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达尔文的新创作,物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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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后几年,达尔文集中精力开始写物种一书。他把任何一种新出版的著作看成他的进化结论的材料。例如,他在一封信中,分析华拉斯登的《马德拉群岛的昆虫》一书,向虎克指出,该

  以后几年,达尔文集中精力开始写物种一书。他把任何一种新出版的著作看成他的进化结论的材料。例如,他在一封信中,分析华拉斯登的《马德拉群岛的昆虫》一书,向虎克指出,该书中所写的事实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作者论述的都是“一堆假设”。他补充说,他对岛上的昆虫无翼现象有他自己的解释。
  在这之前,他对鸽子这样的家禽特别感兴趣,因为爱好养鸽的人已培育出各种不同的品种。他再次求助于福克司,不过这一次有着奇特的理由,并且很俏皮。他写道:“我写信的直接目的是请您作一次观察,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忙人,而要做的事又是那样多,我完全估计到,您一定会做到我需要的事情,因为这事请求一个无所事事的人①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您有一叶诺亚方舟②,我不怀疑,您也会有鸽子(我希望它们是扇尾鸽)。我要知道的是,雏鸽的尾羽在什么年龄才充分长到可以计数的程度。我并不奢望我将来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只雏鸽……”达尔文接着向福克司说明,他要搜集有关支持和反对物种不变性的事实来写一本书。目前,他感兴趣的问题是,人培育的品种在什么年龄会出现差异。他继续写道:“我必须或者自己培育鸽子(这对于我来说决不是娱乐,而是一种可怕的折磨人的事),或者购买雏鸽;不过在我去找一个卖鸽子的人以前……我很需要知道某些有关鸽子发育的情况,以便使我不致于过分无知,上当受骗”。即使给他寄来一窝普通的鸽子,这也会使他高兴的,因为他正打算制作鸽子的骨骼,并对不同品种的骨骼进行比较。信的下文很明显,他已经把野的形态同他从野的形态中培育出的家养的形态作了比较;例如,家鸭的翅膀比野鸭小,而脚却比野鸭大。  

  这样,一八五八年,特别是一八五九年,就成了达尔文一生中最光辉的年代。他关于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是在他乘“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时产生的。经过二十年的深思熟虑和艰苦劳动,通过对大量事实的研究和收集,达尔文终于在僻静的唐恩小镇,将这些思想整理成文。这些相当有条理的思想,时而以简略的提纲表述出来,时而以系统的叙述表达出来,时而又以最详尽的著作形式出现,最后则展现在广大公众面前,而且必然引起他们的讨论,受到他们的评论,这种评论或者是恶意的和不公正的,或者是赞赏的和惊讶的,但决不会是漠不关心的。
  《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这一天,不只是在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开始转变的一天,这种转变就象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现的转变一样。然而在此以前,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这一进化论学说,曾不得不进行了十年的尖锐斗争,在十年的斗争过程中,达尔文的思想以及达尔文本人,曾经不断地受到攻击,这些攻击常常是粗暴的、恶毒的和不公正的。
  达尔文的为人一向很温和,甚至对自己的对手也十分彬彬有礼,虽然他处于这些攻击风暴的中心,但他的一些朋友和拥护者却经历了最激烈的斗争时刻。然而,不管这些人的作用多么大,为达尔文争取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的主要斗争武器,还是他那部不断地行行新的版本和译本的出色著作《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击丧了各个对手,说服了那些动摇分子,在越来越多的无私地寻找真理的人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朋友和信仰者。
  “风格即人”。这是经常为人们引用的一位早期进化论者、达尔文的一位前辈布丰的一句名言。布丰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说这句话的呢?这句名言是布丰一七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法兰西学院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风格论》的演讲中说的,布丰在结束一个长句时使用了这句名言。
  他说:“……知识的多少、事实的特殊性和新发现的本身,这些还不是流芳百世的可靠保证。如果这些著作写得平淡乏味,既不优美,也无才华,那么这样的著作就一定会成为一堆废纸。因为这样一来,知识,事实和新发现就很容易消逝,它们或者在别处出现,或者可能由更高明的人来表述。这些东西是人的身体之物,而风格则是人的本身。”
  那么,《物种起源》一书的风格究竟怎样呢?整本书就是“一个长的论据”(赖尔语),它被用来论证整个进化论理论,特别是用来论证对这种进化原因给予最完美的说明的自然选择理论。这部书是根据一个明确的、有逻辑性的提纲写的,这个提纲大体上也就是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所拟定的那个提纲。达尔文是从人的如下实践活动开始的:人们通过对种公畜的人工选择,或者通过对留作种子用的最接近理想的植物的育种选择,能够培育出许许多多家畜的品种或数千种栽培植物的亚种来。他证明,由于变异和遗传,人们能够获得这些结果。由于变异,也就是说,由于一对动物的后代,或者由同一个荚的种子生长出来的植物,彼此之间略有区别这种情况,选择是可能的;而由于遗传,即经常看到的亲本将特性传给后代这一情况,通过选择优良的种公畜或选择优良的植物种子,就能够获得具有这些改良特性的后代。
  达尔文以他自己饲养的家鸽为例,证明这样的人工选择能够引起亚种之间多么大的差别。腿的长度,喙的长度和形状,尾羽的数目,腿部羽毛的差别和头部羽毛分布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些差别如果是属于野鸽的话,那么它们就足以使人们把家鸽划分为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属,然而,正如达尔文所出色地证明的那样,这些家鸽都起源了一个野生种——岩鸽。
  达尔文从这种人工选择(它的意义对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转到自然界的选择,即自然选择。他证明,自然界也有变异和遗传,自然界中代替人工选择的原因是“生存斗争,或者说是在生物按‘几何级数’增殖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生存竞争”。
  达尔文作出了这一“自然的”解释之后,转而谈到理论的难点。难点之一是摆在反复思考想要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生物学家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变种如何成为物种?为什么通常在各个物种之间没有过渡?没有过渡这一点也是物种“创造论”的拥护者的主要论据之一。达尔文在他最早的几本《概要》中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提出了并深入地研究了“中间类型的性状的分歧和绝灭”的原理。达尔文认为,近似类型之间的生存斗争特别激烈。竞争者的生活方式和特性越相似,竞争就越激烈。反之,随着新的不同的特性的获得,竞争也逐渐减弱,我们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引用的例子为例。
  如果某个地方的狼靠食鹿和绵羊为生,它就要追捕鹿和羊。如果说,要想捉住鹿,就要跑得特别快,而要想咬死羊,就要有特别大的力气,那么跑得特别快的狼和力气特别大的狼就能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狼跑得越快,它就越能专门捕获鹿,力气越是大于其它狼的狼,它就更能专门捕获羊。而一切中间类型的狼,即既不能跑得特别快,又没有特别大的力气的狼,在生存斗争中就不能被保存下来,就将绝灭。而在生存下来的两种极端类型的狼之间,即在跑得最快的狼和力气最大的狼之间,竞争则减弱下来,因为这两类狼中每一类都将转变为吃专门食物的狼。这两种极端类型的狼之间的区别越显著,它们竞争的激烈程度就越小。达尔文就是这样先设想变种的起源,后设想物种的起源的。达尔文把自己理论的这一结论叫做中间类型的性状的分歧和绝灭的原理。
  在进行人工选择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得出了某一个新品种,它就会把自己的先辈排挤掉。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在英国,黑牛被长角牛所代替,而长角牛又被短角牛所代替。同时,据一个农业主说,头两个品种好象是被瘟疫毁灭掉了。马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如果追求的是速度,那么跑得快的优良品种的马一定排挤掉跑得不太快的品种的马,如果追求的是力气,那么优良品种的重驮马将排挤掉劣等品种的重驮马;最后所获得的将是越来越明显的极端类型:跑得快的那些品种的马将和重驮马具有越来越大的区别。达尔文认为,自然界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类型内部生存斗争很激烈,那么中间类型总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于是被保存下来的只能是在某个方面有专长的极端类型,从而使生存斗争中的竞争有所减弱。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越不同,这些后代彼此之间在习性和构造方面的区别越大,那么它们在自然界中就将争得更多的地位。
  接着达尔文谈到了这一理论的其他一些难点。
  他用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即使是在这里也能够而且也需要承认,由比较简单的器官发展为比较复杂的器官,由比较简单的本能发展为比较复杂的本能,都是逐渐进行的。达尔文证明,即使是现在也还能找到一些生物,它们的器官是现代另一些动物身上存在着的向更完善的器官过渡型的器官。例如,飞栗鼠和具有降落伞式的膜的皮翼,这难道不就是真正的善飞鸟——蝙蝠的过渡形状吗?达尔文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复杂本能的发展情况:把蛋下在别的鸟巢里的杜鹃的本能,蚂蚁的奴隶本能和蜜蜂营造非常精美的蜂房的本能。并且达尔文善于在自然界中找到一些过渡形状来说明所有这些复杂本能的发展情况。
  要解释各变种之间杂交时如何由通常的能育性转变为物种彼此之间杂交时发生的不育性,那就更难了。这个障碍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达尔文反复证明,变种是“初期的物种”,而物种则是“强化了的变种”。达尔文指出,变种的能育性也和物种的不育性一样,绝不是经常存在的,可以发现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情况,这就缓和了这种异议。最后一个难点是当时没有现在各种类型的祖先在古生物学方面的直接连续,在古生物学的发现方面存在着一些很大的空白点。达尔文证明,这些空白点是不可避免的,原先那些动物的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在逐渐消失,总之,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妄想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
  对自己的理论提出批评,并且是长达几章的批评,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达尔文非常诚恳地不仅不隐瞒上述理论方面的难点,不仅不象许多坚持自己观点的作者那样,不去注意这些难点,而且还让自己的对手找出自己在理论和结论方面的弱点,仿佛他在寻找这些难点,并预见到一切可能提出的异议。是的,他并未使这些异议悬而未决,他总是对这些异议加以分析,并竭力使那些难点与自己理论的论点一致起来,后来,达尔文认为,他这本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多年来他遵循着一条金科玉律,他在自传中说:“每当我在报刊上遇到同我的一般结论相反的新的视察或思想时,我都立刻如实地摘要记下来;因为我从经验中确信,这一类事实和思想远比那些适合心意的事实和思想会更容易被遗忘。由于这种习惯,我才很少遇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或者不曾企图答复的反对我的观点的异议”。一个科学者越是诚实,越是对自己要求严格,那么别人要想反对他的思想就越困难,华莱士正确地指出,达尔文从来没有得到过暂时性的成功,但是成功本身却总是跟随着他。
  接着,达尔文谈到通过选择来得到足以说明进化理论的证据。不论“地质记录”是多么不完整,但是“各种生物在出现时间方面的连续”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达尔文看来是和他的理论相符合的。而生物的地理分布,特别是生物在难点方面的不同进化情况,而且难点起作用的时间越长,其进化情况就越不同,这些都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最后,生物的分类,生物的体系,以“性状分歧”原则的观点来解释的“系谱表”,证明属于同一类别的各种类型所具有的一般古代性状、有时是不适宜的性状(痕迹器官)的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他的理论。该书总的结论是,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起源的理论要比创造论者的理论优越得多。
