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从乞丐到元首,纳粹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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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3—1924 1923 1922—1923 1919年9月,陆军政治部情报员希特勒应邀加入「德国工人党」,成为该党第55名党员。14年后,纳粹党以43.9%的得票率,成为国会第一

1923—1924

1923

1922—1923

1919年9月,陆军政治部情报员希特勒应邀加入「德国工人党」,成为该党第55名党员。14年后,纳粹党以43.9%的得票率,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纳粹党疯狂的发展原因许多,其中有一条,就是希特勒善于网罗人才,在他的麾下,有六位人物极为重要,堪称是纳粹党的「六大天王」!他们都是谁呢?且看的小编独孤雁一一道来!

在128年前的今天,1889年4月20日 (农历三月廿一),阿道夫·希特勒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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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冲锋队的建立者---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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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识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500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返身回到7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又45分钟,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企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一起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以为然。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B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等等。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一边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据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他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1924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48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5%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罗姆原为慕尼黑陆军第7军区参谋部的上尉参谋,他加入「德国工人党」的时间,比希特勒还早。罗姆为人狠毒,但「有天赋的组织能力」,在他的带领下,大量退伍军人加入到纳粹党之中,罗姆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纳粹党武装组织---冲锋队,至1934年冲锋队发展到250余万。希特勒遂之与罗姆发生矛盾,1934年7月罗姆被枪杀。

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距今128年)出生于德奥边境莱因河畔小镇布劳瑙。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的小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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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狄特里希·埃卡特

希特勒1901年6月在林茨中学上学时的全班合影。由于他前一年留了级,所以重读一年。拍摄照片时规定,成绩最坏的排在最后排,希特勒不仅排在最后一排,而且还是右数第一名。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1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762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10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月12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G·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4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3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3月11日和14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竟宣布(我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11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卍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高兴地看到,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3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6个月内将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10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170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5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6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3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7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1924年4月1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4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从乞丐到元首,纳粹党希特勒为何疯狂。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提到狄特里希·埃卡特,相信许多人都未听说过,但他确是纳粹党一位很关键的人物。他比希特勒大21岁,写过一些平庸的诗作和剧本,能常常出入于上流社会。此人堪称是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希特勒对他也很信任,甚至公开赞美埃卡特是「最优秀的人」。啤酒馆暴动后,埃卡特一同入狱,不久后病死。

右四希特勒,右五纳粹同党鲁登道夫将军,右六为政变的军事指挥克里布尔中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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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

1919年,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1920年4月1日,把德国工人党改组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或国社党),自任党魁;1921年,纠集一伙法西斯暴徒组织冲锋队;1923年11月8日,他组织了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阴谋活动(即啤酒馆政变),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被判刑5年,而实际上只在兰茨贝格监狱时服刑264天,并且舒适而自由地住在一间小牢房里。在服刑期间,希特勒口述、由他的忠实党徒莫里斯和鲁-赫斯笔录成书。1924年首次发出广告,书名冗长,题名为《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出版公司经理马-阿曼把这个累赘的书名改为《我的奋斗》。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8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9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4时45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10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32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4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5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的,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这本书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当局将他打进监狱,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假若他们老让我讲演,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犯人们竟发行打印的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写,他也常为它画讽刺漫画。地下报纸本来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有人不慎在家书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当赫姆利希到一号牢房搜查编辑部时,却什么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是侦察晚间的集会,以确保不会有人密谋革命。但是,偷听者却受到希特勒讲话宣传的影响,不久便被他的讲话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们常集合在门外,“全神贯注地听着,尤其要听听他对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他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总是用“万岁!”结束会议。此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那组改编的歌词: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11月1日,他们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二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11月6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聘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参加。“不过,如果只从骚扰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坠五里雾中。他问,那晚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堂?他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茄克,卍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卍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正在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那时是晚8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撒河彼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零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巴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可容3000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撒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8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到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但,实际上给开道的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在一根大柱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遣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30亿马克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气酒。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作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时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涌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张好桌子一样。20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警察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的“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一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涌去,但被警告回去。反抗的,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安静!”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已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一邻屋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10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他粗声粗气地说,“四梭给卖国贼吃,一梭供我自己吃——假如我失败的话。”他把手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枝机关手枪。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冷地回答说。使他感兴趣的倒是鲁登道夫将军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无计可施。他急忙喝了几口气酒,连声向卡尔道歉,然后便大步流星走出房子。外边,听众已秩序大乱,眼看无法控制。有人喊了一声:“演戏!”
  另一人喊道,这是墨西哥式的革命。大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讥笑声,直到戈林仿效其主子的做法,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厅才安静下来。他呼喊道,他们的这次行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卡尔、帝国国防军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搬出了幽默:“你们不是有啤酒吗?”他喊道,“还愁什么?”
  大厅里的混乱并未使希特勒泄气。尽管人们在高声怪叫和怒骂,希特勒推开人群,朝讲台走去。厅内仍嘈杂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不静下来,我就命令阁楼上的机枪开火!”突然间,他已不再是被人们取笑的对象。“紧接着”,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授回忆说,“希特勒发表了一起杰出的演讲,这篇演讲令任何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讲,没有一点儿怨天尤人。”他的讲演似乎胜利在即似的。他向听众保证,他充分信任卡尔,将让他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也保证,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赛塞尔出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要领导向罪恶的巴别——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巴别,《圣经·创世纪》中的城名。——译注)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大多数人的感觉确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作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5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11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鲁登道夫明白,“这是个有关生死或许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神经病医生!”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赫斯在一战时与希特勒同在一个团服役,战后到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19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赫斯被希特勒的演说口才所折服,于是加入纳粹党。希特勒也很欣赏赫斯的忠诚和文笔,于是任命他为自个的私人祕书,两人关系很密切。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在狱中口述,赫斯笔录整理了《我的奋斗》一书。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4)

  当你母亲已老迈年高,
  而你也年岁不小;
  当昔日之轻而易举,
  今朝成了重挑;
  当她忠诚而亲切的双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当她的双脚已软弱无力,
  不能再带动她那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将她扶住,
  兴高采烈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的时刻终会来临;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发问;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
  切不可大发雷霆,
  而是轻声轻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兴地给她解释;
  悲痛的时刻终将来临,
  当她再不能启口!

