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俩的光阴,十年间市民时间分配更加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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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讲人简介: 《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展示中国人时间分布新变化——我们的时间,到这儿去了 主讲人简介 时间利用反映居民在各项活动的时间投入,提供了观测居民日常生活

主讲人简介:

《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展示中国人时间分布新变化—— 我们的时间,到这儿去了

主讲人简介

时间利用反映居民在各项活动的时间投入,提供了观测居民日常生活、衡量经济社会变迁、评估民生福祉改善的新维度。

今天,家庭价值、孝道,女德、家庭价值、妇女回归家庭的种种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种种的家庭言论中,家庭被认为是一个相互独立且利益统一的集体,而女人就是要天经地义的为自己的小集体奉献一生。在知名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眼里,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哈特曼以家务劳动为例,分析了现代的资本主义异性恋核心家庭如何作为性别、阶级和政治斗争的场域,在这其中妇女如何经历着来自父权与资本的双重压迫,女性承受着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双重负担。

  王琪延,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统计应用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 1983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1989年10月至1990年10月赴日本一桥大学留学;1992年5月任日本佐贺大学、信州大学、福冈教育大学副教授, 1998年10月任日本东北亚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担任日本的英文杂志《JESN》(东北亚经济科学)编辑,1999年10月回国。2000年6月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2001年5月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2002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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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春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妇联八届执委会执行委员。多年来在法理学、宪法学、国际人权和妇女权利领域有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大量著述。在法学研究与妇女问题研究中享有较高声望。

2018年,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与2008年第一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相比,十年间我国居民的时间分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一个新角度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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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教授范长征正在陪女儿阅读英语故事绘本。如今,像范长征这样注重内外兼顾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一方面认为自己应该坚持努力发展事业,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时间的分配也力求兼顾与均衡。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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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生活和时间密不可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伴随着时间进行的,在所有的时间上,人类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时间是生活活动存在的形式,生活时间的分配体现着各种生活活动的分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生活时间是人类生活活动范围和内容的最完整、最客观的表达,也是最忠实的记录。因此,生活时间可以成为测量人们生活活动乃至全部社会经济过程、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尺度。用生活时间分配结合其他指标反映国民生活事态、生活结构、以及生活质量,具有客观性。同时对于个人来讲,正确认识和把握时间分配,可以更好的创造财富、发展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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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男女两性在生理和个性上的差异,逐渐形成了对两个性别不同形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的理解,这种理解造就了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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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近十年关于家庭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以及家庭这一社会单位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研究仍然没有成功辨认出并处理家庭生活中冲突的来源。因此,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妇女的处境,作用仍然相当有限。现有的研究已经很有说服力地纪录了在社会转变进程中家庭所展现出来的持久性和适应性,这理所当然会驱使我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去思考:当某类型的家庭生活常被我们视作是妇女所受压迫的主要来源时,其延续和妇女利益的关系是怎样的。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许多关于家庭的研究都指出了,尽管男女两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与所得并不平等,但她/他们常常会以不同的方式去维护家庭本身。但是,由于未能足够清晰地聚焦在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经验、利益的差别,这些研究忽视了社会现实的许多重要面向,以及家庭和社会变革的潜在决定性因素——尤其当人们在家庭内外努力斗争,去增进自己的利益时。我认为,这种忽视,来源于展开研究的许多学者所持有的共识,即将家庭视作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或者视作一个为自身权益而变的行动主体。

  在本讲中,教授依据多年的调查材料,结合我国居民的一些具体情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时间分配进行了分析,同时就如何利用时间分配创造财富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生活时间分配的意义是不同的。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由于大生产的连续性,要求人们精确的计算时间,特别是大城市居民,大体在相同的时间起床、就餐、工作、休息,人们在支配生活时间的同时,也同样被生活时间所支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运用都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时间可以相对压缩,也可以相对延伸,工作时间趋于逐渐缩短,闲暇时间趋于逐渐增加,从而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社会,财富的尺度已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还表现为闲暇时间及其利用状况。闲暇时间及其利用已经成为财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关于如何认识时间,如何安排和利用时间,特别是闲暇时间,以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促进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1月9日,安徽省淮北市迎来2019年首场降雪。一位市民冒雪在淮北市相山公园进行手机直播。手机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占据了中国民众越来越多的时间。

  当社会性别作用在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男性势力的空前强大,社会上形成了男尊女卑的一种观念,从那时开始社会性别是向男性一方倾斜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广大妇女的权利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关注和保障,在我国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妇女权益保护法》,更是对妇女权利的特殊保护,这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专门妇女权益保护法规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的权利有了法律的保障。随着妇女工作者、学者研究工作的深入,她们发现,当社会性别的研究成为学术主流,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一些法律法规,可能会发现以往所没有发现的问题。

无酬劳动时间结构变化显著,与家人相伴时间增加

在本文中,我认为这种对家庭的隐含定义——一个有着统一利益的能动主体——是错误的,同时我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定义,即将家庭视作斗争的场域。在我看来,家庭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或主要是——一个被情感和亲属制度所形塑的单位,而必须被视作是一个进行生产和再分配的场所。因此,正是在它这样一个场所里面,人们在这些过程中怀着不同的行为和利益,常常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我不想否认家庭中常常包含有强烈的感情联系,其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极度重要性,以及家庭对建立意识形态规范的作用;但是为了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家庭的分析框架,我希望辨认出并去探索家庭单位中性别关系的物质面向。因此,我集中关注了人们在家庭中所作工作的本质,以及他/她们对于自己劳动成果的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王琪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共同“探究我们的时间分配”。敬请关注。

万善朝摄

  在本讲中,信教授就此展开阐述,她认为忽视社会性别视角在法律研究中的应用,可能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男女平等的障碍。她认为观察一个法律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研究造成这种差别和影响的原因,寻求可能的途径,避免歧视性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无酬劳动,包括家务劳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看病就医、公益活动。与十年前相比,居民家务劳动时间减少,陪伴家人时间增加。2018年居民一天无酬劳动用时比2008年增加12分钟。其中,家务劳动时间为1小时26分钟,比2008年减少17分钟;陪伴照料家人(包括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的时间为53分钟,比2008年增加30分钟,其中85%的时间用于照料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无酬劳动结构的显著变化反映出人们更注重与家人相伴,尤其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教育。此外,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如送餐服务、小时工等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也是居民家务劳动时间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下,家庭内外的生产组织形式都受到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形塑。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建立在阶级和性别层面上的不平等的劳动分工,而后者产生出张力、冲突和变革。正是这些隐藏在人群中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人际关系,而非家庭关系本身,成为了我们社会动态变化的源泉。家庭关系所呈现出的特定形式,大致反应出这些隐藏的社会力量。例如,家庭中领薪者和不领薪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是内在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本文要提供一个纲要,去理解西方社会普遍的家庭模式中隐藏的经济结构——即居于同一家户中的异性恋核心家庭这一模式,以便更好的突出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利益差异”而”非利益和谐”。

  《探究我们的时间分配》(全文)

每逢岁末,人们习惯盘点过去,常常不禁感叹“一年又过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全文

分性别看,女性无酬劳动时间远远高于男性,但两者的差距在缩小。女性无酬劳动时间由2008年的3小时38分钟增加到2018年的3小时48分钟,增加了10分钟;男性由1小时18分钟增加到1小时32分钟,增加了14分钟;女性与男性无酬劳动时间的差距比2008年缩小了4分钟。其中,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女性为2小时6分钟,男性为45分钟,女性比男性多1小时21分钟,这一差距比2008年缩小了29分钟。

生产、再分配和家庭

  各位好,今天我讲的话题"用时光锻造人生资本"。实际上呢,这个话题是一个近年来,特别在经济学领域当中一个热点话题。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点问题:“你们在春节的时候,或者回家、或者出去玩,你们都用的什么交通工具?”我想坐过飞机的有多少?好;坐火车的有多少?全举起手来了,好的,为什么你们没有坐飞机呢?没有钱,其实这里边涉及到人力资本或者说人生资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钱?现在还要花钱,不仅没有挣到钱,还要花钱,这个正在人力资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的时间价值相对还比较低,为什么?还没有到我真正非要坐软卧,非要坐飞机的时候,还要坐头等舱,这就是每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么实际上他们在用钱去买时间,而且他们的时间价值比较高,所以会有这种现象。

我们的时间,花到哪儿了?最近,由内蒙古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布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给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发现。《报告》通过不同年份的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展示了2008至2017年间中国人利用时间的变化。这些有趣的变化,反映了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动呈现。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同学们一起来讨论我们迎“三八节”所要谈的一个话题。今天我要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题目,是《重视社会性别保护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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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引用恩格斯一句为人耳熟能详的话作为开场白:“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好了,我把这个话题引入之后,我想切入我的正题。生活时间分配在经济学界最近呢,应该说是一个热点问题之一,至少三个人获诺贝尔奖的,是因为研究时间分配、或者说用时间分配的研究,这种方法去研究经济学问题。我举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人,贝克尔,他在把时间分配的东西呀,来研究什么呢,来研究非经济问题,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婚姻等等。那比如说他说在家庭当中,这个呢,从经济学上来讲,一个家庭也像一个厂商,就像一个企业,投入的是什么?投入的是感情、金钱,就是资本。还有什么?还有时间。那么获得的是什么呢?他把这种产品或这种产品形态,把它当作一种福利、一种满足感。所以现在就是说包括生儿育女也是,是为了一种满足感,才去做这件事情,后来发现这种满足感是越来越少,那也就是说,好多不再生孩子,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社会现象。

