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第拾陆回施巧计圣人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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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回说到大主教贝拉尔明鼓动如簧之舌,在教皇面前搬弄是非,于是伽利略大难临头。不几天,他身戴枷锁被从千里外的佛罗伦萨押到了罗马。这时他已到66岁的迟暮之年,诸病缠身,

  上回说到大主教贝拉尔明鼓动如簧之舌,在教皇面前搬弄是非,于是伽利略大难临头。不几天,他身戴枷锁被从千里外的佛罗伦萨押到了罗马。这时他已到66岁的迟暮之年,诸病缠身,朝不保夕。本来医生说:“他可能等不到去罗马,就会在路上消失到另一个世界去。”可是教皇说,就是死了,也要押来受审。他的朋友们曾劝他逃走,并准备好了车马,可是伽利略说,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应该到罗马去当面把这一切说清楚。

  伽利略自从在罗马签字保证再不宣传哥白尼学说回到佛罗伦萨之后,整日闷闷不乐。他想研究的事不能去研究,他想大声呼喊却又不敢,只有独自在屋子里自问自答,作着各种假设,各种计算。这样一直过了九年。

今天是伽利略(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逝世纪念日。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塞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瞇瞇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哪怕是指挥交通。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凭着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唯一性的评价,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围啄,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即便让他指挥交通,也心甘情愿。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它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异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 伽利略当众放弃人格,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保证”势必与具体的生理威胁有关外,忏悔却是确实的。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尼科利尼作为一个外交家虽然勘破尘世却有自己广阔的流转空间,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伽利略并没有这种空间,一旦看穿便无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存生命来继续研究科学,而是故意让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部分彻底死亡。后来他又有了新的科学著作,只是残存生命的一种惯性动作。 正是这样的事件,使我在欧洲期间不管到哪儿都放不过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这样的人也无济于事,这就给后代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提出了艰难的课题。他们在人权和法制上所做的数百年努力,都是从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径中起步。 那时候佛罗伦萨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护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儿子们的遗体遗物,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这天,伽利略被押到宗教裁判所,颤巍巍地站在被告席上。主教贝拉尔明阴沉着脸坐在案后,还不等伽利略喘过气来,便拾起一本书在桌上啪地拍了一声,喝道:“伽利略,这本宣传异端的东西,可是你写的吗?”伽利略不须细看,便知道他摔的正是那本《对话》,便说:“主教大人,书是我写的,但那并不是甚么异端邪说。序里开头说得明白,那不过是一种假想。再者书中的三个人物,各代表一种观点,自由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代言人辛普利耶也在充分发言啊!”

  这一天,伽利略来到佛罗伦萨郊外的一所修道院。由于这几年境遇不好,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在修道院内的林荫小道上蹒跚地走着,两眼茫然地看看前面,他的视力也已不佳了。这是因为前几年他曾得过一次瘫痪病,留下了这些后遗症。和当年在斜塔上做实验时的那个英俊少年相比,可真是判若两人。这时修道院二楼上的一扇窗口里,闪过一个年轻女人的影子。一会儿她便匆匆地奔下楼,向伽利略跑来。她喘着气,跑到伽利略的面前,一下跪倒在地,拉着他的手吻着,喊着:“爸爸,您怎么又来看我,您身体不好,跑这么远,您看,浑身都汗湿啦。”这是伽利略最喜欢的女儿,叫舍勒斯特。伽利略并未正式成过亲,他有一位情妇,为他生了二女一男。其中就数这个舍勒斯特聪明漂亮。她本来已和一位名门子弟订婚,但是自从伽利略在罗马被警告后,人家怕受牵连,这门婚事也就突然告吹了。舍勒斯特一夜哭成个泪人,天明之后取出嫁衣,撕得粉碎,便投身到这个修道院里,做了修女。伽利略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这孩子,常来这里看望她。女儿搀着他虚弱的身子,在修道院的林荫道上慢慢地走着。突然,一阵钟声,修女们一起跑下楼向教堂里跑去。伽利略拦住刚走下楼的修道院长问:“出了甚么事情?”院长是认识伽利略的。他常来看望女儿,还常帮院里修修挂钟,也常给院长送点礼物。可是今天见面,她也来不及问候,便急急答道:“啊,伽利略先生,您还不知道,教皇去世了。乌尔班第八已即位当了新教皇啦。”“甚么?您说谁即位了?乌尔班第八,可是那个叫巴尔庇里尼的红衣主教?”“是他,是他,和你一样,也是个爱占星观天的人。”伽利略未等院长说完,立即转身来大声说:“孩子,我的舍勒斯特,你在这里静心住着吧,我们的好日子快来了。”他那双已浑浊的眼睛,突然放出奇异的光采。他将手臂上挂着的一篮苹果匆匆递给院长说:“给您,这是我的学生从乡下带来的。”话末说完,便返身大踏步地走了。那矫健的身影,使人感到好像他从未得过病一般。

