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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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进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1叶挺 作为一名具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军人,叶挺的军事能力是得到时人的认可的,但是他在担任新四军军长以来,在短短3年的军长任期内,他先后5次要求离开工作岗位,其中两次系离军出走,这其中离职原因又是为什么呢? 早年脱离党组织是根本原因 让叶挺觉得难以履行职责的根本原因,是他早年主动脱离了共产党。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不公正批评,离开党组织,在海外度过了十载流亡生活。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叶挺与脱离了多年的中共取得联系。1937年9月28日,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但作为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新四军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项英等共产党干部的手里,战略方针都由他们制定。党外人士叶挺想要成为军队名副其实的统帅,是项英无法满足的。叶挺也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在1938年6月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商议军政问题。但只要叶挺与中共的关系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仍然只是一个党外盟友,对新四军决策层不可能进入太深。况且项英还是担任委员会的一把手,继续位居叶挺之上,叶挺依旧感觉无法行使军长应有的职权。 回家乡另外拉起一支武装 1938年7月28日项英前往延安参加会议,过了约一个月,叶挺发电报给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职。在周恩来等人的挽留下,叶挺坚持了一个月,9月30日他发电报给项英,说“我拟于下月初”到顾祝同那里去一次,“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视察各方情形”。项英随即从延安赶回皖南。 项英还在路上的时候,叶挺也离开云岭去外地,走前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的方丈”。10月22日,项英回到了云岭。第二天叶挺也回到了军部。项英主动去拜访叶挺,劝他打消辞意。但叶挺去意已决,要回到已遭日本入侵的老家广东组织武装打游击。可能是因为“不能改变现行制度”迁就叶挺,在这之后,周恩来等人并不坚持要叶挺回新四军。叶挺离职后回到广东,国民政府广东负责人余汉谋立刻委任他官职,叶挺很快拉起了一支武装。蒋介石害怕这支队伍成为第二个新四军,下令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与此同时,蒋介石向中共方面表示,要另行委派新四军军长。 “一把手”仍难参与关键决策 蒋介石再派一个军长来,只会是个反共分子。延安忙致电周恩来,让他把叶挺约到重庆谈话,“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在1939年1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把项英和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的职务颠倒一下,“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书记处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想法,并指出项英可“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周恩来告知叶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委员会的新安排,并要同去皖南送他回工作岗位,叶挺终于同意重归新四军。 但只要叶挺和中共的实质关系没有改变,就不可能真正参与中共对新四军的关键决策。这年9月,叶挺为新四军经费和编制问题去了重庆,因为蒋介石不肯增加新四军军费,他第三次提出辞职,才换来国民政府多拨了一些经费。心绪烦乱的叶挺去了香港、澳门,明确表示不想再回新四军了。项英派人到澳门请叶挺重新工作,叶挺返回重庆,但仍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叶挺在1940年8月回到云岭。 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次提辞职 1940年12月29日,叶挺突然给延安发去电报,向毛泽东、朱德提出辞职。这是叶挺的最后一次辞职。项英找到叶挺,弄明白叶挺这回辞职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军领导的电报。 收到26日电报的时候,项英曾犹豫过要不要拿给叶挺看。电文内容十分严厉,向党外的人展示似乎不大好。可如果不给叶挺看,日后被他知道只怕又引起误会。况且这份电报事关转移北上的大事,不能不让军长知道。此次中央来电虽然是批评新四军的领导,但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项英,与置身党外的叶挺的关系可以说不算很大。想过这些,项英决定把电报交给叶挺。事实证明,他起初的担心并非多余。叶挺告诉项英,自己辞职决不是要逃避责任和斗争,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他既然无能力担负起对全军的重大责任,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作抉择。叶挺说的历史教训,应该还是指呆在新四军里的种种矛盾和尴尬。项英忙向这位名将解释党对他的信任,谈了一个上午,叶挺终于“暂时打消”辞职之意。此时离皖南事变的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

岁末年初的皖南格外冷,先下霜,后下雪。就在这冷飕飕的空气中,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正忙着收拾行装。毕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了,一下子要行动,大有熟土难离之感。军部通知,每人随身物品不得超过二十市斤,坛坛罐罐全要扔掉。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2叶挺项英周恩来 本文摘自《未授衔的元帅叶挺》,施士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叶挺和项英都是新四军的军政首脑。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现在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按惯例,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中共有一条原则是“党指挥枪”。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项英应该领导暂时“在党的组织外”的叶挺。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 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3天后即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8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促,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这封电报还同时报送了毛泽东。 此时,项英也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项英行前与叶挺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与李一氓、赖传珠等人多支持叶挺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说服下,叶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叶挺一个人留在军部主持军务,情况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没有打消离开新四军的念头。因此,于9月30日,他去电延安转项英,“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催促他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项英接到叶挺的电报,觉察出叶挺不安的情绪,预计叶挺要离开军部,于是向党中央请假提前返回军部。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后,虽然找了叶挺,也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但依然态度冷淡,没有认真检查自己排挤叶挺的错误,当叶挺提起要回广东抗日时,项英不仅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相反大为赞成叶挺离开皖南。正如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因此,叶挺要离开新四军的态度更为坚决。对叶挺的出走,项英似有如释重负之感。项英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一面将数百支枪运往广东韶关,还答应选派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给叶挺,以便让叶挺安心于广东抗日。 事已至此,叶挺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加之叶挺当时闻讯,日本侵略军在家乡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乡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他悲愤交织,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带领广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离开了军部,南下华南。这是叶挺第二次提出辞职新四军军长职务,第一次出走军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寻找更有利抗日的机会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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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内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他奉命留下打游击,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元旦,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准备开拔。  