女性总劳动时间更多

  首先我想讲一下什么是社会性别?为什么要重视社会性别?特别是从法律角度我们怎么样看待社会性别。我认为谈社会性别的问题,必须要谈法律,另一方面法律也必须重视社会性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

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分配更加合理,休闲健身时间增多

恩格斯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延续这一双重计划。生产这一概念理应同时包含对于“物品”、或者说物质需求的生产,和对于人的“生产”,后者可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为对带有特定属性——如性别——的人的生产。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这一概念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物品的生产上。盖尔·鲁宾将“性/别制度”定义为“在一套组织安排中,人的性与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ii],这一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于人的生产这一问题的理解。这一整套的组织安排根本上是社会性的,它们再生产了人类这一物种,也同时再生产了性别。不同的人群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性别的生理特征;生物性总是由社会性调节的。

  那么他还研究了恋爱和婚姻的这种持续长度的关系,他讲就是恋爱的时间越长,持续的这个婚姻的质量越高,持续的时间越长。那么现在宏观上怎么样来用这个问题?在宏观经济上现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我调查过北京市或者说我也做过一个全国的城市居民的时间分配,那么30%的时间是休闲时间;那么支出呢?有30%的支出要花在休闲上。那什么意思呢?一个社会出现这种现象,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什么时代?休闲经济的时代,或者说休闲社会的来临。美国未来学家在讲,在2015年美国率先进入休闲经济时代,紧接着一句话,叫“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大城市呢,这种休闲趋势已经出现了。那我们的产业供给怎么样,你供给怎么样,供给不怎么样,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计划经济的那种时代,这种对休闲的这种考虑,那种价值观,认为这是浪费,是一种颓废,人们讲玩是一种颓废,不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东西,他不认为休闲也会创造生产,所以这个错误的观念至今还存在。那么在微观上呢,也在应用。微观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喜欢购物这种规律。

——女性无酬劳动的日平均时长为3.25小时,男性为1.10小时;过去9年间,男女家务劳动平均时间都在减少

  社会性别这个词它是一个英文的概念是我们翻译过来的,而且翻译过来的时间也不长,它的英文是Gender。记得1995年世妇会的时候,为了给这个词找一个合适的中文对应,好多专家绞尽脑汁,在那里暝思苦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文没有这样一个对应的概念。不仅仅是中文,世界上很多其他的语种里边也没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社会性别它是一个新的理论,是一套新的思维。以前我们在讲男女之间的差别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是自然性别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自然性别它是指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和差异,那么它的英文是Sex,就是两个不同的Sex。但是Gender,它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指的是由于社会文化所形成的对男女两个性别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于这两个性别的群体特征和不同行为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或者是一个概念的体系。

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包括健身锻炼、听广播或音乐、看电视、阅读书报期刊、休闲娱乐、社会交往。过去十年,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增加12分钟。居民一天中自由支配活动平均用时3小时56分钟。其中,男性4小时13分钟,女性3小时40分钟;城镇居民4小时10分钟,农村居民3小时33分钟;工作日3小时40分钟,休息日4小时34分钟。居民自由支配活动的参与率为90.8%。看电视依然是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2018年为1小时40分钟,但比十年前减少了26分钟,占全天时间的比重为6.9%,下降了1.8个百分点。其中,男性1小时44分钟,女性1小时37分钟。居民自由支配时间增加,分配更趋合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别的创造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两性之间劳动分工模式的创造,两类工人被创造出来,而她/他们之间互相需要对方。在我们的社会中,两性之间的性别分工包括了:男性主要在家门外从事雇佣劳动,而女性主要在家里从事生产活动;男性和女性都住在家中,并将她/他们的资源集中在一起。我们所了解到的这种家庭形式——相比女性,男性在性别关系的阶序中处于更优势的位置——只是组织人类活动、并随之创造性别的一种可能架构方式,而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有许多种其他的社会安排形式。

  你比如说这个男人,男的,男性喜欢上午出去购物。你们有没有发现,女性喜欢下午去购物。十五岁到十九岁我们叫她少女吧,这一段,她们喜欢在下午三点出动;那么老人呢,他们没有星期天星期日,然后只是喜欢上午购物,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征。那么如果企业、商业如果它重视这几个研究,它货物的摆放都会有一个作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么我讲呢,这种时间的应用,在管理上应用的是非常之多的。那么时间呢,还可以研究人的价值观的变化,比如说人到底追求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小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到现在呢,也各有各的说法,到底追求什么呢?我想应该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个;第二个应该追求休闲,这是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玩好休息好。那么这种观念,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多少人能赞同,赞同的举手,好谢谢大家。

时间利用调查是国际社会普遍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2008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时间利用调查。此次发布的《报告》则是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的又一次大范围时间利用调查。

  这样说好像有一些抽象,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的词汇是专门形容女性的,有一些词汇是专门形容男性的。比如说我们想到一个完美的女性,会说她很温柔,她很漂亮,她很温顺;那么我们想到一个理想的男性,那么他很高大,他很强壮,他很有刚阳之气。那么再仔细一看,我们社会中的很多贬义的概念也是和这个社会性别这种大的文化相联的。比如说形容女性不好的时候,会说“母老虎”、“男人三十一只花,女人三十豆腐渣”。还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整套的体系,我们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在我们中文的俗语和俚语里边,形容女性的好词不多。比如说你很能干,很强壮,那么说你是“假小子”,这并不是一种鼓励。那么如果你很成功,事业上很有成就,说你是“女强人”,这也不是一种鼓励,因为女强人后边的含义就是这个女强人她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她可能不会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她周围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它是和这样的一系列的概念相联系的。那么当然在形容男生的时候,如果大家不喜欢他会说这个人女里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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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近一些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强调了,核心家庭中子女、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沿着性别这条轴线塑造了人的性格,并使得不平等的性别等级阶序能够延续下去;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性别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创造和维持,不仅仅依赖于家庭生活,而且也和经济生产——恩格斯所说的物质需要的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一个孩子的性格部分是由她/他的母亲是谁、以及母亲和其他人的关系所塑造的,然而她和其他人的关系却是我们整个社会安排的结果,而不是仅仅由家庭关系决定的。“依赖”同时既是心理关系,也是政治经济关系。例如,男性主导的行会和专业协会将女性从技术工作中排除出去,并且减少了她们自我支持的机会。相似的,对于堕胎权的否定加剧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通过种种类似的方式,这些安排被制度化,从而使得男性作为一个群体有能力保持对于女性劳动力的控制,并因此延续他们的支配地位。对于女性劳动力的掌控成为男人们的控制杆,他们借此可以享受女性提供的个人服务与家庭服务,包括免于照顾孩子、以及其他种种需要在家庭内外承担的令人不快的职责;而建立在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婚姻之上的核心家庭组织形式,正是可能会促进这种掌控权的诸多制度形式中的一种。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于女性劳动力的控制;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的性别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by gender)都倾向于使男性受益。

  那么多数的同学非常赞同,大概反对的可能说“大家都玩谁干活去?”那我告诉大家,我们用很高的生产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像西欧现在一些国家都已经价值观转变成由工作轴心转变成叫休闲轴心,以休闲为轴心的生活方式。你星期天、星期六你如果打电话去,去谈工作的话,对不起,你很不礼貌,他会告诉你,不允许,他会不理你,他认为你很不礼貌的。所以这种变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这个还有个纬度,就是说从个人的这种生活时间角度考虑,这个效率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研究我们的一生,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呀?个人一生怎么来分配时间?你比如说我有个观点,有个什么观点呢?35岁之前呢,你要把你的两项资本要打住:一个是知识资本,还有一个呢,叫经验精力资本,要打住。那么后边呢,要把健康资本打住,为什么?你看一下从各种研究我就不用说了,你先看一下现象,你看在报纸上经常是35岁以下,是不是?做个广告招聘人的时候,35岁以下,都是这种概念。所以35岁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两项资本要打住。那么在七八十年代,有个叫松田幸义的教授,他研究了一套模型,你究竟你自己想你这一辈子想达到多少财富?来,我帮助你设计实现这些财富,然后你怎么样做你才能达到这些财富,包括必要的玩,你要减少一些闲暇时间等等,它都有这个设计,包括你的消费怎么样,他都给你设计一套模型,那么这个研究在很多国家也在开展,那么也可以研究一年的生活时间分配,也可以研究一周的时间分配,一天的时间分配。

按照国际通行的调查方法,考察时间用在哪儿,“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是两个重要方面。无酬劳动是指个人在家庭或社区从事的、为满足最终消费所提供的、无直接货币回报的服务活动,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对老人、儿童和病人的照料以及志愿活动。《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内部时间利用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有酬劳动时间少于男性,无酬劳动时间多于男性,总劳动时间略多于男性,闲暇时间少于男性。

  我举的这些例子实际上都说明社会性别就存在我们中间,我们大家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觉得这样说很自然,觉得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繁衍过来的,女性就应该是阴柔那么男性就应该是阳刚。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旨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成,它是不对的,它有很大的问题,只不过我们人类很久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就是不对的,对于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这样的一种社会建构是实现平等和保护妇女权利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当我说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那么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从我上面讲到的很多例子或者很多说法,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奇怪,我也听见人家这么说。但是如果我说社会性别是一种制度或者说是一个制度的一部分,可能很多人就会产生问题,因为当我们想到制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结构,一个体系。比如说我说法律制度,那么大家肯定会想到,对,我们有那么多的立法,我们有那么多的法院,我们有那么多的警察,他们是正式运作这个制度的一套机制和一些人马。但是当我说社会性别是一种制度的时候,大家会说谁建构的这种制度,谁来实施这种制度?它难道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就和我们所说的其他制度一样的吗?

