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焚烧的土地,蒋周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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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国战胜拿破仑入侵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秘诀。他召见

蒋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国战胜拿破仑入侵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秘诀。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但蒋介石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其直接结果是让人感到可以放心了,因为国共两党不再处于战争状态,都明确地表示希望把彼此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西安事变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几乎可以肯定,西安事变加快了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步伐。只要蒋介石明显地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日本人就会继续平心静气地慢慢推行他们的高压和吞并政策。但西安事变以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蒋介石的战略次序起了变化。1936年11月的一份日本军方的小册子曾详细地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过程,并预言政府军队不久将和红军联合起来。第二年初,日本人还注意到一千名青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有大批的北京学生报名参加二十九军。看到这些情况,日本军方决定加快他们侵华战争的进程。
  “我真的相信共产党已经悔悟了,”很多年以后蒋介石这样写道,“他们真诚地表示愿意和中国的其他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另外,就是在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中,我也把他们看作中国人,并希望他们最终能再次忠于我们的国家,”
  蒋介石后来对他的决定追悔莫及,因为他认为,他在西安被俘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大伤元气,只要再发动一次“剿共”战役,就足以把共产党解决了。
  当然,那时他已不由自主,他不能指望在他拒绝抗日时还会在内战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当时国民党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倒是真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认为西安事变以后和共产党的重新和解是很大的错误,这次和解造成了1949年的失败。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拍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五项原则: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的力量反对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召开各党、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抗日救国。
  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电报中说,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观点,共产党将遵守下列五项保证:
  1、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2、解散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特区政府”。
  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5、红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按照共产党的主张接受这些建议,不符合蒋介石的性格。
  这样做意味着委员长丢了面子,因为共产党公开声明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或多或少地接受这些条件(是在胁迫下答应的)。
  共产党的电报送到国民党中执委时,他们正在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的结果是11天后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根除赤祸案”。下面是蒋介石本人录的这个决议案的内容:
  1、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和领导必须统一,以便加以有效控制和进行有效的行动,不允许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的武装力量并存。因此,所谓的红军和它使用各种不同名称的部队应该完全解散。
  2、政权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不允许两个敌对政府的同时存在。因此,所谓的苏维埃政权和其他有损于统一的组织应该彻底解散。
  3、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他们的生存机会和生活道路。因此,必须停止其活动。
  4、阶级的战争是以某个阶级的利益为根据的。
  它把社会分为很多的阶级,使他们互相敌视和倾轧。
  它需要为控制其他集团而采取战争的手段或者诉诸武装起义,结果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苦难。因此,必须停止进行阶级斗争。
  由于国共两党即将合作,而且事实上将组织联合阵线,斯大林解除了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
  就在几个月前,蒋经国还把对苏联政府的忠诚置于对父母的孝顺之上,并用一种很不符合中国人性格的方式声讨蒋介石。
  1937年4月,他回到了家里,并带来了他的俄国妻子。他离开家有十二年,蒋介石深为自己的儿子长期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担心,他开始对蒋经国进行再教育。
  蒋经国在他的《我的父亲》一书中叙述了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
  ①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
  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划线标明了。
  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
  在1937年5月12日给我的信中,父亲说:“以后,你读书时应该更重视中国的道德观、民族精神和哲学。②孙文(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在外语译文中不可能全面详细地论述,特别是俄文版抛弃了原书的精华。③因此,你应该在着手研究三民主义之前先把孙中山的政治理论读上两遍,当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还应该把你的评语写在纸上,等我检查。④在有关民生的章节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特别重要的”。⑤除了研究三民主义和类似性质的书之外,③父亲还指导我广泛阅读古典和历史书籍以及中国哲学家的著作。
  不仅如此,父亲还要求我重读我读过的书,并牢记许多优秀的部分。
  当蒋介石用这些话教育其子时,蒋经国已有二十九岁了,而且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但这位父亲正在补偿失去的时间,他觉得有许多很不幸的教育应该扫除。
  在1937年初的几个星期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逃跑时背部所受的创伤还在剧烈疼痛。但是,在一个矫正器的帮助下,他开始进行康复锻炼,不久就可以主持抗日的准备工作了。
  1937年春,中国的常规军总数达1,700,000人,还配备有59艘总吨位达15,288吨的军舰,以及一支号称拥有200架第一流飞机的空军。
  大约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上尉为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有机会看到这些介绍给他的飞机,他马上宣布其中只有91架确实是“第一流的”。
  陈纳德是一个粗鲁、刚强、一心奉献和盲从盲信的人(赞成或反对他的人都如此说),他曾因耳聋被美国空军革职。那时正是1936年,他四十六岁。于是他找到一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在一段时期内,陈纳德在中国备战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他并不能在某一时刻创造奇迹,遏制日本侵略者的第一轮进攻。
  从这时起,使局势迅速恶化的关键就来自东京了。在东京,军事集团日益强大。军方不赞成再等下去,等到中国新的“统一战线”得到巩固时才发动进攻。他们的方针是马上发动攻势,然后再谈判。
  日本军人还记得1905年他们的先辈曾经在军事上教训了沙皇俄国:他们相信,日苏不久将再决雌雄,当苏联有时间建立起军事实力时,它将重新按照传统在东亚大陆扮演日本的强大敌手的角色,因此,他们认为,尽快地进行对华战争是有意义的,这样就可以在进攻苏联时拥有这个战略基地。
  但是,日本军方还想给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一个最后的机会,使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想法。日本驻南京大使川越不厌其烦地提醒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注意“广田三原则”。
  广田是当时日本的外相,他提出:
  (1)彻底取缔中国的反日言论和行动;(2)签定中日反共军事协定;(3)实行日本、“满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提携”。
  虽然国共两党前些时候还没有丢掉彼此间的分歧,然而这时却已经有了密切的来往。国民党官员到陕北和共产党会谈,周恩来则到庐山去访问蒋介石。
  4月底,川越回国向政府报告。日本内阁听取了他对1937年5月10日一次重要会议的讲述和他本人对此的看法,然后宣布日本正式派三个师去中国大陆。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意图。
  19日,陆相杉山元公开指责中国“过于自信”,采取“轻侮日本”的态度。五天后外相佐藤尚武宣布,如果日本的声望和尊严受到损害的话,除了战争,日本将别光选择。
  面对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蒋介石秘密派遣他的儿子蒋经国去陕西同周恩来就共产党改组一事进行协商,以便南京政府能给予它合法地位。
  6月5日,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为好战的内阁在东京开始执政。
  广田宏毅重返外务省,这时他宣布他本人1935年炮制的“广田三原则”已不适用。
  很明显,日本在等待一个“意外事件”,或者说正准备制造一个。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有意策划,7月7日,这天是星期二,出现了一个偶然事件。那天夜里,日本军队以宛平城为假想目标进行军事演习。宛平是位于卢沟桥附近的一座高墙环绕的小城,在北平东南15英里处。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想把他找回来。中国守军的指挥官回答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按照中国的说法,日本人随后开火了;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中国人先开火的,但这无关紧要。日本军人现在已经找到了“意外事件”,他们将全面加以利用。六天内,两万名日军被部署在北平地区。
  对于蒋介石来说,一切很清楚,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了。
  7月17日,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委员长指出,和平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我们寻求和平,但我们不能不惜上切代价换取和平。我们不想进行战争,但我们可以被迫自卫。”
  蒋介石把和平条件交给日本政府,带有反击的性质。
  日本应该承认对华北的战争负责,由官方出面道歉,并赔偿损失。
  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中国以四项原则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
  (1)任何解决办法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及领土之完整;(2)冀察地区的行政组织现状不容非法改变;(3)中央所派官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在北平地区)。
  作为回答,日军对中国设防城市屡屡发动进攻。7月29日,当中国“保卫和平部队”在天津进行反击时,日本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接着,他们攻进并占领这座城市及北平,宣布他们进城是为了“保护”人民。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就要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在向全国所做的一份报告中,他宣布,他的政府将领导全国“苦战到底”。
  在北方,共产党也一直表示抵抗日本的进攻。共产党的路线经过反复探讨,并在1937年8月洛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确定下来。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全面控制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对日本的最后一战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洛川声明”中,共产党号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进行到底;动员并武装全国人民;建立游击队;铲除汉奸;主张所有政治党派活动自由;建立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国议会以及铲除腐败,向地方征收赋税,反对投机倒把,简化税收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声明”表示,共产党将和国民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21日,苏联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23日,一份国民党的声明标志着国共之间新的联盟正式形成。
  这份重要的文件是双方各自对意识形态分歧进行一系列更动的结果,双方作这些让步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7月15日,共产党曾把一份宣言交给国民党。但国民党没有立即发表。19日,根据冯玉祥的说法,蒋介石、周恩来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在庐山会谈,据说委员长承认了共产党在某些抗日前线地区建立的政权。以后,一直到8月15日“洛川声明”发表,双方都保持沉默。到了9月22日,国民党突然发表了7月15日共产党的宣言,继而在第二天的声明中又肯定了这个宣言。至少在文件中,共产党是愿意做出以前他们曾经拒绝做出的让步的。宣言列举了三个目标并承认四项义务。
  三个目标是:
  1、发动抗日战争,收复失地,为独立、自由和全国解放而斗争。
  2、建立一个民主政体。
  3、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共产党愿意承担的四项义务是:
  1、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2、停止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3、改组红军占领区的政府,使之成为抗日前线地区的民主政府。
  4、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国民党政府注意到这些承诺。它宣布:“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
  蒋介石和毛泽东长期以来都在为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局势冥思苦想。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计划和战略,但是毛泽东看得比蒋介石远。
  蒋介石的战略是一个为中国、为他的政府、为他本人求生存的战略。而毛泽东则想到要在对日战争中求发展,以便战争结束时能成为胜利者,他的战略是一个取得最后的政治胜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蒋、毛二人有所不同。
  蒋介石对1812年沙皇俄国胜利地粉碎拿破伦入侵一事印象颇深,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当敌人进攻时,中央军就向后撤退,实行焦土政策,把既没有食物也无栖身之处的地方丢给侵略者,不求迅速决战。这样日本将深深地陷入中国广阔的内地,到一定时期日军的战线就会过度延伸,它的交通线将达到并超过其后勤补给的最大限度。
  蒋认为,当全面侵华的日军被无休止的战争弄得筋疲力竭、精神崩溃的时候,决战的时刻就到了。
  从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力量对比来看,蒋介石的战略是有意义的——但在军事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就在他进行大踏步的军事撤退时,共产党在广大的沦陷区开展了活动,通过骚扰日军表现出了他们爱国的英雄主义。通过对他们所控制的甚至是远离抗日前线地区的卓有见识的改革,共产党将人民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在人民中“如鱼得水”
  (毛泽东语录中的话)。
  值得怀疑的是蒋介石是否想到过这些。他总是想在对付日本人之前消灭共产党,到后来他也可以宣布自己一贯正确。但是,毛泽东所清楚地预见到的社会和战略时机却出于他的政治构想之外。
  他认为,如果抗战胜利,他将在光荣和胜利的气氛中获得政治上的胜利,而且他的力量将大大超过共产党。但他几乎不能预见到日本是在斯大林的军队控制东北的情况下投降的。他也没有预见到由于中国当时的情况,美国人可能出现的不利于他的倾向。他更加预见不到毛泽东将会创建一支不可战胜的农民军队,这支军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渴望国民党早日垮台。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这时面对的现实是日军的残酷进攻,在抗战初期,北平和天津迅速陷落。蒋介石决定放弃华化,他的主力将集中在长江一线。除了华北,他决心让日军为占领每一块土地而付出代价。
  为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理由,蒋介石决心不顾一切,决定不仅在上海进行防御,而且主动地寻求战机,在军事上,这种决定毫无意义,而且也遭到德国军事顾问们的反对。
  谁都清楚,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将遭到武器先进的日军飞机的轰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他用一些最精良的部队去冒险,而不保存实力,以备以后无疑会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战役之用。
  这是军事常识,但是蒋介石想向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表明,他做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必须让日本明白,这次不同于1931年和在此之前的几次军事侵略;他们面对的是全中国人民的抵抗。
  保卫上海的战役开始于1937年8月8日,直到11月8日结束——历经三个月的残杀,中国军队付出伤亡几十万人的代价,准确数字不得而知;日本军队的损失是伤亡六万人。战斗发生在距离租界区五英里的地方,大部分战斗在中国居民区进行。一天,一个中国飞行员准备袭击停在黄埔江一个码头上的日本战略舰,由于错误地判断了目标,他把炸弹投在拥挤的租界商业区,炸死一千多人。
  在淞沪决战中,有三位要人伤亡。其中之一是英国大使许阁森,他正乘车从南京到上海,一名日本飞行员用机枪打中他的脊推骨,还有一个是蒋夫人宋美龄,当他的司机为躲避敌人的袭击把汽车开到路边时,她受了重伤。和她在一起的是w·H·端纳,他也伤得不轻。
  在上海会战期间,委员长不断地和每一位将领保持电话联系。他每天晚上平均断断续续地睡上三四个小时,他还两次亲临前线视察。最后,日本人从南面包抄了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全面溃退,乱哄哄地撤向南京。
  这场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震惊了日本侵略者。它向世界表明,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能够拼死战斗。
  在11月9日纽约《时代》记者蒂尔·德丁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警告说:“敌人没有认识到中国领土是不可侵犯的。中国是打不垮的。只要在敌人的侵略下还有一块自由的中国上地,国民政府将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几天后,一次新闻茶会突然被日本的空袭所打断,外国记者描写到蒋介石怎样走进花园,当炸弹落在他身旁时,他怎样奇怪地观望着。生理上的恐惧从来就不是他性格的特点。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进行迂回包抄,把中国军队赶出上海,在日军登陆时,他们带着许多折叠船,用以通过太湖运输增援部队,太湖是位于苏州的内陆湖——它是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天然防线。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迅速挺进震动了全国。蒋介石携夫人于12月7日离开南京,这是日军到达的前两天。临走之前,按照他比较赞许的象征性礼节,他祭奠了位于山坡上的中山陵,并发誓为实现孙博士的理想战斗到底。后来他在汉口建立了临时政府。
  南京守军坚持了两天。两天之后,面对日军的不断空袭,在日军11日进入外城之后,南京陷落了。日军怀着疯狂的杀人欲,在他们的指挥官谷寿夫的放纵下,疯狂地进行烧、杀、奸、掠,多达10万名中国军民惨遭屠杀。世界舆论为之震怒,就连日本内阁也觉得有必要把谷寿夫召回国。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头五个月出现的不仅是包括中国首都陷落在内的灾难性军事失利,而且还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蒋介石曾指望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但没有一国肯帮助他,这时正是欧洲推行绥靖政策的时代,也是美国实行。“孤立主义”的年代,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声明,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对1928年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和1922年九国公约的践踏。但是,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援助,属于私人所有的美国废钢继续运往日本。国际联盟也谴责日本,但无济于事。
  11月1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列国会议决定在中日争端中无限期地中止九国公约。日本很清楚西方舆论的和平主义色彩,因而采取不对中国宣战的办法,钻国际法的空子,使各国陷入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困境。
  英国卖给蒋介石几架飞机,但拒绝同时提供枪支。澳大利亚拒绝使用一架被派往美国的波音飞机同中国进行联络,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卷入中国事件的决心如此之大,以至于面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挑衅行为他们也无动于衷。
  一艘英国轮船被日军炸弹击沉,这艘“瓢虫”号是被岸上的炮火击中的。后来又出现了臭名昭著的“帕内事件”,一艘美国炮艇“帕内号”在12月4日被日本空军击沉。日本飞机低空飞行,用机关枪扫射企图乘划艇逃走的幸存者,结果死3人,伤17人。
  德国人的态度模棱两可。1936年11月,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德国军事教练团仍在蒋介石的部队里任职。
  1937年11月底、日本人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洽,请他把日本结束战争的条件转交蒋介石。12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陶德曼大使。他丝毫也不相信日本的条件,但还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建立非军事化地区;中国同反共产国际集团合作;签订中、日和“满洲国”之间的经济协议;改变关税壁垒;中国对日本进行“必要的赔偿”等。蒋介石说明他对这些条件不感兴趣。
  不管怎样,当日军逼近南京时,德国人撤走了,那时他们以为不久就能强加给中国一个强制性的和平。
  只有一个大国能在中国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那就是苏联。
  8月21日的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和国共之间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苏联援助中国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并不比西方列强的首脑们更愿意卷入中国的冲突,但他充分认识到日本有对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计划,因而想让,蒋介石尽可能地损耗日本的兵力。蒋介石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杨杰将军了解到斯大林的意图,就派他的密友、前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莫斯科商谈一桩武器交易。
  1938年初,苏俄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此后不久,苏联的武器和装备通过中亚从陆路运往蒋介石的部队。在规定的期限内,中国相应地把钨、羊毛和茶叶运往苏联作为偿还。1939年7月,苏联又一次向中国贷款1.5亿美元。苏联还派出五架苏联飞机,并配备驾驶员,以加强中国的防空力量。
  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的努力失败以后,德国军事教练团撤走了,也有一些人以个人名义自愿留了下来。
  大批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国——大约有500人,其中有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声大震的将军:朱可夫和霍可夫。
  那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正在全面展开。
  12月底,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他当时的经验,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
  他解释到:在苏联,任何嫌疑分子都会立即被逮捕,送到内务部。一旦进了内务部,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西伯利亚就是地狱。
  尽管蒋介石偶而也表现得毫无怜悯心,但他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然而不久,他就对惩罚感兴趣了,他发现迅速处决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惩治办法。
  山东军阀韩复榘由于不遵守委员长的命令,率领所部撤出山东,把山东让给了日本人。委员长下令逮捕他,送交法庭判决,并于1月24日将其处决。同月,还有另外九名军官被枪毙,三十名军官因有背叛嫌疑而被革职。
  但是其他军阀却受到重用,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白崇禧还担任了总参谋长。特别是冯玉祥,他从韩复榘的死中捞到好处,把韩的侄女纳为妾——后来冯玉祥夫人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
  南京陷落以后,蒋介石放弃了他所有的行政职务,他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让孔祥熙继任。
  从那时起,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曾决定集中精力进行一些军事战役。
