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日本,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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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介石从小就表现出自己的终身性格——“屡陷逆境”,但总能设法从逆境中脱身。 蒋介石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蒋介石的恩师长冈外史认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才是蒋介石成功

蒋介石从小就表现出自己的终身性格——“屡陷逆境”,但总能设法从逆境中脱身。
  蒋介石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蒋介石的恩师长冈外史认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才是蒋介石成功的秘密。
  蒋介石的父亲出身于世代农家,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妇女,但是,这个世代务农的家族到了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这一代便开始改换职业了——他成了贩盐商人。
  在后来的岁月里,蒋介石渐渐认为他是周朝一个大夫的后代,并为证实这一点而费尽周折。
  溪口的村民们常常找蒋肃庵商量事情,因为他见多识广,被认为有头脑。蒋介石的母亲是蒋肃庵的第三任妻子,但她对蒋的前妻留下的孩子似乎都能一视同仁,给以慈母般的关怀。
  她嫁到蒋家两年后,蒋介石出世了。据说他生性活泼顽皮,但体弱多病,从小就表现出自己的终身性格——屡陷逆境,但总能设法从逆境中脱身。
  据说他三岁月才有一次将一双筷子插入自己的喉咙,看能杵多深,他发现杵进去不难,可要拔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弄坏嗓子了吧?”爷爷知道后焦急而又心痛地问他。“没事,我不还可以好好说话吗,我没哑。”他从床上一蹦而起冲爷爷大声叫道。
  两年后的1892年冬天,幼小的蒋介石跳进一口大水缸,这水缸有成人那么高,中国人通常将它放在屋檐下用来装水。缸里的冰块引起了他的好奇,从那东西里他看见了自己的影像,便跳了进去。这一次兄长们都不在旁边,结果他浑身上下湿了个透,结成了冰,还吞了一肚子冰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出来。
  他家屋前有一条湍急的山溪流过,他常常跳入溪水中洗澡,有时乐而忘返(“溪口”——他出生的地方——意思就是“小溪的出口”。这里又叫“武岭”,另外它还有一个诗一般的名字叫“锦溪”)。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历来忽视体育,但对蒋介石来说,由于经常在乡问的小溪中游泳和外出爬山,使他从小就很快摆脱了孱弱多病的体质而变得体魄健壮了,并在他那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到晚年。
  他最喜欢的娱乐是玩打仗的游戏,和戴高乐将军小时候一样,“总司令”一律由他自己担任。据说他经常站在一块高地上,向小伙伴们训活或给他们说古道今,这样他很早就养成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习惯。后来他时常发表些没完没了的演说正是得力于这种早熟的演讲基础。
  那时候,溪口人谈论的问题大多集中于中国的动乱,蒋介石七岁那年,中国被日本打败。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被迫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蒋介石常常可以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由清王朝带来的这一新的奇耻大辱(这与后来成为将军的佛朗哥一样,佛朗哥小时候也经常听到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西班牙在与美利坚的战斗中被打得一败涂地的耻辱)。这种谈论本身可能并不会缔造出民族领袖来,但它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意志。
  就连清朝统治者此时也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倒霉的光绪帝在激进的改良派康有为的引导下发动了“百日维新”(1898年6月—9月),这使他得罪了官僚集团和令人畏惧的西太后,还没等他把事情办完,西太后就把他监禁起来了。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明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写了一本具有爆炸性的小册子《劝学篇》,该书出人意料地销售了一百万册,其主旨是要求人们勿忘中国所遭受的如土耳其一样的耻辱,勿忘要和日本一样革新。位于东亚的中国当时的确和位于欧洲东端的土耳其一样——是个病夫。
  在溪口,识字的人不仅自己看《劝学篇》,而且还将它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眼看列强的劫掠接踵而至,义和团运动成了中国人对所面临的局势的绝望的回答。
  所有这些对蒋介石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他只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回忆起这些往事罢了。由于他调皮捣蛋,经常惹事生非,他母亲很是担惊受怕,觉得他应该接触一下外面的规矩了。
  在取得丈夫和公公同意后,她为年仅四岁的蒋介石请了一个塾师。关于他的学习才能说法不一,但由于他经常逃学去玩打仗的游戏,他的进步似乎很慢。好在当时正常情况下,四岁还不是勤学用功的年龄。既便这佯,他还是在不到九岁时就读完了法定的孔夫子的四部经典著作:夫子自己的《大学》、《中庸》、《论语》和他的信徒孟子的《孟子》,这四部书要求中国所有有志青年都得在不大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时就能句读背诵。
  九至十六岁期间,蒋介石还学习了“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1895年,蒋介石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他就由母亲和祖父抚养。后来蒋介石对他们二人倍加颂扬。由于他难得给世人留下传记资料,有必要摘引他在一篇讲话中关于他母亲的一段话,这篇讲话是他在1936年10月30日,他“五十”岁生日(按中国人的算法,出生的那一年就已经一岁了)时向全国人发表的。他说:
  “……对先母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含辛茹苦地教育和哺养着我这遗孤。如今,她的陵墓上已草木丛生,我不能不痛感仍一事无成,我辜负了她老人家寄予我的希望。”
  据他透露,在那段日子里,他家境艰难,母亲用铁一般的严规戒律管束他。她只要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严格标准,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他。她相信仆人的活儿对锻炼他的性格有好处,所以就要他每天干洗碟子、拖地板之类的活儿。
  蒋介石曾感慨他说,要知道那时的清政权正处于最腐败的状况。腐朽的贪官污吏和堕落的显贵对欺压鱼肉百姓已习以为常。我家既无靠山又无权势、很快就成了他们欺凌的目标。苛捐杂税和不正当的劳役时不时地落在我们头上。有一次,他们在村公所前大庭广众之下欺负我们,我深感遗憾和痛心的是在场的亲友们一个个都见之而无动于衷。那时我家境悲惨,的确无以形容。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免于倾家荡产,全亏了我母亲和她那善良而又坚韧不拔的品格。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对蒋介石的这段辛酸的回忆讲得比较清楚:溪口的一个村民由于付不起粮祖而出逃了,由于蒋家家主去肚,当地的官吏就将年幼的蒋介石抓起来,一直拖到村公所前,并威胁说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将他送进大牢,欠祖最终可能由他家付了,因他后来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这次借“皇上”的名义而使蒋母和她儿子蒙受的不白之冤和耻辱,对他俩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蒋介石经常将这件事称为“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
  1901年,蒋介石年方十四,他的长辈就作主为他操办了婚事,让他和一位比他大三岁的姑娘——毛福梅结婚。要是蒋介石继承了他父亲贩盐的生意活,这桩婚姻本可以是圆满的,但没过几年,他在东京寻花问柳的风言风语就在他的家乡传开了。