1933年,赫斯被任命后纳粹副元首;1939年,赫斯更是被希特勒指以为继戈林之后的元首继承人。但谁也没想到,1941年5月,赫斯驾驶飞机来到英国,至于赫斯为何来英到今天是个谜。纽伦堡审判时,赫斯被判终身监禁,1987年官方宣布93岁的赫斯在狱中自缢身亡,但家属在进行第二次尸检时,医生以为实属谋杀。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入他的著作,便让他的人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10多个人逼他作了一次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锅黑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便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去了。”
  较不虔诚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斯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的围桌骑士,意为高洁之士——译注)。
  “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无能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岐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在伊撒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回响外,还挤满了2000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8时40分,即在他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继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疾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喧齐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撒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3000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斯特拉塞,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机。令人不能置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和军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尼林总理、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要赫斯将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试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有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起誓言的!
  上午11时,随着1000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着卍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士官生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先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汇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和卡尼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19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19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特及邻近一带的忠实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特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作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12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八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3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的伙伴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他并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走漏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校士官生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士官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士官生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士官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10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10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士官生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士官生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19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汇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2时55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馆里和平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留座,在平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他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
  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
  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荻埃尔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散架子。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振动音吹口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罗安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汉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拉拉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划,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
  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1914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10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1923年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他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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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云:
  冯·卡尔州委员、冯·赛塞尔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业已镇压希特勒起义。枪口下发表的支持无效。请勿误用上述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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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纳粹党理论「专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整个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布获释。9月18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伐利亚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报告,获释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该报告称服刑数月来,希特勒”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对本机关之官员。”在报告末尾,雷波尔德预言,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或非法活动。“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与先前相比,他变得更加沉静,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虑。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务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为安全故,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从早到晚”,赫姆利希回忆说,“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他也未忽视其元首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全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原因。“领袖的真诚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11月已过,但仍未有近期内出狱宣誓的迹象。他与先前一样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一位最有声望的追随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馆,企图设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笔款子,以应急需。戈林虽然伤体未愈,尚需重剂服药,但仍竭尽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联系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奥·纳格雷里。戈林曾与他通信,希望能从法西斯手中借到200万里拉,并取得墨索里尼答应在希特勒一出狱便与之会见的承诺。作为报答,国社党将公开支持意大利对第洛尔南部提出的领土要求——此举将失去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亚。
  很明显,法西斯头子怀疑一个在学习“向罗马进军”中遭到惨败的政党是否能归还这笔贷款。戈林的请求变成了呐喊。“从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耻笑”,他辩解说(1924—1925年间戈林与纳格雷里的通信新近才发现,由本·埃·斯维林根译成英文。它不但为现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这一时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为纳粹与法西斯的早期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人们不应该相信国社党没有前途。”用不了几年,它就会执政。他详细地说明了纳粹党由于支持像南第罗尔那样失去民心的事业必然会面临的窘境;他也指出,仅仅用200万里拉墨索里尼将会获得多大的好处。“为此,你将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吹大擂。另外,这200万里拉最迟在5年内便会被归还。”
  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更加迫切。“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
  11月已悄悄过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绝承诺(恐怕从未借出200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他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赫姆利希回忆说,“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
  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或许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要公开呼吁的威胁的影响——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别,并感谢他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我可没哭!我们全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一边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希特勒简短地问候了前来接他回家的两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辆旅行车——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于在狱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给希特勒照相。此时,希特勒叫霍夫曼给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门前照了一张,因为城门有点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问希特勒,今后怎么办,想干点儿什么。“我重新开始,从头做起”,他说。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旷神怡(“多高兴呀,又坐上车了!”)他让米勒把车子开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坚决想再活25年!”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在楼梯口,希特勒差点儿被他的兴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桂花圈。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起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是服刑期间我获得了那种无畏的信仰,那种乐观精神和那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逆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形势作出估价。在12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选票也从191.8万张下降至90.7万张。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获自由,将他押解出境的上诉也被新近为他的出狱而奔波的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在许多民间组织的眼中,出狱后的希特勒是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在12月选举中受挫,但仍在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展系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摇摆不定的人们,由于对那次流产的起义怀有好感,也转到极端主义一边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岐而忠实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追随者也将不得不将人民的目标与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以身殉义的全国形象,也将成为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的化身。
  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尚未适应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径庭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也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这个印象,即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时来拍肩膀。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请假。这个思想仍在缠绕着我!”但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便决定沉寂几星期,然后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务。
  为了重新取得一个公民的沉静,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于圣诞之夜访问汉夫施坦格尔夫妇。他们已迁至伊撒河彼岸,房子比先前的宽敞多了。这个区靠近赫尔佐希公园,环境可爱,住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声名卓著的名人。希特勒走进钢琴室后,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然后几乎恳求般地说:“汉夫施坦格尔,给我演奏《利贝斯托德》吧。”在汉夫施坦格尔“使劲地演奏完经李斯特加工后的《崔斯坦和伊索德》里的名曲后,“希特勒才开始放松。赫仑纳将新添的女儿赫尔达带了进来。希特勒朝婴儿哼唱了一阵,然后为发生在乌夫因的事情表示歉意。“你是我熟人中最封建的”,他一边说,一边环视琴室。话说到一半,他突然转头后望。“对不起”,他解释说,“监狱给造成的,不论何时何地,总他妈的有狱卒站在身后监视你。”他解释道,在兰茨贝格,总有人透过门洞在察看他。“真可怕,那!我确信,他们在寻找借口将我送进疯人院。你知道,我绝食了两个星期。他们想以此作为指控我发疯的理由”(这也许是他结束绝食的原因)。
  晚饭后,他们分发了藏在点着蜡烛的圣诞树下的礼物。之后,赫仑纳、希特勒和4岁的埃贡围着钢琴而坐。汉夫施坦格尔用“斯坦威”弹了一曲又一曲。一首《军队进行曲》鼓舞了希特勒。他倒背着双手,像军人似的,在室内来回踱步,脑中想起了大战中的情景。他还为埃贡模仿战场的情况,有火箭炮声,75cm口径的大炮声和机枪声。有时单项模仿,有时所有声音一起来。
  接着,他谈论了政治,慢慢地又演变为反犹的长篇大论。汉夫施坦格尔认为,他的反犹主义已取得了更具体的种族味道。他相信,华尔街,甚至全美国,都受犹太人的控制。接着,他的思想——他的话——猛然转到兰茨贝格他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啊,我的卢迪,我的赫塞尔”,希特勒满怀深情地喊道。“想到他还在那里,多可怕啊!”
  在他离开前,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内呆了片刻。她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双膝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
  “要是有人照顾我就好了”,他说。
  “喏,这样不行”,赫仑纳说。她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她想,他的行动真像个小孩子。几乎是在17年前的这天,她母亲去世了。”若那时有人进来,那可糟了”,赫仑纳回忆说,“会羞辱他的。他在冒险,确实是冒险。事情就这样完了,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冯·洛索夫