编辑/张春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物质需求的生产大多在家庭之外、在大规模的企业中进行,而企业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控制着。大多数人没有她/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除了提供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得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工人创造出的价值中超过她/他们工资的部分——也就是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们所占用。我们社会的根本动态关系之一正是从这个生产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雇佣劳动者尽可能地保持对于她/他们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控制,而资本家被竞争和资本积累的需求所驱使,努力从工人手中抢夺掌控权,来增加剩余价值的数量。人们使用她/他们获得的工资来购买她/他们生存所需的商品。而在家庭中,这些商品被转换成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可用的形式。在我们这个被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所组织的社会中,基于社会性别而进行的性别分工使得男人主要进行有工资的雇佣劳动,而女人则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它的主要内容是购买各类商品,并将之转换为可用的形式。比如人们必须把床单买来、铺在床上、每次睡完觉再整理一番,还需要将其洗干净;而食材必须要被买来、清洗、烹饪,才能成为一顿饭。家庭生产也包括了在生物意义上对人的再生产,对她/他们性别的塑造,以及通过家务劳动来养活她/他们。在这一对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家庭生产里产生了我们社会中的另一种根本动态关系。若要理解我们所处的生产体系,就必须既要理解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在工厂中、服务中心还是办公室里——也要理解家庭中对于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类型都无法独自进行自我的再生产,然而它们在一起共同创造并再造了我们的存在。

  下面呢,我想把这个简单历史还要回顾一下。在农业社会呢,谁也不会去考虑时间分配的问题,因为春夏秋冬就是计量的标准,然后你春天只要播种,秋天能收获就可以了,所以他不会计较这个时间问题。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工业化时代,这个人类的活动或者讲人的时间价值提高了,节奏加快了,这样的话就是有必要来研究。这里边我列了四个时期。在启蒙期呢,也就是说呢,萌芽期呢,这一段实际上我在考虑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大家知道,号称管理之父的泰勒。他研究工人的这种劳动时间,他通过用照相机的办法、录像机的办法来录下工人的这种活动,然后他分解出哪些活动时间是必要的,哪些活动时间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这个就算启蒙。有一个萌芽期,实际上真正的这种开展生活时间的研究是在创时期。创时期呢,这个研究呢没有出现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前苏联。苏联社科院的有一个叫斯特洛敏林的一个教授,在那个城市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工人的时间分配调查,实际上人们认为,这个研究从这儿开始,所以把他称为生活时间分配研究之父,所以也有一个任何的也有一个开端,就认为在这儿开始。那么他的研究呢,主要还是侧重在劳动和休闲的比例上,实际上更侧重于这种劳动这方面,这是创时期。

具体来看,女性无酬劳动的日平均时长为3.25小时,男性为1.10小时。全国女性无酬劳动的参与率为77.4%,比全国男性参与率高36.2个百分点。通过和2008年国家统计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进行比较,9年间,男性家务劳动平均时间减少0.33小时/天,女性家务劳动平均时间减少0.81小时/天,都在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且这种压力较大。

  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有意思也有很强的一种学术性。现在国际上有些很前沿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社会文化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社会性别制度,其实是更为基本的一个制度,因为它可能是支撑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一个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要从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沿革来说,那么,只有从这个历史发展的角度呢,我们也可以对社会性别有这样一种基本的也是公平的认识。就是说当我们说社会性别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它是好是坏,我们只是说它是制度的一个部分,它是随着其他的制度一样发展演变和衍生出来的。但是正确地对待这样的制度正确地看待这样的问题,则是特别地重要。那么为什么说社会性别也是一种制度呢?

这种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式的生产组织方式必然会伴随着一种再分配的方法。由于劳动的阶级分工和性别分工,并非每个人都能直接获得生存所需的经济手段。当我们粗略地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时,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常常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根——生产和再分配原本主要发生在家庭和村落中;虽然资本主义将大量生产工作转移到家庭之外,它并没有完全摧毁传统的生产和再分配组织形式。在前工业化社会的家庭中,按照当时的父权制权威关系,人们不仅进行劳动,而且也共同分享她/他们的劳动产出(在承担完家庭以外的责任,如封建负担[feudal dues]之后)。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们必须要将人们疏离于他们之前所掌握的生产资料,从而建立起基于“自由”雇佣劳动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人们成为了为资本家工作的“自由”劳动者,因为她/他们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只能依靠工资来从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而这些商品正是此前她/他们在家中和村子里生产和彼此之间交换的产品。

  那么拓展期发生在应该讲呢在五十年代以后,二战之后。那么大家该发展生产发展生产,该生活生活,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在科研技术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呢,应该说计算机的出现,帮助了生活时间分配的研究。为什么,我也告诉大家,因为生活时间分配的研究非常复杂。因为这张调查表,我跟你讲怎么样去做调查,调查表就很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人类有多少活动,然后有多少时间,所以你想像一下。那么我在研究的时候呢,我是这边是32项活动,这是这个坐标,这个横坐标是24小时,每隔十分钟一个时间点,那么做了两天的研究,一个是工作日,一个是休息日,这个调查是不是很复杂?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计算机的帮助呢,是很难的。我们国家82年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北京市统计局那些工作人员非常辛苦,拿什么?拿算盘一个一个地加加起来完了之后,一下一下地算,加班算,非常费事,而且好多数据没法开发。所以计算机的发展呢,促进了这项研究的发展。那么这里边一个标志性的,我叫它拓展期呢,是因为这项活动在60年代已经拓展到进行若干国家的比较。

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教授范长征是一名“70后”女学者,她在这方面感受很深。“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作为一名女教师,在照顾家庭、教育孩子方面付出了很大精力,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事业造成一定牵制。”范长征从身边女性同行的交流中感受到,很多女性要兼顾孩子教育和事业,确实更加辛苦。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经过了很多的形态,那么最早的形态就是在靠生殖能力,靠生育力来支撑社会的时候,那是母系社会的时代。我们这个女性曾经在那个时代辉煌过,就那个时代如果说有社会性别的话,那这个社会性别是倾向于女性的。因为孩子要随母姓,因为他不知道父亲是谁或者说他至少在家庭结构里头,他要跟母亲在一起。那么在那个时代之后,就是这种力气的时代或者说权利的时代,因为这个社会演变成分裂成一个一个的小家庭之后,养家糊口就是男人的事情。他们要出去打猎,要狩猎,要打鱼,要和自然做斗争,要种田。那么这样这个性别慢慢就转化了,这个时代在我们人类历史上是最长的一块,这就是凭力气吃饭的时代,凭力气来繁衍人生,来推动社会这个时代,那么这就是男权时代。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社会性别一直是有利于另外一性,就是男性。比如说在传统的社会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男性价值都是社会的主要价值。就是说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判断一个事物的好坏,那么它的价值体系都是男性体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老人、少年和育龄妇女越来越少地参与到经济生产活动中,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外赚钱的人——这些人越来越多的是成年男性。家庭成为了人们集中收入的社会单位,而非产生收入的单位。在资本主义来临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父权制的劳动分工中男性从女性的劳动中获益,在资本主义之下这一分工模式得到了延续,男性虽然成为了雇佣劳动力,但仍然享受着他们妻子提供的服务,因为女性大都成为了“家庭主妇”。而产生于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的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同时得到了维持。资本主义之中,家庭需要成为一个集中收入的单位,成为对男女两性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地方,而这种需要根本上产生于父权制的劳动分工模式。然而正是由于成为了集中收入的单位,家庭因而被认为是一个利益统一的单位,尽管其内部不同成员和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差异很大的。由于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分工的差异,不统一的特性其实内在于家庭的“统一”之中。

  那么到应用期,实际上就是现在,我讲的,那么很多产业在应用时间分配的资料,然后做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做收视率,这里边广告定价等等。那么下边呢,我想涉及一些个时间分配跟什么有关系,主要跟人力资本以及水平有关,这里边会涉及到我们个人的一些,每个人亲身的一些事情。

据介绍,在世界多数国家,无酬劳动都主要由女性承担,但差异程度有轻有重。其中瑞典在两类劳动时间上性别差异最小,女性有酬劳动时间每天比男性少0.66小时,无酬劳动时间比男性多0.77小时,总劳动时间比男性多0.11小时。有关专家表示,许多发达国家的经历显示,已婚女性在工作和家务劳动家庭成员照料之间的两难局面会极大地降低青年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进而影响生育率,这应当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我这样讲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极端,很多人说女权主义理论就是一种极端的理论,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确实是男性价值主导占了很长的一个时段。比如说大家都念英文,英文的“人”就是Human,Human这个就是男人的词尾,hu是拉丁的人,man就是男人,那么女人是不在这个里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另外的女性她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段,她不被看作是人,她被看作是一个附属。而且我们会看到人类从进入这个文明时代以来,就是有阶级社会以来,人们的尊卑都是和他们的性别相联的。你比如说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国家最尊贵的应该是王,尤其是男性的国王;那么在家里也是长者为尊,尤其是男性长者,那最卑的就是女性,在家庭里边的女性,或者说是媳妇,就是娶进来的人。从财产关系上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财产继承权,在西方和在东方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是没有的;而且如果这个家族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和技能,也是传男不传女,他不会把作为资源的东西传给女性,因为在那个社会视野里,或者在那个社会性别文化中,女性她是一个附属,她并不是社会的主体。