  其中一部分战役取得胜利。例如,在山东南边的八庄,日军在现代意义上的直接战争中受到第一次沉重打击,损失4.2万人。在郑州会战中,国民党用炸药炸开黄河大堤,致使河水泛滥,几干名日军被淹死,洪水还吞没了日军许多大炮和其他装备。
  但很多无辜的百姓也在洪水中丧生——到底死了多少人已无从知道。蒋介石人为地制造的洪灾淹没11个城市和4,000个村庄,共计两千万农民被迫离开家园。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得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农民不断地远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热烈地欢迎中国共产党。
  虽然蒋介石已经辞去了日常行政职务,但他希望他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确认。1938年3月29日至4月2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时地授予他这种权力。他当选为党的领袖(总裁),对所有国民党的决定拥有最后裁决的权力。
  他需要一位副总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他的对手汪精卫,汪很有才能,也很不可靠,但是,让其担任公职,接受领导比让其逍遥自在和密谋策划更为安全。
  汉口时期一直到1938年10月告一段落,身临其境的外国观察员报道了这个国民党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面对死亡的危胁和强敌入侵的压力,在混乱中达到了一致的和谐与统一,一些作家和记者以及有才能的专家来到这个临时作为首都的工业城市,为抗战尽他们的一份力。国共两党携手工作,在内政和军事计划上进行合作。
  蒋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过河到汉口的政府办公室。
  一次对他本人住处的空袭炸死了他的十名警卫,迫使他放弃原来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没有灯光,身边有没有警卫,空袭时正在召开一个不寻常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可能是某个记者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日本人,这使得蒋介石几个月里都不愿接待任何外国记者。
  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混乱。
  在此之前,尽管经受了不断的内战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了繁荣的纺织和消费品工业,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但是几乎不存在什么重工业,战争爆发时,钢的总产量每年不超过10万吨。在战争开始之前,蒋介石召见他手下很著名、很有能力的经济事务部部长翁文(氵颖)博士,让他制定出一个把工厂和工业全面转移的计划。
  翁文(氵颖)为人和蔼,工作卖力,而且非常廉洁,他在某个时候完成了这个计划,1937年7月,日本一发动进攻,大转移就开始了。
  上海的企业家和商人行动缓慢,他们希望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14,000吨的设备能在上海陷落前转移。从现代化的上海机器厂和其他工厂运出来的机器被装上划艇,用树叶和树枝掩盖起来,然后运往长江上游。日本飞机一出现,就马上用芦苇把船伪装好。在其他地方,设备的转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1939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达4万——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8000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的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以后,日本攻势暂停,他们希望蒋介石不久就能投降。
  当他们发现蒋介石并无放弃抵抗的迹象时,就又发动了新的进攻。当日本人深入中国内地时,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在他们到达之前拥挤在道路上,做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迁移。澳门和苏州在5月失守。6月,开封和安庆沦陷。
  同时,在遥远的地方,日军决定试探性地进攻苏联远东军。1938年12月7日,日本驻苏大使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朝鲜及苏联和中国的接界地区,宣称这个地区应归属“满州国”。在随后的军事冲突中,日军先是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在8月11日被击退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从象征和心理意义上讲,最坏的新闻莫过于广州这个革命的城市不幸在10月21日失守。在城市陷落之前,敌人无休止的轰炸使3000人丧生。
  四天以后。汉口这个临时首都陷落了。在10月25日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一篇讲话,他说:“尽管敌人暂时占领了武汉,但他们耗费了十一个月的时间,伤亡数万人。他们占领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座空城……从现在起,我们将全面开展抵抗运动。”
  蒋介石曾想在岳阳建立临时指挥部,岳阳位于武昌和长沙之间,但是他发现这座城市大火冲天,用来制造焦土的火焰正在蔓延。他认为毁城为时过早,因此把两名高级军官送交法庭审判,予以枪决(原文如此——译者)。
  依靠微弱的空军,中国人面对日军不断的空袭几乎无能为力。但是,1938年2月24日,中国空军在台湾的台北上空击落四架日机。5月20日,中国的大型单翼飞机向日本撒下很多传单,表明日本人没必要躲避中国人的空袭,中国人并不象日本人那样肆意屠杀和平居民。
  这一年不仅对后退的中国人,而且对进攻的日本人来说也是艰苦的一年,霍乱和疾病使日本人损失惨重。
  但是,在1938年底,日本就宣布他们占领了有1.7亿人口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日本还令人难以置信地宣布,作为死亡5万日军的代价,8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被打死。此后,日本停止了大的攻势。第二年,日本也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形势出现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安顿下来。他们的军队现在和海上断绝了联系,除了苏联的援助物资取道陆路从中亚和缅甸公路运进之外,他们完全处于战略上的孤立状态。
  对于蒋介石的“大撤退”,日本军事战略作家末至磨在他七十年代的著作《日本的血腥战争》中有这样的描写:
  尽管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落后、缺少训练而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然拥有七百万一线作战力量,不断骚扰日军,使他们疲惫不堪。
  实际上,使日军很头疼的是中国军队“以撤退代替进攻”的战略。虽然存在着区域性的战斗和小规模冲突,但是一般说来,中国军队是以撤退(而不是进攻)来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中国领土“广阔而纵深”,中国军队行动迅速。
  疲乏的日军迫不上他们,特别是在供应线经常被切断之后。
  正因为如此,中国军队的主力一直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日军几乎是顺利地占领了城市、据点和铁路……但他们要照顾如此之大的地盘,这无疑是一种失败。
  从中国军队的角度来讲,这当然并不是一种胜利;但从另一方面讲,也不是一个失败。中国人使战争向内地发展,从而在那里展开决战。
  日本军队的传统战略是突破敌人的前线,把敌人劈成两半,进行迂回包抄和各个击破。但是这种战略对中国军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日军突破之前,他们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阵地。从技术上讲,中国军人很有灵活性。
  那时,有人建议日军应该缩小战区,主要驻守华北、南京和上海。
  但中国军队遵守“撤退代替进攻”的原则;一旦日军撤退,他们就进行追击……结果,在这个有广阔土地的国家,一场战略对峙持续了四年半。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包括死于战时疾病的人,日军人员损失已达115万人。
  这份日本人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这时侵华日军的声明,虽然作者错误地估计蒋介石想在内地进行“决战”。
  这年年底,日本人又进行进一步的“和平”试探,这一次是由首相近卫在12月22日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中国正在为“新生”
  作准备,它现在可以加入新的东亚经济秩序。
  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触的汪精卫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做过两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的一次会议上,另一次看来是16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情绪激动的私人会谈。
  汪精卫的一个同伙陈公博后来披露,汪精卫曾两次很信任地对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谈话中,汪精卫告诉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机会正在丧失。从谈话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汪还补充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离开重庆。
  第二次,汪精卫通过一份电报要求陈公博从重庆到达成都,他告诉陈: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公布了下列原则:
  1、承认“满洲国”。
  2、在内蒙古签订双边反共产国际协定。
  3、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
  4、废除外国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5、双方互不赔偿损失。
  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原则,日本将在两年内撤军。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假装到昆明去,但在烧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在汪精卫的出走中,有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据冯玉祥的说法,汪精卫的妻子两周前就带着全家和行李乘飞机离开了。那时,出入重庆的交通全部控制在军统局戴笠手里。普通的乘机旅行者要先登记,经过审查和批准,而高级官员则需要蒋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乘机去了昆明,在他离开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蒋介石报告呢?汪精卫不可能乘飞机“溜出”昆明,如果蒋介石想截住他一定会成功。
  因此,后来没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人对汪精卫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最后计划一无所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条件,他反驳道:“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新生’,实际意味着一个独立主权的中国的灭亡和一个受奴役的中国的出现。所谓的‘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国沦为奴隶国家,并和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拴在一起。”
  在对峙中,悲惨的一年过去了,但是,更多的考验即将到来。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的目的。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此话果然言中。
  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但是,蒋介石每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花的钱还不足六元,而当时一顿简单的饭就不下一百元。(原文如此。——译者)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每月六元钱活命都不够。结果,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国民党游击队的确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游击队,这个地区因出产煤和其他的矿产对日本人极具吸引力。
  战争初期,日本人就占领了省会太原,并控制了铁路,但是他们没能打垮山上的游击队,在整个战争中,这批游击队几乎随时都可以下山来,重创日军。他们一共钳制了500000日军。
  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定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
  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欲为。
  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仅仅在两天前,即1941年4月1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俄国绝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牺牲一个友好国家的利益。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1941年4月的中立协定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
  蒋介石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美国的帮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告别晚宴上,委员长对美国说了一番带鼓动性的恭维话,他说:
  “我坚信,世界上任何胆敢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敌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反共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能保护苏联,就象与希特勒签的那个协定一样,没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毛泽东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9月份,别无他法的俄国人只好把远东军转移到欧洲前线,这时朱可夫才得以把纳粹的进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这时的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打击美国的海军,横扫东南亚。问题在于,“中国事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仍然牵制着日本的大部队。
  这样,在1941年9月,东京又作了一次“讲和”的试探。这一次,他们暗示将接受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和解。但是蒋介石仍不愿和他们来往。
  委员长发现美国的态度很难捉摸。1940年夏,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进攻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共产党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1年2月28日夜晚,胡汉民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去赴宴,走进南京宾馆,却没见一个人,正疑虑时,两侧过来两位大汉,也不由分说,架起胡汉民就走。从后门出来后,这俩大汉把胡汉民送进小车,一左一右地拥着,一直把他送进南京郊外汤山的一间幽室里。 这是蒋介石接受了戴季陶建议对胡汉民采取的软禁行动。蒋介石之所以要如此,因为胡汉民阻挡他掌控党、政、军权。 胡汉民曾是中国同盟会书记部书记、《民报》编辑,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作为国民党的元老派代表,胡汉民身后还有广东财团及粤系军阀的支持。也正因为此,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后成立的国民政府,胡汉民首任主席。 到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有了一个1931年5月5日举行国民会议的决议。蒋介石想通过这个会议,制定一部确立总统制的训政约法,名正言顺地掌控党、政、军权。 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胡汉民,对此根本不予以配合,只是竭力地把党权抓在自己手中,想用“以党治国”的策略,来架空蒋介石。恼怒不已的蒋介石,派吴稚晖去劝胡汉民“休养”,却被胡汉民破口大骂,斥之为无耻之徒。 本想一手遮天的蒋介石听到汇报后,骂过几句,让手下派人去软禁了胡汉民。笔杆子玩不过枪杆子,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普遍现象。胡汉民被软禁了3天后,心有不甘地提出辞呈。 阻力排除后,5月5日的国民会议如期举行,顺利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这部约法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这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不仅如此,五院院长及各部部长的人选,也只能让国民政府主席提请,然后由国民政府任免。 这样一来,五院分立制变成五权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一人操纵制,他由此成了不是总统的实权派总统。 接下来,蒋介石再凭借手中的权力,特别是军权,一一击败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的对抗,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得到一定巩固。 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蒋介石的排挤、镇压中迅速成长。这在蒋介石看来,对他的独裁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 第一次“围剿”是在1930年的岁尾,蒋介石调集约十万大军,以国民党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官,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结果却以“前头捉了张辉瓒”而告结束。 几个月后,蒋介石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率20万人的大军再次逼向中央苏区。在东西800里的弧形战线上,何应钦指挥着国民党的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兵四路向根据地推进。结果,被毛泽东、朱德以“红军从国民党主力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敌人的后背”的战术所击败。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再率30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最后,却还是为毛泽东和朱德“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打法所败。 接连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已达21个县境,面积有5万平方公里,人口差不多250万。 对此,蒋介石又惊又惧,决定全力剿灭红军。而就在这时候,第三次围剿结束的第3天,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沈阳。蒋介石出于对共产党、红军的忌恨,置日本的侵略不顾,集中力量继续对解放区进行围剿。为此,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 日本侵略军乘虚而入,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了吉林、黑龙江。到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为要先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决定放后一步解决日本的侵略。 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开始第四次“围剿”。初时,因毛泽东被夺走了红军指挥权,蒋介石取得一些胜利;关键时刻,由于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果断指挥,到1933年初粉碎了围剿,最后以蒋介石第52师师长李明、第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而告结束。 四次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围剿均遭惨败,蒋介石诚惶诚恐,咬牙切齿地致电陈诚: “……此乃本军未有之惨事!” 伴随着蒋介石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日军的大举侵华。这时候,蒋介石还是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执意要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1933年5月,就在日寇侵华的枪炮声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100万兵力,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战争历时一年之久,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致使红军在作战从始至终都处于被动,主力部队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也大部丧失,结果中共中央被迫率领红军进行长征。 对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一路围追堵截,誓欲赶尽杀绝而后快。当红军战略转移到陕北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务必将红军全部歼灭。张学良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作为东北军的统帅,东三省的丢失已经让他无颜再见东北父老,在日寇正疯狂侵华的时刻中国人还一直自相残杀,这使他和他的部下都感到痛心,便都不愿继续打内战。 张学良在对蒋介石数次商量劝说未果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在蒋介石来西安督促他剿共时断然出手,扣押了蒋介石,然后逼迫蒋介石放弃反共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被软禁的蒋介石最终答应了张学良提出的条件,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时局,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从此以后,国民党军队主要在主战场,共产党军队主要在敌后,两党的军队相互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面性抗战的开始。 日本一手导演了卢沟桥事变并且侵占平津后,1937年8月13日,又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奋起抗击。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后人称为淞沪会战。 这场会战历时有3个月,日军投入30余万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60余万人,伤亡达15余万人。尽管上海最后还是沦陷了,却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日本占领上海后,往西进攻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国军抵抗日军。由于指挥上出现重大错误,至使抵抗瓦解。12月13日,南京沦陷,近五万日军入城,对三十多万战俘和平民,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随后,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使南北战场连成一片,先后调集8个师、5个旅约30万人,实行南北对进,实行首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西取郑州,南夺武汉的战略计划。 对此,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阻击,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70个师约100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又将另一部分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这是一次以徐州为中心大规模的防御战役,从1938年1月至5月,历时5个月,打得非常惨烈。这次徐州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当时的日本大本营一致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达此目的,日本大本营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为此,蒋介石领导和组织了武汉会战——一场抗日战争中超过一百万名国民革命军的大规模战役。这场战役,历时4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最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宣告结束。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占领了武汉的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他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因为蒋介石的决心,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共产党人,则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展拳脚,发动人民战争,武装抗日,收复了大片的国土。因此: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遭到了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通过这一系列会战,全国军民奋勇杀敌,到1938年10月,已经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在抗日的八年中,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新气象。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一直表示着继续抗战的决心。而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的前途完全失望,投降了日本。1939年1月,蒋介石继汪精卫当选国民参政会议长。在2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时,蒋介石再任委员长,并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便宜之措施。”为他的独裁,取得了法律的允许。 这时候,蒋介石虽然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却忧心忡忡,一直不间断制造反共摩擦,以遏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 在整个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差不多破裂。只因共产党以大局为重而一再克制,国共合作才得以维系下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 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在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下,加上国际形势的好转,1945年8月15日,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强盗只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全中国人民敲锣打鼓的喜庆声中,蒋介石也长长地舒了口气。

