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第八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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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8.5—10 1939.8.24—1939.9.3 张伯伦卖尊屈荣,爬山涉水,风尘仆仆前来求见,这不禁使希特勒又惊又喜。"我的天哪!"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

1938.5—10

1939.8.24—1939.9.3

  张伯伦卖尊屈荣,爬山涉水,风尘仆仆前来求见,这不禁使希特勒又惊又喜。"我的天哪!"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叫了起来。

  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
  
  "绿色方案"是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代号,是1937年6月24日制定的。显然,由于轻易地征服了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希特勒在1938年4月21日,召开武装部队高级长官会议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就根据讨论的总结,从政治、军事和宣传方面提出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希特勒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决心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新取得独立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新生深恶痛绝。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由托马斯·迦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布拉格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三个高等学府;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后,他几乎是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
  
  早在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萨里克和贝奈斯领导了捷克的复国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18年使捷克斯洛伐克从哈布斯堡帝国中独立出来,成为中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
  
  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国,与苏联也订有互助条约。这个国家有1400万人口,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950万,少数民族500万。少数民族中有350万是日耳曼居民,主要居住在西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山区--苏台德地区。德国并吞奥地利时,一再扬言希望改善德捷关系,事实上希特勒企图侵略这个国家是蓄谋已久了。
  
  希特勒侵捷,仍然是玩弄"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头目康拉德·汉莱因出面闹事。
  
  日耳曼人党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五纵队",是纳粹党的一个分支。1935年,它每月从德国外交部领取15万马克的活动经费。汉莱因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完全按柏林的指使行事。
  
  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把汉莱因叫到柏林,密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事端,让他提出捷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对其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把它归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因此,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来说,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
  
  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政治上短视,惧怕战争和战后可能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仇视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以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法西斯向东反苏的礼物。
  
  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订有同盟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完整和独立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从来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恪守对捷条约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1938年4月底,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要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英法会谈后,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告希特勒,他要尽力摆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就开始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月3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4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外长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甚为高兴。
  
  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5月19日,来比锡有一家报纸曾发表了一则德军调动的消息。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5月9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而且据说,在苏台德发生了开枪射击的骚动。在柏林,戈培尔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的宣传战,有增无已,紧张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从5月20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末,演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48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和布拉格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1914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德军开始在德、捷边境集结和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可能被泄漏所造成的。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和法国政府在迫在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也曾一度表现了同苏联政府的团结精神。但为时不久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捷克的动员,虽然只是部分的,也使希特勒暴跳如雷,柏林外交部送来的电报也不能使他息怒。这些电报都是报告苏联的谴责和世界舆论的警告,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欧洲大战。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反复思量,认为自己受到了捷克人的极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捷克斗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侮辱。对于这个德国独裁者来说,丢人之难堪,莫此为甚。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打算要犯的侵略罪行在将犯未犯之际就受到了控告。他心中怒不可遏,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向贝奈斯总统报复。在他5月30日签发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中说,"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所谓"最近"的涵义,已由凯特尔在一封随件附发的指示信中加以说明。他命令:"务须保证'绿色方案'最迟到1938年10月1日能够付诸执行。"这是希特勒不惜赴汤蹈火,不惜冒一次又一次危机,甚至不惜冒大战的危险也要锲而不舍、务见其成的一个日期。
  
  希特勒如醉如狂的侵略行动吓坏了德国的将军们,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坚决反对这种行动。他在5月5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苏联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至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6月18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面对着希特勒的顽固态度,贝克将军决心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说穿。7月16日,他给陆军司令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条陈说: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情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坚持要战争,高级将领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指挥军队了。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文明的践踏和道义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三天以后,7月19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豫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8月4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措词激烈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纳粹任何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7月16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采取强烈行动,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8月18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有人问到这位司令在当前关键时刻应采取何种态度时,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这样德高望重的将军,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隐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10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竟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希特勒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也并没有设法使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隐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持此态度,使他十分愤懑。每当人们提到他的这位上级的时候,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相当时期以来,他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
  
  希特勒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5月14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电讯的真实性。
  
  就在8月3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驻外使节不必担心英国和法国会对捷克问题进行干涉的那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7月26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的活动看,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而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1938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风尘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伦西曼扮演的为泛日耳曼主义服务的角色,纳粹头目是很欣赏的。他们非常了解伦西曼使命的真正意义。所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活动家费林格指出,伦西曼的使命是,"用以遮盖英国公民眼睛,使之看不到苏台德区被割让的一种掩饰物,苏台德区的命运预先在伦敦就被决定了。"
  
  当伦西曼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拼命施加压力时,希特勒便以战争相威胁。在8月里,德国动员数十万军队参加军事演习,德国飞机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领空骚扰。8月23日,希特勒还到基尔湾检阅德国的海军演习,并邀请外国驻德武官参观,以炫耀武力。戈林还请法国空军代表团"参观"飞机工厂和飞行表演,结果将法国空军参谋长吓呆了。这位患软骨症的参谋长认为,"如果9月底打仗,法国空军将在两周内被消灭,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吓唬英法,另一方面又伪善地宣称,如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的协议。张伯伦满口答应,还希望希特勒去同英王一起游览伦敦。英德间就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罪恶的交易。张伯伦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因此,英国卖力地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侵占苏台德地区。
  
  在希特勒到基尔湾检阅海军演习时,他还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特勒告诉他们,匈牙利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苏联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见克外长的致命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种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危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象到的。
  
  德军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制定在10月1日向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最后计划。这时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除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9月5日,在赫拉德欣宫召见苏台德人的领袖孔特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惊叫道,"我的天啊,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子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月7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以所谓捷克警察有过火行为为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的一切谈判。
  
  9月10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演说。他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当时的形势正是:希特勒,如醉如狂;侵捷克,剑拔弩张。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英国首相张伯伦却被希特勒的威胁吓破了胆,9月13日当天晚上11点,急电纳粹头子希特勒,愿前赴柏林屈尊求见。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
  
  两小时以前,德国驻伦敦的代办西奥多·科尔特,曾电告柏林,说张伯伦的新闻秘书告诉他,首相"已准备研究德国的多方面的建议,包括举行公民投票在内,协力促其实现,并且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的慕尼黑阴谋就此开始了。

  当日本的铁蹄踏入中国的时候,欧洲上空也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气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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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那位已经是69岁高龄而且又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肯降尊纡贵,不惮作7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央求,真使他喜出望外。希特勒毫不客气,连建议在莱茵兰找一个地点相会都不愿意,而那样原是可以使这位首相的路程缩短一半的。

  1938年3月,德国一枪不发,便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又紧盯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