如果我们将家庭看作是一个社会单元,其中的成员会共同决定一些事情,例如如何调用它可以支配的劳动力来增大所有成员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使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生产关系的现实变得模糊不清,而家庭正陷入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中。相互依赖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排除掉强迫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家庭中女人和男人相互依赖的程度,不亚于工人和资本家、奴隶和奴隶主。在一个根本上强迫性的环境中,选择、适应这些概念必然是有问题的——就像有的观点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或男人和女人之间会有着统一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统一永远都不会存在。

  例如知识资本,实际上知识资本的这种获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投入,一个是货币投入,一个是时间投入,实际上就是教育。那也就是说呢,通过这种投入呢,获得这种资本。那实际上这里边呢,有一个什么问题?有一个效益问题,这个投入有没有效益?如果平均来讲,是十倍的效益,十倍于什么样的效益?这个讲什么呢?讲资产的投资。你比如说我买一栋房子,或者说我造一个工厂,这个投资相对于这个来讲它是十倍的收益。

从“看电视”到“去健身”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划分,这样的一个分割就使得千百年来妇女她只在她自己很小的有限的范围内生活,她不可能进入一个更广泛的公共的社会。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划分,妇女的社会角色就是要取悦男人。那么在我们东方,是比如说叫“女为悦己者容”,就是说你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使丈夫或者是男人看起来让他们喜欢。所以当他们喜欢小脚的时候,你就要把孩子的脚给勒小;西方也是一样,西方它叫束腰。如果大家看这个西方文化,或者是很多实践,那个比我们这个裹脚是更残酷,它是要用一个骨架,非常瘦的一个骨架,把这个女孩子紧紧地勒起来。为什么呢?这就是一种标准,就是说她不应该去从事公共和社会生活,她的使命就是使自己变得怎么样让另外一性感到愉悦和喜欢,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性别对男性和女性的这样分别的构造。

家务劳动

  那么还有呢,精力经验资本。这里边呢,实际上呢,我告诫大家,就是说大家尽量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尽量去到比如说到暑假的时候,利用这种业余时间,到公司去实习、去锻炼,这就是精力经验资本,非常重要,我认为有的时候呢,比知识资本更重要。那这里边呢,再一个呢,作为提倡的讲精力经验资本的人,我就提倡多到别的地区去,不要在一个地方呆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你把你现在所在地的文化,你再结合你到新的地方的文化结合起来,那是非常强大的。我告诉你,你要到美国去,你保证比美国人强,因为什么?隔一段时间是真的,不是说你马上去了就会怎么样,你只要把语言学好,适应了那么一套生活方式,中国的那一套东西,再加上美国那一套东西,你说厉害不厉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讲呢,多移动,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要出国这个现象。是不是?

——“主动休闲”取代“被动休闲”,“主动学习”取代“被动学习”,闲暇时间的质量提升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历史上就是这样过来的,大家都觉得这很自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问题。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很多文化现象,现在我们觉得不对了,不对劲了,那为什么呢?这还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后工业社会,后工业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信息时代,那么力气,就是说凭力气吃饭,已经逐渐地退出去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很多女性在IT行业,高科技产业,她们创造的价值一点也不比男性少,那么像这样的现象就是一个基本的动因,什么动因呢?就是动因让我们来怀疑我们多少年来已经习惯的那一套概念体系和文化,我们来对那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提出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人们都是这么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提出社会性别的问题,对这里边的很多建构提出质疑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它不是一个靠力气吃饭的时代,如果说哪一位男士说我比你强,我应该比你有更多的权利和地位,是因为我明天上山可以打一头野猪,你不能,那我们就说你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因为现在第一我们也不去上山打猎。第二,如果坐到电脑面前咱们俩谁的本事大,还不一定呢。就是因为社会走到了这一步,那就使我们会想到我们原来已经习惯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提出质疑,而且为了一个更公平,更为平等的社会,我们要对这些问题提出挑战,要改造,改造文化,也包括改造我们的法律。

许多研究阐明了父权制在家务劳动中所获取的好处。第一,在人类花在家务劳动的总时间里,妻子们占了绝大多数,平均提供了总时数的约70%,而丈夫们和孩子们共同提供了平均约15%。第二,主要是妻子在照顾孩子。当家庭中有年龄很小、或很多的孩子时,是妻子承担着额外的负担;而无论家庭规模或最小孩子的年龄如何变化,丈夫对于家务劳动所作出的贡献都基本保持一致。至少从家务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妻子承担了所有家庭生命周期的调整工作。第三,对于那些还在家庭外工作赚钱的女性(并且就我们所知她这样做经常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会发现,相比那些妻子没有在外工作的丈夫们,她自己的丈夫平均来讲在家务劳动上多花费的时间非常少。第四,由于丈夫的原因,妻子可能每周要多做8个小时的家务劳动。以及第五,平均来说,如果妻子不外出工作,她每周最少花费40个小时来供养房子和丈夫;而如果她外出工作,那么将最少花费30个小时来做这些事。

咱俩的光阴,十年间市民时间分配更加的多元。  然后再接下来呢,先赋资本,先赋资本是没有办法的。然后人际关系资本,人际关系资本也一样,把人际关系搞好,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在日本这些发达的资本国家怎么样?照样。有一个八千万人的调查,就是对我们叫下岗工人他们叫失业,我们现在也开始用这个概念,八千万失业工人的调查,调查的结论,当然不能说你人际关系搞得怎么样,我是通过间接指标去问,80%的人人际关系搞不好。所以,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投入时间、投入感情、投入货币。还有健康资本,健康资本照样要投入时间和货币,还要锻炼。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把健康当做“一”,把其它的比如说家庭,包括这些知识资本、经验资本这些都是0,如果没有这个“一”,后边那些个零都不起作用;只有有了这个“一”才会起作用。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诚信资本。诚信也要投入的,这里边比如说你必要的损失:我记得在唐朝有一个县令,这就是在看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有一个县令他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用这种叫“大斗出小斗进”,实际上大斗借小斗还的这么一个策略富民,富民政策实际上取信于民,这就是一种投入、诚信。

有工作就要有闲暇,闲暇时间的分配有不少学问,也最能反映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

  那么现在,我来谈法律的问题,就是法律和社会性别的关系和法律怎么样在整个法律制度中能够重视关心社会性别。和其他的领域一样,法律领域注意到社会性别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之前,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法律和性别有什么问题。

除此之外,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随着阶级、种族和族群的差异,父权制获取的好处会有所不同,然而,我们已经掌握的有限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或族群的时间数据表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情况对于这些差异并不十分敏感。例如,在全国定组研究数据中,不同种族的人群之间没有显示出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而对于阶级差异,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论述过,人们对家电的大量使用,以及二十世纪早期减少使用仆人,很可能增加了跨阶级的家务劳动的相似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更大的家电的使用会有效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收入由于影响了女性的雇佣劳动参与率,而可能对于家务劳动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当丈夫收入水平较低时,妻子更可能会参与到雇佣劳动中,因而体验到同时要做薪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工日”。有薪工作虽然减少了她们在家务劳动上花费的时间,但也很自然的增加了总体的劳动时间负担。甚至对于全职家务劳动工作者来说,相比于收入,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和年龄对于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更大。

  下面我想进入第二个话题了。第二个话题就是看我们中国人时间是怎么样分配的。我做一下分析,大家看一下我上边讲的一些理论,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呢,就是看一下这张图“学历与家务劳动时间关系”,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什么?学历越高的人,家务劳动时间越低,是不是?你不想把这个时间花在家务劳动上,你可以叫替代劳动,你可以比如说,用很少的你挣的那个钱的很不少的比重,的一部分支出,然后购买一个比如说其他人的劳动,比如说请一个保姆,这是最简单的,所以他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低的。

《报告》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中国居民休闲社交的平均时长增加了0.52小时/天,而且休闲社交的质量也有改进:体育健身、阅读、业余爱好等积极休闲活动的平均时长增加了0.23小时/天,作为消极休闲的看电视平均时长减少了0.39小时/天。

  因为大家可能也都学法律,大家都知道法律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它的平等性,它是平等地对待一切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法律,我们有很多的法律结构,那么除了对妇女有特别保护的那些法律之外,比如说《妇女权益保护法》,所有的法律它都是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的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是把法律想成中性的,我们没有想到法律里边会有性别问题,这是一。

一家之中在外工作的雇佣劳动者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将家庭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并且决定着家庭获取商品的方式;然而,当审视和理解女性在家中的工作——养育孩子、供养家庭、服务男性,会发现,相比阶级,父权制似乎是更为关键的一个方面。

  我们再看一下时间分配跟性别有什么关系,这个差异也是很大的。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这四类时间:个人生活必须时间,吃喝拉撒睡的时间;家务劳动时间不用解释了;工作时间不用解释了;闲暇时间,三块之后的就是闲暇时间。那么在中国,前边两块女性多于男性。个人生活必须时间,这个呢倒是怪怪的,女性多于男性,这个在好多大陆国家,都是这种规律。但在一些岛国,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日本典型的就是男性多于女性,特别是在睡眠时间上,为什么呢?就是像日本还有韩国也是,在日本有一个什么习惯呢?不能比丈夫早睡,不能比丈夫晚起,有这么一个习惯,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她的睡眠时间,女性比较少,那么相对来讲睡眠时间一压缩,它实际上其它的都是刚性的,所以不太容易压缩,吃饭总得要吃饭,那么家务劳动也是。家务劳动,不过家务劳动在日本跟我们是一样的,女性多于男性,而它就比较多。像我们呢,差不多二比一的概念,什么意思?就是男性的时间比女性少一半这么个概念。在日本呢,就是相差非常悬殊。在日本,女性的家务劳动要花她四个半小时,然后男性只有17分钟,这个相差非常悬殊。下面不用说了,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男性多于女性,这是在中国的状况,我是讲城市。

“现在,看电视的时间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一方面是现在获取信息更方便了,打开智能手机什么都能看到。早些年,网络和手机还没有这么先进的时候,每天都要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天气预报,一不留神就错过了。”家住山西太原的李淑荣老人说,随着生活条件变好,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意识也更强了,她经常出门走路健身,每天都要锻炼1个小时左右。过节休息期间,女婿还开车带一家人去周边景点转转,爬山赏花,感觉都不错。

  第二,法律是保护权利的,这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功能。那么我们所主张的,所强调的呢也是法律对权利的一个平等的保护,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很熟知的,很通行的概念。但是当关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成为学术主流,而且成为女性学者研究自身或者给自身提供这种武器的这种情况以来呢,我们就会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很多的问题。

这真的重要吗?