  1923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为党筹集经费。4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二人,坐上希特勒的“塞尔夫”牌的老爷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他们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拦阻。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尔把他的瑞士护照一挥,然后操着带美国口音的德语宣称,他是外国的造纸商,是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车内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随从。他果然得计。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称“他们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但是很明显,对他之被称为随从,他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们不仅到处讨钱,还于星期天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在国家艺术馆内,希特勒站在雷姆卜兰特的《戴金头盔的人》的画前,特别注意画中人之军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说,它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在内心,他仍是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之后,他们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希特勒面无表情,却坚持再看几场再走。他说,“这怎么也比在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要好嘛。”
  次日,他们离开了柏林,避开了萨克森,绕道回家。一路上,为了驱除长途跋涉的烦闷,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纳的歌剧,并指手划脚地进行表演,以飨其同行旅伴。他甚至背诵了一首以“依特勒”结尾的对偶长诗,借以嘲笑自己。“高兴时”,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希特勒就会反复朗诵经他加工后的这首诗,使我们全笑出了眼泪。”
  他们在理查·瓦格纳的家乡的莱特作了逗留,还讲了节日剧院,是看门人带他们进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为《飞行的荷兰人》而设的。自1914年宣战以来,此剧一直在此上演。看见此布景,汉夫施坦格尔乘机指出,此剧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费尔迪南·海涅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纳的书房——书房的墙上仍挂着他对艺术家和职员们的教诲之词。
  在那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在中午野餐时,希特勒提起了莱比锡城外他们所见的那座纪念“各国反拿破仑战役”的纪念碑。他对此所作的评论使汉夫施坦格尔深感不安。他说:“在下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保证控制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这话表明,罗森堡及其俄国朋友们又在向希特勒宣传。汉夫施坦格尔反驳说,与俄国交战是徒劳无益的,需要考虑的倒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如果你把他们推向另一边,那末,未来的战争你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显,这个论点“他并未听进去”。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遣责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是犹太!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讲演时,希特勒感情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200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废者申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
  过去一年来,希特勒的讲坛技巧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与他的论点一样复杂多变。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举。“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管弦乐队指挥的品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手势向下打出节拍,而还能向上挥动起指挥棒,将内在的节奏和意义指挥出来。”希特勒在演讲中使用了音乐知识和感觉,使自己的演讲具有音乐的节奏。开始的三分之二是“进行曲节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变成“狂热”。他的仿声技巧也得到熟练的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
  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他说,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凯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1931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平海中,这种在振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19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平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卍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6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他们未作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洋洋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
  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5月1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结局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产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