  这样,这本书的基础就仍然是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的《概要》中的那些基本思想。而且书的总的结构几乎也是一样的,但全部材料则进行了彻底的加工。《概要》中有几章在这里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由于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使内容更加丰富了,从另外几章中选取了最有意义的材料,而其余部分则省略了(关于本能的一章);还有几章重新作了修改。对原来的《概要》来说,有两处较大的增补:一处是关于鸽子的起源,另一处是关于中间类型的性状分歧和绝灭的原理。
  但是决定这本书的风格的不仅是全书的大纲和思想的逻辑发展,而且还有更详尽的叙述方法。达尔文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书的基本目的是要使读者相信,各种类型的物种借助于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观点,优越于每个物种是由创造而产生的旧观点。自然选择理论是一种复杂的理论,它包括达尔文指出的几个前提以及由此得出的几个逻辑结论。每一个前提和结论,达尔文都必须极其严肃认真地和最有说服力地加以论证,并且一些实例来证实。还必须对理论中的困难之处加以阐述和分析,驳倒对这一理论的一切异议或使人们对这些异议产生怀疑,也必须对这一理论的那些最重要的结论加以论证。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大量复杂的材料作出长篇论述,因为不然的话,读者很容易被这样的材料搞糊涂,很容易忘记某个例子在总概念中放在什么地方,某个论断在总概念中又起着什么作用,总之,由于大量的细节,很容易使读者感到疲倦,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抓住本书的基本思路,达尔文在该书绪论中扼要地叙述了这一思路,并指出他是如何将该书划分为若干章的;每一章结束时他都对本章的内容写出一个提要并重复其主要结论,全书结束时,他写了个《复述和结论》,再一次阐述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他还接连不断地检查了分散在全书各处的所有对理论的异议,并且再一次集中地审查了所有的论证,这些论证看来要比那些异议的说服力大得多,因此,读者自然而然就能得出结论来。但这还是不够的。
  在每一提要的最后,几乎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句看来是达尔文特别精心编写的结束语,在这句话里他再一次对有关选择和进化的思想加以强调。为了使读者更加注意这些结尾部分,他常常在结尾处用大写字母写某个要素的名称,如“变异”,“选择”等等。我们撇开第五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的结尾部分不谈,而来引用其它各章的结尾。
  请看《结论》的结尾:“而且,我相信‘自然选择’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变异因素”。
  第一章《在家养下的变异》的结尾是:“‘选择’的累积作用,无论是有计划地和迅速地进行的,或者是无意识地和缓慢地但更有效地进行的,都超出这些引起‘变化’的原因之上,它似乎是最重要的‘力量’”。
  第三章《生存斗争》的结尾是:“当我们想到此种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如下的信念来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战争是有间断的,而且不会感觉到任何恐惧,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健康和幸福的生物则得到生存和繁殖”。
  第四章——《自然选择》是最重要的篇章这一,它的结尾部分是一段很长的比喻。有关达尔文理论的通俗著作经常引用这个比喻:
  “同一纲中一切生物的亲缘关系有时用一株大树来表示。我认为这种比喻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绿色的,发芽的小枝可以代表现存的物种;数年前生长出来的枝条相当于长期连续的绝灭物种。在每一生长的时期中,一切生长着的小枝都向各方生出嫩枝,而且试图遮盖并弄死邻近的嫩枝和枝条,物种和物种群在巨大的生活斗争中,随时都在战胜其他物种。巨枝先分为大枝,再逐步分为更小的枝,当树幼小时,它们都曾一度是生芽的嫩枝;这种旧芽和新芽由分枝来相连结的情形,很可以代表在群又分群的分类中的一切现存物种和绝种物种。当这株树还仅仅是一株矮树时,在许多茂盛的小枝中,也许只有两个或三个小枝被保留下来,成长为现在的大枝,并且负荷着其他的枝条;生存在久远的地质时代的物种也是这样,它们之中只有少数物种遗留下现在还活着的变异了的后代。从树开始生长的时候起,许多巨枝和大枝都已经枯萎而且脱落了;这些枯落了的、大小不等的枝条,可以代表那些没有现存代表的、已成为化石状态的全目、全科及全属。正如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的,一个细少的枝条从旧树枝的废墟上生出来,并且由于某种偶然机会,至今还在顶端生长着那样,有时我们看到如鸭嘴兽或肺鱼之类的动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由亲缘关系把生命的两条大枝连络起来,并由于生活在有荫庇的地点,便从致命的竞争里得到幸免,如果由于生长而生出新芽,这些新芽如果健壮,就会分出枝条遮盖和压倒四周许多较弱的枝条。所以我认为,这巨大的‘生命之树’在其传代中也是这样的,这株大树用它的枯落的枝条填充了地壳,并且用它的分生不止的美丽枝条遮盖了地面”。
  第六章是《学说的难点》,这一章的结尾部分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里达尔文极其巧妙地把居维叶以模式统一法则和生存条件法则所表达的神学论原则和唯心论原则变为自己理论中的话,变为因果关系的话。他把模式统一看作是遗传作用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自然选择使生物变异。使生物无论过去或现在都适应“生存条件”。
  这一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人们都承认,一切生物是依照两个大法则即‘模式统一’法则和‘生存条件’法则形成的。模式统一是指我们在同纲生物里看到的,与生活方式毫无关系的构造上的基本相似这种情况而言。按照我的理论来看,模式的统一可以用起源的统一来解释。有名的居维叶所经常坚持的‘生存条件’的说法,完全包括在自然选择的原因之内。因为自然选择或者是依据现在使各生物的变异部分适应于有机的和无机的生存条件而发生作用,或者是依据它们在过去的时代的适应情况而发生作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器官是否经常使用也对适应产生影响。而器官本身又受到外界生活条件的直接影响,并且在任何情形下都受到生长和变异的各种法则的支配,因此,‘生存条件法则’实际上是比较高级的法则;因为通过以前的变异和适应的遗传,它把‘模式统一法则’包括在内了”。
  第八章本能——被达尔文缩减了一半,他删去了①许多复杂本能的例子,这些复杂本能的发展情况早就引起了他的兴趣,所以他尽量将其收入《概要》里,这里只举了三个例子。这一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最后,最能满足我的想象的是(虽然这从逻辑角度来看可能并不是特别令人信服的),不把这样一些本能,如一只小杜鹃把义兄弟逐出巢外的本能、蚁养奴隶的本能、姬蜂科幼虫寄生在活的毛虫体内的本能等,看作是被特别赋与的或被特别创造的本能,而只看作是决定一切生物进化(即繁生、变异、最强者生存、最弱者死亡)的一个一般法则的一些不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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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删掉的这一部分内容刊登在《达尔文全集》1939年苏联科学院版第3卷。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达尔文把《物种起源》看作是一部“巨著”的摘要。《物种起源》仿佛宣告了他的学说,并对他的学说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说明和例子,但决没有证明它们,任何人都可以引证许多别的例子,那些例子单个地来说似乎可以驳倒这些论点。这里缺少达尔文在二十年间从事物种起源问题的研究所搜集的、并据此得出他的结论的大量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十年代,达尔文除了再版《物种起源》外,首先着意的是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能够详细证明他在《物种起源》中在他看来只是简单勾画出其轮廓的东西。于是,他的巨著之一《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就成了实现他早已梦寐以求的计划的开端,他计划把他的选择论和进化论连同各种说明“赞成”和“反对”他的理论的事实一并提出来。难怪亲自见过达尔文的俄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弗·奥·科瓦列夫斯基,在出版他的俄译本《动物和植物的变异》(还是根据达尔文寄给他的校样译出的)时,增加了英文原文没有的小标题:“《物种起源》,第一部”。这清楚地证明,达尔文想分许多册出版扩充了的《物种起源》,以详细研究他所搜集的各种材料。
  另一方面,批评自然选择理论的人们,特别反对选择不能说明生物构造上很多他们以为毫无用处的细小的特征。因此,对达尔文来说,用一些例子表明极细小的器官的用处则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任务。兰科植物的花给达尔文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这些花和这些花凭借昆虫授粉的器官;他终于写成了一本小书,在一八六二年仍由穆瑞出版,书名是《兰花借助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
  曾引起十八世纪植物学家们兴趣的关于植物是否有性别的这一争论,到十九世纪初,这场争论才以承认花有雄性和雌性而宣告结束。但是,卡麦拉利斯认为,雌雄同体的花总是自花受粉的。而考尔鲁特在一七六一年最早主张,许多花只有凭借昆虫才能传粉,而且只有能变成蜜的花才能把昆虫吸引过来。
  一位中学教师斯白伦格尔,在他的《在花的构造和授粉中揭示出来的一个自然秘密》(1793)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作者在该书中对花由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本书当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英国大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知道有这本书,他还把它推荐给达尔文,虽然他自己认为斯白伦格尔的思想是空想的。达尔文早在一八三九年,甚至早在一八三八年夏天,就开始独立地观察花凭借昆虫进行异花传粉这一现象,因为“关于物种起源的想法”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杂交在保持物种类型的稳定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八四一年;他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斯白伦格尔的书,认为该书充满了真理,虽然“有一部分是无稽之谈”。不管怎样,他对植物凭借昆虫传粉的问题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早就有了,早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他在《园艺者纪录报》上就发表过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文。就在那个时候,他得出结论:“有一些非常巧妙的器官来阻止柱头得到它自己的花粉,而且看来只有根据杂交比自花授粉有利益的理论才能对这种情况加以解释。”一八六○年夏天和一八六一年夏天及秋天,他开始兴致勃勃地研究花凭借昆虫进行传粉的器官,特别是兰花的传粉器官。
  虽然考尔鲁特和斯白伦格尔都承认并观察花凭借昆虫进行异花传粉的现象,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对花来说异花受精比自花受精要好。而达尔文一开始就产生了这种想法,这是因为雌雄同体的动物永远是异体受精,虽然看起来自体受精比较容易。他开始怀疑,在花的构造中会出现这样一些不仅对于把一朵花上的花粉传到另一朵花的柱头上有好处的器官,而且也会有阻止自花受精的器官。他从研究英国植物区系的花开始,进而研究许多热带兰科植物的花。物种凭借选择发生后天变异的思想是他的指导思想:所有兰科植物尽管有共同的特点,但是花的构造很不相同,而且所有这些特点,看来都是凭借昆虫进行异花受精和阻止自花受精的非常精巧的器官,在这里,自然选择的作用在他看来同样是勿庸置疑的,就象啄木鸟有着适应爬树干和吃针叶种子的器官一样。
  他在一八六○年六月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您说,植物的这种器官是很少能看见的。不久前,我首次研究了一种普通的欧洲红门兰属,所以我说,我认为花的每一部分的器官是十分精致而明显的,甚至比啄木鸟的一些器官还要精致。
  真是如此,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种普通的红门兰属的花吧。在它的构造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花冠的唇瓣,昆虫落在上面就力图钻入蜜腺中去。在花冠房的后面,紧挨着唇瓣的是柱头,而在柱头的正顶上是两簇变成所谓蕊喙的花药,花药几乎呈球形,稍微突出在柱头的上面。花药中的花粉囊由汇合成两根通向蕊喙的花梗的细丝联结在一起,在蕊喙处,两根花梗的末端就是由蕊喙底部一些带黏性物的块形成的花盘。这种粘性物被浸在液体里,并且外面被蕊喙的一层薄膜包着。只要用一种东西,例如铅笔轻轻触动一下,或者竭力钻入蜜腺的昆虫用头触动一下,蕊喙的薄膜就会按一定的线条破裂;那时,薄膜下面的小块就卷起来,粘盘就牢牢地粘住那个东西,而且很快就在空气中凝固,变得象水泥那样坚硬,如果把拨动的铅笔收回来,那么铅笔就会把花盘、花梗和花药一起带出来。
