剿中,该战略屡试不爽。可惜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李德觉得红军游击战是土匪习气,不符合英勇红军身份,换用所谓正规战,和敌人打阵地战,导致红军损失殆尽。

主力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在南方坚持领导游击战争,不幸在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就义时年仅40岁。

  叶校长说话很和气,不发脾气,和蔼待人,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触。”

  叶剑英讲完以后,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大讲特讲所谓苏区的“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案件。叶剑英听了,感到迷惑不解。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苏区保卫部门负责人对一些“犯人”进行宣判。当保卫部门负责人念完一个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后,主持会议的人就高声问:“犯人该不该枪毙?”台下的群众举手说:“枪毙!”就这样,有10几个人被判决处死。有的“犯人”听到判决后,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①叶剑英目睹这一情况,感觉有点不对头,就问会议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耍的花招,你看反革命分子多阴险,临死的时候还欺骗群众咧!叶剑英对这种解释很怀疑,心想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他初到苏区,不熟悉情况,不便多说。几十年后,他回想起这件事,感慨地说:“今天看来,那时的打击面过大,有些不应该杀的杀掉了,不应该抓的抓起来了,这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是很令人痛心的。”②①访问罗明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从于都西南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11月8日,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与宜章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12月1日,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砍掉的第一个指头便是倒霉的国民党第18师。1930年12月30日,18师不熟地理,贸然前进,正钻进红军设在龙岗的伏击圈,18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被俘,包括一条大鱼——师长张辉瓒。毛主席开心地因此作诗曰:“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因为这首诗,张辉瓒三字天下知名。

叶剑英经常回忆这段历史,痛心不已。

  二严于治校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年3月7日。

  在突破这道封锁线时,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前堵后追,博古等领导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红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很快地减到3万多人。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彼时国民党的装备远优于红军,每个师部都配置电台。18师的电台和10名报务人员一同被俘。缴获战利品时,红军战士们发现一个铁疙瘩——电台。这是一部英国造15w军用电台,由发报机、收报机组成,配套设备包括发电机、充电机、蓄电池和油料,所以体积庞大。战士们不知何物,也带不走,便扔了颗手榴弹炸毁它。等到上级赶来制止时,发报机已被炸毁,只剩下收报机可用,相当于半部电台。

  叶剑英在办校中,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在校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日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说,“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他明确提出,学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作息制度,要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如有违反者,要进行严肃批评。他强调通过平时的养成教育,培养学员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良好的带兵方法。

  叶剑英在虎岗乡停留期间,还积极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他对红军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扩大红军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视。

  突围行军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一路上,他最关心的是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

我们西电校史中有“半部电台起家”之说。没错,指的就是这顽强的挺过手榴弹轰炸的半部电台。而利用这半部电台,日后奠基起红军通信事业的功臣,则是18师的一名报务员。

  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学校领导干部在管理教育和实际操练中,处处体现“干部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学员,形成了良好校风。

  三参与反“围剿”的作战指挥

  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被俘的10名报务人员中,中尉报务员吴人鉴带头参加了红军。他的坐像而今矗立在西电北校区花园中,吴人鉴就是王诤。参加红军后,他改名叫王诤,之所以改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小时候读书时就很敬佩历史上一个叫王诤的人,敬佩他身上所具有的“诤言笃信,刚正不阿”的品质。

  严于治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确实提高教学质量。采用什么样的教材,教给学员什么知识?这是能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叶剑英亲自过间,严格把关。红校原来使用的军事教材,主要是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兼收德国、日本的操典等内容。叶剑英经过反复研究,感到不能老学外国的,应当依据红军自己的经验,结合红军的特点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于是他主持编写了《步兵战斗条令》、《指挥艺术》等教材,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叶剑英一行在闽西停留了一个多月以后,于1931年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

  红军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这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在一座高山上,叶剑英停下脚步,与警卫员、马夫一起稍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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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办校中对教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也提倡教员严格要求学员,“严师出高徒”。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课前一定要撰写出授课提纲和讲义来。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团也来到苏区,并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到达苏区之后,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等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时剑英为总编辑。①叶剑英领导编委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作家的著述,并出版发行不定期的杂志等工作。