  再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图,就是中国人的一个中国城市居民的时间分配,里边,这是北京的资料,2001年的。大家看一下呢,很有意思,是一个W形:随着时间的刻度,你看从零点,然后开始就是,入睡得很深,然后六、七点钟开始起床,这是一个睡眠率,当然这是用人数表示的,然后再下降,然后中午有一个午睡。我在做国际比较的时候,我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图形像这样,都是U字形。我们是W形,我们有午睡,这个是北京的资料,如果拿全国城市那个资料拿来,那个W尖就更高,40%有午睡的习惯,这是休息日的。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杜凤莲介绍说,国人休闲时分配给看电视的时间正大幅下降,健身和阅读时间增加,这反映出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比如说我现在看现在有学者做一些研究,他就讲西方国家男性和女性的法律权利,它有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不是同时规定的。那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普遍的现象是在西方国家男人的财产权比女人的财产权就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要早100到150年,这个可能大家就觉得会很吃惊了。那比如说像丹麦,男人的财产权可以在法庭上得到保护,是1788年;那么妇女得到同样的权利都到了1925年,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跨度有多大。那么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男性和女性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在受教育权利方面。在很多国家就这种正式的法律保护的教育权,在很多国家是差50年到100年左右,有的国家就是说先保证男人,男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过了很久,才会保护女性有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权利,如果我们看权利指标的话,比如说选举权,选举权女性一般比男性也要晚50到100年。这是从法律结构本身来说的。

我已经提出,所有阶级的女性都通过为男性做家务劳动,而受制于父权制的权力。然而有的人可能会说,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所承担的压倒性的家务劳动量和她们每周更长的总体工作时间,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劳动剥削,这些人认为父权制的劳动分工形式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形式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会争论道,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分工形式,对于工人阶级尤其如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丈夫和妻子都认识到了那些基本的强制性力量,它既卷入到家庭主妇的角色中,也进入到在外工作赚钱的角色中。他们还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在中产阶级中并不重要,因为这些女性的生活并不十分艰难。

  那么时间分配跟年龄的关系,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呢?随着年龄的增加,知识资本投资越来越少,健康资本的投资越来越多,这很自然的。因为投资都要讲究一个效益,年龄大了以后,再进行教育投资呢,他后期的收益呢是比较少的,所以投资越来越少。而健康投资肯定越来越重,这是肯定的,当然也不排除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那么第二个年龄越大,家务劳动时间越多,后边还有一个年龄越大,闲暇时间就会不断增加,这是肯定不工作的时候,闲暇时间都是闲暇。然后年龄越高,生理时间越长。这里边还有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大家看一下,这个很明确了,这个图大家看一下就非常清楚,你看下岗及待业工人的那个工作时间很少,那个蓝色线,对吧?很少;然后红色的线呢,是个人生活时间是最高的,那我们看一下私营企业主他的工作时间呢,是最多的;他的黄色线,闲暇时间比较少,但是你要知道,他的闲暇时间的那种单位时间内的花费是比你高多少倍,比如说他可以打高尔夫球,你呢只能打乒乓球,所以这个是有差异的。

生活品质的提升,表面上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其背后则是生产力进步与劳动者产出的提高。比如,如今人们在学习充电方面花费的时间就越来越多。《报告》显示,2008—2017年,中国人总劳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时间每天减少了0.47小时;与此同时,学习培训时间每天增加了0.23小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镇居民还是乡村居民,花在教育和培训上的时间都有增加。

  那么当权利规定平等之后,就是说它在法律上平等之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是怎么实施的。我们国家普及教育是做得最好的,而且我们国家的教育权,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一个宪法权利,我们有《教育法》。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学生,你们自己没有感觉到说我上大学有什么障碍,我这个教育权的实现也什么障碍。

咱俩的光阴,十年间市民时间分配更加的多元。劳动的性别分工太过古老,以至于它的不公正往往被人们接受为正常现象。帕特·麦纳蒂在“家务劳动的政治”一文中很好地捕捉到了两性围绕着家务劳动所展开的战争的本质。一个性格偏执的男性在他的妻子试图让他去分担家务时所做的每次回应背后,都隐藏着父权制的权力,而她的研究则将这种权力关系揭示了出来。“他的抵抗正衡量了你所受压迫的程度”,她这样警告我们,并且指出丈夫所做的典型回应:“‘我不介意分担一些家务,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怎么做’,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会问很多的问题,而你必须在我每次做家务时都告诉我每件事该怎么做,因为我记性不好。同样的,也别想在我做家务时试着坐下来读书,因为我会把你烦死,直到你觉得自己亲手做更简单。”妇女解放运动无疑改变了许多中产阶级女性对于父权制重要性的认知。那么,对于工人阶级女性也是如此吗?现有的相关证据更有限,但是工人阶级女性同样也表达出,她们认识到了工人阶级之中男性掌权的不公正。

  下面看一下这个图,很有意思,我是把刚才讲的四类时间,把它用不同的比如说这个脸的长度、脸的宽度来代表每一项时间,这样我组合一下,就把中国人呢,分成五类人。这五类人,我起了五个概念。一个叫工作多忙型,实际上就是这个群体,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主的群体,他没有休息日,工作日和休息日没什么区别,这是一类,当然不是全是企业主,包括这是一种类型;第二个就是学生型,学生也不全都是学生,他的特征就是:在工作日呢,读书也好工作也好,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然后呢,在休息日充分享受闲暇,再一个他没有家务劳动,这就是一个特征。第三类叫忙闲兼顾型,忙闲兼顾型这个大家一想知道了,公务员,上班时候去忙一阵子,上班,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单纯地休息,也做点家务,他是跟学生型有所区别。还一个工作家务多忙型,这个是在30岁到40岁的女性,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这些人员,这确实是两头忙,所以又是单位的骨干力量,又是家庭的主力,所以呢,是非常忙的,她的睡眠时间是非常少。最后一种类型叫闲暇过剩型。闲暇时间过剩型,这个呢实际上你看很老态龙钟了,就知道了,是一帮退了休的和下岗工人、失业者,这些人都是这种工作日是这样的,休息日是这样子。

“现在,竞争压力变大,大家主动学习的意识更强了。比如,周围很多在职工作者开始尝试学习一门小语种,我也曾自学过日语。再如,大家可能也会浏览一些个性化的公众号,覆盖经济领域、民生领域的话题,主动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又如,遇到高质量的话剧、舞蹈、管弦乐演出等,也会选择去观看。这些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和竞争力。”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尹米宜说。

  但是我看到联合国的一个统计数字,是56比103,那什么概念呢?就是适龄的女孩子中间,高中适龄的,如果女生有56个进了高中,那么男生就有103个进了高中;那么到大学呢,它就是差不多是有20个女孩子上大学,那么男生就有97个男生上大学。另外如果我们把这个适龄的女生和上大学的女生做一个比较的话,做一个人口的比的话,那它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女孩子上大学。所以我们在报上经常可以看见非常感人的故事,就是说一个贫困地区,为了供养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哥哥上大学,那么姐妹几个就出去打工,她们非常辛苦地要支撑着这个男孩子念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家族的希望,他是这个家里边要集中所有的资源要把他推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所以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数字就不奇怪了。就是说受高等教育女生的比例,和她的人口基数比还是非常小的。

今天,女性的工作时间比以前要长——以前的时候她还是全职家务劳动者,而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就像上文描述过的那样,当女性从事雇佣劳动最多时,她们的每周总体劳动时间也最长,而男性的则最短。更多的女性已经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因此更多的丈夫有了一个在外工作赚钱来补贴家用的妻子;男性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工作量减少了,因为当他们的妻子们工作赚钱时,他们会减少每周的总体工作时间。同时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贡献却增加了。这一局面无疑会继续制造不同性别间的斗争。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承受着“双重负担”,更多的人将会去反抗这一现象。然而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于当前的女性雇佣劳动时间增加,丈夫们可能不是主要的受惠者。虽然他们妻子的工资贡献给了家用,妻子们的劳动力却用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不再用来在家庭中维持原有的服务水平。最终去中心化的家庭制度本身将会成为性别和阶级斗争的最大受害者。

  我们再看一下时间分配跟收入有什么关系。那么看一下收入越高的人,他的劳动时间越长,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他表示他的在业时间比较长,不会失业,可以持续工作。这里边呢,跟什么有关系?实际上我们再回到前面,跟学历有关系,我发现学历越高的人呢,他的收入越高。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学历越高的人,我们的收入越低。这个我也做过研究,叫脑体倒挂,现在早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97年研究的结论呢,是大专毕业的,他的年收入是一万块钱;本科毕业的年收入平均是两万块钱;硕士毕业的他的年平均收入是三万块钱;博士毕业他的年收入是四万块钱。多少有点差异,讲平均数,当然你不能说我博士,我这一年就四万,我可能比四万多也可能比四万少。但是现在这个收入在增加的,这个我是在97年的数据,已经有结论,这里边实际上就是时间跟收入也有关系。