  花药也同样会牢牢地粘住钻入蜜腺的蝴蝶的喙,外壳顺着蝴蝶的喙也会破袭,而露出一些花粉囊。刚刚粘上的大量花粉起初在花梗上垂直地附着花粉所附着的物的表面,但过了半分钟(这个时间对于昆虫飞到另一朵花上来说足够了)后,由于花梗的圈特别缩小,花梗上的花粉顺着蝴蝶的喙向前倾,并且必定会落在昆虫所要落在另一朵花的柱头上。
  达尔文在该书中描写了各种红门兰属传粉的器官后,又描写了其他兰花科,如英国的和热带的兰花,传粉的器官很不相同。尽管这些花和他们的传粉器官大不一样,但是达尔文相信罗伯特·布朗提出的简单的示意图,是兰花的花的构造的基础。罗伯特·布朗教导说,由于兰花属于单子叶植物,所以它们的花是由三个萼片,三个花瓣,分成两个圈的六个花药和三个雌蕊组成的。虽然经常起作用的只是由外圈中的一个花药和两个(有时合成一个)雌蕊,但是,如果通过花的横剖面图上的螺旋状导管的分布情况来判断,雌蕊中有一个形成蕊喙,外面的花药中有两个同花冠下面的花瓣一起组成唇瓣,由内圈中的上面两个发育不全的花药构成柱头喙(或所谓的药床)等等。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深究其细节,而只根据达尔文举出的示意图就可看到,兰花的花是由他所指出的十五种器官组成的,即使这些器官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缩小了。
  于是,达尔文专心研究了具有两种器官的大量兰花:一种是使昆虫能够把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另一种是使这些花粉不致落到同一朵花的柱头上。作为第一种特别不同的器官的例子,我们将谈谈达尔文所描述的一种非常大而且下垂的万带兰科中的盔兰属花的构造。
  这种兰花的唇瓣的末梢部分变成了一个大杓,在这一杓的上空,有两个附属物从唇瓣狭窄的基部伸开来,并且分泌出很多液体,可以看到,这种液体一滴滴地落到总是满盛这种液体的杓中。这种液体也许和花蜜一样,但它并不是甜的,也不吸引昆虫。当杓充满了液体时就从管里溢出,在管上面有一个带有花粉的空心柱状物。很可能,传粉的蜜蜂是由唇瓣的上半部吸引来的,因为它们总是把这一部啃光。并在啃的时候掉进杓里,即掉到液体里,它们只有在悬有长着花粉和桩头空心柱状物的地方才能从液体中爬出来。昆虫在使劲爬出时就得到花粉,并且第二次掉进另一朵花的杓后,在那里为自己从杓里开辟一条通路的同时,把大量的花粉带到柱头上,这样就为花传了粉。
  对兰花的构造和对它们凭借昆虫进行异花受精的器官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物种起源学说,并且表明,甚至连表面上看来花发生的微小变化都是有益的。根据螺旋状导管的运动情况,有可能把所有这些不同形状归结为一定类型的构造,归结为一个示意图,归结为某种“共同的祖先”,这种可能性吸引着达尔文,以致他在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给虎克写道:“这个课题使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而在更早以前,在他迷恋于兰花的研究时,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懒惰的人,因为他为了进行他认为使他开心的“次要的”观察,丢开了他的主要工作(写一部“巨著”),因此,他写道:“对我来说,观察的兴趣比写作的兴趣简直无法相比,可我感到我内心有愧,因为我没有醉心于研究公鸡、母鸡和鸭的变种,却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课题上。”
  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直到晚年,对研究兰花抱有极大的热情。十年前《自然杂志》发表了我们所知道的信中最后的一封信,这是他在死前九天写的①。他在读完托德教授从衣阿寄来的关于兰花的著作后,便请这位教授用一个盒子给他寄一些托德描述过的那些兰花的种子,以便他亲自培育出这种植物,亲自看到花,并对花进行一番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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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自然杂志》1946年6月22日第157卷第3999号。查·达尔文的信是1882年4月10日写的。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给托德写道,他甚至在1882年就打算对兰花进行试验。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论述生物进化的重要着作,在该书中,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用自己在1830年代环球科学考察中积累的资料,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实现的。

  在伦敦的生活,对于习惯在庄园或省城郊区过自由自在生活的达尔文夫妇来说,已经不堪忍受了,特别是由于达尔文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而埃玛又怀上了第三个。他们决定从城市搬到农村,并且决定最多每两三个星期到伦敦去一趟。一八四二年九月,达尔文夫妇买下了唐恩的庄园。这座庄园之所以吸引他们,是由于它是一个很偏僻而又舒适的地方,距伦敦不很远。唐恩村有几百居民,位于两条村道的交叉处,离庄园有四份之一英里远。最近的两个火车站距庄园有十英里,而到车站去倒成了一件大事。充当马车夫的老园丁只好经常小心翼翼地驾驶着马车,一会儿往山上走,一会儿沿着弯曲的乡间土路往下走。因此达尔文不得不放弃自己原先打算经常去伦敦的想法。买来的庄园一片荒芜,旧房屋的样子并不吸引人。为了使房屋有一个比较舒适的样子,达尔文在最初几年付出了很多劳动,把它粉刷了一遍,开辟了一个花园和一个菜园,围上篱笆,在房屋的第三层修了一个阳台,上面覆盖上一层匍匐植物。周围有一些森林,把白垩的露头和被小路截成两半的深壑掩盖起来,还有河谷中的耕地。
  达尔文在唐恩这个地方度过了他整个的一生直到晚年。这种平静的生活由于偶而去亲戚那里作短暂的旅行,或到伦敦去,或到其它城市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或到水疗机关参加水疗“训练班”而中断。这种生活同那种要求有很大的活动性和消耗极大体力的环球旅行截然不同。不过,也许只有在这些新的条件下,达尔文才能够写出许多使他享有盛名,并在人们对生物界以及人在生物界的地位的看法中,产生巨大变化的博物学方面第一流的著作,因为他长期患病,所以每天工作最多不过两三个小时。
  他后来的传记实质上只是他的著作史以及他和他的朋友们为生物学中的新思想斗争的历史。
  我们以前曾指出过,年轻的达尔文怎样在第一次偶然到了热带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地亚哥后,坐在熔岩形成的悬崖下,利用赖尔的新地质学思想分析岛的地质史,以及他将撰写一部他所访问过的那些国家地质学著作的想法而使他当时欣喜若狂。《珊瑚礁》一书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开端,而且是辉煌的开端。众所周知,赖尔对他的珊瑚礁理论是十分赞扬的,虽然这个理论也驳斥了赖尔自己的环形(珊瑚)岛的理论,这些环形岛好象一个圆环位于淹没在水下的火山喷口上,赖尔又尽力促使达尔文尽快地在地质学会会议上报告他所搜集的材料。
  《珊瑚礁》一书出版后,达尔文在一八四二年秋着手撰写他在“贝格尔”号旅行时访问过的火山岛的地质方面的著作。这应该写成《‘贝格尔’号舰航行地质学》的第二部。它的第三部应该是在南美的地质考察。我已经提到,有一些他在途中写的有关“地质”的信件,曾经在地质协会一些会议上报告过。他在返回英国后所撰写的这些简讯和其他报告,曾以报道的形式刊登出来。而现在他就开始对自己在地质方面的搜集品和笔记进行全面整理,并对他访问过的各国的地质情况作出详细的描写。
  新著作的前五章就是描述他访问过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火山岛。当他写第一章(该章写的正是关于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时,他对该岛的印象记得多么清楚啊!在他面前出现了该岛的地质剖面:最低层是火山岩,他认为是在海底上面流动的;中层几乎是第三纪初期延伸很多海里的石灰石的水平层(古生物学家索尔比在英国为他鉴定了这些岩层中的贝壳);最上层是晚期形成的熔岩,它是该岛从海中上升后由锥形喷火口流出来的,并且稍微把最接近喷火口的一些石灰层变了形。
  在第二章里,他简单地描述了亚速尔群岛中的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特塞腊岛的地质情况;描述了塔希提岛(他在这个岛上找到上升的痕迹)西北部的地质和大西洋中的小岛——圣保罗岛的地质情况。
  在第三章里,他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亚森松岛的地质情况,在这里,他的地质锤子曾经“胜利地敲过山岩”,因为正是在这里,达尔文得到高兴的消息:塞治威克预言他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会有远大的前程。
  第四章是对圣赫勒拿岛的地质的描写。所有这些考察,不管它们是怎样的不连贯而又简短,但却都是非常准确的。尼·谢·沙茨基在他的《达尔文是一个地质学家》一文中,引用了岩石学家列纳尔的著作里以下的几行话,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列纳尔在他对“挑战者”号的著名考察所搜集的岩浆岩进行了加工整理,并仔细地把自己的结果同达尔文的结论作了比较,说:“我立刻对这位考察家表示由衷的软佩,他手里只拿一个放大镜,利用只是以焊接吹管来进行的那些简单试验,而且很少用量角仪测量,就能区别最复杂的矿物集合体的性质。不管他对山岩的结构和成分是以多么大的信心和准确性来进行鉴定的,但经过对其他地区的火山情况的对比研究,这些矿物的起源还是弄清楚了,并且得到了证实。不管他对他发现的事实和他的前人在别的地方描述过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调查得多么清楚,但这种关系没有证据是不能被人接受的,尽管这些关系破坏了占统治地位的假说,例如上升的喷火口以及火山现象和深成现象的根本区别就是这样。最后,该书无与伦比的功绩就是论证包含在本书之内并且似乎是偶然散见于其中的那些新思想。”
  这些新思想中的一些思想组成了他上述著作的第六章。达尔文在这里首先注意到粗面岩和玄武岩之间的差别。划分这些差别的过程是在这些山岩组成部分比重的影响下进行的。达尔文在自己的考察和其他作者部分记载的基础上证明,由于较重的晶体降到熔岩的下部和较轻的晶体位于熔岩的上部,岩浆就被区分开来。从火山锥体中流出来的熔岩就是这样区分的,深处的岩浆也是这样区分的,同时形成相应的岩石。正如沙茨基指出的那样,这一结论就在过了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也未失去它的意义。
  这一章的第二个总结是论述火山岛的分布和火山现象。达尔文强调指出,大多数海洋上的岛是火山岛。这就向他提出了火山岛和火山现象的起源问题。他在这里反对当时的权威列·冯·布赫把所有火山岛分成两类:一类是中心火山岛。它周围几乎在各个方向都有大量的喷溢物;一类是火山岛山脉。达尔文认为,那种中心火山岛是没有的,当然,尽管在每一群火山中,总有一个高于其余的一切火山。至于火山岛山脉,那么它们在群岛上形成一条线就很少能适应于邻近大陆海岸的外形。大陆上的山脉也很少靠近海岸的情况,迫使他在裂缝和断裂处(它们是在海床变为陆地的情况下在上升时沿着大陆边缘形成的),寻找从海深处上升的大陆山脉和火山岛山脉出现的共同原因。
  这部考察著作的第七章同前六章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只是“贝格尔”号在返回伦敦的路上,在澳大利亚、凡第门地、新西兰和好望角作的进一步的地质考察。它们曾被加在《‘贝格尔’号地质学》第二版上,大概是为了使专门用来阐述南美洲地质的第三卷更加完整吧。
  该书是在一八四四年二月中旬完稿的,同年春末就问世了。
  一八四二——一八四四年,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物种问题的研究。从《一八四二年概要》与他在一八四四年七月前完成的他的理论的概要对比来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的确,不管《一八四二年概要》的思想和为了证明理论而指出的事实多么丰富,但还只不过是未来著作最初的提要或草稿。它不应当停留在这种粗糙的、不便于读者阅读的样子上。因此,达尔文考虑到他复杂的理论只能从深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获得成功,认为有条理地和更加全面地陈述自己的理论对他本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他写了新的概要,其份量比《一八四二年概要》大约增加了三倍,并且仔细地进行了誊正。特别是扩大了有关自然选择和生物的地理分布那几节。在写完这部著作以后,他明白了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虽然他的理论面临各种困难,但他越来越相信它的正确性。他认为,有威望的博物学家接受这个理论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但他同时也感觉到,他的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和看法相距甚远,他的进化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现在出版自己的概要,他就会孤立无援。他记得,赖尔曾无情地讥笑拉马克说,学术界傲慢地对待老的进化论者和生物变化论者,认为他们是幻想家。要全副武装地投入战斗。面临大量的工作,可是他的健康情况总是在恶化。假若他突然死去怎么办?到那时候,他的理论,他的整个思想,大量的准备工作——已有大约十来个纸夹组成的全部札记和摘录,在各种著作中所标出的重点,从各种学术著作和专门刊物上摘录的作为资料的那些他所必需的全部文章,不是也全完了吗?难道所有这些要同他一起毁掉吗?