  在希特勒向奥地利挺进前,他就曾表示,他再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代克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的“严重迫害”。这虽然与他要将失去的人民和土地归还给帝国的誓言相一致,但其主要关心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威胁。他辩解说,捷克是在战后由盟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国家,这块半岛应纳入昔日帝国的疆土。它一日尚存,一日就是帝国东部的威胁。
  认为捷克是一把尖刀插入德国心脏的并不止希特勒一人。从东西两方同时向帝国拦腰砍来的魔影,使德国人制定了号称为“绿色计划”的军事上的反措施: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两年来,“绿色计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但是,轻取奥地利一事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一夜之间,希特勒便获得了打破欧洲力量平衡的大好时机。插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其强大的防御系统,便能令德军进攻波兰或苏联畅行无阻。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找个入侵的借口,而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在德奥合并一举鼓舞下,居住在苏台德地区的350万日耳曼人,也要求作类似的合并,其理由(有争议)是,他们是受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喊冤叫屈,以及敌视捷克一切事物的传统,使这个小小的共和国自奠基以来一直倍受折磨。近三年来,希特勒秘密地资助由康拉德·汉莱因领导的苏台德纳粹党——到此时,日耳曼少数民族运动全由它控制。1938年3月下旬,元首任命汉莱因为其私人代表,并指使他向捷克政府提出它不能接受的要求。这样,德国对它的援助便更有预兆性了。希特勒希望,这条战略将制造出一个永远动荡不安的局势,最终使德国“有必要”以阻止内战、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侨民的生命为由,进行武装干涉。
  借口虽然有了,但希特勒因为惧怕法国、英国或俄国会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依然有所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便有必要取得其唯一的盟友的支持了。于是,在1938年5月2日,希特勒率领包括外交官员、军事将领、安全官员、党的领导和新闻记者在内的500名随从,浩浩荡荡奔赴罗马去取得他们的支持去了。
  离开柏林时,希特勒百感交集。滴血未流征服莱因兰和奥地利所带来的喜悦,却又由于波莫雷尔医生用“穆达弗罗”“奇迹般地”治好他的胃痛的复发而减少。由于怕自己身有不幸,在开赴罗马的火车上,他又花了几个小时去立遗嘱——光《我的奋斗》一书,他就发了大财。(至1943年,埃赫尔·维拉格支付给他的稿费就达552.5万德国马克。他把自己的财产、贝格霍夫别墅、家私和照片全部都给了党,给爱娃·勃劳恩和他的两个姐妹每年每人1.2万马克的生活费,给阿洛伊斯6万马克,对希皮塔耳的诸位亲戚、文特太太和他的仆人,他各有遗赠。他也指示党“好好照顾我的两名副官,布鲁克纳和魏德曼的终身生活”。)
  元首一行共装了五个车厢。在布仑纳山谷他们受到了鲜花、旗帜以及意大利士兵和法西斯军队的列队欢迎。乐队奏两国国歌,由皮斯托伊亚公爵代表国王欢迎他们。之后,德国人的列车开进意大利,铁路两旁站满了仪仗队。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或竖起标语牌,或悬挂旗帜,颂扬元首和德意友谊。代表团快抵达罗马时,希特勒把一名副官找来,并令他——被林格听到了——挨车厢通知每个人。说到罗马时,一个个子非常矮小的人会出来欢迎我们,说大家的举止应该检点,不准发笑。“这是命令。这侏儒是意大利国王。”
  当列车驶抵专为此次来仿而建造的圣保罗火车站时,天色已经晚了。火车站上空旗帜飘扬。出来迎接希特勒的是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而不是墨索里尼,这使他怏怏不快;而他让国王陛下先行上车却又令国王龙颜不悦。在4匹马牵引下,车子沿旧日的罗马凯旋道奔驰,由被灯光照亮的喷泉旁边驶过。明亮的探照灯光和火把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灯火辉煌的罗马圆形大剧场似乎遭了火灾。沿途站满了人群,朝客人们欢呼。车行至一处时,一队非洲骑兵突然朝客人们飞驰而来,好像是从“沙漠之歌”里冲出来似的。然而,希特勒却觉得被小看了,因为坐的是一辆如此古老的车辆。萨沃依公国的诸公难道就未听说过有汽车?奎林纳尔宫内的房间也一点儿不合他的口味。这宫殿既不舒适,又缺少光线,好像是个博物馆。
  从一开始,他与维克多·爱麦虞埃便相处得很差。对于这位君主公开表示出来的冷淡,希特勒也很反感。他不断抱怨说,你墨索里尼应出来当主人嘛。在奎林纳尔举行的洗尘宴会,也丝毫未缓和这种局势。希特勒神情紧张地转动着眼珠子,胳膊上挽着个子比他高的皇后。个子矮小的国王则挽着高个子总督夫人。四人组成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点,希特勒心里也明白。皇后进入宴会厅时,意大利人不是跪下就是深深地鞠躬,有几个人竟吻了她的裙子。这种难熬的“酷刑”过去后,希特勒私下对其飞机师说,那是个“可怕的时刻。对我,这种仪式很可怕。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些东西”。
  进餐时,希特勒与皇后没说过一句话。皇后脖子上挂的那个大十字架特别令希特勒烦恼。他想,她是故意戴这东西来恼我的。不仅如此,皇家还超出了无礼的界限。国王还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他的客人。其中一个谣言说,元首到奎林纳尔的当晚就要女人。“无限惊奇”,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没有女人当着他的面收拾床铺他就无法睡觉。找女人很难,后来找到一个旅馆服务员,问题才算解决了。如果这一情况属实,这倒也有趣和不可思议,但,是否真有其事?这不是国王的恶意吗?国王不也说希特勒老注射兴奋剂和麻醉剂吗?”最后那指控部分是真实的,所谓铺床之事也是准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如此,这也是国王的恶意。数天后,当希特勒一行在那不勒斯观看《阿伊达》时,这恶意又表现出来了。第一场演完后,观众故意不鼓掌,而让坐在皇家包厢里的贵宾首先带头。希特勒很难堪,转身看看国王,以得到一点儿启示。“这位君主鼻子里哼了一声”,路易斯·罗希纳写道,“假装未发现希特勒的不安。”
  歌剧演完后,按计划希特勒将检阅德国殖民地内的纳粹的操练。因为他穿的是燕尾服,便叫林格带一顶军帽和军衣前来应景,但国王的副官却告诉林格,回罗马的火车过几分钟就要开了。为了不使正在等候的党员们失望,他急忙走到街上,像指挥官那样抬臂行礼,沿着队伍往前走。按正规方法,他应将左手大拇指插进皮带后才行礼,但是,由于穿这种裤子不用皮带,他只好一手贴住屁股一手行礼。此情此景煞是可笑——光着脑袋,活像条顿人的格劳桥·马克思,长长的燕尾在摆动着。“德国元首兼帝国总理”,魏德曼写道,“看上去倒像个事业达到顶峰的餐馆领班。他想必也知道自己何等出丑。”一上火车,希特勒便把一肚子气发泄在里宾特洛甫头上。后者则大声斥责礼宾司长对政府和元首不忠。
  回罗马后,希特勒已恢复了平静。在5月7日于威尼斯宫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讲。据齐亚诺伯爵说,这篇演讲“非常成功,将他周围的冰雪全融化了”。实际上,他主动提出将获洛尔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主人。这是个最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会令他的同胞,特别是巴伐利亚人恼怒。
  早在1924年当他还在兰茨贝格监牢服刑时,他就曾通过戈林提出过同样的赠予。那一次,为了支持意大利对这块争得面红耳赤的地盘提出的领土要求,他曾向意大利索借200万里拉,但未借得一文,使希特勒忿忿不平。在墨索里尼看来,今晚的赠予是某种信号:这一次,某种大大的报酬是少不了的。
  自希特勒抵达意大利以来,这次讲话才是有政治意义的第一个事件。墨索里尼让国王出面当主人,自己退居幕后,把他的客人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让他白天黑夜忙个不停。这安排是很聪明的,因为这便可避免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后来,里宾特洛甫向齐亚诺递交了一份建议结盟的条约草案。齐亚诺看了一眼,没有吭声。其实,墨索里尼的女婿已在日记中写下了:“总理希望缔结这个条约,我们一定要缔结的,因为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不相信西方的民主。”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终于找机会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墨索里尼几乎毫不在乎地给希特勒这种印象:这个小小的国家对他无关紧要,他的注意力在他处。有了这个保证,希特勒过去所受到的真正和想象中的污辱,都一概值得了,而他也觉得可放开手脚去完成下一步计划了。
  贝奈斯总统及捷克其他的领导人均抱有幻想,认为希特勒不敢冒险进攻捷克,因为他害怕这会触发一场大战。他若真的进攻,法国、英国和俄国难道不会想法子制住他吗?但是,这三国却无意当保护国。“你只要看看地图便知道”,不久前张伯伦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德国人若是有意要蹂躏捷克斯洛伐克,不管我们或法国作何努力,都不太可能解救它……所以,我们不打算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她只会成为导致与德国开战的借口。这我们是不会干的,除非我们有在适当的时间内能将它打得跪在地上求饶的前景。但是,我看不出有此前景。所以,我已放弃了向捷克斯洛伐克作出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向法国就其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一事作出保证。”英国首相之三心二意,令法国领导人很是担忧。他们虽然一再发表大胆的声明,但是,目光锐利的观察家们都相信,自莱茵兰被占领以来外交政策就一直跟着英国的屁股转的法国,是不会很快去保卫捷克的。第三个潜在的保卫者苏联则抓住一切机会,公开敦促英法两国与德国人抗衡,自己暗中却无所事事。斯大林所需要的,是让西方而不是他自己去控制希特勒。5月6日,苏联驻布拉格的代办向美国大使承认,除非法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否则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另外,他们怎样将军队开到那里去?他们中间隔着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国均拒绝让红军通过——这可以理解。与此同时,斯大林又私下向贝奈斯保证,“即使法国不给他以军援,即使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不准苏联的军队过境至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也准备向他提供军事援助。
  所有这些都是苏联的企图的一部分:它企图让全世界的自由派人相信,苏联是这个受到包围的勇敢的小国的真正保卫者,而在实际上,他们与英法两国一样,也不愿迅速地去援救它。希特勒猜透了这些人的心事,加上墨索里尼又默许他,将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他于是便令戈培尔加紧宣传攻势,反对这个倒霉的国家。由于有了“那一天”就快来临的说法,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便加紧活动。这虽是谣传,但由于5月19日和20日传来希特勒的军队正在捷克边境动员的惊人的消息,它也变得可信了。消息说,希特勒的11个步兵师和4个装甲师正浩浩荡荡开赴波希米亚边境,德国和奥地利的部队已在西里西亚南部和奥地利北部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20日,星期五下午,贝奈斯召开内阁和最高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晚9时过后不久,在未与法国盟友磋商的情况下,捷克便下令“局部动员”。星期六拂晓,捷军便占据了边防要塞和苏台德地区。这样,欧洲便出现了1914年以来未有过的炽热化危机。一个小国采取主动反对一强国,并让世人明白,在欧洲强权政治的游戏中,捷克是不当马前卒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做法,也迫使她的保护人英国和法国做她的后盾。
  结果,法国总理达拉第便召见德国大使,并让他看了放在办公桌上的动员令。“在这份文件上我签不签字”,他说,“阁下,这就要看你了。”在柏林,英国大使汉德逊也向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提出警告说,“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若这些义务不可避免要完成,英国皇家政府也不保证,在形势所迫下它不被卷入。”里宾特洛甫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便将大怒降为愤愤然,矢口否认德军威胁捷克边境之说。假若英法两国竟“疯狂”到了武装反对德国的地步,“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殊死一战。”
  当晚,里宾特洛甫便乘专机离开柏林,前往贝希斯特勒加登与希特勒磋商。希特勒也与他的外长一样气得七窍生烟,因为德国并未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一个较大型的军事调动或集结。谁造的谣?谣可能是共产党造的,也可能是捷克人造的,也可能是反希特勒集团造的——该集团包括自称为金融魔术师的沙希特和德国情报头子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更有可能的是惊慌本身之使然。
  西方的报纸散布消息说,是因为受到外国压力元首才取消入侵的。这样,它便犯了一个羞辱元首的错误。“希特勒并未走上军事道路”,威兹萨克写道,“所以谈不上取消。不幸的是,外国报纸的挑衅却使希特勒真正行动起来了。此后,他强烈赞成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
  在周末未到来前,希特勒迅速地采取了激烈行动。5月28日,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两位最高的军事领袖,外交部官员和其他重要官员。当大得异乎寻常的人群集合在总理府的冬季花园外时,大家的猜测是,希特勒马上要采取新的军事措施了。心情紧张的戈林把魏德曼上尉拉到一边:“难道元首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这意味着与法国打仗的呀!”他说,陆军还未作好作战的准备,他要将此事告诉参谋长。
  希特勒开始讲话了。他讲得心平气和,但他的话却是爆炸性的:“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这,我矢志不移……我们将不得不采用的方法或许不能立刻获得你们这些老将们的认可。”这次进攻,他解释说,不过是为取得生存空间的、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当德国为取得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向东挺进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将成为后方的威胁。所以,捷克必须消灭,此刻正是时机,因为英法两国不想打仗,俄国不愿干预,意大利对此也不感兴趣。
  希特勒讲完后,戈林两眼闪闪发光,冲到台前,抓住希特勒的手。“我的元首”,一小时前曾发誓要阻止他的戈林冲口喊道,“对您之举世无双的战略,本人表示由衷的祝贺!”没有反对意见,连讨论也无须进行。戈林与希特勒一起朝站在角落里的凯特尔、勃劳希契和贝克走去。“就这样吧”,他说,“我们先碰碰东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然后,我会给你们3到4年的时间,到那时,我们再去碰碰西方的局势。”
  三位将领当时未说什么,但到了次日,贝克写了一份严厉批评的备忘录。他宣称,今日之德国并不比1914年的德国强盛,更易毁于空袭。更有甚者,德国面临着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和美国之四国联盟。“德国的对手,他得出结论说,“不但有可供其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且其人力物力皆远胜于德国及其盟国。”
  5月30日,贝克将此阴暗的评价交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问凯特尔,如何让元首知道才是上策。凯特尔建议,将有关政治的部分删去,免得希特勒因此连对法国干预时力量对比的分析看也不看便将它扔在一边。勃劳希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朱特堡炮兵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将删节后的文本呈给了希特勒。元首极力反对:报告不客观,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军力。“这是陆军的另一次灾难”,凯特尔写道,“使勃劳希契进一步丧失信心。对此,我是深感遗憾的。但元首并未拿勃劳希契是问,而是拿贝克和总参谋部是问。”希特勒力排众议,决定以武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并令陆军于10月1日执行。这样,“绿色计划”的第四个文本便付诸实施了。
  在法国边境上建造“西壁”防御系统的任务,由建筑高速公路的弗里茨·托特承担,并加速进行。数星期后,近50万人便在加紧修建工事,以便在东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战的同时,能以最小的兵力抵住法国。与此同时,德国也加紧了它的宣传战。其目的,用元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威胁的办法,吓住捷克人,磨掉他们的抵抗力;另一方面,一定要使我们的民族团体懂得如何支援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影响中立派,使之有利于我”。
  朱特堡会议期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来文,加强了希特勒东进的决心。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意要避免冲突,准备在合理范围内作出让步。“此处之一致看法是,目前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拖入战争。究其原因乃是,国内情况困难和惧怕两线作战。”
  欧洲危机的舞台已布置好了,这舞台将使5月事件显得微不足道。

  8月24日早晨,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从柏林报告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它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70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去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身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倒叫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8月25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在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末,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1小时——延至下午3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1时30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
  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3时零2分,他批准了于佛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3时20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毫不动摇地反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作了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作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半途。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做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5时30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声,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那末”,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一分钟后,下午6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条约笔墨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战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1941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传递着只言片语的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
  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
  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总理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
  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作出安排,让戈林与7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7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8月25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相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位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600万吨煤、700万吨石油、200万吨钢材和200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3时零8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9月1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进德国边境”之类,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6时42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外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作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8月27日零点30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人。
  戈林站在他身旁,洋洋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作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作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作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真是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作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她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位英国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8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斯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斯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一会儿,外长便亲身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斯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斯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作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200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需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10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作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
  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位中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11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
  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1时30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的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它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张伯伦是9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飞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三个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很明白,张伯伦之行对他说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倡议实行"德国多方面的建议",希特勒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张伯伦一到,希特勒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去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大国元首的架子。

  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德国人占领捷克后,就可以把它做为向东进攻苏联的跳板,向西进击英、法的重要阵地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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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所以对张伯伦如此了解并不是偶然的,是建立在长期的观察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张伯伦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1937年5月上台执政。他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是大军火制造商的董事,死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而且是一个"软骨病"患者,尤其害怕战争。他一上台就全面推行绥靖政策,姑息侵略。这正好适合法西斯国家的愿望和需要。德驻英大使写道:"张伯伦政府是战后英国历届内阁中第一个把谋求对德妥协作为自己政纲中最重大事项的政府。"