  蒋介石十七岁那年曾就学于一位叫顾清廉的人,此人在奉化镇办了一家名字很古怪的文学馆,馆内收藏了许多经史子集。其中有一部书可能要比别的任何一部都要重要得多,这就是中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对这本书的要旨远不如他的对手毛泽东掌握得透实)。馆内还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总督曾国藩的著作,有蒋介石深为敬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阳明的书,王阳明是明朝一位学者兼政治家。后来蒋介石流落到台湾,还将一座草山重新命名为阳明山,以示缅怀。
  蒋介石从顾清廉的教育中获益匪浅,他被引向了更为正统的儒家学派——以宋朝朱熹为首的儒家学派。该派的信条是“存天理,遏人欲”,主张修身养德,自我约束。后来,蒋介石之所以经常到庐山去举行会议和开办训练班,是因为那儿正是当年朱熹经常讲学的地方。
  对青年蒋介石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他的老师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孙逸仙和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私塾学堂满师后,蒋介石又去了这个镇上的一所学校——
  龙津中学堂,不过他在那里只呆了三个月就突然决定去东京学习军事。
  蒋介石的传记中都记有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怪癖:他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就在卧室前的阳台上,笔笔直直地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双唇紧闭,双臂紧抱胸前。
  传记作者们都想推测这时他的大脑在想什么。从他不久后的行动来看,当时的他正由于满怀着一种新的向往而心潮澎湃。
  他投笔从戎是因为他觉得需要拿出实际行动,需要去冒险,需要去争取为国效力的机会。他选择东京作为开始学习的地方,是因为日本的首都是当时世界所公认的军事艺术中心。
  更为吸引人的是在东京他最有可能去结识流落东洋的中国革命者。
  1905年,蒋介石拿定主意东渡求学。这一年,日本仍在和沙俄争得不可开交,他的亲朋好友们都费尽心机劝他放弃这个傻念头。可他是个既已拿定主意就不轻易改变的人。他一声不响,不与他们争辩,而是操起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剪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他认为这会让那些成天围着他团团转而纠缠不休的人大吃一惊。正如他猜想的那样,他这一招还真灵了。
  在当时,任何青年只要剪了辫子,就会被别人拒之门外。
  他只有远走他乡,离自己的故乡越远越好。他母亲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自己也想得开,便筹措了一笔钱给他做旅费。
  1905年5月,蒋介石乘船东渡日本,可是这首次东渡却有点虎头蛇尾。帝国军官学校没有革命者的落脚之地,拒绝接纳他们。这些学校和中国的军机处有个协议:中国来的学生只有属于由清政府推荐的才准予注册入学。尽管如此,对蒋介石来说这次东渡并没有白费,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东京结识了后来成为他革命的良师益友的陈其美——人们通常把他看作孙逸仙的最有才华的早期追随者。蒋介石眼看着不久将不得不回国,他就去学日语。
  但他母亲觉得既然他在东京求学未能如愿,他就不应该还呆在那里,于是她假称家中有件不可推托的事——姐姐出嫁——以此为借口催他回家。到底是个孝子,他于当年冬天返回了家乡。
  然而,1908年蒋家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出世了。这是毛福梅对蒋家的巨大奉献。刚开始她和蒋介石的生活并不顺心,婆婆既苛刻又罗嗦,老是要她唯唯诺诺,恭敬顺从,官方的传记作者们都称赞毛福梅落落大方的性格,但她本人却经常向自己的朋友流露,她其实是过着一种对自己丈夫粗野性格的恐惧以及对自己常遭到的毒打提心吊胆的生活。
  蒋介石开始接受军事教育了,但却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1906年,尽管有段日子他曾抱病在身,但他还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考入了保定军官学校。
  浙江报考者有1000多人,只考中了60人,他是这60人中的一个。但是有两件事对他不利:他是汉人而非满族人;另外他留着短发,在革命前的中国;这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对帝国传统的蔑视,招致叛逆的嫌疑——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
  学校里的教员大多是日本人。由于他们国家刚刚打败沙皇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早些时候还战胜了中国军队,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显得趾高气扬,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蔑视。
  有一次上卫生课,日本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它比作中国,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这个教员解释道:“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
  看到这,蒋介石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不顾军纪走上前去,把那土块一下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块,两眼怒视着教员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教员被问得哑口无言,可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剪去了辫子的头威胁他说道:“你是个革命分子!”据说蒋答道:
  “先回答我说的对不对,请别把问题岔开,”
  在军校,是不允许学员这么做的。对蒋介石来说,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可能因此而被军校赶出来;还有可能被秘密逮捕。
  他被召到校长办公室,算他走运,校长觉得他这么干有他自己的理由,只严厉训斥了他一顿,并不深究,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
  这年年终,有一批人数有限的学生被选送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蒋介石是其中之一。他懂得日本语,在选拨中派上了用场。
  1907年春,他注册进入东京振武学堂。
  在这段时间,他的同学们觉得他对人虽然彬彬有礼,但很冷淡,他对同学间的友谊并不大在意,常常对别人的友好表示无动于衷,这使他不大受人欢迎,他的同学们认为他傲慢。不过他对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张群——他是蒋介石当时的同学,并赢得了蒋介石的终生信赖。除了蒋夫人和蒋经国外,张群要算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己了。
  当时的学习生活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艰苦,甚至超过他在母亲寡居时所受的困苦。一日三餐很简单:每顿一碗米饭,加上几小片鱼和一小盘萝卜,他强迫自己把分到的这点东西凑合着吃下,由此他渐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并终生如此。
  每到漫长的暑假,蒋介石总要千里迢迢赶回家去看望母亲(看妻子倒是次要的),不过每次他总要在上海停留去看望那里的革命者,并帮助他们征募人员和筹集资金。他这时尚未加入任何革命组织,尽管他的卫生课老师曾对他产生过模糊的怀疑。
  后来在东京,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第一次参加同盟会的大会时,孙逸仙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逸仙引见了蒋介石。
  关于这次后来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会晤,既无文字记载,又无影像有声资料。按照喜欢臆想的传记作者所说,这位热血青年给孙中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
  “这个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
  现在回顾一下,这句话的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要说得恰当一些,除非孙逸仙是个轻率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对陈其美这么说,因为陈其美那时有理由认为,要是革命确实需要个中坚的话,那么这个角色定是非他陈其美莫属。
  不管蒋介石在与孙逸仙的第一次会晤中是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的会晤倒确有其事。那时的蒋介石正是一个渴求找到领袖的热情青年。