  达尔文在心里逐一回忆了他所熟悉的博物学家,以便确定他们之中谁能够担当起他的事业(他意识到他的事业在多大程度上还未完成),批判地研究他所搜集的全部材料,用确凿的事实充实他的每一个论点,分析研究理论上的各种难点,总之,替他写出他的未来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个问题会使每个真正的和诚实的博物学家感兴趣,只要他深入研究对象,熟悉材料。但是,他知道,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时间。因此,还必须在物质上给这样的博物学家以鼓励。
  在我们面前有他思考和怀疑的结果,那就是他写给他是亲近的人和朋友——妻子的遗书。这封信几乎全部值得引证。这是他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意愿,是后继者必需照办的字据。
  “我刚写完我的物种理论的概要。如我所想的,如果将来即使只有一个有资格的裁判者接受我的理论,那也将是科学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如果我骤然死去的话,这封信就算是我最庄严的和最后的遗愿。我确信,你会认为这同依法写在我的遗嘱上是一样的。我请求你拨出四百英镑来作出版的费用,请你自己或者通过汉斯罗(乔·韦季武德先生)来努力实现我的遗愿。我希望你把我的概要同那笔钱一起交给一个有资格的人,以便促使他去努力修改和扩充概要。我将把我在博物学方面的全部书籍交给他,这些书或者画上了着重线,或者在书的页底指出了请着意检查和注意的页码。这些地方或者与题目实际上有关,或者可能有关。我希望,你把所有这些书编一个目录作为吸引任何编者的一个手段。我还希望你把用咖啡色纸写的全部笔记交给他。这些从各种著作上摘录下来的笔记会帮助我的编者。我还希望,你或者任何一个同事,在编者选择他多少有点用的笔记时要给予帮助。我让编者来确定,这些事实是否应放进正文或者把它们作为脚注、注释和补充。因为检查脚注和札记是一件枯燥的工作,而且因为修改、增加和改变我的概要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我把四百英镑以及著作可能得到的收入作为奖励,但是作为交换,我认为,编者必须做到由图书出版商或者自费把概要发表出来。纸夹里的许多札记只是包含着一些肤浅的看法和现在来看是无用的旧观点;很多事实看来对我的理论也没有关系。
  “至于编者,最好是赖尔先生,如果他愿意承担的话;我想,他会认为这件工作是一种愉快的工作,并且会了解到某些对他来说是新的事实。编者必须是一个地质学家兼博物学家,因此伦敦的福勃斯教授是第二个最好的编者。汉斯罗教授是一个最亲近的人和最好的人(一般来说,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好的)。虎克博士也很好。司却克兰先生是一个最亲近的人。如果上述人中没有一个愿意承担,我就请你就编者——
  地质学家兼博物学家一事同赖尔或者其他任何合适的人商量。如果还要一百英镑才对吸引好的编者有作用,那就一定请你把数目提高到五百英镑……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于唐恩。”
  还保存着一个简短的记载,看来是上述信件的草稿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虎克的帮助下(也可能在有任何一个好的动物学家的帮助下),赖尔是所有人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如果编者不愿承担把时间花费在这上面的义务,那么支付这样的数目会是毫无用处的。”
  要找到一个对所研究的东西能作出有根据的考证并对各本书和笔记中划有着重线抄出的地方的关系作出周密思考的编者,如果在寻找这样的编者方面出现什么困难,那么就可以按原样发表我的概要,加上一个注释,说明概要是数年前写成的,而且是凭记忆写成的,未作过订正,也无意按现在的这个样子出版它。”
  当然,信中很清楚,达尔文没有同上述指定的编者候选人中任何一个人谈过任何东西。而且这在当时也未必有什么意义。可能,大家会讥笑他,说他对写遗嘱一事考虑过早(他当时才三十五岁),他将比他们所有的人要活得久。
  他确定的人究竟是谁呢!有关赖尔我们谈得够多了。看来,赖尔当时是最接近达尔文的学者,而且达尔文仍然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达尔文决不怀疑,在某些方面,旧的思想基础还顽固地盘踞在赖尔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赖尔会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的,虽然这对他来说是异常的困难。
  福勃斯是确定的第二个人,达尔文同他好象从来没有特别接近过,可是福勃斯经常去唐恩;正如达尔文强调指出的,福勃斯一身数任,既是地质学专家,又是动物地理学专家。他曾是地质学会博物馆保管员,后来是实践地质学博物馆博物学教授,在去世前不久(一八五四年)被聘为爱丁堡大学博物学(动物学)教授。达尔文在自传中曾提到过他,说他是一位先知,他论证以冰河时期解释在彼此相距甚远的高山地带和北极地带也有同种植物和一些同种动物存在。但是,福勃斯最著名的著作是关于海生动物在地中海不同深度的传播的论文和《关于不列颠群岛的现代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在分布中的关系和在洪积世期间群岛上的地质变化》的论文(他把生活在大不列颠类型构成中古代各个不同时期——从中新世到现在五个依次更替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即从大陆的各种不同地方沿着一些“陆地桥”进行渗入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遗迹加以区分)。不管怎样,他给当代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精明能干的人。他比达尔文小六岁。
  关于达尔文的老朋友汉斯罗教授,前面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虎克博士和司却克兰先生是两个新人物。因为前者大概从这个时期开始就在达尔文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对于他我们要详细地谈一谈。
  约·达·虎克比达尔文小八岁。他是植物学家、基由皇家植物园园长的儿子,他同达尔文的两个老朋友很亲密。他同汉斯罗教授的女儿结了婚,而他的父亲同赖尔的父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青年时期,约·虎克参加过詹姆斯·罗斯乘“鬼门关号”和“恐怖号”前往南冰洋的著名探险工作。老赖尔得悉他朋友之子准备参加上述探险,就从儿子那里借来一本达尔文的《‘贝格尔’号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的校样送给他。这本日记对虎克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当时感觉到,较之于达尔文作为博物学家在环球旅行时所表现出来的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他还相距很远。而在他去旅行之前,赖尔把刚刚出版的一本日记赠给了他。
  关于他同达尔文的第一次会见,虎克是这么说的:“我第一次会见达尔文先生是在一八三九年特拉法加街心小公园(在伦敦)。我是同一位军官去的,七年以前,这位军官是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舰上为时不久的同事,但是此后,这位军官大概没有再遇到过达尔文先生。我被介绍给达尔文先生。这次会见当然是短促的,但我记得达尔文先生是一个体高肩宽的人,背有点驼,谈话时有令人愉快而活泼的面部表情,眉象鬃一样,说话低沉而柔和;他象一个水兵一样异常爽直而诚恳地欢迎这位旧相识。”虎克仔细地观察了达尔文,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使他感到高兴的达尔文的航海日记。
  达尔文也关心作为博物学家去南极探险的虎克的命运;毫无疑问,他认为虎克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是相似的,并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虎克寄给赖尔的信件。从探险归来以后不久,大约在一八四三年,虎克收到了达尔文下面的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我曾希望更早点荣幸地和您会面,并祝贺您从那长途而光荣的航行平安归来。但是我不常到伦敦去,要是您没有理由参加地质学会会议的话,我们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不得相见。
  我急于知道,您将怎样处理您的全部材料。我从阅读您的一些信件中得到了很多东西,以致于作为读者之一,如果没有机会读到更多东西的话,我会感到遗憾的。我想您现在很忙,并且十分快乐;我多么清楚地记得我回到英国后最初几个月的快乐心情:这补偿了海上风暴给我带来的一切痛苦。但是我已离开了这个促使我给您写信和向您表明我的愉快心境的主题,因为汉斯罗(他在几天前来信告诉我)已把我那少数植物搜集品寄给了您。您不可能相信我为此而感到的快乐,因为我恐怕把那些搜集品丢失了,搜集品的数量虽小,但搜集起来却花费了我很多的劳动。有几段笔记我想还在汉斯罗那里,这几段笔记叙述了几种非常好的植物的产地和其他的东西。我特别注意火地岛山地的花卉,并竭力保存了当时我们所到之地每种正在开花的植物。我早就认为,这一伸入南海极远的陆地尽头的植物区系的概貌会是很优美的。但是请您把同欧洲物种近似的那些物种,为我这样一个对于植物学一无所知的人作出比较并提出见解吧。我常想,在火地岛上是否有很多欧洲属植物,它们在科迪列拉山脉是找不到的,确定这一点准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虽然两处相距太远,但是,您是否在您写的任何概要中提出对无知者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什么属是美洲的?什么属是欧洲的?如果属是欧洲的,物种的差异有多大?
  我希望汉斯罗会寄给您我搜集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洪保德对我表示过这些植物引起了他的强烈的好奇心);我费了很大力气采集了所能采集到的植物。这个群岛的植物区系,象有些人所猜想的那样,应当提供一个与久已令人感到兴趣的圣赫勒拿岛植物区系几乎相似的情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同这位年轻的植物学家在事业上是怎样建立联系的,他又怎样立刻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来研究使他本人感兴趣的生物地理学这些问题的。
  共同的利益和工作使他同虎克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致达尔文敢于承认,正是他(虎克)首先“大胆”尝试解决关于物种起源问题的。
  一八四四年一月,达尔文在致虎克的信中写道:“……自从我回来以后(从环球旅行回来以后),我就忙于一种非常自恃但(没有一个人不这样说)很愚蠢的工作。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的分布以及其他东西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我决定胡乱搜集一些对什么是物种这一问题哪怕有一点关系的事实。我已阅读了大批农艺和园艺方面的书,并且不断地搜集事实。最后终于闪现出微光,而且我几乎已相信了(同我开始研究时的意见完全相反)物种(这全象承认谋杀罪)不是不变的。愿上天保佑我不去相信拉马克的进步的倾向,由动物迟缓起作用的意愿所引起的适应等等的荒谬说法吧。可是我所得到的结论却和他的结论相差无几,虽然变化的原因是迥然不同的。我想,我已找到了(这里也是自恃!)物种借以对于不同目的能作完美适应的那个简单途径。您现在就会唉声叹气并且会这样思忖,我怎么把时间浪费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并且写了一些信给他!”。
  我们先简单地谈谈他当时埋头写的《一八四四年概要》,然后再谈谈虎克以及他同达尔文后来接近的情况。
  《一八四四年概要》大大增加了阐述自然选择的那一章的篇幅。达尔文在这里指出,虽然遗传性广泛地传开了,但是它的问题是复杂的;并不是生物在一生中所获得的一切都能遗传下来。例如,由于疾病影响而造成的残废和结构上的突然变化是不会遗传的。有一些类型,遗传倾向在加剧(垂紫杉),另一些类型在减弱(垂柳)。他接着指出了由人类选择种畜的重要性和隔离的意义,即防上同不良的个体和品种进行交配的作用。他还指出了采用选择的实际操作者在工作中的困难和细微之处,指出了在很多代期间进行育种的必要性。他比《一八四二年概要》更为详细地指出了对各种动物进行有步骤的选择的成绩。他强调指出,人不会创造出各种变化,只会把“自然界恩赐的礼品”合并和联合在一起。除了达尔文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当时工厂生产需要大批经过改善的原料)所特有的系统选择以外,他还详细地叙述了人类在成千上万年间进行的“不自觉的选择”。他在这方面引证了对野蛮人部族的观察,包括对火地岛人的观察,他利用了圣经里的一些传说,老普里尼的著作,英国古代史和十六、十七世纪近代史的资料。在《概要》中,他把对“物种起源”起的某种作用也归之于杂交过程的本身。
  有趣的是,他在了解大量实用文献以后,能够很准确地把当时实践家所共知的两个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或品种在第一代和以后各代杂交的结果总结为一定的公式:“如果使两个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彼此进行杂交,那么其后代的第一代多少有点象双亲中的某一个,或者完全具有介乎二者之间的外貌,或者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的性状。第二代和以后几代,在一些个体同另一些个体相比较时,其外形往往发生急剧的变化,其中很多代几乎又回到它们的始祖的形态”。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句话如何准确地总结出经过五十多年后才由遗传学建立起来的那些规律性。遗传学是从许多有系统地进行的实验中发展起来的,而孟德尔便是进行这些实验的鼻祖。
  我们不谈《一八四四年概要》同《一八四二年概要》的其他不同之处,我们只指出,除了关于“自然选择”这一节外,专门叙述动物地理学的那一章在《一八四四年概要》中得到了特别的发挥。它的篇幅之大同一八四三年的相比增加了十倍,它全部是重写的。这章分为三个基本部分:生物的现今分布情况,生物在过去的分布情况(古生物形态的分布情况)和列举出来的地理分布事实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程度。把整个陆地分成两个,三个和四个动物地理区是相当出色的,达尔文在这个《概要》中是根据哺乳动物的现今分布情况进行这种划分的。“如果把整个陆地分成两个区,那么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组成一个区,其它地方就组成另一个区;如果把陆地分成三个区,那就是澳在利亚区,南美洲区和其他地区。如果分成四个区,这就是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区、南美洲区、马达加斯加区以及一切其他地区”。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他的朋友赫胥黎在很晚以后提出把整个陆地分成三个动物地理区——大南陆区、新热带区和北界区,那么他在这里就是用新的形式重复属于达尔文的想法。如果需要把世界分成四个区的话,那么把有着典型的始新世动物区系的马达加斯加划分进去,这在逻辑上也完全成立。