  叶剑英脚踏雷公岩,微蹙双眉,举目四望。耳旁正响着密集的枪声,那是后卫部队在阻击敌人。脚下,是几乎90度的陡峭险峻的悬崖,一条一尺来宽的石梯路,从山脚蜿蜒而上,旁边就是万丈深谷。走在这样的路上,令人头晕目眩,胆颤心惊。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同志们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此情此景,使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在这批人中,王诤学历最高,他于1929年春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通信科,通晓无线电技术。1931年1月3日下午,朱德和毛泽东在红军总部接见王诤和其他报务人员。两位首长欢迎王诤等参加红军,勉励他们为建立红军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首长的接见让王诤深受感动,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工作,他于1934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建立了功勋,是位卓越的领导人,成为新中国首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长,领导起全国的通信事业,被毛泽东主席成为“通信鼻祖”。

  教员讲授之后,还要组织学员讨论,每周两次。他要求教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形象教学。他组建了红校模型室,展出各种兵器模型、各种战术图解、政治图表以及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仪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余件,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

  此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前夕。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于4月又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

  红军继续艰难前进。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叶剑英马上具体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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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红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较好地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教员、学员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允许进行民主讨论,实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学。学员对领导和党员的缺点也敢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

  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劝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面迎击敌人。②由于会上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未明确表态。

  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叶剑英摔倒在地。

随着战事发展,红军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通信网,培养通信人才越发重要。中央决定,由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王诤,负责组建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1931年1月28日,朱德、毛泽东发布《调集学员学习无线电的命令》。

  在经委会管理下,连队每月结算,公布帐目。由于勤俭节约,每人每月尚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分到少许伙食尾子,用来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由于会上几种意见的争论相持不下,无法统一,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有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说: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三好”,即红军好,群众好,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依靠群众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预想的战场去消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许多军长、政委踊跃发言,主张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参谋长,你?!受伤没有?”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

1931年2月10日,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宁都小布开学。这是人民军队通信教育史的开端,也是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之始。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红校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很注意活跃文化生活,创造一个“严”与“宽”相结合的环境。学校的俱乐部和各连队的“列宁室”经常举办墙报、球赛、演讲会、娱乐晚会等各种活动。在叶剑英的关怀和支持下,红校还组织了文工团。此外,还有一批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留学归来的业余文艺骨干,像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石联星、施月娥,以及作曲家崔音波(朝鲜籍)等。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晚会。叶剑英和其他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晚会。叶剑英会唱许多歌曲,还会弹琴,何长工会吹笛子,两人经常在晚会上表演弹琴唱歌,每次都博得大家喝彩。教员、学员欢聚一起,演出各种自编的节目。嘹亮的革命歌声,多彩多姿的红军战士舞,使校园充满了乐观和活泼的气氛。

  会议接着讨论如何打的问题。

  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制4个月,教员包括王诤、刘寅等,大多是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国民党电台人员。学员是从各部队挑选的优秀青年,第一期共选派12名战士,毕业后即迅速分配至各军电台工作。当时,毛泽东总政委听闻训练班还缺一名政治教员,便亲自为学员上政治课。朱德总司令经常利用晚上时间,来训练班和师生们谈心,讲述革命形势,阐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作用。

  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在严格要求教职工的同时,十分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备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教他们识字、学文化。有时部队的同志给他送来狗肉,他便亲自下厨,做“狗肉餐”,和大家一起享用。

  有人主张先拣小的打,林彪等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先拣强的打,“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他接着说,我主张打中的,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毛泽东提出先在赣江西边打兵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①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九号通令,1931年4月17日。

  范希贤将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然后叫马夫立即去报告卫生部。

1931年11月,从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起,训练班改名为红军无线电学校。到1931年底,红军已有19部电台,各军团、各军均配置了电台及电话队。1933年3月,从红军无线电学校第六期起,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简称红军通校。

  叶剑英不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体贴入微,对其他的同志也是如此。凡是和他交往过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担任中共湘赣省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率领湘赣代表团来到红军学校见习和进修,叶剑英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与王震倾心交谈,并同他一起研究教育训练课题,嘱咐他回去要办好学校。

  ②在瑞金、叶坪纪念馆、江西省委、瑞金、宁都县委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90年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可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根据地。叶剑英在会上边听边记,认真思考。他听到毛泽东精辟的发言,茅塞顿开,衷心拥护。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当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在流血。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他虽然感到痛得厉害,但却坚强地忍住,平静地回答说:“没关系,不要紧。”