伽利略生活的年代,罗马天主教会势力非常强大。教会不仅干涉世俗,而且干涉科学研究。科学论文或书籍都要经过教会的审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遭到封杀,哥白尼的学说成为异端。伽利略捍卫哥白尼学说,宣传地动说,遭到告密。伽利略被传讯,大主教亲自审讯了伽利略,对伽利略软硬兼施,说你如果放弃地动说,就对你免予起诉。伽利略被迫口头答应了,但是并未放弃他的研究,反而撰写了不朽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老教皇格里高利死后,新教皇乌尔班八世是个比前几个教皇更保守的家伙,但是上任之初,大概没有顾及那么多琐事,伽利略亲自跑到罗马祝贺新教皇登基,趁机请求批准出版《对话》,乌尔班八世大概是被伽利略拍晕乎了,《对话》得以出版,但是很快乌尔班八世就发现这部《对话》是他不能容忍的。罗马教廷命令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一开始没有理会,教廷说,你不来,就派公人抓你来,到时候公人的差率费还要你报销。1632年68岁的伽利略只好自行去罗马受审。1633年教廷一开始是判伽利略死刑的,但是念在伽利略认罪的份上,从轻发落——判处终身监禁。支持哥白尼学说,主张地动说,发表自然科学的著作,就能被判死刑,终身监禁算是从轻发落,这是什么世道?这就是十七世纪的意大利。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主教一声冷笑,“伽利略,你真会诡辩,你让辛普利耶代表亚里士多德说话,可是,你同时又借那两个狂徒的口百般讽刺挖苦他。你既然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为甚么又攻击圣经上写明的道理?”

  伽利略一口气跑回城里他那间阴暗陈旧的小屋,一把推开了门。桌子上摆满了地球仪、脚规、望远镜,还有几样小机械模型,墙上挂满星表。他的忠实的学生沃雅尼,还有老朋友,佛罗伦萨城里的一个老镜片匠,正伏在桌上搞着小试验。他们一抬头,见他大汗淋淋的样子,忙站起来齐声喊道:“外面出了甚么事?”

当时的伽利略已经是全欧洲著名的大科学家,影响力巨大,伽利略被审判,求情和声援伽利略的人士很多。有的学者甚至出版《声援伽利略》的专著。甚至有一位审判官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罗马教会也知道众怒难犯的道理,决定伽利略可以不在罗马收监,放在佛罗伦萨的一位主教家里监禁,后来允许伽利略回到阿切特里的家中服刑。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塞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伽利略有点激动了,他抖动着满脸银须,大声反驳道:“科学发展到今天,从望远镜里已经看到许多新证据,我只不过如实将这些写出来供大家讨论,而你连这也不允许,这分明是要一个科学家去背弃自己的感情和那些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是你们在制造异端!”

  “出了大事啦,出了好事啦!你们可知道,老教皇死了,就是那年在罗马发布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逼我签字的那个老教皇死了,这下,我们自由了。我们又可以飞向宇宙了。”

伽利略被判刑后,并未放弃他的物理学研究。他在监禁中又撰写了一部新书,叫《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论证》(简称《谈话》)。伽利略年事已高,积劳成疾,书写完了,人也双目失明了。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瞇瞇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哪怕是指挥交通。