1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初,“台儿庄大战”胜利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抗战中心武汉连夜举行火炬大游行,彻夜狂欢庆祝胜利。但是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大举反攻,徐州前线局势岌岌可危。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飞机开始实施对后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国民庆祝天皇裕仁诞生日。头天日本电台宣称,为了以胜利向天皇陛下祝寿,日本飞机将毫不留情地轰炸支那城市武汉,直到把它从地图上抹去为止。这是残暴的日本强盗向这座人口稠密的华中大城市公开发出的第一张死亡名片。对于生活在武汉三镇的我父亲一家和数百万中国人来说,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敌人的节日成为他们的受难日,他们无法逃脱一场来自天空的血光之灾。上午八时,日本海军重型轰炸机十八架,在三十六架战斗机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朝武汉方向扑来。气焰嚣张的日本电台还威胁说,这将是一次“无区别”大轰炸,无区别的意思就是不用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一场随心所欲的野蛮屠杀。五个多月前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抗战中心,不仅国家机关和战争大本营迁至该市,各国驻华使团、外交机构和来自全国各沦陷区的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民众团体亦云集武汉三镇。对日本人来说,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更是中国抗战的心脏,摧毁中国必得先摧毁武汉,摧毁中国抗战必得先摧毁武汉抗战。这就是日本人发誓要把武汉“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日本人事先已经对驻守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了如指掌,不仅掌握这些部队的番号和动向,知道这些部队对外号称三个战斗机大队,实际上只有不超过十几架作战飞机,而且刺探到这些飞机多已超期限服役破损严重的军事机密。抗战十个月来,以弱击强的中国空军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境地,因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人非常自信,在强大的日本护航机群面前,中国空军的残兵败将还不得赶快逃得远远的吗?这一天,覆盖在华中地区上空的积云忽然散开来,一轮红日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来。九时许,我十二岁的父亲邓述义正在汉口圣保罗小学的教室里背书,他至今记得那天上的是一堂国文课,国文先生诵读的课文是《论语》。这时候城市上空响起刀子一般尖利的空袭警报。圣保罗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址在汉口的英国租界里,这条马路现在仍然叫做鄱阳街。学校标志是一座尖顶教堂,每逢周日汉口的教友便要来到教堂做礼拜。抗战之初,教堂尖顶被涂抹上红白相间的十字标志,这是在华的外国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向交战双方表明的中立立场。但是空袭警报一响,课堂秩序还是大乱,小学生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纷纷奔出教室,挤在乱哄哄的操场上看热闹。有个眼尖的同学最先发现敌机,他尖叫起来:啊……日本飞机!我父亲循着同学手臂望出去,他果然看见一群像马蜂一样的小黑点出现在太阳下方。后来这些黑点渐渐爬高起来,一直爬进太阳里,叫人感到有些恐惧,好像太阳已经变成一个恶毒的蜂巢。日本飞机眼看就要逼近这座不设防的城市。忽然低空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马达轰鸣,又有同学惊呼起来:快看啦……飞机!于是我父亲赶快掉转脑袋,他看见从江岸火车站方向飞来一队银光闪闪的飞机,当机群呼啸着掠过城市上空的时候,他们都看见飞机翅膀下面有一枚醒目的青天白日机徽。中国飞机升空迎战了!抗战以来,老百姓最大心愿莫过于盼望自己军队快快强大起来,好把万恶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这一天他们的愿望部分地得以实现。我父亲说,从前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听说汉口机场的飞机多是用来蒙骗日本人的木头飞机,一旦敌机来犯天空便很难找到中国飞机的踪影。但是这次不同。随着雷鸣般的马达震撼长空,他看见一队又一队中国战机升空迎战,其数量之多,阵容之庞大前所未见,已经大大压倒敌机,好像一夜之间战争天平已经倒向弱势的中国一方。我查阅当时的报刊史料,以证明父亲的讲述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载:“四·二九武汉大空战”中国空军出动新式战斗机达六十四架,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本《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载:中国空军四大队、三大队和五大队共起飞苏制战斗机“伊尔15”、“伊尔16”……共计六十四架,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迎敌。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啊。父亲说,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学生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许多老师仰望长空热泪滚滚,他们期盼的复仇时刻终于到来了。地面人们目送排出战斗队形的中国机群直插蓝天,然后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着不可一世的残暴敌人扑去。其实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出错,汉口机场确实只有十几架中国战斗机,而且由于长期苦战和缺少零配件,这些伤痕累累的飞机战斗力大减。但是令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援华空军也就是斯大林元帅派出的“苏联志愿军”已经秘密抵达中国,两个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战斗机大队连夜转进武汉外围的孝感机场,成为这场出奇制胜的抗日大空战的绝对主力。于是“四·二九武汉大空战”变成日本侵略者的一场噩梦。这天武汉民众万人空巷,人们不顾危险涌出家门,百万民众在地面为中苏空军呐喊助威。抗战以来,凶恶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城市和村镇,把成千上万吨炸弹倾泻在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头上。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作恶多端的侵略者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第一架日本重型轰炸机拖着滚滚浓烟坠入长江并溅起高高水柱时,久埋在人们心中的仇恨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惊天动地的怒吼把武汉三镇变成埋葬日本侵领略者的汪洋大海。但是疯狂的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战斗机拼命开火抵抗,试图掩护轰炸机突围。尽管中苏空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击中敌机,打得敌机起火爆炸,还是有几架漏网的敌机蹿至武汉上空扔下炸弹,炸毁一些房屋并导致地面民众伤亡。激动人心的武汉大空战历时约四十分钟,中苏空军击落日本重型轰炸机十架,战斗机十一架,自己也损失十二架飞机,牺牲多名优秀飞行员。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负伤之后驾机撞击敌人,成为血洒长空的抗日英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也英勇撞击敌机不幸牺牲,被授予苏联功勋飞行员称号。当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民众游行,史称“四·二九空中大捷”。2我父亲直到天黑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他一跨进家门立刻就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呆了。客厅里闯进来许多人,有认识的,像表哥肖三哥、肖二哥,也有许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来人有的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有的干脆打赤膊,有人站着,也有人蹲着;有人胳臂上吊着绷带,绷带还在往外渗血,也有人脸上头上还粘着血糊糊的泥土,把原本十分干净整洁的客厅弄得脏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汗臭和血腥气味。我父亲的家是一幢坐落在汉口英租界内咸安坊的三层小楼,这幢小楼至今还在,地名仍然未改,但是主要产权已经收归当地政府所有。1995年我代表父亲同武汉有关部门洽谈剩余产权问题时,看见这幢历经岁月沧桑的小楼外表依然坚固,内部却早已面目全非。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名字叫张松樵,又名邓旋宗,他的身份是武汉裕华纱厂的老板,在湖北省算得上一个声名显赫的实业家。张松樵平时多数时候并不待在家里而是住在江对岸的武昌,因为他老人家爱厂如命,要是机器不响他就睡不着觉。这天他刚好返回汉口休息,因此家里才贸然闯来许多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好一阵我父亲才弄明白,原来日本人把炸弹扔进原料场,炸死一名搬运工,伤了十几个人。在我父亲记忆中,这是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武汉。头次大约在春节过后,因为规模不大;炸弹都落在江水里,城市和工厂均安全无恙。但是空袭还是导致厂里多名女工受伤,她们都是因为惊惶失措许多人挤下楼梯来自己摔伤了,还有人因此落下残疾。但是这次不同了,日本人的炸弹终于落到厂子里,并且炸死了人。来人显得很烦躁,他们都是武汉当地人,脾气都很火爆,敞着喉咙说话,往地上大口啐痰,也有人把辛辣的河南旱烟抽得叭嗒叭嗒响,令屋子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不堪。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忽然安静下来,他们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好像滚雷一样在头顶上响起来。人们赶紧站直身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长辈都说,我爷爷张松樵其实是个小个子,身长不到五尺,换算成今天的计量标准也就一米六十左右吧,但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却是人们心目中财富和资本的象征。据武汉市工商联协会撰写《张松樵传》载,张松樵“声音洪亮,办事果敢”,“耳垂肥大,双臂过膝”,民间说法就是“有异人相”。在我们家里如今仅存的几幅老照片中,张松樵的老人骨骼突出面容清癯,一张刀劈般的窄脸上几乎没有肉,跟鱼鹰差不多。他还生着一只像犹太人那样巨大的鹰钩鼻,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和意外,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我爷爷的遗传特征是如何得来的?又如何那么快就从他的后代们身上消失了?墙上老人没有回答。张松樵依然目光炯炯犀利如炬,透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夺人气势,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严厉地注视着他的子孙们。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此时张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张松樵半晌无语。我父亲虽然不大明白大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但他也感觉到家庭处境不妙。这时候肖老大说话了。肖老大垂着手,表情恭敬而谨慎。他小声汇报说:党部有个绝密消息,听说上面正跟日本人和谈,如果和谈成功,兴许战争就可以停止了。张松樵瞪大眼睛说:你认为和谈有几多希望?肖老大两手一摊说:党部李主任说,关键是谈条件。但是眼前日本人攻势正盛,恐怕凶多吉少啊。肖老大最后一句话再次令张松樵陷入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很显然指望和谈是件靠不住的事,俗话说“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战争主动权不在中方而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良久儿子终于看到父亲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情,他用一种决断的语调吩咐肖老大说:去年首都陷落,我把部分备用机器运往四川,就是为了预防形势恶化。本来我还想再等等看,但是眼下看来是不能再等了,等到日本人打到武汉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动身往上江走一趟,把重庆那块土地买下来,做好工厂搬迁准备。“上江”是湖北话,湖北人自称“下江人”,所以湖北以上的四川和重庆就统称“上江”。其实早在去年“七·七事变”刚爆发,未雨绸缪的张松樵已经亲往上江地区的重庆和成都考察,沿途调查农村生产情况,收集商业情报,选取厂址和洽谈购买土地等,同时还与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整体迁厂的意向性合同。年初,张松樵又抢在其他同行之前先行一步,把少数备用机器和生产物资提前转移到重庆。然而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后方民众,令他们欢欣鼓舞产生错觉,以为胜利曙光将要升起,中日战局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折。甚至还有国内报纸乐观地预测说,日军将会退回卢沟桥,停战协议不日就要签字生效,和平即将到来等等。于是张松樵又把重庆建厂的工作停下来,等待局势转变。不幸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日机轰炸武汉以及前线战局恶化的种种不祥之兆,促使纱厂老板下决心重新启动搬迁计划。次日一早,忠心耿耿的肖老大就登船出发了。随同肖老大一同前往上江的还有一群精明强干的纱厂骨干,他们统统都是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佬,既有厂长帮办、采买,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当肖老大一行搭乘的小火轮慢吞吞地消失在烟雾迷蒙的长江深处之后,张松樵便多出一件心事,常常领着儿子登上黄鹤楼驻足眺望。长江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的千古浩叹令人遐思无限,我父亲回忆说,当时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都走了,几时才能再来黄鹤楼?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直到徐州战败,肖老大却音讯全无。3就在敌人大举进攻,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之际,一架中国政府专机从外地飞临武汉,飞机上搭载的要人是蒋介石夫妇。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美国生产的波音客机遭遇强气流干扰,盘旋在武汉上空无法降落。机长报告说,接地面紧急通知,飞机将改降九江机场。蒋介石没有说话,他始终表情严肃莫测高深,夫人宋美龄则紧挨丈夫身边,不时向舷窗外张望,看得出有些担心的样子。机舱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熟悉蒋介石的侍卫人员都知道,这位大人物没有表情的表情就是最严重的表情,所以他们个个小心翼翼蹑手蹑脚。飞机改变备降姿态,机长大幅抬升机头,飞机发出沉重轰鸣,欲奋力冲破气流涡漩和厚重云层的阻碍。一只玻璃水杯跌落在地板上,发出粉身碎骨刺耳声音。乘客仿佛都被一只恐惧的大手按倒在座位上,他们听见飞机翅膀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抗议声。蒋介石依然正襟危坐,双手拄牢手杖,对跌碎的水杯和恶劣天气视而不见,好像飞机安危与己无关。对这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来说,如今令他身陷险境的不是天气,而是战争,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视察过的徐州前线。确切地说,徐州战事已经不可挽回,他刚刚向第五战区发布了撤退命令。可以预料,徐州全线撤退必将在危机四伏的国民政府中再次引发强烈地震。“七·七事变”以来短短十个月,日本人势不可挡地占领半个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声讨责难之声一片。不仅那些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倒蒋势力连连发难,就连坚决支持抗战的正义人士也痛心疾首地质问说:照此下去,再有十个月,我泱泱中华岂不被彼蕞尔小国灭亡不成?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来。他是个职业军人,准确说是个军人政治家,从不惧怕战争和武力威逼。他懂得战争此消彼长的奥秘,打仗不是做算术,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日本人十个月占领半个中国就等于二十个月一定占领全中国吗?非也,那不过是别人用以反对他的借口而已。回顾抗战来的风雨历程,真可谓一波三折风云变幻,个中内幕外人难以知晓。抗战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出面调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回穿梭于东京和南京之间,经过反复斡旋于去年十一月达成四条秘密《停战协议》;一、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二、取缔反日排日活动;三、废止自由飞行及冀东特殊贸易;四、中日双方军队退回“七·七”事变前的停火线。连当时看过协定内容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也大惑不解道:如果只是这些条件,真不知日本为何要开战啊?中日停战近在咫尺。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谈判桌上的成果来自战场,因为日军在上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说明阻止甚至挫败日本侵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随着外交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停火协议眼看就要签字生效之际,淞沪战场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直接导致守军全线溃败和首都南京陷落。军事胜利令日本人的狂妄野心膨胀到顶点,他们不仅大大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表示,国民政府……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之停战条件。外交谈判破裂,战争继续的结果就是徐州会战再次以中国军队全面失利而告结束。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摆脱强气流干扰,飞行变得平稳起来。乘客纷纷松了一口气,机舱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侍从室主任林蔚将一份急电呈送委员长,电报是四川省政府代主席王赞绪和川康绥靖行署主任邓锡侯联名发来的,大意为四川后方热烈一致欢迎中央政府入川抗战,但是因为巴蜀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民众愚昧负担沉重,一时难以接纳数量巨大的政府机关和内迁人员入川,恳请中央体谅苦楚,给予足够时间,暂缓入川云云。蒋介石嘴角轻轻颤动几下,说明他内心有了几分怒气,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简短指示:回王、邓电,务请诸公以抗战大局为重,从速做好中央政府迁都准备,切望万勿延误。年初,“四川王”刘湘病死武汉,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四川群龙无首,迫不及待地任命张群入川主政。不料四川诸侯联合抗命,群起抵制张群入川,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任命。而今国民政府滞留武汉,迟迟不能迁都重庆,正是双方僵持不下,四川方面一再借故拖延的结果。林蔚小心地说:四川方面放言,如果中央派员强行空降,当以枪炮侍候之。蒋介石冷冷地说:孙猴子能逃出如来佛手板心吗?你先把电报发出去,压一压他们再说。事实证明,那些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阀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不久之后委员长采用封官许愿和暗中分化的谋略瓦解了四川人的枪杆子联盟。到抗战结束,蒋介石基本上削平西南各省军阀势力,在抗战的名义下完成第二次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抗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领导权问题。随着战场上一败再败,国民党内部裂痕四现矛盾重重,蒋介石铁腕统治一再削弱。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空前活跃,他们联合各方势力积极活动,虎视眈眈伺机夺权,不难预料,一旦徐州撤退的消息公开,反对派一定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蒋介石两次被迫下野都是他的政敌汪精卫积极“倒蒋”的结果,虽然委员长最终渡过危机重返政坛,却也威信大损不得不有所顾忌。问题是当前日本人攻势猛烈步步紧逼,必欲置国民政府和他本人于死地,如果此时汪精卫再次发动党内政变逼他下野,他这个三起三落的委员长还有机会起死回生吗?飞机在云雾中穿行,马达发出雄壮有力的歌唱。舷窗外面的云层逐渐稀薄起来,雪白的云絮像羊群一般向后掠过。心事重重的蒋介石仍在自己的思绪里。国民党原本是个中西合璧的大杂烩,“三民主义”就是滋生党内斗争的最大温床。从某种意义上说,党争甚于战场,党内敌人比公开敌人更危险,更具威胁性,日本人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势力却能把蒋委员长赶下台,从内部把他打败。现在蒋介石再次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南京失陷后,利令智昏的日本人以为大功告成,竟然抛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事实证明日本政治家大多是目光短浅的好战之徒,中国首都被占领并不等于中国灭亡,就是目前中国未被占领的剩余领土也超过日本面积二十多倍,难道你发表一个首相声明国民政府就不存在了吗?几百万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就自动消失了吗?何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呢?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战争狂人啊。蒋介石多次东渡日本,深知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战力极限为动员二百万军队,而中国至少能够动员二千万大军,这就是说如果把日本比喻成一条蛇,那么中国就是一头大象,蛇能吞下大象吗?所以抗战必须坚持下去,这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谈判桌上的胜负归根结底在战场上。如果你不想打仗,那么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你不要战争,那么你一定要坚决应战。去年历时百余天的淞沪抗战不仅让狂妄的日本人吃到很大苦头,而且差点迫使日本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就是“以战逼和”的成效。一个“逼”字,折射出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作战的核心战略思想。两个月多前,蒋介石下令调集六十万大军实施徐州会战,表面看是阻断敌人打通津浦铁路,但是大本营的深层意图仍然是迫使日本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为此中国军队一度在台儿庄正面击破日军精锐的第五、第十师团主力,取得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可惜胜利旗帜未能如愿高举下去,日本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实施南北夹击,第五战区不得已放弃徐州,实施战略大撤退。虽然从理论上讲徐州会战不应算作失败,因为我军主力并未遭敌合围,保存实力有利于长远抗战,但是国内舆论和人民群众不会这样看待问题。撤退意味着更多国土被敌人占领,更多人民沦为亡国奴,所以撤退就是逃跑,汪精卫和反对派决不会不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次前线军事失利都将导致政治危机,都会把蒋介石推上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乘客产生头晕耳鸣的失重感。忽然机身重重一震,随即颠簸不已,乘客不由得发出一阵惊呼。九江机场到了。蒋介石把手伸给夫人,夫人挽住丈夫,两人会心一笑。夫人款款起身,柔声说道:大令,我们已经安全了,上帝会保佑中国的。4特务头子戴笠一大早赶到戒备森严的东湖官邸来见校长。他被告知,校长昨晚会见客人,凌晨刚刚睡下,因此戴笠只好坐在接待室耐心等候。但是不多久他又被告知,校长已经起床了,要立刻见他。蒋介石端坐在书房里,这位令人生畏的统治者此时看上去气色不错,身穿府绸薄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目光炯炯表情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只睡了两个小时。据说蒋介石睡眠极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并且从不在衣冠不振或者精神不佳之时接见下属。戴笠一身鬼魅之气,这个特务头子横行天下,惟独畏惧蒋介石决不是没有理由的。戴笠赶来是要把两份重要情报呈送校长。一份报告是伪华北政府首脑王克敏率所谓“中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赴东京访问,日本人给予该伪逆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并大肆宣传,而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竟然也出现在东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另一份报告则是报功,王克敏的助手,华北汉奸头子、省主席高凌尉被军情局秘密特工刺杀。两份情报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滋味;亦冷亦暖,亦喜亦忧,如打翻五味调料盘,令蒋介石眉头紧锁心情复杂。第一份情报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大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国际舆论,试图制造一个以汉奸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事实。本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不值一驳,然而值得重视的倒是“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到场”,这个迹象究竟透露出什么信号来,是否表明某些西方大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动?难道自私自利的西方人已经对艰苦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转而与日本人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第二封电报来得很及时,正好给了所有甘心卖国投敌的汉奸走狗一个严正警告,相信王克敏之流包括那些暗藏的投降派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然事实上电报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高凌尉并没有当场被击毙,他只是受了重伤,拖至第二年才死于医院。蒋介石沉吟片刻,指示戴笠将汉奸头子被爱国人士击毙的消息披露给报纸,并继续监视敌伪动向。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侍卫长进来报告说,苏联驻华大使鲁姆甘兹先生求见委员长。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步入会客厅。蒋介石接见外国使节一向极有讲究,值此抗战期间,服装便是一件重要道具,他要通过这种外交形象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确定不移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领袖身份不可动摇,蒋委员长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其实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长着一对蓝眼珠的肥胖俄国人,他甚至不喜欢所有西方人,他始终认为西方人身上有种难闻的动物气味。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项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掌握苏式武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反共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但是苏联人决非傻瓜,即使帮助中国符合本国利益他们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因此他们的援助当然是有附加条件的,此刻苏联大使理直气壮地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就是要求回报。苏联顾问来华决非摆设,他们理所当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权,比如进入大本营指挥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机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军事指挥权等等。蒋介石感受到这种悄悄逼近的红色威胁。如果说俄国人到来之前他比较欢迎德国军事顾问的话,除了德国慷慨军援等物资原因外,还因为希特勒的反俄反共立场与他不谋而合。那么苏联人是什么货色呢?他们是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视为“赤祸”的共产党发源地和大本营啊!蒋介石还是雍容大度地微笑着,把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掩藏起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见委员长种种假面具后面的铁血意志。中国抗战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援助,蒋介石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汪精卫,所以他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哪怕对昔日仇敌共产党作出最大让步也再所不惜。委员长是个大国领袖,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惟有利益至上是不变的原则。蒋介石当场对苏联大使表态,国民政府当然不反对友好的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助战,不过光靠顾问团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尊敬的斯大林阁下,请贵国尽快批准贷款条约,这是打败日本人的惟一正确途径。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另一条是密令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共产党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5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从历史遗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1925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慰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6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府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元老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惟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奸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汪精卫不由得冷冷一笑。一般来说,前线战事顺利蒋介石是不会主动约见他的,但是吃败仗就不一样了,军事失利是蒋介石的软肋,越打败仗他在党内的筹码就越少,就距离下台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跟汪精卫是同一战线的同盟军,他们在前线战场上帮助汪精卫削弱乃至推翻蒋介石统治。抗战以来,蒋介石推行“以战逼和”的抵抗路线,汪精卫主张“以谈促和”的柔性战略,这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表面看似对日策略不同,本质上还是领导权之争。如果蒋介石到处打胜仗,打得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成为民众拥戴的统帅和抗日英雄,那么一惯大唱反调的汪精卫岂不等于自掴耳光自掘坟墓,自绝于党和国人吗?所以蒋介石的失败就是汪精卫的胜利,反之亦然,说明国民党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如今前线已有徐州战败的风声传来,令汪精卫精神亢奋如沐春风,说明日本人又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当然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承担罪责,他是头老奸巨猾的九尾狐狸,惯于玩弄金蝉脱壳的花招,比如首都南京失陷,他该辞职下台以谢国人,不料却以撤职处分一批高级将领搪塞过去,那些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替罪羊。但是汪精卫以守为攻信心百倍,他相信形势对他有利,这就是说,不动声色的汪副总裁一旦出手必然一击致命。会议室一侧的小门悄然打开了,露出一条通往中国政治铁幕的后台幽径来。蒋介石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对来客伸出手来作欢迎状,关切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汪精卫也快步趋前,双手一齐伸向那个同床异梦的党内政敌,两人表情愉悦握手言欢。这是抗战初期蒋、汪举行多次秘密会晤中的一次。这天汪精卫直到天黑以后方才离开武昌军委会。历史表明,1938年的汪精卫距离实现其政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他不仅获得主持“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大权,控制中央党部、国民议会以及多个政府要害部门,还得到蒋介石“不拒绝谈判”的让步,加速同日本人进行幕后交易。蒋介石企图通过妥协来缓和反对派的逼宫,事实上他将不得不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因为汪精卫绝不会满足于获得部分权力,他觊觎的正是蒋介石统治宝座。当载有这位国民党大人物的汽车悄悄隐没在朦胧夜色中,另一轮与日本人的秘密和谈即将开场。我们将会看到,此时距离汪精卫公开投入日本人怀抱,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还有短短半年时间。