  达尔文正是在《一八四四年概要》中说出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这就是冰川时期对于说明各个不同山峰上的高山植物区系断断续续的分布情况,对于说明它们同北极植物区系有相似之处,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一想法如上面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后来才第一次出现在刊物上,它与达尔文无关,是由伊·福勃斯公之于世的。
  所有这些例子表明,《一八四四年概要》的作者具有远见卓识和高度的洞察力。《概要》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达尔文总的特点是把他对待科学的审慎态度,同他的勇往直前、敢攀高峰、丰富而又严谨的科学想象力结合在一起。达尔文向虎克承认的那种“非常自恃的”工作本身就是这样,而共同的工作使他俩更加接近。
  达尔文把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搜集的植物交给虎克后,告诉他关于独立的岛上一些鸟种和海贝的情况,同时还告诉他这些鸟种和海贝同美洲大陆的这些鸟种和海贝有相似之处,请他特别注意这些事实并加以研究,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物种是否也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他接着向虎克指出了同研究各群岛的动物区系有关系的各个作者,并请虎克注意,关于植物,是否可以认为在世界各地极为普遍的物种数目已经很多了。达尔文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深思熟虑过。
  可见,年轻的虎克受他的青年朋友的影响,在学术上迈出了最初几步,因为他的这位朋友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学者。这种影响由于虎克同达尔文的私人会见(起初在伦敦伊拉司马斯·达尔文的住所,后来又在唐恩,约·虎克曾同其他博物学家一起被邀请到这里来)而更加增强。虎克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在他的健康状况有了短暂的好转后(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患病时期,这些时期经常使他的生活变成负担),也就是在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七年间,我收到很多令人非常高兴的邀请。不能想象有哪一家比这一家更好客和在各方面更招人喜欢的了。常来聚会的人中,有医生法更纳、伊·福勃斯、贝尔教授和华德豪斯先生;当时一起长时间地散步,逗抱着的或坐在膝上的孩子们玩,听音乐,这音乐如今仍在我耳边回响。我不能忘记达尔文本人的诚挚态度,他爽朗的笑声,他家庭生活的快乐,跟他一起围绕着他的庄园到处看看,在他工作室内漫无边际的个别谈话,对生物和物理知识领域各分科存在的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着手研究这些问题,而且在研究这些问题后,我至少感到,我丝毫没有什么贡献,可我得到的比我所能容纳下的要多得多……”
  在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虎克是唯一的在唐恩一呆就是几天,而有时一呆就是几个星期的客人。他善于使达尔文感到毫无拘束。虎克经常带着自己的著作来,并独立地从事研究。吃完早饭,达尔文把他请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和他呆上半个小时,从他那里“吸收”一些有关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方面的问题的资料,这些问题都是达尔文在钻研“物种”时积累和记录下来的,目的是征求一下虎克这个专家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工作进程告诉虎克。然后他们就分手,直到每天沿着沙径散步的那个时间再见面;这种散步是达尔文站在虎克住的房间的窗户下专门邀请他去的。他们向前穿过花园,在那里看一看达尔文进行的某项试验的情况,以后又走上沙径,沿着沙径走完规定的圈数。他们在这里回忆各自航行中的经历,谈起老朋友们,交谈那些把他们的想象力带到远方的书籍和事物。
  如果达尔文感觉身体很好,那么在散步后,他就同全家共进午餐;有时他索性坐在餐室里,同家人谈天或听音乐。
  正如达尔文在给他剑桥大学的老同学赫伯特的信中所说,在唐恩过的生活真象“钟表的机器”,信中他邀请赫伯特偕同夫人到唐恩来做客,并听一听贝多芬的音乐。
  我们不要忘记,在青年时期,达尔文和赫伯特曾迷恋于音乐,并且属于一个音乐小组,而埃玛是一个顶好的女音乐家。达尔文曾说过,他起初不愿意变成一只“肯特猪”,他打算每个月访问伦敦一、二次,以便出席一些学术协会会议或者同朋友们见见面。但是,由于这些旅行而引起的激动不安和健康的恶化,迫使他越来越少地进行这种旅行,他妻子在唐恩安排的舒适和安逸生活,也促使他不愿去旅行,宁愿邀请亲属和朋友到唐恩来做客。
  当然,某些拜访,特别是不很认识的人的来访,使他很不安和紧张,以致他不能从事工作。但是,如果客人们来的时间比较长,他就比较平静。这就很少改变他的正常日程,他就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会见客人。这个制度使他能完成自己真正的科学巨著,特别还要注意的是,他每天用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不能多于三个小时。除了虎克以外,当时最常去的客人当中还有赖尔和汉斯罗。访问唐恩的亲戚中有韦季武德一家和查理的姐妹——凯瑟琳和苏桑娜。甚至对农村和自然界没有好感的哥哥伊拉司马斯,有一回在他这里也做客两个月。查理的父亲此时已年近八旬,一次也没有到过唐恩,他只是在伦敦或施鲁斯伯里同查理见面,可儿子查理很少到那里去看他。舅父乔斯已在一八四九年去世,而他的妻子——查理的舅母伊丽莎白精神已严重失常。她由一个女儿来供养,而对查·达尔文和他的妻子有着最美好回忆的梅尔,在他们的生活中再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了。
  继《‘贝格尔’号地质学》第二卷之后,达尔文着手写第三卷。该卷的头两章——《关于南美洲东岸的上升》和《关于南美洲西岸的上升》——写得特别出色。在这里,对南美大陆海洋地质的详细研究合成一个逻辑性严密的整体。达尔文从东岸陆地在最新纪首先在上升度较小的内格罗河边上升的证据谈起,继而向南,从南纬33°40′到53°21′(即在一千多地理里的距离上)不断增高。沿着大陆的整个海岸,在几英尺到四百一十英尺的高度上,达尔文找到了现在仍然生活在邻海的软体动物的外壳。十分有趣的是,这些外壳分散在同一高度上走向很远的平地和阶地上。但是,在有现代软体动物生存的整个期间,陆地上升时期大概是相当长的,因为达尔文在布兰卡港和圣胡立安海湾找到的与这些软体动物同时生存的哺乳动物化石属于绝灭的物种。
  “贝格尔”号考察队对围绕在圣克鲁斯河上游河谷周围的阶地所作的一些断面剖析研究,表明阶地或者平地曾存在于大陆的深处。这证明了大陆的普遍上升占有很大的空间,并且在海岸受到经常的剥蚀,海深入陆地时,这种上升时常被长期的静止状态所中断。阶地的迹象和阶地的峭壁,和现代海岸的峭壁有着同样的性质。
  关于静止期间海岸的上升是不是突然的,灾变的,或者是缓慢的、逐渐的问题,被达尔文出色地解决了,这对第二种假设有利。他对沿着圣克鲁斯河入海处及在此以南到福克兰群岛的海岸的各种深度和海底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海底的卵石随着深度和离海岸距离的增加,在数量上迅速而有规律地在减少。如果上升是突然的,我们就会看到斜坡上出现砾石的情景;但是,在那里没有发现卵石的数量有任何减少。这是同陆地逐渐地,不大明显地上升的理论比较一致的。
  这样,达尔文就驳斥了著名的灾变论者道比尼所竭力证明的美洲各海岸是突然上升的观点。达尔文在《关于东海岸的上升》这一章中写道:“假如道比尼曾知道在乌拉圭附近低海岸上存在着含有无数蛤蜊和帘蛤贝壳的两列相互平行的沙丘地带,假如他在布兰卡港看到过有带有被滚磨得很光滑的浮岩卵石(这种卵石一个挨一个排列成许多平行的行列,其高度至少有一百二十英尺)的巨大沙丘;假如他在该地堡垒附近的低平地上看到含有无数沙丘和在六十英尺高的硝壁边缘上的这条长线;假如他穿过八海里宽的由一些平引沙丘所形成的长大地带(这些沙丘要比现在已不能再积聚沙子的科罗拉多高出四十——五十英尺),那么我就不认为,他能够设想,这个地区的上升是突然的。毫无疑问,为了把位于各种不同水平上的一排排沙丘积聚起来(特别是沙丘含有大量贝壳时),就需要用很多时间;因此我毫不怀疑,拉普拉塔和北巴塔哥尼亚高地上升的最后一百英尺,速度是极为缓慢的”。
  在“关于南美洲西岸的上升”这一章里,达尔文几乎按照航行的顺序从南到北描绘了他的地质考察。在这里,他还指出了在更长的距离内、等于沿子午线二千多地理里的陆地的上升,在现代软体动物类和蔓足类的贝壳的上升方面,西岸从瓦尔帕来索(一千三百英尺)开始与东岸就不同,发现了很多不同的品种。在康塞普西翁,这种不同的品种在六百二十五——一千英尺处,在奇洛埃岛,是在三百五十英尺处,在科金博以及更北一些地方是在二百五十二——三百英尺处,在利马是在不超过八十五英尺处。他认为,这种不平衡性也是由于冲动力的大小和次数的不同以及地震的影响而出现的。
  达尔文在引证历史上海岸的高度发生巨大变化的证据时,也指出了陆地在上升中长期停顿的可能性,甚至下沉的可能性。
  《南美地质考察》的其他几章包括以下材料:一、关于含有表面沉积物的智利的地质;二、关于判帕斯层系;三、关于巴塔哥尼亚和智利第三纪层系;四、关于深成岩和变态岩;五、关于智利中部和科迪列拉山脉的构造;六、关于智利北部。这里不谈这几章的内容。因为其中很多东西都已非常陈旧了,我们只是提一提几个重要的基本倾向,这些倾向能使我们弄清楚他著述中的大量实际材料,这些材料是他非常细心地、有时甚至是他在航行时经过英勇斗争才搜集到的。
  首先,我们指出达尔文为建立赖尔的新思想而进行的斗争。遵循赖尔的思想,他仔细地估计现代地质因素的作用,并且表明,地壳的形成过程是很长的,很复杂的。他证明,甚至陆地上升(和陆地下沉)基本的持续阶段有时也不是一个样的,而经常发生过程的局部延缓,有时过程停止,而有时也出现暂时相反的运动。他指出,应当如何寻找这些不同形式运动的遗迹,应当如何根据这些遗迹建立反映这个考察资料全貌的地质史。例如,他既考察了在第三纪时陆地广大地区非常缓慢的下沉,也考察了在中生代极端复杂的运动。
  该书另一个特点是对岩石进行详细的考查,对矿物的产生和岩石的形成(例如在关于劈理和片理的两章)经常进行颇有创见的分析。
  最后,该书第三个特点是,达尔文坚决摒弃任何具有引用圣经和宗教观念的形式的说明。例如,道比尼对各种不同高度上的和占有很大地区的判帕斯层系的形成,提出一种用洪水说明沉积层产生的理论。达尔文在对它进行细心而又详细的分析后说:“如果这种洪水理论不是道比尼这样著名的博物学家提出的,我是不会提起它的”。
  可见,随着《南美地质考察》在一八四六年的出版,《‘贝格尔’号地质学》也完成了。《‘贝格尔’号动物学》完成得更早一些。第一部(《古生物哺乳类动物》,奥温编)在一八四○年出版,上面有查·达尔文写的序言;第二部(《现代哺乳类动物》,华德豪斯编,有达尔文关于现代哺乳类生态学的札记)更早一些,在一八三九年出版;第三部(《鸟类》,约·古尔德和葛瑞编)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第四部(《鱼类》,列奥纳尔德·詹宁斯编)在一八四二年出版;第五部(《爬行类动物》,托马斯·贝尔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
  在达尔文孤独的生活中,他的通信(他竭力同他所有的通信人认真地保持通信联系)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整个研究时期,他同赖尔和虎克这两个最亲近的朋友通信最多。在老朋友当中,他同表兄弟福克司(如上所述,该人致力于家禽业)的通信比其他人要多些。福克司从事家禽业,这使达尔文不止一次地向他这个专家询问,委托他进行达尔文所需要的观察,而有时也让他出出主意。
  在同福克司这样的青年时代的朋友的通信中,达尔文很愉快地回忆起他们很久以前一起散步或参观的情形。他有时也不忘记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多么感激这些朋友,不忘记强调指出,他们对他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友好关系,在给他的老同事和前“贝格尔”号舰长菲茨·罗伊的信中,我们发现下述几行热忱的话:“您好,亲爱的菲茨·罗伊,我时常想到您对我表示关心的许多事实,使我常常想到的是这么件事(无疑,您把它忘记了):在我们驶向马德拉群岛以前,您来到我的舱房,并且亲手整理了我的吊床,后来我得悉,这件事使我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同虎克和赖尔的通信中,主要谈的是他们自己的著作,著作进展情况(他们时常交换清样并相互检查)的消息和在刊物上发表著作后对著作的讨论情况。在评价自己朋友的著作时,达尔文竭力称赞。但是,他不改变自己对科学的诚实态度,如果他不同意自己通信人某些论点,就提出不同意见,经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自然科学上的各种争论问题也可以这样说。例如,虎克断言,孕妇的感受看来会影响她的婴儿。一般来说,当时这个相当流行的意见(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司马斯就支持这个意见)受到达尔文严厉的驳斥。他在致虎克的信中说:“我仔细地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零散事实,但我认为,这里无非是些偶然的巧合。亨特在产房里告诉我父亲,他曾在很多情况下,在产妇分娩前,问她们什么使她们产生了强烈的感受,而后把她们的回答记下来。他绝对一次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正确的东西,即使产妇在婴儿身上发觉某种特别的东西,但后来也就认为这是由于某种感受所致”。
  达尔文对他的朋友们的命运的各种变化都给予莫大的关心。例如,在虎克被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候选人时,达尔文虽然表示惋惜,因为他们再不能经常见面了,但他在给虎克的一封信中展示了广阔的前程:虎克在爱丁堡将“造就”很好的植物学家,将成为受年轻学者特别敬仰的朋友和指导者,即成为对达尔文本人来说就是汉斯罗当时在剑桥时那样的人。他认为,在这种教育工作方面,虎克在科学上的事业不会遇到困难,达尔文一定会看到虎克将在“植物地理分布这非常宏伟、几乎是创造规律的主要基石的课题方面,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权威”。但是,虎克没有当选为教授,他不久便成为他父亲基由植物园的助手,父亲死后,他便代替他父亲管理植物园。