红军通校的师生,始终紧随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在作战转移、流动中办学。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通校共举办11期,培训学员2000余人,均分配至红军各级通信分队。通校的创办,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技术保障,迅速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震回忆说:“我在中央苏区未见到叶剑英以前,以为这位智勇双全,久享盛名的‘参座’,一定是上了年纪的首长。不料见了面,他竟是那样年轻,富有朝气,又是那样朴素,谦恭和蔼,使人深感可亲可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种严于治军、严于治校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①据郭化若、刘少卿、王智涛、吴亮平回忆,这一时期,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有些在军队和政府工作的同志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同志被送到红校以后,“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红校继续对他们进行“斗争”。叶剑英则顶住压力,采取灵活的办法,将这些同志保护起来,使他们免遭更大的不幸。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叶剑英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他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公分深。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医生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①叶剑英对待自己负伤不大在意,但他对待别人却非常关心,使许多同志感受到温暖。他带伤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仍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办学校培养通信人才,目的就是保证红军打胜仗有把握。在半部电台基础上创办的红军通校,培养出的通信战士们不辱使命,在历次反“围剿”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国民党各部队之间的往来电报,将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和求援呼救等情报,如同雪片一样送进红军电台的搜索圈,成为中央首长指挥战斗的重要依据。

  ①王震:《叶剑英在1976》序言,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页。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指挥下,又从7月至9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叶剑英积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出席军事会议,深入前线,指挥莲塘、良村、黄坡、老营盘、高兴坪等战斗,歼敌17个团、3万余人。①苏区中央局会议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和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自己后来常说,那几个月,使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关键性的“飞跃”。通过会议的争论和战争实践,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料敌如神,知己知彼,素孚众望,深得人心。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特地找到毛泽东,主动地向他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①毛泽东对叶剑英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欢迎。

  三在遵义会议的旗帜下

1931年4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围剿”。

  三按实战要求教学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寒冬腊月,冷风逼人。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和阻击下,冒着严寒,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艰难前进。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了湖南省通道县后,中央部分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毛泽东鉴于红一方面军渡湘江所受的严重损失和蒋介石在湘西靖县、绥宁、武冈一带企图围歼我主力红军的部署,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王稼样、张闻天、朱德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坚持原议。

面对来势汹汹的20万敌人,仅有3万人的中央红军决定隐蔽行踪相机歼敌。以弱胜强,准确的情报是制胜关键。王诤领导下的无线电队,日以继夜地投入到侦察搜索中。5月12日,电台听到敌28师公秉藩部电台给吉安留守处的电报内容。朱德、毛泽东看到王诤送来的情报,如获至宝,根据敌人电报内容,迅速部署,调动部队设伏击圈。5月16日,敌28师全部、敌47师一个旅如期闯入红军伏击圈。攻敌出其不意,敌全部被歼。

  叶剑英在办校中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即经过红校熔炉冶炼的学员必须成为符合实战要求的指挥员。

  四红军参谋事业的奠基者

  红军继续前进,于12月15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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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毕业后回到部队的学员来信反映,在学校学的内容大都很管用,但有些课程联系实际不够,说的多,练的少,打起仗来用不上。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强调少讲空洞条文,侧重实际演练,多搞野外演习,加大训练难度。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黎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

此时,红军作战15天,横扫700里,五战五胜,王诤和红军电台立下了特殊的战功。人民军队也由此首开技术侦察的先河。

  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演习攻防科目,多选择夜暗阴雨天,涉溪水,踏深谷,钻密林,抢占山头。他鼓励学员说:“苦练才能学到真本领。现在多吃点苦,战场上就可以少流血。”

  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一般称总参谋长)。11月27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为了贯彻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1935年1月7日凌晨,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1931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围剿”。

  “身教重于言教”。叶剑英身为校长,深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能只对别人,而要从自身做起。他处处率先垂范,为人表率。每天很早起床,和大家一起出操跑步。他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坚持在单杠上做打车轮、大旋转等难度较大的动作,给大家作示范,使许多青年学员敬佩不已。凡全校性的演练,他总是亲自审定预案,亲自主持现场示范,和大家一样在风雨中操练。瑞金城方圆30公里内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了阅兵式,叶剑英担任阅兵司令。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据黄鹄显、曾三、吕黎平等回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负责军委纵队的工作,还要领导军委一局的工作,每天不但处理大量上报下达的文电,有时还亲自起草电报。

此时,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已结业,毕业的12名学员之一的曹丹辉,分配担任红三军军部报务员。7月23日下午4时,曹丹辉侦收到国民党剿共总司令何应钦发给各部队的一份“万万火急”电报。电报限10天扑灭共匪,全文324个字,详细列举了蒋介石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部署。曹丹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密码全部破译出来。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阅后,立即报告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和朱德依据该份电报,在敌我力量悬殊为10∶1,根据地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乘虚蹈隙,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一连三仗三捷,缴枪万余。