“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的中国反分裂斗争及其世界意义

张文木

[中心思想]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全文摘自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630页。

雅尔塔会议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欧洲,它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撕心揪肺的会议。因为它不顾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为太平洋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作出了导致中国再次被瓜分和分裂的《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8日,在三国首脑的第五次会议之前罗斯福先与斯大林私下会晤,协商立场。这次会晤对远东,尤其是中国命运至关重要。会谈从下午15点开始,16点结束。

罗斯福说,美国人打算在日本以南的波柠群岛附近诸岛建立空军基地。他认为,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他罗斯福不希望让美军登陆日本,如果可以不登陆的话,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他才会让部队登陆日本。日本在列岛上有400万大军,登陆势必带来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轰炸,那就能指望把所有一切都摧毁。这样,就不同于在日本列岛登陆,从而可以拯救很多生命。[1]

斯大林先问了美国想在共青城[2]建立自己的空军基地要求的具体细节,然后直奔主题,问美国可以给苏联出兵远东的回报是什么。他说他希望知道,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怎样。“这里指的是他在莫斯科同哈里曼谈过的那些政治问题”。[3]

罗斯福不是丘吉尔,他明白请人干活就得有回报。他答道,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将交给苏联。至于暖水港,苏联可获得位于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他认为苏联利用这个港口,其办法有二:一是建为国际委员会监督的自由港;二是中国人把这个港口租借给苏联。但是,后一种办法同香港问题有关。他之所以希望避开租借,其原因在于,他期待着英国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然后香港可以成为向全世界——最重要是向美国——开放的自由港。丘吉尔对此可能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如果苏联在北方获得了港口租借权,也就难以说服丘吉尔。所以,他认为,把建立开放性港口作为第一步更为妥当。[4]斯大林在随后的谈话中表示“对苏联来说,国际监督是可以接受的”。[5]

斯大林问罗斯福“关于保持外蒙现状问题”的意见。罗斯福说,他还没有同蒋介石谈起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斯大林再问罗斯福对苏联租借中东铁路的考虑,罗斯福说,他暂时没有同蒋介石谈这件事,但是他相信可以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要使这条铁路为苏联所用有两种办法。第一是俄中两国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对铁路实行监督。斯大林不等罗斯福说出“第二”,就接过话茬说:

如果苏联的条件被接受的话,那末,苏联人民将会明白,苏联为什么参加对日战争。所以,重要的是有一项由总统、丘吉尔和他签署的文件,上面写上参加对日战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将苏联加入对日作战问题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在那里人们能够保守机密。[6]

罗斯福回答说,对保守雅尔塔的机密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只是对中国人可能有些疑问。斯大林说,一旦苏联可从西线腾出20~25个师,并把这些师调到远东,就可以通知中国人了。宋子文将于4月底来莫斯科,他斯大林很希望会见他。罗斯福对斯大林接见宋子文表示高兴。[7]接下来在朝鲜实行托管制度,苏美双方达成共识后,罗斯福的话题又转向中国。说,对于中国,他正竭尽全力不让它灭亡。斯大林同意但批评中国国民政府:

中国将生存下去,但是,中国需要一些新的领导人。他们必须聚集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人中间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不提拔他们。[8]

罗斯福表示同意,但接着又将话题转向印度支那,试探苏联对英法在亚洲利益的考虑。他说,他想同斯大林交换一下意见。这就是印度支那问题。这是些落后国家。居住在印度支那的人同爪哇和缅甸居民相似。在法国的控制下,印度支那没有任何进步。中国不想夺取印度支那。他希望对印度支那实行托管。英国人则想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人。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加以研究,“总统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9]

很快话题又回到中国。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问罗斯福,“让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问题是否合适?”罗斯福答道: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复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将军魏得迈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对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原因了如指掌的斯大林却说:“使这些力量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而联合,这很好。”[10]

这次谈话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东北亚的利益分割,结论是朝鲜托管,蒙古维持现状,苏联获得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也就是说,从蒙古到东北整个属于中国的地区可被苏联纳入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一切岛屿。二是印度支那实行托管,但实际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三是日本将台湾、澎湖群岛及满洲的主权交还中国。这实际上是将远东利益一分为二。值得注意并对中国思考未来台海统一战略有参考价值的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交还中国的是离美国和苏联核心利益线较远,因而美国和苏联并不太看中却对日本南下有阻隔作用的台湾地区,而在接近苏联并对苏联有重要地缘利益的的蒙古和东北地区,中国主权利益已被大打折扣。

2月10日,开始雅尔塔第七次全体会议,在此之前,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递交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经斯大林、罗斯福两次修改后,即成为2月11日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的作为雅尔塔正式文件的《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文件不长,但对远东政治影响却至为深远。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11]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有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决中国之目的。[1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外交部事先对这份协定并不知道。他们得到消息只是美、苏正在就远东问题进行会谈。罗斯福和斯大林对丘吉尔也是先斩后奏。2月11日,丘吉尔被邀在自己事先不知道内容的协定上签字,丘吉尔后来回忆说,他曾明确表态:

虽然作为大不列颠的代表,我参加这一协定,但我和艾登都不曾参与制订这一文件。这被看作是美国的事,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当然有重大利害关系。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求制订它。总之,并没有同我们协商,只要我们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13]

艾登也是签字时的当事人之一,他回忆说:

他同斯大林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我看,这个文件乃是这次会议中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

当首相和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接到关于这个协定的通知时,我没有让他签字,他们也没有强迫我们签字,这时,丘吉尔先生和我当着斯大林、罗斯福的面,发生了一场争论。我们又把英国前任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请来排难解纷。他跟我意见相同,即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协定。但首相觉得,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协定,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协定上签字,我们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14]

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场者及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至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艾登说:“斯退丁纽斯对这事的详情根本一无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样,可说完全蒙在鼓里。”[15]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美国曾在三四十年代试图联合日本逐出英法,南北分割亚洲的设想,在此转为联合苏联得以实现。美国和苏联从对付欧洲的经验中知道,一个对等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肢解中国——这实际上还是日本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6]战略的翻版。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17]。

对1927年“四一二”事件记忆犹新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斯大林见到蒋经国就直言“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8]那么,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斯大林与美国人一样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国政治置于印度议会或俾斯麦之前的德国议会那无休止的“议而不决”的无效行政之中。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即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心为‘患’”的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蒋介石配合,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买办,依靠外国资本而不依靠本国人民,这样的政权统治中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印度——恐怕还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样,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都是美苏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国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接下的重建国际和平的任务便转到远东地区。7月1日起,美军开始从苏占区撤走,同时,美、苏、英、法军进入柏林的各自占领区。7月17日至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全文共十三条,前五条正告日必败无疑,唯无条件投降别无他途。后七条则是盟国设置的投降条件。其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后七条,其中关键是第八款,即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

这一条如再结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起研读,我们还就会发现5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20]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21]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22]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23]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24]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25]。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26]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27]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28]

丘吉尔在此只说对了一半,他说对了日本命运败于美国那“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1945年2至5月间日本也在国内实行了三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个师团共240万兵力。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纲领,要求“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6月2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战时紧急措施法”,规定政府在非常情况下“可不受其他任何法律的束缚而发布命令和进行处分”,次日,在第87次帝国议会上,又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必要时”征集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妇女。紧接着,国内各地编给“义勇队”摆出“本土决战”的架势。[29]3、4月间,美国在硫磺岛和冲绳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上任不久的杜鲁门说:“敌人曾顽强地防守冲绳和硫黄岛,我军生命的损失极为沉重”;“我们离日本本国的岛屿越近,敌人的抵抗也越加坚决和顽强”。[30]马歇尔将军告诉杜鲁门:“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31]杜鲁门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军队运往中国,以便把日本人从中国大陆赶出去。我们一贯希望有足够的俄国军队开入满洲,把日本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32]直到波茨坦会议期间,7月24日,美英两国参谋长拟订并经过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批准的对日作战部署报告,仍然认为“需要到1946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杜鲁门说: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战斗将非常残酷,损失也很重大。我们希望要是俄国参战,日本一些部队将继续被牵制在中国,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也将被阻,不能增援本土诸岛。[33]

哈里曼的考虑可能更接近实际,他认为:

虽然没有苏联的帮助也可以打败日本,但是无法阻止斯大林在最后的时刻宣战并派遣军队至满洲,从而重新取得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于日本的港口与铁路。[34]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即使在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投降后,尽管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曾准备“伙同陆、海军部改变雅尔塔协议”;麦克阿瑟在7月16日美国核试验成功后也认为“俄国的任何介入”对日作战“已无必要”,[35]杜鲁门尽管对苏联态度有所强硬,但对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雅尔塔秘密条约没有做出任何毁约的动作。

苏联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后,转过身来就对付昔日的英法盟友,将日本曾从英法手中夺取的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攫为为己有。苏联按照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长城以北及东北亚地区转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也将中国长城以南及南洋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亚洲政治特点是欧洲殖民体系从亚洲退出,苏美关系从“热恋”向“冷战”转变。

二战后亚洲出现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浪潮及随之带出一些国家的分裂。造成这种现象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有强烈的独立要求;二是美苏两大国为瓦解英法殖民帝国主义对英法殖民地独立要求的联袂支持;三是英国在帝国瓦解前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一些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在撤离前的肢解;四是冷战因素,比如德国分裂、朝鲜半岛分裂等。其间,中国也面临美苏插手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这时的远东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的走向关系到苏联和美国各自的战后利益分配。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曼从美苏当时僵持的“波兰问题”中看出这一点。他写给国务院乃至五角大楼细加陈述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坚持要有一个由孱弱而易于控制的邻国组成的地带,这可能并不限于东欧”。他预见到苏联将介入中国形势,他说“一旦苏联控制了与其接壤的地区,它就可能要向随后与之毗邻的国家进一步渗透”。哈里曼说他“看不到拱手等待有什么好处,愈是靠东边的问题,愈要争个明白”。[36]

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关心的就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南侧即中国新疆、蒙古直至东北辽东半岛一线的控制权问题。1941年底虽然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苏联就开始对就战后世界体制设计提前作出符合苏联利益的规划。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就此致信斯大林,关于远东,他提醒斯大林:

现在就应当考虑涉及我国边界的全部问题。我们不能再忍受日本军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我们同太平洋和我们的港口切断并封锁拉彼鲁兹海峡、千岛群岛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维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状。应当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

我们也该准备未来和平了,即使是以初步的方式也好。由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

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日本卷入与我们的战争,那么这两个委员会还必须考虑战后苏联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远东边界和苏联各港口同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自由通航问题。[37]

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2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任主席。[38]1943年9月4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39]。9月9日,李维诺夫把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的清单提交斯大林,[40]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议。事后看来,这篇报告对斯大林关于欧洲和远东的战后考虑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国,报告开篇“总的设想”部分,开宗明义:

为了勾勒出关于未来和平最佳条件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设想,必须首先明确地表述出你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因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采取的手段。在我看来,我们在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具体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如何理解“长时期”这种提法?我把这个词理解为,足够用来完成以下事项的时间[41]:

1)使苏联得以强大到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发生的任何侵略都对它不构成危险。不仅如此,还要让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有。

2)使欧洲,至少欧洲大陆,得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从而根除在世界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该报告认为要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而定,迈斯基写道:

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另一种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即,我们无意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42]

这就是说,对中国援助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接受“东欧化”即甘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作苏联的附庸,服从苏联发号施令这一前提。接着中国这一部分迈斯基就以东欧为例解释了所谓符合苏联利益的“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在《敌对国家和目前敌占国家的国家体制》一节中说:

苏联希望战后上述国家的国体建立在按照人民阵线主张提出的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有理由认为,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中,上述原则不须外来的任何压力即可相当彻底地得到实现。至于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情况就不同了。要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恐怕不得不从外部,也即首先是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施加种种影响。在此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面前不应当有所犹豫而止步不前,因为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国家制度是维持和平的重要保证之一,而盟国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在欧洲构建起新的更加有效的安全体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内,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条件和传统,并采用适合该国国情的、合乎分寸的影响方法,但是放弃这项任务是不行的。[43]

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即苏联对中国的可控以及中国对苏联利益的让渡程度,而非中国与苏联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迈基斯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的,或者说,斯大林采纳了其中相当的观点。1943年12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关于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44]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欧洲的一些小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吓得要死。”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45]这时苏联对欧洲政策是如此,对亚洲当然也不例外。这时苏联外交目标已与十月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丘吉尔对此不明白的话,那么,当时身处英国人狱中的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反倒看得清楚,他在狱中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苏联的未来政策还是隐藏在神秘之中,但是也已经漏出了它的一些端倪。它的目的是要在邻近它边境得到许多友好的、附属的或半附属的国家,越多越好。虽然它为了建立某种世界性的组织而和其他国家合作,但它更有赖于在无懈可击的基础上建立起它自己的力量。[46]

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为了巩固苏联在战争及谈判桌上获得的战后“红利”,四处劝说战后各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与资产阶级政府,以此使苏联避免卷入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新冲突,因为这些新冲突将使苏联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战后“红利”化为乌有。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签订“百分比协议”后的第二个月,即1944年11月19日接见并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说:

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有着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借以立身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样的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说服中间层的法国人。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47]

随着欧战日近尾声,斯大林的目光日益转向远东。斯大林的沙文主义态度日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压力,斯大林对法共的态度也用于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关于这一点,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谈话时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在蒋经国问及“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成什么样的比例呢?”斯大林说:

在欧洲一个政党在政府中所拥有的部长职位通过与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数相一致。英美两国政府是由取得多数的政党的党员所组成。比如:工党在英国最近的大选中取了多数,他们建立了只有工党党员组成的政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要求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要有反对党代表。他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他们耸了耸肩膀。

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现行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更加民主,参加政府的还有取得少数的政党代表。如果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反对党就会转入地下活动。如果允许反对党参加政府,他们会奉公守法。这是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的优点。

如果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比如,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并未同他们打仗。国共两党更加应当和平共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赛,不过国共两党都将存在。[48]

斯大林的战后“阶级合作”的看法并不仅仅针对中国,1946年5月23日,他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成员时说:波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波兰应该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没有先例可循……你们的民主制度是特殊的。[49]9月,他给苏联远东部队作出指示:不要在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不要在那里实行苏维埃的规则;要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盟基础上,在朝鲜帮助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50]

斯大林的“阶级合作”思想不能不对中共党内产生影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对这种思潮作出正面回答。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51]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52]

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回答,同时也似乎是对斯大林的回答。就在毛泽东七大讲话之后不久,斯大林告诉蒋经国:“在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方面,他是对的。”[53]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有迎合斯大林阶级合作道路的思潮。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毛泽东“因疲劳过度,患病住院”[54]。此间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55]后,正式向全党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指示》表示: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

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56]

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57]。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58]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59]关于中国问题,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共、希共、南共的态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们“祖国”的安危。

哈里曼问斯大林,在他看来,美苏共同对华政策是什么?斯大林似乎把这个问题转给我们。他说,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因为大不列颠和苏联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建议,美国可以对蒋介石施加更充分的影响,坚持要他去掉那些不诚实的助手,把权力授予愿意打仗的年轻些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的政策应该是灵活的,应随时准备支持那些一旦崛起的优秀的新人。接着,斯大林就最近在新疆与外蒙古发生的纠纷说了一段话。他说,虽然眼下那边局势已平静下来,不过,一旦这样情况再度发生,苏联将会感到有义务再一次给予外蒙古以武装支持。最后,他指责蒋介石周围那帮人,说他们散布苏联跟日本就中国问题进行秘密交易的流言蜚语。他说这些报告都是胡说八道。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1924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60]为基础的。[61]

阅读斯大林外交谈话时不仅要看他表态,更要读出他在表态后又不直说出但他还所想要的东西。许多包括俄国人在内的学者在阅读斯大林谈话时,往往注意到斯大林明说的方面——斯大林明说的一般都是好话,但这些学者对于其中暗示的内容往往忽略。斯大林的谈判特点是在他承认你的利益的同时,却自己不说出而希望对方说出将对他有回报。在上面的讲话中,斯大林先肯定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这是在暗示,那美国是否会承认苏联是其分割战后中国利益的伙伴呢?斯大林肯定蒋介石的法统地位,这同时在暗示除了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次年雅尔塔会议上所要求的不冻港和中东铁路的利益外,蒋介石和美国应满足苏联将新疆、外蒙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的强烈要求。

1944年8月1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来华之前,先与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长纳尔逊于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情况”。莫洛托夫尽力撇开苏联政府与中共的关系。据纳尔逊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

虽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他却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莫洛托夫说到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62]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全部情况的解决,是使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当前的种种工作,并使中国的生活更趋于正常。莫洛托夫总结说,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也阐明下列一点,即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中苏关系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63]

莫洛托夫实则是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与中共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也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们欢迎美国介入中国事务,但前提是要看蒋介石给的什么回报。莫洛托夫这里是在逼迫蒋介石同意斯大林在德黑兰向罗斯福要求的旅顺基地及中东铁路,以及外蒙等要求。赫尔利得到苏联底牌后,于9月6日,到达重庆,并于次日即见蒋介石,声明罗斯福派他来的任务就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当说到“领袖”二字时,赫尔利还“特别提高了嗓门”,乐得蒋介石笑眯了眼,“频频点首,表示感谢”。[64]9月30日,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

1945年2月,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罗斯福基本满足了斯大林在中国的要求。[65]4月12日,罗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赫尔利深夜继哈里曼去年拜访斯大林后,再次与斯大林面谈,以确定苏联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是否变化。赫尔利在谈话后两天向美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表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依旧。赫尔利写道:

我的分析简约如下:“前次会谈中,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改革。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或发生内战。苏联政府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莫洛托夫对于这个分析,表示同意。然后我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简约地叙述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现时存在的关系。我坦白地叙述,我曾经有助于促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间的会议与谈判。

我表明美国坚决主张中国置备它自己的领袖人才,决定它自己的事并对它自己的政策负责。根据这点。美国赞同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的抱负并支持一切为统一中国武装军队的努力。……为促进上项计划,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坦白表示,苏联政府支持这个政策。他又说,他愿与美国英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许蒋介石,并说,中国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中虽曾有贪污发生,他知道蒋介石却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志士”,在过去苏联也曾对他友好。总之,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对曾向他简约叙述的美国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66]

为了对斯大林底牌有更准确的了解,更是为在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与斯大林的会面作准备,美方提升级别,于5月26日到6月6日霍普金斯以总统特别助理的身份在哈里曼陪同下与斯大林进行了六次会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波兰问题上。关于远东,哈里曼回忆说:

如果说朝鲜的未来斯大林只是一掠而过,对中国的前途他却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方面的讨论起因于霍普金斯的一个揭示:马歇尔将军和金将军上将急于了解苏联究竟于何时对日开战。在雅尔塔,斯大林曾许诺在德国投降后两至三个月内参战。现在作为对霍普金斯的回答,他说他在远东的部队到8月8日将各就各位。但开战的确实日期,他进而讲,将视他和罗斯福的秘密协定的执行情况而定——涉及到这一协定也就需要蒋介石的同意。假使蒋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那么红军将在8月对日本采取行动。霍普金斯表示,就他回忆所及,先是罗斯福,今则杜鲁门,都一直在等待斯大林的信息然后去和蒋接洽。那不错,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曾同意,苏军主力部队的调动进行之前,暂缓告知委员长。现在他想他将直接向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可望他在旧金山会议后访问莫斯科。

霍普金斯说:赫尔利大使一直在做工作,使蒋的国民党政府跟中国共产党人和解;他欢迎斯大林就实现统一的途径发表见解。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大家都会同意,中国应成为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国家,而不该像19世纪的德国那样成为许多分离的小邦的集合体。她将需要经济援助,而这只能来自美国。[67]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斯大林说中国“不该像19世纪的德国那样成为许多分离的小邦的集合体”,是在向美国表明,中国只能是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或说瓜分对象,而不能再象19世纪末那样是整个欧亚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瓜分的对象。斯大林接着再次重复6月10日向哈里曼表达的在中国重建中“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即美国在中国可以占大头的意见。他告诉霍普金斯:

帮助中国自立,美国必然要起最大的作用;苏联会忙于自己国内的重建,而英国亦将陷身别的地方。[68]

有与斯大林谈判经验的政治家都明白,在听到斯大林告诉你“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听出和读出他暗含在其中的“凭什么”即斯大林所需要但又不明言的回报额度。当下的形势是美国急求于苏联而不是相反,[69]自然当斯大林说出前半句后,霍普金立即领会其中的含意,他向斯大林表示美国也不会独吞中国利益,他说,他“希望斯大林充分理解,我们在中国或远东没有独占性利益,也确实不想把任何其他国家排斥在外”。斯大林明白这“其他国家”并不是英国,而是苏联。斯大林还是将美国推到中国问题的主导地位。他回答道:

他充分理解这一点,但他所说的意思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70]

这里斯大林用“唯一”一词意在让美国放心,苏联只与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分配中国利益。哈里曼接着探询苏联对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政治意图,斯大林重申: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甚至在新疆也没有。而且,比之中国共产党人,他倒宁愿准备和蒋介石打交道。据美方纪录原文,斯大林表示:

至于委员长,元帅说,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并将成为统一中国的承当者。他说,他看不到任何其他领导人可能承当此任;并举例说,他并不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71]

哈里曼问:“当苏联军队开入满洲时,斯大林元帅是否打算让蒋介石组织民政工作?”斯大林毫不含糊地回答:

凡是苏联军队开入的地方,满洲也好,中国其他地方也好,中国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任何红军所在的地区,蒋介石都可以派代表建立其国民党政权。[72]

在确定斯大林在中国的底牌后,杜鲁门便于6月9日在华盛顿接见宋子文时将雅尔塔协定内容正式通知中国,要他在7月1日之前去莫斯科。6月15日,赫尔利在重庆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

6月30日,宋子文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主要争论焦点是外蒙古问题。宋向斯大林说:如果割让了外蒙古,从而放弃已经在1913年后来又在1924年得到俄国人承认的一项所有权,那么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斯大林认为:外蒙古是苏联的一个“缓冲地带”,它将保护苏联远东的领土。而且“外蒙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因此应当独立”。[73]

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还有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在“7月4日以后”的某天[74],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透彻地交换看法。他告诉斯大林:“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也不将蒋经国当作一般的外交人员,干脆直接端出他常让别人体会而不言明的外交暗语,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还是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75]

这时斯大林心中一定想到的是1905年俄国因西伯利亚运输缓慢而导致俄国与日本在远东战争中的战败。1942年10月15日,斯大林曾向到访的英美客人就远东作战准备介绍情况时说:“第一次俄日战争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过能力是每昼夜6对列车。当时的沙皇部长库罗帕特金曾为铁路通行能力增加到7对而祈祷。”[76]而此时,苏联再次远赴远东对日作战,兵源和资源的运输仍面临巨大的压力。据苏联方面估算,当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行能力是一昼夜36对列车,其中有10对必须用于满足经济需要。根据粗略估算,大约需要通过1000组列车才能在远东与日本兵力持平,或是稍有优势”。此外,“双轨的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运送35~40个师的给养,苏联还必须在远东建立起3~4个月的储备。”因此,实现对日作战计划“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77]为了保障这条铁路不被日本人拦腰切断,1939年苏联还与日本在诺门坎厮杀了三个多月,付出3000千多士兵生命的代价。显然,西伯利亚铁路对此时和未来苏联命运具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斯大林后来告诉蒋经国,据宋子文对哈里曼的转述,苏联计划“在以后的五十年期间使西伯利亚工业化”,而“满洲工业产品对实行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可少的,否则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能完成的”。[78]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1941年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以及1905年和1945年俄罗斯人与日本交往的经验告诉斯大林,没有西伯利亚就没有俄国,没有西伯利亚工业化,俄国就守不住远东的利益,而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就不会有西伯利亚的工业化。

不仅如此,斯大林明白,外蒙独立就会在中国北方胸膛中间撕开一个大口子,有了这个口子,西可包抄新疆,东可控制东北,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促成这两个地区与中国的进一步分离——1949年2月4日,斯大林就委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79];更有甚者,如果中国若有不从,还可从外蒙古以最近的距离直插中国政治心脏北京。

这时的蒋经国的外交经验还成熟不到能体会出斯大林话的含意,他甚至不知道斯大林在说什么。他告诉斯大林:“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80]斯大林回答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81]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82]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83]

最后这句却是斯大林情急中直接说出的心里话,也道出了斯大林战后对华政策的底牌。

7月7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举杯致词说:“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84]这是变相在蒙古问题上给宋子文施压。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后答复斯大林:中国可予以外蒙以高度自治,说这符合雅尔塔协定“保持外蒙现状”的精神。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双方争吵,致使斯大林两次说:谈判到此为止吧!两天后,在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再次得到蒋介石授权,同意外蒙独立,但“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匪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蒋介石的要求。[85]

宋子文每次与斯大林谈话后,总是“逐日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内容通知哈里曼”[86]。哈里曼埋怨说:“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地关心是中国还是俄国军队护卫铁路或者是大连港港务局长一类细节问题。”[87]哈里曼知道,失去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国也就失去了东三省的主权。这时的宋子文其实也顾不上这些了,这些也正是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政权而又没有明说的交换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斯大林前面的承诺是不会兑现的。7月11日,斯大林同宋子文举行第五次会谈,中方全面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中苏第一轮会谈结束。

8月7日,中华民国新外长王世杰在蒋经国随同下再赴莫斯科。当天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关于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问题,双方均无异议。在外蒙古边界问题上,中方让步同意“外蒙以现在边疆为界”。双方另就中长铁路、旅大港的经营和管理达成协议。苏联政府还同意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事务,尊重中国对东北三省领土的主权完整。中苏于8月14日达成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8]。据美国国务院事后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

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中国同意在战败日本后,如果经公民投票表决,根据外蒙古人民的愿望,将承认外蒙古独立。协定中关于大连的问题,使中国宣布为“自由港”,对各国商业和航运开放,并规定由中国管理该港,但以该港设备的一半,免费租借苏联使用,这一点规定超过了雅尔塔协定。此协定实际上并未生效。

协定中关于旅顺口,规定该地区由两国海军共同使用,并将该区域的界限扩大,虽然尚不及苏联所希望的1904年以前的界限,惟已超过美国所希望的界限。[89]

据哈里曼回忆说:“总的说来,宋博士办成了他认为重要的大部分事情。全世界都欢呼这个协议。”[90]在获得美苏支持后,蒋介石在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当天,电邀毛泽东去重庆,称“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91]。这时已从蒋手中获得外蒙和东北利益的斯大林也与蒋介石前后脚地于8月20日、24日两次致电毛泽东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希望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并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92]美国驻苏大使馆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说:“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93]

可以说,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后的中共真正碰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形势;此时的中国,在苏美的合谋和蒋介石的出卖下只剩下一个“主权”空壳。中国事实上已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南北分割。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94]事后多年逐渐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也证实了毛泽东的话并不是情绪的宣泄。在整理俄罗斯解禁档案文献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沈志华教授证实:“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9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苏联与美国这时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初美国希望中国主权保持完整的原因是当时美国不够强大,[96]当时中国的分裂只能对欧洲列强有益,而美国不会从中获得足够的利益,而20世纪苏联与美国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则是苏联和美国想利用由他们主导的中国统一的政府将英国排除在外,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97]。

此时的英国已迅速衰落,因此,它只有从中国的完全分裂中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丘吉尔早在1942年10月21日在致艾登的信中,明白无误地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至于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在美国想搞掉不列颠的海外企图中,它肯定会因此买到一张选票。”[98]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戴维斯早在1939年9月就把英国的对华政策概括为“防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削弱俄国力量”。[99]赫尔利来华后不久,也怀疑英国在中国的一些活动,他在1943年11月3日和英国驻华大使会谈后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迹象表明英国军事援助团的唯一目的是提高英国的战后地位”,“正在破坏美国促进团结的意图,从而企图使中国保持衰弱和分裂”。1944年11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又在拜访赫尔利时谈到,“企图使中国的军事机构统一起来,可能是一个错误”。他认为,中国过去作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一直过得蛮好;促使其不和也许是一个好的见解,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英国大使说:“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帝国主义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100]

1945年4月18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呈给总统杜鲁门关于赫尔利同丘吉尔和艾登的谈话备忘录。赫尔利电告国务院:

丘吉尔和艾登同意支持美国为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抗日部队和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国政府所作的努力。但是,丘吉尔把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政策污辱为“伟大的美国幻想”,他不赞成美国为了稳定它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地位而从缅甸和印度撤出物资。在提到香港时,他宣称英帝国不准备放弃任何东西,而且认为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条款的约束。[101]