  在靠近德捷边境的捷克苏台德区,有300多万日耳曼人。希特勒利用这地区居民和德国人同一种族的关系,在那里也搞了纳粹党组织,并指挥他们不断制造事端,要求“自治”。实际上是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归附德国。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得多近,对此,希特勒在那年夏初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如同在莱茵兰和奥地利危机时期一样,他靠的是直觉。他遂派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7月间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由魏德曼的私交、半犹太血统的霍亨洛公爵夫人暗中安排,完全绕过里宾特洛甫。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也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把这点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
  7月中旬,魏德曼转述了他的警告。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期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魏德曼满心欢喜地飞回德国。但是,在贝格霍夫,他等着向元首汇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元首却在外边与尤尼提·密福特一起走来走去。希特勒回来后不耐烦地打断魏德曼的汇报:尽管英国已同意戈林出访伦敦。“不去了!不再去了!”他冲口喊了一声。关于哈利法克斯之事,他连一个字也不愿意听。“我现在也不明白”,魏德曼回忆道,“希特勒的变卦是因为尤尼提·密福特在他耳旁灌输了什么呢,还是因为害怕戈林利用此举取得太大的政治权力。反正,我无法向他汇报他不愿听的东西。”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被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召回,原因是,他曾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给我发回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据赫塞的说法,外交部长当时这样说道。看来,元首已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不久前,元首曾对里宾特洛甫说过:“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儿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论,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对此心中有数后,希特勒不是不用武力威胁便可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取得自治么?“自治”?里宾特洛甫喊道,“不可能再有什么自治了。”他说,在谎称德军已有所行动前,希特勒或许会满足于自治。现在,这可是不够了。听到这句话后,赫塞“全身都凉了”。他初次醒悟到,战争的危险是迫在眉睫了。他祈求外长去向希特勒保证,他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苏台德地区的割让。里宾特洛甫深受感动,答应找希特勒说说。次日,他把赫塞召来,告诉他,元首嘲笑了捷克人会拱手将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我就是不信”,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阴郁的预言: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1918年的失败更为惨重。7月,他为勃劳希契草就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7月16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8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布许将军重弹了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陈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8月10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3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5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一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恫吓”,”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之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作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斯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斯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作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斯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9月27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9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决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
  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之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斯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一周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斯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斯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例如西奥多·科尔特,此人在外交使团中散布有关里宾特洛甫的谎言。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下旬在一次私人夜宴后威兹萨克将赫斯拉到一边,并提醒他注意,如元首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德国势必要与西方开战。赫斯将这一警告传给了希特勒。几天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格克也提出同样的警告。“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这位牛津毕业生写道,“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看——虽然是用小心谨慎的英国方式表达的——非常明显,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战争贩子丘吉尔和艾登。”
  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再者,法国越来越愿意与捷克斯洛伐克闹翻;美国也有反抗旨在反对帝国之犹太宣传的迹象。“那就是说,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因。”
  所有这些忠告在希特勒身上都未产生多大效果。他一心要战。那年夏末,在视察陆军的演习后,他用手套拍了一下大腿,对两个副官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战争。”他说。
  9月3日,他将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召至贝格霍夫,讨论“绿色计划”的最后一稿。他惊愕地发现,主攻方向竞选在捷克的防御系统的中央地带,且由第二军担任主攻。他抱怨说,进攻如此森严壁垒的地区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定是凡尔登第二,且正中捷克人的下怀。应该改由第十军攻进波希米亚才对,勃劳希契有气无力地反对,说摩托化部队的景况不好,援军短缺,各级领导又训练不足,等等。但希特勒一概不听,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下令给第十军增派摩托师和装甲师。
  勇士是前下士希特勒,而不是他的将领。观察家们也生怕希特勒会在即将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公开宣布这点。“无论在德国还是他处”,汉德逊在一封私函中写道,“人们都同样焦虑不安。比诸民主国家的领袖,独裁者会更加独裁,并且开诚布公。”
  在那年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纳粹大规模地炫耀其武力和纪律。这次大会是正在日益发展的政治危机的前奏。1938年的节日名称是恰如其分的:“大德国首届党代会”,装饰品也一样。在140年后,希特勒又将第一帝国的标志——皇冠、帝国宝球,王节和皇剑——从维也纳带了来。在向大会介绍这些帝国主义的象征时,他庄严地发誓,说这些宝物将永远留在纽伦堡。但是,无论是在开幕词中还是在次日下午接见所有外国使团时,他都未提到战争。外国使团的代表弗朗斯瓦·本塞在讲话中对他深表感谢,并在结束讲话时说,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光荣,是达到了其目标而又不使母亲们哭泣。据魏德曼称,希特勒对此报以“一恶笑”。
  在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因闭口不谈国际政治问题一事,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谣言。其中之一是针对汉德逊的。该谣言说,希特勒已“相当疯了”,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战争,在尔后24小时内,汉德逊对希特勒的不少心腹顾问说,在解决苏台德问题上英德应该合作。戈林说,他计划于月底出门狩猎,并“希望捷克人不会在他狩猎中途捣乱,破坏他的打猎计划”。戈培尔还虔诚地希望,在他的闭幕词中,元首会提到与英国人合作一事。“我觉得他很焦急”,怀有疑心的汉德逊报告说,“我怀疑他是否在纵容希特勒走极端。”
  正当汉德逊忙于这些会见时,他收到指示,让他以私人名义向希特勒提出一个警告:若发生总体冲突,英国“不能站在一旁”。汉德逊反驳:元首正处于发疯的边缘,只要出现另一次危机,他便会被推到另一边。后来,此事只好作罢。
  希特勒坚信,英国无意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冒险进行战争。有鉴于此,他便不顾一切继续推行其入侵计划。这个决定是精明的测算、直观和不可抗拒的冲动的结合。“你知道,我像个流浪汉,必须踩着刀刃过深渊”,希特勒对弗兰克说过,“但是,我必须过去,就是要过去。”在英国人决定不提出警告后数小时,他将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召至纽伦堡。9月9日午夜前,他们在德意志旅馆会晤,由新任总参谋长扼要地叙述了修正后的“绿色计划”。令人惊奇的是,主攻的任务仍由第二军担任。不过,这份计划确也提出了讨论时未提到的两面夹攻的战术。希特勒承认,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是,能否成功仍太没有把握。从政治观点看,特别需要速战速决。政治上,第一个星期是决定性的,必须大量取得领土。”
  他指出,德国的榴弹炮是摧毁不了捷克的防御攻势的。更重要的是,本计划未包括突袭的因素。
  希特勒滔泪不绝地教训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使凯特尔目瞪口呆——他已同意元首所提出的一切。凌晨3时,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了,断然令其将领们按其旨意行动,冷冷地、恼怒地打发他们上路。三人在通道上喝饮料时,哈尔德怒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假若你真的不明白”,恼羞成怒的凯特尔答道,“我真可怜你!”
  两人眼看要争论下去,勃劳希契便插了进来。这三巨头于是便着手按希特勒的要求作准备。当哈尔德在草拟新的命令时,凯特尔将勃劳希契拉到一旁:“你明知仗还没有打便会输,为什么还跟他(希特勒)干架?谁也不认为因此事仗便会打起来,所以,没有必要为此事去大张旗鼓地搞后卫行动。”
  这些劝告,令其“跟班特尔”的绰号流传得更快。此后,凯特尔便对他的上司抱怨,说他对勃劳希契大失所望。约德尔随声附和,在日记中写道:“陆军内只有一个目无军纪的因素——将军们。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傲慢之使然。因为看不出元首之天才,他们既缺乏信心又目无纪律。”他们仍将他看成是大战期间的下士,“而不是自俾斯麦后出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次日,公开宣布对捷克期洛伐克采取行动的是戈林,而不是希特勒本人。“欧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他说,“正使人类的生活无法忍受。没有文化的侏儒劣族捷克人——谁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正在压迫一个文明的民族。人们看到,在他们身后,与莫斯科一起站着的,是犹太恶魔永不消失的面孔!”
  这番话若是出自希特勒之口,欧洲想必会吓得发抖。然而,甚至连贝奈斯总统对戈林之咒骂置之不理。“本人坚信,现在所需要的不外乎是道德力量、善意和互相信任”,他在广播讲话中用捷克语和德语说。后来,威廉·希拉在广播大楼的大厅中偶然碰上了贝奈斯总统。这位美国记者警告贝奈斯说,他正与强盗打交道却又没有胆量。他评论说,贝奈斯面孔”严峻,并不真像他的话那样乐观。他知道自己处境恶劣,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在公开场合张伯伦表示怀疑。9月11日,首相对一群记者说:“希特勒先生再一次表达其和平愿望。怀疑其是否真诚,这是错误的。”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封私函中,他又表示恐惧:“本人完全明白,若局势最终逆转并发生了侵略,许多人,包括温斯顿在内,都会说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倘若他们有勇气告诉希特勒:你若动武,我们便立即向你宣战。这就能阻止他。”但是他觉得,让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决策权“从我们手中落入另一国的统治者手中,且又是个战争疯子手中”,这无疑是错误的。
  纽伦堡党代会于9月12日举行闭幕式。这是希特勒发表全世界都害怕他会发表的那篇讲话的最后时机。晚7时前,他来到那座庞大的露天体育场,在“胜利万岁!”的吼叫声中,在聚光灯照射下,他抬起右臂敬礼,目光直视前方,缓缓朝主席台走去。开始时,他只讲党的斗争。此时,某些外国观察家希望,他不会提到当前的热门话题。猛然间,他开始谴责捷克人了:“本人决不愿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可怜的阿拉伯人既手无寸铁又遭唾弃。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不会手无寸铁,也不会遭到唾弃。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
  听众中“胜利万岁!胜利万岁!”的咆哮应声而起。这正是一周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的时刻。人们原以为随此急转直下他会提出最后通牒的,但他只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申张正义。结束时,他在吓唬而不是威胁:“如果此事竟影响或破坏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表示遗憾,但责任并不在我们这边!”
  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害怕希特勒讲这番话后会言出必行。人们却一般认为,希特勒的愤怒和咆哮是给德国的极端分子看的,实际上他要的是和平解决。墨索里尼也有同感。当他从收音机前走开时说:“我原以为他会发表威胁性更大的讲话……什么也未丧失。”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是只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9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地递交的建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一条条款: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
  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点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虽然,照会的结尾是元首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他这一镇静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接着的一个行动更令人惊奇。他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是在平常,他之此举,必然令元首咆哮如雷;但此时他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她“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过去,德国的诺言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引用了陆军元帅冯·布鲁克在飞师滑铁庐支援威灵顿时劝告他部下的一句话:“前进吧,我的孩子们,前进;我已向威灵顿许下了诺言,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评论说,125年前,事情是有点不同的;他坚持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也许是香槟酒在起作用,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份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保持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议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点儿乐观。临别时,施密特说了一句话,使他颇为高兴:“你相当了不起。”
  但是,总理府里却出现了悲观情绪。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特别生气,特别尖酸刻薄”,明确地告诉他们各位副官,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他不会听从军方的意见。“他就是不了解一名害怕战争的德国军人。腓特烈大帝若看到了今天的将军,他在九泉之下都会睡不着的。”他所需要的就是取消波兰人的不公正条件,而不是要与西方同盟国打仗。“如果他们竟蠢到参与战争,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也难免被消灭。”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似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6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孔生烟。于是,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走廊上,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仍往最好处着想;因为,如同日前一样,他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这个只有知情人知道的秘密信号表明,他们怀有希望。然而,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1939年8月30日即星期三抵达”。
  “这听来像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24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他解释说,”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斗。”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这是巴德·哥德斯堡苛刻协定的翻版。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已作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星期已白白被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然而,汉德逊大使寸步不让,终于把希特勒给弄火了。他生气地作出反驳:无论是你汉德逊还是英国政府,对有多少德国人在波兰受到屠杀,你们是漠不关心的。汉德逊大声回驳说,无论是发自你希特勒还是别人的口,这种语言他不听。
希特勒传,第八七章。  大使也好像发了火,但在他的汇报里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个把戏;用自己的办法与希特勒先生周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目光直逼他的对手,高声怒斥希特勒,如你希特勒要战斗,那就要吧!英国那一点都与你德国一样坚决,而且,“比德国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
  对英国的新外交步骤,元首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吵闹渐渐消逝后,元首说,他历来就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尊重大英帝国,也喜欢英国人。然而,尽管希特勒对英国人的钦佩看来真诚,但在汉德逊看来,两国显然已进入了僵局。在他离开总理府时,“内心充满了最阴暗的预感”。告别时,他阴郁地对德国陪同人员表示,他恐怕不会再在德国佩带石竹花了。
  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
  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划出将由公民投票解决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首相的外相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首相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十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取得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划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30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甫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似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24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9月1日凌晨4时30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之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10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作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在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视,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脑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奇里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下来了。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作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16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需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特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
  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来。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划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作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张伯伦刚上台不久,同年11月中,就派遣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去德国拜见希特勒,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希特勒答应在6年内不会认真提出归还殖民地的问题,哈里法克斯则表示:不反对德国在中欧扩张,但德国必须避免公开使用武力。他还恭维德国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的屏障",暗示德国可向东欧方向进军。

  希特勒叫嚷着不能容忍有人“欺侮”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要替他们“伸张主义”。他扬言要对捷发动战争,又大规模的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集军队,拟订了“绿色计划”,准备10月1日为进攻捷克的日子,

(3)

(3)

   这次德英政府首脑会谈,希特勒照例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300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他警告张伯伦,不要对他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1000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希特勒说,他今年49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领导德国度过危难。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