  而今他终于找到了领袖,这正值孙逸仙活动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他感到欣喜若狂。
  那时候,中国公民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就可以进入日本,不管他属于什么民族,也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既不须护照也不必办登记。
  然而要是清廷官方向日本指出有某个不良分子要去日本或已在那儿,日本方面就会禁止此人入境。如果已在日本,也会将其驱逐,以满足清廷的要求。
  对孙逸仙,清廷正好向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大概是在孙蒋会晤之后不久。毫无疑问,孙在日本已培植了一大批革命的迫随者。他过去是从上海被赶出来的,如今东京也呆不下去了,他就将革命总部移往香港。
  当蒋介石还在军校学习时,孙逸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七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
  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由于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逸仙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
  1909年。11月底,蒋介石从军校毕业了,下一步是上正规的军事大学,但在此之前军校学员得去体验一下最低级的军事人员的生活,看看自己能否受得住这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1910年1月一个凛冽的早晨,蒋介石站到了驻扎在高田的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队长日奉大佐面前,“啪”一个立正,打了个敬礼,他俩的顶头上司是“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他统帅着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日奉大佐的联队就隶属于这个师团。
  整个冬季,蒋介石每天天亮前三小时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喂自己的马,然后上早操,他整天都在户外,晚上日本士兵们通常要干奴仆般的苦活。
  后来蒋介石对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生活只字不提。这些活是规定死了的,非干不可,他几乎没有时间和自己的中国同学往来,但一旦和他们聊起来,他总要说些“上战场比这要苦得多,没有人不可忍耐之事,习惯成自然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很奇怪,蒋介石似乎并没给他的日本长官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绝没想到他会干成什么大事。几年以后的1929年,这时的蒋介石已出名了。
  长冈外史冥思苦想试图找到蒋成功的秘密,他写了篇文章回忆说:1927年在东京,他邀请蒋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样,蒋穿戴得笔挺,“象个潇洒的影星”,谦恭有礼得有点儿过分,告别的时候,蒋献给长冈一个条幅,上书“不负师教”四个字。长冈外史认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才是蒋介石成功的秘密。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便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学业,马上回去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结合在一起了。
  开始他并不引人注目,后来则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的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在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之前,他给母亲写了封信,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从他母亲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刚强的母亲。她在给儿的回信中说:“献身与否均由你的事业决定。家中的事不必挂念。”
  战斗胜利结束了,尽管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作用与重大得多的整个事业相比显得很有限——而且这场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也只能算整个杭州起义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认为他于得挺不错。后来,一位将领写了本不长的书《浙江独立纪实》,书中把蒋介石当作英雄特写了一番。为表敬意,他献给蒋介石一本,并随书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风尚,蒋介石回信说,他无功受过奖,受之有愧,并希望此书再版时,作者也能公正地评价一下书中未曾提及的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其他人员。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记录了这次信件往来,但没说明日期。不过可以推断出这事可能发生在1912年8月。正是在这个月.国民党成立了。也正是在这个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一位民国将领。
  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状况:清政府被推翻了、但这种变化的结果只是仅仅让另一个清朝的官员上台,而他对孙逸仙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毫无兴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变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蒋介石觉得幻想破灭了,他不甘谋职于袁世凯麾下。也就是在那一月——1912年8月,他决定返回东京继续学习他的军事。
  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经常由他自己撰槁。他的第一篇军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年——
  1913年这段时间写成的。他在《军声》杂志创刊号上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种族和睦相处,只需警察来维持秩序,没有战争,因而也无需军队。他更现实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势,指出俄国和日本最有可能与中国为敌,他排除了中国能经受得住俄国人进攻的可能性,指出实际上无论侵略来自何方,中国都不堪一击,并大声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万人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就中国的面积和当时庞大的人口而言,这已是相当小的兵力,但这也将花去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
  他还强烈批评了把军权和民权集中于省总督一人之手的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要是不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因此,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
  蒋介石发表这通狂论时是二十五、六岁。20和30年代,戴高乐就法国的国防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书籍,并引起了争论。这样看来,蒋介石发表类似文章时比戴高乐要年轻十岁。
  尽管那时人们同样爱好争论,但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是否引起过类似的争论并无记载。不过,当时他还很年轻,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还是在一个异邦的首都写出来的。
  那时候在远东,任何一个想从事军事生活的年轻人学习军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后才能轮到另一个军事强国德国。蒋介石正打算去德国继续他的军事学习时,孙逸仙为推翻袁世凯而发动了“二次革命”。蒋介石立即赶往上海投奔陈其美,担任了陈的参谋长。