  达尔文得知虎克决定去参加著名的考察喜马拉雅山脉(虎克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启程))后,极为关注此事。他劝虎克研究印度的煤炭区,这会成为取得英国政府的“实利主义首脑人物们”大笔政府津贴的借口。他自己想委托虎克搜集关于驯化的动物种族的资料。在虎克献给达尔文的《喜马拉雅山日记》出版后(已经是一八五四年了),达尔文非常激动,并给虎克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答谢他的献礼,对他的书大加赞扬,并称它是“第一流”的书。
  一八四五年,达尔文修改后的《考察日记》第二版以穆瑞的普及本形式出版了。达尔文为他修改了《日记》,删掉了各种累赘的东西,把“关于气候,冰川等冗长的论述”压缩了一半。
  另一方面,由于在这期间出版了他在“贝格尔”号旅行时写的生物著作和地质著作,因此很自然就对日记中相应地方作了一些增加,并使之更加准确。例如,在第二版中,增加了对珊瑚礁起源理论的阐述,奥温整理的关于南美古生哺乳动物形态资料更加准确了,巴塔哥尼亚高地的地质更加准确了,补充了关于火地岛人的某些内容,增补了关于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论断,根据已经发现的绝灭的哺乳动物的尸体,对动物绝灭原因的论断也增补进去了。
  他在这里反对用一种突然的灾祸来解释动物毁灭的“灾变说”。他认为,正象在人类消灭任何一种动物时,这种动物在没有完全消失前就愈来愈少一样,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逐渐地绝灭,可能也是由于它们的天敌在增加。一些物种经常见到,而另一些物种却很少见到,对此谁也不会惊奇。那么为什么不能设想,很少见到的某种动物就总是预示着这种动物要完全绝灭呢?达尔文的论述是用下面有代表性的话结束的:“假定说,一个物种的逐渐减少总是预示着它的绝灭,同时对于一个物种比其它物种很少见到也不感到惊奇,而仍然用某种超自然的东西来解释这一点,并在一个物种最终不再存生时才感到惊讶,在我看来,也就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人的病预示着他的死亡,对病本身毫不感到惊奇,可是病人一死,才开始困惑不解,并且揣测,他是死于暴力。”
  可是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物性质及其公布情况的结论却特别增加了篇幅——原因是使他在《航行日记》里作的必须承认物种变异的重要笔记是一些还不十分清楚的印象,而这些结论就是为了说明这些印象的。
  在第一版《航行日记》里,达尔文只提出了少量的意见,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物几乎全是只有在这个群岛才有,而且同时还具有明显的美洲的性质,这“可以用创造力按同一个规律曾在广阔的空间里起作用的说法来解释”。
  在第二版里,他首先利用了虎克整理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标本集的成果,因为虎克详细证实了最初的结论。例如,在二十一种头状花序植物中,有二十种只有在这个群岛上才能见到;除此之外,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植物区系,还明显地表现出美洲的性质。对软体动物门类和其他动物的准确研究也清楚地指出,虽然该群岛也位于太平洋中,但它是美洲的一部分。令人吃惊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各个岛相距只有五十海里或六十海里,遥遥相望,由同样的岩石组成,处于同样的气候里,并达到同样的高度,但可能住有不同的生物”。例如,在不同岛上可以见到不同的乌龟,不同种的鶫——反舌鸟,花鸡中的Geospiza属的分布是不一样的。虎克也观察了植物的这种类似的情景。达尔文用大量例子说明了所有这些结论。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观察到的差异并不大:同一个属的不同物种有着同样的习惯,生活在同样的地方,并在该群岛的自然经济中占有同样的地位。
  达尔文在结尾时写道:“在一一查阅了这里引证的事实后,使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这些光秃秃的、岩石累累的小岛上,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的数量,·如·果·可·以·使·用·这·一·说·法·的·话(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但是,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一力量的作用却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这些作用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在彼此相距很近的地方表现出来的。我说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堪称为美洲的卫星,更正确地说,可以叫作美洲的卫星群,在体形方面是一样的,而在器官方面却是不同的,但彼此之间以及同美洲大陆之间却有近缘关系,不过同美洲大陆的近缘关系要少得多罢了……”。
  但是,如果不把很久以前该群岛的博物学的总导言中的暗示算在内,那么达尔文在这里没有提出当时(他在一八四四年已经写好了他的选择理论的扩充概要)已经准备好了的说明。他说:“这个群岛完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确切些说,它是美洲的一个卫星,它从美洲偶然得到几个移民,它用的是自己有的最普通的物产。如果你注意到这些岛屿的不大的地面,你就会不由地对岛上有很多(但分布的地区却很小)土著人感到吃惊。如果看到每个高地都有一个喷火口,并且熔岩流的界限迄今为止还清晰可辨,那么我们应当认为,在距今不远的地质时期,这个地方还被大洋覆盖着。从这里,就时间和空间而论,我们正在接近秘密中的秘密——·地·球·上·第·一·次·出·现·新·的·生·物”(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显然,达尔文认为,为了不使自己的理论过早地受到影响,在任何程度上公布自己的理论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上述的所有修改,只是对过去被各种事实和论断驳倒了的观点表示怀疑而已,达尔文在第二版里还认为,甚至象“创造”和“创造力”的说法都是不能触动的。
  达尔文把他的《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第二版献给了赖尔,承认他的《航海日记》以及其他著作的主要科学成果的取得,应归功于对众所周知的惊人的《地质学原理》的研究①。但是,这并不妨碍达尔文在那封告诉赖尔关于这个献礼的信以后,立刻在后来的一封信里提到,赖尔在他刚出版的美国旅行记一书中,对奴隶制的论断使他万分愤慨,以致他在极不愉快的数小时内不能入眠。显然,赖尔当时就急忙向达尔文证明自己对奴隶制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达尔文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对赖尔的回信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又做了一些温和的补充,他希望,赖尔对奴隶制所表述的厌恶情感,也在上面我们提到的他出版的那部著作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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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出版他的《南美地质考察》时,他早就想这样做,但他确信,这些专著得不到大量发行,于是他只好把非常普及的第二版《航海日记》献给赖尔。

  ①达尔文的意见看来是反常的,但在心理上却是正确而又含蓄的。
  ②《圣经》中说:世界发生大洪水时,诺亚为了救他的一家和许多动物而造的大木船。这里指大群动物——译者注。

  第十章——《论地质纪录的不完全》——的结尾部分出色地利用了赖尔首次使用过的一个比喻。“至于我自己,则遵循着赖尔的比喻,把地质的纪录看作是一部已经散失不全的、并且是用变化了的语言写成的一部世界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我们只有最后的一卷,而且只涉及到两三个国家。在这一卷中,又只是在某些地方保存了篇幅很短的一章,每页只有寥寥的几行。缓慢变化着的语言的每一个字,在连续的各章中多少有些不同,这些字可能代表埋藏在连续地质层中的、而且被错认为突然发生的诸生物类型。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上面所讨论的那些难点就可以大大地缩小,或者甚至消失”。
  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谈的都是《地理的分布》。因此只是在第十三章的最后才有总的结论和结尾部分:“按照我们的学说,在时间和空间里的这些不同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论我们谈的是在连续时代中曾经发生变化的接近的生物类型或者谈到的是迁入遥远地方以后曾经发生变化的生物类型,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被普通生殖的同一纽带连结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变异法则都是相同的,而且变异都是由自然选择的同一方法累积起来的”。
  末了,最后一章——《复述和结论》——的结尾部分,同时也是全书的结尾部分,这里最后一次列举了几个最重要的理论要素,并将主题上升到了解世界生命过程的热情洋溢的程度。“静心观察下述情况是有趣的:一个树木密茂的岸边,长满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植物,鸟类在灌木丛里歌唱,各种不同的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潮湿的泥土里爬行;并且思考下述情况也是有趣的:所有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是这样的不同,彼此是这样复杂地相互依存着,而它们都是依靠在我们周围至今还在起着作用的那些法则产生出来的。这些法则,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几乎是由生殖而必然产生的‘遗传’;由于生活条件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不使用的情况而产生的‘变异’。繁殖力是如此之高,以致足以导致‘生活斗争’及其后果,即导致‘自然选择’,从而引起‘性状分歧’和改进较少的类型的‘绝灭’。这样,从自然的战争里,从饥荒和死亡里,就直接产生出有才智的人能想象出的最崇高结果,即高级动物的产生。认为生命及其各种不同的表现是由‘造物主’注入到一个类型或少数类型中去的,并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无限类型是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且现今还在继续发展着;这就是这些观点的伟大之处”。
  不要忘记,所有这些结尾部分彼此之间隔着大量引证的事实、证据、论断和争论。因此,为了提醒读者,使他们知道每一章所叙述的内容都和全书的基本思想有关,这些结尾部分确实是必要的。
  书的总的语气也非常好,因为它没有把话讲得那么绝对。达尔文在任何地方都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对对立面横加指责;他总是提出大量证据来说明或反对某种思想,引证大量他所观察到的情况,引证各种意见和考虑,他在这样做时似乎是在对读者说:“你自己判断一下吧:看来,我们的观点要比任何一个别的观点更正确些”。他似乎是在邀请读者跟着他一起来讨论问题,并且让读者有在某个问题上同意他或反对他的自由。他始终记住,在他深入研究自己的理论,专心致意地研究各种不同的事实并越来越深入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他自己只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确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既然他自己经历过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他就不可能指望别人一下子便能接受他的学说。他常想并且常说,一个人即使对他的理论稍微表示赞同,但是要让人家同意他的其它一些结论,那也只能在人家逐渐地赞同了他的全部理论之后才能做到。
  因此不难了解,达尔文著作的读者很快地就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承认了他的学说。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全部接受达尔文理论的狂热的崇拜者(如植物学家华生,他于一八五九年年底写信给达尔文说:“您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您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有一些人,他们欢欣鼓舞地对待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认为其中某些具有次要意义的细节还存在着弱点。还有一些人,他们一方面接受自然选择理论,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人的精神能力是怎样产生的,因此他们设想(例如华莱士),这些精神能力是由于超感觉的精神世界的干预才发展起来的。很多人接受了自然选择的意义,但他们对类型的可变性只是部分地予以接受;一种人认为,可变的只是物种,而属是单独形成的;另一种人则认为,可变的是物种、属和科,而不是目和高级单位;第三种人认为一直到纲为止都存在着可变性;而第四种人则认为一直到门都是可变的。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写道:“有趣的是,每一个人都想出一个意思,按照这个意思他已经不再同意我的理论了”。