  眼看兵临城外,捷克政府也加强边境的作战兵力。两军对峙,战争似乎就要一触即发了。

  然而,健康愉快之感却又是短暂的。希特勒对非正义之口诛,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受到了鼓舞,举行了抗议。至上午,埃格尔全城已挂满了卍字旗。一万多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决”的口号。州警开枪射击,死1人,伤10余人。不到24小时,流血的骚乱便遍及整个苏台德地区,死亡人数增至21人。在汉莱茵为自由而斗争的号召鼓舞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举行了罢工,还拒绝交税。布拉格宣布对苏台德实行包围。在边境地区还实行军事戒严,更多的苏台德德国人被枪杀。在全欧,谣言又四起,说希特勒又下了最后通牒——或曰立刻入侵。巴黎与伦敦大惊失色。当晚,达拉第紧急致函张伯伦。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否则,法国将履行其条约规定的义务。他建议立即邀请希特勒与他们会晤,搞出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对此,张伯伦只作了简短的答复,使达拉第几个小时内都摸不着头脑:“不久前,本人作出了决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不过,不久后我会告诉你的。”当晚,张伯伦致电希特勒,建议进行面对面会谈。希特勒既惊奇不已又暗自高兴,用一句会使密尔顿摸不着头脑、极富文采的成语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日下午,他电复张伯伦说,他接受张伯伦的提议,并建议于次日中午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在英国,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喜气洋洋:为了保持和平,他们的首相居然采取了一个如此有创见的行动。在布拉格,报童们在高呼:“号外!大英帝国的大人物向希特勒乞求!”捷克的公民们自发上街示威游行,支持他们的总统抵抗侵略。在罗马,墨索里尼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说:“战争是不会有了,但英国的威信可是扫地了。”
  那天清晨,9月15日,张伯伦在广大的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唐宁街10号。在克罗伊登登机前,在哈利法克斯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说:“本人的政策历来是维护和平,本人的建议被立即接受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并希望今日出访会有所收获。”
  晚8时许,洛克希德·伊莱克特拉号飞机起飞了。首相时年69岁高龄,坐飞机作如此长途飞行还是首次。所以,他激动得他个孩子似的。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个老小孩,可任人宰割,那就错了。张伯伦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他说:“我的方法首先是决定合适的可行途径,然后再将其它东西纳入这一途径。”张伯伦的父亲原是个商人,事业很成功,后来一跃成了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笃信英国国教,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他身材消瘦,道貌岸然,笑容冷漠,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这副仪容,常使许多人联想到一位小学校长。只有他的心腹才知道,他的严酷的外表系因过分审时度势使然,而在铁甲下边却隐藏着热情和敏锐。
  现在的问题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且又确信希特勒是半个疯子因而须小心对付,是否处理得了这种局势?当飞越伦敦上空时,张伯伦觉得“心有点凉”,但一想到自己手中有些硬牌,心头又有点热。他觉得,只要能与元首谈判下去,捷克斯洛伐克便可安然无事。
  据一同机人说,在飞往慕尼黑途中,他“与历来一样,超然绝俗,沉默不语,泰然自若,坚定自恃”。下午12时30分,飞机降落于慕尼黑机场,由汉德逊前来迎接。汉德逊惊奇地发现,他虽然这把年纪,依然神采奕奕。“我的身子骨硬朗、结实。”他解释说。
  天虽然下着毛毛雨,在通往慕尼黑火车站的道路两旁,依然站满了人群。他们热情洋溢,不停地喊着“万岁”,还拾臂敬礼。下午4时许,张伯伦一行才开始走上通往贝格霍夫别墅的陡峭、弯曲的道路。山头云雾缭绕,天空漆黑一团,接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希特勒这位主人,彬林有礼地站在通往屋里的台阶下。进屋后,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不自然地开玩笑。突然,希特勒开口问客人对会晤的日程有何建议。张伯伦说,他希望与他单独交谈。希特勒领着首相和译员施密特上了楼上的书房,把里宾特洛甫抛在后边——外长怒形于色。
  在这间几乎毫无装饰,俭朴的小木屋里,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历数了导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张伯伦聚精会神地听着,带着友好的笑容回答问题。一会儿后,他双目盯着希特勒的脸说,只要你不动武,我便准备讨论为德国人申冤的可能性。
  “动武!”这才激动起来的希特勒说,“谁说要动武?在苏台德地区对日耳曼人使用武力的不正是贝奈斯吗?”山风呼啸,雨打窗台,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伯伦只好叫停,以便咀嚼一下他在说些什么。“我再不能容忍了”,希特勒喊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或那样。”听到这话,施密特大吃一惊——这是元首首次对一位外国政治家说这种话。”我将亲手处理此事。”
  张伯伦吃了一惊,但回答得很坚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准备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果若如此,您为何又让我前来贝希特斯加登?”此行纯系浪费时间。在此情况下,他说,他还不如立即返回英国,“其他均毫无意义。”
  希特勒未料到会遭此反击,便迟疑了片刻。施密特暗想,希特勒是否真要动干戈,现在是考验他的时刻了。这个译员既痛苦又焦虑地盯着希特勒:和平与否,这问题已置于刀刃上。令施密特惊愕的是,希特勒打退堂鼓了。“在考虑苏台德问题时”,他心平气和地说,”如您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便可继续讨论,看如何将此原则付诸实施。”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惊奇之事。张伯伦未立即表示同意,只说在苏台德举行公民投票会碰上巨大的实际困难。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并未因此反驳而发火。施密特暗想,元首大概是被张伯伦吵着要回家的威胁吓唬住了。英国首相说,关于自决的问题,在未与同僚们磋商的情况下,他不好给希特勒作出答复。“因此,我建议此次会谈到此结束,本人立即赶回英国与同僚磋商,然后再与您见面”。
  施密特将第一句话译出来后,希特勒显得有点不安。但是,一俟他了解到张伯伦愿意再次与他会晤时,他便宽下心来,且喜形于色,立即表示同意。张伯伦问“其间局势,将如何维持”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保证,除非“发生了特别残暴的行为”,否则,他不会下令进军。
  话到此,3小时的会谈也就结束了。下楼时,两人客气地交谈,希特勒希望首相在回国前能去游览一下风景胜地。但张伯伦说他抽不出空,“因为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他对此次会谈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贝格霍夫。“我已树立了相当大的信心,而这正是我的目标”,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就我而言,虽然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冷酷和残暴,但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只要他作出保证,他还是可以信赖的”。
  回国后,张伯伦受到高度赞扬,英国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尔后2至3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15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8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他说,据戈林说,元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其意图是要向英国人表明,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但是,这位业余外交家并未会意。威尔逊告诉他勿“走得太快”,他仍不作罢。末了,威尔逊只好说,叫他别再讲下去。他仍不理会,威尔逊便把话筒扔下。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据希特勒负责与德国新闻社联系的A·I·伯恩特说),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是,既然会这样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希特勒听完后,大喊大叫道:“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谁也别想拦阻我!我决不让我的日耳曼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说到这里,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当着伯恩特的面,便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之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
  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确定于次日,星期五,即9月1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4时,开始入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队安全处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泡制了一个穷凶恶极的计划——“希姆莱战役”——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4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并——这是最重要的——短暂地占领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他们被称为“罐头食品”。
  在柏林,经过5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6时30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曾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作出正式答复”。他直接了当地说,从下午1时起,他就力图作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末,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在施密特的经历中,这是最短暂的会晤之一——它就此宣告结束。利普斯基未要求看希特勒的16点建议;即使里宾特洛甫主动出示这一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受领它。他有他的命令要遵守:“勿进行具体之谈判。”显然,波兰人有信心(在他们的盟友支援下)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英法两国也不愿劝波兰进行谈判。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讯切断。他们并没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7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希特勒是否愿意听意大利总理充当最后一分钟的调停人?“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元首说。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8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个小时后,所有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16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深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虽则匆匆,但也有可能全盘打破希特勒的计划——反而于晚11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攻击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动员)是何等必要。”
  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没法子了,希特勒说,一切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也许,希特勒当晚得到的最大保证是(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称,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作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他的副官们曾不止一次在餐桌旁听他说过,“如同对捷克人一样,英国人也会弃波兰人于危难。”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因为它(据他的私人副官夏勃说)“扰乱了他的直觉的形成”。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即,英法不会采取行动。“英国在恫吓”,不久前他对他的宫廷摄影师这样说,说完,他露出了罕见的顽皮的笑容:“我也是!”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怒已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那个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或许,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即,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词。张伯伦简直无法插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浪费了时间了。"

  在这危急时刻,最伤脑筋的是英法等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张伯伦彻夜不眠。

  为儿尸,普赖厄姆会见阿奇里斯;
  您呀,步入漫漫黑夜,受上帝指使,
  为的是让小伙子未悴身躯,
  幸免沙场——战争虽仍未起!
  (普赖厄姆系特洛伊之最后一位国王。为索取被杀的儿子的尸体,他面见了英雄阿奇里斯——希腊神话中之刀枪不入的人物——译注)

(4)

   德国独裁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顶嘴,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伦反唇相讥看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谈一谈"最后是否也许还有和平解决希望的问题"。接着,希特勒提出了他的建议:"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还是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割让?"

  1938年9月13日,希特勒收到张伯伦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文是:“由于局势越来越严重,我有意前来看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准备明天动身。”堂堂的大英帝国首相,为何要如此迫不及待地求见希特勒呢?

  在华盛顿,罗斯福却很关切。他生怕这类会谈只会拖延必不可免地要爆发的战争的时日。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哀叹英国首相竟“不惜一切代价祈求和平”,并尖酸刻薄地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很明显,英法两国是要使捷克人陷入困境,然后再“洗掉他们之背叛者手上的血迹”。周末尚未结束前,英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张伯伦的情绪,但他坚持己见。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给首相送去一份具有预兆性的报告——这份报告系著名的飞行家查尔士·林德堡根据不久前他视察德国空军所获材料写成的,说明德国空军力量雄厚。与肯尼迪一样,张伯伦也感触尤深。同时,由于备战极差,英国便只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
  9月18日,张伯伦对达拉第率领前来英国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团说:“必须将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但是,我们很难将捷克斯洛伐克拦腰砍开,除非捷克政府自己承认有必要进行边境调整。”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达拉第同意,只要向捷克人施加些小的“友好的压力”,他们便可将“苏台德地区的某些部分”割让出去。与此同时,应向捷克人说明,对割让后余留的地区会有某种国际保证,德国必须参与这种保证。张伯伦先是犹豫不决,会谈中间休息结束后,便同意了。法国人回家后仍心惊肉跳,但张伯伦却自鸣得意。“前途虽尤多焦虑”,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但最使我焦虑不安的事情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斥责自己的。相反,时至今日,事态是沿我所需要的途径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要做:告诉捷克人必须将苏台德割让出去。次日午饭后,当英国公使将这一建议通知贝奈斯总统时,贝奈斯大受震动,起初竟拒绝讨论此事。英公使巴塞尔·牛顿爵士虽觉难堪,但仍着重指出,他必须尽速批准,因为张伯伦拟在48小时内与希特勒重开会谈。贝奈斯愤怒地指责说,他的国家已被抛弃。他说,事实证明,他业已得到的保证仅是一纸空文。他惧怕的是,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就此了结,而只是希特勒最终统治捷克的一个阶段。贝奈斯虽有这话在先,牛顿却向国内汇报称,他认为,贝奈斯“更趋于接受而不是拒绝,对有助于他向他的人民说明为何要接受的理由,他都听得进去”。
  星期一,张伯伦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答复;贝奈斯却在拼命地求助于另一方——苏联。星期二,他召见苏联公使并提出两个问题:如法国履行其条约义务,苏联是否也会履行?希特勒若发动进攻,苏联是否会向国联呼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法国不这样做的话?晚7时,莫斯科终于作了肯定的答复;45分钟后,捷克外长克罗夫塔告诉牛顿,他的政府拒绝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然而,片刻后,捷克总理霍德查却又将法国公使召去。他请求拉克瓦让巴黎发封电报前来,声明若发生战争法国将退出条约。“这是拯救和平的唯一办法”。他说。他向拉克瓦保证,他这一行动是得到贝奈斯应允的——这是谎言。
  拉克瓦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巴黎;牛顿也将其电告伦敦。
  在电文中,牛顿建议由哈利法克斯出面,向贝奈斯发出一份哀的美敦书,叫他“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英法建议,“否则,英国政府将不再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
  虽然夜色已深,哈利法克斯仍立即赶赴唐宁街10号。午夜后,他回到外交部向牛顿发出指示,让他叫贝奈斯重新考虑,否则张伯伦将推迟或取消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晤。
  凌晨2时,在他的法国同事的陪同下,牛顿来到赫拉德欣宫晋见捷克总统。处在时睡时醒中的贝奈斯被叫起来,一听到拉克瓦的话,“便如遭大棍所击”,立时瘫了,眼泪夺眶而出,一阵震惊后,被出卖了的贝奈斯答应中午给予最后答复。
  首次表示接受英法建议的话是从霍德查口中传来的。他拐弯抹角地通知牛顿,捷克的答复是肯定的,有关此事的正式答复将尽快交给他。但辩论一直延续至黄昏。其时,牛顿和拉克瓦两人被双双召至外交部。这两位公使各自拿到一份照会,该照会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难过地”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当晚,贝奈斯政府发表公告,宣布投降——这给许多西方人带来了耻辱。公告说:
  凭友邦可能给予的援助,我们曾作出答复。但是,一旦有可能遭武力压服的问题出现时,很明显,欧洲危机之性质已趋于严重。因此,友邦提出忠告,我们须作出牺牲,购买自由与和平,这也是他们无力相助所致……共和国总统及我国政府已无其他选择,因为我们已孤立无援。
  通过代理人,希特勒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9月1日,星期五,凌晨4时45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德国巡洋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88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他说,“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无别的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作出了一个明智但又是个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他这样说,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于上午9时40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灰色制服,步履轻快地走上舞台。旁观者都觉得奇怪。他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党服。他声音宏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想法,他表示遗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紧密的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爱,必须有对方作出反应。”身在听众中的爱娃·勃劳恩对妹妹小声说:“这意味着战争,伊尔塞,他要走的——我会变得怎样呢?”
  也许是因为即席,这篇演说并不是希特勒最佳演说之一。为了使这篇演讲拿得出去见报,狄特里希办公室的赫尔穆·孙德曼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拚命修改语法错误和删除多余的字句。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用毒打人”,他威胁说,“必然会遭毒还击。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要不我就不活着看到它的结束!”
  听众尽情的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对妹妹说,“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是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许是即兴作的,但它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25年前,8月的一天,德皇威廉宣战时出现的那种喜悦,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今天,街道上并没有心情急切的青年阿道夫,也没有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的希特勒。在1914年,大部分欧洲人都在战争中找到了解脱。“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D·H·罗伦士在写到他坚决反对的那次战争时写道,“人类是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之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条生活规律。”从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至今天,和平与增长均不见有多少。这一代人并不具有过无聊生活的最近的过去,没有冒险或逃避的欲望。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当爱娃·勃劳恩垂头丧气地与勃兰特医生一起步出剧场时,他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别发愁,勃劳恩小姐,”他说。“元首告诉我,用不了三个星期和平又会到来。”听到这话,她勉强一笑。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并对他的将领们说,“他的政策业已瓦解,现在只有枪炮才能说话。希特勒先生忍不住了,没有讲完便离开了屋子。”
  这可能是真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要见他。元首对达勒鲁斯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划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10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之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作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讯工具最现代化,但所作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词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作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8时后夏季于晚9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9时30分前,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应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他回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死。不过,就他个人来说,他同意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如果德军进攻捷克,英法按照条约规定必然卷入对德战争中,西欧的战火就将蔓延开来。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张伯伦紧张万分,法国首相达拉第也胆战心惊,达拉第打电报给张伯伦,催他去见希特勒,要他“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4)

(5)

   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谈以前,他不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候,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9月15日张伯伦匆匆赶路,生平第一次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在慕尼黑着陆。之后,又乘坐3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德国的贝斯加登拜见希特勒。