  1913年7月23日,按照事先的计划,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但这次也和以前一样,革命者举事迅速,失败也迅速。他们攻打的制造局防守严密,战斗中蒋介石还被一名哨兵抓获,但他设法逃了出来。
  蒋介石失败了,但并没因此而失宠,在孙逸仙眼里,他甚至变得更坚强了。要说孙中山是个成功的革命领袖,似乎不太恰当,但蒋介石对他身处逆境所表现出的勇气倍加钦佩。
  御用的传记作者因此而认为他俩的亲密友谊即始于此时。
  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俩同赴日本寻求避难(日本对孙博士的到来是不加禁止的)。
  他们的党被背信弃义的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领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民国在遭到极度痛苦的挫折后土崩瓦解了。不错,他们革命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遍及全国各地,但绝大多数地区传来的报告都令人沮丧。
  南方的局势尤其险恶。陈其美认为,不管怎么说南方受革命影响较大,而真正的革命目标其实应该是北京和北方。孙博士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便将他派往大连,在那里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
  现实是无情的。在国民党和袁世凯的斗争中,国民党不论哪方面都要略胜一筹。但他们的组织涣散,情报不可靠,治安防卫漏洞百出。蒋介石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问题,1914年春他再一次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一年他被派往上海去执行一项任务,在那里组织一起暴动,他计划制订得十分完善,但方法有点欠缺,他打算一动手,就马上占领该城四周和海岸附近所有重要的战略点。但上海镇守使老奸巨猾,一年以前他曾遇到并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安全防范设施十分有效,5月30日,他派警察对蒋的总部突然袭击,进行搜查,部队和警察一下包围了蒋介石正打算去的一个朋友的家。
  蒋差一点被抓了起来。当他从远处看到围着一群人时,就赶紧逃之夭夭了。
  6月,孙博士派他和另一个同事去黑龙江省,调查一份安插在那里的一个国民党员写的报告,报告说那儿的条件已成熟,可以举行起义。蒋介石讲一口结结巴巴的北京官活,而且对那儿的情况缺乏了解,派他去干这种事并不适合。但调查了一些地方后,蒋介石报告说,在那里举行起义,成功的可能性精确他说只能等于零。后来才弄清楚,那位打了乐观报告的国民党员,原来是想借此等到资金,以饱私囊。这样的事例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历史中不胜枚举。
  看来又得等很长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回到东京,开始整天钻研中国哲学和军事著作,并且开始每天晚上在日记己中记下白天所干的错事。
  由于那时他没有多少事可做,所以有人猜想他并没多少东西可以往日记里写。但记日记的习惯已缠住了他。他一直将这个习惯保持到死。
  然而革命行动并未销声匿迹。1915年夏,蒋介石又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次革命”。与前两次一样,这一次的结果仍无起色。
  蒋介石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效法袁世凯惯用的伎俩,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因为上海守官两度挫败了蒋介石占领该城的企图,这一次蒋得将他干掉。于是两名国民党刺客——一个是神枪手,另一是怀揣炸弹,于11且10日找到了暗杀的目标,但关键时刻他俩却变节自首了。
  12月5日,原定的海上援助攻城计划只得告吹,设在法租界内的革命总部也被法国巡捕捣毁,蒋介石爬到另一幢楼上才得以脱险。
  这次失败使蒋深受打击、可能由于神经衰弱,也可能是由于得了一种身心病——心理情感的原因而引起的身体上病症——他开始卧床不起了。他仍隐匿在上海,他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长途跋涉赶来护理他,好让他恢复健康。
  关于蒋介石的母亲对儿子那时过的生活是怎么想的,并无任何记载。
  蒋介石的御用传记作者对蒋在上海期间的细节描写似乎太过分珍惜笔墨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蒋的朋友陈其美除了在革命方面是蒋的良师益友外,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也是蒋的“师友”。他时常光顾妓院,蒋介石也每次同往。
  1912年,在一次晚宴上蒋介石与一位姑娘眉来眼去,这姑娘叫姚怡诚,是为一个名妓做下手的女仆,双方的目光都很炽热。不久她就成了他的情妇,蒋介石还将她带回老家。姚氏自己没有生育,蒋纬国被从日本带回来后,她就将他视为己生(蒋纬国是蒋介石在东京时期的私生子)。
  尽管蒋介石经常被通碟缉拿,但他似乎颇有逃遁之术,总能躲过袁世凯巡警的追捕。当时他在上海混迹于下流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是由冷酷无情而又臭名昭著的青帮统治的天下,它是黑手党在中国的变种。他们控制着鸦片、妓院,敲榨勒索,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中,他们干着各种污七八糟和伤天害理的事,谁要和他们作对,他们想把他干掉就可以把他干掉。为了哥儿们义气、他们可以采取暴力。这是一支可能连警察都自叹莫如的有组织的势力。
  如果说蒋介石是受到了上海黑帮势力的保护的话,那么他是用什么来予以报答的呢?当时他不名一文,也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当时和黑帮狼狈为奸,共享赃物,但他和黑帮一起,共同对付袁世凯的警察,倒是真的。他落难之时黑帮拔刀相助,也实有其事。尽管有时他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充当经纪人来打发生活,但当时他常常还是处于危险之中的。
  在袁世凯看来,蒋介石和陈其美已是他的眼中钉,必须将他俩除悼,1916年春,蒋介石恰好又给袁肚凯制造了个麻烦:
  他占领了位于长江南岸介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后来他的部下纷纷离去,只剩他孤身一人守着要塞。这一次蒋介石又遭到了失败,不过他再一次逃脱了此时陈其美已接任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命蒋介石为其助手,这是耽于幻想的孙博士所实行的试图集中党的组织机构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如过去一样,经费还是少得可怜。
  一天,有个人向陈其美提出要向革命组织献款,陈动了心。其实他应该谨慎一点,提出献款的人实际是一个身为国民党员而替袁世凯办事的特务。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前往预定的交款地点时,在途中被枪杀了。
  陈其美的死使蒋介石深感悲痛,在为他这唯一的亲密朋友作的悼词中,蒋介石失声愉哭道:“悲哉!从今后象他那样知我爱我之人,何处可寻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既有情感的凄楚,又带有现实的悲衰。他昂首间苍天,陈的事业谁来继承?接替他的会不会是一位与自己有隙的人呢?
  随着陈其美的死,蒋介石在领导层中的地位提高了,他成为孙博士的亲信。陈被刺不到三个星期,世人憎恶的袁世凯也在潦倒之中一命呜呼。
  他的帝制复辟的梦想被带进了坟墓。
  这时的蒋介石已29岁,性格已完全成熟了,在此值得多说几句,溪口的这个“顽皮小子”已成为一个好冲动和冒险的大人了。他勇敢得可以说到了莽撞的程度,他常常去冒些异常可怕的生命危险。但每次都安然无恙。
  他为人严肃,结友不多但对他们都很忠诚。无论从他的一举一动,还是从他所受的教育来看,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孔教徒,就连后来他皈依基督教这个事实也没影响他一点。他的政治观是现代和保守思想的混合:
  他认为,除非儒家的道德得到保存或恢复。否则实现现代化将毫无意义。
  他的性格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东西。他的谦逊由来已久,决不是装模作样作出来的,他终生反对别人过分赞扬自己,而且还不愿和他人开口谈论自己。
  然而,对有助于他的统治且无庸置疑已在他的追随者中传布开来的对他的崇拜,他却并不采取行动加以阻上。伴随着言行举止的谦逊,他养成了一种极端的自矜之情,虽然他并设想到自己的志向和行为会有什么错,也没想到这些志向和抱负竟会与中国最大的利益背道而驰,以至于最后一切致命的失败给他带来了一场终身的耻辱。
  他的领袖天赋是无可非议的,但良好的判断并不能说明一切,他对军事和战略的分析在地缘政治方面不无道理,但他对政治的领悟还远远不够,他主要是从军事上来理解权力,而一旦他靠操纵他人对自己的忠诚来行使权力时,他就将自己的那种对政治的理解如实地、毫不掩饰地付诸行动。最后,他也就无法理解权力赖以维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他最终失败的原因盖源于此。   