  伽利略努力使自己的情绪镇静下来。然后,他以自己对教会的虔诚,历数许多新证据,从各种角度对圣经进行解释,并且他一再说明,这只是假设,是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决无宣传邪端之意。他说得口干舌燥,眼睛里噙着泪花,虔诚之中掩藏着愤怒。他愤怒于胸却又不敢直陈于口,但是又决不甘于投降认罪。他站在那里内心矛盾,两手发抖,脚涨得通红。他尽腹内所有的学识,努力掌握着一定的分寸,与主教大人进行着马拉松式的辩论。从上午开庭,一直这样辩论到暮色苍茫,直到教堂的天窗上那最后一缕阳光也已消失,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镜片匠倒不以为然,他摆弄着桌上的望远镜说:“老的死了,还会有新的。伽利略先生,您恐怕想得太乐观了吧!”

伽利略被判刑后,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伽利略的著作得以在多国出版发行。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这时贝拉尔明早按捺不住了,便将桌子一拍,拿出一张纸,恶狠狠地说:“伽利略,这里有你十六年前在罗马保证不再宣传哥白尼学说的亲笔签字,这次你的态度再不好,可是要判。重犯'罪的!”说完便宣布休庭,拂袖而去。

  “不,乌尔班第八是我的朋友,他也爱好天文、数学。当然,我们也不敢太随便。当年主教不是说过允许用数学假设去研究吗?我们这回不要直接讲解,而是通过虚构的人物对话,把这几年的研究成果统统写出来。只要能公布于世,有头脑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1634年,法国科学家莫森将伽利略著作《力学》译成法文。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审讯就这样一直进行了三个多月,毫无结果。教皇大怒,下令对伽利略进行“严厉审判”。这“严厉”二字却非同小可,它是宗教裁判所专门对付异端的手段。大致分五个步骤:一、先对犯人提出警告;二、拿出刑具威胁;三、领犯人看别人受刑的惨状;四、加上刑具,给最后一个招供的机会;五、施刑,如不招供直至折磨至死。这整个施刑过程都是“维里亚”式(意即“不眠”)的。法官四小时换一批,犯人却不得有片刻的休息。

  “怎么来安排对话呢?”沃雅尼瞪着一双又喜又惊的大眼。

1635年,《对话》由奥地利科学家伯奈格译成拉丁文。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这天,伽利略在自己心爱的学生沃雅尼和罗马几个朋友的搀扶下来到“严厉法庭”门口。沃雅尼眼里含着泪花,望着伽利略那一风便可吹倒的身体,难过地说:“老师,请多保重,看来今天他们要对你下毒手了。”伽利略以手扶着他的肩膀,仰望着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说:“上帝作主,理性是不会屈服的。”几个老朋友也都眼泪汪汪地围过来,欲言无语,生离死别。这时伽利略反倒很沉静,他微笑着,看看天空说:“不管怎样,地球,我们大家,连同这座教堂,都在围绕太阳转动。三十二年前布鲁诺为此而献身,今天又需要我去殉难了。”说罢,他整了整长袍,毅然向裁判所大门里走去。那大门像一只张大的虎口,待伽利略的背影一闪进去,虎口喀嚓一声便合闭了。沃雅尼看着那两扇满是铁钉的大门,哇地一声哭出来,一下跌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再也站立不起来。

  “孩子们,你看。就像我们三个人一样,在这里闲聊天,一连聊它四天。一天讨论一个力学、天文学方面的问题,将这几年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与哥白尼两个体系的论争全盘端出。三个人的名字我也想好了,一个叫萨尔维阿称,他思想深沉,才华过人,代表哥白尼;一个叫沙格列陀,他思路敏捷,言词犀利,让他来充当中间裁判人;还有一个叫辛普利耶,是个六世纪时期的历史人物,他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是亚氏着作的权威注释家。我们就用他的名字,让他来代表那个顽固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好,我要让萨尔维阿蒂和沙格列陀去联合进攻辛普利耶,要汇集一切能证实哥白尼学说的论据和理由去推翻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体系。只是我们自己——作者一定要装扮得超脱一点。”沃雅尼一听,一下高兴地跳起来,上去一把抱住伽利略:“老师,这回我们可要解解心头之恨了,可要向亚里士多德的教廷出出这口憋了九年的怨气了。”老镜匠也笑得眉头舒展,嘴合不拢,说:“伽利略先生,你就快写起来吧。”