  1933年2月,红校第四期学员即将毕业。毕业前夕,叶剑英组织全校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他把全校学员编成东、西两个师,主要课目是演习行军、宿营、进攻、防御,还有政治宣传工作等。按照预定方案,东、西两师从瑞金出发,至汀州进行巷战,至河田进行城市防卫战,在王田圩进行遭遇战。整个演习从2月4日至12日,共用了9天时间,使全体学员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受到了一次艰苦的磨练。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也很不完善,机关和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司令部机关在组织指挥上误时误事的现象日趋增多。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在朱德等的支持下,叶剑英与有关同志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按照这种编制体制,将原来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一些机关部门予以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并对各机关的职责予以明确规定,进行了严格的分工。有一段时期,红军仿照国民党军队编制,也在司令部内设立了副官处。在精简机构时,叶剑英提议将副官处取消,其有关业务工作合并到管理部门。红军过去行军主要靠向导,不重视利用地图,有些参谋人员见到缴获来的敌人的地图后,看不懂,随便就丢了。后来在叶剑英的明令要求下,作战部门专门成立了地图科,注意搜集敌人的地图,学习利用地图,指导行军作战。此外,叶剑英还重视运用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组织电台人员有计划地侦听和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从而获取了大量敌人的情报。在通信建设方面,叶剑英十分重视统一全军的号音。那时,红军部队行军、作战和平时作息,大都是通过司号员吹号来统一调度。由于全军的号谱不统一,一些部队在行动中常常发生混乱现象。为此,叶剑英在1931年11月下旬,专门主持召开了红军司号员会议。11月29日,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和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通令”要求各军团、各军以下的指挥员,督促所属司号人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的号谱,以便使全军尽快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动。

  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起草电报喜欢用毛笔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完后又一字一句点着看,认为准确无误了,然后写上“剑英”二字。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曹丹辉,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毛泽东还当场吩咐奖励曹丹辉3块银元,那时候一个红军战士每天津贴只有3个铜板,足见主席对于通信人员功劳奖励之大。

  对于这次演习,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2月25日作了长篇报道,赞扬这次演习有三个优点:第一,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都能研究每个时期的情况,很快下决心。第二,平时与战时的政治工作,都能够积极地进行,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来提高与保障战斗员的政治情绪,普遍地建立了红军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第三,演习中的攻击精神,非常旺盛。无论行军、作战、警戒都没有疲倦的表现。这次演习,是对红校教学工作和组织领导、后勤保障等其他工作的一次检验。演习的圆满成功,反映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实开展得扎扎实实而又卓有成效。这是叶剑英校长和全校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逐步建立健全司令部各部门机构的同时,叶剑英非常注意在实践中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素质和工作能力。叶剑英几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会议,结合中国工农红军实际,讲述苏联红军作战经验和孙子兵法等,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当时许多参谋人员缺乏文化科学知识,业务水平较低。

  他常对军委总部的参谋人员说,一字之差,可能会关系到部队同志的生死存亡,写好后一定要多看两遍。参谋起草的电报,他一字一句修改,有时只留下头尾,内容几乎全部改写,改完后,送给参谋重抄,然后他还要认真看两遍,才签字发出。有的参谋人员不懂电报中的韵目代日,地支代日代时,他不厌其烦,把着手教,帮助参谋人员提高工作能力。叶剑英十分关心遵义会议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向川南上城赤水方向开进。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

有了自己培养的通信人才,红军打仗节节顺利。1933年8月,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中央军委授予王诤二级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反“围剿”中的特殊功勋。一同领奖的还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等34人。此时距王诤加入红军尚不到三年。

  红校还经常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纪念日组织活动,使学员了解革命历史,提高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1932年12月11日,叶剑英在学校主持召开“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会场群众情绪激昂,誓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苏区红军的进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1933年2月22日,全校以团为单位举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 23日在大操场举行报告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号召:“学习苏联红军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准备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他从实际出发,亲自给参谋人员讲课,讲解作战、情报、通信、机要、队列等方面的业务知识。他讲课时声音洪亮,简明扼要,善于用举例、比喻来说明深奥难懂的道理。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解,而且时常在现场作示范,手把手地教,百教不厌。红军总部的参谋人员都爱听他讲课,他们说:“我们的‘参座’不但是好领导,而且还是个好教员。”

  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秉承“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不顾华北沦丧日寇之患,坚持先把瑞金苏维埃政府“国中之国”消灭。此时熟悉中国革命特点的毛泽东,已被留苏归来的博古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一味听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瞎指挥,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屡战失利。红军将士虽勇,仍挡不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四建立红色据点,开展游击战