  最后,一批声望日益增长的敌视达尔文的读者也在出现。有些人不同意达尔文的理论,但对作者的热爱劳动、对作者真诚的意图、对作者论述问题的严谨性却给以应有的评价;有些人发现达尔文的方法本身存在着一些缺点,指出他的理论中有许多重要原理并不是从事实和观察中直接得出的;最后,有些信仰宗教教义的人对达尔文的理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里也出现了在其他类似情况下所出现过的现象。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受到了策布成茨的攻击,说万有引力“动摇了自然宗教的基础,因而也动摇了神的启示”。一八五九年年底,达尔文在写给拉卜克的信中说:“当雷和闪电的发生第一次被证明是连续发生的原因的时候,那时关于每一个闪电并不是上帝亲手发出来的这一思想,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不能忍受的”。
  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流派中间不能不发生争论。达尔文主义必须为自己争得地位,而且首先要克服因循守旧的习惯,因为大多数人由于因循守旧还相信动植物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于是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开始了①。
  在这场斗争中,三十五岁的教授、达尔文的许多年青朋友之一托马斯·赫胥黎在英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达尔文一样,也是在一艘军舰上开始他的博物学家的事业的。他以海军助理军医的身份在《雷捷利斯涅克》号巡航舰上参加了四年考察工作,该舰在澳大利亚附近航行了将近三年。回英国之后,赫胥黎发表了有关公海的水母和其他透明体动物的著作,并为此而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的奖章,这是非常光荣的奖赏。他开始在伦敦矿业学校讲授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成了矿业部陆上勤务的博物学家,他对古生物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在矿业学校建立了一个地质博物馆。赫胥黎是一名优秀的普及工作者,他经常给工人公开讲课,礼堂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他练就了一种简单明了地讲述问题的本领。他以自己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机智说,在公开演讲时应该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叙述问题的能力,“使得听众能够认为,甚至在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也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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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单有一本书谈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是阿·德·涅克拉索夫《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1937年莫斯科第2版),请读者参看这本书。这里我只作一些最必要的摘引,并补充某些细节,这些细节虽没有收入那本书中,但对达尔文的传记来说是重要的,这些细节可以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由下面达尔文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从唐恩给爱沙·葛雷的信中的一段话清楚地看出,达尔文之所以从事研究兰花,不仅由于兰花本身的构造美丽和奇异,而是把它作为自然选择对器官的细小地方影响的实际证据,作为对“敌人”的驳斥。这段话是:“在所有能够把钉子准确地钉在头脑里的木匠当中,您确是最好的一个:谁也没有发现,在我那本关于兰花的著作中,我的主要兴趣是对我的敌人进行侧翼攻击。”
  达尔文对如何出版《兰花》一书曾有点举棋不定。起初,他想作为《林纲学会会报》的论文出版,后来又决定给《物种起源》的出版者穆瑞,并提出共同分担该书出版后所造成的亏损风险,因为他认为,一定数量的购买者(对博物学感兴趣的人)保证会有的,但这样的购买者可能为数不多。他给穆瑞写道:“我非常倾向这种想法,我的鹅是天鹅,在我看来,这个课题是十分出色而又有趣的。”穆瑞愿意承担全部亏损风险。该书的第一版《兰花借助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于一八六二年出版。一般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当然也有怀有敌意的评论,《雅典神殿》杂志有个对这个课题一窍不通的评论者“以非常亲切的怜悯和轻视”“劝说”达尔文,正如他给穆瑞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植物学家们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成功,而为人廉逊的达尔文,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植物学家,对此却感到十分惊讶。
  一般来说,应当指出,六十年代以来的植物学著作开始使达尔文感到很高兴。不断复发的病常常使这位编纂者无法长时间地研究那些要求付出巨大精力和辛勤劳动的课题,写得很快使他感到疲倦。对现实的活物的研究是他当时的一种休息和快乐。他一如既往地认为:“如果只限于研究而不从事写作,博物学就不算什么美好的事情。
  六十年代初,在植物学的问题中,除了《兰花》以外,他着重研究了某些植物的花的二形性和攀缘植物。
  早在一八六○年夏天,他就对报春花的二形性进行了十分有趣的考察。有一种花长着一些比雄蕊高的长雌蕊;它们的雄蕊是小粒花粉,花冠有一个较长的颈。另一种花长有一些短的雌蕊和带着许多大粒花粉的长雄蕊,花冠的颈也较短。达尔文的第一个想法是,这里有着从两性花到单性花的过渡,长着短雌蕊的花更接近于雄性,而长着长雌蕊的花则更接近于雌性。但是这种假说看来是错误的,是没有经过试验证实的。不管怎样,有趣的是两种类型的花在性方面是不同的;例如,长有长雌蕊的花虽然用本身的花粉受精,但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孕育。只有在不同品种的花相互杂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完全孕育。
  一八六一年秋天,达尔文写完了樱草二形性的著作,并把关于报春花的论文寄给《林纲学会会报》,该杂志刊载了这篇论文。他甚至决定亲自在伦敦林纳学会上报告这篇论文,他十分重视这一点,这可以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虎克的信中清楚地看到:
  “我决不认为,我给予了林纳学会以‘强烈的印象’,但是,林纲学会的确给予了我以强烈的印象;因为我到第二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才起床,我只能够爬回家去……令人极为苦恼的是,我不能够做其他人做的事情”
  千屈菜这种植物更加有趣,因为它是具有三种不同的雄花和三种不同的雌花的三种形态的花。达尔文把三种形态的花粉同一种其中可能有一切(十八种)组合的三种形态的雌花进行了杂交。达尔文“象疯子一样”地高兴,他认为,这些事实应该使任何承认物种不变的理论发生动摇,而试验(他当时对报春花进行的,把两个性的花粉带到同一朵花的柱头的两个部分的试验)向他表明,柱头似乎不同于花粉,就是说,只有另一种花的花粉是在唇瓣的杓管里发芽的,而同一品种花的花粉是不会长出杓管来的。因此勿庸置疑,两个品种的花在花方面是不同的。
  他打算看到,这些品种的差别的意义在于,不同品种的花的雄性器官和雌性器官是在不同时期成熟的。
  对千屈菜三形性的这些观察,同不久前对报春花二形性的观察一样,也刊登在《林纳学会会报》上;报春花载于一八六三年,而千屈菜载于一八六四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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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来这三篇合在一起,叫作《同种植物上的花的不同形态》(1877)。

在这部皇皇巨着发表前,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在英国同时出版了匿名作者标题为《创造的痕迹》一书,引起了达尔文极大的注意,这本书以新形式阐述了进化的思想。该书的第一卷在一八四三年出版,第二卷在一八四五年出版。作者在第一卷里综合了他按地质时期分别整理出来的古生物化石的大量资料,在第二卷里竭力提出有机界的自然发展,并根据《创造的痕迹》和古生物学、解剖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事实的对比,来确定这一发展的规律。显然,作者感到,宗教界人士会多么仇视这本书,而他也不愿意让他们起来反对自己。他强调指出,他的书不反对上帝和上帝的意志,仅仅反对上帝“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一说法专门参与新物种的出现,“例如,在贝壳上多长了一个结节或一个沟的头足纲动物出现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作者在承认上帝是第一个推动力时,捍卫了科学应把规律作为上帝提出来的主张而加以研究的权利。他说:“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清楚,有机界的发展(即在现有各纲中的各种变化和一些新的更高的纲的出现)……主要取决于时间”。
  同拉马克一样,《创造的痕迹》的作者承认“事物普通的自然进程”。某一个动物区系越古老,它的各形态之间的差异就越显著。“现在的目在远古时代是科,更早是属和种”。可见,现在的分类法同从前的分类法是相联系的,两者都是“自然的”。作者反对那种旧的“用创造者的通盘计划”来解释过去形态的现在形态之间的相似。他试图提出自己的进化的解释。首先,他建立有机界和无机界的联系和相互依附关系。他还设想,这种联系是“按年代的”,即植物机体曾经是由无机物晶体演化而来的,因为晶体在电的帮助下,会成为象树一样的形状。正电所形成的图像象有枝叶的灌木一样,而负电形成的图像就象一束树根一样。如果地球充的是负电,而大气层充的是正电,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植物就会是一种象电刷子一样的东西”。于是,作者认为,试验正在指出“万能者借以使各种形态的植物出现的那些手段的痕迹”。
  作者的其他一些论断,同样也是不科学的和空想的。但是,为了证明动物界的发展,他也象现在任何一个进化论者一样,引证了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的资料,引证了发育不全的器官;叙述了一种类似生物遗传学规律的东西:人经过了鞭毛虫、蠕虫、鱼、两栖动物、鸟(原文如此!)和低等哺乳动物等阶段。他认为,发展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蛋白质内借助于电就形成了(现在也可能形成)一个有核的小泡(小细胞),而这个小泡继续发展,产生许多动物的形态。这些形态是两种因素的结果:一、发展的愿望或动机,二、适应的动机。灵长目和人的始祖是……蛙,因为它的两只腿有小腿肚。
  这就是对拉马克和他的理论采取鄙视态度的关于进化的新书,然而内容较肤浅(因为不是由博物学家写出的)。该书的作者詹博斯,是一个颇爱欢迎的苏格兰政论家。达尔文在地质学会会议上见过他,他在会上就达尔文研究的罗埃河谷的“平行阶地”发了言,这使他们建立了通信联系:《创造的痕迹》一书究竟出于谁手,这件事只是在四十年以后,达尔文的学说已经取得胜利时,才真相大白。但是达尔文当时已猜到该书的作者是谁。收到詹博斯寄来的一本新版《创造的痕迹》后,他给虎克写信道:“我确信詹博斯是作者”。这本书一方面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需要再版),另一方面又受到博物学家一致谴责。由此可见,进化思想的声誉在博物学家中间,被《痕迹》作者这样的维护者败坏了。使人以为,要真正成为“演变论者”,即成为物种变化、进化的拥护者,就要沉湎于荒诞怪离的空想,任何关于形态进化的思想都是不严肃的。同詹博斯搞在一起是不可能愉快的。达尔文当时应该提防学者们对他的学说进行最严厉的批评。他“怀着恐惧和颤抖的心情”读了几位学者的评论,例如象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对詹博斯这本书的评论,虽然他不认为塞治威克的评论是高水平的。所有这一切使他不再忙于写他的关于物种的书,并且推迟了最后付排和出版的准备工作。正如他给虎克信中所写的那样,“当时他正处于思维清醒的博物学家的舆论中,弄不好会声誉扫地”。况且,当时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著作上。
  达尔文写完南美地质学以后,正如给虎克写的信中说的那样,“出版一些动物学,以后就欢呼胜利!再出版关于物种的书。”当年在智利海岸时,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蔓足目类型的蟹,它钻进另一个蔓足目蟹的甲壳里。后来达尔文为这个被他称作Concholepas的新形态专门立了一个亚目,这个形态是很独特的。
  蔓足类,或蔓足目蟹,是极为特殊的。这些大海生形态的幼虫,对于低级的甲壳纲来说,是所谓无节幼虫典型的六条腿浮游形态。这个无节幼虫后面长了很多小腿,后来变为蔓足目更为复杂的幼虫,幼虫增加了两片鳞,好象一个介形目的小蟹(“腺介”幼虫),这个幼虫用它的触须固定在任何一个培养基上,并再次蜕变为成年的“固定”动物,也就是牢牢地固定在培养基上的动物。躯体上的小腿长成触须一般(该类的名称“蔓足目”就是由此而来),并用这些小腿的划动把食物送进口里。鳞上覆盖几块甲壳,而有的类型则好象被小塔一般的石灰质薄片围绕起来。在激浪地带,被大量胶状物质固定在陡峭的海岸上的海中橡实就是这样。为了弄清他所发现的新蔓足动物的构造,为了作出比较,达尔文开始解剖和研究其它常见的蔓足目形态,这不知不觉地使他有必要重新去研究整个的一类。这部著作花费的时间不是预计的几个月,而是八年细致而顽强的劳动。
  达尔文的孩子们当时习惯把父亲看作忙于制造海生橡实的人,以致有一个孩子问庄园的一位邻居:“您在哪里制造您的海生橡实呢?”因为他天真地认为,不仅他父亲,而且任何其他人都要研究这一类。
  这部著作的结果表明,这是一部有充分根据的著作,达尔文占有许多详细的资料。两卷蔓足目著作,单是正文部分,用排得很密的铅字印刷就有一千多页,还没把关于蔓足目各种古生形态的补卷计算在内。在二十个表上都附有插图,每个表都有大量图象。索引有十四页。校对同物异名这一工作使达尔文有时感到苦恼,这一工作使他同动物学家司却克兰(为确立“命名规则”他作出了很多贡献,并主张“优先权法则”)进行了有趣的通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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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上面引证的遗嘱中提到的司却克兰几乎是达尔文的同龄人(比达尔文小两岁)。在三十年代,他同汉密顿作为地质学家曾做了穿过欧洲到东方的环行,并在小亚细亚过冬。他的名声是同动物的命名问题相联系的,他竭力制定了命名规则和法则,他是雷伊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该学会曾出版过达尔文关于蔓足目的专题研究。