事实上,正是“主动休闲”取代“被动休闲”,“主动学习”取代“被动学习”,才促使人们在主业之外的学习时间增多。

  我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我们的法律权利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你是女生,你没有上大学的权利,他不可以这样说的,这是违宪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你能不能上大学,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是由很具体的这种情况来决定的。

结论

  时间跟婚姻状态也有关系。结婚之前,你看,家务劳动比较少,那么因为结婚之后,黄颜色的这一点,大家看一下就明白,马上就增加了,所以好多人不愿意结婚,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再看一下从总体上来讲,我们一辈子时间分配得怎么样,一生的时间是怎么个分配法?一生的时间分配大家看一下呢,实际上呢,我们大部分时间,将近一半45%,都用在吃喝拉撒睡上了。其实大家要不看这个呢,可能不会想到怎么用这么多时间,就是用这么多时间;然后闲暇时间占30%,这是最新的调查;工作时间占多少?你才10%。平均来讲,女的少一点,9%,男的是11%;读书的时间一生只有7%的时间。那么这里边呢,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男性的平均的时间分配,黄色的代表是家务劳动时间,然后绿色的呢是闲暇时间,轻松一点,闲暇时间,蓝色的呢是工作时间,红色的是生活必须时间。我们看一下在不同的年龄上,这个四类时间的分配是不一样的。男性在60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这个蓝色的这一条曲线很迅速地下滑;我们再看女性的,女性的是在55岁就迅速下滑。

有关专家建议,结合休闲时间的分布变化,考虑到农村休闲方式的特点,今后应有针对性地提升城镇、农村电视节目的质量,提升居民休闲质量;考虑到老年人相对空闲时间较为充裕,要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休闲社交设施和项目;考虑到短期内教育和收入的城乡差异仍然存在,下一步应着力提高农村居民休闲质量,包括从政策层面上增加农村休闲社交供给水平。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性别意识和我们立法的一些假设。我前面给大家讲到了,社会性别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也是一个很新的学术领域,应该说现在我们的立法中还很少考虑这样的情况,很少考虑性别和性别意识的问题。

去中心化的家庭制度在我看来是父权制的必然结果,然而它同时也要应对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所提出的关键要求。相比国家或者资本之下的金钱联系,家庭可以以更便宜的方式提供重要的服务内容,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然而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一关系却令其不安:资本和国家在利用家庭,但却无法完全掌控它。尽管资本主义和中心化的官僚制国家不断扩展,并侵入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但是人们仍然在家庭中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和某些领域的决定权。家庭史学家帮助我们理解了家庭单元的力量和持久性,以及它们在许多领域对于权力的把持。家庭史学家可能对于家庭内的权力关系不怎么敏感,但是她/他们关注到了同一现象的另一个面向——人们在家庭内互相依赖,并且她/他们以家庭为共同的立足点来抵御外部力量的入侵,这些力量会剥夺她/他们的进行决策的资源和他们控制权。虽然我主要关注家庭成员间潜在的冲突,尤其是男性和女性围绕家务劳动而生的那些冲突,然而我想指出,创造了这些冲突之基础的劳动分工形式,同样也创造了家庭团结的基础,即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正是家庭的这一双重特征,使得家庭的行为无论对于资本还是对于国家都是如此不可预测、并且会造成许多问题。比如在美国,没有人预测到二战后规模如此巨大的婴儿潮,或随之而来的女性雇佣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或19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以及最近的离婚率上升和单身家庭增多。

  下面我想讲一下中国的时间分配有十大趋势。一个呢就是工作时间在不断地减少,这是一个趋势。事实上呢,这里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生产力的提高,用不着那么多时间生产我们必须的产品了;第二个就是说国家劳动制度规定。当然这国家劳动制度也是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改变而改变,不是说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现在我们已经实行双休日,大家看一下90年时,工作时间是平均职工的劳动时间是7小时19分钟,平均数,然后97年的时候是5小时37分,所以下降了将近两个小时。

“手机依赖”越发明显

  法律的一个原则就是中性或者是中立或者是普遍,我们是不考虑具体的个性化的个人的,也不考虑具体的性别。那么最近我也读了一些学者在犯罪这个领域对女性犯罪做的一些调查和个案。比如说他们到监狱里边去访问那些女性的重犯,也包括杀人犯,那么很大一个比例。就是说比如有的女犯人她是把她丈夫给杀了或者是伤害、重伤害,那么她根据法律的条文,她就要负法律责任,可是当我们去跟她访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她实际上是一个被害者,她本身是一个被害者,那么她在很特定的情况下,实施了暴力行为,造成了受法律惩罚的后果。可是我们法律是不看你那个原因的,我们也不看你怎么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只是看一个行为的结果。所以,引入性别分析,我们就会看到两性的犯罪,可能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都判了10年,但是她犯罪的原因和背景它的社会根源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女性犯罪它很多就是家庭暴力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丈夫是赌徒,那么他把家里的东西都赌光了之后,甚至把老婆也赌出去了,那么家里头又经常有暴力发生,那么有的是酒鬼回来就打人,那么女性她没有其他的社会求助和救助手段,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下,她就有意地或者是故意或者过失,就产生了这样的犯罪行为。

基于本文所发展出的视角,我们可以将人们在家庭行为上发生的这些变化,理解为对于一些冲突的回应——不仅是家庭内部、同时也是家庭外部所发生的冲突。温迪·鲁特瑞儿同样也致力于将家庭作为一个张力和冲突的场域,她这么写道:“人们可以被视作历史的行动者,既作为个体而独立行动,同时也互相依靠、作为家庭成员而展开行动。这一双重进程,加剧了家庭领域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并且创造了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当国家、工作场所、社区、宗教或者家庭被视作是斗争的领域时,我们就必定要放弃静态的、功能性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只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维持现状。

  第二个趋势呢,就是家务劳动不断减少的趋势。这里边呢,就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这个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这里边有数据支持,比如90年的时候呢,女性职工呢,平均家务劳动时间是4小时23分,男性是2小时10分。到97年的时候,你看,女性下降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男性呢,从两小时到一小时四十三分钟,下降的幅度稍微比女性少一些。我们看一下男女之间的差还是有,这个差在不断地缩小,这个差的缩小我把它归结为,实际上是知识资本的贡献。什么意思?学历提高的贡献。那么睡眠时间增加之后再减少的趋势,这个很怪的,我只是从这个统计上得到的一个结论,有些东西很难用理论去解释。那么这个在做研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是先增加,然后到八百美金、一千美金收入的水平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顶点,然后再不断地减少。恐怕我讲就是说在这个之后呢,人的时间价值提高了,人们在计较时间,在计算时间。比如说我能不能挤一点时间去玩,舍弃一点睡眠时间然后去玩去,这个也有可能。所以人们在把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把质量提高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它有这种变化。

——手机使用减少了睡眠、吃饭、家务与照料时间,增加了个人卫生时间

  当然我作为一个法学家,我也很难想像,说以后我们要制定一个法律,说是你男性伤害判几年,那么女性伤害就比男性要低一点,可能不会是这样的,但是我想有一个意识,有一个对深层问题的关注,这也是很重要。

在我们的社会中,阶级和性别都会形塑人们对于自己处境的意识,以及她/他们如何斗争来改变这些境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家庭看作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单元,但是我们需要清晰说明是哪些条件使之成为可能。阶级和父权制社会中内在的斗争会将人们拆散开来,但是她/他们内在的依赖性却会使得人们重聚在一起。

  闲暇时间不断增加的趋势。那这个不用解释了,大家想一想,工作时间一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一减少,自然剩下那块时间。睡眠时间坦率地讲你很难挤动,你说我再怎么挤挤不动的,你总是要睡。生存时间不断延长的趋势,那这个我想随着健康状态,比如说医疗条件的改善,那么寿命在不断增加,也是一个趋势,就是接受正规教育时间延长的趋势。

学习也好,社交也罢,信息获取的渠道也不同以往。《报告》显示,智能手机包含通话、聊天、搜索、阅读、视频、音乐、支付和医疗等诸多功能,深刻改变着信息获取方式。人们使用手机整体时间上升。

  那么和这种相关的还有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研究也都在关注的家庭暴力问题。那么西方从法律这个领域讲,它一直是叫公私两分。就是说西方文化在法律这一块,它把社会分成是公社会和私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它就是说它有公有的一块,公共法律的这一块。比如我们现在讲的很多法律,那么实际上它只是和你的公共生活有关的。比如说你的权利义务,你是不是有权利选举,你是不是有权利竞选,你怎么样去承担社会责任,这是由公共法律这一块来决定的。而私人的那一块,它不受法律的调整,所以西方法律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政府只是一个守业人,你不可以进到公民的私领域,那么这个私领域就是妇女的这一块。这就是为什么家庭暴力几百年来它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和法律结构的公私两分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在家里挨打,那么警察是不能干涉的,尤其是妻子挨打,因为妻子经常是家庭暴力对象,按照西方的这种传统理论,警察是不能管,因为这是公民的私有的领域,是不受公权利介入的领域。那么以前我们这儿观念也是,那是人家家里的事情,不要管,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思路,那么实际上,它对这个家庭暴力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支持。