1638年,《谈话》在荷兰出版。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伽利略的朋友和学生在裁判所的大门口从早晨等到天黑,那扇大门还是冷冰冰地没有一点动静。他们心焦如焚,不知此时老人正在过第几道关。他那十分衰弱的身躯可经得起那些刑具?他们想着,猜着,看看日落月升,冒着飒飒寒风,直熬到东方发白,又过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连他们自己也己身心困顿,实在难以支持了。这时那扇黑大门眶当一声,突然打开。大家一起从地上跃起,但出来的却不是伽利略,而是一个教士,手里举着一纸文书,身后还跟着几个人。这时教堂上的大钟也突然当当地作响。沃雅尼一下挤到最前头,他努力向里面张望,却看不见他的老师出来。这时钟声停了,教堂门口早已黑压压地聚来一片人。那个教士手里举着一纸文书喊道:“上帝的孩子们!伽利略已经向教廷认罪,承认自己是宣传了违背圣经的异端邪说,并在悔罪书上签了字,现在就来宣布他的悔罪书:

  这本取名叫《关于托勒玫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的巨著从1624年动手到1632年才写成。伽利略还很小心地写了一篇序。果然,此书蒙过了教会的检查,当年就在佛罗伦萨出版了。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像一股旋风,数月之内便横扫整个意大利。一个被禁止了十六年的幽灵又复活了。人们又到处议论着哥白尼的日心说,传阅着伽利略的新着,被书中那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和精辟的哲理所吸引。一时无论是政治文章,文艺作品,甚至街头卖唱艺人的歌谣,都乐意吸收和宣传这个新思想,甚至连天文学都成了节日游行的题目。

热爱科学的青年,愿意聚集在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的身边。1638年有个16岁的少年,叫维维亚尼,做了伽利略的学生和秘书。双目失明的伽利略口述他的学术思想,少年维维亚尼记录,这是一副多么动人的图景。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我,伽利略,亲临法庭受审,双膝下跪,两眼注视,以双手按着圣福音书起誓,我摈弃并憎恶我过去的异端邪说…我忏悔并承认,我的错误是由于求名的野心和纯然无知…我现在宣布并发誓说,地球并不绕太阳而运行。我从此不以任何方法、语言或着作去支持、维护或宣扬地动的邪说。’”

  这本书当然也早就传到了教会当局的手里。这天早晨,教皇乌尔班八世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翻阅着伽利略的那本《对话》。论私交,伽利略和他是朋友:说学问,他得称伽利略为老师。这个教皇可真有点特殊。桌上,这头摆着圣经,那头摆着数学、物理。墙上挂着圣母像,又贴着星表。他对科学本来是有一些爱好,现在又当了教皇,便决心要用科学解释圣经,用神学来统帅科学。伽利略的这本新着,他自然要重点研究一下。这时,他正在看一个争论多年的老问题:如果地球会转动,那末,人们只要双脚用力往上一跳,落下时就会不在原来的位置。乌尔班八世将身子更低地伏在案上,用细长的小指甲比着书上一行行的字,急着看伽利略怎样回答。伽利略在书的字中早有申明,自然不会自己去说,他让聪明的萨尔维阿蒂讲了一个故事:

年轻的科学家托里拆利也来到伽利略身边,陪伴伽利略度过余生。托里拆利是数学家和研究压力与真空的物理学家,后世为了纪念托里拆利,将真空和压力的单位命名为托里拆利(1毫米汞柱=1托里拆利),符号τ(1τ=133.32Pa),至今在真空设备上托里拆利还与国际单位制的帕斯卡并用。我们现在在医院里还能看到,量血压的水银血压计,就是托里拆利在伽利略身边发明的。一位青年科学家,守护在七十多岁的伽利略身边,发明大气压力表,宣示了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的佳话。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沃雅尼愤怒地喊着:“这不可能,这是诬蔑,是捏造,让伽利略先生亲自出来说话,让……”