蒋介石是1908年初到日本,公费留学,从1908年初到1910年冬,进去振武学校,被分在炮兵专科。
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3年,1910年11月25日,蒋介石自振武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驻扎在本州新泻县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联队长飞松宽吾。那年他23岁。
蒋介石初入伍实习,军衔为二等兵,后升为一等兵。
日本振武学校成立于1903年7月,地点在东京河田町, 现为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校址 ,是日本为中国专办的一所陆军预备学校,受训期为3年,课程大部分与普通中学相同,实际上等于是军事中学,对体操技击比较注重,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日军联队实习18个月,然后再进士官学校学习,从士官学校毕业后方能得到正式文凭。

中华民国人物

众所周知,蒋介石特别喜欢和人拜把子,借此来笼络人心或者捞取政治资本。有人评价蒋介石有“三不知”,不知官职有多少,不知手令有多少,不知结拜兄弟有多少。但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部获取政权把兄弟们确实帮了不少的忙,其中对蒋介石帮助最大的要属革命志士陈其美了。

人的命运,固然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但由于某种机缘巧合,譬如说遇上了一个什么可以影响你的人,又可以把你带到另一条路上。蒋介石的命运,就是这样。 这个盐铺老板的儿子,父亲蒋肇聪去世很早,是由母亲王采玉一手带大、抚养成人的。 王采玉是浙江溪口葛伶竹村人,生于1863年。她幼承父教,聪明俐,精于女红,深得慈爱。遗憾她年青时家道中落,只能凭一双巧手,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日子过得艰辛苦涩。 王采玉19岁嫁奉化县曹家田的竺某为妻,2年后因竺某病故,回娘家寡居3年,1886年再嫁比她大22岁的玉泰盐铺老板蒋肇聪为填房,第二年10月31日,生下长子蒋介石,取乳名为瑞元。 1895年,盐铺老板蒋肇聪染病,抛下店务和妻子儿女死去。这年,蒋介石刚刚6岁,母亲将他送到她娘家的王氏宗祠私塾接受教育。 蒋介石人极聪明、领悟也极快,学业很是骄人。他读了不少书经,懂得些做人的道理,看着母亲辛苦,发誓苦读上进,求取功名。另方面,他却又“顽劣益甚”,常与学伴打斗摔跤。假如打输,不服气的蒋介石绝对会奋战到打赢为止,即便一打就输,可就是不肯认这个“输”字。结果同伴们受不了他的这般死打,只好认输,致使在溪口街上,蒋介石名声赫然,无人不知他这个顽童瑞元。 少小时的蒋介石,除了顽劣,还有个特点就是早熟。还只十三岁,他就开始喜欢一个叫毛阿春的小女孩。风言风语传到母亲的耳朵,她便做了个果断的决定:干脆成全儿子,给蒋介石娶这个女孩做媳妇。无奈这女孩的母亲看不起蒋介石,好强的母亲憋了口气一定要为儿子找个更好的。 经过一番寻觅,王采玉终于认定了毛鼎和的女儿毛福梅。因为将毛两家世交,相互了解,亲事很快定下来。第二年,14岁的蒋介石就做了新郎官。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不但勤慧,而且是个颇有远见的女人,她不但要刻意培养儿子,还为儿子和后代着想来培养儿媳妇。毛福梅一嫁到蒋家,王采玉就送她到县城的新式女校读书。 蒋介石有了媳妇,顽劣果然收敛了很多。1903年,17岁的蒋介石入凤麓学堂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一大家子人,在母亲的操持下,活还算过得安稳。可在蒋介石19岁时,家中遇上了不幸。征收田赋的官吏欺侮蒋家孀妇孤儿,故意苛派多摊。王采玉与蒋介石知道后据理力争,惹恼了官吏竟捆押了蒋介石,勒令必须交纳苛派的田赋后才能放人。王采玉无奈,只好卖地交赋。 无故遭此一祸,对蒋介石震动很大,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其时满清政府已腐败至极,道德沦丧的土豪劣绅与衙门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财,鱼肉乡民,司空见惯。我家因无官位背景,屡为欺压和侮辱的对象,饱受苛捐杂税和劳役的痛苦,甚至亲友们对我们的窘困亦视若无睹,袖手旁观。” 从牢里出来,母子俩相拥流泪。母亲泪眼望着儿子,因事利导说:“如今贪官苛虐,劣绅横暴,我儿一定要发愤上进,将来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来,不让自己遭罪,也不让百姓遭罪。” 母亲的话,使蒋介石深受感动,点头默然答应。 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已引发普遍的民怨,反清的革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有志之士,很多出国留学,渴望寻求治国道理。受此影响,蒋介石也剪去发辫,想出洋去学习军事。王采玉知道后,心虽不舍儿子,却赞成儿子的远大志向。她好言应答亲朋的劝慰,亲自为蒋介石筹措资金、整理行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离开奉化、离开凤麓学堂,踏上海轮、横渡黄海时,蒋介石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因为不知海那边的祸福,他顿生英雄赴难的感叹,在心里吟诵着荆苛的这两句豪言。 结果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感叹不是毫无道理。他1906年4月到达日本,进了这个岛国后才发觉,自己根本不可能去学习军事。因为当时清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协议:必须是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可以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像他这样个人跑来的,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先到清华去学习语言。 这所学校是日本为中国留学生特意办的,主要就是帮助想来求学的异国学生补习日文。走进这所学校,蒋介石感到生活一片黯淡。整天费力地念着那些唏哩哗啦的日语,他不知道今后该何去何从,感觉到梦想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里,他会遇到一个可以把他的一生带到一条多姿多彩道路上的人。 这个人叫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同乡浙江省人,家就在浙北的归化。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出生,比蒋介石大10岁,有弟兄三人,他居老二。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的陈家,指的就是他大哥哥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和陈立夫。 他们陈家,祖上殷实,陈其美父亲陈延在去世后,家庭生活日渐短绌。这年,陈其美15岁。为此,陈其美在石门的善长典当了12年学徒。1902年春天,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回来,一番外面大千世界的见闻,使他决心到大都会上海去长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是个思想活跃的地方,陈其美到上海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常去中国公学与进步青年、革命志士频频交往,受到很多革命思想影响,一发而不可收,开始渴望见见更大世面,又在弟弟陈其采的资助下,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东京后,陈其美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政法律。在这所学校里,陈其美结识了很多革命志士,如周淡游、庄之盘、魏伯桢、卢钟岳、周骏彦等。不久,陈其美又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这所陆军学校,碰巧是孙中山所办,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 在这里,陈其美结识了更多的革命青年,特别是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给弟弟陈其采的信中,他写道:“值此外侮频来,合力抵抗,尚多碍难,再自操戈,是速亡也。危乎哉!如履薄冰,每念国事,何敢安枕饱餐?” 对于邹容、吴樾、陈天华等人的悲壮人生,陈其美充满崇敬与向往。1906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组织起“军事体育会”,渴望学好军事知识,练成强壮体魄,为将来的起义和暗杀行动做好充分准备。 事情就有这么凑巧,蒋介石在凤麓学堂的老师周淡游此时在警监学校读书,与陈其美是同窗好友。一天,蒋介石正在街上溜走,碰巧遇上了周淡游。师生异国他乡遇上,都倍感分外亲热,于是频频交往,不久,经过周淡游的介绍,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 人与人相交,关键还是个志同道合的问题。当时的蒋介石,对清廷已是相当反感,而此时的陈其美,已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决定推翻满清。相比之下,陈其美年长蒋介石10岁,又多许多革命知识,且已加入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革命政党同盟会,相识之后,一番谈话之后,蒋介石动了真情,说:“真是苍天有眼,让我认识你。如蒙你不嫌弃,就让我叫你一声大哥。” 陈其美点点头说:“我很高兴有你这样的弟弟。” 蒋介石谈到眼前的迷茫,陈其美鼓励说:“有志者事竟成。你这么年轻,暂时不能学军也没什么关系,你眼下把日语学好,然后回国,重读军校,再找机会派送日本。到时候,一切都会顺顺利利。” 之后,蒋介石与陈其美交往越来越频繁,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聊人生、谈时局。年底,蒋介石按照陈其美的建议回国,又按照陈其美的指引,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 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是保定军校的前身。保定军校后来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主要功能为训练初级军官,学习期一般为两年,分步、骑兵、炮、工、辎重五科,学制章程参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官亦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者居多。民国时期的许多名将,诸如黄辉祖、熊秉琦、吴佩孚、张治中、傅作义、陈诚等,都曾在这里就读过。 蒋介石在陆军速成学堂只学习了一年,于1908年春天,与62名同学一道,从大连乘船赴日本神户,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这所东京振武学校,是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属,学制为3年,毕业后可下部队见习,再入正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介石1910年冬天从振武学校毕业,见习期间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13野炮联队,主要工作是喂马。鉴于此,蒋介石的最高学历实际上就是这所预科军事学校——日本振武学校毕业。 蒋介石第二次来日本读书,与陈其美等旧友重逢,格外亲切。 孙中山在其一生的革命事业中,特别愿意花力气去吸引、培养他认为可造就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此时的陈其美,就是孙中山最愿花力气的一个,通过孙中山的刻意栽培,陈其美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受孙中山的影响,他也喜欢培养人才,并且慧眼识珠,很快看上蒋介石。 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建立了联系。 就在蒋介石第二次重返日本的年底,陈其美受孙中山派遣回国,主要在江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其间,蒋介石在日本苦学军事,每年暑假回国探亲,都会去上海与陈其美相聚畅谈,有时还出手帮助陈其美去营救被捕的革命者或进行暗杀活动。由此,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关系,又更进了一层。 1911年7月,陈其美在上海又和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一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各省举行起义。 袁世凯出山后,武昌形势危急,陈其美等人认为,可在江浙地区立即发动起义,通过占领南京、上海,来稳定革命局势,使革命在即便武汉丢失的情况下,也不致于导至失败。 起义需要大量的领导人才,特别是军事领导人才,陈其美想到了蒋介石。于是便给蒋介石发出十万火急的密电,命蒋介石等人迅速回国,参与领导江浙独立的革命战争。 蒋介石接电,非常兴奋,于1911年10月30日回到上海。此时上海、浙江两地的起义已迫在眉睫,形势急如星火,蒋介石没来得急回家看望母亲,就按陈其美的命令赶往杭州,率领100名“先锋队敢死队”员,参加浙江起义。 就这样,由于与陈其美的结识,蒋介石这个浪子,得以涉足于辛亥革命,与陈其美等革命志士并肩作战,从一个空有抱负、前途迷茫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战斗在推翻满清统治前线的革命者。 1924年,蒋介石曾对胡汉民、汪精卫说:“以弟之愚拙而有今日者,未始非其诱掖之功也。” 在蒋介石发迹后,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儿陈立夫、陈果夫更是宠爱有加,不但视为亲信,还委以重任。这是后话。