  次日上午,9月21日,张伯伦在登机前对记者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圆满解决是加强英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主要前提;而它又是欧洲和平的无可争议的基础。本人的目标是欧洲和平,我也希望此行能打开通向欧洲和平的道路。”
  此次,两国领导人将在莱茵河上的戈德斯堡浴场会晤。首相的座机在科隆着陆时,前来迎接的有当地的要员。机场上还有仪仗队;冲锋队乐队高奏《上帝拯救国王》。仪式完毕后,英国人乘车来到下榻地彼得斯堡旅馆。这家旅馆位于河对岸的山上,与戈德斯堡隔江相望。希特勒常于喝咖啡时间来此旅馆。对它周围的景色赞不绝口。此次,他将英国客人安排在此处下榻。目的是要让他们对德拉申弗尔斯乡间的奇风异景产生印象;再者,若沿莱茵河溯江而上不到50英里,便是传说中的女妖大石的所在地。
  从阳台上望去,张伯伦可望见隔江的德莱森旅馆;首次会谈将于下午5时在这里举行。半晌后,他乘着车子沿陡峭的山路来到江边,换乘渡船。江两岸站着数以万计的看热闹的人们,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江中的小船。此情此景使汉德逊不禁想起大学划船比赛。
  德莱森旅馆座落在西岸。张伯伦一行上船后不一会儿便到了。希特勒历来是个和蔼的主人。他首先询问的是彼得斯堡的住房是否舒适。但是,在会议室内铺着羊毛地毯的长台前刚一坐定,他们便谈正事了。张伯伦一开始便历数了他和法国人从捷克人那里好不容易争到的种种让步。在将领土移交的全面而复杂的计划作了扼要说明后,他提到了英法两国向捷克所作的保证。说完,他便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似乎在说(施密特想):“这5天来,本人的工作够出色了吧?”
  令施密特奇怪的是,希特勒平静地、几乎后悔地回答:“本人非常抱歉,张伯伦先生。我不能再与您讨论这些事情了。
  经过近日来事态的发展后,这种解决办法已行不通了。”
  首相唰地站了起来。施密特注意到,首相的浓眉下的和蔼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不明白!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元首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
  希特勒支支吾吾,诡称在波兰和匈牙利所提要求得到的满足前,无法与捷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将英法提议一一予以反驳,并断然要求’“从此”德国便占领苏台德。
  张伯伦回答说,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既令他失望又令他摸不着头脑。这是个崭新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希特勒在贝希斯特加登所提的要求。他二次访德所带来的计划足以满足元首的一切要求;而他这样做是用其政治生涯冒风险的。此时,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递给首相一张条子,上面说,德军已在埃格尔跨过了边界。张伯伦马上抓住了这点。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双方都不可避免。他敦促元首与他一起“不遗余力地、有秩序地、和平地将问题解决,勿让枪击和事故扰乱和平工作”。他问,希特勒有什么建议能使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回答令张伯伦凉了半截:德军立刻占领苏台德,疆界日后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由于这一要求几乎意味着捷克的彻底投降,两人便唇枪舌剑地交锋。舌战了好一阵子后,埃格尔又传来消息——是给希特勒的——说,有12个德国人质已被枪决。结果,用不着说,希特勒又大发议论,说捷克人如何的极度不公平。接着,他发誓说:“如果布拉格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人质继续被枪决,他便立即进行军事干涉。”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彼此不欢而散,但又约定明日继续会谈。
  在渡过莱茵河,乘车上山回旅馆的途中,首相虽不露声色,内心却愤怒万分。只在此时他才想到,他未使会谈破裂并回家是否是个错误。希特勒是处于发狂边缘呢,还是具有善恶二重性?若如此,张伯伦便有责任去打破僵局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在参加会议者中,他并不是唯一怀疑希特勒的神智是否健全的人。在德莱森旅馆,几个新闻记者在散布谣言,说捷克危机令元首如此心烦欲狂以致爬在地板上咬地毯角。这种说法原系出自元首的一名副官。该副官说,元首已怒到“咬地毯”的地步了。“咬地毯”原系一句俚语;某些新闻记者竟按字面去理解。其实,此语应译成“走投无路”才对。如此幼稚无知,使元首的副官们——他们很少见元首发火——觉得好笑。希特勒发火时,一般是大发议论半个钟头;偶尔若大声呵斥,那也片刻即逝。“数次这样‘发狂’时我都在场”,魏德曼写道,“我要说的是,他发的火,与那些脾气很坏又无自制力的人发的火没有什么两样。”
  有些心腹相信,希特勒之发火是为了效果。若果真如此,那么,那天下午的发火,却使其对手处于守势。其时,张伯伦业已在草拟一封妥协信。信中,他建议由他出面探听捷克人的风声,看是否能作出安排,让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自行维持法律的秩序。
  23日早餐后,这封信被送过了河。由于根本不想妥协,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想法的断然拒绝。在与里宾特洛甫及其他顾问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磋商后,希特勒写了一封很不友好的信作为回答。信的内容重复了他在会议桌上说过的话。因为信很长来不及翻译,希特勒便令施密特带着信去见张伯伦,当面进行口头翻译。施密特腋下夹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于下午3时左右离开了德莱森旅馆。快到彼得斯堡旅馆时,施密特发现旅馆门口已围了一群记者。有位记者喊道:“你带的是和平还是战争?”施密特小心谨慎,未走漏风声,连肩也没有耸一耸。其时,张伯伦在凉台上,施密特被立刻带了进去。片刻前,张伯伦与汉德逊还在不安地来回踱步;见施密特前来,首相刹时控制住了自己,似乎他是在偶然踱步。
  施密特回来后,希特勒焦急地问:“他说了些什么?他对我的信反应如何?”当他得悉张伯伦既不激动也不发怒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不到一小时,张伯伦便派两人渡河,给希特勒送来了答复。这封信既是妥协又是恶兆,是玩弄外交辞令的典范。首先,他答应将希特勒的提议交给捷克人,要求希特勒给他发一份详尽地阐述他的要求的备忘录。他建议,一俟收到元首的备忘录,他便动身回英国。
  他们进行了二次会谈。这想必是张伯伦回国之威胁所致。双方同意,张伯伦于该晚前往德莱森旅馆,一方面去取备忘录,一方面去听希特勒对此所作的解释。会谈于晚10时左右开始。由于参与会谈的人数增多,会议是在一小饭厅内举行的。汉德逊、寇克派特里克、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等人,围着希特勒和张伯伦成半圆形而坐,且坐得很随便。备忘录则由施密特翻译。希特勒要求捷军从地图——该地图系备忘录的附件——上所示的地区撤出。撤军将从9月26日开始,苏台德于28日正式割让给德国。
  “这是最后通牒!”张伯伦喊道,并举双手抗议。
  “是一道命令!”喜欢炫耀其德语的汉德逊用德语附和道。张伯伦拒绝将这样的一份文件转给捷克人。他说,且不谈其内容,其语调就足以引起中立派的愤怒。他怒斥了希特勒,好像元首是他的一个不顺从的阁僚似的。希特勒被迫处于守势的时刻不多,而这是其中之一。接着在所提的日程问题上他又受到三位英国政治家的联合攻击,因为这份时间表给捷克人所留时间实在太短,无法从苏台德撤军并移交苏台德。由于这份计划既行不通又具有危险性,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欧战。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此时,有位副官进来了,给元首带来一份电报。元首草草看了一遍后,元首将它交给施密特。施密特将它大声译成英语:“贝奈斯通过电台刚刚宣布,捷克各武装力量实行总动员。”
  最终打破沉默的是希特勒:“即使发生了这一闻所未闻的挑衅”,希特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当然仍将遵守诺言,在谈判期间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张伯伦先生,在您在德国逗留期间,我不会这样做。”这段话,因为是在心平气和中说出的,所以好像有点使人糊涂;但元首接着说的话可就不可能被误解了。他言简意赅地说,捷克的总动员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张伯伦匆忙地指出,动员不外乎是个预防措施,不见得是进攻性措施;希特勒回答说,在他看来,总动员一事表明,捷克人无意放弃任何领土。张伯伦再次不同意此说。他辩论说,捷克人已原则同意办台德实行自治,他们不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那么,何故总动员?希特勒紧追不舍。
  首相说,首先总动员的是德国嘛。
  那你也叫它总动员?元首尖酸刻薄地反驳说。接着,他又再次进行威胁:这次危机不会长期拖延下去了。他引用一句日耳曼的古老的格言:“恐怖之目标甚于无目标之恐怖。”他说,那份最后通牒,代表了他最后那句话。
  张伯伦说,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便无意义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为欧洲和平的一切希望已破灭,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英国。但是,他的良心是明如镜的;为了和平,他已竭尽了全力。不幸的是,他并未在希特勒先生身上找到回声。”
  希特勒最怕的是张伯伦拂袖而去,所以,他便急忙向他保证,在谈判期间,他决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语有如一阵雷雨,使空气变得清新。“为了让您高兴,张伯伦先生”,沉默片刻后,他说,“在日程问题上本人将作出一个让步。我是很少向人让步的,您是我作让步的其中之一。我同意10月1日作为撤退的日期。”
  在其他枝节问题上又谈了一阵后,张伯伦答应将此最后通牒转给捷克人。此时已是凌晨1时30分了,众人只好休会。元首对首相为和平而奔波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捷克问题是他不得不在欧洲作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
  张伯伦在称心如意的“再见”声中离开了德国。目击他步出旅馆大门的人们,并未在他脸上看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感。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末,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百分之一。”两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
  电话里出现深沉的嗓音——里宾特洛甫。“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他叫对方不要说出他的名字。“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他指的是霍拉斯·威尔逊勋爵——把这话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的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那末,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与你将此建议递交给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大吃一惊。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灵,在最后的时刻使元首的思想开了窍?抑或这纯粹是文字游戏,看着德国人战刀在头上飞舞的情况下,能作出多大的妥协?赫塞让里宾特洛甫将建议重述一遍。他重述了,并补充说:“不要有什么误解,你要再次指出,你是按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行事的,绝不是你个人的私人行动。”
  赫塞给唐宁街十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数分钟后,即晚7时44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我们在那里等待着,与法庭等待陪审团的结论一样。”哈罗德·尼科尔逊回忆道。但是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的声音带着某种感情,好像患了感冒,身体有病似的。他是个陌生的人。我们原以为他会发表一篇激烈的讲话。但没有。”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接着,张伯伦又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这使听众又吃一惊。“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但应明白,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的。”
  换言之,张伯伦仍在摇摆不定(后来,据肯尼迪大使说,他说过“是美国人和世界的犹太人迫使他进行战争的”)。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跳了起来:有人愤怒地高呼“代英国说话,阿瑟!”“我想知道”,他说,“当英国和英国所维护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文明,都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
  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之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动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末,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士一张纸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蜡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纸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
  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哀的美敦书。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一股劲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9月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借以同捷克人不断保持冲突和纠纷。9月18日这一天,正当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就向他的5个军团,共计36个师下达了行动时间表。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他对匈牙利和波兰不断施加压力,要它们参加趁火打劫的分赃勾当。9月20日,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畏缩犹豫大加申斥。希特勒说,匈牙利要参与大事,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能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他向匈牙利人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匈牙利应当马上提出它所希望取得的领土内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第二,它对任何方面提出的关于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建议不作任何保证。从希特勒向匈牙利人说的话里可以看出,不论张伯伦愿意怎么办,就是残存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让它长期存在。

  希特勒喜出望外,他正在为侵略捷克的事大伤脑筋。因为当时的德军实力有限,准备攻打捷克的只有12个师,而捷克却有35个装备精良的师;德国的国防军参谋部反对侵略捷克的军事冒险;如果英法坚决站在捷克一边,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如今张伯伦登门求和,这不是现成的敲诈机会吗?希特勒和张伯伦的谈判在一间密室秘密进行。据战后查获的当时翻译官的笔记透露,当时希特勒大谈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德英亲善的“功劳”。最后他杀气腾腾地威胁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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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柏林的鼓动下,波兰政府在9月21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特青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并且把部队开到了这一地区的边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也如法炮制。就在这一天,即9月22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的支援下,侵占了为德国领土包围的两个捷克边境小城--阿舍和埃格尔。

