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梦游者的承接保险,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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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6.3—1937.1 (德莱顿)1940.6—1940.10.28 1943 然而,正当希特勒欲要动手的时候,又发生了变故。 1939.8.24—1939.9.3

1936.3—1937.1

(德莱顿)1940.6—1940.10.28

1943

  然而,正当希特勒欲要动手的时候,又发生了变故。

1939.8.24—1939.9.3

(1)

(1)

(1)

   希特勒眼看要向波兰进击了,不料由于英、波军事条约的签订和 他的"钢铁盟友"墨索里尼的临阵胆怯,迫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战期。因此,在世界大战前夕,又出现了几天短暂的"和平"。

(1)

  1936年3月7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斯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奇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有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起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2.5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48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作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作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3月12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3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进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24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6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4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作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其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得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作决。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上有“兴登堡”号轻气球(画满了卍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末,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3月29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知名人士交际极广的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的简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5月17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1880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它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律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几乎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格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3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个时期,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特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二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7月22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刚好在白莱特参加庆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则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二则可“锻炼我的年轻的空军”。希特勒派出了部分运输机群,还派出了不少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机枪,以作试验——仅此而已。延长西班牙内战,这不但对德国有利,而且还能阻止墨索里尼——业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国和英国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转向德国。
  里宾特洛甫则告诫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因为英国肯定对德国之干预会不高兴的”。希特勒辩解说,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有责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业已由左派统治的),法国必然会被布尔什维克化。“若被夹在强大的东方苏维埃集团和西方的法—西集团之间,一旦遭苏联进攻,我们便会束手待擒。”

  那年夏天,希特勒明白地表示,他更感兴趣的是谈判而不是打仗。在法国,他的武器是劝说和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胜利者,一位主动让法国分享团结和繁荣的法西斯欧洲的果实的胜利者——法西斯欧洲,这个霸权的目的,不但要使精神复活,而且要使它成为反对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在这场运动中,他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要他的部队当解放者,不当征服者。“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在法国的行为像第一次大战后法国士兵在莱茵兰的行为一样!”他对霍夫曼说,谁要是抢劫,就当场枪毙。“我要与法国达成真正的谅解。”
  这样,进入巴黎的部队便不敢大摇大摆,更不敢要人臣服或白吃东西。凡买东西,他们必分毫不差地给钱。在香舍里射大街的咖啡馆门外,他们与法国人一起喝咖啡,分享着6月下旬的阳光。这种相处虽然很尴尬,且常常彼此无言,互不理睬,但巴黎人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他们原以为妇女会遭强奸,商店和银行会被洗动。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德国军队在帮法国难民返回首都。在巴黎全城都挂满了路牌,上面画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友好的德军士兵,还有句忠告:“法国人!信任德国兵吧!”
  希特勒想来会为其士兵感到自豪的。他们穿得整整齐齐,说话和气甚至有点讨好。他们对妇女彬彬有礼,对男人,尊尊敬敬。在无名将士墓前,他们光着秃秃的脑袋站着,其武器仅是照相机。他们更像是坐假日特价火车前来的旅客,而不是刚让法军蒙受奇耻大辱的可怕的人物。这是狡猾的公共关系手段,是旨在把法国变为一个既肯干活又有生产价值的奴仆的计划的一部分。
  希特勒本人也当起游客来了。与他同行的一群人中既有他的副官,还包括世界大战中的一名下士梅克斯·阿曼。两天来,在元首的带领下,他们心情愉快地参观了导致此次战争的旧战场。这是富于感情色彩的旅游,元首无时不高兴。他指着弗兰德战场告诉众人说,这里先前是一片沼泽地,还留下一些战壕作为纪念之用,也供游人欣赏。元首并非独自暗暗回首往事,而是滔滔不绝地、极详尽地向众人解释,这里或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当他乘车穿过里尔时(他只在水彩画里见过它),一个探头窗外的妇女认出了他。“魔鬼!”她惊呼道。他起初觉得有趣,后来他便发誓要将这一形象从被征服者的心头抹去。
  这次极富感情的出游于26日结束。他随即便把心思转到眼前的令人不快的任务上去了:让英国人屈服。他对副官们说,此项任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与英国之战系兄弟之战,大英帝国之毁灭也是日耳曼帝国忧愁的根源。他私下对赫维尔说,他迟迟不入侵英国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不想将她征服”,他说。“我要与她达成协议,强迫她接受我的友谊,并把正在煽动人们反对我的全体犹太暴民赶出去。”
  希特勒仍没有入侵英伦三岛的确定的计划。西线的胜利实际上是来得太快了,他还来不及为渡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好登陆艇或驳船——连一艘也未准备好。相反,他似乎在等待英国求和。但是,至7月3日,这种希望破灭了:那天,英国皇家海军突然对停泊在阿尔及利亚港口梅塞尔克贝尔的法国舰队进行炮击。战舰“不列颠”号在13分钟内沉没,977人丧生。另外三艘,包括“敦刻尔克”号在内,被重创,人员损失惨重。其余舰只脱逃。英国人惧怕希特勒会利用这些舰只去进攻英国,并为这种恐惧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举,在大多数法国人脑中都留下了痛苦的印象。这次进攻,特别是它发生在达尔朗海军上将发誓不将军舰交给希特勒以后,在法国全境引起了深深的敌意。“英国人背信弃义”一语,已成了咖啡馆里的口头禅。
  此次炮击也证实了某些人的信念:拯救法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希特勒合作。不久前签订的停战协定,实际上已将法国本土分成了两个部分:北部占领区和南部的维希政府区——以贝当元帅为首。这次炮击把他阻止副总理赖伐尔与希特勒更加紧密合作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与此同时,它也使让·季洛杜及其他法西斯知识分子寻找新的变节者的努力简化了。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卢斯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在一天内杀死的法国水兵比德国在一年内杀死的还多。”英国在梅塞尔克贝尔铸成的大错,他预言,正在加速希特勒的“一个欧洲”的进程。它也把德国元首从他的千秋大梦中惊醒:他一面强调他无力控制法国舰队或围困英国皇家海军,另方面又想迅速与英国解决问题。几乎完全被内陆包围的他,被令人吃惊的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弄得目瞪口呆。海军的爆炸性的行动加强了他早些时候的恐惧。即使英国舰队未能粉碎对英国的入侵,它也使舰队的领袖能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建立司令部,从那里统治海洋。
  是谈判还是使用武力?他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徘徊。“我决不能放弃”,他对普特卡默说。“英国人终究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是,当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于7月13日飞到贝格霍夫时,他欣然批准了他们制订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但在片刻后又抗议说,他不想打他的英国兄弟,不想让大英帝国解体。流血只会引狼入室,分享战利品。英国为何仍如此不愿和平?据哈尔德的日记记载,他自问自答:“是因为英国仍然存在着俄国会采取行动的某些希望。”
  3天后,他发布了入侵英国的专门指示。入侵的目的在于消灭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的英国。并且,如有必要,将它全部占领。这次战役得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代号:“海狮”。希特勒批准这一计划的墨迹未干,便提出了一项他自己的和平建议。“元首将向英国提出一项宽宏大量的和平建议”,里宾特洛甫告诉施密特。“劳埃德·乔治听到这一消息后,恐怕会卡我们的脖子!”7月19日,这一建议出笼了。它开始以嘲笑的口吻攻击丘吉尔,继而便威胁说,两国若打起仗来,被消灭的肯定是英国;最后才是一项含糊其词的建议:“我盾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英国对希特勒建议的回答,首先是由熟悉元首的人带来的。此人就是现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塞夫顿·德尔默。他立时进行了广播。“希特勒先生”,他非常恭顺地用德语说,“从前您有时问我,英国公众的情绪如何?所以,本人今晚拟再次为阁下略效微劳。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们这里的人对被您称之为理智和常识所作的呼吁有何想法吧。元首和总理先生,我们将它扔回给您,扔回给您那副散发着罪恶气味的牙齿!”夏伊勒是在柏林电台广播室中等待着向美国广播时听到这节广播的。他要对此事之影响发表评论。“你能搞清楚吗?’某人对夏伊勒喊了一声。“你能理解那些英国傻瓜吗?拒绝和平建议?他们疯了!”
  罗斯福总统同样对希特勒的建议不感兴趣。当晚晚些时候,他在白宫发表的接受总统提名的广播讲话宣布,对付极权主义国家的办法只有一个——抵抗,不是绥靖。狄克霍夫大使向柏林报告说,罗斯福与英国在战争的爆发和拖延方面“串通一气”的一情形,从未像在这篇讲话中表述得如此清楚透彻。“英国之方向必不可变,其抵抗必须加强,战争必须继续下去”(几天后,一个华盛顿大使馆新闻顾问,在与联合广播公司的政治评论员小福尔顿·路易斯交谈后,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常在国外旅行的路易斯,在谈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开年会时,与来自各阶层和各地的美国人见面时说,人民不要战争,但在罗斯福的诡计面前,尤其是在他把国会变成只有一个橡皮图章而没有自己的意志时,他们是相当无能为力的。”)
  伦敦仍未正式拒绝德国建议。7月21日,星期天,希特勒将其将领召至柏林开会。他似乎迷惑不解,而不是好战。“英国的局势无望了”,他说。“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要将成功的前景逆转过来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他猜测,英国将会出现以劳埃德·乔治为首相的新内阁。接着他便陷入了阴郁的沉思。
  突然,沉默被打破了。他呼吁“迅速结束战争”,并说,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海狮”。但是,他的保证——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保证——便几乎立即烟消云散了。他警告说,跨过由敌人把守的英吉利海峡远征英国,并不像对挪威那样。决不会是单程旅行。偷袭的成份是不可能存在的。后勤供应的问题又将如何解决?他不停地讲着,将严重的问题一一指了出来——这些问题(一直在不停地记录的),海军上将雷德尔暗中同意。完全的空中优势是至关重要的,首批登陆必须在9月中旬完成,否则,日益恶劣的气候将使空军不能完全参战。他转身问雷德尔:关于技术上的准备,海军何时才能作一明确答复?海岸的炮队阵地何日才能完全布妥?对越过海峡之举,海军能掩护到何种程度?
  受窘的海军上将雷德尔,却在琢磨其它问题:大部分步兵都得靠内河或运河驳船运送,而所需的驳船仍得从帝国国内拖来。这支弱不经风的舰队如何抵挡得住英国的皇家海军?在挪威一役中受损后,可供作战的只残存48艘快艇、1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3艘鱼雷艇。雷德尔有点狼狈地回答说,关于某些技术上的问题,他希望在几天内获得回答。但是,在空中优势尚未成为事实时,他该如何开始作好准备?勃劳希契用坚定的信心回答了他的悲观。他喜欢“海狮”。戈林的副手说,空军已万事俱备,只要命令一下,便可在空中发动强大的攻势。希特勒未发表看法,令雷德尔尽早将报告呈报上来。“如准备工作无把握在9月初完成,那就要考虑其它计划。”于是,“海狮”的重担便落在海军的身上了。
  身边无其他人时,希特勒对勃劳希契说:“斯大林正与英国眉来眼去,目的在于使英国继续战争并把我们拖垮,以便争取时间,拿到和平时期到来时拿不到的东西。”一方面他承认目前苏联尚未有反对帝国的行动迹象,另方面他又同意,俄国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付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要开始考虑了。”
  不久前,一个有眼光的英国人乔治·奥维尔预见到,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以牺牲苏联为代价取得生存空间。“人们若把希特勒近一年来的讲法与15年前的讲法作一比较”,在评论英文版的《我的奋斗》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们便可发现这点:他的心坚定如一,他的世界观并没有发展。这是偏执狂的确定看法,是不大会受强权政治的一时行动影响的。或许,在希特勒心目中,苏德条约不过是改变一下时间表罢了。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订下的计划是要首先消灭俄国,并暗示尔后便消灭英国。现在,事情的结果是,他首先对付的是英国。因为,英俄两国中,俄国较易被收买。不过,一旦英国被消灭。就轮到了俄国——毫无疑问,希特勒就是这样看的。”
  希特勒在西线取得的战果虽然显赫,但它并不足以为他带来他所需要的政治上的稳定,以便开始向俄国发动圣战。他给予英国的打击,不过是令这个顽强的国家更加顽强罢了。他对法国维希政府采取的抚慰政策——以便让它参加他的十字军——也正在土崩瓦解,因为对方支支吾吾。这样,德国便得不到积极的援助。
  尽管有这些失败,希特勒仍信心十足,认为他有能力阻止这场冲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并确信英国即将投降。于是,他便下令立即加强反对英国的宣传战。戈培尔的第一个行动,是通过秘密电台向英国广播业已兑现的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以及伦敦将于1940年被毁灭的那个预言。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之现代解释,是克拉夫特作的。他曾预言啤酒馆爆炸事件。
  在这个充满了恐惧的季节里,希特勒又抽空与他的老友库比席克见面。他曾派人给他送去1940年瓦格纳音乐节的入场券。7月23日,在《哥特达马隆》的第一次中间休息时,两人在休息室里见了面。在热情地问候了库比席克后,他抱怨说,战争中断了他的重建计划。“肯定地讲,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别人,谁还能做呢?现在,我只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战争将我的最好年华吞噬……我们都逐年见老了,库比席克,没有多少年了——来不及做完余下应做的事情了。”
  这天与库比席克的私人会见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希特勒的公共职责正在不断增加。矛盾的是,他与爱娃·勃劳恩的关系却更像夫妻。战争不但没有将他们分开,反而,将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他有更多时间住在贝格霍夫。那种故意让大家相信他们仅仅是朋友的做作已一去不复返了。
  工作人员和仆人们对她非常尊敬,私下里都称她为“老板娘”。对希特勒,她公开使用昵称“你”;对她,他也以“你”相称,有时还叫她“萨贝尔”——这是维也纳的“小”称,即把东西或人指小之意。在亲密的朋友们面前,他有时还会公开摸她的手,或做出其它公开表示爱慕的姿势来。据内情人说,若以希特勒现在已年近50且又全神贯注于工作而论,他们的性生活是正常的。爱娃终于成了贝格霍夫的女主人,变得更加自信和高雅。她的生活虽然可能困难,但她自信已不再有竞争对手,而这也已足令她聊以自慰了。
  那年夏天,希特勒确定,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扩大生存空间的时刻已经到了。他指示陆军着手朝这一目标作好准备。1940年7月29日,约德尔来到巴特赖兴哈尔车站,在最高统帅部计划部主任瓦尔利蒙上校的专车内与他就此事进行磋商。瓦尔利蒙与三名高级军官原以为,这次不寻常的来访,大概与提升晋级有关,或者要进行嘉奖。但是令他们觉得神秘的是,约德尔一到,便叫人把餐车的门窗全部关好。接着,他便突然宣布——他的声音平静而冷漠——希特勒已决定“一举永远”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尽快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于1941年5月进行。“约德尔的话的效果,好像让人触电一般”,瓦尔利蒙回忆说——其时,由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死力抓住椅子。“不行的!”一位名叫罗斯贝格的上校脱口喊道。英国还未战败,希特勒怎么能打俄国!约德尔给了个奇特的回答:“元首生怕,战胜英国后的公众情绪,将不允许他向俄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反对的意见爆发了。这种打法,是腹背受敌的打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失败的就是这种两条战线的战争。为什么在与莫斯科签订条约后,还来个突然改变?斯大林不是遵守诺言、将原料和粮食准时地全部运来了吗?约德尔对每条反对意见均作了简洁的回答: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如在德国军威处于高峰时发动进攻。这种回答说服不了瓦尔利蒙。曾向希特勒提出过类似的反对意见的约德尔,打断了辩论。“诸位”,他说,”这不是个让大家讨论的问题,而是元首的决定!”他令瓦尔利蒙立刻以“建设东方”为代号,着手草拟计划。
  7月的最后一天,元首将其将领召至贝格霍夫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要讨论有关”海狮”的问题,实际上后来却背道而驰。首先发言的是海军上将雷德尔。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军需已按计划准备好,驳船的改装工作也将于8月底完成。另方面,商船的运输情况却不妙,原因是在挪威受损或中水雷受损;扫雷工作虽然开始,却又受到盟国的空中优势的阻碍。所以,他的结论是,不如把入侵的日期延至次年5月。
  希特勒反对。他说,如此长的等待时间不但使英国有可能改良其陆军,而且还可从美国——也许甚至从俄国——得到大量的军事补给。“到5月这个空档我们怎么补得起?”他问。于是他便把期限定在9月15日。他断然作此决定后,立刻又将它推翻。他补充说,那就是,集中力量对南英格兰进行密集轰炸,若在一星期内能摧毁皇家空军和海军以及主要港口,便于9月15日发动进攻。“否则,便延期至1941年5月。”
  如果说这是个决定,那也是个半心半意的决定,使雷德尔高兴。一方面,它给了雷德尔准备“海狮”的最优先的优先权,另方面,又把重任移交给了空军。更重要的是,它给了希特勒将战争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选择权。两名海军人士(即雷德尔和普特卡默)离开房间后,希特勒便开始贬低“海狮”的能力。“我们的小海军呀”,他叹道,“只有敌人的百分之十五!”再者,英吉利海峡比地图上画的要可怕得多——这是任何一个曾在恶劣天气中越过这块险恶水面的航海家都能证明的。
  情况似乎是,希特勒几乎已取消了对英国的入侵。“俄国只需向英国稍作一些暗示,俄国并不想让德国变得过于强大,英国人就会像快被淹死的人一样,重新获得希望:在6至8个月内,形势便会完全改观。但是,如果俄国被消灭,英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破灭了。到那时,德国便成了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主人。”这一次,他的沉思成了坚定不移的结论。”决定”,他言简意赅地说,“从这些考虑出发,俄国必须被消灭。1941年春。”前几次会议上出现的犹豫不决已一去不复返了。他再次成了旧时的元首,一个掌握命运的人。“将俄国消灭,越快越好。一击便将这个国家打个稀巴烂,只有这样,这次战役才有意义。只征服土地是不够的。”他说,这次进攻一定要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停顿。他不会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被俄国的冬天所消灭。我们将耐心等待,他说,一直等待到5月。“有5个月的时间作准备”,他满意地说。
  他想象中的良辰美景使他神魂颠倒。“目标是”,他兴致勃勃地说,“消灭俄国的主要能源。”他是个军阀的化身,迅速地描述了此次动用120个师参与入侵的计划:首先向基辅挺进;其次,通过波罗的海向莫斯科挺进;第三,南北夹击,然后便发动一次进攻巴库油田的特殊战役。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个。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二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然;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之流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其人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
  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22岁,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的还会多得多。”1943年1月3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狄”。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1.8米多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
  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作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劣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的。”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
  他也让全国人民作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2月15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迪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18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讲演。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道,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家,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15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8月21日深夜,柏林宣布外长里宾特洛甫乘飞机前往莫斯科缔结德苏条约的消息,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22日下午3时,英国内阁举行紧急会议,会后发表了一个公报,声明 "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曾经一再公开宣布,并且决心履行,绝不受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影响。"与此同时,议会也决定在8月24日开会,要通过《紧急权力(国防)法案》。此外,还采取了某些预防性的动员措施。