1905年5月,蒋介石乘船东渡日本,可是这首次东渡却有点虎头蛇尾。帝国军官学校没有革命者的落脚之地,拒绝接纳他们。这些学校和中国的军机处有个协议:中国来的学生只有属于由清政府推荐的才准予注册入学。尽管如此,对蒋介石来说这次东渡并没有白费,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东京结识了后来成为他革命的良师益友的陈其美——人们通常把他看作孙逸仙的最有才华的早期追随者。蒋介石眼看着不久将不得不回国,他就去学日语。
但他母亲觉得既然他在东京求学未能如愿,他就不应该还呆在那里,于是她假称家中有件不可推托的事——姐姐出嫁——以此为借口催他回家。到底是个孝子,他于当年冬天返回了家乡。
然而,1908年蒋家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出世了。这是毛福梅对蒋家的巨大奉献。刚开始她和蒋介石的生活并不顺心,婆婆既苛刻又罗嗦,老是要她唯唯诺诺,恭敬顺从,官方的传记作者们都称赞毛福梅落落大方的性格,但她本人却经常向自己的朋友流露,她其实是过着一种对自己丈夫粗野性格的恐惧以及对自己常遭到的毒打提心吊胆的生活。
蒋介石开始接受军事教育了,但却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1906年,尽管有段日子他曾抱病在身,但他还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考入了保定军官学校。
浙江报考者有1000多人,只考中了60人,他是这60人中的一个。但是有两件事对他不利:他是汉人而非满族人;另外他留着短发,在革命前的中国;这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对帝国传统的蔑视,招致叛逆的嫌疑——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
学校里的教员大多是日本人。由于他们国家刚刚打败沙皇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早些时候还战胜了中国军队,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显得趾高气扬,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蔑视。
有一次上卫生课,日本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它比作中国,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这个教员解释道:“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
看到这,蒋介石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不顾军纪走上前去,把那土块一下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块,两眼怒视着教员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教员被问得哑口无言,可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剪去了辫子的头威胁他说道:“你是个革命分子!”据说蒋答道:
“先回答我说的对不对,请别把问题岔开,”
在军校,是不允许学员这么做的。对蒋介石来说,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可能因此而被军校赶出来;还有可能被秘密逮捕。
他被召到校长办公室,算他走运,校长觉得他这么干有他自己的理由,只严厉训斥了他一顿,并不深究,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
这年年终,有一批人数有限的学生被选送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蒋介石是其中之一。他懂得日本语,在选拨中派上了用场。
1907年春,他注册进入东京振武学堂。
在这段时间,他的同学们觉得他对人虽然彬彬有礼,但很冷淡,他对同学间的友谊并不大在意,常常对别人的友好表示无动于衷,这使他不大受人欢迎,他的同学们认为他傲慢。不过他对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张群——他是蒋介石当时的同学,并赢得了蒋介石的终生信赖。除了蒋夫人和蒋经国外,张群要算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己了。
当时的学习生活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艰苦,甚至超过他在母亲寡居时所受的困苦。一日三餐很简单:每顿一碗米饭,加上几小片鱼和一小盘萝卜,他强迫自己把分到的这点东西凑合着吃下,由此他渐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并终生如此。
每到漫长的暑假,蒋介石总要千里迢迢赶回家去看望母亲(看妻子倒是次要的),不过每次他总要在上海停留去看望那里的革命者,并帮助他们征募人员和筹集资金。他这时尚未加入任何革命组织,尽管他的卫生课老师曾对他产生过模糊的怀疑。
后来在东京,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第一次参加同盟会的大会时,孙逸仙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逸仙引见了蒋介石。
关于这次后来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会晤,既无文字记载,又无影像有声资料。按照喜欢臆想的传记作者所说,这位热血青年给孙中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
“这个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
现在回顾一下,这句话的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要说得恰当一些,除非孙逸仙是个轻率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对陈其美这么说,因为陈其美那时有理由认为,要是革命确实需要个中坚的话,那么这个角色定是非他陈其美莫属。
不管蒋介石在与孙逸仙的第一次会晤中是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的会晤倒确有其事。那时的蒋介石正是一个渴求找到领袖的热情青年。
而今他终于找到了领袖,这正值孙逸仙活动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他感到欣喜若狂。
那时候,中国公民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就可以进入日本,不管他属于什么民族,也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既不须护照也不必办登记。
然而要是清廷官方向日本指出有某个不良分子要去日本或已在那儿,日本方面就会禁止此人入境。如果已在日本,也会将其驱逐,以满足清廷的要求。
对孙逸仙,清廷正好向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大概是在孙蒋会晤之后不久。毫无疑问,孙在日本已培植了一大批革命的迫随者。他过去是从上海被赶出来的,如今东京也呆不下去了,他就将革命总部移往香港。
当蒋介石还在军校学习时,孙逸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七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
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由于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逸仙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
1909年。11月底,蒋介石从军校毕业了,下一步是上正规的军事大学,但在此之前军校学员得去体验一下最低级的军事人员的生活,看看自己能否受得住这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1910年1月一个凛冽的早晨,蒋介石站到了驻扎在高田的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队长日奉大佐面前,“啪”一个立正,打了个敬礼,他俩的顶头上司是“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他统帅着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日奉大佐的联队就隶属于这个师团。
整个冬季,蒋介石每天天亮前三小时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喂自己的马,然后上早操,他整天都在户外,晚上日本士兵们通常要干奴仆般的苦活。
后来蒋介石对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生活只字不提。这些活是规定死了的,非干不可,他几乎没有时间和自己的中国同学往来,但一旦和他们聊起来,他总要说些“上战场比这要苦得多,没有人不可忍耐之事,习惯成自然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很奇怪,蒋介石似乎并没给他的日本长官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绝没想到他会干成什么大事。几年以后的1929年,这时的蒋介石已出名了。
长冈外史冥思苦想试图找到蒋成功的秘密,他写了篇文章回忆说:1927年在东京,他邀请蒋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样,蒋穿戴得笔挺,“象个潇洒的影星”,谦恭有礼得有点儿过分,告别的时候,蒋献给长冈一个条幅,上书“不负师教”四个字。长冈外史认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才是蒋介石成功的秘密。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便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学业,马上回去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结合在一起了。
开始他并不引人注目,后来则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的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在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之前,他给母亲写了封信,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从他母亲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刚强的母亲。她在给儿的回信中说:“献身与否均由你的事业决定。家中的事不必挂念。”
战斗胜利结束了,尽管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作用与重大得多的整个事业相比显得很有限——而且这场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也只能算整个杭州起义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认为他于得挺不错。后来,一位将领写了本不长的书《浙江独立纪实》,书中把蒋介石当作英雄特写了一番。为表敬意,他献给蒋介石一本,并随书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风尚,蒋介石回信说,他无功受过奖,受之有愧,并希望此书再版时,作者也能公正地评价一下书中未曾提及的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其他人员。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记录了这次信件往来,但没说明日期。不过可以推断出这事可能发生在1912年8月。正是在这个月.国民党成立了。也正是在这个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一位民国将领。