  “你和你的朋友乘一艘大船就要出海旅行了。你们坐在甲板下的大舱里。舱里还带看几只蝴蝶、苍蝇和几只小飞虫。桌子上有一个大碗,碗里有几尾小鱼。船还没有开,鱼在自由地游,飞虫在自由地飞。你双脚起跳还会落在原地,你给朋友扔东西,不管朝前,还是朝后,都觉得只需要用同样大的力。这时船开了,它在匀速地航行,而且速度很快,只是不左右摇摆。这时你再拚命往高跳,落下时还在原地。你再向朋友扔东西,无论是顺着还是逆着船的航行方向,仍然是只需要用同样的力。而且那些小飞虫,也不会因船向前行,便被甩到船尾。

在伽利略服刑期间,不断有社会名人来看望伽利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638年三十岁的英国桂冠诗人弥尔顿,从不列颠岛渡海而来,专程拜访伽利略。弥尔顿有一个崇高的愿景,他来拜访伽利略就是对罗马教廷干涉出版自由的抗议。弥尔顿是大诗人、大学者、大文豪,也是英国议会议员,1644年克伦威尔赢得对国王的战争后,居然颁发了出版审查令,弥尔顿怒不可遏,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著名的书面演讲《论出版自由》。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第拾陆回施巧计圣人再写新巨著,第二伍遍假悔罪。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时,伽利略真的出现在教堂门口。他已经被折磨得叫人难以辨认,满脸银须被汗水混成一撮一团,脸色白得像一张纸,浑浊的目光直视着前面。沃雅尼一见便扑了上去,半跪着拉住伽利略的长袍:“老师,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签字了吗?这是真的吗?”

  鱼在碗里轻松自如地游,也不会显得向后游时比向前游更费力气。这就是说,要是站在正在运动着的船上,你我根本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判断船是在运动,还是已经停止。”

伽利略逝世后,在审判伽利略的判决书上拒绝签字的一位主教说:“今天传来伽利略去世的噩耗,这噩耗不仅会传到佛罗伦萨,而且会传遍全世界。这位天才人物给我们这个世界增添了光彩,这是几乎所有其他平凡的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现在嫉妒平息了,这位智者的伟大开始为人所知晓,他的精神将引导着子孙后代去追求真理。”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伽利略那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点羞愧的红晕,他不敢直对沃雅尼的目光,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是真的,我签了。”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第拾陆回施巧计圣人再写新巨著,第二伍遍假悔罪。  读者注意,这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萨尔维阿蒂大船的故事,它讲出了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原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当时从根本上动摇了地静说的基础,后来又成了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一。这是后话。再说这教皇鸟尔班读到这里,不觉拍拍额头:“这种比喻倒还新奇。”他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边自语着:“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上帝的地球…,我们这些坐在大舱里的乘客…觉不出地球在动…圣经上说…”

这是审判官说的话吗?可见审判官不是不知道伽利略的非凡伟大,但是,保守势力占上风,罗马教廷作为一个组织,虽有个别主教开明,但是代表不了组织,这个组织还是悍然判决伽利略终身监禁。这让我们联想到,人类社会中的其他组织,即便出现个别开明人士,也无法撼动强大的组织,开明人士本人甚或遭到清算和报复。组织(或国学语境下的圣人、明君)的决定即便造成天怒人怨饿殍遍野的人间冤案,你让它收回成命,那也是比登天还难。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沃摧尼一下跳了起来,用手狠狠地擦了一把眼角的泪水,喊道:“伽利略先生,你真的投降了吗?你是我的导师,是人们心中的神,你在比萨斜塔上,在威尼斯钟楼上,在罗马广场上,都以自己伟大的发现征服过愚顽的恶势力,赢得了众人的爱。你坚信自己的学说,终身宣扬自己的学说,你说过,谁不知真理,他只是个傻瓜,但谁如果知道真理,却把真理说成谎言,那他就是一个罪犯。你今天向教廷认了罪,可是对真理,对您自己却犯了大罪啊!”沃雅尼急了,疯了,现在最难受的好像不是伽利略,而是沃雅尼。他泪光闪闪,盯着伽利略的眼睛,拉着他的袖子,摇着,问着,他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伽利略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孩子,真理我当然不会抛弃,悔罪自然是假的,但是我真的签了字,你们骂我吧,我已再不属于那个科学的世界,已不配做你们的老师。”沃雅尼眼中冒出怒火,一下摔掉他的衣袖,愤愤地说:“你去认罪吧,地球还在转动!”