  “不论用什么办法,这次都要解决捷克境内300万日耳曼人的问题,就是为此打一场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在经过数小时必要的睡眠后,张伯伦飞返伦敦,并于次日召开内阁全体会议。他解释道,如果想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动机,看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希特勒先生“不会故意欺骗受他尊敬并一直与他谈判的人”。假如这样,他们“失去就两国间存在的种种分歧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机会”,那将是个大悲剧。
  当他沿着泰晤士河模拟德国轰炸机飞行路线返家时,他恐惧地说:“数以千计的家庭出现在机下。我问我自己: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无力发动一场为了阻止尔后会出现的战争的战争。”
  在内阁里,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力。首先,海军部的达夫·古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元首之保证,提议立刻实行总动员。张伯伦力谏他的阁僚,此类决定宜推迟作出。会议决定先与下令实行局部动员的法国进行磋商。
  星期天上午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我总无法驱除心中的疙瘩”,外相哈利法克斯说,“我觉得,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未给我们,只在那里发号施令,好像他已不战而胜似的。”只要纳粹主义依然存在,和平就不巩固。
  早些时候支持张伯伦的黑尔什姆勋爵,此时同意外相的看法。辩论开始了。斯坦霍普和毛姆两勋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压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备忘录,温特顿勋爵则主张出于道义应拒绝其建议。由于内阁意见大相径庭,张伯伦力图恢复内阁的秩序。他说,此时谈论接受或拒绝希特勒的条款,或觉得受辱,都是错误的。接受或拒绝,主意该由捷克人拿。
  内阁会议刚刚在不和中结束,张伯伦又碰见了一件伤心事。捷克大使扬·马萨里克来访,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希特勒的备忘录之内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剥夺了捷克斯洛代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个权利。“我的政府反对这些新的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尽力反抗。我们将这样做,让上帝保佑。”
  当晚,法国代表团又返回伦敦,以讨论局势。代表团团长达拉第宣布,法国不承认希特勒有权占领苏台德地区。对张伯伦所提的问题,即“若希特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一边界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上,你法国是否会宣战?”他的答复却含混不清。张伯伦催他明确表态,达拉第回答说:“在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后”,法国可能会“在陆上试图进攻”。
  为了让张伯伦与内阁磋商,会谈中止了半个钟头。“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能挖掘的而未挖掘,本人是不会甘心的”,他对其阁僚说,“所以,本人建议,以本人与希特勒先生的会谈为基础,以我私人名义致函希特勒。”这封信建议成立共同委员会以决定如何将捷克业已接受的建议付诸实施,由霍拉士·威尔逊爵士转交给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对此信拒不作答,霍拉士·威尔逊爵士便有权代表本人转达如下意见,即是说,如本呼吁遭到拒绝,法国将参战,若如此,我们似乎也应卷进去。”
  次日上午,9月26日,被希特勒称之为“对犹太人怀古感情”的威尔逊爵士,带着这封信前往柏林。(1968年,威尔逊对记者科林·克洛斯说:“他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感情,并问过他:‘你是否碰到过你喜欢的犹太人?’”)元首心平气和地听着,但越来越坐立不安。当他听到他在戈德斯堡备忘录中所提条款使英国公众震惊一语时,不禁喊了起来:“别再说了,再说也没用!”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鬼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48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
  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到了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一心想毁灭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不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全体日耳曼人——“与1918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1918年永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搭拉到前额——他精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百分之九十五是战。”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两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末,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作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呆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嘘!”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远较德国未作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8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作出更大的让步作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确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提高了首相的希望。
  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
  他于是便匆忙草拟了一份答复,请求再次与元首会见。“本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只是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多耽搁几天,您便愿意承担发动一场可能会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接着,首相又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之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于是,他重新怀着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准备次日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稿——这也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
  9月28日,星期三,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8时,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威兹萨克急忙赶至凯撒霍夫旅馆——他的上司住在那里。然而,“由于自己的一手有可能遭到破坏,且是巴黎搞的”,里宾特洛甫便大发雷霆。
  据威兹萨克的说法,他当时说:“双方的真正分歧很小,且仅牵涉到合并苏台德的方法问题。为这一小事便发动战争,这是荒谬绝伦的。”
  “这应留给元首决定!”里宾特洛甫喊道。说完,两人带着情绪,一同去了总理府。
  上午10时,即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4小时,弗朗斯瓦·本塞给汉德逊去了个电话,说他怕事情不妙。他求见元首之事尚未获准。很明显,元首今日不似会见各国使节。汉德逊答应从中帮忙。首先,他打电话给戈林说,希特勒拒不见弗朗斯瓦·本塞,而本塞却身怀是战是和的新建议。戈林打断了他的话。不久前还是维也纳的侵略者,他现在却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来了。“你一个字也用不着再说了”,他说,“我立刻去见元首!”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对人家的劝告则一概不听。待戈林前来讲理时,元首已回到了冬园。戈林发现前外长牛赖特也在客厅,便邀他一同去见希特勒。然而,一进入会议室,辩论的重负反落在牛赖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说,“不管情况如何您都要发动战争吗?当然不行!”
  里宾特洛甫在冬园外徘徊,希望元首请他入内。戈林从园内出来,怀着敌意朝他大步走去,大声喊道:“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假如战争爆发,本人将第一个告诉德国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当着一群群副官的面,这两位高级领导便开始唇枪舌剑,又是恫吓,又是辱骂。里宾特洛甫指责对手怕战;戈林吼叫着反驳说,只要元首“进军”一声令下,他将乘坐领头的飞机出发——条件是,里宾特洛甫必须坐在他身后!“若不是局势如此严重”,魏德曼回忆说,“这两个‘神经质演员’,如同经常发生在彩排前的舞台上的情况一样,互相攻击,是非常可笑的。”
  过了一会儿,上午11时,里宾特洛甫终被召进冬园,以便出席与弗朗斯瓦·本塞的会晤。这依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预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自然,你有必胜的信心,就像我们有信心打败你一样。不过,你的主要要求无须战争便可得到满足时,你为何要冒险?”
  很明显,弗朗期瓦·本塞的一席话,又慢慢地扭转了乾坤,有利于和平了。希特勒已不再火冒三丈,但也不能为这位法国人的逻辑作出回答。突然,一个副官插话说,阿托利科大使在门外求见,说带来了罗马的急信。
  一眼瞥见元首从冬园出来,阿托利科老远便不客气地大声呼叫,说他身上带有墨索里尼的急信!“意大利总理通知您,不管您作何决定,元首,法西斯意大利都作您的后盾。”喘匀气后,他补充说:“然而,意大利总理的意见是,您还是接受英国的建议为好。他求您勿搞总动员。”
  “告诉意大利总理,我接受他的建议。”希特勒说完便进了冬园。他对弗朗斯瓦·本塞说,墨索里尼刚询问他是否接受他的建议——却未说明他已同意这样做。两人继续会谈。但希特勒心神不定。很明显,他仍在考虑墨索里尼的意见。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表明会晤到此结束。弗朗斯瓦·本塞问,他是否应通知其政府,说元首的态度不变。希特勒心神不定地回答说,他将于下午作出答复。
  人们继续一个个进入冬园。中午过后几分钟,汉德逊在接待室内挤开人群,进入冬园。“事情好办些了”,一个德国朋友小声对他说,“只是要吃得住。”在会议室内,希特勒耐心地倾听着。施密特将张伯伦的提议译了出来:他将立刻前来柏林与他磋商。希特勒答道,他得先与墨索里尼通话。
  墨索里尼赞成这个想法。他建议大家在慕尼黑开会碰头。希特勒同意后,便匆忙向达拉第和张伯伦发出邀请。发给张伯伦的邀请书是于后者在众院发表讲话时抵达的。这时,玛丽王后正与哈里法克斯、鲍尔温及其他要员们一起站在走廊里。张伯伦刚宣布希特勒已接受墨索里尼关于推迟总动员的建议一事,财政大臣便递给他一张纸条。首相的脸色立时变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不止于此,我还有话对诸位说。我得到希特勒先生通知,他邀请本人明日上午在慕尼黑与他相见。
  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不知谁喊了一声:“为首相感谢上帝!”此语一出,全场便空前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作为自制象征的玛丽王后,与肯特女公爵和张伯伦夫人一起,竟放声大哭。约翰·西蒙爵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未欢呼者为数极少。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休会。我亲眼看见,男人们(有些人曾蔑视张伯伦)含着泪水,走了过去,使劲地握着首相的手。”“众议员中也有少数人未动感情,其中之一是温斯顿·丘吉尔。”“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呢?”有人听他痛苦地说:“难道没人想到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在民主国家内,人民也如释重负,例外者只寥寥无几。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街头,人们兴高彩烈地争阅宣布危机已经结束的号外新闻。布里特大使从巴黎给他的朋友罗斯福的信中说:“今晚,我真是轻松极了,真想见人就拥抱。我真希望我是在白宫,好在您的秃顶上狠狠地吻一下!”罗斯福总统则从华盛顿给张伯伦发了一封仅有两字的电报:好人。
  从另一位总统(贝奈斯)那里,首相收到了一封较长的电报——是个请求:“本人真诚地求助于张伯伦先生,因为我们真心希望为和平作出贡献。所以,我请求你们,在未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申诉前,勿在慕尼黑作出任何决定。”
  大多数德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反希特勒集团却惊诧得目瞪口呆。这条新闻破坏了他们武力捉拿希特勒并建立军事统治的计划。当哈尔德得悉要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觉得“在此情况下已再无法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下午6时,在群众的热烈的欢呼声中,意大利总理的豪华专列离开了罗马。他神彩飞扬。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不但被作为和平的救星而受到全球的欢呼,而且还因帮助希特勒度过难关而赢得了他的感激。墨索里尼也觉得,在一场外交战中他赢了英国。在与齐亚诺一起进晚餐时,他友善地取笑了他们。“在一个人们将动物崇拜到如此地步,以致要为它们建造房屋和医院,为它们修筑墓地,甚至连遗产也可由鹦鹉来继承的国度里,你尽可以相信,它已开始腐朽了。此外,别的原因不说,这也是英国的国民结构的一个后果。有400万妇女盈余,400万妇女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人为地造出一系列问题来——目的在于抚慰她们的理智,或让它兴奋。因为无法去拥抱一个男人。她们只好去拥抱全人类。”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呆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9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之精明能干不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那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作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毛山榉树下的一张摺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之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之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作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沸腾。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作出的不折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11时15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作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11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仑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之怨恨的首当其冲者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末,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作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时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它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未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毋需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战争的消息”,伦敦的《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使俄国人惊讶。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奇怪的是,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而里宾特洛甫则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依我们估计”,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对我们,这不但是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柏林前9分钟,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9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未发现信中的那份信心。相反,他的一名秘书,格尔达·达拉诺斯基注意到,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从未见他如此过。另一名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但是,在他的仆人看来,他是信心的缩影。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作出典范。”

   9月22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紧张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为了"避免战祸",张伯伦又再次出发到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虽然张伯伦给希特勒带来了后者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中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但是他们在9月22日下午在来因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会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德国代办在伦敦飞机场送张伯伦启程之后,就立刻给柏林发了一个急电:"张伯伦一行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动身的……毫无疑问,对张伯伦政策的反对正在增强。"

  深怕战火烧身的张伯伦连忙反驳:“如果元首决定动武,那我们还有什么谈判的必要?”

(6)

   会谈开始后,这次先由张伯伦发言。他先解释了自己在经过"吃力的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不但使英法两国内阁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然后,他就详尽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他已经接受了伦西曼关于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的建议。至于杂居地区的前途,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不仅如此,希特勒极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代替,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无故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

  希特勒猛然提问:“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这时的希特勒已不是谈苏台德日耳曼人自治的问题,而是赤裸裸地要求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了。

  次日清晨,9月29日,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独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消请求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说过的那样,‘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11时15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了。弗朗斯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他离开时,城里既紧张又可怕。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仅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会议将在那里举行。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65英尺,宽100英尺。大厅里有两座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
  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座位设在小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在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都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
  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鸟瞰着科尼希广场。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墙上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仑巴赫画的巨幅俾斯麦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一次,在关于就苏台德地区的财产向捷克人提供赔偿的问题上,张伯伦表示关切而且喋喋不休。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消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程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3时了,会议体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
  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斯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半圆圈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个问题,他仍像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凯撒出席的场合。你记得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位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丽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
  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
  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无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作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这对我是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3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
  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作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儿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今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他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捷克的两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着。凌晨2时15分,他们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把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此时,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一个捷克人哭了。“相信我好了”,弗朗斯瓦·本塞告慰他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它不过是一个刚开场的故事的一刹那,而这个故事也必将将此旧事重提。”
  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秘书说,“并遵守之,这很好;如他出尔反尔,那就能说服美国人,使美国人相信他是什么人。”
  希特勒一听完这份备忘录的译文,便连声称“行!行!行!”两人未费多少口舌便在上边签了字。张伯伦将一正文交给希特勒,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他坚信,希特勒也与自己一样热心。然而,施密特觉得,对于措辞他虽同意了,但有点勉强;他之所以签字,仅是要使张伯伦高兴。希特勒似乎要散布互相矛盾的印象。他私下高兴地对男仆说,首相如此老迈年高,还专程前来看他。“我给他的东西够多的了。他不会很快又再来”。然而,一会儿后,他又对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少将说,“他喜欢这位老人,希望能继续与他谈判。”希特勒向恩格尔保证,他自己“并不想采取有潜在危险的任何步骤。首先得消化已得成果。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是不会跑掉的”。
  张伯伦的座机于清晨5时38分在赫斯顿着陆。他站在机舱门口,带着微笑,挥动着他与希特勒签署的文件。“我将它搞到了!”他对哈利法克斯喊道,“我将它搞到了!”群众的欢呼声仍在耳旁吼叫,他便当众宣读了英王写给他的信,要他“立刻赶至白金汉宫,以便令我本人有机会对您的慕尼黑之行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从机场至宫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欢迎——给予英雄的欢迎,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一封私函中,他曾描述道,街道上“从头至尾都站满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高声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跳上汽车的踏板,捶打着玻璃,把手伸进车内与我握手”。整个英国似乎都要向他祝贺并感谢他。“没有一个从沙场得胜回朝的征服者”,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曾获得更荣耀的桂冠。”
  在唐宁街10号前,他被人群包围了。人们尖声欢呼,不愿散开。张伯伦无奈,只好走至一敞开的窗户前。欢呼之声越来越大,最终成了“他是个大好人”的喊声。他站在窗前,满面红光。这扇窗户恰好是1878年迪斯勒里从柏林会议回国后宣布“光荣的和平”时所站立过的窗户。他说:“在我国的历史上,这是光荣的和平。两次从德国回到唐宁街,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数周来的危机终告结束。英国除少数人外,均兴高采烈。
  然而,在新总理詹·西洛维将军上任并通过电台宣布由于他们已遭抛弃、孤立无援,本届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时,布拉格并未举行庆祝。他说,这是“领土之减少与国家之死亡”之间所作出的选择。