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叶挺和项英都是新四军的军政首脑。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现在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按惯例,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一月三日,毛、朱电复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就在毛、朱电报到达之际,蒋介石给叶挺的电报也到达了:“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就已令各军掩护。”既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命令都已下达,叶挺、项英也就在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光景下达行动命令:明天下午五点吃饭,六点半出发。就这样,一月四日,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迎着扑面寒风,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分三路纵队,从云岭出发,踏上了悲凉的征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颇为艰难。就在这时,蒋介石“令各军掩护”。对于叶挺来说,不论是负责“掩护”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还是“顶头上司”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是有着校友之谊——当年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由校友“掩护”,安心、放心!大雨使青弋江江水猛涨,原来可以徒步过江,眼下不得不架起浮桥。五日,依然大雨,新四军各路纵队在平静中渡过青弋江,下午三时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因已很疲劳,原地休息,准备朝泾县茂林地区前进。六日晨七时许,突然响起了枪声。那是新四军的一个便衣侦察班进入下长村时,负责“掩护”的国民党四十师的一个连,射来了子弹,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这枪声,意味着友军变成了敌军!就在六日,蒋介石下达了给顾祝同的密令,要对新四军“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就在六日,顾祝同下达了给上官云相的密令:“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就在六日,上官云相下达了给所属各部的命令:“主力于明(七)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就在六日,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了对新四军的总攻击令。  

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中共有一条原则是“党指挥枪”。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项英应该领导暂时“在党的组织外”的叶挺。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他求之不得。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叶挺答曰:“叶剑英。”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就在六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开会,决定按原计划行军,当日黄昏开始行动,七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七日拂晓,新四军中路纵队前卫营,越过丕岭,进入纸棚村时,密集的枪声响起了,国民党四十师一二○团向新四军前卫营发起了猛攻。皖南事变此时正式爆发!毛泽东闻讯,迅即电告叶挺、项英:“茂林不宜久留,即议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这样,蒋介石称新四军为“匪军”,毛泽东则称上官云相部队为“顽军”。新四军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一月八日,顾祝同给上官云相下令,限十二小时内全歼新四军。此电报原件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于短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勿使逃窜为要。  

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上官云相要大干一场了!据他的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武之莱后来透露,早在一个月前,上官云相便让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窃取了新四军兵力部署图,为“围剿”新四军作了详细准备。如今,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茂林一带,重峦叠嶂,悬崖峭壁,山中往往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新四军近万人受困山中。炮弹打得岩石开花,树枝横飞,遍地横尸,真如《新四军军歌》所唱,“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的枪声昼夜不绝,延安的毛泽东昼夜不眠,重庆的周恩来日夜奔走呼号,蒋介石避见周恩来,顾祝同避接周恩来电话……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一月九日,毛泽东忽接叶挺电报:“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这一电报,使毛泽东极为不安,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和袁国平怎么可以连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直至一月十日,项英和袁国平才回到部队。关于项英此行,一般被说成“率一小部武装绕小道而出,试图突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辞,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趁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共磨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一九四○年五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他也要掼纱帽了!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一月十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这份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不过,从中却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矛盾。项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项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项英在同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与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洪雪村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谈话,马宁、黄泽兵整理,未刊稿。!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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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内中首次公布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这份写于皖南事变后一个多月的电报,真实反映了项英的出走。内中也牵涉到李一氓自己。不过,李一氓还是尊重历史事实,不加遮掩的。原文如下: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们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

  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十二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都打到石井坑来了。  

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李一氓在去世前回忆此事,心情颇为沉痛。他说: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没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一九四二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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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叶挺、项英、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

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3天后即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8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促,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这封电报还同时报送了毛泽东。

此时,项英也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项英行前与叶挺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与李一氓、赖传珠等人多支持叶挺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说服下,叶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叶挺一个人留在军部主持军务,情况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没有打消离开新四军的念头。因此,于9月30日,他去电延安转项英,“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催促他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项英接到叶挺的电报,觉察出叶挺不安的情绪,预计叶挺要离开军部,于是向党中央请假提前返回军部。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后,虽然找了叶挺,也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但依然态度冷淡,没有认真检查自己排挤叶挺的错误,当叶挺提起要回广东抗日时,项英不仅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相反大为赞成叶挺离开皖南。正如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因此,叶挺要离开新四军的态度更为坚决。对叶挺的出走,项英似有如释重负之感。项英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一面将数百支枪运往广东韶关,还答应选派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给叶挺,以便让叶挺安心于广东抗日。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事已至此,叶挺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加之叶挺当时闻讯,日本侵略军在家乡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乡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他悲愤交织,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带领广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离开了军部,南下华南。这是叶挺第二次提出辞职新四军军长职务,第一次出走军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寻找更有利抗日的机会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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