  那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它的经济状况提高,会使得人们受教育的时间会延长。实际上呢,这种其实在家庭当中、在个体的家庭当中,他也会注意这方面。有的家长就讲,“穷不能穷教育,穷不能穷孩子”,他讲的是教育很重要,他知道这个道理。那现在呢,就是说,像日本这种国家,它已经到了叫“全员入学时代”。全员入什么学?全员入大学的时代,已经到这个时代。

《报告》显示,手机使用改变了居民的时间配置。手机使用减少了睡眠、吃饭、家务与照料、纸媒阅读、看电视和做作业时间,其中挤占家务与照料时间最长,为0.21小时/天;睡眠时间次之,为0.16小时/天。使用手机同样也减少了吃饭时间,而增加了个人卫生时间和购买商品与服务时间。

  大家都知道,前两年我们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女界的学者和同事拼命地努力,就是把家暴要写到我们的《婚姻法》里,就是说当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受害的一方可以寻求警察的帮助。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它就是说把你家里发生的不公平。国家权利由社会来管,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性别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这个呢,就是我用一个指标叫不平等指标,就是用一个差数来表示的,就是各类时间它的差数的绝对值加在一起是这么个概念,不管它怎么计算,反正这个差越大越不好,说明这个差越大。那么这里边在86年是158分钟,到96年的时候是149分钟,它在下降。实际上我刚才讲了这个贡献来源于教育。

手机使用为什么会增加个人卫生时间呢?据分析,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手机使用者对于社会的要求和变化更加了解,从而对个人形象有更高的要求,因此会花更多时间进行个人卫生活动,如穿衣、化妆、美容、美发等;二是在进行个人卫生活动时,如果同时使用手机听新闻或看视频等,可能会增加个人卫生活动所需时间。而使用手机的居民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时间也更多,可能是由于更便捷的手机购物推动了居民的购物需求。总体而言,手机使用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信息和便捷,但同时也挤占睡眠或休闲时间,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生活质量。

  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单位内部这种管理机关它长时间以来都形成了一种概念,就是说家里的事情你们不要去管,你们一管呢这男人下不来台,这后边的事就不好办了。所以也可能女性她挨打以后,她可能要诉诸法院或者说找警察,那么她单位的领导很可能劝她说,就是说你千万不能去,你把这事捅出去,那么警察一到你们家来,那你这个婚姻就保不住了,到时候你后悔不及。所以我也看到很多调查,很多受访者,她不是第一次挨打,她在家里经常挨打,可是她不敢把这个事情公开,因为她要维持这个家庭的体面,那么这也是一种思维模式。

  在宅时间减少的趋势。实际上随着这种叫“夫妇就业”,就是同样就业这种情况下,这种家庭比较多,现在是越来越多。这样的话,父母他不会整天在家呆着。还有呢,另一个原因,比如说休闲的户外化,大部分都到山里边,到其它的地方去,不在家里边休闲,这种户外化趋势呢,造成了在宅的时间减少。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这个时间是不断减少。我做过这个调研,就是说你在跟谁一起活动,就是每项活动我都有这个,我发现就是说很少人愿意跟家里边人在一起活动。最喜欢跟谁一块活动?最喜欢跟朋友,特别是男女朋友,然后接下来是单位的同事,然后自己玩,然后跟家里人,这么个顺序。

对正在读大三的山西姑娘胡楠来说,手机显然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微信、微博、网易云音乐、手机淘宝、高德地图、滴滴……五花八门的手机应用软件满足了胡楠聊天、交友、出行、购物等诸多需求。“我现在用手机的时间占各类屏幕产品使用总时间的80%以上。交流沟通都习惯性地使用手机,长时间不看手机就担心错过重要信息,久而久之,甚至有种依赖感。”胡楠说。

  当然像施暴者他肯定是要受到惩罚,他肯定要为他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我前面已经讲到了,我们法律上有那么多相关的规定,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难道不能阻止吗?难道我们不能提前地阻止这种暴力发生吗?实际上是可以的。

  上下班时间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它在我们叫经济高速成长期,现在我们国家正好处在这个时期,高于6%,我们把它可以这么定义:高速成长期。在高度成长期的时候呢,它会怎么样呢?就是说在进行基础建设,这个时候呢,到处都堵车,就是现在我们状态到处都堵车,那么现在就知道该修路了,那么修路完了,还是堵车,这个状态在我们国家的城市,我讲城市,要达到什么程度才会减少?到2015年、到2020年的时候,会达到减少的这种趋势。

不少人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现在,我开始想各种对策让电子技术和信息更多服务于自己,而不是支配自己。我相信,今后电子设备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同时带来更大的诱惑。这之间的平衡和调整,还需要我们自己有意识地把控,分配好时间。”胡楠说。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呢,我觉得就是要强化这种社会性别意识,让大家在看家庭暴力这个概念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后边,大部分的女性是受害者。当然这个有不同的意见了,很多人说尤其是男同胞说家庭暴力怎么一定就是女性是受害者,我也挨过打,我老婆还给了我一下子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个开玩笑可以,但是我想,一呢,我们所说的家庭暴力它是一个法律的概念,这是第一;第二,尽管不排除有妻子打丈夫的这种个案,但是更多的是丈夫打老婆。那么很可能有人认为,说这个男人心情不好,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他一下比如说他很压抑或者说他在社会上遇到很多困难,他就动手了,这有什么了不起,说你们女学者,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妇女工作者你们千万别把这事弄大。所有的这些理论和说法或者说是这种辩解,实际上还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就是社会性别建构问题。

  第十个趋势呢,就是社会之成员们,劳动价值不断增加的趋势,不断提高的趋势。那么现在呢,我们讲随着人力资本的水平的提高,讲教育,比如说教育水平的提高,然后呢,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价值也在不断地提高。这就是说,讲的是这么一个规律,我们也会缩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这种距离。

王俊岭 邹开元

  我前面举的例子都是讲法律它是中性的,是社会一般的规则,那么女性的价值就这些东西,在立法里头经常是被忽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术流派。那么她们就是讲女性的经验和价值怎么样来改造立法,这些方面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女权的这些活动家,她们就成功地把很多体现女性价值的这些概念放在她们的法律里边。比如说对于财产权的问题,它最开始提出来就是这个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妇女活动家们,她们在考虑了妇女的经验和价值之后,把一些很成形的一些理论概念成功地移植或者是成功地纳入到国家的立法当中,那么这样对国家的立法,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改造。我们在这方面现在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实际上我们也正在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女性的家务劳动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千百年来,女性的劳动是不算数的,同学们想一想,你们的母亲,她们可能有些人是职业妇女,她们在外边要做一份工作,她们可能有些人就是专职的母亲,她们就在家里照顾丈夫,养孩子,伺候老人,她们在家里的工作,是正式的统计所看不见的。

  那么进入第三个话题,就是时间分配在商业当中应用的一个实例。就是说好多人会问我“你这个讲了半天,你这个东西在现实当中有什么用处?”我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个实际当中应用的例子,我们先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然后再讲在商业当中怎么应用。首先呢,比如说居民的这种需求的个性化、多元化、休闲化趋势。现在呢,我们讲,出现了一些矛盾,在商业上出现的一些矛盾,比如说假日经济里边出现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大家看到旅游,然后叫“快了萝卜不洗泥”,就是说这种供给、这种服务质量下降、大打折扣等等,这些现象都出来了。我提倡什么呢?实际上你集中休假,你那个设施就破破烂烂,然后再加上一集中休假这个矛盾必然激化,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像搞那个叫“三连日休假”。什么叫“三连日休假”?就是说像日本呢,经常来点什么劳动感谢日、什么父母的日、什么花的日、春的日等等,动不动就休息。我有的时候在那儿上课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有时候真的记不清,我就自己夹着包上那去上课去,到那一看一个人都没有,后来我一想这是罢课,还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还觉得,我讲课有问题,我说不至于这三百多人每次都是来得很多呀。后来一问别人,说今天休息日你干嘛呢?所以经常这种事情,它怎么办呢?它是这样子,往往把星期五和星期六,再加上一个礼拜一,尽量安排在礼拜一,然后叫三连日,因为在全年比如说一个月来一次三连日,你看看是不是分散化了,你共时化的解决问题肯定是分散化,而不是再集中,所以我讲这个道理。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国家,他们就开始算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这个妇女的家务劳动,妇女在社会之外的劳动,要有一个计算。那么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就是说你要承认妇女的价值,要承认妇女劳动的价值。那么当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会意识到,就是说妇女的劳动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不是价值,比如说我们女性在家里边做的这些事情,大家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如果男人在外边做的事情,那大家都认为这是贡献,加班去了,对不对?我们在家里头做的这些事,是没人看见的,洗衣服就是你该洗嘛,对不对?养孩子,养孩子当妈的不养孩子,你想干什么?所以这种很传统的东西就是使得社会对另一半人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被忽略了。

  那么现在举个购物的例子。实际上在购物里边呢,我发现还是跟时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呢,就是大家说什么最重要?时间距离最重要。多少?大家对期望的距离是五百米,我不想多走路,最期望是五百米,在我楼下也不喜欢,为什么?太吵了,我希望五百米是最好。最大忍受的距离是多少?是一千五百米,不能超过这个。因为我在北京做调查是一千三百二十米,不能超过这个,超过这个我不去了,我宁可在下边小卖店完了之后买个价格贵一点,我也不跑那么远,这就是人的这种心态。然后距离实际上我们可以换算的时间是15分钟,因为超过15分钟的地方,我就觉得不太想走,就是这样子。那这里边还有其它的问题,你比如说价格问题、营业时间问题。营业时间呢,我就讲北京的好多的商场,我这儿下班它那儿也下班,好多都是这个问题。然后还有服务质量,服务质量也有服务态度问题。还有什么呢?商品的质量问题、商品的品种,还有环境卫生。