罗森堡堪称是纳粹党的理论「权威」,他出身富商家庭,早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十月革命后,罗森堡回到德国,加入纳粹党,从事理论著述,他提出了包括种族清洗、地缘政治、生存空间、纳粹主义等理论,希特勒称其为思想导师。纽伦堡审判后,罗森堡被判处绞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19步兵团团部,卡尔正伏身在扶手长椅上,草拟将在全城张贴的公告。他终于草就了一份人人满意的告示。他说,欺骗,将德国的觉醒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暴力。“若让盲目的反叛得逞,巴伐利亚将与德国一起,被抛入深渊。”他下令解散国社党和其他右派组织。他宣布,起义的负责人将“毫不留情地受到应有的惩罚”。对卡尔委员而言,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
  直到清晨5时,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才得以证实,并传到了军区司令部。消息是由被废黜的步校指挥官送来的。他遗憾地告诉希特勒,三政治巨头并未遵守誓言,因为那誓言是在枪口下立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武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大吃一惊,他也未溢之于言表。他对同伙发表了长篇演说,结束时,他宣布,如果需要,他决心战斗到底,与事业共存亡。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他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其仆人(他已取香槟酒和食品回来),寻找他们委派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上一支“奥贝兰”部队,前去夺取警察总部。波纳高高兴兴地率部出发,且信心百倍。他只与一同伴步入警察总部。当他们走进主事少校的办公室时,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被捕了(“如遭棍击”)。波纳先前的助手弗里克早已被扣押。
  此时,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正在返回啤酒馆的途中,只留下罗姆及其部下镇守军区司令部。希特勒虽被搞得丧了胆,但仍未放弃起义。“如能成功,很好”,他阴沉地说,“否则,我们自己上吊。”那时,天还黑。希特勒下令让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到啤酒馆大厅集合。当部队从四周涌进贝格勃劳酒馆时,下起了寒冷的雨雪。士兵们明白,情况已经不妙,却又不了解详情。即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起了埃卡特写的《斯通里德》:“醒来吧,德国!挣断你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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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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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暂短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5月26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个美丽的疗养圣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词藻遣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已极,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2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戈林出身飞行员,是一战中的战斗英雄,后加入纳粹党。戈林既有名声,又有财产,社会联络广泛,为纳粹党的发展做出贡献,后来戈林还一手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二战即将结束时,戈林提出让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一切事务,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大怒,临死前下令撤销戈林的职务。纽伦堡审判后,戈林判处绞刑,但他在行刑前自杀。