  这时一个侍从悄悄进来,低声说:“陛下,主教贝拉尔明一早就来求见,在外已等候多时。”教皇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请吧。”

1757年,在伽利略逝世115年之后,罗马教廷撤销对伽利略著作的封杀令。我们知道,伽利略逝世的悲痛时刻,却是牛顿诞生之时(一说牛顿出生于1642年1月4日,一说8日)。1757年,牛顿也已经去世三十年之久,伽利略开创的经典力学已经毫无争议,罗马教廷这才撤销对伽利略著作的封杀令,可见组织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更正的滞后性是多么地离谱。

  凭着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唯一性的评价,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围啄,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即便让他指挥交通,也心甘情愿。

  正是:

  贝拉尔明进来了,行礼后便急忙奏道:“陛下,罗马全城都在议论伽利略,比当年他来罗马时还要可怕。这个老头子,他当年曾在禁令上签过字,答应不再宣传哥白尼的学说,现在又背叛前言,欺骗教廷……”

罗马教廷撤销对伽利略著作的封杀令之后,伽利略仍是“戴罪之身”,在罗马教廷眼里,伽利略仍然是它钦定的“罪犯”,1633年教廷对伽利略的判决书仍然有效。伽利略的《对话》仍是异端邪说。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实验证据千千万,独辟蹊径向峰端。 可惜只缺牺牲志,伟人憾留污一点。

  乌尔班这时正踱回到书桌旁,他打断主教的话说:“知道了。我正研究他的这本新书,看他在说些甚么。好像,还讲了一点新道理。”

1992年,罗马教廷终于出现一个“开明”的教皇——保罗二世。保罗二世宣布撤销对伽利略的判决,为伽利略平反,不再视他为“罪犯”,不再把《对话》列为异端邪说。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它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这时突然钟声又重新响起,大主教贝拉尔明从教堂里走了出来。他向台阶下傲视一圈,举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做出一种庄严的腔调,开始大声宣布法庭对伽利略的判词:

  “唉呀,我的陛下,书里哪有甚么新东西,除了哥白尼的阴魂,就是……”贝拉尔明突然吞吞吐吐起来,再不肯往下说。

1992年,距1633年教廷对伽利略的判决已经过去三百五十九年!一个莫须有的冤案,要过三百多年才平反!只是根据观测和科学研究,对太阳和地球之间关系作出了不同于“经典”的天文学判断,就成了异端邪说,研究者就要被判终身监禁还是“从轻发落”!骇人听闻的冤案,要等三百五十九年才平反!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本神圣法庭要阻止引起神圣的信仰遭受毁灭和愈益扩大的混乱和毒害。根据教皇和最高的世界异端法庭各位枢机主教的命令,两个原理——太阳静止和大地运行——受到神学家的审查如下:

  “就是甚么?”

回顾伽利略冤案的平反过程,让我们不禁为人类社会深感悲哀。一个组织明目张胆地造下冤案,就是不平反,要等几百年才“良心”发现,这是人类文明的宿命吗?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有纠偏机制,犯下错误,有勇于担当的,比如纳粹覆灭后,新生的民主的联邦德国政府,就对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实行了彻底清算,纳粹分子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一旦被发现,也要引渡归案。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组织都像新德国政府那样开明。这个世界可能还存在罗马教廷那样几百年不认错的“老顽固”,即便饿殍遍野洪水滔天,它也装作没事人似的,甚至把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宣传成丰功伟绩。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太阳是世界中心而且静止的原理,在哲学上是荒谬的,虚伪的,而且形式是异端的,因为它和圣经上说的相矛盾。

  主教壮了壮胆说:“就是对您的攻击。”

伽利略逝世日,回顾伽利略冤案,我们对组织(教廷)的顽固深感悲愤,也对伽利略危难时仍然深受世人爱戴而欣慰。伽利略蒙受不白之冤,有莫森,有伯奈格,有维维亚尼,有托里拆利,有弥尔顿……伽利略并不孤独,他活在人类的爱心之中。他的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组织的判决无损于科学事业的毫毛。犯下错误的组织不知道道歉,不知道平反,迟早会接受zhuanxing正义的审判。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异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