  8月24日早晨,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从柏林报告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它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70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去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身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倒叫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8月25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在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末,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1小时——延至下午3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1时30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
  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3时零2分,他批准了于佛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3时20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毫不动摇地反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作了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作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半途。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做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5时30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声,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那末”,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一分钟后,下午6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条约笔墨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战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1941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传递着只言片语的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
  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
  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总理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
  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作出安排,让戈林与7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7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8月25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相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位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600万吨煤、700万吨石油、200万吨钢材和200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3时零8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9月1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进德国边境”之类,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6时42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外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作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8月27日零点30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人。
  戈林站在他身旁,洋洋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作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作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作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真是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作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她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位英国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8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斯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斯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一会儿,外长便亲身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斯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斯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作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200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需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10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作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
  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位中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11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
  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1时30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的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它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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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内阁声明已经说得清楚,但是张伯伦还要让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不发生任何怀疑,于是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又立刻以个人名义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他说,无论德苏协定的性质可能如何,都绝不能改变大不列颠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一旦发生入侵波兰的情况,英王陛下政府决心并且准备毫不迟疑地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发生之后,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这位首相进一步阐明了英国的立场之后,再一次呼吁希特勒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他和波兰之间的分歧,并再次表示英国政府愿意提供合作来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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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夏天,奥林*?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由于德国采取反犹政策,英美法三国曾极力进行抵制,但未能奏效。希特勒急于将此次运动会变成纳粹成就的橱窗,便作了不少让步,允许象征犹太人的花剑选手赫仑纳·梅耳,曲棍球明星卢迪·巴尔代表帝国参加此次运动会,而另一个犹太人乌尔夫岗,菲尔斯纳上尉则负责兴建和组织奥运村。更重要的是,公路沿途的反犹标语牌以及禁止犹太人进入疗养地带的公告均被拆除。在柏林,施特莱彻的《前锋报》也从报摊上消失。事实上,反犹运动整个儿停止了。他们对此和解的标志进行了大肆国际宣传,致使许多外国人蜂涌至柏林,并受到热情接待。
  8月1日举行开幕式时,天空万里无云。当日下午,希特勒领队通过凯旋大街,朝体育馆走去。他的长蛇阵式的车队,在4万名冲锋队员和其它卫队的保护下,沿着十里长街缓缓前行。队伍抵达体育馆后,身穿最朴素制服的希特勒,与两名奥林匹克官员一起,向前走去。跟在他后边的有保加利亚国王、瑞典继位王子、希腊继位王子、意大利继位王子,以及墨索里尼的儿子。他们沿道地道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受到了30支喇叭吹奏的铜管乐的欢迎。这支管弦乐队由理查·施特劳斯指挥,还有一支3000人的合唱队。他们演唱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维塞尔森林之歌》和施特劳斯为此次运动会创作的《奥林匹克之歌》。希特勒正式就位时,11万观众同声欢呼。有些代表团行的是奥林匹克致敬礼——右手伸直至身旁,令观众大为开心,但奥地利代表团却将之改为纳粹抬臂礼。保加利亚人做得更甚,他们还操了正步。由250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进场时,掌声最响。他们行的致敬礼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奥林匹克式的。头戴草帽的英国人进场时仅来了个“向右看”,使许多观众大为不快。获得掌声最少的是美国队,有些观众还无礼地跺脚。经过主席台前时,他们只“向右看”,连旗子也未落而复升。
  次日,由于德国人汉斯·沃尔克打破了奥林匹克铅球记录,希特勒前来祝贺,也对打破万米长跑记录的三个芬兰人和获得标枪冠亚军的德国女选手表示祝贺。待跳高项目中德国选手全部被淘汰时,天色已晚。希特勒未待与三名美国选手——其中两名是黑人——握手便离开了运动场。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贵宾,应该对全体获胜者祝贺。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选择,所以未与获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欧文斯见面。为此,有人便大肆渲染,说元首有意冷落这位伟大的黑人运动员,但欧文斯本人却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贺,“我打总理跟前走过时,他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手回礼。他认为,作者这样批评德国引以为自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元首几乎观看了每一场田径赛,使他的左右惊讶不已。每当德国运动员竞技时,他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热情观看,脸部还在抽搐(在曲棍球比赛时,由于太紧张,不敢看下去,事后才让人向他报告比赛情况)。运动会于8月16日结束,希特勒出席了闭幕式。当乐队奏*?《运动会结束》之歌时,运动员们跟着乐曲的节拍欢快地起舞,观众则热情洋溢地与他们告别。场内有人向希特勒——在闭幕式上他没有节目——“欢呼胜利”,接着欢呼声四起,全场响起了“欢呼胜利!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欢呼胜利!”的欢呼声。
  运动会是纳粹的胜利——虽然不怎么够格。德国人获得了大部份的金牌(33枚)和大多数的银牌和铜牌,奇怪的是德国人竟以57分的悬殊比分击败了获亚军的美国人。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观众在离开德国时,对所是到的热情接待表示高兴,对自己所见之希特勒帝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运会上获得的成绩,由于雷妮·里芬施塔尔拍了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而获进一步巩固。尽管戈培尔进行破坏,甚至不让她进场,她还是拍出了一部获得全世界欢呼的影片。
  在尔后进行的自我祝贺的凯歌声中,却插上了一曲悲歌。负责建造奥运村的菲尔斯纳上尉,由于是犹太人,在最后一分钟被撤换。在参加了为他的继任人举行的宴会后,他便用手枪自杀了。

  不到24小时,那个作出了决定的人又在动摇了。他发布了两道指示,一是号召迅速征服英国,另一道是对此举是否可行表示怀疑。第一道指示开头便颇具信心:“为了制造最后令英国投降的必要条件,本人希望向英国本土进行的海军两栖战得以加强。”德国空军必须尽快征服皇家空军,然后便为“海狮”养精蓄锐。“我保留作出这种决定的权利:进行恐怖进攻,作为报复手段”,他指出。
  第二道命令是凯特尔用元首的名义签发的。它命令“海狮”的准备工作务必于9月中旬完成。它接着说:“在8月5日开始的空袭英国后14天,元首将决定是否今年入侵英国:他的决定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袭的结果。”
  凯特尔虽将命令发了下去,但他仍觉察到了元首的矛盾心情。“表面上看来,元首好像非常热心,全力投身准备工作。为此,他曾要求对准备工作随时作出改进,以加速其进程。但是,我却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一旦真正要实施这个计划时,他又怀疑起来,举棋不定了。他十分清楚要冒何等巨大的风险,也明白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凯特尔也感到,最重要的是,元首“不愿意失去用外交的办法解决与英国的战争的最后机会。这点,我相信,他是求之不得的。”凯特尔从未想到过,这不过是摇摆的表演而已。希特勒把对“海狮”所作的准备作为幌子,而真正攻击的却是俄国。
  希特勒也想不到,8月1日的两道命令的主要内容已被“超级”机密破译。这些电文使丘吉尔相信,他确已掌握了德国的密码。过了不久,“超级”机密又送来了戈林的指示:把8月13日定为“老鹰战役”(即对英国进行全面空袭)的开始。这便使丘吉尔完全相信了。
  空袭如期开始,但由于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参加这次空袭的只有第三空军大队。空袭的次数高达五百余次,但由于英国的雷达极灵,再加上“超级”机密截获并破译敌方电波的及时警告,英国的损失轻微,德国的损失却惨重:德国空军折机45架,皇家空军只损机13架。次日的战果也使戈林同样失望。15日,德空军3个大队全部出动。这一次,“超级”机密准确地得悉了戈林将使用什么力量和袭击何地。由于这个情报,皇家空军能将有限的歼击机组集中起来,派往准确的地点和高度,有效地将德国机群分割,使德国的每个机群都遭到最顽强的抵抗。在迄今最大的一次空战中,皇家空军击落敌机75架,自己损机34架。“老鹰战役”成了酸酒一瓶:17日,双方的损机比例是70:25。这天,戈林未让飞行缓慢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这些飞机曾把法国炸得一塌糊涂——参战,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喷火”式的对手。
  19日,天气仍然恶劣,使德国空军在尔后4天不能离地。戈林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召集各将领开会。对飞机制造厂或类似目标进行的轰炸,原在白天进行,现改在晚间进行。戈林也趁机严厉呵斥单引擎和双引擎歼击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表现不好。“无论哪一种歼击机,都不准因为气候不好而擅自不完成护航任务”,他命令说,谁擅离职守,谁就要受军法审判。
  8月23日,天气放晴。当晚,德机飞过海峡,大规模进行空袭。一队轰炸机迷了航,将原计划要投放在伦敦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油库的炸弹,却投进了城内。8名市民被炸死。英空军认为这是德空军故意干的,便于次日晚轰炸柏林,作为报复。损失虽小,柏林人却大惊失色。“他们料不到会挨炸”,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柏林是不会挨炸的……他们相信了他。所以,他们今天的觉醒便更大。你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便可量度出来。”
  3天后的夜晚,英机再次前来空袭,炸死市民7人,炸伤29人。希特勒大怒,因为德机轰炸伦敦原系航向错误所致。但他仍不让德机轰炸英国首都。柏林又两度被空袭。希特勒被惹火了。9月4日下午,他在体育馆临时发表演说,扬言要进行报复。一听到要超过丘吉尔,听众中的妇女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们便同声欢呼。“如果英机投放二千、三千或四千公斤的炸弹”,他说,“那末,我们一夜中便投15万公斤,或23万公斤,或40万公斤!”大厅内顿时人声鼎沸,他只好停顿。“他们若宣布增加对我们的城市的进攻,我们便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些空中强盗的所作所为,让上帝保佑!我们两国总有一国被打得粉碎,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
  听众的回答是疯狂的喊声:“不会!不会!”

  记者路易斯·罗布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1943年3月13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能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作了另一次尝试。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11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意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5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15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讯联络的最佳方式。

   这封信由英国汉德逊大使从柏林乘飞机送到伯希特斯加登,于8月30日下午1点过后不久交给了希特勒。这位纳粹独裁者看了之后勃然大怒。他咆哮道,波兰的顽固全是英国造成的,就像一年以前它应该对捷克斯洛伐克不讲道理的态度负有责任一样。波兰有数以万计的日耳曼族人正在受到迫害。他声称,甚至还发生了六起阉割事件。他说他已经忍无可忍。要是波兰人再继续迫害日耳曼人,就会马上引起实际行动。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是只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9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地递交的建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一条条款: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
  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点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虽然,照会的结尾是元首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他这一镇静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接着的一个行动更令人惊奇。他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是在平常,他之此举,必然令元首咆哮如雷;但此时他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她“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过去,德国的诺言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引用了陆军元帅冯·布鲁克在飞师滑铁庐支援威灵顿时劝告他部下的一句话:“前进吧,我的孩子们,前进;我已向威灵顿许下了诺言,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评论说,125年前,事情是有点不同的;他坚持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也许是香槟酒在起作用,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份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保持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议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点儿乐观。临别时,施密特说了一句话,使他颇为高兴:“你相当了不起。”
  但是,总理府里却出现了悲观情绪。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特别生气,特别尖酸刻薄”,明确地告诉他们各位副官,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他不会听从军方的意见。“他就是不了解一名害怕战争的德国军人。腓特烈大帝若看到了今天的将军,他在九泉之下都会睡不着的。”他所需要的就是取消波兰人的不公正条件,而不是要与西方同盟国打仗。“如果他们竟蠢到参与战争,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也难免被消灭。”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似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6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孔生烟。于是,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走廊上,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仍往最好处着想;因为,如同日前一样,他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这个只有知情人知道的秘密信号表明,他们怀有希望。然而,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1939年8月30日即星期三抵达”。
  “这听来像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24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他解释说,”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斗。”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这是巴德·哥德斯堡苛刻协定的翻版。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已作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星期已白白被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然而,汉德逊大使寸步不让,终于把希特勒给弄火了。他生气地作出反驳:无论是你汉德逊还是英国政府,对有多少德国人在波兰受到屠杀,你们是漠不关心的。汉德逊大声回驳说,无论是发自你希特勒还是别人的口,这种语言他不听。
  大使也好像发了火,但在他的汇报里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个把戏;用自己的办法与希特勒先生周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目光直逼他的对手,高声怒斥希特勒,如你希特勒要战斗,那就要吧!英国那一点都与你德国一样坚决,而且,“比德国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
  对英国的新外交步骤,元首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吵闹渐渐消逝后,元首说,他历来就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尊重大英帝国,也喜欢英国人。然而,尽管希特勒对英国人的钦佩看来真诚,但在汉德逊看来,两国显然已进入了僵局。在他离开总理府时,“内心充满了最阴暗的预感”。告别时,他阴郁地对德国陪同人员表示,他恐怕不会再在德国佩带石竹花了。
  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
  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划出将由公民投票解决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首相的外相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首相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十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取得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划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30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甫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似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24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9月1日凌晨4时30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之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10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作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在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视,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脑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奇里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下来了。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作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16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需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特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
  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来。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划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作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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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希特勒答应两小时以后,就英国首相的来函提出一个书面答复。他在复函中说,他已经50岁了,要打现在就打,他不想等到55岁或者60岁再打。希特勒还说,英国最好别忘了,作为一个上过前线的军人,他懂得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并且会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不用说谁都明白,如果世界大战(指1914至1918年的战争)期间,由他当德国首相,德国是不会战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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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凭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狄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竖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1000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待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1000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首先,1000马克左右一事,现在却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三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子。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诸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250马克,1938年时增至500马克。之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3000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地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斯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1936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希特勒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15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涮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作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舶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向任何人说话,连向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纳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汇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1970年出版的《ZwischenWeissemundBrawnemHaus》(直译《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间》——译著)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个暗杀阴谋。

  两天后,海军上将雷德尔到总理府向希特勒汇报。两人小心谨慎地讨论了“海狮”计划,好像两人都不怎么相信这计划似的。末了,雷德尔提了一个本来会惹来激烈反驳的问题。“‘海狮’战役万一不打”,他问,“元首的政治和军事指示是什么?”
  然而,希特勒却一点儿也不恼怒。雷德尔多少有点满意地告诉他的同事们说,“元首关于在英国登陆的决定还不是最后的,因为元首有这个信念,就是说,不进行登陆,英国也可能投降。然而,与先前一样,从各个方面看,元首把登陆看作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打击性的手段。如果风险太大,元首便不想进行登陆”。很明显,“海狮”若败北,希特勒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肯定会提高英国的威信。他要的是能一举结束战争的成功的闪电战——没有风险的闪电战。普特卡默对新近在布洛涅举行的登陆演习所作的目击报告说,由于潮水的关系,用拖轮拖的驳船被搞得一塌糊涂。这特别令希特勒担心。普特卡默认为,在英国海岸登陆时,情况若相类似,结果肯定同样是个灾难。
  入侵能否成功,英国能否投降,这全要以空袭情况如何而定。于是,在与雷德尔单独会面后次日,希特勒便批准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空袭。一队又一队的德机飞往英国。当天下午晚些时候,320架轰炸机,在僚机的重重保护下,从戈林的头上飞过——他在开普布朗内的悬崖上观察机群。密集的机群像蜜蜂似的飞过英吉利海峡,朝泰晤士河飞去,轰炸伍尔维奇兵工厂、发电站和码头。戈林一听到最后一个目标已成“一片火海”的消息,便急忙走至麦克风前,向听众广播说,伦敦正被毁灭。他吹嘘说,他的计划是要“击中敌人的心脏”。这次毁灭性的进攻一直延续至拂晓,并于次晚恢复。在恐怖的两天内,842名伦敦人被炸死。希特勒利用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的威胁,趁热打铁,批准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空袭——9月15日举行。这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其目的不仅在于惩罚伦敦,而且要消灭皇家空军。
  “超级“机密又一次向丘吉尔提出了警告。于是,在空袭前4天,他发表了广播演说。向全国提出了警告。“毫无疑问,希特勒先生是在高速地消耗其战斗机群。照此下去,经过许多星期后,他的空中力量将会削弱,其主体将消耗殆尽。”与此同时,他警告说,“德国人正在精心策划对本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入侵。它可能现在就——入侵英格兰,入侵苏格兰,入侵爱尔兰,或同时入侵三岛。对这种危险,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入侵或许会在日内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将尔后的一周左右时间看作是我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它与西班牙舰队已逼近海峡而杜累克还在踢足球,或纳尔逊还站在我们中间而拿破仑已在布洛涅的情形一样紧迫。”他的话提高了这个堡垒岛上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受到鼓舞,觉得自己也参与战斗。
  在公开场合,希特勒虽然表现出信心十足,但在9月14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却露出了担忧的情绪。在表扬了空军在“老鹰战役”中收到了“令敌丧胆”的效果后,他承认“海狮”战役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尚未成熟”。由于气候恶劣,空军尚未取得空中霸权。不过,他仍拒绝取消入侵计划。这是因为,空袭正使英国人丧胆,用不了10天或12天,英国便会爆发群众性的歇斯底里。
  戈林的副手抓住这点,提出轰炸平民以迫使英国屈服的计划。除海上入侵外似乎对一切都热情洋溢的雷德尔,对此表示衷心支持,但元首却仍坚持己见,只准空军攻击主要的军事目标。“最后一招才是以引起群众性恐怖为目的的轰炸。”
  一切议论都销声匿迹了。原来明明是决定发动“海狮”战役的决议,现在仅成为一纸空文,只同意于9月17日再行议决。与此同时,“不列颠战役”加强了,德国的损失越来越惨重。例如,15日那天,德军折机60架,英国只损失26架。因此,希特勒只好面对现实。17日,星期二,他承认,空袭恐怕永远无法令英国投降。接着,他便简明扼要地宣布:由于无法取得空中优势,“海狮”计划延期,何时发动,另行通知。延期意味着取消;从这时起,入侵英国仅是纸上谈兵。“超级”机密以及一小队英国飞行员,充分体现了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令阿道夫·希特勒首次遭到军事失败。“这块神圣的土地,这个地球,这个王国,这个英国”,也因此得救了。
  “我们以3万士兵为代价征服了法国”,决定作出后希特勒对普特卡默说,“若渡过英吉利海峡,一夜之间的损失就会超过这数字的许多倍——而能否登陆还没有把握。”他的海军副官觉得,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海狮”计划已被束之高阁。当天,“超级”机密便得悉,希特勒已批准拆除设在荷兰各机场上的装弹设备。晚上,丘吉尔便召开三军参谋长会议。文特波德姆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就像是在一场乏味的音乐会中间,某人突然把所有小提琴琴弦折断。这些人的脸上出现了压抑的微笑。”空军参谋长说出了所有人在私下都希望的东西:他认为,希特勒业已放弃了“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本年内。“丘吉尔点燃大雪茄时,满脸笑容。他还建议大家应吸点新鲜空气。”