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状况:清政府被推翻了、但这种变化的结果只是仅仅让另一个清朝的官员上台,而他对孙逸仙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毫无兴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变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蒋介石觉得幻想破灭了,他不甘谋职于袁世凯麾下。也就是在那一月——1912年8月,他决定返回东京继续学习他的军事。
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经常由他自己撰槁。他的第一篇军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年——
1913年这段时间写成的。他在《军声》杂志创刊号上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种族和睦相处,只需警察来维持秩序,没有战争,因而也无需军队。他更现实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势,指出俄国和日本最有可能与中国为敌,他排除了中国能经受得住俄国人进攻的可能性,指出实际上无论侵略来自何方,中国都不堪一击,并大声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万人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就中国的面积和当时庞大的人口而言,这已是相当小的兵力,但这也将花去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
他还强烈批评了把军权和民权集中于省总督一人之手的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要是不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因此,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
蒋介石发表这通狂论时是二十五、六岁。20和30年代,戴高乐就法国的国防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书籍,并引起了争论。这样看来,蒋介石发表类似文章时比戴高乐要年轻十岁。
尽管那时人们同样爱好争论,但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是否引起过类似的争论并无记载。不过,当时他还很年轻,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还是在一个异邦的首都写出来的。
那时候在远东,任何一个想从事军事生活的年轻人学习军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后才能轮到另一个军事强国德国。蒋介石正打算去德国继续他的军事学习时,孙逸仙为推翻袁世凯而发动了“二次革命”。蒋介石立即赶往上海投奔陈其美,担任了陈的参谋长。
1913年7月23日,按照事先的计划,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但这次也和以前一样,革命者举事迅速,失败也迅速。他们攻打的制造局防守严密,战斗中蒋介石还被一名哨兵抓获,但他设法逃了出来。
蒋介石失败了,但并没因此而失宠,在孙逸仙眼里,他甚至变得更坚强了。要说孙中山是个成功的革命领袖,似乎不太恰当,但蒋介石对他身处逆境所表现出的勇气倍加钦佩。
御用的传记作者因此而认为他俩的亲密友谊即始于此时。
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俩同赴日本寻求避难(日本对孙博士的到来是不加禁止的)。
他们的党被背信弃义的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领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民国在遭到极度痛苦的挫折后土崩瓦解了。不错,他们革命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遍及全国各地,但绝大多数地区传来的报告都令人沮丧。
南方的局势尤其险恶。陈其美认为,不管怎么说南方受革命影响较大,而真正的革命目标其实应该是北京和北方。孙博士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便将他派往大连,在那里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
现实是无情的。在国民党和袁世凯的斗争中,国民党不论哪方面都要略胜一筹。但他们的组织涣散,情报不可靠,治安防卫漏洞百出。蒋介石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问题,1914年春他再一次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一年他被派往上海去执行一项任务,在那里组织一起暴动,他计划制订得十分完善,但方法有点欠缺,他打算一动手,就马上占领该城四周和海岸附近所有重要的战略点。但上海镇守使老奸巨猾,一年以前他曾遇到并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安全防范设施十分有效,5月30日,他派警察对蒋的总部突然袭击,进行搜查,部队和警察一下包围了蒋介石正打算去的一个朋友的家。
蒋差一点被抓了起来。当他从远处看到围着一群人时,就赶紧逃之夭夭了。
6月,孙博士派他和另一个同事去黑龙江省,调查一份安插在那里的一个国民党员写的报告,报告说那儿的条件已成熟,可以举行起义。蒋介石讲一口结结巴巴的北京官活,而且对那儿的情况缺乏了解,派他去干这种事并不适合。但调查了一些地方后,蒋介石报告说,在那里举行起义,成功的可能性精确他说只能等于零。后来才弄清楚,那位打了乐观报告的国民党员,原来是想借此等到资金,以饱私囊。这样的事例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历史中不胜枚举。
看来又得等很长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回到东京,开始整天钻研中国哲学和军事著作,并且开始每天晚上在日记己中记下白天所干的错事。
由于那时他没有多少事可做,所以有人猜想他并没多少东西可以往日记里写。但记日记的习惯已缠住了他。他一直将这个习惯保持到死。
然而革命行动并未销声匿迹。1915年夏,蒋介石又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次革命”。与前两次一样,这一次的结果仍无起色。
求学日本,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后。蒋介石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效法袁世凯惯用的伎俩,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因为上海守官两度挫败了蒋介石占领该城的企图,这一次蒋得将他干掉。于是两名国民党刺客——一个是神枪手,另一是怀揣炸弹,于11且10日找到了暗杀的目标,但关键时刻他俩却变节自首了。
12月5日,原定的海上援助攻城计划只得告吹,设在法租界内的革命总部也被法国巡捕捣毁,蒋介石爬到另一幢楼上才得以脱险。
这次失败使蒋深受打击、可能由于神经衰弱,也可能是由于得了一种身心病——心理情感的原因而引起的身体上病症——他开始卧床不起了。他仍隐匿在上海,他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长途跋涉赶来护理他,好让他恢复健康。
关于蒋介石的母亲对儿子那时过的生活是怎么想的,并无任何记载。
蒋介石的御用传记作者对蒋在上海期间的细节描写似乎太过分珍惜笔墨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蒋的朋友陈其美除了在革命方面是蒋的良师益友外,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也是蒋的“师友”。他时常光顾妓院,蒋介石也每次同往。
1912年,在一次晚宴上蒋介石与一位姑娘眉来眼去,这姑娘叫姚怡诚,是为一个名妓做下手的女仆,双方的目光都很炽热。不久她就成了他的情妇,蒋介石还将她带回老家。姚氏自己没有生育,蒋纬国被从日本带回来后,她就将他视为己生(蒋纬国是蒋介石在东京时期的私生子)。
尽管蒋介石经常被通碟缉拿,但他似乎颇有逃遁之术,总能躲过袁世凯巡警的追捕。当时他在上海混迹于下流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是由冷酷无情而又臭名昭著的青帮统治的天下,它是黑手党在中国的变种。他们控制着鸦片、妓院,敲榨勒索,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中,他们干着各种污七八糟和伤天害理的事,谁要和他们作对,他们想把他干掉就可以把他干掉。为了哥儿们义气、他们可以采取暴力。这是一支可能连警察都自叹莫如的有组织的势力。
如果说蒋介石是受到了上海黑帮势力的保护的话,那么他是用什么来予以报答的呢?当时他不名一文,也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当时和黑帮狼狈为奸,共享赃物,但他和黑帮一起,共同对付袁世凯的警察,倒是真的。他落难之时黑帮拔刀相助,也实有其事。尽管有时他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充当经纪人来打发生活,但当时他常常还是处于危险之中的。
在袁世凯看来,蒋介石和陈其美已是他的眼中钉,必须将他俩除悼,1916年春,蒋介石恰好又给袁肚凯制造了个麻烦:
他占领了位于长江南岸介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后来他的部下纷纷离去,只剩他孤身一人守着要塞。这一次蒋介石又遭到了失败,不过他再一次逃脱了此时陈其美已接任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命蒋介石为其助手,这是耽于幻想的孙博士所实行的试图集中党的组织机构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如过去一样,经费还是少得可怜。
一天,有个人向陈其美提出要向革命组织献款,陈动了心。其实他应该谨慎一点,提出献款的人实际是一个身为国民党员而替袁世凯办事的特务。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前往预定的交款地点时,在途中被枪杀了。
陈其美的死使蒋介石深感悲痛,在为他这唯一的亲密朋友作的悼词中,蒋介石失声愉哭道:“悲哉!从今后象他那样知我爱我之人,何处可寻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既有情感的凄楚,又带有现实的悲衰。他昂首间苍天,陈的事业谁来继承?接替他的会不会是一位与自己有隙的人呢?
随着陈其美的死,蒋介石在领导层中的地位提高了,他成为孙博士的亲信。陈被刺不到三个星期,世人憎恶的袁世凯也在潦倒之中一命呜呼。
他的帝制复辟的梦想被带进了坟墓。
这时的蒋介石已29岁,性格已完全成熟了,在此值得多说几句,溪口的这个“顽皮小子”已成为一个好冲动和冒险的大人了。他勇敢得可以说到了莽撞的程度,他常常去冒些异常可怕的生命危险。但每次都安然无恙。
他为人严肃,结友不多但对他们都很忠诚。无论从他的一举一动,还是从他所受的教育来看,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孔教徒,就连后来他皈依基督教这个事实也没影响他一点。他的政治观是现代和保守思想的混合:
他认为,除非儒家的道德得到保存或恢复。否则实现现代化将毫无意义。
他的性格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东西。他的谦逊由来已久,决不是装模作样作出来的,他终生反对别人过分赞扬自己,而且还不愿和他人开口谈论自己。
然而,对有助于他的统治且无庸置疑已在他的追随者中传布开来的对他的崇拜,他却并不采取行动加以阻上。伴随着言行举止的谦逊,他养成了一种极端的自矜之情,虽然他并设想到自己的志向和行为会有什么错,也没想到这些志向和抱负竟会与中国最大的利益背道而驰,以至于最后一切致命的失败给他带来了一场终身的耻辱。
他的领袖天赋是无可非议的,但良好的判断并不能说明一切,他对军事和战略的分析在地缘政治方面不无道理,但他对政治的领悟还远远不够,他主要是从军事上来理解权力,而一旦他靠操纵他人对自己的忠诚来行使权力时,他就将自己的那种对政治的理解如实地、毫不掩饰地付诸行动。最后,他也就无法理解权力赖以维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他最终失败的原因盖源于此。