  大地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不是静止的,也是昼夜运行的原理,在哲学上也是荒谬和虚伪的,在神学上至少是信仰的错误。

  “胡说,伽利略是我的老友,他还不至于如此放肆。”

参考资料:库兹涅佐夫《伽利略传》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

  为了处分你这样严重和有害的错误与罪过,以及为了使你今后更加审慎和给其他人作个榜样和警告,我们宣布,用公开的命令禁止《对话》一书。判处暂时把你正式关入监狱内。根据我们的同意,以及使你得救的忏悔,在三年内,每周读七个忏悔圣歌……”

  “您看,”贝拉尔明趋前几步,把《对话》翻了几页说,“陛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书里的两个人萨尔维阿蒂和沙格列陀就是哥白尼和伽利略自己。还有一个辛普利耶,他是您最崇拜的历史人物,而在书里却处处被两个对手所嘲弄。外面人都在议论着,这个人实际上就是指您啊。”

  伽利略当众放弃人格,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保证”势必与具体的生理威胁有关外,忏悔却是确实的。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教廷对伽利略的这项宣判,直到二百多年后的一九八○年,才又经罗马教廷复议平反,宣布取消。这是科学史上时间拖得最长的一起冤案。

  教皇不觉一惊:“你有甚么根据?”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贝拉尔明很快又翻到一个地方,看来他早就研究过这本书了。“陛下,请您读一下他们第一天的这一段对话。”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萨:你(指辛普利耶)不要去为天和地烦恼,也不要怕把它们搅乱了,或者怕哲学垮台。拿天来说,既然你认为天是不变的,永桓的,那就不必白白地为它坦忧。拿地来说,现在我们这样努力地把它说成和天体一样,毋宁说是为了使它变得高贵和完善。不妨说,你的哲学把地球从天上放逐掉,而我们则要它回到天上……”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贝拉尔明又飞快地翻过几页: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沙:我觉得,为了说明地球保持静止状态,从而认为整个宇宙运动是不合理的,这正如有人登上你府上大厦的穹顶,想要看一看全城和周围的景色,但是连转动一下自己的头都嫌麻烦,而要求整个城郊绕看它旋转一样,这两者比较起来,前者还要不近情理的多……”

  尼科利尼作为一个外交家虽然勘破尘世却有自己广阔的流转空间,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伽利略并没有这种空间,一旦看穿便无法超拔。

  贝拉尔明合上书说:“陛下,谁不知您用自己的学识最完美地解释了圣经,捍卫了天动地静说,而伽利略却借他人之口说您在‘为天地烦恼’,说您‘连转动一下自己的头部都嫌麻烦。’“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存生命来继续研究科学,而是故意让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部分彻底死亡。后来他又有了新的科学著作,只是残存生命的一种惯性动作。

  教皇的眉头渐渐皱成一团,他在地上更快地踱着步子,说:“我的主教,这怕有点牵强吧。”

  正是这样的事件,使我在欧洲期间不管到哪儿都放不过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这样的人也无济于事,这就给后代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提出了艰难的课题。他们在人权和法制上所做的数百年努力,都是从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径中起步。

  “陆下,这不过是我的一点看法,也许不对。不过全罗马城已经议论纷纷,有人这样亵渎上帝,直接讽刺我皇,这对教廷的威严怕是不大好的。”

  那时候佛罗伦萨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护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儿子们的遗体遗物,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

  说完,贝拉尔明退出教皇的书房,但他没有马上离去,而是放慢脚步,一步一停地向外迈着。他早看见刚才教皇急皱的眉头,还看见他烦躁地双手相握,叭叭地捏响指头。他对这位以科学家自居,最爱面子的乌尔班,是了如指掌的。果然,贝拉尔明还未走出门外的长廊,只听屋里一声闷响,像是甚么东西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接看便是一声怒吼:“来人!”侍从早就贴门而进,贝拉尔明也急行几步挤进屋里,俯跪在地:“陛下有何吩咐?”

  “告诉宗教裁判所,立即传伽利略到罗马来!”

  这天是公元1632年2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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