  4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狠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盆塘。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坐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持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虽然元首曾请求待她以礼。
  有位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特劳德尔暗想,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下一间便是希特勒的卧室。这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特劳德尔被领至楼下的大客厅。这客厅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高市林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她却也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居住条件远比“狼穴”优越,她却周身不舒服。在这里,她虽是个客人,但她来此并非自愿,而是个雇员。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从不在下午3时前结束,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4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宾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宾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宾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驳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头小牛犊。
  宾主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觉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位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他倒也说服了妻子——他令她不间断地怀孕——他之对她不忠,大都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故。在一封信中,她表现极佳,竟建议他将最新的情妇M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家中去,希望“今年M生孩子,明年她生,这样,你便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妻子。”)。“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副官评论道,“当然,爱娃是个例外。”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希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维尔纳·札贝尔医生监督下烧好后,送到贝格霍夫厨房加温的。元首喝稠稀饭和麦片汤,吃烤土豆片蘸麻油;无论他怎样诱爱娃吃上一口,她总是不吃。元首也拿爱娃的粗茶淡饭开心。“我首次碰到你时”,他说,“你胖得叫人开心。现在呢,你瘦得可以了。”他讽刺地说,女人之所以要作出这些牺牲“完全是要叫女友们妒忌”。
  谈话本来是东拉西扯、令人快活的。不料,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希特勒竟将他不久前在乌克兰见过的一个屠宰场的可怕情形,详尽地讲了一番,说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穿着靴子,站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干活。众人大倒胃口,脸色惨白。内中有位叫奥托·狄特里希的客人,放下刀叉,说他肚子已不饿了。
  午餐后,希特勒便步行20分钟前往他常去的茶馆。他天天为此。这是个圆形的石砌建筑,位于贝格霍夫下方。有些客人说,这个建筑像贮存草料的地窖,又像个发电厂。茶是在一个大圆屋子里喝的,那里有六扇大窗户,视野开阔。从屋子的一头望去,可看见阿希河从山边看上去像火柴盒似的房屋中间倾泻而下,煞是好看。远处,萨尔茨堡的巴罗克式的塔楼依稀可见。
  希特勒坐在那喝苹果皮茶。爱娃在一旁谈论话剧和电影。他之唯一评论是,当那么多人在作出牺牲时,他不能去看电影。“另外,我还得省点视力去看地图和读战报。”那天的谈话令希特勒生厌。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入睡了。客人们放低声音,继续闲聊。元首一醒,便与众人一起聊天,好像他刚才并未入睡,只闭上眼睛思考片刻似的。
  早晨7时,从贝格霍夫来了一列车队,公务又开始了。两小时后,希特勒离开会议室,领众人进入膳堂。他吃的是马铃薯泥和土豆色拉;客人们则吃冷盘肉。他给众人讲他青年时期的故事,令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发现了爱娃的餐巾上的口红。他问道,你知道口红都有哪些成分吗?爱娃反唇相讥,说她只用最佳原料做的法国口红。希特勒笑了,笑中带着可怜的神情,“若是你们女人知道口红,特别是巴黎的,是用废水里的油脂做的,你们便肯定不会再涂嘴唇了。”大家都笑了。他又赢了一着——但没有人附和。
  一个副官小声地告诉希特勒,参加晚间军事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他让客人们原位坐定,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特别是女人们,与他的军事将领相见。“我去不久就来”,他低着头边说边走,脚步稳健。席终了,秘书们纷纷前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和大多数客人则下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其余客人则乖乖地前往大厅。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面坐。
  由于这两条小犬与“勃隆迪”合不来,后者便被排斥在外——除非希特勒叫爱娃抛弃她那两个小宝贝,让他的爱犬去出出风头,但此情形罕见。
  饮料上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不同意此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身体的十字军东征,他孜孜不倦,从不厌烦;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一。”
  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这他倒觉得没有那样危险——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用胳膊肘碰了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
  “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消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却抱怨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作了记录。凯旋者是爱娃。“是作曲家错了”,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末了,下午4时,希特勒叫来一个仆人,并问,空袭情况报告是否到了;除非确实证明德国上空没有敌机,否则,他不能进房安息。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再次要求与他会见。4月7日,他前往萨尔茨堡火车站与其盟友相会。两位独裁者,相见之后,百感交集。墨索里尼之深陷的双颊和苍白的脸孔。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在4天的会议期间,墨索里尼大都躲在克莱施海姆堡的房内,除与希特勒相见外,很少见外人。所有会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墨索里尼精神不振。希特勒的结论是,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年事已高——已60岁,身体又很差。他时刻想着这点,在会谈中,极力为墨索里尼打气。意大利总理此行之目的,是决心劝希特勒与苏联人讲和,将意大利军队从国外全部撤回,但由于身体太弱,未能实现其决心,也因为精神沮丧,希特勒之劝解,并未能打起他的精神。在4月10日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后,两人同时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楼梯上下来。自墨索里尼来到此地后,大多数意大利代表才首次看见他。“像两个病人”,一名意大利代表小声说。“更像是两具尸体”,墨索里尼的私人医生评论说。
  当日下午,一个副官用电话通知贝格霍夫,说元首正离开克莱施海姆。元首要他的客人全部集中在茶馆里等他,以便他一到便可重过作为这一家人的家长的私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即使是邪恶者,也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幼稚和头脑简单得多,这是一个规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不久,一列车队便飞驰而来。顿时,贝格霍夫便塞满了身穿制服的人们。接着,元首本人抵达了。没怎么张罗,他便领着一群人步行前往茶馆。显然,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令他高兴;气氛也于是变得轻松些了。他已成了个履行公事式的人物,他的私生活也与先前一样,无多大花样可变。当观看无声纪录片,担任解说员的副官与通常一样朗读错了时——例如,他宣布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但画面上出现的却是一群村妇——他仍与通常一样,大笑不止,。
  他虽然很少向“家里”提及战争或政治,但他却也对不得不身穿军服表示遗憾。“战后,我会把它挂起来的。我就在这里退休,让别人去处理政事。到那时,我已老迈年高,专门写回忆录,只准有聪明才智的人们呆在我身边。”一想到死后贝格霍夫便会成为博物馆,他便脸色发白。“我也可看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导游正领着一群参观者,到我寓所内各间房子参观:‘这是他进早餐的地方!’”他宁愿与贝格霍夫内的一切一起化为灰烬——它是“火葬的好柴堆!”
  特劳德尔按捺不住了。“我的元首,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阿迪叔叔的慈祥脸孔立时变了(*埃贡·汉夫斯坦格尔称他为“道尔夫叔叔”,吉莉则叫他“阿道夫舅舅”)。”我不知道”,他粗暴地说。“但只有在胜利后才结束!”情绪的突变,使室内人人毛骨悚然。在耶稣受难节那天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刚从荷兰回来的亨科埃特·冯·席拉赫,自恃与希特勒有长久的友谊,便信口开河,讲述了她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一幕惨象:三更半夜把犹太妇女揪下床,以押解出境。一片死寂,令人痛苦难熬。她正要继续批评荷兰采取的其他限制措施时,希特勒被激怒了。客人们很尴尬,纷纷将头转了开去。希特勒转向她。他的脸拉得很长,皮肤和眼睛好像毫无血色。“魔鬼正将他吞噬”,她想——虽然这想法有点儿古怪。
  他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慢慢站起身来。她也起身。表面上他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突然十分生气地喊道:“你太感情用事!这关你什么事?那些犹太女人的事根本用不着你管!”他还在那里喊;她急心跑进自己房内。一个副官在她关上门前赶上了她。“你干嘛要说这些?”他说,“你把他给弄火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在他54岁生日的前夕,为祝寿,希特勒把爱犬“勃隆迪”也领到茶馆,让它表演。它表演了求乞,扮演了女学生,甚至举行了音乐会——主人越夸奖,它演得越起劲。午夜来临时,各扇大门突然开了,勤务兵托着盘子,端来了一杯杯香槟酒——希特勒的除外,他喝的是甜白葡萄酒。12时最后一响敲完后,众人便碰杯,客人们有的小声祝贺,有的发表简短的祝寿词。
  4月20日,希特勒比平常早些下了楼,以便看寿礼。午餐时,陪特劳德尔的是希姆莱。她讨厌他,原因不在于他给予她残酷的印象,而在于他老想取悦于她。他吻了她的手,说话时细声细气,还陪着一副和蔼仁慈的老脸,连他那副眼睛也在不住地笑。戈培尔却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她回忆说,“但我现在才明白这位宣传部长离开部里时为何总理府的姑娘们都跑到窗口去看他。她们对元首几乎不予理睬。”他注意到,在贝格霍夫,大多数女人都向他献殷勤,一是因为他是个才子,二是因为他的外貌迷人。
  在祝寿后不久,希特勒便听说特劳德尔与他的一名侍从汉斯·荣格订了婚。“在用人方面我真不走运”,午餐时他还假装叹了一口气,说“先是克里斯蒂安娶了‘达拉’,把我最好的一个秘书弄走了。后来,我找了一个满意的接替人;现在呢,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又要离我而去——还要把我最好的侍从带走。”他建议他们立即结婚,因为荣格很快要去东线。由于认识时间短,特劳德尔要求推迟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但你们相爱呀!”希特勒这一回答,令人惊奇。“你们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你知道吗,你结婚后,要是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保护你;只订婚,我便没法子这样做。你结婚后还可为我工作呀。”特劳德尔忍住笑,真想问他,爱情若真是如此重要,他何不与爱娃·勃劳恩结婚。

   自从波兰人胆敢和希特勒对抗以来,希特勒一直在对国外人士和德国人民吹牛说谎,虚声恫吓。他给张伯伦的复信就是集这种谎言与恫吓之大成的混合物。他说,德国并不想和大不列颠发生冲突。德国一直准备"以一个真正空前慷慨大度的建议为基础",同波兰人讨论但泽和走廊问题。但是英国对波兰的无条件的保证,只是鼓励波兰人"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150万日耳曼居民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迫害的浪潮。"他宣布,这样的暴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尔后2至3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15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8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他说,据戈林说,元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其意图是要向英国人表明,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但是,这位业余外交家并未会意。威尔逊告诉他勿“走得太快”,他仍不作罢。末了,威尔逊只好说,叫他别再讲下去。他仍不理会,威尔逊便把话筒扔下。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据希特勒负责与德国新闻社联系的A·I·伯恩特说),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是,既然会这样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希特勒听完后,大喊大叫道:“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谁也别想拦阻我!我决不让我的日耳曼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说到这里,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当着伯恩特的面,便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之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
  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确定于次日,星期五,即9月1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4时,开始入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队安全处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泡制了一个穷凶恶极的计划——“希姆莱战役”——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4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并——这是最重要的——短暂地占领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他们被称为“罐头食品”。
  在柏林,经过5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6时30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曾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作出正式答复”。他直接了当地说,从下午1时起,他就力图作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末,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在施密特的经历中,这是最短暂的会晤之一——它就此宣告结束。利普斯基未要求看希特勒的16点建议;即使里宾特洛甫主动出示这一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受领它。他有他的命令要遵守:“勿进行具体之谈判。”显然,波兰人有信心(在他们的盟友支援下)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英法两国也不愿劝波兰进行谈判。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讯切断。他们并没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7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希特勒是否愿意听意大利总理充当最后一分钟的调停人?“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元首说。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8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个小时后,所有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16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深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虽则匆匆,但也有可能全盘打破希特勒的计划——反而于晚11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攻击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动员)是何等必要。”
  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没法子了,希特勒说,一切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也许,希特勒当晚得到的最大保证是(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称,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作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他的副官们曾不止一次在餐桌旁听他说过,“如同对捷克人一样,英国人也会弃波兰人于危难。”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因为它(据他的私人副官夏勃说)“扰乱了他的直觉的形成”。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即,英法不会采取行动。“英国在恫吓”,不久前他对他的宫廷摄影师这样说,说完,他露出了罕见的顽皮的笑容:“我也是!”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怒已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那个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或许,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即,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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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函件来往的结果,使双方都摸了底。现在,希特勒从张伯伦那一方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说,一旦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就要投入战争。而首相从"元首"方面得到的回答是:这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但是,此后紧张的8天中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在8月23日那一天,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对方的话已经无转圜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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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问题虽然令希特勒意乱神迷,但在谋求德国至上的征途上他却未停步。1936年夏天,他用可怕的语言,就战时经济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一式三份,戈林和勃洛姆堡各执一份,另一份由他自己存查。在备忘录中,他写道,德国的潜力有多大,军事力量就应有多大。这是一项紧急任务,不允许“优柔寡断。”德国不但缺乏原料,且人口过剩,靠自己的土地不能养活自己。“老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必须将措施付诸行动,才能在将来最终解决问题,在此之前则应暂时松弛一下。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生存空间,或扩大我国人民的原料和食品的来源。”他继续说,最终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与其要等待到下一次大战,不如在和平时*?便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还有其它需要,也必须着手进行经济调查和试验。”必须尽快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以达到下述目标:“1.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的准备。2.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准备。”
  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巩固与英国的关系,而在对付一位如此富有决心和如此狡猾的领导人时,英国人又一再表现出他们是何等的愚蠢。他们坚信,用让步和谅解的办法,他们定能让希特勒就范,而他则在去年一年利用了英国人的误解,与他们进行妥协谈判,并含混不清地提出签约。带着希望和善意的英国要员继续涌向德国。从德国回来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因比竟相信希特勒怀有和平意图。凡尔赛条约的作者之一、战时的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也有同样看法——尽管他曾极力推行“绞死德皇”的口号。9月4日下午,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台阶上热烈地欢迎了他。“对促进两国间的良好关系本人历来是很感兴趣。”劳埃德·乔治说:“在战争结束后本人也重新作出了努力。”他说,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便在尔后数月内签约,否则,两国便会分离。
  “本人衷心同意”,希特勒回答说。年轻时他就有建立这个同盟的幻想。两个民族系同盟,主要是要互相了解。对未来文明构成威胁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他连忙说,这不是幻想出来的恐惧,而是现实的危险。因此,西欧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对西班牙内战表示关切,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掌握西班牙已到异乎寻常程度的担忧。“我为何要如此忧心忡忡呢?我并不是怕俄国人进攻我们。但是如果我周围的国家都布尔什维克化了,那末,从经济观点看,我国会成个什么样子?这里的一切,都处在千钧一发中。”
  客人走后,希特勒对另一个家人海因斯·林格说,前首相对他说过,在战争期间,英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差点投降。“我告诉劳埃德·乔治说,这我同意,但是,德国的灾难是,他是在‘十二时差五分投降的’。”他的客人同意,德国投降得太早了。“不过,我告诉他,若德国与英国再战,只要我还是元首,德国就会打到十二时过五分。”
  施密特陪同首相返回旅馆。在进口处,劳埃德的女儿讥讽地喊了一声“欢呼希特勒!”前首相并未发笑。“自然要欢呼希特勒!”他一板正经地说:“我也这样说,因为他实在是个伟大人物。”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纪念,可以预言,给劳埃德·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纪念活动比先前的更加壮观不说,它还以两大运动为标志:为达到自给自足而实行的“四年计划”和以反对“混乱力量”为名,实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进军。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纽伦堡庞大的体育场上,希特勒对集结在该处的16万名褐衫党徒和党卫军发表讲话,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车(“麦塞蒂斯”)回城,不时向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和站立在阳台上朝他喝彩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合众社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小汽车紧跟其后。与赫尔姆斯同行的还有五六名各报记者,他们均应邀前往纽伦堡城堡与元首共进午餐。
  “待我们抵达时,赫尔姆斯回忆道,“我也得了妄想自大狂。我觉得,即使欢呼声不是为我而发,自己的身高足有10英尺!”
  客人们被请到城堡的塔楼上。在那里,他们看到的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使赫尔姆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早些时候的那种炫耀的表演不但已完全消失,相反,他显得手足无措,双脚不停地前后摇摆。很难相信,正是此人片刻前在向疯狂地欢呼的冲锋队挥动胳膊,大声疾呼:“这个时代的奇迹是,你们发现了我——千百万人中的一无名小卒。”然而,一当某人提起布尔什维主义,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再次成了演说家。他攻击说,莫斯科正在想方设法统治欧洲,但德国不答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疯狂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意大利,都是现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的过来人。”下面街道上,人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元首!”,于是,他只好步出塔楼,向他的慕名者致意。
  赫尔姆斯走了。对于他在塔楼之所见,比诸在体育场所看到的一切,他印象尤为深刻。他觉得,在这里,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计划也是合理的”。
  大会的最后一天,人们观看了大型军事表演。在模拟空战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枪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场上表演了一场真如实战的机械化战斗。党的生日纪念结束了——一方面保证实现和平,宣布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胁。相信元首一贯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实信徒,连劳埃德·乔治对自己在德国之所见所闻也几乎置信不疑。在《每日快报》的一起文章中,他写道:希特勒单枪骑马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他是天生的领袖,是具有坚强意志和英勇无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轻一代的崇拜。
  新踏上的征途使劳埃德·乔治受了愚弄。在此以前,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谋求谅解。他派汉斯·弗兰克前往罗马,邀请他访问德国——不但以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分而且也以法西斯创始人的身分来访。此时,墨索里尼真心实意要与德国联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于10月21日飞赴柏林,为他的出访作初步安排。齐亚诺首先与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磋商。据意大利人的报道,牛赖特对里宾特洛甫建立有意义的英德友好关系的幻想曾进行过嘲笑。齐亚诺对签订新罗加诺公约也同样表示怀疑,建议意大利留在国联内,以便从事“破坏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三天后,齐亚诺会晤希特勒于贝格霍夫。为了迷惑对方,希特勒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头号政治家,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他进而说,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相互了解,若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民主中就会所向无敌。
  在授于其女婿挑拨英德关系的任务后,墨索里尼将一份落入意大利人之手的文件交给了齐亚诺。这是英国驻柏林大使发给伦敦的电报。电报称希特勒政府为一危险的冒险者。读了这份电报后,元首愤怒地喊道:“在英国人看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是由冒险者领导的,一是德国,二是意大利。不过,英国人在建立起大英帝国时,其领导者也是冒险家。今天的英国,其领导者全是无能之辈。”他向齐亚诺保证,没有必要去为英国操心,因为德国与意大利重新武装的速度要快得多。到1939年,德国将备战就绪,在四至五年内,战备将远远超过就绪程度。
  于是,齐亚诺与牛赖特便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确立了新的关系,并规定广泛地进行合作。数天后,在米兰的杜阿摩广场发表的一起讲话中,墨索里尼提到了这点,其所用的语言,在西方人听来,是相当不吉的:“……柏林与罗马之联成一线,这并不是隔板,而是一条轴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均可围绕这条轴心转动。”
  1936年秋后,希特勒主要操心的是西班牙。在此之前,元首曾向佛朗哥提供给养,数量虽小,意义却重大。此时,希特勒正考虑给他提供大量援助。11月,一支可供起义部队战术使用的特种机群业已投入战斗。11月18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终于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正当外交部敦促希特勒要谨慎行事时,现在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是一场真正冲突的前奏。“我们业已处于战争状态中。”12月2日,他在空军军官会议上说——虽然,第一枪还未正式打。即使如此,从新年开始,“所有飞机工厂均需全力以赴,就像动员令业已颁布一样。”数日后,在柏林,在对一群工业家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他也同样直言不讳。他透露,战争已指日可待,德国即将动员。“我们之行将到来的战斗”,他说,“要求我们采取重大措施,提高生产能力。重新武装是不受限制的。可供选择的是非胜则亡。”
  戈林这一番话公布后,佛朗哥的新任代表威廉·福贝尔将军便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除非立即派遣一师德军和一名教官,否则,战争便有可能失败。但是,威廉大街对此建议置之不理,福贝尔于是便将此事面禀元首。12月21日,他会希特勒于总理府。在座的有戈林、勃洛姆堡,霍斯巴赫、弗立契,以及刚从西班牙回国的在佛朗哥总司令部任军事代表的瓦尔特·瓦尔利蒙中校。福贝尔请求希特勒派遣三师援军,以结束旷日已久的战争。希特勒征求瓦尔利蒙的意见。瓦尔利蒙指出,由于这是一场内战,佛朗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这场战争。西班牙和德国两军之间是不能成功地进行合作的。业已给予的军援足以使起义部队免于失败。加之,佛朗哥正合其位,定能力挽狂澜。在座的军人均支持瓦尔利蒙的看法。
  希特勒同意众人之所云。他说,德国不准备大规模派遣援军。他的理由并非出于军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接着,他便坦率地透露,他最不需要的是佛朗哥迅速地取胜。西班牙的长期苦战将使世界的注意力从德国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计划上转移开去。但他确曾保证继续援助西班牙以反共;若军事灾难有可能来临,他便会增加军援。他最后说的一段话可说是狡猾的一着。他将大规模军援的荣誉让给了墨索里尼。在西班牙问题上陷得越深,墨索里尼便越有求于德国;如果这场冲突久久延长下去,他便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要对轴心国承担义务。
  在外交上,对希特勒而言1936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国已被弄得神魂颠倒,而意大利也即将就范,与德国进行不平等的合伙。他还说服了日本与之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包含了一项秘密协定(措词确很模糊),即互相支援,反对苏联。这项协定双方虽然承认并非绝对必须,但就使德国之重新武装合理化之宣传策略而言,却是重要的。
  那时的唯一挫折是英国的立宪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英王决定与瓦利斯·瓦尔非尔德·辛普逊夫人结婚而引起的。他对首相鲍尔温说,“若我是以国王身份与她结婚,且一帆风顺则罢,否则,如果政府反对这门亲事——鲍尔温曾对爱德华表示,政府将反对——我便准备引退。”公众大都同情爱德华八世,但首相和教堂却一意孤行,坚决不允。
  这场危机使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因为在行将到来的谈判中,元首靠的就是英王的支持。“我们的最大的希望就是他!”里宾特洛甫对德国新闻局代表在德国使馆任新闻代理的弗里茨·赫塞说。后者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并充当外交部的特别代表,接受外交部的秘密任务,即非官方地与英国官方人士打交道,尤其是首相的工业顾问霍拉斯·威尔逊。“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是个阴谋,目的在于剥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最终的地位?”过了不久,里宾特洛甫又把赫塞找来说。他刚与元首通完电话,元首对引退一说拒绝相信。这是一个烟幕,他已令德国报界对此说只字不提。希特勒的信心给里宾特洛甫提供了保证。“你瞧着吧”,他预言说,“事情将证明元首是正确的。这件事终将烟消云散,英王将对我们如此策略、如此谨慎地对待这场危机表示感激。”
  12月9日晚,爱德华签署了《引退文件》,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王位的君主。当晚,在一起动人的广播演说中,他对他的臣民及全世界说,他觉得“没有我心爱的女郎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我有心,我也无力挑起作为国王的责任重担和完成我的责任。”
  希特勒不明白,为何竟有人爱美人不爱江山。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据赫塞说)闷闷不乐地通知他的大使,他也不如卷金金金铺盖走人,甘心失败,放弃这种游戏。“英王既已逊位,英国肯定不再有人愿与我们来往。将您的活动情况报我,如您无所作为,本人将不加罪于您。”