  天亮了,阴森、潮湿而寒冷。刺骨的雨雪仍在时下时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愁云密布;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烟雾弥漫,又阴又湿。没有刮脸,也没有洗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餐——咖啡、奶酪和面包。昨晚的兴奋和狂喜已烟消云散。有人宣布,三政治巨头已公开谴责革命,陆军不参加起义。另一人走上讲台,走上这一记忆犹新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高声斥责所有卖国贼——资产阶级和将军们。“向柏林进军!”他喊道。厅里响起了零星的掌声。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觉得,这一建议“高度浪漫蒂克,非常不具政治性”。
  起义的领导人全坐在楼上的密室里。鲁登道夫“脸上无一丝表情,稳如泰山,安静得怕人”,一边呷红葡萄酒,一边吃早餐。他身穿旧粗呢射击茄克,样子依然威武。然而,当他得悉洛索夫已公开谴责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也就消失了。“我永远不再相信德国军官的话”,他喊了一声,之后便缄默不语。
  午夜时看来如此成功的政变,在日间的寒光中便成了泡影。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表明他是何等的绝望。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警察局,并营救被囚禁的波纳。他继续作出似乎还有希望的样子,派出一支冲锋队前往犹太人开的《帕卡斯》印刷厂,将一堆堆刚印好的贬值后的纸币全部没收(在德国,每个革命者都要领薪)。总数为14605百万兆马克,根据德国人的做法,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到此时,更大量的起义部队坐着卡车从外地赶来。他们又湿又冷,筋疲力尽,但精神抖擞,根本不知道事态已转变。兰舒特来人最多;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他们碰上了一车警察,彼此还互喊“万岁”。他们的领导人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坐在首车的驾驶室内,沿着平静、繁忙的街道前进。不知谁喊了一句,说大家跟平常一样工作。“这不是革命。不对劲。”
  “看看再说”,斯特拉塞说。到酒吧间后,戈林上尉告诉他,“那些家伙”自食其言,不遵守对元首所作的保证,但人民却仍支持元首。“我们要整个儿重来。”接着,一个身材又矮又胖,头顶光得发亮的男人——那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代表希特勒向众人说明情况。他手持鞭子,指手划脚,用肮脏的语言和宏亮的声音向众人讲话,企图给大家打气,激发众人的热情。没有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于是,众人再次上车,奔赴各自的岗位。
  此时,受希特勒之命前去夺取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业已开回军区司令部大楼——未完成任务。为了避免交火,在离开警察局前,他们曾与警方争论了几分钟。希特勒将营救波纳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忠实的卫队。这支身强力壮的部队于上午9时30分抵达警察总部后,立即架起机枪,对准大楼,好像要发动猛攻似的。但是,叛乱者还是不想流血。他们奔回啤酒馆——任务依然未完成。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卍字旗的、马克思主义市政议员们。
  他们冲开一条路,进了旧议会大厦。他们的领导人,即那位抽烟斗的人物,把议会室的门推开。他手持武器,高声喊道,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被逮捕。外面,在马里安广场上,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以讥讽和谩骂迎接议员们的出现。事实上,他们是靠我们这些军人的保护才免受群众的袭击的,否则,伤亡在所难免。经过我们诸多帮助后,他们才得以安全上车。”
  当这些卡车朝啤酒馆开去时,演讲者开始向人群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开往森德林的六路电车竟无法行驶。主要的演讲人是施特莱彻。事实证明,他比议会大厦大钟上的旋转数字更具有吸引力。此时,广场上卍字旗林立,党旗也在市政大楼上空气扬。
  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双方都混乱不堪和犹豫不决。在市内的某些地方,市警在撕毁起义军的标语口号和逮捕叛军;在内城,叛军却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闹市区伊撒河上的大部分桥梁,包括联接市中心和平酒馆的路德维希大桥在内。在博物馆大桥附近,市民们在盘问年轻的起义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有个工人大声问道。10人小分队腼腆地奔回啤酒馆去了。
  在伊撒河另一座桥头,在兰舒特来的人中,谣言四起,说“情况不妙了,肯定有人搞出卖!”他们的恐惧不是不无道理的:上午10时,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坐卡车赶到了。他们是邦国防军,一到,便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由于上司的命令是不要开火,所以,起义部队没有动手。邦军的上司也有令,叫他们原地待命。这样,双方便在那里对峙。
  在啤酒馆里,叛军的头目们在争论不休。曾在鲁登道夫手下服役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主张将部队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因为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将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争取过来。戈林同意这一意见。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保证说,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希特勒,他们可在那里补充兵员,重整齐鼓。“运动不能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结束”,鲁登道夫讽刺地反驳说。这该由希特勒作决定。他犹豫了片刻。由于他生性就是个赌徒;长期游击战这个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要的是一举成功或失败。所以,他否决了克里贝尔的计划。
  街上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他们仍在争论不休,一直拖到近中午。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并不急于开火,但罗姆手下的150名士兵却求战心切。
  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传至贝格勃劳酒馆后,争论便结束了。很明显,起义部队如不立即动手,就得可耻地投降。据鲁登道夫说,将部队开至慕尼黑内城去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到的。“我们步行!”他说。假如说主意是鲁登道夫出的,那么,主意的实施则是希特勒式的——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后来作证说,“是要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看看公众舆论的反应如何,然后再看看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公众舆论作何反应。毕竟,这些先生们还不致傻到向人民的总起义放机关枪的程度。”向城内进军的决定就是这样作出来的。
  鲁登道夫坚信,陆军士兵是不会阻碍游行队伍前进的。不久前,他曾向一位友人保证:“巴伐利亚国防军要是反对我,那天都会塌下来。”希特勒也同样坚信,无论是国防军还是邦警察,都不会向鲁登道夫那样的战争英雄开火——游行时,他将在前排率众。于是,希特勒便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一生中最绝望、最大胆的决定”),向镇守各座桥梁的部队仓促下达了命令。与此同时,在啤酒馆外,职业军人克里贝尔上校开始集合游行队伍。11时30分许,正当希特勒要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埃卡特旋即从外面走进来了。从前,他们是心腹之交;现在呢,希特勒“脸色难看,生硬地说了一声‘你好’。”在会议室外,这位受冒犯的作家,彬彬有礼地问候鲁登道夫时又受到了冷遇。将军只朝他“漠不关心地歪了歪帽子”。