其实斯大林和罗斯福何尝不知中国统一的后果,斯大林就明确告诉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02]斯大林和罗斯福为了排斥英国需要为中国留一个“主权”空壳,这有利于操纵中国排除欧洲的在华利益,实现苏美利益的最大化。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的乔治·凯南对此看得透彻,他就斯大林1945年4月15日接见赫尔利并作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写给哈里曼和国务院的报告给杜鲁门留下深刻的记忆。据杜鲁门回忆:

凯南并不怀疑所引述的斯大林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他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这些话对俄国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斯大林准备接受统一中国军队和统一中国的原则,因为他知道这些条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实行。斯大林也准备同意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主张,因为对他来说,一个自由的中国,意味着除俄国的影响外其他国家的影响要降到最低限度。凯南深信,俄国政策的目的仍然是尽最少的责任而取得最大的权益,并将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施用压力。[103]

美国人看透了斯大林,但此时美国人的在华目的与斯大林比只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

但是,美国和苏联利用蒋介石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的实质性抵制,同样,这种抵制又招致苏美联手对国共两党统一力量实施的更大的压力。具体表现是美国限制蒋介石全面“剿共”政策,而另一面斯大林则劝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为议会党派。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公开致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越南十七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向蒋介石投降。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据杜鲁门判断,“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104]魏德迈在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电报中说:“在中国战区内接受大量日本军队的投降,并维护日本占领区目前的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取决于迅速地把中央政府的军队调往各战略地区。”[105]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面对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斯大林重申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106],并为美对华政策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地作着政策申辩,斯大林在会见结束时对贝尔纳斯感叹道:“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107]

在马歇尔来华前一天,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他们遵循着这项政策。他们应中国的要求在满洲留着他们的部队,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108]这是给马歇尔发出的信号,暗示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机会,美苏同样也可用分割欧洲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在5个多月前,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向蒋经国道出真情,他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09]而阻止中国进步的真正方式,如果不能将中国撮合成一个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唯苏美是从的软弱政府,那还不如南北肢解中国。斯大林相信,目前在美国政客中只有马歇尔能与斯大林在这方面形成战略默契。因为罗斯福去世后,只有马歇尔明白雅尔塔秘密协定及其对于苏美未来的全部内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一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很显然,斯大林相信,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决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110]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他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和平,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之中,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11]

马歇尔对斯大林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一到重庆就造访苏联驻华使馆,据时任苏联驻华使馆秘书的列多夫斯基回忆:

马歇尔讲述了他赴华使命的目标:继续和争取顺利结束赫尔利已着手进行的工作,也就是争取使对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国内建立和平。马歇尔强调说,这符合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他相信,我们两大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期望在执行自己十分复杂的繁重的使命时能得到苏联大使的合作。[112]

12月23日,美国海军开始运送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部,前往东北“武装接收”。为了掩护配合杜聿明的进攻,蒋介石密令孙连仲部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地,限期攻占承德、赤峰一线,切断华北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自1946年1月至6月美国装备了国民党军队25个师,连同抗战末期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达45个师之多,并且美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包括陆、海、空及其辅助人员15万人;当年前半年美国对蒋介石的物资援助达13.3亿美元,“是抗战期间援华物资的两倍”。[113]至1946年3月底,美军已运送国民党五个军进入东北,4月,又续加两个军,这使蒋介石在短期内完成了关外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给予蒋介石接受东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苏军原定于1945年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但国民党军队尚未准备就绪,苏军表示愿意延缓撤军至次年2月,承诺等到蒋介石军队有能力维持秩序后再撤退。据此,苏联方面与国民党再度达成协议,苏军撤退的最后期限,将延期到1946年2月1日,此间,苏联要求中共军队退出30里以外,“以免再被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114]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在最后发表的公报中苏联用文件的形式对蒋介石以国际承认,称:“三国外长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并且内战必须停止”。[115]

但是,苏联在对国民党接收东三省提供的保障是有不言自明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在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通过蒋经国明确告诉蒋介石,斯大林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

苏联并不反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因为美国也可能帮助中国作经济上的建设,但是,希望你们千万不能信赖他。[116]

斯大林的话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蒋介石实际承认并绝对保证从新疆到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二是不反对蒋介石接受美国在经济上的帮助,但坚决反对美国军事介入中国事务,即“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第三,希望蒋介石在政治上“千万不要信赖”美国。言下之意,苏联是值得蒋介石信赖的国家。据宋子文在向哈利曼逐日汇报中说:当斯大林说他要作中国的朋友时,宋子文回答说:中国的政策就是要和苏联、美国都是友好的。斯大林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你们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这就是说,国民党中国必须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117]

1946年风云突变的世界形势是由丘吉尔“铁幕演说”开始的,而在中国则是美苏在国共之间“调停”不成的情况下,斯大林与马歇尔再度将分割欧洲的方式十分默契地应用于中国,将中国推向入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

1946年1月3日,蒋经国再次访苏,斯大林在会谈中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并再次绵里藏针地强调:“如果中国同意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会反对,但苏联政府不要求中国开放任何门户。”[118]这是在威胁蒋介石,意思是:你如果真要倒向美国,我不反对,但你别将美国引入我的即从新疆到东三省的势力范围。临别时,斯大林还特托蒋经国转交蒋介石私人信件[119],试探蒋对苏的态度。信不长,但话软中带硬:

1945年12月30日,贵公子蒋经国先生面交我一封您盛情的来信,谨向您表示谢意。

我与他的会谈涉及到一系列苏中关系问题和其他一些中苏两国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将按照苏中条约发展,今后我将经常注意此事。

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120]已取得有益的结果,应当特别指出:此次会议有助于解决对中苏两国均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

大元帅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1946年1月4日于莫斯科

1946年1月,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3月6日夜间,斯大林就得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报送的讲话内容。[121]

接踵而至的事件加重了斯大林对苏联战后安全环境的忧虑。

1945年5月19日,伊朗政府要求外国军队提前撒出伊朗。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柏林签订《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第十四款规定“盟国军队应立即从德黑兰撤退”[122],美英表示将于1946年初撤出在伊朗的军队,苏联则在有意拖延的同时积极支持亲苏的阿塞拜疆左翼力量发动起义,于 12月12日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共产国际活动家比雪华里出任总理。三天后,西阿塞拜疆的库尔德民主党的领袖们“当着许多苏联军官的面”[123]宣布脱离阿塞拜疆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伊朗政府军动用军队进行干预遭苏联驻军队阻拦。1946年1月19日,伊朗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3月2日,美英撤出在伊朗的部队。苏联陷于被动。4月23日,在苏联扶持下成立的两个左翼政权签订了军事和友好同盟条约。英美对苏联军队在伊朗滞留提出抗议并使安理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威胁要“使用军事力量”迫使苏联撤军,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出措词强硬的信件。[124]面对苏美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这时的斯大林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迅速抛弃自己刚刚扶起的两个“共和国”,于3月26日宣布同意在六个星期内撤军,条件是安理会不再讨论伊朗问题。4月4日,苏联和伊朗达成协议,苏联在协议第一条中同意“红军撤出伊朗”,由此换来第二条规定,即“成立苏伊石油公司,伊朗议会必须在3月24日以后六个星期以内批准公司章程”。至于伊朗与那两个由苏联刚刚扶持起来的“共和国”的关系,协议则规定:“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直接进行谈判”。[125]5月,苏联从伊朗撤军。美英立即支持伊朗政府军开进阿塞拜疆地区,比华雪里判断苏联不会坐视不管,其大量援助也将迅速到达,逐下令进行抵抗,结果他们在苏联的冷漠中生生遭到有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府军的残酷镇压。法国历史学家迪罗塞尔写道:

12月14日,共产党政府崩溃了。许多部长被逮捕,并立即枪决。比雪华里逃到巴库,但过了不久因发生意外事故丧生。库尔德运动就这样被压下去了。很难解释这一次苏联为什么袖手旁观。也许是希望这样有助于伊朗批准石油协定。[126]

即使这样,斯大林的“出卖”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回报。1947年10月22日,伊朗议会拒绝批准伊朗与苏联签订的石油协定。1948年2月17日,伊朗议会却批准美国与伊朗签订的军需品供应的协定。“苏联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次危机中几乎一无所获。”[127]

在巴尔干地区的,依靠自己力量已接近取得全国政权的希腊共产党也同样因没有得到苏联支持而功败垂成并遭残酷镇压。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希腊已造成了1912年列宁在《巴塞尔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形势,[128]发动民主民族革命,希腊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4年解放全国。同年10月,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军护送下回到雅典。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丘吉尔来到莫斯科求助于斯大林并得到与当年《巴塞尔宣言》精神完全相反并曾为列宁激烈谴责的“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丘吉尔得到这个承诺后,即对希腊共产党大开杀戒,12月初,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的武装镇压。随后,英军与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发生军事冲突。1945年2月12日民族解放阵线同政府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解散,武器交给了政府机关。1946年2月13日,希腊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到1947年已控制了除雅典和萨洛尼卡等大城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12月24日,希腊民主军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战时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此时,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1947年11月美希联合参谋部成立,以范弗里特为首的250多名美国军官组成了援助希腊顾问团。到1949年希腊政府军计有18万人,且装备精良,武器先进,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大力支援,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则缺乏粮食、弹药,也没有得到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终被镇压,不得不将游击队撤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希腊内战结束。

1949年希腊共产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其实早在1944年10月丘吉尔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中就确定了。希腊共产党和伊朗左翼力量的命运差别仅在于,前者“交易”发生在事前,后者则发生在事后。这样的结局,不能不对包括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英美势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让包括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所警惕,这大概也是后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等抵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

1946年4月2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发表外交政策,表示愿意承担原南政府同美国所订条约的义务。美国政府据此于4月18日宣布承认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使斯大林隐约感到对俄战略地位有重要意义的巴尔干有了脱离苏联的危机。在远东地区,也是最现实的因素是,中共在接收东北于4月19日占领长春后,却又于5月在四平守卫战中——尽管有苏联在物资方面的大力支援——严重失利,以至不得不放弃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心[129]并加剧了斯大林在蒋经国回国后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心情。从蒋经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是非常急迫的。蒋经国写道:

俄方洽请父亲与斯大林会晤一事,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三十五年五月中旬[130],一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名叫罗逊[131]的,声言有事,到处找我。我当时就约期同他会面,一见面,他就说:“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到北平去了。”他说:“这几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到处找你,都没找到。”他同时拿出一个电报来给我看,内容是说:“苏联政府欢迎蒋委员长到莫斯科去,同斯大林元帅见面;倘使蒋委员长认为在莫斯科见面不妥当,斯大林同意指定苏联国境以内的任何地方见面。”我立即回答他说:“我要当面报告委员长。”他说:“你报告以后,委员长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答复,请你马上告诉我!”他说话时态度非常焦急。我回来报告父亲之后,父亲说:“慢慢答复他。”当天罗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竟一连打了七次电话给我,催问这事,当他打第七次的电话时,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轻松的口吻推托说:“朋友!我要睡觉了,明天再谈好不好?”他说:“到底委员长怎样呢?”我说:“委员长还没有说什么。”到了第二天,父亲召我去,并指示我说:“你去告诉罗逊,几个月之内,我很忙,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父亲又指示我说:“关于这种事,你就答复他这几句好了,不必多说。”我奉命后,就直接去找罗逊,遵照父亲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几句话,告诉了他。他说:“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我回答说:“再没有别的话。”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132]

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及发生在伊朗和希腊的有利于西方的形势变化,也影响着同期的中国国共两党领导人形势判断。

蒋介石经过权衡后,下决心放弃苏联迅速倒向美国并得到美国的呼应。[133]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其租借法案期限。8月30日,蒋介石同美国政府又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

就在铁托刚与美国建交后的两个月,蒋介石又突然采取向美国“一边倒”政策,丘吉尔“铁幕”讲演后在欧洲和远东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变严重挫伤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自1927年“四一二”后,斯大林再次体会到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政客做派。作为报复,斯大林迅速调整原来的支持国民党接收东三省的政策。

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这一建议经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这位将军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但条件是“战略重心千万不能南移”。[134]几乎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莫斯科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135]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就作出了战略重心向整个北移 “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的重要决策。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并取得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向全党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136]的指示。与此相应,中央要求撤退长江南北分散孤立的八个解放区,集中兵力加强长江以北的阵地,接替江苏、山东中共主力北上后的防区,准备抵抗国民党在南线的进攻,掩护中央扩大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战略。[137]“当国民党部队北出山海关时,我已拥有大军20多万人。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先机进入东北的战略部署”。[138]

必须说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对中共与对斯大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前者来说,收缩战线,将拳头收拢于有苏联保护的东北,有利于抵御蒋的全面进攻,也有利于再次伸出拳头打击蒋介石。但对后者来说,斯大林则希望中共可以为他守住其在中长铁路和旅顺基地的“雅尔塔红利”,同时也可用东北地区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统一全国的愿望。

当中共确定固守华北的战略后,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随美国对华干涉加深进一步加大。1946年9月30日,美军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对已完成从东北撤军的苏联是重大刺激,这又促使斯大林急迫需要中共在东北快速扩张以抵御美国的对东北介入。10月1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特意接待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特意转达斯大林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斯大林表示“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认为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139]

不久,“东北局从苏军手里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140]此后,中共的军事胜利越来越多。

当时斯大林放手中共占领东北,尤其是支持中共控制山海关方向,首先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港的战略利益。1945年12月23日,贝尔纳斯告诉斯大林天津有60万共产党军队,斯大林对此报之一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牛皮大王。他们既夸大自己的力量,也夸大对手的力量。”[141]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焚烧的土地,蒋周泰王国共合营八年抗日战争。显然斯大林认为:仅占领东北的任务就可用尽中共的军力并使之无力南顾。

1947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战场形势也日见明朗。2月20~30日,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歼国民党军7万多人,占领13座城市。5月,中共中央改变原先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案,转而提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6月,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从防御作战转入局部反攻。6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入国统区。7~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8月20日沙家店战役胜利,中共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歼国民党军2.4万。毛泽东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

与此同时,蒋介石倒向美国的力度也越来越大。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海军协定》。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毛泽东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而蒋介石与美国勾结日益紧密的时候,斯大林反与毛泽东拉开了距离,尤其是在1946年8月31日蒋介石请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达“一旦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我想亲自去见他”[142]的请求后,以及1947年4月24日斯大林接见马歇尔后,[143]斯大林开始对解放军的南向攻势加大限制。

1947年初,中共向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访问苏联,获斯大林同意,但要求此事绝对保密。但到6月15日,斯大林又致电以医生身份与中央的联络员阿·雅·奥尔洛夫,要他

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144]

这份文件反映了当时斯大林既想见毛泽东,想摸摸中共党对蒋战略的底牌,同时又怕因见毛泽东而最终失去蒋介石的矛盾心情。然而过了两个星期,斯大林决定暂时拉开与毛泽东的距离,7月1日,斯大林向奥尔洛夫拍发电报说:

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145]

1948年4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达访苏的愿望:

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的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如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146]

面对毛泽东情意恳切的电报,斯大林先是同意,但到5月10日,又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称:

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147]

毛泽东接电后表示同意推迟访问,7月4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要求访苏,口气已有怨意:

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蔚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海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148]

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此间南斯拉夫铁托正在遭到斯大林的清算。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7月14日,左右为难的斯大林请人转去复电:

杰列宾[149]转。请转告毛泽东下列内容: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见面。[150]

毛泽东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对转信的苏联同志说:“难道苏联把征米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吗?”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继续致电莫斯科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向苏联共产党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151]

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称自己忙于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9年12月底。[152]然而在1949年1月14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会仍作出推迟毛泽东访苏的决定。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此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

就在斯大林反复拒绝毛泽东访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又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

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153]

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时候,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154]1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张治中告诉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径波说,罗申向他表示莫斯科“希望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恢复和平。他们承认委员长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155];他认为:“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156]就在罗申与张治中谈话两天后,即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司徒雷登:“在罗申启程的前夕,中国的情报机构截获了苏联发给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并已破译。”据说,“这份电报指示改变对华政策,努力在国共之间作出某些安排。”[157]1月30日至2月8日,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米高扬最关心是中共对待外蒙独立、苏联在旅大港的权利等方面主张,以及中共过江的决心和措施。[158]此间,即2月19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也向国务院马歇尔报告,罗申在回国述职前曾表示“如果国民党人愿意下令停止内战,苏联愿意在这方面予以协助。他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也会停止战斗”[159]。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按照蒋介石政府的要求随其迁往广州,这“看起来像是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极为关切的表示”。[160]而蒋介石的盟友美国的使馆却在8月才离开南京。

这样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中国历史就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曾反对中共的美、英、法等国都留在南京并考虑要不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留在南京准备与中共接触;[161]另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在派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了解情况”的同时,其驻华大使也随同国民党南下广州。2月1日,周恩来请求米高扬对此予以说明。

现在,让我们再将目光从长江北岸移向南岸。

在这里,与苏联阻止中共南下企图相呼应,马歇尔也在紧锣密鼓地利用蒋介石的军事失败不惜以“换马”的方式逼着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长城,继而在长江划界,以此将中国北南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雅尔塔密谋的实质。