  希特勒依然希望能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边来,但不是使用空袭或海上进攻的方法,而是占领世界上最大的、有战略意义的要塞:直布罗陀海峡。它被占领后,英国皇家海军不但进不了地中海,从而保证德国能占领北非和中东,而且还可将帝国的生命线急剧地延长至远东。若如是,英国怎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继续进行战争?希特勒争辩说。特别是,他愿意给他们以光荣的和平,让他们在远征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中成为一名不作声的伙伴。
  那时,佛朗哥的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恰好在柏林,与德国商讨西班牙参战问题,特别是向直布罗陀发动进攻的问题。在那天多事的上午,在前往总理府的途中,他是心有余悸的。昨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谈,既令他担忧又令他愤怒,原因是,他生怕里宾特洛甫的傲慢是元首对佛朗哥政权愤怒的反映。
  希特勒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这个西班牙人,令他又高兴又惊奇。他解释说,他是作为佛朗哥的私人代表和西班牙政府的代表被派来柏林的。他的妻子齐达·波罗,是佛朗哥委员长的小姨子。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澄清西班牙加入德国一方参加大战的各项条件。主要条件是“要确保西班牙的粮食和战略物资的供应。”
  元首对政治而不是战争似乎更感兴趣。他说,欧洲必须联合成一个大陆政治体系,确立自己的门罗主义,将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他对西班牙参战的提法是“间接的和模棱两可的。”只是在他的客人强调要对直布罗陀使用大炮时希特勒的态度才比较明确——炮弹不如炸弹优越。他引用各种数字,滔滔不绝地解释说,远程炮在发射两百发炮弹后便要维修,每发炮弹又只有75公斤炸药,而由36架飞机组成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机群,一次便可投弹120枚,每枚含炸药一千公斤,且可无限期地投放。希特勒辩解说,在这些俯冲轰炸机轰炸下,敌人能维持多久?一看见这些飞机,英国海军便会从直布罗陀逃之夭夭。所以,使用大炮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他补充说,德国也无法为直布罗陀战役提供38厘米口径的大炮。希特勒口若悬河,唇枪舌剑,令他的客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接着,希特勒又向客人保证,德国将尽力帮助西班牙。
  塞拉诺·苏涅尔离开总理府时,心里很是轻松,这是因为,他的主人在劝说佛朗哥接受他们关于两国领导人尽快在西班牙边境会面并进行更确切的讨论这一建议时,希特勒并未使用恫吓或胁迫的口吻。希特勒对塞拉诺·苏涅尔的印象也同样深刻,决定更直截了当地与其连襟打交道。“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并参战一事”,他次日致函佛朗哥称,“必须以把英国舰队从直布罗陀驱逐出去,并立即占领这一要塞为开端。”他用商人劝人买货的苦口婆心保证,西班牙一旦加入轴心国,德国便会努力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换言之,速胜便会有厚利。
  在9月22日的答复中,佛朗哥似乎同意希特勒的一切建议。但是,两天后举行的塞拉诺·苏涅尔——里宾特洛甫会谈却预见到了不少困难。德国要求得到非洲大陆外的几个有战略意义的岛屿,遭到了西班牙客气而坚决的反对。连翻译施密特都觉得,在里宾特洛甫提出非洲的土地问题时,塞拉诺·苏涅尔对此表现得相当“吝啬”。施密特评论道:“这是佛朗哥与希特勒的热情中首次出现的寒冷。”
  如果说,里宾特洛甫在与佛朗哥的亲戚谈判时,为出现的困难感到沮丧,那末,在当月晚些时候他便有理由为其杰作——与日本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三国条约——感到欢欣鼓舞。在三国条约中,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只要它们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的话。签字国也保证,“三个签字国中任何一国,若遭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战或日中冲突的国家的进攻时,彼此将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切方式,互相援助。”
  在英美两国看来,这进一步证明日本并不比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好些;这三个“强盗”国家业已勾结在一起,以企图征服世界。苏联人表示担忧,但里宾特洛甫却对莫洛托夫说,这个条约是针对美国的某些战争贩子而签订的。为何不将它变成四国条约呢?他敦促说。接着,他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说,“四国——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制订一项长期的政策,规定四国人民各自的长远利益,将其人民未来之发展引入正常的渠道。”

  5月7日,希特勒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柏林参加一个老战友的葬礼。罗姆的继承人维克多·卢策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至少,这是官方的说法;但罗姆叛乱中的某些余生者却怀疑其中有诈。葬礼后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便到总理府进午餐。午餐后,众人详细地讨论了目前的总形势。希特勒首先发表讲话说,1939年的德国——一个革命的德国——面临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解释说,要打倒这些国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无论在教养上或态度上,它们都不如德国。一个具有思想的国家历来比资产阶级国家更锋芒毕露,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精神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优越性与巴巴罗沙一起结束了。在那里,德国碰到了一个也有思想的国家——虽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对斯大林将失败主义者清洗出红军,并在战斗部队中安插政治委员,大加赞赏。并说,斯大林还有一个好处:他进行了多次清洗,使自己身边不再存在“高层社会”,致使布尔什维主义能集中全力,反对敌人。
  导致东线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盟友表现得很糟,尤其是匈牙利。他的结论是,由于战斗的胜利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能在欧洲进行长期抵抗的只有德国一国。因此,曾使党员积极起来的反犹主义,必须再次成为精神斗争的焦点,也是团结部队战斗的口号。军队若不能众志成城,东方的牲口们便有可能席卷欧洲。因之,必须不间断地集中精力,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欧洲文化的安全。“如果说东方布尔什维主义今天主要是受犹太人的领导,犹太人在西方的金融政治中占统治地位,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我们的反犹宣传便必须立刻开始。”与苏联不可能进行任何妥协的原因就在于此。“必须将他们打垮,就像先前我们要取得政权时必须将我们自己的共产党打垮一样。那时,我们也从未想到过妥协。”
  希特勒讲话时声音虽然宏亮,但,他的健康显然在变坏。莫雷尔医生把荷尔蒙的日注射量增加了一倍,还加了另一味药即普鲁斯达克林,他的健康仍无多大起色。另一次心电图表明,他的心脏病正在加重。莫雷尔医生怕札贝尔对元首的饮食统得过死会加剧元首的病情,便向元首建议雇用一名专门厨师。他们雇用了维也纳一名女厨师冯·埃克期纳太太。她肯定知道奥地利人的口味的。但两人均有所不知的是,她娘家有犹太血统。
  5月12日,希特勒回到“狼穴”。由于他的领导,自斯大林格勒一役后出现的撤退结束了,这使他很满意。但是,他的洋洋自得次日便烟消云散了——他得悉,德意两个联军近30万人,在突尼斯被盟军包围。这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一周后,更有坏得多的消息传来,墨索里尼的政权已濒临崩溃。
  在意大利的高层人士中,已开始出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战争结束后”等语。在街头,德军已开始被视为敌人,公开挨骂。
  6月中,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与他的侍从荣格结了婚。共度短暂的蜜月后,荣格上了东线,特劳德尔则回“狼穴”上班。“你脸色苍白,人也瘦多了”,希特勒一见她便这样说。这本来是无恶意的,不料却使特劳德尔非常狼狈——林格、夏勃、鲍曼等人在那里挤眉弄眼。她不像初来元首司令部时那样天真烂漫了。很奇怪,在帝国最高层里的日常工作,却给她带来某种沮丧。她试图在日记中作某些表述,继而又向别人,特别是对好心肠的赫维尔,谈到她的恐惧。她发现,别人也有某种模糊的不满和阴郁感。他们也害着“木屋热”,但为何不安,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年6月,希特勒好说歹说才把克里斯蒂安·达拉说服回来。她回来了,随身带着许多手提箱。很快,在兵营和暗堡内,都充满了她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她的歌声、笑话和喜悦,提高了众人的情绪。此时,特劳德尔已失去了少女的羞怯。一天,她竟单刀直入地问希特勒,他何故急于让别人统统结婚,而他自己则按兵不动?他的回答是,他不愿当父亲。“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天才人物的孩子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人们以为,天才的孩子应该与父亲一样也是天才,他若与众人一样平庸,人家便不原谅他。”时至今日,他仍显得谦虚;听到他不自谦地宣布自己是个天才,她颇觉不安。
  尽管北非战事失败,希特勒仍考虑要向库尔斯克发动全面进攻——这正是米尔契激烈反对的。装甲车专家古德里安来到柏林,当面陈述了他反对此役的理由:首先,新添的美洲虎坦克的零件供应有限;其次——为答复希特勒的论点,即出于政治原因,这次战役是必要的——库尔斯克在何处(在中部战区南翼),知道的人很少。希特勒承认,一想到此次战役,胃口便倒了,但在尔后数天内,蔡茨勒和克鲁格两人又说服了他:赶时间仍来得及,此役需快打。7月1日,希特勒向高级将领发表讲话,将此次战役定名为“城堡”。他说,德国若不是顽强地坚守已被征服的土地,就是垮台,二者必居其一。德国军人必须明白,他必须顽强坚持,战斗到底。他承认,“城堡”是一场赌博,但又觉得一定会赢。他虽逆军方的劝告而行,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等问题上,他不也是对了吗?他将苏联也列了进去,使听众为之毛骨悚然。
  曼斯坦因从北往南进攻,其部队共有18个师,但适于作战的坦克不足千辆,大炮不足150门。南面,莫德尔将军仅有兵力15个师,坦克900辆。进攻时间,与通常一样,定在7月4日下午3时。那天天气炎热;远处雷声隆隆。开始时,苏联人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红军的大炮直到天黑后才回击。然而,随着滂沱的大雨,速战速胜的幻影破灭了。至拂晓,大小道路均成了泥潭。天亮后不久,一阵大雨,便使溪流汇成了大河;工兵们花了12个小时才架好简易桥,让坦克通过。
  到7月9日,打头阵的德国坦克离库尔斯克仍有88公里之遥。众人大失所望。不料,次日又有消息传来,说英美联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遇抵抗有气无力。希特勒不以为怪,于7月13日下令停止他勉强支持的这次攻势,以便向西欧派遣包括党卫军装甲车兵团在内的援军。曼斯坦因辩解说,库尔斯克战役若不继续,通向黑海的一条狭长的地带便有危险。
  希特勒这个赌徒,宁愿接受库尔斯克一役的失败,把注意力转移至更有可能取胜的地方。然而,从结果看,“城堡”并非仅为一未取胜之役。此后,东线的主动权便属于苏联人了。

   希特勒尤其是这样。他纵然摧毁波兰的决心毫无动摇,但他更加急于作最后一次努力,使英国置身于战争之外。8月25日午后1点35分,希特勒再次接见汉德逊大使。他对那位英国大使说,他"承认"英帝国的存在,他个人准备"亲自保证英帝国的继续存在,并且愿意用德意志帝国的威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希望对英国采取一个其性质同对苏联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准备同英国缔结协定,不仅要在一切情况下保证英帝国的存在,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还愿意"保证不论英帝国在哪方面需要援助,德国都将给予援助"。他"还准备接受一项合理的军备限制",并且把德国的西部国境看成是最后的疆界。希特勒还矫揉造作地告诉英国大使,他的天性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一旦波兰问题解决以后,他就要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作为战争贩子了此余生。