  当时,红军机关和部队中还存在着不少的游击习气。叶剑英向军委建议,加强对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教育,以逐步克服游击习气。他组织参谋人员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然后,参考这些条令、条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基本依据。这些条令、条例的贯彻实施,对于克服游击习气,加强司令部和部队建设,使之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起了明显的作用。叶剑英还下令各师办一个教导队,每期100人左右,训练基层骨干。①这期间,叶剑英还参与了宁都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起义部队是由原西北军一部改编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该军1931年春由山东调到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通过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的积极活动,这支部队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起义前,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等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并召开会议,分析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主客观条件,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方案。叶剑英在约见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代表时,秘密交给他一张起义部署图,图上标明了起义后各军的行动路线与驻防部署。12月14日黄昏,赵博生(共产党员)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江西宁都举行了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叶剑英十分关心这支起义部队的建设。在整训过程中,他多次亲临视察,给部队讲话,说明什么是红军,为什么要参加红军;讲红军的官兵关系就是革命同志平等的关系;讲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讲红军同地方农民的关系,特别是红军同地方军的关系,等等。他强调说,红军不抓壮丁,不拉伕,你们之中,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去的,我们不阻拦,还发给路费。他还特意委派王震等去起义部队,帮助解决起义部队的遗留问题,做好军官安置等善后工作。

  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

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只有放弃根据地实行转移这条路可走。1934年10月,党中央率领红军撤离瑞金,向湘西进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4所学校,随军党中央。

  叶剑英在领导红军学校军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苏区东南战区的反“围剿”战役的指挥。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拾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与此同时,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昼夜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6月3日,同毛泽东联名签署电报致朱德、王稼样,要求东路军各军在“三天内整理完毕,准备9号出动”;“8号下午2时在官庄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军长、军政委、军团总指挥、军团总政委、军团参谋长均到会。”叶剑英于6日上午赴上杭县官庄。7月初,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叶剑英亲自到前线视察,了解敌情,并作战役部署。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确定红军向北行动。叶剑英根据会议的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第一步先攻打乐安,得手后,再攻取宜黄。

  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

红军通校整编为军委纵队的教导大队,代号是“红星第三大队”。长征途中,学员口号是“边打边学,边走边学”。走在前面的同学,在背包上挂一小黑板,上面书写所学内容,边走边学。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互相用英语对话,或背诵电码。老师们也是边走边解答。通校学员大都是工农出身,认不了几个字,学习困难极大。特别是学英语, 学员们利用一切时间读背记画,熄灯后还在心里默记。从认英文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一个个难关硬是顽强的战士们攻下来了。

  1932年11月中旬,叶剑英赴闽西,与福建军区领导人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他们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平、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

  中革军委据此向部队下达了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在周恩来、毛①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年3月。

  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①①访问范希贤、李质忠、颜太龙谈话记录,1987—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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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先后到达瑞金。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10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不久,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领导权。

  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于8月17日攻克乐安, 20日攻取宜黄。此役共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①周恩来于8月28日在给中央局的信中说:“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专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这个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获得伟大成功。”在这里,周恩来赞扬了叶剑英领导的参谋部工作。

  四艰难的雪山行军

长征环境艰苦,通校被称为“三无学校”: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文具。据长征路上通校学员秦怀礼老人回忆:“部队缴获的铅笔送到通校来,第一堂课老师只教大家一件事,就是削铅笔。只准削掉木头,不准削铅,要把铅笔来回转着用,用尖、用秃了才能再削,一点也不能浪费。那时候也没有纸,大家就把土地抹得平光,在上面写字,把牛皮用火烤硬了在上面画图。白天行军,晚上我们就在树林火堆边围着学习电工知识,欧姆定律、串联并联……最后我们在草地的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

  ①

  攻下乐安、宜黄后,红一方面军按原定计划向东袭取南城,但在南城近郊受阻,与敌形成对峙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认真分析了战场的敌我情况,向中革军委领导人提出分一部兵力牵制南城之散,而以主力直取距南城较远的崇仁县县城的建议。他具体分析说,崇仁守敌仅一个骑兵师的兵力,我军可以长途奔袭,出其不意地先攻下崇仁。届时,敌军必定来援,我军则可以逸待劳,聚歼敌增援部队。然而,叶剑英的这个积极的建议未被采用,以至坐失战机。但后来得到周恩来的肯定。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的信中说:“这一计划(剑英提出的),原是根据敌情变动而提出的,我们因为坚守原定计划,企图先消灭朱绍良一路,故未采用,这确实是不善于机动的错误。”①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精力充沛,工作极富成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的高级干部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三军团向中央发电报,指名要求叶剑英去接任。中央考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方需要派得力的人,便同意了三军团的要求。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