   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来说,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极简单、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在场的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自满心情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这一问题并没使张伯伦大为吃惊,来谈判之前,他已同法国商定,两国决不会帮助捷克作战,而且决心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以求和希特勒妥协了。

(7)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

  张伯伦慢条斯理地说:“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在德国之内还是之外,原则上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暗示他同意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了。

  墨索里尼也受到了盛大欢迎。这次欢迎,他自己认为,是他整整20年法西斯生涯中所受到的最盛大的一次。在每个火车站和交叉路口,不计其数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列车并尽情欢呼。许多人还下跪迎接。在罗马,他乘敞篷车沿国家大街缓缓前行,从用枝叶搭成的凯旋门下驶过——他受到了只有凯撒才配享受的欢迎。车队进入威尼斯广场时,人们齐声高喊:“领袖!领袖!”当他最终在阳台上出现时,群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此情此景表明,他也许从未如此受欢迎过。
  尽管如此,在慕尼黑会议的参与者中,最受世界推崇的仍首推张伯伦。他的消瘦身材和那个鹰钩鼻,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和平的象征。前继位王子威尔士亲王秘密致函于他,感谢他“拯救了和平”。退位德皇也致函玛丽王后说,他毫不怀疑,首相避免了“一次最可怕的灾难”,“既有天示又有上帝指引。”大部分德国人均有同感。10月1日早晨醒来,人们均在祈祷:在他们的军队跨进苏台德时,切勿受到阻碍。拂晓时,希特勒的专列驶抵捷克边境。第一个向希特勒表忠的将军——莱希瑙——向他报告时所使用的语言,令魏德曼大吃一惊:“我的元首,今天,陆军正在作出一次士兵们所能为他们的最高统帅作出的最大的牺牲,那就是,不发一枪地向敌人的领土挺进!”
  魏德曼不相信一个德国将军竟会讲出此等荒唐话来。另一个将军插话说:“不错,我的元首,今晨我到了我旧时呆过的团。由于禁止进攻捷克的平房,许多士兵都在哭泣!”
  希特勒说:“失败主义者一直在向我嘀咕,说什么我的政治会导致战争!”这种话,且又说得如此尖刻,使站在他身后的魏德曼大吃一惊,他所指的失败主义者是谁?在首相府,过去几小时的紧张和疲劳已使张伯伦精疲力尽。“在我一生中,我从未那样过。我的精神差点儿垮了”,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承认道,“我重新振作起来,因为,在议会里我还得再经受一次酷刑。”10月3日,星期一,议会开幕了。至那时,许多人的兴头已过,耻辱取代了幸免一战的轻松感。在下院,达夫·古柏提出辞呈,辞去了内阁职务,挑起了关于慕尼黑问题的辩论。他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必然导致一场欧战。“首相一直相信,用合情合理的语言可打通希特勒先生。我倒相信,他更爱听的是铁甲拳头的语言。”
  既疲倦又愤怒的张伯伦起身回答说,他与希特勒在元首的寓所签订的协议,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双方均有诚意和良好的愿望;希特勒曾一再着重说明这点,他要自食其言是异常困难的。人们朝他鼓了掌,但缺乏热情,原因是整个议会笼罩着一种内疚的情绪。辩论持续了3天,丘吉尔雄辩的谴责,使辩论达到了高潮。“一切都过去了”,他说,“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地、悲哀地沉进黑暗。它被抛弃了,且支离破碎。”忠诚而勇敢的英国人民,在得悉这一条约的消息时,自发地兴高采烈并觉得宽慰。这,他并不嫉妒。“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真实情况。他们应该知道,长期以来,我国的防御力量不足,且又大遭忽视;他们应该知道,即使未发生战争,我们已蒙受巨大损失,其影响深远……别以为事情就此告终,这仅是算帐的开端。”
  在此之前,张伯伦及其迁就他的同僚曾就东欧中部(希特勒将作出保证)问题提出过修改后的解决办法。但是,时至今日,事情已很明显,元首的计划与此完全相反,且无法进行调解。张伯伦及其保护伞正在变成怯懦的象征。这令他担心。他于是便求助于阿道夫·希特勒。他秘密致函希特勒,询问元首在当晚于体育馆发表的演讲中,能否“在引导英国的公众舆论方面给首相以某种支持”。希特勒欣然同意,对张伯伦议会内的恶毒攻击者发动了猛攻。然而,这一抚慰和援助其实是不必要的。次日,10月6日,下院匆忙批准了张伯伦的政策,凭这一政策,在新近的危机中,战争被避免了。投票结果是366票赞成,144票反对。35名背叛者——包括古柏、艾登和丘吉尔在内——弃权。
  上述三人的攻击在柏林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希特勒把他们攻击张伯伦的每个字都看作是人身攻击。在签订这项协议后,他高高兴兴地从元首大楼出来——他的副官和随从等均同意这点——相信捷克问题已一举永久得到解决。他也有心承担在这桩买卖中他应承担的义务。
  英国的齐声谴责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在威廉大街,人们已听到窃窃私语,说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趁希特勒烦恼之机对他说,在慕尼黑他并未完全利用西方民主国家对战争的恐惧心理,英国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日后装备较好时发动进攻。
  弗朗斯瓦·本塞在了解到有此不满情绪后,极力使希特勒冷静下来。为此,他特别建议希特勒与法国签订一项类似与张伯伦签订的协议。“我想在他眼前展现签订更多协议的可能性。这些协议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财政方面的。它们或许能导致欧洲组织起来。我也希望能将他的思想引向非暴力的前景和方向去。”
  然而,希特勒却相信,或假装相信,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昂(大英帝国的原名—译注)已欺骗了他。10月9日,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一篇刻薄的演讲中,他流露了这种想法,把英国的态度比作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态度。他继而攻击了丘吉尔、古柏和艾登这心怀恶意的三架马车,所用言词较在体育馆的演说更尖酸刻薄得多。
  3天后,希特勒的谩骂产生了效果。其时,专为实施慕尼黑协定而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一致投票赞成不举行公民投票。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早已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即以1910年的人口普查为准,以决定哪些地区该割让给帝国。事情越来越明显,原来的协定已受到歪曲,捷克将被剥夺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10月中旬,弗朗斯瓦·本塞最后一次呼吁希特勒要讲道理。那是在他调任罗马前向元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的。希特勒向来喜欢这位大使。为了对法国大使7年来在柏林作的服务表示感谢,希特勒特邀他前往建在克尔斯坦山顶(高出地面一英里)的茶馆。这个茶馆是在鲍曼孜孜不倦的指挥下建成的,据说耗资3000万马克。从工程学上来讲,它是个创举。从贝格霍夫通向山顶长5英里的柏油公路也是如此。这条公路弯弯曲曲,完全是从山间炸出来的一条通道,还有几个人为此丧生。弗朗斯瓦·本塞坐着车子,沿这条公路上山,进了凿于峰底的地道。到了走廊的尽头,他被带上一座用黄铜镶嵌的扶手电梯。电梯的梯座完全是从岩石中挖掘而成的。在上升约400英尺后,弗朗斯瓦·本塞发现自己已进了一条过道,其柱子全是罗马式的。在通道尽头是一座圆形的玻璃大厅。在敞开的火炉中燃烧着大块大块的木头。大厅的周围群山环抱,使这位法国人有置身于太空之感。沐浴在秋日黄昏的阳光中的这个景色,壮丽辉煌,几乎到了令人幻想丛生的地步。
  法国大使和元首就是置身于这奇妙的环境中——希特勒曾来过此处数次。它的富丽堂皇已开始令希特勒生厌——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希特勒脸色苍白,神容疲倦。他说,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他很失望。危机还远没有结束。事实上,若局势没有好转,危机可能更加深化。他抱怨说,大不列颠“正在高声威胁,号召拿起干戈”。
  大使指出,在和平得以维护后,人们过度兴奋,这必然会产生某种反动。还有,希特勒自己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严厉的演讲也散布了这种印象,即捷克的牺牲仅增加了德国的胃口,因而加强了慕尼黑公约的反对派的地位。
  希特勒进行了反驳。目前的麻烦首先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他并未讲过反对法国的只言片语。当希特勒继续为其对待捷克人的方法辩护时,弗朗斯瓦·本塞打断了他的话,告诫他勿对过去恋恋不舍,更重要的是未来。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均也表明,他们能和睦相处,”逐渐引导欧洲朝更稳定更正常的方向”发展。对打断他的话之举,或对这一概念,希特勒均未予以反驳。他说,为此努力他是作好了准备的。
  下山时,弗朗斯瓦·本塞重温了这次会谈。“我知道,他是朝三暮四,装聋作哑,矛盾重重,举棋不定”,他向巴黎报告说。“他温文尔雅,酷爱大自然的美景,在饭桌前讨论欧洲政治时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就是同一个人,他可以变得极度疯狂,如醉如痴,并野心勃勃。有时候他站在地球仪前,恨不得将各国、各大洲的历史和地理一古脑儿推翻,活像是个发了疯的造物主似的。有时候,他又梦想做个和平的英雄,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竖立最雄伟的纪念碑。”
  元首身上这些明显矛盾使许多外国人认为,他不外乎是个疯子。其中之一是现已安居在伦敦的西蒙·弗洛伊德。“疯子会干什么,你是很难断定的”,他对美国一名追随者说,”你知道,他是个奥地利人,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多年。”希特勒接管奥地利时,他似乎头脑发昏。
  希特勒先前的一个信徒,在汉夫施坦格尔从德国出逃后曾与其多次议论元首的卡尔·古斯达夫·容格博士,却又另有一番理论。那年10月,他对刚从布拉格返回的H·R。尼卡博士说:“在医学上,希特勒属于不可思议的人物类型。他的身躯并未显示出力量;他的相貌突出的特点是他那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照的照片尤其令我有这种印象。他的双眼有预言家的神情。”听了这话后,尼卡博士便问,希特勒为何能使几乎每个德国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外国人却对他不屑一顾?“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在潜意识中对德国命运的想法和感受告诉每个德国人的人,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失败后,使每个德国灵魂都染上色彩的是典型的德国的嫉恶观——德国劣于他人,是老二,是参加宴会常常迟到者。希特勒的力量不是政治上的,它是魔术般的。”希特勒的秘密在于他容许自己受自己的潜意识支配。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能集中精力倾听某个神秘的小声建议,“然后便依此建议行之。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即使我们的潜意识有时也在梦中出现,但我们的理性太多了,大脑太多了,因而不服从于它。但是,希特勒不但听了,而且还服从于它。真正的领导人是常常受领导的。”希特勒唱的是纯粹的条顿调,德国人听来顺耳,于是他们便选择他为代表。他是一个能煽动原始人的煽动政治家,是他们的部落历史的回声。
  容格断言,英法两国是不会履行其对捷克作出的新的保证的。“没有一个国家会遵守诺言。国家是一个盲目的大可怜虫。跟随着什么?也许是命运。国家是没有荣誉可言的。它没有诺言可守。”所以,为何要企望希特勒遵守其诺言?“因为希特勒就是国家”。

   "是的。"首相微笑着回答。

  9月16日,张伯伦回到伦敦。当晚召开内阁会议,鼓吹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阻止希特勒进犯整个捷克。9月18日达拉第也愁眉苦脸地赶到伦敦。经过一番秘密的策划,英、法炮制了一项出卖捷克的计划:“凡是苏台德区日耳曼居民占50%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

   "我极其抱歉,"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第二天,英、法两国向捷政府提出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的“建议”。在人民的压力下,捷克政府起初拒绝这一“建议”。英、法以解除盟约要挟,还警告如果因此发动战争,威胁到欧洲的利益,捷克要负全部责任。在万般无奈之下,捷克政府只好屈从英法的利益,同意割让领土。

   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胀得通红。不过显然一点也不是因为恨希特勒骗了他,恨希特勒像普通一个敲竹杠的人一样,只要对方一答应,就立刻涨价。张伯伦所惋惜、着急的只是,他牺牲捷克人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来的和平大厦,就像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他告诉希特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应当有理由说,元首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掷,他被英国的正直人士指责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希特勒屈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还有人嘘他。

  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等在慕尼黑的“元首官”里进行会谈。其实这次会谈没有新的内容,只是给已达成的交易补办个手续。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动希特勒的铁石心肠。他仍然要求,苏台德区必须立即由德国予以占领。这一问题至迟要在9月28日完全地最后地解决。

  第二天凌晨1时半,四国便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协定,捷克必须从10月1日开始的十天内,把苏台德区及其附属的一切设备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的两名代表在会谈前已经来到,但不许参加会谈,只能在会议室外的隔壁房间里等待四个大国的判决。

   这样,张伯伦心里"充满了凶事临头的预感",只好退回到来因河彼岸去考虑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他在电话中同自己的阁僚以及法国政府的大员商量以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希望,大家只好同意伦敦和巴黎应当在第二天通知捷克政府:它们不能再继续承担建议捷克政府不要动员的责任。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但在第二年的3月,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再过五个月,就以侵略波兰挑起了对英、法的全面战争。英、法两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去助长法西斯的野心,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显然,德国的独裁者并不愿张伯伦就此脱钩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把捷克人撤退的期限推迟在10月1日。希特勒卖乖地说:"张伯伦先生,买你的面子,我愿意在日期上作一个让步。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你是难得的一个。我可以同意规定10月1日为撤离期限。"说着,他拿起笔来,在备忘录上把日期改了一下。