中文名: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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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名:Chiang Kai-shek

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忠实粉丝,孙中山也视其为左右手,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讨袁运动,陈其美都是急先锋,也因此上了袁世凯的黑名单,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曾一度很担心陈其美的安全,陈本人也预料到袁世凯可能要对自己下手,为防止自己死后,孙中山身边没人,便向孙中山推荐了自己的把兄弟蒋介石。

国籍:中国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和陈其美相识,两人一见如故,蒋介石佩服陈其美的革命精神,陈其美看中蒋介石的军事才能,陈其美年长蒋介石九岁,在革命方面比蒋介石要成熟的多,蒋介石也很尊敬这位异性哥哥。辛亥革命爆发后,身在国内的陈其美写信督促在日本陆军学校实习的蒋介石回国,蒋介石回国后,和陈其美一道在上海发动起义,事后,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而蒋介石则被陈任命为手下的一名团长。可以说,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革命领路人。

民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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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县溪口镇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流亡日本,1915年偷偷潜回国内,在江浙一带积极策划反袁军事行动,袁世凯对其恨之入骨。袁世凯曾经派人拿钱贿赂陈其美,但被陈言辞拒绝,袁世凯曾放下狠话:“这些钱早晚得用在你的身上。”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些钱,那我就用这些钱雇杀手灭了你。但陈其美不为所动。

出生日期:1887年10月31日

1916年5月18日,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程国瑞,假借签约资助革命党讨袁经费,在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的寓所将陈其美暗杀。陈其美的朋友惧于袁世凯的淫威,不敢给陈其美收尸,以至于陈其美暴尸数日,当时蒋介石并不在身边,听闻遇刺消息后,蒋介石痛哭流涕,冒着生命危险将陈其美的尸体背回自己在上海的寓所内安葬,蒋介石的这一勇敢行为得到当时革命党的一致赞美,孙中山也对蒋介石印象很好。

逝世日期:197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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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国家元首

国民党四大家族:孔、宋、蒋、陈,其中前三家都是亲戚关系,只有陈家和其他三家非亲非故。陈其美死后,蒋介石为了报答这位大哥的知遇之恩,将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委以重任,成为国民党内部CC系的创始人,俩兄弟掌管了国民党党务机构,所以便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毕业院校:东京振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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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基督教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便重用懂军事的蒋介石,蒋开始在国民党中崭露头角。

主要成就:二战时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妻子:宋美龄

子女:蒋经国、蒋纬国

蒋介石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蒋介石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

1906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加入同盟会,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历史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

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

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权力中枢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先任潮汕善后督办,继兼广州卫戍司令。

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廖仲恺被害后,他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

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4.12事件”,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

他相继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持要迁都南京,冀图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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