  游行队伍迅速地组成了。由于当日上午到啤酒馆报到的乐师们既没有吃早餐又没领到工资,在履行公事式地演奏了战时希特勒所在团的进行曲《巴登威勒》后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游行队伍没有乐队开路。为首的是挑选出来的尖兵和另外八名士兵,他们打着卍字旗和黑白红三色旗。跟着旗手的是起义领导人:希特勒在中间,施勃纳·里希特在旗右,鲁登道夫在旗左。旁边是慕尼黑冲锋队的指挥官克里贝尔上校与其卫兵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上尉——他头戴涂一白色大卍字的钢盔,身穿一件漂亮的黑皮衣,敞胸以显示其“荣誉奖章”,看上去,既威武雄壮又罗曼谛克。他心中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提出把俘获的议员带去作人质的主意被否决了。元首拒绝了这个计谋;他不想要什么烈士。
  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是排成四列纵队的三支部队,彼此并肩而行。左方是希特勒的百人卫队,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身上还挂着手雷;右边是“奥贝兰联盟”;中间是经过战斗考验的慕尼黑冲锋队兵团。接着便是穿着五花八门的队伍——有的穿制服或世界大战时期的又破又旧的军服,有的穿工作服或商人服。步校的士官生,既潇洒又斗志昂扬,夹在学生、店员、中年商人和脸孔严峻的流氓中间。队伍的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上的卍字臂章。大部分人都手持步枪,许多还上了刺刀。其他人,特别是冲锋队,则持手枪。
  戴着夹鼻眼镜的施勃纳·里希特执着罗森堡的手说:“情况看来很不妙”,之后,他阴郁地向希特勒预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同游行。元首本人也脸色苍白而严峻。在寒冷中,他手持垂帽,身上穿的是那件人们所熟悉的军大衣。鲁登道夫身穿狩猎茄克,外加一件大衣。他镇静自若,令仆人回家,以免受伤。
  中午时分,散兵游勇式的队伍出发了。15分钟后,两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路德维希大桥,碰上了一小队警察。当起义部队的尖兵缓缓前来时,警察的指挥官迎上前去,下令他们停止前进,否则就开枪。他转过身去,令手下子弹上膛。他正在说话,那边传来号角声。精选的尖兵端着刺刀,朝警察四下围了上来。喊道:“别向自己的同志开枪!”警察犹豫了一阵。这样,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赵义部队便通过了。过桥后,他们一直前行。兹威布鲁肯大街两旁站满了人群;许多人在欢呼,并在挥舞卍字旗。旁观者开始加入游行行列。人们的热情鼓舞了游行队伍;他们不由得唱起了歌。虽然没有乐队伴奏,他们自动唱起了最喜欢唱的《冲锋之歌》。当队伍来到伊萨托尔时,作家埃卡特站在左门旁的人群中。他发现了行进在第一排的脸孔严峻的希特勒。四目相遇,“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似乎在说,‘你在哪儿呢?’”
  寒冷的人们,口中吐着白气,继续前行,未再受阻。15分钟后,涌进了马利安广场。因刚开完群众集会,广场上依然飘扬着众多的卍字旗。市政大厅上空的纳粹旗依旧在迎风招展;一大群人在唱着爱国歌曲。此时,游行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觉得应返身回啤酒馆;其他人则认为应继续朝市内前进,以拯救罗姆。克里贝尔上校发现,鲁登道夫领着队伍向右走,进了威因大街,朝奥德昂斯广场走去。上校觉得奇怪,但又对自己说:“鲁登道夫那样走,我们当然与他一块儿去。”鲁登道夫将军原未作此筹谋。“在生活的某些时刻,人们只凭本能行动,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想到罗姆那里去,把他弄回来。”
  身披深棕色大衣、体格魁伟的鲁登道夫,出于一时冲动,向右走去,却把起义部队带至与政府军劈面相遇的地方。不到几分钟,游行队伍便来到了慕尼黑最森严的地方之一——议会大厦。这里,他们被一队警察拦住了去路。但是,起义部队高唱着“啊,德国荣誉高”,勇往直前。
  威尼弗里德·瓦格纳太太从窗上下望,发现她崇拜的偶像希特勒正与鲁登道夫并肩沿狭窄的统帅府街走去,觉得很是惊奇。前面,在奥德昂斯广场,一小群一小群身穿绿色军衣的士兵,正争先恐后进入阵地,拦阻游行队伍。街道只能容纳8人并肩前进。希特勒挽着施勃纳·里希特的胳膊,准备赴难。鲁登道夫则单独昂首阔步,坚信无人敢向他开枪。正前方,麦柯尔·弗莱赫尔·冯·戈丁中尉指挥的邦警,封锁了去路。面对正在前来的队伍,戈丁喊道:“二连,跑步,走!”
  邦警慢跑向前,但起义队伍并未散开。他们停住脚步,端*?刺刀或举起手枪。戈丁用步枪将两把刺刀拨开,“高举的枪把他们后边的人打倒了”。突然一声枪响。戈丁听见,子弹从他头顶飞过,打倒了一名下士。“我的连队立时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住。接着,我还来不及下令,我手下的人开枪了,一排子弹扫了过去。”
  起义部队立即还击。接着,游行队伍和旁观者四散奔逃,秩序于是大乱。第一批倒下去的有施勃纳·里希特——他肺部中弹。另一个倒下去的是格拉夫——他中弹前跃至希特勒跟前,挡住了射向他的五六颗子弹。倒下去时,格拉夫还抓住希特勒,猛地把他拉倒在地,造成后者左膀脱臼。在另一旁,施勃纳·里希特也尽力协助将希特勒拉至人行道上。鲁登道夫的忠实仆人(曾被令回家),正躺在柏油路流血。他的朋友埃格纳,即正在死亡的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连忙朝他爬去。他已丧生。有人从他身上跨了过去——那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一手插进衣袋,昂首阔步,朝交火线前进(*多数报告都把鲁登道夫描述成一个无畏的勇士,说他是站立着,而希特勒则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原因是他跌倒在地——即使他脱臼之臂可以说明他是被拉倒在地的。毫无疑问,希特勒原可以就地卧倒的,因为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罗伯特·墨菲作证说,“鲁登道夫与希特勒两人的行动一模一样,像千锤百炼的战士。两人同时卧倒,避开了雨点般打来的子弹。”另一个目击者,一个守夜人称,他也看见鲁登道夫卧倒在地,“以一具尸体或伤兵”作掩护。另一个守夜人证实,一排枪响后,无人还站立着)。
  希特勒躺倒在地,以为左臂已中弹。同志们纷纷前来掩护他。18人被射杀在街上,其中,14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4人是警察。这18人,顺便提一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在前排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拥挤在后边的人们只听见前边响起了鞭炮声。接着便传来谣言说,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双双被射杀。起义者争先恐后地后逃。
  鲁登道夫大步走过封锁线,与一中尉迎面相遇。中尉逮捕了他,将他押至统帅府。一进入大楼,片刻前还像小说里的英雄的鲁登道夫,此时却成了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有个上校提出,是否可通知将军的家人将军很安全,他暴躁地予以拒绝,并禁止人们称他“阁下”。此后他是“鲁登道夫先生”,只要冒犯他的警官仍穿制服,他将永不再穿戎装。
  希特勒痛苦地挣扎起来,托住受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脸色惨白,头发散落在脸上。陪同他的是慕尼黑冲锋队医务团的医生瓦尔特·舒尔兹,一个高个青年。在人行道上,他们碰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量流血。希特勒想把他背走;舒尔兹连忙将他妻子的表兄弟(是个学植物的学生,名叫舒斯特)叫来,让他将孩子背走。在梅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旧“塞尔夫”——车内装满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年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希特勒与医生则坐在后排。舒斯特抱着受伤的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将车子开至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在马利安广场,他们碰到了密集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改变方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苏醒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朝森德林格托尔广场开去。在这里,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枪击。由于无法前去啤酒馆,他们只好南行,朝萨尔茨堡奔去。
  戈林所显示的“荣誉勋章”,并未能使他幸免于难。他大腿中弹,躺卧在人行道上。人们将他抬至帅府街25号的院子里。一个起义者拉响了门铃。他们问房子的主人罗伯特·巴林是否愿意收留伤员。“当然,我们愿意抢救并收留伤员,不过,请注意,这里住的是犹太人。”于是,戈林便被抬上楼。经抢救后,戈林被允许留下,直至他的朋友们前来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犹太人可怜了他,他才得以逃离铁窗。