长征途中,校长刘光甫亲自讲授电学。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效果非常好。在做装机实验时,电容、电阻、变压器都是从缴获敌人的收音机上拆下来的,大小规格均不配套。电信材料均为战士从战场上缴获的,非常珍贵。装配时,先在平地上把线路搞熟,然后在木板上画好图,摆上零件,教导员逐个指导。因零件不多,一个人摆完后,另一个再布线。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学员们都学会了装制收发报机。

  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已全面展开。叶剑英根据军委部署,指挥东南战区军民,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配合北线主力红军打击敌人。1933年2月,叶剑英组织闽西、赣南独立师、团,以及闽西、上杭一带地方武装,破坏道路,断敌交通,迟滞由闽入赣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①3月,叶剑英获得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及部分福建地方军阀部队准备进犯长汀的情报后,随即将战区所属武装及红军学校第五期学员统一编成五个纵队,以迎击敌军的进犯。具体部署是:以一、二、三纵队为主力,向进占闽西清流县城一带之敌出击;四纵队打击连城、龙岩之敌;五纵队在赣南钳制广东方向可能来犯的敌军。叶剑英直接指挥对清流之敌的进攻作战。清流一带的敌军为福建军阀卢兴邦、张贞部所属的三个团。为了牵制其增援进攻主力红军的敌人,叶剑英根据军委意图,率部主动向清流之敌发起进攻,给敌以沉重打击,使敌军在较长时间内不敢轻易出动。战斗中,红军缴获了8挺德国造的勃朗宁轻机枪和一部分捷克造的自动步枪。这些武器在当时是比较新式的,叶剑英命部队将这些武器保管好,战后将带回红军学校,作为教学用的实物。

  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查阅的资料,1990年—1994年10月。以下全书引用“军档”文电,不再另注。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成立军事指挥小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就在会议讨论下一步红军进军方向时,敌机突然袭来。在危急时刻,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是毛泽东,他眼疾手快,拉着毛的手,急忙跑出屋子,隐蔽到山脚边的茅草地里。敌机空袭过后,继续开会。会后,叶剑英在三人小组和彭德怀、杨尚昆的领导下,制定三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趁夜经潭厂、两路口,袭取仁怀,三渡赤水。然后攻占铁厂、大村,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①部队人不歇步,马不停蹄,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金沙江的支流很多,过每一道河,叶剑英都要亲自勘察地形,指挥架设浮桥,或组织人员向敌军夺船渡河。行军作战中遇到问题,他总是找几个科长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后向彭德怀汇报,最后再作决定。有一天,部队行军80里,到宿营地时已经很晚了,走在前边的部队突然来电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架修。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叶剑英带伤走路,更是周身酸痛,但他仍然连夜召集司令部李天佑、孙毅等几个科长碰头研究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夜去赶修。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叶剑英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将架桥任务交给孙毅。临走前,他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又作了具体交代,才放心地让孙毅带工兵连20多个战士前去。他们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整整奋战了一夜才把桥架通。

电报机电池从前方部队电话队中淘汰下来,常常电量不足。师生们动手在锌皮上捅上几个洞,放在盐水里浸泡一下,发现还可使用,被称作“麻子牌”电池。

  叶剑英身在东南前线,胸中始终装着整个苏区反“围剿”战役的全局。

  ①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8月2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本书所引电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馆档案资料。

  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北进。经林坪,从二郎山旁越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6个旅的堵截。于6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

1934年12月间,红军通校向五岭老山界进军途中,大家利用行军间隙学习电台技术。此时路过的周恩来、朱德看到学员的蜂鸣器和地上划着的阿拉伯数码,停步观看。

  他根据战局的发展,多次主动向军委建议将南线的部队抽调到北线。1933年2月,他将南线的两个师输送到北线。不久,又建议军委将南线的红十二军抽调到了北线。他将闽西4县的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部队,建立起红十九军,亲自兼任军长,负责东南战区的防御。他还将红校第四期毕业的400多名连级干部,全部输送到北线主力红军部队,并决定将红校看护连的80多名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到前线部队工作。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它位于四川宝兴县西北,懋功东南,高耸入云,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红军指战员从云南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要过雪山了,想补充点衣服也无处可寻。最初他们想带些烧酒御寒,但山脚下人烟稀少,哪里去找这许多烧酒?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要多准备生姜、大蒜、大葱、辣椒,以备上山冷时咀嚼压寒,并对爬雪山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当他们了解到这是通校学生在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后,周副主席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电台技术,真不简单哪!”朱总司令看着大家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就整个反“围剿”战役的战局,向军委提出建议。他在致军委的《对目前战局及战略意见》中指出:目前应紧紧抓住西南反蒋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在北线与敌军决战,以结束四次战役,开展新的①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中南组发言。1970年8月25日。