1946年初,也就是马歇尔来中国前后,美国国务院已有保持“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想法。据哈里曼回忆,他与同僚讨论时表示:

我认为蒋没有能力用战争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重新控制满洲。我以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北部,蒋控制中国南部。我想像蒋能存在下去,并认为我是低估了共产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产党无力接管整个中国的人是斯大林本人。[162]

为此,美国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送兵力。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美国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的目的并不主要是为了帮助蒋介石收回东三省,而是需要蒋介石军队帮助美国落实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谋划而又为国民党政府默认的以长城北南为界的各自势力范围。至于蒋介石如何实现东北主权,只要不损害美国长城以南的利益,那是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事,美国并不介意。

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蒋经国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的保证:“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预先同苏联商量,并就发表共同的观点同苏联政府达成一致”;“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中国军队开赴东北只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秩序。中国政府本不愿意在中苏边境驻军”;蒋介石准备“在苏联与东北的边境建立像美国与加拿大边境那样一种制度”;在东三省经济方面,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斯大林说:“苏联不谋求优势地位”。蒋经国答道:“中国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斯大林表示感谢,在蒋经国作了“美军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撤走”的表示后,斯大林说“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好像美军并不想进入东北。无论美军,英军和其他外国军队均不应当允许进入东北”。蒋经国表示:“美国不会进入东北,并且再次重申:他们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全部撤出中国”。[163]为了保证对苏联势力范围的“尊重”,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次“亲苏”谈话内容很可能为美国了解,1946年初马歇尔赴华伊始给蒋介石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通过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党政府声称:中苏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东北工业问题的谈判,被美国政府认为将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对于企求参加中国东北工业开发权利的美国人将会形成“明显的歧视”。[164]蒋介石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他只能二者必居其一。为了东北,他必须倒向苏联,而为了打败共产党,巩固其统治权力,他又必须倒向美国。丘吉尔3月铁幕演说和苏联5月全部撤离中国东北后,蒋介石再次玩起1927年曾玩过的“翻脸不认人”把戏,全面倒向美国并为此很快获得美国“延长对国民党政府租借法案期限”的保证,并与美国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

但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如果他了解英美苏在德黑兰关于第二战场地点的争论及其意义,就会理解——马歇尔对华方案的真实意图,只是在促成中国统一的幌子下,让蒋军队为美国守住长城以南的势力范围,这正如斯大林在长城以北支持中共军队的目的是让他们为苏联守住其关外势力范围的目的一样。

蒋介石倒向美国,也促使斯大林在退出东北之前快速将东北交与中共军队。1946年4月18日,中共一举拿下长春。当天马歇尔从美国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165]的高压。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166],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167]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4月19日,马歇尔会见蒋介石,“主张应与共军妥协”,蒋介石气愤地连续几日在日记中对“愤其不争”马歇尔充满怨意。蒋介石在4月19日的日记中说,他决定:

当直告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之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针,则将贻误大计,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168]

蒋介石认为,只要给马歇尔晓之以理,“美国必反对俄国垄断东北”,“而愿协助我政府收复东北主权”。他写道:“如马歇尔果有卓见,则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绝无诚意者。”。但到第二天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马歇尔也直告他:“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169]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我中央军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当共党气焰嚣张之时,其要求条件之苛刻决难忍受。故应对马歇尔直说之,促其觉悟也。[170]

蒋介石实则不明白:这时马歇尔所谓实现“停战”的潜台词已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中共不要南下。前一任务由他马歇尔完成,后一任务,他知道斯大林自然会与他保持默契。蒋介石哪里知道马歇尔“反共”只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幌子,其4月返华的真正目的,是与斯大林合唱南北分裂中国的双簧戏。马歇尔秉承罗斯福美国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争执的原则,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欧洲并实现了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战略。在远东,马歇尔与斯大林试图实现对远东,首先是对中国的战略红利的分配。美国反共与否取决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马歇尔不容许蒋介石与中共最后摊牌,因为马歇尔只需要蒋军守住美国在中国关内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的列多夫斯基倒看得明白。他写道:

众所周知,美国拒绝参加国民党在满洲同中共军队的作战行动,马歇尔制止蒋介石进攻北满,以避免同苏联发生严重冲突。美国人建议蒋介石放弃掌握满洲的企图,因为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希望满洲像新疆一样成为它的安全缓冲区,因此苏联不把满洲交给国民党,而交给莫斯科更信赖的共产党。美国人建议蒋介石不要为满洲白费力气,而要集中同共产党在华北作斗争,以不使他们占领全部中国领土。[171]

此时的蒋介石却显得天真之极,他在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及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几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自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余不得不加以剀切开导。若美国不改变以往之消极政策,而以实力积极支持我政府,则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半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矣!马歇尔果有政治眼光与国际主义,明辨其美国自身之利害,当能领悟余言之不谬也。[172]

4月29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报告其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交涉经过。蒋介石又就马歇尔的“南辕”方针,苦口婆心地诉说着他的“北辙”方案的重要性:

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共之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从速决定。以此实为美国对东亚整个问题之关键;消极退出,抑或积极参加与领导,应有所抉择也。切不可再蹈过去“九一八”时代覆辙,以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对共党既非宣言所能制止,唯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明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173]

如果这时换成丘吉尔,他立马就知道马歇尔真实意图,可只出卖过别人而自己则尚未经历被“同一战壕战友”出卖之痛的蒋介石还真的不知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大战中与苏联联手,才使美国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即将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大概只有等到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与毛泽东握手后才能体悟出丘吉尔刚走过的那段“天路历程”[174]的酸痛心情。蒋介石对马歇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在8月3日的日记中自问而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民族性之直率,乃至令人难解;以马歇尔如此重要人物,竟为共党所欺侮,而不自悟。甚至美军在平津道上遭受共军袭击,大损其国誉与军威,亦不之顾;而反于我政府在直接间接有形之中,施以压力,彼以为唯有如此,方能达成其调解之目的;殊不知共党与俄国决不容许其调解之成功也。[175]

读不懂马歇尔的蒋介石,当然也读不懂斯大林。其实此时的斯大林真的是在盼望马歇尔“调解之成功”,马歇尔与斯大林在分工合作以期瓜分中国。蒋尽管对马歇尔忿恨,但对美国仍坚贞不二。5月11日,蒋介石接到苏驻华使馆邀其访苏的迫切请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其对美国的忠心: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唯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176]

对美虽忠心如此,又有当月20日四平攻坚战的胜利,蒋还是没有换回马歇尔的“回心转意”,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177]蒋公此时很可能将马歇尔的“强烈要求”当作对他忠心的试探,1946年5月31日他在日记中透露出内心“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痴情:

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178]

6月7日,国共两军宣布休战15天,6月26日,蒋介石决定摆脱马歇尔的“调停”,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7月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戡乱方针”,7月5日,又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谴责美国“马歇尔、魏德迈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对此,蒋介石以极复杂的“闺怨”心情写道:

马歇尔因中共发表“七七宣言”,颇受刺激,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79]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客观地说,蒋介石拒绝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在1949年过江前夕不听从斯大林的“劝阻”的性质是一样,目的都是要避免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尽管他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的阶级之间势不两立,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与美苏霸权主义不妥协的勇气。两个人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差别只在于他们代表国内不同的阶级利益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中国前途。今天不难假设,如果当年蒋介石取胜,他的政府带给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尼赫鲁带给印度的那种“拉美化”的中国。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有独立国民经济体系支撑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180]

然而,即使蒋介石的这点“半独立性”马歇尔也不允许,马歇尔要求的是中国事实上的南北“分治”。马歇尔在当月写给杜鲁门的信中作出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

当我阅读马歇尔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181]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队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再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182]

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10日,杜鲁门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一封长信转交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处,杜鲁门威胁道: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付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立场的必要。

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183]

全信读后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杜鲁门在给蒋介石下逐客令,意即如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停止内战,美不仅将重新考虑对华援助,而且美国不惜“换马”也要达到“停战”的目的。[184]此时,杜鲁门“停战”的潜台词与马歇尔一样,就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与共产党以长城为界形成南北朝。

8月14日,蒋介石再次要求军队“国家化”,8月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蒋介石在8月30日日记中痛心疾首地称:“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其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185]但生气归生气,美国的支持还是不能丢。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11月4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连同与美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据司徒雷登说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186]美国《世界报道》杂志披露,蒋介石在获得美国剩余物资之后不久,“已允许美国军舰在30年内可以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187]美国军舰可以据此自由出入、使用并实际占领中国的一切港口。8月31日,蒋介石又与陈纳德订立合同,授权其组织空运队在中国各地任意飞行。[188]

安抚好美国后,11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解放区的张家口。12月1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回答蒋提出的“一旦争取共产党合作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怎么办”的问题时,马歇尔直告蒋介石,他坚信“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为长此以往,不久就会使国家陷入财政困境”[189]。言下之意,就是你再与共产党打下去,将得不到美国的继续支持。蒋介石则不以为然地说,据他的经验,只要政府占优势,俄国就会基于现实而不援助中共——尤其鉴于现在俄国全神贯注于其西部边境问题。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自信在今后9~10个月内可以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190]

鉴于蒋介石的不妥协,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中国内战的“调停”。杜鲁门哀叹道:

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是承认失败了。他说两方面都不愿意执行协议。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191]

其实,杜鲁门这是借酒说胡话。明眼人——比如北面的斯大林——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192]。如果这句话稍改一下就是:蒋介石如果听了马歇尔的话,中国倒也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在华美国人都像马歇尔那样只站在美国立场考虑中国问题。蒋介石坚持军事占领东北,除了国共内战的因素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并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193]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保障远东的均势。” 拉铁摩尔告诉这位大使,“他同蒋介石讨论过东北问题,他只好说服他不要放弃东北,不要‘注销’东北,而设法使东北与中国重新统一。”[194]蒋介石不听马歇尔“建议”,坚持占领东北大概就是听了拉铁摩尔“不要放弃东北”忠言后的具体行动。

1947年蒋介石率先打破国内“冷战”僵局。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3月19日,占领延安。由此,国共两军全线开战。至年底,中国共产党军队共歼敌75万人。从此改变了中国战场形势,共产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这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95]

军事上的败退,再次给美国在中国推行导致中国南北分治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换马”的机会。美国准备物色在中国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以取代多少还有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1946年10月11日蒋介石攻占石家庄后的第二天宣布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12月25日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3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但围绕副总统一职,各派争夺激烈。其中李宗仁的实力最强。3月31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汇报说国民党内部:

大家越来越感到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甚至委员长也了解到老的办法不行,需要新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在他们正诚恳地寻求有效的新方法,但还没有找到这种药方。似乎对于采取走向和平的积极行动,每个人都希望由他人发起。那些处于能影响委员长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的地位的人怕冒犯委员长,因而不愿提出他们的改革主张。他周围需要更勇敢的顾问,也许改组后的政府能应他之需。[196]

当天在同一份批呈送报告中[197],司徒雷登还向马歇尔提交了两份对比鲜明的报告。一份是蒋介石的“主要动向摘要”,总意是蒋派“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他透露:

从马歇尔离华到魏德迈使华:军队的同志感到兴高采烈,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缩小了,被人们认为是强烈亲美的宋氏家族的影响也缩小了。这些军队同志除了上面提到的陈诚和胡宗南外,还包括于志石和顾祝同,以及其他一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人。[198]

这些对美国有“独立于美国”感情的人士中,就是没有李宗仁。在同批报告中,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递上李宗仁宴请他并向司徒雷登表白的政策主张。结合上面两份报告,此份报告让人读起来大有一种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隆重推荐”亲美才俊的感觉。报告说:

阁下,我有幸引用我和李宗仁元帅谈话备忘录中如下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部分,国务院也许对此感兴趣。

3月27日晚,李元帅宴请我,并详细讨论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及有关的事务。他希望能与蒋介石私下会谈,但因为几天前才到这里,他只见到他一次,当时是被邀请与其他候选人进餐,即孙科。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是委员长声明,党没有进一步提名,选举将是公开投票。他认为这给了他一个较好的机会。他描述他参加选举的目的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需要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抵销他的专横、固执己见,以及总的来说是不民主的方法。他认为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能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否则目前的政治体制会崩溃。他谈了他长期协助蒋介石最不幸的缺点,即蒋非常执拗和不妥协,后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最严重的缺点是蒋拒绝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固执己见,专断地发布命令。非常愿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幸福,这一点他做得过度了。蒋应该摆脱他周围的小集团,引进青年人和更进步的人。李宗仁同意我的看法,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他的方式。

关于总的形势,他认为镇压共产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以太平天国反叛为例,镇压它用了18年。镇压白朗叛首也用了8年。这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而且要求政治改革。[199]

李宗仁选择的表态似乎最接近马歇尔的中国方案。4月23日,司徒雷登密报回国即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

接近李宗仁的消息来源一再报告说,李宗仁与委员长已经完全决裂。他计划如果竞选副总统失败,便采取某种“行动”,至于是何种行动,则未具体指出。其他资格较低的人士猜测,可能是地方军事反叛的方式。南京四郊大部分是两广军队,我们不知道他们忠于李还是忠于委员长。根据目前的消息,我们认为军事政变虽然可以想象,然而却很渺茫。李宗仁也许会由于认为在委员长那里受到冷遇和国民党机构拒绝他在目前危机中为国效劳而感到失望,于盛怒之下会干出事来。我们认为,如果有行动的话,那也是以后才会发生;也许可能和香港和华南一些意见不和者联合起来,确有李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迹象。副总统选举或许要到6月24日或25日才能结束。[200]

仅就这一条“莫须有”的消息就足以抓住马歇尔眼球。但更大的用于赢得马歇尔垂爱的关于李宗仁的报告又摆在马歇尔面前。司徒雷登4月27日秘报,李宗仁在竞选中又摆出为和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告诉记者说他“愿意放弃竞选,今日即飞北平”。[201]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让下属放风,“李将不参加竞选,正计划回到北平去”。[202]这实则是在给马歇尔递话: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谈判,我可一定是您在国共两党间“调停”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

最终还是李宗仁摸准了马歇尔的心理。两天后,李宗仁就高票选为副总统。这为美国以“换马”压迫蒋介石的政策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可能是司徒雷登大学教授的经历,使他对“开明”的李宗仁偏爱有加。[203]5月3日,司徒雷登高兴地向马歇尔报告:

不管李宗仁将来实际表现如何,他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和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这些人对现政府领导失去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选和新的更有效的政策。与丧失信誉缺乏成就的现当权集团相比,李代表着有效政府的要求。在缺乏经验和组织的情况下,他的拥护者向国民党组织挑战并获得胜利。[204]

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则可以落实马歇尔在中国方案。他在报告结束时写道:

应予以注意的另一派是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委员长从政坛消失指日可待。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这种不相称的结合有时是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所称的“指日可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委员长、CC系、黄埔系和李及其合作者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恶化继续使目前的不幸发展,李及其合作者似乎的确可获得最后的成功。李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与共产党达成谅解,这种可能性日益增长。[205]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司徒雷登——似乎在给李宗仁“接班”铺路——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总是“捷报频传”。5月13日,司徒雷登致电马歇尔:“李宗仁的主要顾问甘介侯在最近去北平作短期旅行前的谈话中声明,李和他的追随者正为中国准备一项改革计划”,甘声明,“他们完全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206] 5月14日,司徒雷登同时呈报两份报告给马歇尔。一份是说蒋介石“他已经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而“我们认为,以李宗仁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已达到了不可否认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李准备给予必要的领导——表明他的决心,并能博得民众的支持”;“在我们看来,委员长的这种盲目和固执只会意味着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将被他正要扼杀的那些力量剪除”。[207]另一份则对中国形势发展作出蒋介石可能下台,中国划江而治的预测:

蒋委员长开始戴上新头衔,由于更民主和进步的措施加强了宪法,这给了他唯一的机会来抵销增长的不满,并领导得到民众支持的反共运动。

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党分子。蒋可能被允许保持他的新职务,但所有紧急权力则被剥夺。这可以导致与共产党的和谈:在美国的和国际保护下,共产党被承认是合法的。

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李副总统都将不能立即有效地阻止中央政府的崩溃。只有地方派首领和共产党成为国内强大的决定性因素。现政府可以退到长江以南,在广东恢复力量,发起另一场革命。[208]

5月22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继续推荐李宗仁,他告诉马歇尔,当上副总统的李宗仁怀才不遇,“他曾私下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委员长控制着军队、政府的财政和国民党组织”,李宗仁还婉转表达对美国的向往,司徒雷登报告说:“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考虑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此地更能有所成就。”[209]两天后,司徒雷登报告马歇尔,说他拜会了蒋介石,当面警告蒋介石:“李宗仁代表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现在正是改革之机,委员长如不作此事,有人会作的。”[210]

6月11日,司徒雷登借他的秘书傅泾波之口间接地表达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以接替蒋介石权力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

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委员长两年,觉察到他明显地衰老。即使委员长在谈话中不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仍不能象过去那样迅速作出决断;他越来越不知道他的指示贯彻得如何,越来越健忘。傅认为,委员长已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日趋丧失威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解除职务。

虽然如此,傅同意假如委员长下台的话,国家将会重陷分裂的看法。他建议采取适当的方法,劝委员长放弃国民大会赋予的紧急权力,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实行必要的领导。[211]