  9月1日,星期五,凌晨4时45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德国巡洋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88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他说,“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无别的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作出了一个明智但又是个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他这样说,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于上午9时40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灰色制服,步履轻快地走上舞台。旁观者都觉得奇怪。他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党服。他声音宏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想法,他表示遗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紧密的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爱,必须有对方作出反应。”身在听众中的爱娃·勃劳恩对妹妹小声说:“这意味着战争,伊尔塞,他要走的——我会变得怎样呢?”
  也许是因为即席,这篇演说并不是希特勒最佳演说之一。为了使这篇演讲拿得出去见报,狄特里希办公室的赫尔穆·孙德曼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拚命修改语法错误和删除多余的字句。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用毒打人”,他威胁说,“必然会遭毒还击。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要不我就不活着看到它的结束!”
  听众尽情的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对妹妹说,“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是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许是即兴作的,但它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25年前,8月的一天,德皇威廉宣战时出现的那种喜悦,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今天,街道上并没有心情急切的青年阿道夫,也没有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的希特勒。在1914年,大部分欧洲人都在战争中找到了解脱。“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D·H·罗伦士在写到他坚决反对的那次战争时写道,“人类是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之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条生活规律。”从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至今天,和平与增长均不见有多少。这一代人并不具有过无聊生活的最近的过去,没有冒险或逃避的欲望。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当爱娃·勃劳恩垂头丧气地与勃兰特医生一起步出剧场时,他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别发愁,勃劳恩小姐,”他说。“元首告诉我,用不了三个星期和平又会到来。”听到这话,她勉强一笑。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并对他的将领们说,“他的政策业已瓦解,现在只有枪炮才能说话。希特勒先生忍不住了,没有讲完便离开了屋子。”
  这可能是真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要见他。元首对达勒鲁斯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划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10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之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作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讯工具最现代化,但所作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词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作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8时后夏季于晚9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9时30分前,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应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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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下午5点30分,希特勒接见了法国大使,但并没有对他说什么重要的话,只是再一次重复"波兰对于德国的挑衅"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说他不会进攻法国,但是,如果法国竟然参与冲突,他就要和法国拼到底。谈到这里,希特勒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对法国大使表示送客了。但是考伦德雷大使告诉这位独裁者,他凭军人的荣誉向希特勒担保,他毫不怀疑,"一旦波兰遭到攻击,法国将以全力支持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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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希特勒大失所望,1936年仍给他带来巨大成功。据他对戈林夫人说,这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真正使他愉快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尽管他害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他们过得很愉快。12月25日,通过霍夫曼即那个摄影师的介绍,他挑选了一个医生作为自己的贴身医生。医生叫德奥·莫雷尔,是位皮肤病专家,在柏林库尔费尔斯坦达姆大街开业,生意兴隆。他的病人多系电影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长着一副圆脸,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纳垢。在施治时,他有时也粗枝大叶。有人说,他曾用一块刚擦完桌子的绷带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经消毒便用同一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
  德国的医生很多,希特勒为何单挑选了他,其原因也许是莫雷尔太太与爱娃·勃劳恩之间的友谊之故。自退伍以来,希特勒脱掉所有衣服进行体格检查,这还是首次。希特勒之上腹痛,莫雷尔诊断结果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给他开了“母达弗罗”和“加勒斯托尔”两药。希特勒还身患meteorism,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渐加剧。莫雷尔医生下的药是科氏去毒丸。这种药丸含番木鳖碱,但莫雷尔医生并不明白它含这种成份,竟让希特勒每餐吃2至4片。此外,莫雷尔还让他大量服用维他命,也常常将它与葡萄糖混合进行静脉注射,以增强希特勒的体力。
  国内最有威望的两名专家,一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格洛维茨医生,一是柏林慈善医院的贝格曼医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之胃痉挛和痛得他无法穿靴子的湿疹。然而,莫雷尔医生却保证在一年内治好这两种病。只一个多月时间,他便给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位医生创造了奇迹,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维茨和贝格曼二人都让我挨饿,只许我喝茶和吃饼干……我的身体虚弱到连案头工作都不能支持。后来,莫雷尔来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将身体的康复完全归功于莫雷尔,连牙床情况的改善也是注射母达弗罗所致,而不是他的牙医雨果·布拉希克的处方——勤刷勤按摩——使然。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的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是一起许诺而不是威胁的演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吹嘘却也有些现实基础。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罗斯福一样,他也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与罗斯福一样,他凭直觉得出结论,那些被传统理论搞得六神无主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衰退知之甚少。因此,两位领导人均藐视传统,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政策”,1973年,经济学家J·肯尼斯·加尔布莱斯评论说,“……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的国家,会响应希特勒的号召,一如美国人之响应罗斯福,这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他并不懂多少经济,不知自己之所为。“但是,在经济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平时可将全国联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用轮子走路”,他发展了“人民车”。此车坚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买得起。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40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以及严格控制污染。出于他个人对清洁的关注(也许与害怕长癌有关),对污染问题尤其令他关心;他鼓励工业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鲁尔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装了消除污染的设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对亲信们说过,最主要的是空间(另一个关切之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在制订规划时,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这令我高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毋需兴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拥挤不堪的市镇,如同我们在茨维考和格尔申基尔申等地看到的那样。如果我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市镇,我将大失所望,将失去快乐,如同我被我的祖国发配出来一样。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中便专修自然科学,非古典课程与人文主义大学预科课程同等重要。由于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的必修课程,以及重视德国历史和文学,有些课程,例如古代语言和科学,便受到影响。“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形成性格,”有个纳粹教育家写道,“我们并不想把几童教育成小学究……所以我说,‘让我们少十磅知识,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随锤炼性格过程的是将希特勒半神化。在进午餐前,科隆的孩子们必须背诵这段祈祷词:

  10月,希特勒忙于外交。10月4日,他在勃伦纳山口与墨索里尼会面。“战争已打赢了!其余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在承认德国空军尚未取得霸权的同时,希特勒又声称,英机正以三比一的比例被德机击落。然而,因为某种原因,尽管军事形势已完全无望,英国仍在负隅顽抗。英国人民正在经受非人道的待遇。英国为何要顽抗呢?他在抱怨,又自己回答这一问题:希望得到美国或苏联的援助。
  他说,那是幻想。三国条约已在懦夫般的美国领导人身上产生了“沮丧性的效果”,而部署在东线的40个德国师则令俄国人丧胆,不敢出面干预。所以,给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夺取直布罗陀。说到这里,希特勒把话题一转,破口大骂西班牙人——他们参战的代价是40万吨粮食和相当大数量的煤油。还有,当谈话提到偿还的问题时,希特勒抱怨说,佛朗哥竟有脸回答说“这是一个将理想和物质相混淆的问题。”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吼道,人家几乎将他说成是个“渺小的犹太人似的,为人类最神圣的东西进行讨价还价!”
  两个独裁者在温暖和信任中分别后,元首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安静地思考这项新的政治计谋。”他在贝格霍夫的房中来回踱步,还到上萨尔茨堡的山坡上作长距离散步。有时,他也会讲讲他的想法,或在餐桌旁,或在会议上。这些片言只语最终却形成了一项决定,即在他去与佛朗哥会晤的途中,试探法国人的口风。然后,只有在那时,他才与俄国人谈。
  他的专列(名字很古怪,叫“阿美利加”)于12日离开德国,当晚便抵达法国中西部的蒙特瓦尔。在这里,维希政权的副总理赖伐尔在火车上与元首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主要内容是为两天后与贝当元帅会晤作出安排。到此时,元首已下决心把法国降为家奴。为此,他希望得到受害者的自动自觉的帮助,但也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报复。如同对待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希特勒力图将法国变成戈林所说的掠夺经济(包括掠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原料和劳力到国家的艺术珍品),希望维希政权成为一名积极反对英国的盟友。从赖伐尔的态度看,希特勒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他乘火车连夜继续前去与佛朗哥进行关键性的会晤时,他是满怀信心的。
  他们会晤的地点是法国一边境小城。这个小城叫昂代,位于法国西南部的疗养区,在比亚里茨下方,有着值得大做旅游宣传的沙滩和棕榈树。所以,与其说它适合开具有世界意义的会议,倒不如说适合作为疗养胜地。会晤的地点设在城外法国窄轨铁路与西班牙宽轨铁路交轨处。元首的火车按时抵达,赶上了下午两时要举行的会晤。但在邻近的月台上却不见西班牙人的火车。此时正是10月,天气晴朗明快,温度宜人,使按时抵达的德国人没有发火。毕竟,你还能从那些老是拖拖沓沓的西班牙懒汉的身上期待什么呢!
  希特勒相信,一旦与佛朗哥晤面,他便能将他说服,就像他曾说服张伯伦、赖伐尔以及其他人那样。要没有德国的帮助,你这个自封的大元帅会在哪里?这决不是你西班牙人所相信的,说什么是靠了圣母的干预他才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实际上,是靠了德国空军“将炸弹如雨点般从天上扔下去才决定胜负的。”
  在等候时,希特勒与里宾将洛甫在月台上交谈。“目前,我们还不能”,施密特听见希特勒在说,“给西班牙人提供任何书面的承诺,不能书面答应将领土从法国殖民地移交出去。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如果让这些碎嘴皮的拉丁人抓到了任何书面的东西,或迟或早法国人都会有所风闻。”明日,他就要诱使贝当开始向英国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了,所以,他今天不能放弃法国的领土。“此外”,他接着说,“若与西班牙人签订的这种协议走了风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便有可能落入戴高乐的手中。”
  一小时后,西班牙人的火车终于出现在横跨在比达索阿河上的国际大桥上。西班牙人之姗姗来迟是故意的,不是被休息所误。“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佛朗哥对一个军官说。“我必须设法用计——这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使希特勒等我,在心理上从一开始他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位领袖身材矮胖,长就一双乌黑的锐眼。在一个名人辈出的国度里,他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是靠运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上台的。他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是加里西亚人(加里西亚以产生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者而著称),把对现实的严酷看法和精明能干的品格连同他一起带上了高位。
  虽然内心还是个农民,佛朗哥连人民之一员都不是。他太接近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者。他虽然也为长枪会(一个法西斯式的党派)服务,但他并不是它的成员。真正的长枪会员,例如新近被提升为外交部长的连襟,是更加亲德的。虽然不久前在柏林受到冷遇,塞拉诺·苏涅尔依然相信,德国是不可战胜的,西班牙应投靠得胜一方,佛朗哥却有所怀疑。“我告诉你,英国是永远不会让步的”,他对诸将领说。“他们会战斗,而且会战斗下去:若被赶出英伦三岛,他们便会在加拿大继续战斗下去。他们会叫美国人帮他们打下去的。德国并未赢得战争。”与此同时,他又不愿让希特勒失掉耐心,使西班牙遭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也不愿采取那些挡住希特勒道路的小国所采取的成功的路线。
  当列车在希特勒的车旁停下来时,佛朗哥心里明白,他的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他能否使它不陷入欧洲冲突了。内战已使西班牙的经济变得一团糟,去年的农作物歉收又使他的人民面临饥饿。然而,希特勒会允许他保持中立吗?如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元首,用什么能抵抗德国的入侵?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一方面造成要加入轴心国的印象,另方面要找到某个需要进一步澄清之点。他的加里西亚遗风正是他的铁甲——他步出列车,上了月台,在军乐的伴奏下,朝希特勒走去。
  佛朗哥发表了预先准备好的讲演,演讲中充满了对元首吹捧之词和口头保证。西班牙历来“与德国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地在精神上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事实上,“时时刻刻都觉得与轴心国团结在一起。”历史上,两国间只存在着团结的力量。在目前的战争中,”西班牙将高兴地站在德国的一边。”困难么,他补充说,元首是非常清楚的:特别困难的是粮食不足,还有,美国和欧洲的反轴心国分子也在为他的可怜的小国制造种种困难。“所以,西班牙必须原地踏步,不得不常常心平气和地注视着她不赞成的事情。”说这话时,他语调中带着悔恨,但很快他便说,即使有这些问题,西班牙——她非常注意与轴心国的联盟——对于战争,正在采取与去年秋天意大利采取的同样的态度。”佛朗哥的巧妙的躲闪却得到了希特勒的一个承诺。为了报答西班牙在战争中的合作,元首说,德国将让佛朗哥占有直布罗陀——于1月10日,将它占领——以及在非洲的一些殖民地。
  佛朗哥蜷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后来,他终于开口了,但讲得很慢,也很小心谨慎。他一边在寻找借口,一方面又坚持得到更多的让步。他说,他的国家需要几十万吨小麦,而且刻不容缓。佛朗哥“带着狡猾的神情”问希特勒,德国是否准备发运。还有,为了抵御英国皇家海军对海岸发动的进攻,西班牙需要大量的大炮——高射机枪自不待言了,这又怎么办?他将话题从一个转到另一个,而且转得好像很随便;从赔偿卡纳利群岛的某些损失谈到为何不能接受外国军人的赠礼——直布罗陀。这个堡垒必须由西班牙人自取。突然间,他现实地估算起希特勒将英国人逐出非洲的机会有多大来了:只能逐至边沿,不可能再远。“我是非洲的老兵,这点我很清楚。”同样,他对希特勒征服英国的能力也表示怀疑。英国充其量会沦陷;丘吉尔会逃往加拿大,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作战。
  佛朗哥的讲话,声音单调,使施密特不禁想起了催促善男信女前往祷告的教堂叫拜人。他的讲话使希特勒越听越失望。元首终于唰地站起身来,脱口说道,再讲下去也徒劳。说完,他又立即坐下。似乎对自己的冲动觉得后悔,他再次劝佛朗哥签订条约。当然!佛朗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逻辑的呢?只要德国供应粮食和武器,条约当然签;只要给西班牙决定何时参战最适宜的权利。圈子兜完后,会谈便宣告休会。
  希特勒满心不悦,奔自己的车厢去了。两位外长则走下月台朝里宾特洛甫的车厢走去,以便进一步会谈。经过一番争论后,里宾特洛甫透露,元首前来昂代的目的,“是要搞清西班牙的要求与法国的希望是否相符。”不言而喻,佛朗哥委员长理解元首所处的困境,也愿意与元首签订一项秘密议定书——意大利日后再签字。说完,里宾特洛甫便将西班牙文本的协议草案交给对方。协议说,西班牙将从法国的殖民地得到领土,得到多少,“要以法国能从英国得到多少殖民地补偿而定。”
  塞拉诺·苏涅尔表示惊奇,大声喊道,在非洲问题上,显然,这是一项新的政策。而德国对法国的态度显然也变了!这样一来,对西班牙参战所作的补偿也就很暧昧了。他带着一丝微笑说,佛朗哥需要对他的人民“更确切地说明能得到些什么战利品。”里宾特洛甫不善于玩弄这种辞令,只好强压住满腔怒火。此时,西班牙外长便戏剧性地、正式地告辞。
  当晚,德国人在元首的餐车里举行国宴,款待西班牙人。佛朗哥既热情又友好,他的连襟也表现迷人,在整个晚餐期间,他们的表现都像是逢迎拍马。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此表现,希特勒才敢在众人起身离座时,将佛朗哥拉到一边。两人密谈了两个小时。由于佛朗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稳如泰山,而他又无法操纵佛朗哥,希特勒便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佛朗哥认为,例如,地中海的东部门户苏伊士运河,应该比其西部门户直布罗陀先行关闭;尽管希特勒连声反对,他还是纹丝不动。由于他如此坚定,原先只是坚持如此这般的希特勒。
  此时便突然发火。佛朗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说,如果他拿不到10亿公斤小麦,历史(他指的是反对拿破仑的起义)恐怕会重演。元首火冒三丈地离开了餐车。“佛朗哥是个小小的少校!”他对普特卡默说。在对林格谈起他时,希特勒又降了他的格:“在德国,那家伙顶多能当上士!”有人还听见他把佛朗哥降为下士,即他自己在大战中的军阶。对他的外长的狡猾战术,希特勒更加恼火。“苏涅尔把佛朗哥捏在手心里了!”他对凯特尔说。希特勒还发出威胁,让会谈此时此地便破裂。
  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则在自己的车厢里,设法要与苏涅尔达成协议。但是,这位西班牙人客气而坚决的反对,也同样使他扫兴。在耐心丧失净尽后,他将塞拉诺·苏涅尔及其副官们当作小学生逐了出去,令他们于次日早晨8时,将完成的文本交来。
  24日,塞拉诺·苏涅尔本人没有前来。他将文本交给了他的下级,即前驻柏林大使——此人讲的德语带越南口音——转交。对此,里宾特洛甫大怒,高声怒骂,声音之大,在车外都可听见。“不能令人满意!”在读完塞拉诺·苏涅尔起草的文件后,里宾特洛甫俨然以老师自居,连声喊道。(西班牙要求,摩洛哥的法占区日后应属西班牙)他要求西班牙递交一份新的草案。之后,他便与施密特一同赶赴最近的一个机场,以便及时赶至蒙特瓦尔,参加希特勒——贝当会谈。一路上,里宾特洛甫怒气未消,骂苏涅尔是个“阴谋家”,佛朗哥是个“忘恩负义的懦夫”。译员施密特却暗暗为西班牙人使用的策略而高兴。在玩弄自己的花招前,希特勒便输给了对手——这是首次。
  希特勒业已抵达蒙特瓦尔,并在车内等候贝当元帅。为了与旧的共和政府分开,贝当不久前将自己的职务从总理提至国家元首。如果元首早知道佛朗哥曾告诫贝当勿挑起领导法国摆脱混乱局面的重担,他肯定会对佛朗哥更加不悦的。“用您的年龄作借口”,佛朗哥曾说,“让吃了败仗的人去签和约……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她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老迈年高的贝当元帅,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前来,在车站的进口处受到了凯特尔的迎接。贝当回了礼,挺着腰板,双目注视着前方,检阅了德国的仪仗队。跟在他后边的是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他们默默地沿着月台朝元首的列车走去。当贝当元帅从售票厅出来时,希特勒伸出一只手,向前走去。众人领着这位老元帅进了秘密车厢。他笔直地端坐着,注视着希特勒,专心听着施密特的泽文——为了让老人能听清,施密特的声音响亮,“语调平静”。他像是信心十足,而不是奴颜卑膝。坐在他身旁的赖伐尔却是个生动的对比。他极想抽烟,但又知道,对希特勒和贝当两人而言,烟都是禁物。赖伐尔用搜索的眼光看看希特勒,又看看里宾特洛甫。希特勒说,他很明白,贝当元帅并不属于主张对德宣战的一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说,“这次会谈便不可能举行。”
  在用温和的语调历数了法国的罪恶后,元首对佛朗哥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英国已战败;它迟早总要承认这点。”还有,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战争打输了,总得有人为它付出代价,“不是法国便是英国。如果这个代价由英国承担,那么,法国便可在欧洲谋求一个位置,保持其殖民大国的全部地位。”为此,法国当然要保护其海外殖民地,使之不受侵犯;此外,法国还需重行征服中非的殖民地,因为它们已投靠戴高乐。说到这里,他委婉地建议让法国参与反对英国的战争——他问贝当,假若英国像在梅塞尔克贝尔以及几星期后在达喀尔一样继续进攻她的军舰,法国将怎么办?
  贝当承认,这两次进攻冒犯了大多数法国人,但他的国家无力再发动另一次战争。他反而请求签订一项终极的和平条约,“这样,法国便能确知她的命运,两百万法国战俘也能尽早回来与家人团聚。”希特勒将这个问题支吾过去,而两位法国人对另一次暗示——法国参与反英战争——也未作反应。双方各自心怀鬼胎;贝当虽然对元首表示钦佩,似乎对元首的许多意见都表示同意,但他说话言简意赅,令施密特觉得他是在公开拒绝。“希特勒下的一笔大赌注”,这位翻译回忆说,“由于贝当和赖伐尔的小心谨慎而输光了。”在他看来,法国这两位代表在蒙特瓦尔的表现,并未使法国丢脸。
  几天后,在一篇广播演说中,贝当对其国人说,他接受与德国的合作是光明磊落的,目的在于维持法国的团结。它也会减轻法国的苦难,使法国战俘的命运变得好些。“合作必须真诚”,他警告说,“必须剔除侵略的念头。要身体力行,既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法国对胜利者承担了许多义务。希特勒不是允许法国维持其主权吗?在此之前,贝当继续说,“我一直像慈父般向你们讲话。今天,我以领袖的身份向你们演讲。跟着我。要相信永恒的法国。”
  元首列车上的气氛可就阴郁了。在昂代和蒙特瓦尔两地,希特勒都未得到预期的东西。在“阿美利加”越过法国的边境前,墨索里尼6天前写的信被送来了——这是令元首失望的第三件事。在信中,他恶毒地攻击了法国人。他写道,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憎恨轴心国的,维希政府的嘴巴虽然甜,“人们却不能不想到他们的合作。”希特勒生怕墨索里尼要报仇雪恨的态度会破坏其将维希政权拖入反对民主国家的十字军中去的计划,便急忙令里宾特洛甫把原定在佛罗伦萨与墨索里尼会晤的时间提前至10月28日。几分钟后,里宾特洛甫便给齐亚诺挂了个电话。这在罗马引起一阵小小的恐慌。
  “刚与贝当会谈,便赶来意大利”,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此举,实在令人扫兴。希望他不致于因为我们声言反对法国而让我们喝一杯毒汁。这是让意大利人民吞的毒丸,比凡尔赛的欺骗有过之而无不及。”
  希特勒未按原计划返回柏林,而是令火车开往慕尼黑,以便休息一阵并为仓促提前的意大利之行作好准备。10月27日下午,正当他要乘火车南下时,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传来消息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墨索里尼将于次日清早进攻希腊。据施密特说,听到这一消息,元首“怒不可遏”。当晚进晚餐时,里宾特洛甫反映了他的主子的怒气。“秋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意大利人此时去攻打希腊,哼,休想前进一步!”他说。“另外,在巴尔干半岛打仗,后果是很难意料的。元首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撑意大利总理的这项疯狂的计划,所以要马上去意大利,好亲口和墨索里尼谈。”
  里宾特洛甫的这番话,不可能真是针对这件事。这次会晤是他自己在两天前定下来的。再者,他自己清楚,元首刚才拒绝在一份发往罗马的电报上签字,而这份电报又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起草的,内容是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批评这种进攻。“里宾特洛甫”,电报起草人威兹萨克说,“批准了这封电报。希特勒却说他不想去惹墨索里尼生气。希特勒的沉默是个间接的迹象,让意大利继续进行其向巴尔干半岛挺进的、决定性的、危险的步骤。”
  次日上午10时,正当“阿美利加”疾驰过波罗尼亚时,希特勒得悉,意大利的军队已开进希腊。据恩格尔的回忆,希特勒听到这消息后,破口大骂,但他并不是骂墨索里尼,而是骂德国的联络官和武官,说他们“多次坏了他的好事。”之后,他才改口骂意大利人口是心非。“这是为挪威和法国报仇!”他喊道。接着,他又抱怨说,“两个意大利人中,有一个不是卖国贼就是间谍。”发泄了一通后,希特勒稍稍清醒地分析了一下形势。他猜想,意大利总理进攻希腊的目的,是要与德国经济对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大的影响相抗衡。“我非常担心”,他说。他生怕意大利的入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给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建立空军基地以良机。”
  一小时后,火车慢慢开进了装饰得喜气洋洋的佛罗伦萨火车站。墨索里尼满面春风,大步流星前去拥抱他的盟友。“元首!”他喊道,“我们正在进军!”希特勒控制住了自己。事情已坏,抱怨已无益。他的问候是傲慢的、与通常给予墨索里尼的热情大相径庭。但,这冷淡却一瞬即逝。片刻后,这两位独裁者和政客,听见皮蒂宫外的群众高喊“元首!元首万岁!领袖!领袖!”时,两人又都神采奕奕。(会谈将在皮蒂宫内举行。)两位独裁者不得不几次三番走到阳台上,让群众安静下来。“罗马人只有对他们的凯撒才这样欢呼”,希特勒后来对仆人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我骗住。他们是想软化我,因为他们把我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墨索里尼在政府内任总理,在法西斯党内被称为“领袖”——译注)
  在会谈中,希特勒将自己控制得很好,令施密特觉得惊奇,连“思想里咬牙的一点迹象都没有”。墨索里尼却异常高兴。如果说墨索里尼为做了希特勒勉强同意他做的事而内疚,那末,这种内疚的心情也被自己的悔恨驱散:在勃伦纳山口,两人曾双双保证维护巴尔干的和平,但是,不到几天,希特勒便派兵侵入罗马尼亚。“希特勒常常是造成已成事实后再来见我”,他向齐亚诺埋怨说。“这次,我要以牙还牙。他会在报上发现,我已占领了希腊。这样,平衡便会得以重新确立。”
  显然,他已取得了成功,因为希特勒对希腊之事只字未曾埋怨。相反,他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驱使他前来佛罗伦萨的那件事情上。他把与贝当和赖伐尔会见的情形告诉了墨索里尼,说贝当的尊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未被赖伐尔的一副奴颜卑膝相骗住。他把与佛朗哥的会谈说成是个酷刑,说若要再与他会谈,他“还不如拔掉三四颗牙齿”。他抱怨说,关于参战,佛朗哥的态度“非常暧昧”;他之当上西班牙的领袖肯定是出于偶然。
  这次长时间的会谈结束时,两人又亲如手足。希特勒再次重复了在勃伦纳山口所作的保证,就是说,他将“无论如何不与法国签订和约,假如意大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
  墨索里尼则说,德意两国,与历来一样,意见完全一致。然而,一登上“阿美利加”,希特勒便大肆谴责墨索里尼的新的“冒险”,说其结果只能是个军事灾难。他喊道,墨索里尼为何不攻打马耳他或克里特?这样做,在他们与英国在地中海的战争中,还算有点意义。尤其是在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处于困境,刚刚要求德国派一装甲师援救时!
  对元首而言,通过被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回程,是阴郁的旅程。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征服了比最乐观的德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土地。挪威,丹麦,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都成了他的。他超过了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然而,什么也未像成功那样令人失败;跟着这一连串令人难于置信的胜利的,是在昂代,在蒙特瓦尔和在佛罗伦萨的失败。一个二流国家的平庸的领袖和一个战败国的首领,竟躲躲闪闪,不愿加入反对英国的十字军,而他的可靠的盟友,出于要在战场上取得个人荣誉的需要,正在危害轴心国在地中海的地位。这似乎还不算,原拟把英国带到绿桌旁来的空战,现已成为公认的失败——代价是损失了可怕数量的飞机。
  在返回祖国的漫长而乏味的旅途中,希特勒无法掩饰他的烦恼,怒斥“骗人的”合作者,及其背信弃义的、不可靠的朋友。哪个征服者要经受这种多余的失败呢!他的许多表现肯定是戏剧性的。肯定地讲,对贝当的不置可否,希特勒并非像他装出的那样忧虑。他肯定知道,如他肯于向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是能阻止他入侵希腊的。但是,对佛朗哥的拒绝承诺,他是真正恨之入骨的。必须迫使佛朗哥就范,因为能否进入直布罗陀,他是关键,而占领了这个堡垒后,希特勒就能把英国人“将”死,并为东征扫清道路。