6.纳粹喉舌---戈培尔

(6)

戈培尔虽然其貌不扬,身有残疾,但他却是一位超级「学霸」,他读过8所著名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戈培尔原本在希特勒的对手下面工作,但后来被希特勒的演讲所吸纳,加入纳粹党。希特勒对戈培尔非常欣赏,任命他为宣传部长。戈培尔善于宣传鼓动,为纳粹党赢得国会选举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马利安广场,以战斗姿态开始的运动却以人们疯狂地四散奔逃而告终,好像某种自然灾害袭击了该地似的。一群起义者躲进一所青年女子中学,有钻床底的,有躲进厕所的。另一群人闯进一家厨房,四下藏匿武器,或藏在灶下,或藏进面粉口袋里,或藏咖啡桶里。警察到处搜捕叛乱分子;数以百计的人在街上被缴械。留守咖啡馆指挥部的,被这一灾难吓得魂飞魄散,一枪未发便向警方投降,把武器堆好后,回家悔过去了。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因省悟到顽抗已属无益,遂缴械投降。起义虽告结束,但从啤酒馆得胜回朝的警察部队却遭到市民们的唾骂。他们高喊:“去!犹太保护者!卖国贼!猎犬!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
  在统帅府前当惨败的消息传来时,兰舒特的冲锋队仍在坚守阵地。谣言传开了:鲁登道夫已死,希特勒受了重伤。格里戈尔·斯特拉塞收拾了残部,队伍“在痛苦中,在对卡尔的出卖的失望中”开离了战场。在一座林子里,他们发现一支慕尼黑的冲锋队竟往树上摔枪。斯特拉塞下令停止这种行为。枪将来还是有用的。兰舒特冲锋队团结一致,高唱着换了新词的《卍字旗与钢盔》,趾高气扬地朝霍班诺夫前进。他们唱道,我们被出卖了,但仍忠于祖国。
  公路上还有另一群冲锋队。他们乘着小车押送着抓来的慕尼黑市议员——他们坐的是卡车。在通向罗森海因的公路旁的林子里,车队停下来了。队长把俘虏领进林子,吓得他们脸色惨白。他们觉得“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但他们所蒙受的耻辱只不过是与冲锋队换穿衣裳而已。这样,冲锋队员便可扮作市民返回慕尼黑。冯·尼林总理及其他主要人质也获释。赫斯成功地将他们运至特根西的一间别墅里,但当他在给慕尼黑打电话询问情况时,看守他们的青年战士竟被说服,用车送他们回家。赫斯不但丢了人质,还把交通工具丢了。
  藏好武其后,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穿上借来的便装,潜回屠杀地,探听主人的情况。到统帅府即被拦住;埃格纳向一名警官说明了身份。“经我多方求情,他才领我进去。在进口处附近,摆着一具具尸体。我简直快疯了,我得在死尸堆中寻找他。”埃格纳发现,主人躺在他的好友鲁登道夫的仆人身旁。“我伤心极了,希望完全破灭。我于是便回到维登梅尔大街的寓所。”施勃纳·里希特太太问她丈夫在哪里。埃格纳连忙撒谎,却瞒不过她。“我还记得她的话:‘太可怕了,可我为什么要做军官的骗子。’”
  汉夫施坦格尔失掉了一切行动的机会。他在家里。妹妹来电话说,起义部队正开进慕尼黑中心。在街上,他碰到一个熟识的、筋气力尽的冲锋队员。那人说,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戈林均已牺牲,国社党已经完了。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转身回家准备逃跑时,一辆敞篷小车呼啸着在他身旁停住了。车内坐着阿曼、埃塞、埃卡特和霍夫曼。他们一同前往照相师家中,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他只身前往奥地利。
  希特勒从未想过到乌夫因乡间别墅藏身,但由于所发生的不幸之事,使他被迫这样做了。在离慕尼黑10英里左右的地方,希特勒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突然说,他的左臂肯定中了弹。“发烧吗?”舒尔兹大夫问,“不发烧。或许里边有颗子弹,要不就是什么被打断了。”他们在林子里停住了车子。医生困难地将希特勒的皮茄克、两件毛衣、领带和衬衣解下来。舒尔兹发现,他的左膀严重脱臼,可又无法将它复位,因为无帮手,且又是在车内。他用一块手巾将希特勒受伤之手固定在身上,并建议逃往奥地利。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继续南行。快到慕尔瑙时,希特勒说,汉夫施坦格尔在乌夫因的别墅就在数公里外。他令司机将“塞尔夫”藏好。之后他便与医生、急救员一同步行前往乌夫因。
  他们于下午4时许来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这是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建筑,离该村的教堂不远。赫仑纳将三个筋气力尽的来客领至楼上的客厅。这时,希特勒开始痛惜鲁登道夫和他的忠实的格拉夫之死——他曾目击两人倒地。他越来越激动。他说,正因为鲁登道夫可靠,他才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格拉夫之忠诚,他希特勒才失去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副官。接着,他便谴责三政治巨头的出卖行为,并“发誓说,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要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赫仑纳建议他先睡一睡,因为他很可能被发现,需要力气拒捕。舒尔兹医生和急救员扶他进了楼上的一间卧室,试图帮他将脱臼的膀子复位。因为膀子肿得厉害,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再次复位时,希特勒脸呈痛苦神色——这次成功了。接着,急救员将他的胳膊和肩膀绑上了纱布。透过房门,赫仑纳听见希特勒在呻吟。
  关于慕尼黑起义,外国报纸纷纷作出歪曲的报道:在纽约市,它被说成是武装起义,希特勒起着次要的作用;在罗马(库尔特·卢德克再次代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磋商),午间各报均说,皇太子卢伯莱希特已加入了革命党。
  11月10日上午,起义者不是被捕就是在逃。被搁在特根西的赫斯,虽然没有车,最终还是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打通了电话,把走失人质的事告诉了她。她能否给他找辆车来,将他送到豪斯霍弗家里去?伊尔塞骑着自行车从慕尼黑出发了。由于该地离慕尼黑有30多英里,与赫斯一起回城的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一人骑车先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上,继续步行;另一人赶上来后,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这是他的主意)。他们终于到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找到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虽然教授认为这次起义“荒唐可笑”但还是同意收藏这位逃亡者。尽管赫斯有其局限性——“他的优点不在于他的聪明才智,而在于他的心肠和性格”——教授仍然喜欢他。赫斯非常沮丧;人质若未走失,起义就不一定会失败。他想自杀。但豪斯霍弗教授据理力辩,打消了他这个念头,却让他去投降。这个忠告赫斯是不会接受的。几天后,他离开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到城外与友人一起藏身去了。不久后,他便常骑自行车回城照料伊尔塞——她病了。