6月14日,司徒雷登为未来李宗仁“接班”后的军事支持着想,向马歇尔再提“任命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真正赋予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同时又抱怨对蒋介石“他好象决心按宪法对他的新职务规定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式很少改变”。[212]

换掉蒋介石也需要对中国形势,尤其是要对苏联在中国的政治需求有一个基本评估,即“有必要试着用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评估一下中国”[213]。9月7日,曾任美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后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乔治·凯南提交国务卿一份对苏联对华战略目标的评估报告,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索求是有限的,报告认为:

就经济方面而言,克里姆林宫肯定渴望得到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一则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之手,二则用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开发。至于中国的其他广大地区,克里姆林宫可能只视之为一个巨大的贫民区,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没有浪漫色彩的人会对中国的潜力抱有任何幻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生的任何战争中,往好里说,中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往最坏处说,中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满洲和新疆,可能会成为第三国进攻苏联的通道。因而,对边界极其敏感的克里姆林宫肯定会把满洲和新疆视为其防御缓冲区的突破口。[214]

报告同时也认为,如有可能,苏联也会“尽量扩大其在华影响,并最终控制中国的所有领土”,因为“从更现实的方面说,获得中国意味着获得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缓冲区,可由此向东亚的其他地区发起政治攻势”。[215]但同时凯南也判断:

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部门都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毛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忠诚,小心翼翼,莫斯科仍然不可能对形势感到满意。中国地域太广,人口太多。甚至毛和他的战友们也不可能最终得到整个中国——这种诱惑对他们来说也许太大了,特别是在他们已经依靠民族主义的狂热取得部分权力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冒险的。[216]

关于国民党的前途,凯南得出结果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江河日下,走到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彻底失败的边缘。”[217]由此,凯南提出“国民政府消亡”的可能性。他写道: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国民政府消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局面究竟会怎样发生,目前难以预料。它也许会因下述因素中的一种或几种促成:

蒋介石死亡、退休或被赶下台;

出现一个分离主义政权;

共产党获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不管这一变化进行得多么顺利,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混乱局面,即使李宗仁副总统迅速接替蒋的职位,国民政府的现有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情况也会是如此。战争也许会继续下去。也有可能实现休战,因为整个中国都渴望和平。不论出现哪种局面,新的权力斗争都会随即在政治层面上展开。[218]

凯南作出上面推论的理由是:认为中共统一中国是可以预见的,但由于各派军阀的存在,会有相当的难度,“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他告诉马歇尔说:

在这场争夺中,最强大的势力显然是共产党,其他势力将是:一些民族主义军事领袖,如傅作义等;原地方军阀,如龙云等;桂系;奉系;以李济深为核心的国民党改革派;为数不少的、现在仍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政治领袖。

我们不应做出这样的预测:在这场斗争中,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仍然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离心力将被倾向于整合大多数非共产党力量的那种压力所压倒。

我们也不应假定,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会迅速屈从于共产党。当然,他们也许会如此。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南京支援的傅作义和宁夏、甘肃的穆斯林,表现出了在局部地区对付共产党的能力。如果这些势力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他们在“坚守阵地方面”做得可能比国民党政府更好些。他们能否击退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至于共产党,国民政府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种种麻烦都消除了,即使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全民联合政府。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正如现在已经表现的。[219]

10月16日,辽沈战役中中共方面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便给马歇尔写信,哀叹道:“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鉴于此,他更甚于凯南,极端地建议“用典型的中国式”即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方式引导中国分裂。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220]

在面临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司徒雷登就撕下了美国“和平使者”的面纱,不仅要置中国于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局面之中,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作用。但比较而言,凯南的判断更接近于马歇尔的思路。[221]马歇尔也不希望中国大乱。他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与斯大林分割出来的美国在中国关内——至少是中国江南——的利益,马歇尔觉得“换马”一事不能再拖。在马歇尔看来,只要有斯大林介入,中共就不会向南走得太远,而只要蒋介石下台,国民党就会遵循他的腹案与中共出现事实上划江而治的结果。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11月10日,司徒雷登建议加快“换马”,他告诉马歇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权力是否能有秩序地从现政府移交给新政府。主和派显然无法使其愿望变成现实,除非发动军事政变取代委员长。”[222]12月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面对日益无奈的战场形势,司徒雷登一方面加速“换马”工作,劝蒋介石让位给李宗仁,美国也通过对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冷淡态度向蒋传递要蒋下台的明确信息。12月24日,坐镇汉口,拥兵30万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并邀请美、苏、英三国出面调停,随后,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并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也相继通电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1949年1月,美国“换马”成功: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忠实地贯彻马歇尔分割中国的思路,继续推动“和平运动”,公开致电毛泽东以同意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就地停战”、“隔江而治”进行和谈。[223]

另一方面,司徒雷登也寄希望斯大林约束中共入关后止步于长江以北。12月1日,他致电马歇尔:

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224]

司徒雷登的情报并不是空穴来风。与司徒雷登在江南“换马”工作似乎是在同步运作,斯大林,很可能受到朝鲜半岛于1948年8、9月间分裂为南北朝鲜的形势鼓舞,于1948年12月转给毛泽东一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步朝鲜金日成后尘建立偏安政权。

但怀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民心所向且坐拥百万雄师的时候是不可能就此止步的,他于12月30日写就并以“新年献词”形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回应那些“国际上有的朋友”[225]企图接替马歇尔调停的暗示。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226]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227]

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先斩后奏”,明确宣布: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228]

毛泽东写的这篇新年献词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同样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亲自从幕后走向前台,在美国在南方无力“推盘”后,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北方毛泽东施加高频压力,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为化名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国共谈判问题。斯大林转告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月9日发来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斯大林通报了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答复,即苏联政府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能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同时还向中共提供了苏方草拟的答复国民党和平建议的具体方案,即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并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直接谈判。对于毛泽东的访苏计划,斯大林再次建议暂时推迟。[229]

1月11日,斯大林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追加电报给毛泽东,对前电苏联草拟的中共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进行解释,电报说:苏方说答复方案的意图实际上“破坏”与国民党的和谈,因为“没有任何外国大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居间”和“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绝对不会同意举行和谈”。[230]

斯大林电报中的要求遭到毛泽东婉拒。1月12日,毛泽东回电称,对于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应该告诉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直率告诉斯大林“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次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的政治手段利少弊多。”[231]

1月14日,斯大林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访苏问题。政治局同意斯大林推迟毛泽东访苏的意见。斯大林在会上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表示中共应该接受和谈建议,使中共以和平的面目出现。当天毛泽东复电斯大林说:“我们与贵方在基本方针上是完全一致的”。[232]为此,中共还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这里说的“和谈”内含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的意思是要真谈,毛泽东的意思是不能真谈。所以毛泽东提出的是国民党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做到的条件。1月15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复电毛泽东,说他从毛泽东上封电报中“看得很清楚,我们之间已经就南京方面和平建议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认为是彻底解决了”。[233]斯大林知道毛泽东的底线后,最终放弃了直接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想法。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来取得。[234]

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上下面指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等,应完全拒绝之。[235]

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在内。如果说蒋介石对马歇尔“调停”中的分裂中国的企图是在本能抵制的话,这份文献则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调停”则有着高度警觉。

尽管苏联没有直接出面“调停”,但实际上仍没有放弃马歇尔的“工作”。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南迁广州,斯大林命令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在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一路“调停”下,月底“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236]。

在摆平国民党方面后,斯大林又派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底牌。除了关心毛泽东是否决意过江之外,斯大林最关心的是如果中共获胜是否还保留苏联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会谈中,毛泽东提出外蒙问题,毛泽东借用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话说,“他们认为必须让苏联实现两个条件:苏联把它占有的中国长春铁路的那一半财产无偿地归还给中国;同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到中国来”。[237]毛泽东说,只有苏联实现这些条件,国民党左翼才同意同蒋介石决裂,并同共产党建立反蒋联盟。[238]由于米高扬未被授权解释此类问题,米高扬只有向斯大林汇报。2月5日斯大林就此致电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有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239]决议,并且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宜,那么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240]

在当时中共还离不开驻扎在旅顺基地的苏联海军提供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斯大林这时提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与其说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不如说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毛泽东当然明白,此时斯大林命令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的举动对中共所暗含的压力,毛泽东告诉米高扬说:“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241]米高扬告诉斯大林,所以“他们,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施行压迫,而苏联在旅顺口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的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基地了”。[242]这给斯大林留下的印象是:在相当时期内,苏联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旅顺基地在毛泽东这里可以得到保障。

关于外蒙,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243]对此,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婉转拒绝他提出的外蒙古回归中国的要求,电文说: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在独立的旗帜下将中国的所有蒙古地区同外蒙古地区合并成为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但却将把一些地区从中国划出去。我们也不想让外蒙古放弃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即使所有蒙古地区都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也是如此。可见,此事的决定权在于外蒙古自己。[244]

毛泽东得知这一电报内容后表示“他会考虑这个电报”。[245]

在得到毛泽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后,斯大林开始考虑毛泽东建国后的中苏关系,为此给毛泽东提议及早“成立革命政府”。鉴于1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与李宗仁达成实际支持“划江而治”的“停止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因而斯大林这时头脑中的中共“革命政府”管辖的范围更多的是长江以北的中国。米高扬在“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就说“遵循我党中央的指示,我劝毛泽东不要拖延成立中国革命政府一事,要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成立革命政府,这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在拿下上海之后就立即宣布新革命政府的成立” [246]。斯大林这时的“中国”概念在米高扬与中共领袖谈话中尽管未明说但也能让毛泽东感觉得到。米高扬在西柏坡给毛泽东留下不好的印象,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247]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的3月下旬,毛泽东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248]

3月底,斯大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249]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

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250]斯大林强调,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蒋介石的战争即将结束。斯大林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害怕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同中国接壤的国家边界,以及在蒋介石仍然占领一些岛屿上会出现革命形势。所以西方国家为了保卫这些岛屿和亚洲,会采取一切措施。例如,进行封锁,甚至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的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长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第二,从南方进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抽出两个精锐军团,把它们部署在港口地区,加以补充,并使之处于战略状态,以防御敌军采取行动;第三,暂时不要缩减解放军部队。[251]

斯大林这么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于2月底就收到并于4月中旬再次核实了的美军将撤离南朝鲜的情报。[252]他几乎断定美军会将撤离的部队调往中国帮助蒋介石加强长江以南的防御。但如果将1945年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雅尔塔秘密协定”以来苏联对华政策联系起来考察,不能不让人认为斯大林这个电报的三点建议中的核心思想是第一点,即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这本质上还是在借题发挥以达到让中共“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斯大林这样反复劝阻毛泽东做法并非真的害怕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信心不足,而是真的不想看到中国的统一。其实,斯大林早在1948年初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正确的”。1948年2月,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中,在回答南斯拉夫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提出希腊“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问题时,斯大林就以中国为例鼓励他们说:

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253]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1948年初斯大林就已认识到毛泽东“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都到了1949年4月份,斯大林还在马歇尔不厌其烦地劝阻蒋介石不要出关的努力失败并因此扶持搞分裂的李宗仁接替蒋介石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阻止毛泽东过江南下呢?结论只能是斯大林在对待中国解放战争态度上的错误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为了苏联战略利益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里又出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中共早期就扼杀其“统一全中国”的雄心,这也是由于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料到中国这些被斯大林称之为“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254]和 “牛皮大王”的中国人[255]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不要说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到了1948年初,斯大林还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它在1946年1月建国之初仅有约12000名党员[256]——领导的游击队放在同一水平看待。在上面同一次会谈中,他对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反问说:“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呢,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257]当时参加谈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注意到“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258]。直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还相信莫洛托夫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位“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259]。既然如此,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并让斯大林——尤其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胜利之后——为自己的无知而尴尬,也就不足为奇了。铁托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门缝里看人”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与中国人有同样的感受。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为‘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军队。”[260]

现在我们还是将目光拉回到1949年来。对于斯大林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洞若观火,不仅没有理睬,而且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于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联名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261]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262]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马歇尔、斯大林合演的将中国南北肢解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终成南柯一梦。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263]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更是对斯大林与马歇尔合伙上演的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冷眼蔑视。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264]

北面是百万雄师豪迈过江,南面是李宗仁“小朝廷”向隅而泣。南京失守后,5月5日,李宗仁写信给杜鲁门以家奴的口气乞求说:

中国的形势现在确实已进入非常严峻的时期,已在中国所有阶层引起普遍的忧虑。我认为,这也是阁下严重关切之事。如果不采取加强中国政府地位的任何措施以使其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渗透,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撤离长江流域——国民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但整个中国会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远东的所有国家也将很快落入共产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的铁幕之后——这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结局。[265]

美国人的朋友历来是打不败的对手。李宗仁的乞怜并不能换来美国人的同情。就在李宗仁派代表团在美国游说的同时,曾极力支持李宗仁的司徒雷登却翻脸向马歇尔建议,“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美国政府就考虑与共产党政权“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266]这时的司徒雷登似乎忘记了李宗仁的存在,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267]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致电马歇尔说:

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268]

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就这样为美国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蒋家王朝被赶到台湾岛后,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

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产生强大国力,不仅仅基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是这种制度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269]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270]

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与亚洲的历史进程正好相反,自从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的破碎性又导致欧洲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此,我们中国人应为我们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1949年6月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在即,当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建国诸事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共产党高歌猛进的同时,苏美两方都开始为他们各自中国政策的失败而检讨。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招待刘少奇和在苏联休养的江青。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中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斯大林还对他在1945年支持蒋介石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271]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8月2日不得不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将丢掉中国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腐败无能”的蒋介石头上。[272]比较而言,斯大林的检讨——尽管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有些“自我批评”精神。

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273]

读史至此,读者会问,难道斯大林“建议”抗战后的中共走法共参与政府的道路,及随后苏联与美国北南相互呼应的“调停”,让中国少些牺牲,这难道错了吗?

问题不在于这种“调停”的形式,而在于它的本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却符合苏美在远东的最高利益。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但这时的表态还不是最终表态,因为这个表态转为政策的前提是蒋介石是否接受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北南分割中国的默契。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苏美间达成的在中国的利益分配,由此才换回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及苏联向中共提出走法共道路,交枪后以反对党的身份参加政府的要求。如果这个目的得逞,那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只不过是从英法为主导转为以苏美为主导罢了。这对在二战中承受巨大牺牲并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而言是不公平的,对中国的前途更是灾难性的。1946年2月毛泽东同志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和平道路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它事关中国前途命运即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拒绝斯大林的“建议”,继续向蒋介石作斗争当然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难道中共不能作为一个反对党在国民政府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吗?

这是因为蒋介石战后国民政府是通过出卖国家利益而获得外国而非本国人民支持存在的,这样它就失去了接纳“反对党”的资格。中共也自然不能以“反对党”的身份与其共事,不然,它就不是中国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而是出卖人民利益的同谋者。这样的“反对党”当然不能干。

除此之外,这时的国共两党的内战已不同于一般的军阀混战,它与美国19世纪60年代内战时“合家之乱”形势大体相似,已是具有国家统一性质的军事行为。1858年7月10日,林肯说:

“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停止它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消亡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将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274]

林肯的上述演说词中的“奴隶制”换成“半殖民地社会”,似乎就是1945年后中国内战性质的说明书。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前途”也做了类似阐述。毛泽东说在日本被打败后: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275]

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的政党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情形一样,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更加分裂——美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同样的道理,1945年到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期间的“调停”如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今天看来,蒋介石南拒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北拒斯大林“劝阻”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成中国的统一。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他们要带领中国的方向不同:前者是拉美式的依附于美国的旧中国,后者——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一特殊时期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后来美国人也看得明白,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认为:

战争末期,蒋介石政权失去了华盛顿的同情,它已经证明是一个不俯首听命的盟友。但是,战争期间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同志情谊也迅速让位给对他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担忧。正如在其他任何地区那样,美国人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中国,通过创建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稳健派”的联盟来实践他们的使命意识,这就是在中国实行的新政。显而易见,与诸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难以驾驭的爱国者打交道,美国所期待的与中国的一种“恩主扈从”关系是不会轻易地实现的。[276]

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1949年初上台后的“和谈”,则要另当别论。因为李宗仁“和谈”的要害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不同的只是,他从秘密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退到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这本质上就是分裂中国,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如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状态就会变成“长江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吭。就在这时,共党占领中国后,共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277]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说大话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这使人联想起中共党内的满嘴大话空话而又无力落实的左右人物如陈独秀、王明、赵紫阳等,及苏共党内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好在中共方面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苏共方面则无力纠正他们的错误终至苏联解体。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也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与上述李宗仁同样的忏悔。他说: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对我们似乎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为他们的一些希望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事。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是件容易的事。今天重要的是把如下的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担心地忧虑着,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仅是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278]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279]若再联想到大宋和大明王朝覆亡的教训,我们便知道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1952年9月19日,斯大林在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时,就东西德统一问题说:“看来美国人并不赞同德国统一。他们掠夺了德国,如果西德人与东德人统一了,就掠夺不成了。”[280]这话如果反推中国,如果1949年中国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实现国家统一,那么德国被掠夺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如果看看今天台湾每几年就要拼着用仅有一点的发展成果从美国购买天价的武器,我们就不会对这个推测表示任何怀疑。

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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