  希特勒将精力转向西线后,便于7月19日动身前往意大利北部,与墨索里尼进行第十三次会谈。会谈地点设在费尔特雷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加吉亚别墅。会议于上午11时准时开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分别坐在太师椅上。围绕他们而坐的是军事将领和外交要员。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互相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会场上出现了片刻令人难堪的沉默。这是个很奇怪的前奏,更像是男女两家安排嫁妆的会议。元首终于首先开口,谈了政治和军事的总的形势,讲得心平气和。墨索里尼叉着双腿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不动声色地听着。他的坐椅太宽太深,他只好坐在椅边上。突然,希特勒向意大利人猛攻,说他们散布失败主义。此时,墨索里尼坐立不安,紧张得伸出一只手去摸脸的下半部。
  墨索里尼不时压迫背上的某一点——显然,那里在作痛;有时,他又深深地叹一口气,像是顺从,又像是讨厌——希特勒依旧在独白,嗓门越来越粗。为了掩饰其痛苦,他用手巾擦了擦脑门。希特勒毫不留情,继续滔滔不绝。12时55分,一个副官在他耳旁嘀咕了几句,希特勒仍口若悬河,不断地向已吃不消的意大利总理保证,只要意大利与德国一样,毫不动摇,决心战斗下去,危机便很快会被克服。他说,每个德国人都怀有进行征服的意志,15岁的孩子都已在操纵高射机关炮了。“假若有人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可以留给下一代人去完成,那么,我就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谁也不能说,未来的一代将是一代巨人。德国花了30年才得以恢复元气,而罗马却一蹶不振。这是历史的声音。”
  1时整,那个副官又在对希特勒耳语。别人以为这肯定是急事。这次,他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结束了他的讲话。他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众人进午餐。在希特勒高谈阔论中,墨索里尼始终一言不发,使其他意大利人愁肠百结。他连一次也未起来反驳,也不想进行解释。他未告诉德国人,用不了一个月,意大利军队就不再会有办法或意志去进行有效的抵抗。
  5天后,意大利总理又再次硬着头皮去听任别人谩骂——这次是他自己的“法西斯大议会”在骂。自1939年以来,这是首次召开的会议。大会就他在战时的行为进行长时间的、详尽的辩论后,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宪制,将武装力量交由国王指挥。此议案以18比9的票数获得通过。
  次日,7月25日,酷热的星期天,墨索里尼晋见维克多·爱麦虞埃三世。他试图控制自己,但他手中的讲稿纸却在咯咯作响。国王令他勿再辩解;再战已徒劳;意大利已被打败,军人已不再愿意为法西斯主义作战。他要求墨索里尼辞职,跟着便披露,他已指派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为政府首脑。“对不起,对不起。”门外,人们听见他在说。“解决办法只能如此,没有别的。”个子矮小的国王陪他走到前门,与他热烈握手。正当墨索里尼步出大门时,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军官迎了上来,说国王陛下令他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墨索里尼嘴里正在说这没有必要,便被领进警车。他被捕了。
  当晚9时30分,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宣布“墨索里尼已辞职”,令他们大吃一惊。政权已被他们的死敌巴多格里奥接管。希特勒为众人压了惊;约德尔建议,在收到罗马发来的详尽的报告前,切不可轻举妄动。希特勒直率地答道:“这自不待言,但我们必须提前筹谋。毫无疑问,他们一方面叛变,一方面又会宣布仍然忠于我们;但这是叛变。不消说,他们是不会忠于我们的……反正,某某先生(巴多格里奥)直截了当地说过,战争将得以继续,但此话一文不值。他们不能不这样说。不过,我们也可玩同样的把戏;我们要作好准备,把烂摊子抓过来,还有那些贱民。我明天派人带命令去见第三装甲师司令,叫他带一支特种先遣队去罗马,把政府成员、国王——把那些渣子,最主要的是即位王子——抓来,把那些流氓,特别是巴多格里奥及其同伙,全都抓来,一个不漏。然后你再看他们如何爬来爬去告饶吧。用不了二三天,那里又会发生政变。”
  在午夜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又发布了更多的指示。第二伞兵师必须作好在意大利首都地区空降的准备。“必须占领罗马。谁也不准离开罗马,让第三装甲师开进去。”有人问,通向梵蒂冈的通道是否应该占领。“没有关系”,希特勒说,“我要去梵蒂冈。你以为我会为梵蒂冈犯愁吗?把那个权力取消。所有外交使团都会跑到那里去躲藏。我才不管那一套。如果全都在那里,我把所有猪猡都赶出来。完事后我们再对他们说声对不起。这很容易办到。我们在打仗呀。”
  在他的几个秘书面前。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墨索里尼比我想象的要软弱得多。”他喃喃地说着,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亲自给他把守后方,他却缴了械。嗯,我们永远也不要靠意大利这个盟国。我相信,没有这个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他派人去把他认为在危机中最值得信任的两人找来——戈培尔和戈林(关于后者,他曾对他的将领说过,“在目前时局下,谁也比不上戈林元帅这个顾问。在危急中,元帅残酷无情,镇静自若。我常注意到,在危险时刻,他是个铁人,毫无恐惧”)。上午10时,三人见了面;半小时后,里宾特洛甫(肺炎刚愈)也赶来参加。希特勒镇静而“自信地”怀疑,墨索里尼之退休并非自愿。他已被捕。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已危在旦夕,他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可能,不让它垮台。他谈了他的计划,准备在罗马周围投下一个空降师,把国王和王室,巴多格里奥及其一伙走卒,全部逮捕。
  几乎就在意大利发生的灾难一结束,汉堡便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至8月3日上午,全城已烈火熊熊,成了一片废墟。占地面积24万多公亩的住宅、工厂和办公楼被夷为平地,7万多人被炸死。希特勒大怒,认为这一恐怖袭击系犹太人干的。他指责包括波特尔和哈里斯在内的英国空军指挥官为犹太人或半犹太人。从心理上说,汉堡的覆没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都是毁灭性的。这对普通公民是如此,对希特勒的一帮武士们也是如此。据他的新闻官的日记说,在视察汉堡被毁的情况后,戈培尔“大惊失色”,首次向下级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是失败了,我们怎么办?”他随身携带一支手枪。
  不久前被称为“镇静自若”的德国空军头子戈林,更是被这次轰炸搞得沮丧不堪。“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惨象”,被匆匆召至戈林办公室的人们之一的阿道夫·格兰德回忆说。“戈林完全垮了。他一手放在桌上,一手托着脑袋,嘴里喃喃自语,听不出字句。我们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很是狼狈。最后,戈林强打起精神,我们目击了他最失望的时刻。他已丧失了元首对他的信任。”

   这是柏林时间8月25日午后6点钟的事。这一天,首都的紧张气氛有增无减。从中午刚过一会儿的时候起,同国外的一切无线电以及电话联系,都按照威廉街的命令被切断了。德国外交部已用电报通知驻在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叫他们要求德国公民选择最快的路线离境。在这个大城市里,到处支起了高射炮,轰炸机群不断地从头顶上掠过,朝着波兰的方向飞去。希特勒已经命令德国武装部队,在第二天拂晓,即8月26日星期六拂晓4点30分,发起向波兰的进攻。而直到25日那天下午6点,所发生的事情都不能使希特勒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发动侵略的决心有丝毫动摇,汉德逊和考伦德雷两位大使关于英法两国一定将履行对波兰的义务的个人保证,肯定也没有发生这种影响。但是到了下午大约6点钟,或者6点稍过一点的时候,来自伦敦和罗马的消息使这位看起来不可动摇的"元首"犹豫起来了。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末,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百分之一。”两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
  电话里出现深沉的嗓音——里宾特洛甫。“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他叫对方不要说出他的名字。“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他指的是霍拉斯·威尔逊勋爵——把这话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的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那末,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与你将此建议递交给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大吃一惊。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灵,在最后的时刻使元首的思想开了窍?抑或这纯粹是文字游戏,看着德国人战刀在头上飞舞的情况下,能作出多大的妥协?赫塞让里宾特洛甫将建议重述一遍。他重述了,并补充说:“不要有什么误解,你要再次指出,你是按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行事的,绝不是你个人的私人行动。”
  赫塞给唐宁街十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数分钟后,即晚7时44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我们在那里等待着,与法庭等待陪审团的结论一样。”哈罗德·尼科尔逊回忆道。但是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的声音带着某种感情,好像患了感冒,身体有病似的。他是个陌生的人。我们原以为他会发表一篇激烈的讲话。但没有。”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接着,张伯伦又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这使听众又吃一惊。“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但应明白,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的。”
  换言之,张伯伦仍在摇摆不定(后来,据肯尼迪大使说,他说过“是美国人和世界的犹太人迫使他进行战争的”)。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跳了起来:有人愤怒地高呼“代英国说话,阿瑟!”“我想知道”,他说,“当英国和英国所维护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文明,都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
  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之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动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末,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士一张纸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蜡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纸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
  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哀的美敦书。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与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日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6)

   来自伦敦的消息说,英波互助条约在英国首都签字了。这个条约把英国对波兰的单方面保证,变成了一项互助协定。伦敦的消息使希特勒动摇了。这很可能是英国对他那个"建议"的答复,这就是说,他企图使英国人置身于德波战争之外的打算落空了。希特勒看完这一报告之后,就坐在桌旁沉思起来。

(6)