  上午八、九点钟,部队开始上山。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过不多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打到脸上、手上,像刀割似的疼痛。叶剑英和大家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人们用手①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85年10月3日。

周副主席说:“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

  ①访问方志纯谈话记录,1990年12月。

  捂着脸,冒着暴风雪,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着。如果不小心,掉进雪窝里或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好不容易走到山顶,叶剑英远远看见有三个人坐在那里,走近一看,三人都已冻僵牺牲了。他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热泪向这些战友告别,陷入了沉思:自从离开中央苏区,一路上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他情不自禁地低吟:“越过千山与万水,红军西游何时还???爬过雪山,部队吃粮非常困难,只好靠野菜充饥。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树皮。为了搞到粮食,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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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局;为确保北线决战的胜利,当将南线的红军部队全部秘密集中到北线,参加战斗;在南线另外组建新的独立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行动,麻痹闽、粤之敌;汀州、瑞金一带的防务,直接由红军学校师生担任。叶剑英的这些建议,均得到了军委的赞同并被采纳。叶剑英率部在东南前线的积极防御和在兵员、物力等方面对主力红军的支援,对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是,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藏匿起来,不肯把粮食卖给红军。

从1931年到1936年短短的5年中,从敌人严密封锁的根据地到长征途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红军通信学校培养了2000余名通信技术人才,其中包括以李白、曹丹辉、胡立教等为代表的通信英才,走出了王诤、曹丹辉等近百位解放军将军,成为我军电子通信技术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的摇篮。

  五在闽赣军区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教育部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

历时一年多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遭遇到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围堵和追杀,发生过上百场的战斗,如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役等,取得的胜利表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英明指挥、红军官兵的勇敢善战。同时,通信兵的通信联络和侦破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和几位指挥作战的开国元帅对通信在战争胜利中的作用有高度评价。毛主席的题词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聂荣臻元帅的题词是“通信联络是军队指挥的根本保障”,徐向前元帅的题词是“红军的耳目与神经”,陈毅元帅的题词是“部队通信兵种不健全等于人的血脉不流通,人的血脉不流通则死,部队血脉不流通必灭亡”,刘伯承元帅的题词是“通信兵就是战斗指挥的工具,尤其在战役进展过程中即成为保障各兵种协同动作的工具。我们应勉为这种良好的工具”。

  从1933年5月开始,蒋介石又调集50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他带头执行纪律,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叶剑英要求大家宁肯搞不到粮食,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兄弟。有的藏民因受反动宣传的欺骗,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叶剑英教育部队,绝对不准还击。由于他带头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有的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1935年12月,红军通校师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随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陕北无线电训练班、红25军无线电训练班,与通校合并,成立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1937年1月,学校随党中央进驻延安,简称“延安通校”,从此开始了在抗日战争中办学的新时期,学校历史翻开了新一页。

  为了反击这次“围剿”,根据中共中央局提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由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5月8日,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叶剑英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经过艰苦、顽强的行军,叶剑英同部队一起到达四川西部懋功县(今小金)的达维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了。叶剑英估计,随着两军会师后力量的增强,全军在战略上将会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衷心地期望着这种新的局面能够早日出现。

1948年5月,延安通校师生随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通校与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晋冀鲁豫军区通校,军委气象局,合并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是解放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所工程技术学校。这几部分学校分别在河北省解放区的阜平、获鹿和平山等地办学。

  叶剑英受命以后,先是在沙洲坝的乌石垄村组建起一个精干的司令部机关。不久,又奉命调往前方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①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头作战之际,以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中共中央局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949年3月,学校迁址河北张家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学校发展史上长期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特殊时期,组建为党和军队当时最为重要、规模最大,集情报、保密、通信技术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高校——中央军委工程学校。1949年11月27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聂荣臻亲自为学校题词。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仍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日的办学宗旨。