   希特勒还表白说,如果他用武力,那么,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取得的土地和他现在提议割让的地区就完全不一样了。张伯伦随即表示,他准备将德国备忘录转交捷克政府。第二天上午,希特勒和张伯伦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分手告别。在分手之前,他们两人又单独会谈了一会儿。希特勒说,就他而言,苏台德问题是必须予以解决的最后一个大问题。他还说到德英的密切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合作,说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他最为关心的事。他又耍起他的老一套来了。"我们两国没有必要产生分歧",希特勒说,"我们不会干预你们在欧洲之外的利益,而你们让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自由行动,也无损于你们。当然,到一定时候,殖民地问题也得解决,现在不急,况且也决不会因这个问题而打仗。"

   然而就是这一点,对英国首相来说,也似乎颇有作用。他对希特勒的"开恩"十分领情,并表示愿向有关方面转达。最后,张伯伦真挚地同"元首"道别。他说,他感到由于过去几天的会谈,他和"元首"之间已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仍然希望目前困难的危机将能克服,那时他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同"元首"讨论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

   希特勒感谢张伯伦这一番话,并告诉他,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再次保证捷克问题是他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希特勒否认还要攫取领土的声明,看来对告辞回国的英国首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随后在下院发表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希特勒作这番表示时"怀有极大的诚意"。

   事实上,张伯伦在9月24日回到伦敦后,就马上设法说服英国内阁接受希特勒的新的要求。不过,这次他碰到了没有料到的反对。海军大臣达夫·古柏坚决反对他。令人惊讶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提出了异议。张伯伦已控制不了他的内阁了。这时英国广泛开展要求张伯伦下台,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运动。他同样也不能说服法国政府,后者在9月24日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在同一天下令部分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愤然拒绝纳粹的要求,而且征召入伍的兵员总数近一百万人。

   面对这些,张伯伦十分焦急。他要向德国独裁者作一次最后的呼吁,他急忙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希特勒,并且在9月26日下午,由他的心腹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乘专机赶送到柏林。

   张伯伦在这封信中,极力讨好希特勒,他说,由于捷克人已经情愿把希特勒所要的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捷克和德国应立即各派代表举行会议,达成协议来解决移交这块领土的办法。希特勒的答复是,只有捷克人先接受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同意德国在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区,他才肯向他们谈判细节。希特勒说,他一定要在44小时内--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得到肯定的答复。

   那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已经破釜沉舟了,他在挤得满满的柏林体育馆内对贝奈斯总统进行恶毒人身攻击,宣称战争与和平问题现在要看捷克总统怎么来决定,不管怎么说,他都要在10月1日拿下苏台德区。他滔滔不绝,怒不可遏的语言和会场中不断迸发的欢呼喝彩,使他忘乎所以,如醉如狂。虽然如此,他还是很狡猾,没有忘记给英国首相一点甜头。他感谢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并且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他鄙夷不屑地说:"我们不想要捷克人!"

   在9月27日下午,威尔逊刚走不久,希特勒就发出了一个"绝密"的命令。命令大约21个加强团,也就是七个师组成的突袭进攻部队,从训练地区进驻捷克边境的出击点。为了在群众中激起战争狂热,希特勒下令在黄昏时分,乘十万柏林人下班上街的时候,在首都检阅一个摩托师。结果,至少对最高统帅说来是一场大失败。柏林的老百姓对此表现了惊人的冷淡,根本不想听到战争。

   在总理府内还有更坏的消息。从布达佩斯来的消息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通知匈牙利政府,如果它进攻捷克的话,它们就将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这样战争就要扩大到巴尔干,而这却是希特勒所不愿见到的。巴黎来的消息更严重,那里的德国武官来的电报说,法国的部分动员几乎不亚于总动员。因此估计,到下令动员以后的第六天,第一批65个师就可以在德国边境部署完毕。而且,美国总统和瑞典国王也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这时,希特勒确实知道:布拉格毫无畏惧,巴黎在急速动员,伦敦态度转硬,他自己的人民漠然无动于衷,他的将领坚决反对他,而他关于戈德斯堡建议的最后通牒到第二天下午2点钟就要到期了。这时希特勒又想起了张伯伦,写信要他继续努力,使布拉格政府在这个最后时刻恢复"理智"。

   9月27日,这位英国首相给贝奈斯发了一份电报,警告他,如果明天(9月28日)下午2点,捷克政府还不接受德国的条件的话,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蹂躏。这样,张伯伦就不是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希特勒头上,而是把它放到了贝奈斯的头上。然而,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接着,张伯伦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别无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按原有疆界重建故国。"

   张伯伦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在晚上8点30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他说,"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为了争取"和平",他决心到德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他讲道,"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

   当晚10点30分,希特勒要张伯伦"继续努力"的信到了,这正是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此外,张伯伦还给墨索里尼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并让他敦促希特勒接受这一建议。

   法国准备在慕尼黑会议上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苏台德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这时也积极协助张伯伦策划慕尼黑阴谋。9月24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向国内报告说,英国驻德大使对英国国内反张伯伦势力的发展十分不安,并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张伯伦的倒台就意味着战争。他呼吁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张伯伦,以巩固他的地位。美国驻英和驻法大使也向本国政府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美国总统为了搭救张伯伦、达拉第,于9月26日发给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两封内容相同的信;国务卿赫尔则给张伯伦和达拉第发出两封同样的信,呼吁他们继续谈判,以便"和平地、公正地和建设性地解决争论的问题"。9月27日,美国总统又给墨索里尼一封秘密信件,请他"帮助继续努力,以求用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就争论问题达成协议,而不要诉诸武力。"当晚,罗斯福又单独给希特勒去信,建议在欧洲某一中立地区立即举行会议,由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直接有关的各国参加。这个建议说:"继续谈判仍然是唯一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眼前的问题可以在持久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经过阴谋家们的精心策划,一个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会议就这样开场了。美 国虽然没有正式参加慕尼黑会议,但被认为是"未出席会议的参加国"。

   9月29日午后12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暗后室开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大街上遭到啤酒馆政变失败惨剧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那天一清早,他就前往德奥边境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刻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引用希特勒的,"终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对此表示同意。

   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英国和法国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事实上,张伯伦到慕尼黑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让捷克人,甚至也不让法国人,阻碍他同希特勒迅速达成协议。至于达拉第,他整整一天都像是晕头转向地那样跟着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然而业已下定决心的首相还是不放心。

   会谈是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 普遍亲善的气氛"。没有人当主席。整个进程都是很随便的。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无论如何都要在10月1日进军"的开幕发言以后,他们还要拼命迎合他。

   会议在墨索里尼发言时,接触到了实质问题。他是第三个发言的。他说,"为了提供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书面建议。其实,意大利领袖当作他自己的折中方案拿出的骗人东西,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草拟出来的。戈林把它拿去给希特勒看,希特勒说可以。于是马上就由施密特博士译成法文送给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阿托利科把它全文用电话传到罗马,那位意大利独裁者,在要上火车赴慕尼黑之前刚刚收到。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柏林制造出的德国建议。

   建议的措词同希特勒被拒绝的戈德斯堡要求极为相似,因此上述事实本来似乎应当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达拉第和张伯伦或者现在随他们来开会的英法驻德大使来说,却并不是如此。法国总理"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说它是本着客观和现实的精神提出来的;英国首相也"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并且宣称他本人也想到过一个同这个建议相似的解决办法。至于汉德逊大使,他认为墨索里尼"巧妙地结合了希特勒的建议和英法建议而作为他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弗朗索瓦-庞赛大使的印象是,与会者是根据由霍拉斯·威尔逊起草的一项英国备忘录在进行工作。这些不惜一切代价一心只想姑息的英法政治家与外交家竟然如此愚蠢,容易上当受骗!

   既然"意大利建议"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剩下的就只有少数细节还要推敲了。过去是商人出身而且又曾任过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希特勒激动地回答说,根本不给什么赔偿。首相反对规定捷克人在迁出苏台德区时,甚至不能带走他们的牲畜。他说,"难道这是说,农民要被逐出,而他们的牲畜倒要被留下吗?"这时希特勒冒火了:"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对张伯伦嚷了起来。首相就此再也不提这回事了。

   张伯伦开头确也曾坚持应当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话来说,"随叫随到" 。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让。他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最后,张伯伦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大家同意,像首相所建议的那样,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

   在那天下午会议上,果然来了两个捷克代表,一个是捷克驻柏林公使伏伊特赫·马斯特尼,一个是布拉格外交部的休伯特·马萨里克博士,他们被冷淡地带进隔壁一个房间里。直到晚上十点,这两个郁郁不乐的捷克人给带去见首相忠实的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代表张伯伦把四国协议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给他们一张捷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区的地图。当两个捷克使者想提出抗议的时候,那位英国外交官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就走了。两个捷克人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希东-格瓦特金也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诫捷克人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讲得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他们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虽然这话必然使两位捷克使者十分伤心,但说的却是老实话。9月30日凌晨刚敲过一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就按这个次序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如希特勒过去一再预言的那样,在10月1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10月10日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希特勒已经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没有得到的东西了。

   为了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从希特勒的要求,并把人民的情绪引向指定的方向,惯于撒谎的帝国主义分子采取的欺骗手段之一,就是宣称苏联不遵守它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相互援助协定。事实上,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阴谋诡计的每一阶段,当时苏联政府都明确表达了苏联决心履行盟国义务的坚定意志。法国政府于1938年9月初询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袭击,苏联将如何对待。苏联政府在答复中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第一,发表苏、英、法三国联合声明,宣布如果德国无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它们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敦促国际联盟讨论防卫手段与途径;

   第三,苏、法、英三国举行全面会谈,以讨论技术问题。

   当波兰政府准备参与瓜分从捷克斯洛伐克分割来的战利品,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集结军队时,苏联政府在华沙提出了抗议。苏联政府声明,它将把波兰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视为无端入侵,并将立即废除波苏互不侵犯条约。

   伦敦与巴黎的诽谤者甚至不惜造谣说,慕尼黑协议是同苏联政府商量好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是,在捷克危机时刻,只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坚决主张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声明:只要法国履行自己的义务,苏联就立即给予援助。后来斯大林曾委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转告捷政府,即使法国不出兵,只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坚决抵抗法西斯侵略,并向苏联提出请求,苏联也准备给予军事援助。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阶级在这紧要关头拒绝了苏联的支援,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屈服了。他们宣称:"我们宁愿希特勒攻进来,而不愿靠伏洛希罗夫来保卫我们。"

   在牺牲捷克的慕尼黑协定签字之后,张伯伦又奴颜婢膝地找希特勒会谈所谓世界和平问题。他说,"相信元首会在实施慕尼黑协定方面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并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人不会"不讲理到制造什么困难"的程度,而如果他们造成什么困难的话,希望希特勒不要轰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损失。"这些话还只是张伯伦所要说的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的开端。要不是施密特把它记录在案的话,即使张伯伦在前一天夜里已经对德国独裁者作了那样下贱的投降,人们也简直不能想象这番话会出自一个英国首相之口。

   张伯伦还向希特勒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俄国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的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

   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并肩"对英国作战。

   张伯伦"胜利"地回到了伦敦,达拉第也同样地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张伯伦挥舞着他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来迎接拥到唐宁街来的人群。他们向他高喊"好样的尼维尔!"还对他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刮刮叫的好人"。张伯伦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十号三楼的阳台上向他们讲了几句话。

   "我的好朋友们,"他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他挥舞着《英德宣言》,在阳台上高呼:"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然睡觉去吧!"

   《泰晤士报》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居然有一个自发的运动来筹集一笔"全国感恩基金"来向张伯伦致敬,不过,他谦虚地拒绝了。只有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一个人因此辞职。在继之而来的下院辩论中,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那篇值得纪念的发言中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然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暴风雨般的抗议声平息以后才能接着讲下去。

   布拉格的情绪当然大相径庭。9月30日清晨6点20分,德国代办把捷克外交部长克罗夫塔博士从床上叫起来,交给他慕尼黑协定的文本和一份要捷克斯洛伐克派两名代表参加"国际委员会"下午5点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邀请书。这个国际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的。

   贝奈斯总统整个上午都在赫拉德欣宫中同政界与军界的领袖们会商捷克的前途。英国和法国不但抛弃了他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拒绝慕尼黑条件的话,它们还将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下午12点50分,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为此发表的官方公报说,它是带着"对全世界提出抗议"投降的。新任总理西罗维将军在下午5点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广播中愤懑地解释说:" 我们被抛弃了,我们是孤独的。"

   一直到最后,英国和法国都还在对被它们诱骗、出卖的国家施加压力。这一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见了克罗夫塔博士,想确实弄清楚捷克人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起而反对投降。克罗夫塔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被迫落到这种地步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今天轮到的是我们,明天轮到的就是别人了。"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的要求下于10月5日辞职,后来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险,就飞到英国,开始度流亡生涯。从这时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扬言要对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像食尸的饿鹰一样,乘虚而入,各分得了一块土地。除此而外,柏林还逼着这个肢体残缺、防务荡然的国家成立一个显然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亲德政府。人人都了然,从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第三帝国元首的鼻息下苟延残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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