  英国大使菲*?斯向伦敦报告说:“……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不过,本人深怕,如果本届或尔后任何一届德国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这个征兆是从“少年训练”开始的——即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对10至14岁的少年所作的训练。“‘少年训练’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无情的真理的一个因素”,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作者写道,“对我们说来,服从一道命令或一道指示是最神圣的职责。这是因为,每道命令均发自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正是我们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国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是你们的先锋。我们这些德国青年的领导者,将你们的儿女进行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塑造成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们。我们让他们进了严格的学校,锻炼他们的铁拳,提高他们的勇气,培养他们的信心——对德国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国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非军人优越,如果他们敢于装腔作势,我们便可毒打他们。”
  1933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然而,与民众的信念相反,他们并未进行军训。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罗特巴舍说,“制服嘛,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成立前青年组织的服装,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其它国家也有。”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民为未来作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对此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之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曾七次出访德国的英国国会议员阿诺尔德·威尔逊爵士写道,“肺结核和其它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小,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特权。罗伯特·雷伊的“劳工阵线”倡议“欢喜出力量”计划,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观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最富有革命性的创举要算是旅游津贴。现在,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子女,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们看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雷伊说:“他们看到,派出去当德国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知识阶层’,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向世界显示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人们还建造了许多不分等级的船只,雇主和白领们与工人们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1月30日在议会演说中说:“德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产生了效果。这些效果是最高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的话。”希特勒这番话的意思,正是这种社会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犹太人当然不属此列。他的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切莫以为自己是教育或资本的某种享受者,切勿以为自己已被马克思的财产观念与工人们分离”。他对一采访者说过,“资产阶级必须像工人一样,适应社会之福利。”在实践中,这种观念使工人们觉得荣耀,强调了希特勒之社会平等的理论。公共媒介宣传他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昵称“我们”,向他们吹嘘说,他也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但他却没提到,《我的奋斗》一书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这是大多数英美军官无法接受的。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17至25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在某劳工营中,美国来访者G·S·科克斯发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其一,是希特勒语录:“犹太人并非德国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二,与之并排者,系康德语录:“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发现,受锻炼者的情绪很高。“他们身体健壮,丰衣足食——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来未享受过的奢华生活。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时间评头论足。”
  希特勒在任的头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是他统一了全国。外交官乔治·肯南警告他的一个上司说,希特勒并未使时光倒转。“德国统一了,完全是如此。在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之未竟事业,在凡尔赛得到了完成。现在,希特勒正将特殊主义残余及阶级差别连根铲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将一切降低至最低标准以完成这一切之说,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的统一是事实。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团结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阻止外来干涉之举也将存在——必须存在。嫉妒、不稳定、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欧洲的贪欲——这些都是大多数德国人真正共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方也丧失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然而,为希特勒之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虽然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和结束了失业,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强加在德国头上。沙希特这个聪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数,反对希特勒和军方为使德国经济独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决了战争部和L.G.法本生产人造橡胶的计划。接着,他又拒绝了勃洛姆堡关于增加燃料油生产的要求,因为他生怕此举会打破和平时期国民经济之平衡。但是,到1936年初,沙希特的影响已逐渐消失。平时,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36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百分之九;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之生产又无能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1936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实行战时经济的计划。他之解决燃料油库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国被采用了——自给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存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见予不顾,要求提高合成橡胶、铁矿砂、油脂、纺织品和轻五金产品的产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内解决燃料危机。
  专家们一再警告,若执行这一计划,生产成本将昂贵异常。他将此当作耳边风。对他之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相反,他用国家将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之自立之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1936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订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起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带着梦游者的承接保险,第三十二章。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为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1884年创立于英国——译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海汀。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斯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至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个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 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之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
  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伟人,定能作全体党员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期,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勿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斯大林便向德国作了一次和平试探。此后,与敌和谈便成了德国外交部常常谈论(非公开)的一个话题。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自己就曾试图通过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乔治·埃勒秘密地与罗斯福打交道,但未成功)认为,苏联的这一提议是严肃认真的。于是,他便劝说里宾特洛甫将此建议提交给元首。里宾特洛甫以备忘录的形式将它呈送了希特勒。希特勒很生气,将它撕得粉粹,还威胁说,谁自作主张在暗中调停就将谁处决。他说,不到陆军重新获得主动权,谈判是绝无可能的。他甚至禁止里宾特洛甫再提此事。外长胆怯地建议,缩小在欧洲的征服计划,使之易被同盟国接受。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相信我好了,我们必取胜”,他说,“我们所受到的打击是个教训,它告诉我,我们应越来越坚强,应冒一切风险。这样做后,我们便能取得最后胜利。”
  里宾特洛甫极端秘密地将此事透露给了弗里茨·赫塞。为安全起见,他们的谈话是在”狼穴”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时进行的。其时是3月某日,天突然下起了雪。“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他说,“在我们的对手中至少有一人能变得明智些。英国人当然必须明白,把我们交给俄国人,这是疯狂举动。”他眼中噙着泪水,但他很快便振作起来。他叫赫塞绝对保密。
  数天后,两人又在雪中散步。“得想想法子”,里宾特洛甫说,“说服英美两国,他们正在打的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是愚蠢的。”难道他们还不明白。德国的失败不仅帮助了斯大林,而且还会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吗?难道他们没看到,他们自己的世界地位也将受到损害吗?苏联的军事潜力业已较西方同盟国的优越。“我们就不能找到法子,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明白,苏联的胜利不正是与他们所需要的正好相反吗?”在英国呆过多年的赫塞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苏联之取胜,这两个同盟国并不过分担心。与德国不同,英美两国均未直接经受过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恐怖。
  里宾特洛甫手下一个名叫彼得·克莱施特的工作人员,已在私下作出努力,与俄国议和,虽然希特勒已有明确指示在先,不准再与苏联驻瑞典大使科伦泰夫人联系。他的中间人叫埃德加·克劳斯,是个来自东欧的来历不明的商人,俄语和德语都讲得不好。他住在瑞典,妻子是有俄国血统的瑞典人。十月革命前,克劳斯见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现与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有联系。当地的德国人都把他看作“不是牛皮大王就是间谍”。在与大使馆的官员进行两次长谈后,克劳斯于1943年6月18日向克莱施特报告说,苏联人决定,”不再为英美两国的利益再多打一天,甚至一分钟。”他们觉得,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希特勒,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奸计,被他们推进了战争。他们一方面觉得红军能战胜德军,另方面又怕在战后与西方国家的“钢制武器对垒”时会处于极端软弱的地位。苏联不信任英国和美国,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他们还未就战争目标和疆界问题明确表态;对欧洲的所谓第二战场,也未明确地许诺什么。英美两国在非洲的登陆,似乎更像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阵线不受苏联的侵犯,而不是对轴心国的进攻。所以,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所作的许诺,克劳斯说,苏联是不会信以为真的。另一方面,被希特勒占领的大片苏联领土,又是个值得谈判的目标。一项具体的买卖立刻可以成交。
  斯大林只需要两样东西:和平得以维护的保证和经济援助。这个建议似乎很有点儿引诱力,因为克劳斯的消息显然是直接从苏联人那里得来的。但是,克莱施特本人却时时都有可能是苏联玩的把戏的受害者。当晚,他在街道漫无目标地瞎转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只要有结束战争和使欧洲免遭苏联入侵的可能性,那怕最小,他就没有别的选择。次日上午,他飞赴柏林,以“坦白交代”他破禁进行的对话内容。但是,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一下飞机便被逮捕,理由是,他一向与“犹太人克劳斯”密谋。
  克莱施特受到了海德里希的继任人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的审问。此人身材魁梧,身高两米出头,尖下巴,苍白的脸上横着一条刀痕;双臂瘦长,活像猿猴的上肢。克莱施特直言不讳地阐述打动了他。他说,这听来不假。克莱施特否认克劳斯是犹太人。这点,卡尔登勃鲁纳相信了;克劳斯仅被判软禁。两周后软禁便被取消。此后,他便转向另一项危险较小的工作:重新安置爱沙尼亚籍的瑞典人。令他惊奇的是,过了不久,和平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这次是里宾特洛甫提出来的。那年夏季,德军在库尔斯克遭受失败后,里宾特洛甫便觉得,德国之失败已不可逆转,他应该冒犯元首的虎威。8月16日,他在“狼穴”召见克莱施特,对他说:“我把你找来,目的是要你讲讲北方那件荒唐的事。我指的是你在斯德哥尔摩与那个犹太人见面的事——在它归档盖棺定论前,我再听听。”在尔后数小时内,两人详尽地分析了克里姆林宫种种动机。
  希特勒虽有令不准再提谈判一事,里宾特洛甫对此却置之不理,把与克莱施特的谈话情形告诉了元首。元首并未发火,只重申他的观点,即永远不与莫斯科谈判,战争将要无情地打下去,直至胜利。与此同时,他又允许克莱施特保持与克劳斯的联系,并说,克时姆林宫一有新的建议,要立刻转送柏林。
  克莱施特几乎3个星期未见克劳斯。9月上旬当他们相见时,这位中间人(他与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苏德两国均很模糊)显得怏怏不快。他说,他讨厌与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搞政治。有个苏联人在斯德哥尔摩等待克莱施特足足等了9天,却不见来人。柏林拒绝与否却不作答!克莱施特安慰了克劳斯一番,并劝他去拜访科伦泰夫人,重新建立联系。
  克劳斯带着坏消息回来了。在一连串战斗胜利的鼓舞下,苏联人已不愿进行谈判,——除非德国人作出姿态,例如解除罗森堡和里宾特洛甫的职务,以示真诚。克莱施特禁不住笑了;在呈交给外交部长的报告中,这倒是令人欣喜的一条;但他毕恭毕敬地指出,希特勒无意和谈。克劳斯一点儿也不表惊奇,只叹了一口气。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谈判,要谈判,你就得有耐心,并对谈判对手有所了解。这两条却恰恰是元首所缺少的。
  奇怪的是,4天后,克莱施特发觉克劳斯异常兴奋。苏联大使馆的消息提供者刚通知他,莫斯科即将采取另一个激烈的行动!前苏联驻柏林大使,现任副外交委员杰卡诺索夫将于一周内抵达,他有权直接与克莱斯特对话。但这是有条件的:克莱施特必须于杰卡诺索夫抵达前回到斯德哥尔摩;德国人必须公布双方预先达成协议的信号——让里宾特洛甫与罗森堡辞职一信号也表明,克莱施特有权参加谈判。“你觉得如何?”克劳斯问,脸上露出了焦急和迫不及待的神情。“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沉船打捞起来!现在,希特勒只须上船启航便可以了,从此他便可摆脱困境。他愿意干吗?”
  9月10日,克莱斯特将一切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可以预言,这位外长很是伤心,也很生气。德苏关系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现在呢,谈判的前提条件却是要他辞职!他也怀疑,资历像杰卡诺索夫那样的人,是否会被用来玩弄和谈这种把戏。片刻后,他的新闻发布官插话说,莫斯科电台刚刚宣布:杰卡诺索夫即将离苏赴索非亚担任大使。里宾特洛甫说,这正好证明了他的疑点。更加了解苏联人的策略的克莱施特说,这是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证明。它表明,杰卡诺索夫确与此事有关,他之所以在中立国国土上出现,为的是要谈判。他建议宣布一条消息:舒伦堡刚被指派为德国驻索非亚的大使。里宾特洛甫大摇其头。元首是永远不会把舒伦堡派到索非亚去的!克莱施特耐心地解释说,斯大林也不是真的要把杰卡诺索夫派到那里去的。“两国公布的消息只是作为一个信号,只有‘算命先生’才明白,别人是谁也不明白的。”
  里宾特洛甫看到了光明之所在,重又积极起来,立即起程前往“狼穴”。他于当天深夜回来,表现有点儿愚钝,因为希特勒所给的指示含糊其词:克莱施特必须私下告诉克劳斯,他目前尚不能返回瑞典。“想办法不要断线”,里宾特洛甫说,“元首想弄清楚俄国人打算走得多远。”次日,克莱施特又被叫了去。这次会见是绝对令人气馁的。元首业已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不与苏联人正面接触,即使短暂的。克莱施特垂头丧气地走了。他们已如此接近了——却又没有成功。

   他的沉思很快就被罗马传来的另一不利的消息打断了。这位德国独裁者整个下午都怀着"毫不掩饰的焦躁情绪"等待着意大利"领袖"的复信。下午3点钟,汉德逊前脚刚走,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后脚就应召来到总理府,但是这位大使只能告诉"元首",他还没有收到罗马方面的回信。这时候希特勒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叫里宾特洛甫去用长途电话找齐亚诺谈话,可是外交部长没法找到他通话。 于是, 阿托利科就被"不大客气地"打发〖CM)〗走了。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呆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9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之精明能干不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那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作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毛山榉树下的一张摺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之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之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作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沸腾。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作出的不折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11时15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作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11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仑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之怨恨的首当其冲者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末,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作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时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它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未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毋需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战争的消息”,伦敦的《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使俄国人惊讶。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奇怪的是,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而里宾特洛甫则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依我们估计”,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对我们,这不但是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柏林前9分钟,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9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未发现信中的那份信心。相反,他的一名秘书,格尔达·达拉诺斯基注意到,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从未见他如此过。另一名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但是,在他的仆人看来,他是信心的缩影。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作出典范。”

(7)

   原因是这样的,希特勒在8月24日听取了里宾特洛甫莫斯科之行的报告后,于25日上午给墨索里尼发了一封电报。这封信就他未能把他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及时通知这位轴心伙伴作了解释。他说,他"没有想到"谈判会进展得这样快,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说,苏德条约"必须看成是轴心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其实,希特勒发这一电报的真正目的是在于先向这位意大利领袖打一个招呼,告诉他德国随时可能对波兰发动进攻。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把他所定的确切日期告诉他的盟友。他说,"波兰方面如果发生令人不可容忍的事件,我将立即采取行动。"希特勒没有明确要求意大利给予援助。因为根据德意同盟条约,意大利自动给予援助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在电报中仅表示要获得意大利的谅解。虽然如此,他仍然盼望立即得到一个答复。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从电话中口述给德国驻罗马大使,于当天午后3点20分送到那位"领袖"手里。

  希特勒断然拒绝与斯大林谈判一事,刚好发生在一个奇特的时刻。48小时前,9月8日,即盟军渡过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南端之间的狭窄的海峡后不久,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权便宣布已与西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希特勒自己虽曾预言巴多格里奥定会出卖德国,但此事仍令他深为震惊。他料想不到的是这次的出卖竟会干得如此卑鄙(他曾对被匆忙召来的戈培尔这样说过)。
  希特勒对在撒丁和科西加岛上5.4万名德军的命运很是关切,但又生怕盟军会利用这一机会开辟第二战场——不久前英国进行的狂轰滥炸,不消说,是很令人担忧的。东线的另一危机情况也令他生畏:在苏军的重压下,德军正节节向第聂伯河撤退。
  在此情况下,戈培尔觉得不知是否可与斯大林搞点儿什么。“绝对不行”,希特勒说,“与英国讨价还价还倒容易些;到一定的火候,他们会变得明智起来的。”戈培尔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个讲究实际的政客,较容易接近。丘吉尔是个浪漫的冒险家,连道理都不讲。“或迟或早”,戈培尔预言,“我们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倒向这个敌人一边呢,还是倒向另一边?时至今日,德国还未赢过两条战线的战争;这次,它终究也会吃不消。让步是不能不做的。”他指出,1933年因要求提得不适当,未能取得政权。“1932年8月13日,我们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因此我们才失败的。”首先,必须承认意大利已丢掉了;他敦促元首立即就此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人民有权听到坦率的讲话,也有权听到元首的鼓励和安慰。
  希特勒勉强同意了。9月10日晚,希特勒在“狼穴”发表了一篇长20页稿纸的演讲。这篇演讲是录的音,在柏林向全国播放的。“我无条件坚信胜利”,他说,“这个信念不只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我们的人民的命运上。”不管是时间还是武力,均不能把德国人民压倒。
  在演讲结束后与他一起喝茶的人们,由于希特勒神采飞扬,也都恢复了元气。“我必须承认”,戈培尔的新闻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一时竟完全被蒙骗了。这个人的神秘力量从何而来呢!和我一样头脑清醒的人们,只要被他看上一眼或与他一握手,头脑便完全糊涂了!”即使如此他在广播讲话中所使用的矫揉造作的词汇,在受到猛烈空袭的民众听来,想必是空洞无物的。在东线以蒙受巨大损失为代价而后撤的德军听来,无疑也会如此。
  希特勒心里也明白,光凭大话是提高不了人民的士气的。于是,他便决定采取紧急而激烈的行动,营救被关押在大萨索山山顶附近的一家旅馆中的墨索里尼。这座山是亚平宁山脉中之最高的,离罗马约160公里之遥。若沿乱石突出、山坡陡峭的山路攻打上去,不但会出现重大的伤亡,而且还使卫兵来得及杀害墨索里尼;若向此地空投伞兵,危险大小也差不多。所以,他便决定使用滑翔机。为完成此项惊心动魄的“壮举”,希特勒挑选了一个奥地利同胞,党卫军上尉奥托·斯科尔兹内。此人系维也纳人,身高1.95米,除身材高大外,相貌令人生畏。他脸上挂着学生时代14次与人决斗所留下的又大又深的伤疤,举止中带着的神气,活像是十世纪的意大利卫队长。斯科尔兹内不但勇于行动,且善于筹谋,认为突击行动时动用的人力必须少到最低限度,双方的伤亡也应尽量减少。9月12日(星期天),下午1时,他率领107名士兵,登上多架滑翔机。滑翔机升空后,拖绳猛烈地摆动。按计划,他们将依据照片在墨索里尼的旅馆附近的草坪上着陆。
  不断以自杀相威胁的墨索里尼正叉着双手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跟前。猛然间,他瞥见一架滑翔机由小到大飞将过来。一个起制动作用的降落伞在机后开了花。但飞机仍在约百米外降落,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四五个身穿卡叽军服的士兵一个跟一个出来,立即架起机枪。墨索里尼搞不清他们是谁,只知道不是英军。霎时警报大作;手持卡宾枪的卫兵和警察,慌忙从兵营中冲出来——其它滑翔机也相继着陆了,其中一架滑至离旅馆不到20来米的地方停住了。这是斯科尔兹内的座机。他抬头一瞧,只见墨索里尼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快离开窗户!”喊完,他便冲进大厅。
  斯科尔兹内及其突击队将敢于抵抗的卫兵几乎全部消灭。他冲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二楼,猛地推开一扇门。墨索里尼正站在房中央。“领袖”,他说,“我是元首派来的。你自由了!”墨索里尼拥抱了他。“我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说着,墨索里尼对他的救星千恩万谢。墨索里尼的外表使斯科尔兹内感到奇怪。他看上去病容满面;穿着一身怪不合适的便服,他满面胡须,先前的光头,现在却长着又短又粗的头发。
  下午3时,他们登上一架“菲埃斯特——斯多希”型小飞机——这架飞机在此之前安全地降落在倾斜的草地上。墨索里尼一方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另方面又恐惧万分。他是个飞机驾驶员,懂得在这块并非机场的地方起飞有多么危险。
  飞机加速了:它在石块上跑过,激烈地跳动着,朝着张着大嘴的山谷冲去。“斯多希”终于离地了,但几乎就在同时,它左边的轮子几乎碰到地上。这架小飞机跳跃着升空,直接朝山谷俯冲下去。斯科尔兹内闭上双眼,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坠机。驾驶员终于制服了飞机。在聚集在草地上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欢呼声中,飞机安全地沿着山谷飞走了。(*斯科尔兹内的士兵们乘缆车逃走,仅有10人受伤,且是在滑翔机坠地时受伤的。)
  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在此时,斯科尔兹内才“以极度非军人的举止”,用手按在墨索里尼肩上,要他安心。不到一小时,他们便在罗马着陆。接着,他们便换乘双发动机的”汉克尔”前往维也纳,于当天深夜时抵达,住进“帝国饭店”。斯科尔兹内给墨索里尼拿来两件睡袍,但遭拒绝。“晚上我从不穿东西的”,他说,“我也劝你什么也别穿,斯科尔兹内上尉。”他下流地笑了:“特别是跟女人睡觉的时候。”
  午夜的钟声敲过后,斯科尔兹内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在此之前,由于未听到拯救行动的消息,希特勒“像关在铁笼内的狮子,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每次铃响都去听”。他的声音,因动感情而变得粗声粗气。“他完成了军事上的一个创举。它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说,“你把我的朋友墨索里尼归还给了我。”
  在慕尼黑作短暂停留期间,墨索里尼与家人团聚了。9月14日清晨,他与斯科尔兹内一起前往东普鲁士。元首在“狼穴”机场等候。他热烈地拥抱了他的盟友,两人手拉着手站立了一阵。后来,希特勒转身对还在小心谨慎地等待下机的斯科尔兹内连声称谢。这次壮举使他永远成了希特勒的宠儿,也使他赢得了朋友和仇敌的尊敬和崇拜。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士气不但因为墨索里尼得救,而且还因为救他的方法而大大高涨起来。
  元首期待着墨索里尼对巴多格里奥及其政权进行报复。但是,墨索里尼只想隐于罗马尼亚。他自己内心知道,他的政治生涯业已终结。他的唯一前途是当希特勒的人质。但希特勒却带讥讽和怨恨作答。“多年来,我一直在向我的将领们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德国人民最可靠的同盟。对意大利之君主,我历来是不予信任的。然而,在您的坚持下,我并未做任何会妨碍您之有利于您的国王的工作的事情。不过,我得向您承认,在这方面您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是向来不明白的。”
  在说了这番恐吓话后,他又立即作出承诺——更是个凶兆——尽管巴多格里奥曾出卖他,他要善待意大利——如果他愿意在新共和国里重任旧职的话。“战争一定得打赢。待战争胜利后,意大利的权力一定要恢复。最根本的条件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再生,卖国贼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否则,希特勒便会被迫将意大利当作敌人对待。德国将占领意大利并进行统治。
  墨索里尼软了。如果不让希特勒自行其事,意大利人民可就要遭殃了。他放弃了隐退归田的计划,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从今日起指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大权由他掌管。同时发表的还有四项命令,宣布被巴多格里奥解除职务的政府官员官复原职,重新组织法西斯民兵,指示党支持德军,并调查与7月25日政变有关人员的行径。希特勒完全以其意志力,扭转了意大利的乾坤。不过,对他的伙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承认我受了骗”,他对左右说,“墨索里尼原来是个渺小的人物。”
  在他的客人短暂逗留期间,希特勒说过,他要与俄国作一了结。这本来是说给墨索里尼听的,但刚好在场的里宾特洛甫却信以为真,立即向他请示。希特勒将他吱唔了过去。一到单独与他在一起时,希特勒又禁止外长采取任何行动。他肯定注意到了里宾特洛甫之怏怏不快的心情,因为后来他竟前往其住处拜访他。“你知道吗,里宾特洛甫”,他说,“倘使我今日与俄国作了了结,明日又会跟他打起来——这我也没有办法。”
  里宾特洛甫向来就是个一厢情愿地思考问题的人。他觉得,希特勒可能会软下心来。9月20日深夜,他打电话给克莱施特,问他是否可以于次日飞往斯德哥尔摩。克莱施特大吃一惊。他说若没有肯定的指示,跑这一趟是毫无意义的。里宾特洛甫承认,他无指示可发,只令克莱施特不管有无指示,尽快上路。
  次日晚餐时,戈培尔趁坐在希特勒身旁之机,敦促他寻求某种和平。与英国或俄国均可。希特勒说,与丘吉尔谈判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此公的“指导思想是仇恨,而不是伦理”,而斯大林又不会接受德国向东方提出的种种要求。
  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克莱施特再次前往瑞典——此次,他心情复杂,从烦恼到绝望,样样兼有。看来,很明显,希特勒只是在玩弄和平。到斯德哥尔摩后,精神萎靡不振的克劳斯告诉克莱施特,由于德国不久前拒不接受谈判条款,他已成了不受苏联大使馆欢迎的人。他说,德国已失去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是对的。10天前,斯大林拒绝了日本出面的求和,并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华盛顿。接着,在经过多少个月来的借口后,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会议。此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建立了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大同盟”。