戈培尔对希特勒可谓是忠心耿耿,1945年在希特勒自杀前,戈培尔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但戈培尔决定以死殉葬。他先毒杀了自个的6个孩子,然后与妻子一起自杀。

(7)

  在乌夫因,那是个焦急的不眠之夜。汉夫施坦格尔未回家,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国式的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却又无法成眠。希特勒把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找来,并告诉她,他已派急救员回慕尼黑去寻找贝希斯坦,希望能把他的车子弄来送他去奥地利。舒尔兹医生也进了城。为了确保将希特勒的膀子治好,他要把他的同事名医沙尔勃鲁赫的细心的助手带回来。
  翌晨,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连女仆们也紧张得无法进餐,只有不足三岁的埃贡才与平常一样。人们将埃贡严格地看管起来,以免他朝墙外高喊阿道夫叔叔在这里。快到中午时,舒尔兹医生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来了。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勒的肩膀,发现情况良好,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不在的期间,由他代表他。他还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赫斯等人和鲁登道夫——如果他仍在世的话。
  两个医生走后,希特勒一再对他的女主人说,她的丈夫很安全。接着,他便坐立不安,心里老惦念着同志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当晚确曾睡了一会儿,那末,次日清晨邻近教堂里响起的震耳欲聋的钟声也把他的精神粉碎了。那天是11日,星期天。希特勒直到午饭时才出现。由于吊着夹板,他无法穿衣,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的深蓝色的提花浴巾。他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他觉得自己着实像一位假罗马参议员。他还告诉赫仑纳,他父亲如何讥笑他是“穿办公礼服的孩子”的。
  下午,希特勒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发心烦意乱了。为什么还不来?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的。黄昏,他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下,并将窗帘拉上。之后,他又在房内来回踱步。5时一过,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老太太的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时,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阻止她说话。接着,他便直接与赫仑纳通话:他将带他的部下马上到她的别墅去。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身上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衣,站在走廊里,期望着好消息。她小声告诉他,警察很快就要来了。“霎时间,他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再继续下去也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手枪。
  “你到哪里去?”赫仑纳说。她抓住他的手,没怎么费力气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么能一受挫折就灰心丧气”她训斥他。“想想跟着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她镇静自若地说,“你怎么能离开你使之相信你之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一起股坐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里。她偷偷溜了出去藏手枪。在隔壁房间,她首先瞧见一只盛面粉的大箱,便把手枪插进白花花的面粉里。她匆匆赶回房,发现希特勒仍闷头坐在那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应如何活动?你该把指示写出来,交给最亲密的同事。他只需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内容由她以后再一一填写,然后由她转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把商业来往事务以及党内的财务搞好;罗森堡要“照顾好”党报以及——与先前向舒尔兹医生发出的指示相反——“这场运动此后由你领导”。汉夫施坦格尔要通过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埃塞和其他领导人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赫仑纳便将文件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响了。接着便传来简短的喝令声和——最令人吃惊的——警犬的吠叫声。又过了片刻,敲门声响了。来人是个年轻的警察中尉和另外两名警官。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抱歉地问是否能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把客房门打开。希特勒身披睡衣和浴巾,一动不动站在室内。希特勒突如其来的出现,使警官们吓了一大跳,竟不敢靠近他。她招呼叫他们前来。众人进房后,希特勒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放声谴责政府及其官员。他口若悬河,声色俱厉。”刚才还萎靡不振的希特勒,此时已完全恢复常态。他突然停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正当一行人走下楼梯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你们这些坏蛋,捉阿道夫叔叔干什么?”他问。希特勒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一声不吭地与赫仑纳和女仆们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赫仑纳从窗口望去,只见警车朝区的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脸色惨白。
  他于晚9时45分左右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之后,他便被匆匆送进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天已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除问了一声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此时,鲁登道夫已获释。他向当局保证说,他不外乎是个旁观者而已),他再也没有开口。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但是,满处是铁钉的铁栅将希特勒接纳到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尚未抵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7号牢房。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这间牢房的前任,谋杀埃斯纳的凶手阿克罗·瓦利,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里希,还常帮他脱衣。“他不吃也不喝,往床上一躺。把他锁好后我被打发出去了。”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希特勒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幻觉令他恢复视力;这里,在南德,与他作伴的是空墙与天花板。从北德到南德,这刚好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了《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悉起义消息后说:“要说希特勒的坏话,有许多可说。但,人们可这样说:他是狂热地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原始性。他不明白应如何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打下理智的基础。他可说是狂热的化身,一点儿也没有调和的分寸或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已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人们一般认为,他再不能被认为是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我国的历史已走上岐途”,莫勒写道,“在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成功。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结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代人以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我们的事业,从一出世就是死的……一切都好像有些不对之处。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一切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悬挂着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过去几个月里,作为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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