  那么当然我还是要引用一些西方的学者,她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她们认为这个妇女看不见的劳动,实际上比那个男人看得见的劳动给社会的贡献更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妇女是母亲,她们给社会贡献的是人才,是这种创造价值的人才;而且一个母亲给社会贡献一个高素质的孩子。比如说大家都上了大学,你们首先要感谢的是你们的母亲,当然说父母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母亲她的这种贡献是社会应该承认的,那么现在我们大家不会想到这一块,大家都会说这孩子很聪明,他自己考上了大学或者说这个教育制度很好,他可以上大学,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成功的孩子,一个好公民,他后面是母亲的辛勤的劳动,而这些劳动在长期以来,它都是被虚化了或者就没有被看到。那么据我知道现在北欧有几个国家,比如像挪威,还有瑞典、丹麦这样的国家,它们有的是正在做,有的是已经做了,把妇女家务劳动纳入社会劳动体系,然后就是计入国民生产总值。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到了你一定的年龄,社会要给你退休金。对,这个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想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妇女,她就是一个职业母亲,她一辈子没有去外面工作过,她老了是没有人管她的,除非她的子女愿意回馈。如果子女也不管她,她一生的劳动就是付诸东流了,她没有Credit,她没有攒下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法律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北京人的购物习惯。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购物时间是什么样子的,购物时间大概占整个家务劳动四分之一。花多少时间?花了平均是30分钟。那么购买商品的时间集中在双休日,一般来讲呢,它是双休日的购买时间要比平时是它的三倍,不是多三倍,是三倍。然后女性的购物时间比男性差不多就是多一倍这么个概念,这是具体时间,然后年龄越大购物时间越长。

  这就是说到性别意识怎么样来改进或者说改善我们的法律,当然我现在举的还是一个例子之一吧!那么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当然我们国内的妇女机构、妇女学者也在努力地倡导和推动我们国家的立法,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飞跃,那个时候就不再会有你是家庭妇女,她是职业妇女的这种分法。因为不管是职业妇女还是家庭妇女,在给社会培养人这一点上,她们都是平等的,她们都应该得到平等地尊重。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理想、一个理念、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用性别意识来改善我们的立法,改善我们这个权利的构成,改善我们权利的实施,使我们的女同胞、女性的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们下面看几张图,看工作日这个购物的时间,上午呢,一般是老年人。一会我们看,看到老年人都是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去购物,然后下午呢是五点到六点,都是上班的这个时间点,下午的集中度也比较高一些,休息日差异不是太大,而且上午应该说比下午要更集中一些。

  讲到社会性别和性别意识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我们中国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比较积极的,也有一些国际的承诺。大家都知道,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那么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北京《行动纲领》,这等于是这个会议的一个文件,是一个宣言。那么这个宣言里边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要推动社会性别在国家政策中的主流化,当然这是英文的文件的翻译了,但实际上就是说社会性别对于我们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它还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还是一个法律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已经承诺就是要把社会性别这样的一个概念主流化,纳入我们国家整个的立法决策司法的这种整个的视角之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在社会性别培训,包括用社会性别的方式或者是框架来分析很多社会现象方面呢,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我们下面看一下男性的购物,我刚才讲一个结论,男的喜欢上午买东西,你看是不是这个比率比较高?你再看女性呢,她的下午比率比较高。我们再看一下少女,下午从12点开始,就有了,然后你看她一般从下午3点,你看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这是她的购物区间。那么这是老年人的,它不分工作日休息日。那么在交通上的应用,实际上呢,大家看一下在马路上挤的时间,像北京,就是在上午的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是最拥挤的,达到高峰,下午相对分散。我们再看一下休息日,休息日它就没那么集中了,一般早晨比如说出去玩可能稍微集中一点,回来的时间它也不会集中在一个点上。

  那么最后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说在强化这种社会性别意识,保护妇女权利这个问题上,女性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这里边我提这么几个建议,你比如说错开上下班时间。比如有一部分公司我们建议他八点上班,有一部分让他九点上班,然后呢,就是把时间错开之后呢,它就会把时间分散一些,不是集中、共时化吗?我给你分散化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移动道路标志。比如说我们发现上午从北往南,比如说北城,从北边进来的人也比较多,南城也是进城的比较多,好了,我把这个道路标志那个中间现在没搞隔离带,死的没办法了,隔离带如果是活的话,我用光的原理,然后把线给它移过一格来。然后不是进城,这边出城的人少一点,进城的人多一点,下午呢,反过来,就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上海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它已经接受这个建议。还有就是建立多元的劳动制度,那就是说大家比如说三日工作制,不过现在欧洲呢,你像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开始实行四日工作制,它是普遍的,不像我讲的,是一部分的企业。比如说在IT企业的,这些人可以在家里工作,能不来你可以让他不来,没有必要大家非得到这个办公室一块办公,所以这就是多元的劳动制度,解决这个问题。再有呢,利用价格机制。比如说你正高峰的时候,我们就把价格,本来是三块,我让它五块钱,然后呢,通常工作的人我给他月票还是不变的,其他人什么意思?你能不这个点走的时候,你本来是三块钱,你可以在比如说九点出发吧,九点票价就成两块钱,那当然我肯定我要没什么急事的话,我肯定也不跟你凑热闹,所以这也是一些人的办法,所以从时间分配这个角度来看,怎么来缓解交通。

  当然,我们每到一处,一讲妇女权利的问题,那么妇联的同志就说,这些话应该给男性讲,说只有男性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他们配合,两性更好地合作,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女性自身也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确的立场和主张,那么就是更准确地看待自己。当然有些方面是意味着我们要和我们所习惯的那些传统文化,传统的概念有一个很大的悖离。当然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勇气,那么另一方面就要自重,要自强,要自爱。

  那么在其他行业的应用,比如说在电视行业。其实我呢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电视节目收视率的研究,研究了一些各台的这种状态。你比如说儿童节目的时候,当然这个群体是儿童,你不应该放这个比如说成人的一些广告。应更侧重于儿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卡通片里边一些个东西,比如说现在蓝猫可以在这里边做广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在不同类型的这种受众群体你做不同的广告,这是一个研究。再有广告的定价,收视率的高低那价码是不一样的,你在新闻联播前面你播几秒钟,可能几万块钱就出去了,是这样讲的。当然你不要跟他们去挤,放新闻联播的时候,儿童不去看那个东西,所以你没有必要去播,你像儿童广告你上那儿去打这是错误的。再一个就是你这广告时间的长短,比如说在一个电视连续剧当中,插播量应该占多少,你插播多了之后人家就烦了。现在好多说法叫什么呀,“广告当中插播电视连续剧”,而不是电视连续剧插播广告;还有这种说法,你插播量大了之后,人们的心理忍耐是有限度的,“算了算了,我不跟你志气,不看了还不行?”所以就是说涉及到广告时间的安排、电视节目的制作。然后时间的安排,同样你三点钟你播放那些经理喜欢听的那个节目,你比方说讲管理,谁会在那里听?比如下午三点,就是说比如包括这个时间,那些经理不会来听你这个,肯定不会,所以这个时间的安排非常重要,所以我研究过这些东西,然后像娱乐行业、体育产业都会涉及这个问题,还有旅游产业,都涉及这个问题。教育产业,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实际上教育产业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产业,大家知道就考研什么之类的,有人甚至把它叫做考研经济什么之类的,反正它形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我想叫它经济也没有关系。

  当然我在这方面是经常看到一些积极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某位女孩子她怎么样成功,她怎么样在不可能的情况下,闯出一片天地,这个都是很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不那么理想的情况,特别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很多女孩子,她原来的那种自我独立的这种意识就不是很强,那么市场的冲击包括社会上很多不健康的东西,确实使得很多女性的选择偏差,就是说她宁肯不鼓励,宁肯去做附属。

  我们看一下电视的收视率情况,收视率呢大家一看,19点的时候什么意思?新闻联播,是不是?“噌”一下子收视率就上去了,这是工作日。休息日也一样的,这是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差别。那我这个讲座呢,我想到此把它结束,那么在结束之前,我想用一个哲人的语言,来结束我这个讲座,他讲什么?他讲“今天呢,不过是昨天的明天,同时也是明天的今天”,那么明天的结果呢,今天可以左右,我愿大家把握好今天,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全国妇联做过一个关于妇女权利和妇女地位的一个调查,很多数据都是特别积极向上的,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妇女是半边天,她们很了不起,她们一直在奋斗,她们很努力,她们努力地在实现自己的宪法权利和平等地位。但是有一个数字,我觉得是我看来呢,就是有一点扫兴,它这个数据是一个问卷,问卷是这样问的,就是说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么女性有31%支持这样的命题,就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观点是高于男性7.1个百分点。那么这个数字是我最不喜欢看到的,我真是不希望我们的女性,不管你这种结论和观点是怎么来的,也可能你受了挫折,也可能你看见别人的榜样,但是这样的结论是不对的,就是说一个女性的希望就在于她的自立和自强。

  当然作为结尾,还是要回到我法律的主题,法律是一个社会的正式的结构,它是我们国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公平的法律制度是特别重要的。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法律制度之下,大家都知道我们除了《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之外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妇女权益保护法》,这是很多国家都没有的,它专门就是保护妇女的权利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任何法律的实施,它都是一个过程,它要求来自各方面的努力,其中也要求我们每个权利主体的努力。

  那么回到我们妇女本身,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权利的持有者,权利的所有者,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你的权利,这也是对我们国家法制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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