   希特勒所以对意大利迟迟不复信感到焦急是有理由的。

   若干天以来,他不断收到罗马方面传来的报警消息,说他的轴心伙伴可能在他进攻波兰的紧要关头抛下他不顾。这个情报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8月11日,墨索里尼就派他的外长齐亚诺前往柏林,劝希特勒在波兰问题上不要轻举妄动。在两国外长首次会谈时,尽管齐亚诺娓娓动听地说了半天,说什么意大利力量不够啦,但对里宾特洛甫都毫不起作用。他好比一条挣脱锁链的猎犬,朝着英法和波兰狂吠,并且大大地吹了一通德国的实力。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希特勒已决心发动战争。里宾特洛甫再次充当他主子的应声虫,连讲话口气也和希特勒一模一样。希特勒的主旋律是"一切应归罪于英国",副歌是"应狠狠教训波兰人",并宣扬第三帝国在军事上和技术上是如何如何强大。

   这一天,齐亚诺第一次有力地顶了希特勒。正如他在日记中所披露,他这次奉了"领袖"的详细指示,向希特勒指出,发动战争等于"发疯"。他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反复说,对波兰发动战争一定会使战争扩大,战争决不可能只在波兰进行。西方国家这次肯定会宣战。齐亚诺再次回到意大利的力量不够和没有准备好这个主题上来,直截了当告诉希特勒,意大利最多只能打几个月,光是进行战争所需要的物资这一项,意大利就不可能维持多久。他这样说显然是奉墨索里尼之命。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虽然公开发表的会谈公报说,"两国会谈,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密切联合。"实际上是各怀鬼胎,貌合神离。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它的元首以及他们的行为,使我作呕三日。"

   这位意大利外长,一回到罗马,就撺掇墨索里尼抛弃德国人。但是,他的这种活动没有逃过罗马德国大使馆严密监视的耳目。这位法西斯外交大臣的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他力图说服意大利独裁者认清大局,及时避免被希特勒拖入战争的种种经过。8月13日,齐亚诺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当天晚上马上就去晋见"领袖",向他报告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经过之后,就试图说服他的上司,"德国人已经背弃了我们,欺骗了我们",并且"正在拖着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冒险"。

   第二天,齐亚诺为这个事情同墨索里尼彻底谈了六个小时。墨索里尼已经相信,意大利不应该盲目地跟着德国人走。但是,他要有一段时间作好准备,才能和德国人决裂。他越来越相信,希特勒进攻波兰,英法一定会参战,这一回就意味着一场大战。而意大利却不能卷入战争,因为它的困难处境不容许它这样做。8月21日,齐亚诺又向墨索里尼进言,"背弃盟约的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撕了那个条约吧!把它扔给希特勒!"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墨索里尼让齐亚诺去和里宾特洛甫安排第二天在勃伦山口举行会谈,并且通知他,意大利将置身于德国进攻波兰所挑起的冲突之外。中午时分,齐亚诺给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等了好几个钟头都没有来接,但是到下午5点30分,他终于来接电话了。纳粹外交部长表示,勃伦纳会谈通知得这样仓促,他不能立刻作答,因为他"正在等候莫斯科方面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要过一会儿再给齐亚诺回电话。

   晚上10点30分,里宾特洛甫告诉意大利外长,他希望在因斯布鲁克而不在国境上同齐亚诺会见,因为会后他就要动身到莫斯科"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政治协定"。对于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新闻。他们认定两国外长的会晤"已不再适宜了"。他们的德国盟友不让他们知道德国和莫斯科进行的"秘密交易",又一次表现了对他们的轻视。

   墨索里尼的犹豫动摇,齐亚诺的反德情绪,以及意大利可能背弃《钢铁盟约》第三条所规定的义务(即缔约一方一旦"卷入同另一国家的敌对行动时",另一方就自动参战),这一切在8月22日里宾特洛甫动身去莫斯科以前,柏林方面就已经知道了。

   8月20日,意大利驻柏林代办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伯爵到外交部拜会国务秘书威兹萨克。那位伯爵向威兹萨克透露了"意大利人的心情"。马吉斯特拉蒂引起威兹萨克注意的是,既然德国没有遵守盟约中规定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保持紧密联系和进行磋商的条款,而且又把它和波兰之间的冲突完全看作德国一国的问题,"这样德国就自己放弃了意大利方面的武装援助"。因此,如果事情的发展同德国的看法相反,德国同波兰的冲突竟然发展成为一次大战,意大利就会认为同盟的"前提条件"已不再存在。一句话,意大利在寻找脱身的借口。

   两天以后,8月23日,柏林又收到德国驻罗马大使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发来的警告。他写信给威兹萨克,报告了一些"幕后"情况。这份材料并呈交了纳粹元首。马肯森在报告中说,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和阿托利科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以后,意大利的态度是:德国如果进攻波兰,就破坏了《钢铁盟约》,因为这盟约的基础是双方同意在1942年以前不投入战争。而且,同德国的看法相反,墨索里尼相信,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都会出面干涉,"而且过不了几个月,美国也会出面干涉"。当德国在西线处于守势的时候,据这位"领袖"看来,法国和英国就会倾注全力攻打意大利。在这种情势下,意大利将不得不首当其冲,承受战争的全部重担,以使德国有机会在东方收拾残局。

   希特勒考虑了这些警告之后,终于在8月25日上午给墨索里尼发出一封信,怀着越来越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回信足足等了一天。头天夜里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详细汇报了他在莫斯科所取得的"胜利",半夜刚过不久的时候,他在"元首"的指示下给齐亚诺去了个电话,把所谓"由于波兰的挑衅所引起的极端严重局势"通知了对方。这次电话的用意在于"使意大利没有借口说事态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到8月25日午后3点30分,马肯森大使在罗马威尼斯宫把希特勒的那封信交给墨索里尼的时候,这位领袖才知道德国人对波兰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希特勒的看法不同,他肯定相信英国和法国会立即参战,这会给意大利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为意大利的海军不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对手,而它的陆军又不堪法国的一击。马肯森晚间10点25分发给柏林的急电描述这次会见的情形说,墨索里尼当面把这封信仔细地看了两遍以后声称,他"完全同意"德苏条约,他认识到"同波兰的武装冲突已不再能避免"。最后,马肯森报告说,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将尽一切力量无条件地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是,这位德国大使并不知道,这位领袖写给"元首"的信里却不是这样的。这封信是由齐亚诺匆匆用电话传给已回到柏林住所的阿托利科的,阿托利科大约在午后6点钟左右到总理府亲自把信交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就像一颗炸弹打击了"元首"。墨索里尼在表示了他对德苏条约的"完全同意"和"对波兰问题的谅解"之后,就掉转话头,言归正传。他写道:

   至于在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意大利的实际态度, 我的观点如下: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是局部化的,那么意大利就会根据德国的要求提供一切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展开反攻,那么我事先通知您,鉴于目前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觉得最好在军事行动方面不采取主动行动。关于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而且及时地告诉过您,元首,也告诉过冯·里宾特洛甫先生。

   不过,如果德国能立即把军事物资和原料交给我们,以便抵抗法国和英国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进攻,我们就可以立即参战。

   在我们的历次会谈中,战争都预定在1942年;到那时候,按照预先协商的计划,我在陆、海 、空三方面将准备就绪。

   我还认为,意大利目前已经采取的纯军事措施,以及以后将采取的其他措施,都会在欧洲和非洲牵制住数量可观的法国和英国的兵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忠实的盟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把全部真相如实奉告,并且事前把实际情况通知您,否则将会给我们双方带来不愉快的后果。这就是我的看法。由于我必须在最短期间召开最高级政府机构会议,我请您把您的意见告诉我。

   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分钟变卦,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看完来信之后愤慨地说,"意大利人又要玩1914年的那一手了。"当天晚上,总理府里到处是责骂这个"背信弃义的轴心伙伴"的不客气的话。但光是谩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按预定的时间表,再过九小时德国的陆军就要对波兰发动猛攻了。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25日午后6点30分,而计划规定,入侵行动将于8月26日拂晓4点30分开始。面对着来自伦敦和罗马的消息,这位纳粹独裁者必须立刻作出决定,是仍然按照原订计划进攻呢,还是推迟或者干脆取消进攻呢?

   被墨索里尼和张伯伦逼到墙角的希特勒,经过考虑,果断决定,"一切军队调动必须停止,即使已经到了边境也必须停止。"但是,要在8月25日晚上叫德国军队一下子停住,是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许多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在东普鲁士,取消进攻的命令直到晚间9点37分才送达贝茨尔将军的第一军。在几个军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急忙追上先头部队之后,才算止住了部队的前进。南面的冯·克莱施特将军那一军的摩托化纵队,在黄昏时分已经逼近波兰边境。一个参谋军官驾着小型侦察机在国境上快速着陆后,才把他们在边界上拦住。更有少数地区在打响了以后才接到命令。但是由于好几天以来德国人一直在整个边境沿线挑衅闹事,波兰参谋总部显然没有怀疑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8月26日那一天,波兰参谋总部倒的确提出过这样一个报告:"德国匪徒多股越过国界,以机关枪与手榴弹袭击我碉堡与关卡,其中一起为德国正规部队所为。"

   希特勒虽然对墨索里尼临阵脱逃的行为十分恼火,但他冷静下来以后,立即给意大利领袖发去一封短信,问他,为了保证意大利能够"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冲突","您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原料,并要在什么时限内提供"。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于25日当晚7点40分用电话传给德国驻罗马大使,在9点30分就到了那位意大利独裁者手中。

   第二天上午,即8月26日上午,墨索里尼在罗马召集意大利三军首长开了一个会,拟订了一份作战12个月的最低需要清单。用参加拟制清单的齐亚诺的话来说,这份清单"足能气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清单中包括700万吨石油、600万吨煤、200万吨钢、100万吨木材以及一长串其他物品。还有600吨辉钼矿、400吨钛和20吨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要150门高射炮来保护意大利北部距法国空军基地只有几分钟航程的工业区。这封信由齐亚诺于8月26日中午刚过的时候用电话传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后者即马上交给了希特勒。

   这封信开列的不仅仅是一长串所需要的物资。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位泄了气的法西斯领袖已经下定决心要摆脱他对第三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希特勒在读完这第二封信之后,对于这一点不可能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墨索里尼在信中说:

   元首,如果当初按照我们以前商定的办法,让我有时间来积累物资和加快自给自足的速度,我现在就不会向您提出这份清单,即使提出,项目也会比这少,数字也会小得多。

   我有责任奉告,除非我肯定能得到这些物资供应,否则我要求意大利人民作出牺牲……就可能成为徒劳,并可能损害您和我自己的事业。

   墨索里尼仍然希望会出现另一个慕尼黑事件。所以他在信上特别附上一段说,只要"元首" 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在政治领域内求得解决",他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给他的"德国同志以充分的支持"。

   希特勒接到这封信后,一时不知所措。

   罗马和伦敦传来的消息,迫使希特勒从战争的悬崖上退缩回来以后,他在沉思,在静观局势。当时外交界盛传,英国有意考虑德国的全面建议。另有谣言说,英国强调,波兰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是必须由英国来宣布的事。在法国,投降求和派活动猖狂,向政府提出的反战抗议越来越多。希特勒听到这些喜形于色,犹如在大海中快要沉浮的人抓到一根稻草。他决心在波兰和英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并给张伯伦一个借口,让他摆脱对华沙的保证。与此同时,命令军队继续作好9月1日进军波兰的准备。

   当时希特勒与英国政府有两次接触,而伦敦的德国大使馆没有参预那最后一刻钟的紧张活动,因为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森正在休假。一次接触是通过英国大使汉德逊的官方接触,汉德逊在8月26日(星期六)清晨,带着希特勒的建议乘坐一架德国专机飞到了伦敦。另一次是非官方的秘密的接触。这次的中间人是戈林的瑞典朋友,那位喜欢到处奔走的大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早在前一天,他就带着这位德国空军司令给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从柏林飞到了伦敦。

   "在这个时期,"后来戈林在纽伦堡法庭的一次审讯中说,"我同哈利法克斯在正常外交途径之外又通过一个特别信使保持着联系。"这位瑞典"信使"在8月25日星期五下午6点30分,一飞到伦敦就去找英国外交大臣。前一天,戈林把他从斯德哥尔摩找到柏林来,告诉他,尽管前一天夜间签订了德苏条约,德国还是想同大不列颠达成一项"谅解"。他把自己的一架专机交给这个瑞典人使用,以便让他能火速飞往伦敦,把这件重要的事情通知哈利法克斯勋爵。这位在一小时以前签订了英波互助协定的英国外交大臣,感谢达勒鲁斯的奔走,并告诉他说,汉德逊刚在柏林同希特勒进行了商谈,马上就要带着"元首"的新建议飞回伦敦。当达勒鲁斯于当晚打电话给戈林报告他同哈利法克斯会谈经过时,那位元帅告诉他,由于英波条约的签订,局势已经恶化,大概只有英、德两国代表举行会谈才能挽救和平。当时戈林和墨索里尼的想法一样,都想再来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

   当天深夜,那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把他同戈林的谈话通知了英国外交部;次日早晨,他接到 邀请同哈利法克斯再作一次会谈。这一次他说服了英国外交大臣给戈林写了一封信,他把戈 林说成是唯一能够防止战争爆发的德国人。那封措辞笼统的信很简短,而且得很含糊。 它只是重申了英国对于达成和平解决的愿望,并且强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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