  根据敌情的变化和作战任务的需要,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建宁警备区和广昌警备区。1933年12月4日,任命叶剑英为建宁警备区司令员,滕代远为建宁警备区政委。叶剑英到建宁后,又兼任闽赣军区司令员。

此后,军委工校通信部分历经了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兵学院。1958年,学校迁址古城西安。1959被中央确立为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1960年学校更名为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1966年4月1日,全院从部队转业,划归地方建制,更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1月,学校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他领导各部队积极扩大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确保军区的后方安全、道路通畅、供给充足。樟村战斗后,他在军区召开黎川地区各级负责人会议,要求黎川武装“迅速经秦拗、九坊一带大山,靠紧新桥、泰宁创造巩固侧面根据地”,并指示要在黎川东南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挺进胡坊侧面,骚扰黎川东面之敌。同时派出干部领导黎川西南武装,进攻敌人。

光荣的历史征程,孕育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长征精神的滋养、延安精神的浸润和追求真理、攀登不止的科学精神,是西安电子科大优良校风、学风形成的基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学生上政治课,朱德同志亲自签发选调“通校”学员的命令,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无微不至地关心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建国后,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元帅更是具体指导学校工作。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放眼世界、重视人才的胆略和气魄,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85年历史长河的瑰丽画卷中熠熠生辉,光芒四射,成为学校创新与发展的强大力量。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叶剑英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纵观一路征程,从江西瑞金的半部电台和几个人的无线电训练班,一路坎坷命脉不断,发展到85年后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昭示我们:西电的大发展,必须要以服务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历史使命,坚持走以电子与信息为特色的办学之路,努力早日建成电子信息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

  1934年1月30日,军委要求闽赣军区“应坚决把自己所属范围内的地主武装彻底肃清,巩固与发展新的苏区”。叶剑英随即部署以主力肃清建宁、安远、梅口三区内的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等,打通建宁通往宁化的道路,保障兵站、医院的交通安全。各独立团、警备区机关、各部队、工作团、兵站医院等,到指定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肃清地主武装。他夜以继日,忙于指挥部署战斗,调动各方面力量,巩固后方安全。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建宁、安远、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田活动。作为战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不仅负责前线指挥,还要照顾后方供应。他发动群众筹粮,为部队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在北线存米520多担,谷1170担,南线存粮5200多担,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粮食供应。

  不久,叶剑英主持成立了闽赣军区司令部。在他的指挥下,军区所属武装积极地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整个闽赣地区一度成为巩固的作战基地。

  六关心战士疾苦

  1934年4月,时剑英奉命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任司令员。不久,个别部队因疏忽警戒,发生被敌袭击事件。他和政委万永诚总结事件的经验教训,及时发出训令,要求部队加强行军、宿营时的警戒工作,随时准备打击敌人。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叶剑英组织福建军区野战司令部、政治部,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一次,敌人拼凑了一个军的兵力向福建军区的前沿阵地龙燕镇一带和扁山要地进犯。当时,红军只有一个师守卫在龙燕镇一带,一个团守卫在扁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叶剑英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队暂时放弃龙燕镇和扁山,有计划地往福建的长汀方向退却。同时,他命令一部分红军部队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声东击西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在扁山通往长汀的一条河边,叶剑英直接指挥部队,伏击了敌军一个营,将敌全歼,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

  叶剑英在指挥部队转战过程中,十分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对身负重伤的指战员,只要他看到时,都要亲自察看。在撤出扁山的途中,叶剑英亲自率队在最后面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边退却,边收容伤员。有两个负责收容的战士以为一名重伤员已牺牲了,就把他放在路边上。

  恰好叶剑英骑马赶来。他翻身下马,认真地检查了伤情,又摸了摸脉搏,发现这个伤员还活着,便立即要他们将伤员送到后方抢救。这时,追敌已近。

  在这个危险关头,他仍坚持要战士将这个重伤员抬走,命令道:“你们抬着这个伤员先走,我来阻击敌人,掩护你们。”后来,他经常教育部队说:在收容伤员时一定要仔细,不能粗心大意。每个红军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都要设法抢救,多救出一个红军战士,就为革命多增加一份战斗力量,要爱护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呀!

  闽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有一次,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州至连城间一座名叫凤凰山的高山山顶。他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粮食每人每天定量6两(16两1市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挺着。武器弹药也很缺乏,那时子弹多是土造的,打完还得抬回弹壳。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一点也不特殊。他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埋在凤凰山上了!”

  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据潘开文回忆,对这次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他任劳任怨,积极开展工作,他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①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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