  从后来的通信中十分清楚,福克司给他送来了一些刚出生一个星期的,两个星期的小鸽,此外,还送来了供研究用的老鸽。
  但是,这并未使达尔文满意,因为同年五月,他获得了第一批良种鸽,后来他又成了两个养鸽学会的会员,结识了如他给自己长子信中所写的那样“一伙非常古怪的人”。我们已经说过,在鸽子的身上特别鲜明地表现出亚种和变种的多样性,而它们的繁殖则是非常迅速的。他在这方面的实践使他更加相信选配供杂交用的种畜的意义,几乎完全忽视了通过各种类型的杂交来培育新品种的意义,而这一点他准备在自己最初的《理论概要》中作一定的阐述。他在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有一次晚上,当有人说,贝尔先生用自己的球胸鸽同罗马鸽进行了杂交,我正坐在一家小饭馆里,处于一些鸽子爱好者之中。要是你听到这种不堪入耳的新闻,看到郑重其事的、神秘的和可怕的摇头,那么你会了解,杂交与改善品种关系不大”。
  鸽子爱好者使达尔文很感兴趣,他经常乐意引证养鸽专家伊顿著作中那些在赞扬鸽子的一个品种时作出如下结论的地方:如果你了解了鸽子的一切奥妙,那么“恐怕没有一个精明而有教养的人缺少了这一品种还能活得下去!!”。
  后来在一八五六年十月,他在给福克司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我对鸽子进行详细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向我说明了在家养状况下变异方面的很多问题。他研究了有关鸽子方面的“大量旧著作”,以便彻底研究它们各种群中的渐变。他还研究了家兔和鸭,不过比起研究鸽子来要少得多。
  达尔文同著名的家禽专家捷格特迈耶尔就很多细小问题和琐事进行了大量通信。凡是使他怀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跟懂行的专家商量,这是达尔文一贯的工作方法之一,因此他的著作经常援引这个或那个专家、权威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的意见。
  例如,他认为虎克是植物地理分布问题上的专家,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他并不完全同意虎克的意见。他把自己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手稿送给虎克审查,并且在得悉虎克总的好评后才“松了一口气”。有趣的是,鉴于虎克的批评,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中强调指出,他越来越深信,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对进化的意义是极其微小的。他认为,外部条件引起的最大的意义是变化的能力和变异性,但是,新品种或变种的形成不是由它们决定的,而是由于选择的作用,而且不能因此就把这种形成称为偶然。
  根据这种理解,他开始认为,那些以为动物的毛发越往南就越稀,越往北就越密,深水的贝壳比浅水的贝壳白,山上的昆虫体小色暗,而山上的植物绒毛多,并开出较大而且鲜艳的花的人是不对的。达尔文开始认为,上述差别早已属于变种,因为物种只是外形变化极为显著的变种(他这样给虎克写道),那也就属于物种了。换句话说,他在这里也看到了不是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而是选择作用的结果。
  看来,虎克在回信中反驳了达尔文提出的高山上的花一定绒毛多、朵儿大这样一个论点。根据达尔文的说法,虎克给高山上的植物“剃了发”。达尔文非常珍视虎克这些实际的修改,这些修改有时驳倒了达尔文从某个权威那里得到的观念。他给虎克写道:“我有时鄙弃自己做了一个编纂者,虽然我不鄙弃自己的全部工作”。
  达尔文还在两小块土地上对植物进行统计:一种是长期种植的,另一种是在十五年内自然生长的。正如他在给虎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增加了,而什么样的植物绝灭了,这使他感到非常“愉快”。他对这块有六平方英尺的小小的土地,即“种子植物园”,进行仔细的观察,他在这里注视每一根从种子中生出来的幼芽的命运。大量的幼苗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更强烈的印象是大量死亡的幼苗。他感到惊奇的还有,幼芽之死与其说是一部分幼芽压倒了另一部幼芽,不如说是被蜗牛弄死了。他在后来给虎克的一封信中更加明确了这些材料:三百五十七棵植物死了二百七十七棵,主要是由蜗牛弄死的:他同虎克还详细谈了他在慕尔公园(他在这里疗养了一个月)所作的惊人的观察,并且后来在《物种起源》中作为生存斗争复杂性最好的例证列举出来。他在慕尔公园观察了长有老松的山丘那些被围起来的和未被围起来的地段之间的差别。在被围起来的放牧地段上,在一群松树周围,长出了很多小树,它们好象是被人有意栽到这儿的。而在未被围起来的地段上,什么都没有,找不到一棵小树。但是,当他走到跟前时,他在那里找到了几千棵全都比帚石南要矮的松树,因为牲畜经常把这些树尖啃光。研究它们以后,他深信,这些三英寸高的小松,树干不高于一根火漆棍,根据年轮来判断却在二十五年以上。“确定一平方码草地上的植物的样子及其数量的捉弄力量有多大啊!……不过,要是某一种老虎或某一种植物要绝灭的话,我们却经常感到惊讶”。
  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他所搜集的大量事实,并说明这些事实,其中每个说明都要经过检验。
  他在一八五七年六月五日给虎克的信的末尾说:“最近,我把我的思想统统告诉了您,您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和哲学家”。可是二十天之后,他告诉虎克,黄尝木的叶子随着子叶的出现,在形态上几乎是三叶草式的,他问虎克,“在这里是否可以同幼狮花纹这样的特征(看来是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相提并论呢?
  虎克还给他寄来了他所需要的植物学书籍。达尔文深信,在占有广大分布区的很多属中,变种和物种应当最多,他想根据各国的“植物志”的资料来检验这一点。虎克还给他寄来了波鲁的《法国中部的植物志》和菲恩罗尔的《拉底斯本的植物志》。达尔文非常认真地检验了某些论点,拿出了他在一八五七年八月检验过的一个“植物志”的统计表。在英国的植物志方面有巴秉顿、汉斯罗、华生的;在法国的植物志方面有波鲁的,在荷兰的植物志方面有米吉尔的,在美国的植物志方面有爱沙·葛雷的,在新西兰和印度的一部分植物志方面有虎克的。此外,在马德拉群岛的昆虫方面有华拉斯登的。但是,他对此还不满足,并且在同一封信中还要虎克给他弄到“好的德国的植物志”、“大俄罗斯的植物志”,而且还要那些“把物种分得很细和很粗”的作者的植物志著作。
  看来,这部关于在大小属内部物种的分布和变化情况的著作,需要他非常细心而又要花费很大力气去工作,因此占用了他九个月的时间,以致他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把自己关于这个课题的手稿寄给虎克审阅。达尔文当时给自己明确提出的任务是,“事实要充分而且有条理”。他把自己所写的这本书告诉福克司时写道,他愈来愈感到兴趣的是,怎样使事实更有条理。他接着写道:“我象克雷兹①一样,有过多的丰富的事实,而且我想使该书尽可能臻于完善”。  

  他在从事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工作时,置身于奥温自然哲学学派(这我们在上面曾经谈到过)的反对者之列。例如,依据脊椎动物的头和颅骨的胚胎学著作,特别是依据贝尔和拉特克的著作,赫胥黎推翻了由歌德创立而为奥温支持的所谓“颅骨脊椎论”。奥温认为,生物构造的基础是“先定的”观念,即完美的计划。奥温为脊椎动物的结构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并称之为“原始模式”。他认为,在脊椎动物的各个纲里只有这个原始模式的变异。奥温和歌德一样,也认为颅骨是理想椎骨的一系列变种。他把颅骨的一根一根的骨头看作是头部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椎骨。赫胥黎驳斥了这种理论,说它是荒诞无稽的,是不符合德国胚胎学家所指出的那些关于胚胎发展的事实的。
  在物种起源问题上,赫胥黎采取了观望态度,或者如他所说的,用歌德的术语来说,他是采取了“积极的怀疑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创造论,不相信神能超自然地干预自然界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类型的进化,因为当时流行的进化理论(如拉马克的理论和《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理论),引用说明进化存在的论据太少,并且对进化方式和进化原因的解释也很少能被人接受。他与赫·斯宾塞就这一题目进行过多次争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赫·斯宾塞是从哲学方面来捍卫进化思想的。
  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时,自然相信,已经习惯于相信物种创造论的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进化观点将持否定的态度,起码最初会是这样。但他暗中希望,他过去一直认为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那些科学家在极其详细地了解了他的各种论断和论据之后,一定会转到他这边来的。他把刚刚出版的书分送给他们,渴望知道他们的评论和意见。他首先给自己指定了三位评判者:一位是在地质科学中实行过变革的赖尔,另一位是在读这本书的校样时就已经开始转到他这方面来的虎克,第三位是年青的、对自然史方面提出的每一个新思想都作出积极反应的赫胥黎。
  确实,赫胥黎后来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初期著作,特别是《物种起源》一书给他的印象和由下面一句话所产生的印象作了比较。这句话是:“闪电的闪光,突然间为在沉沉黑夜中迷了路的人照亮了他回家去的路,或者去别的地方的路,但是一定是他要去的地方。”
  下面是赫胥黎第一次读了《物种起源》一书后写给达尔文的话:
  “自从九年前我读了贝尔的论文以后,我所看到的博物学方面的著作没有一本给我留下过这样深的印象,我衷心地感谢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我认为您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您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滔火也要支持第九章,还有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大部分。第十三章的内容有很多精采的地方①不过有一两处我现在持慎重态度,等到我从各方面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说。
  至于头五章②,我完完全全同意其中所阐述的一切原理,我认为您猜出了物种起源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现在您的强敌们所干的事情就是要证明物种并不是如您所想象的那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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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几章是:第九章——《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第十章——《论生物在地质上的连续》,第十一——十二章——《地理的分布》,第十三章——《分类,形态学,胚胎学和退化器官》(这里引的是第一版的几章,在第三版中又增加了一章)。
  ②这几章是:第一章——《在家养状况下的变异》,第二章——《在自然状况下的变异》,第三章——《生存斗争》,第四章——《自然选择》,第五章——《变异的法则》。

  他当时同植物学家虎克、爱沙·葛雷、季泽尔顿、达伊尔、边沁以及园艺爱好者的通信是特别频繁的。他们在给虎克写信时说,达尔文早就把他看作“自己的读者”,并且“对他的意见比任何其他人的意见都更感兴趣”。虎克当时代替了他父亲任基由皇家植物园园长的职位,他一直非常亲切友好地对待达尔文,经常供给达尔文植物资料,并十分关心达尔文所有的植物试验和观察。爱沙·葛雷写了许多赞扬达尔文植物学著作的评论。达尔文给他写信道:“您以最高的恭维话结束了您的评论。如果您尚未冲昏我的头脑的话,如果尚未把我弄成一个令人作呕的、目空一切的人的话,您和虎克看来决心要冲昏我的头脑,并且以自负和虚荣来哄骗我。”
  写完《兰花》以后,达尔文着手写另一部植物方面的巨著《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这里有着缠绕植物产生非常合理的运动的饶有兴趣的问题。达尔文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一八六二年读了他的朋友爱沙·葛雷于一八五八年发表的一篇论葫芦植物卷须的盘绕的短文。达尔文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爱沙·葛雷给他寄来了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上,培育出了这种攀缘植物,并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房里,使他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他能够观察到这种植物最上面的两个叶子中间的那段茎在不断地、缓慢地旋绕。看来,这种旋绕和光线毫无关系,但是,达尔文认为,这是“事先规定好”为了要让植物的卷须缠绕某种支柱、棍子或树枝。还指出,卷须对所接触的东西非常敏感,并且一经触及就很快在这种或那种支柱的周围缠起来,然后就长粗、变硬,固定在这些支柱上。
  达尔文认为,攀缘植物的运动,也象兰花靠昆虫传粉的活动一样,是自然选择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自然选择把愈来愈适宜的器官和愈来愈适宜的运动保存下来,并传给后代。他给虎克写信道:“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工作,使我高兴的是,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进行观察时,充分相信物种是可以改变的这一原则是一种极好的指导原则。”
  一八六三年秋天和翌年春天,达尔文病趋严重。据他说,他当时除了观察攀缘植物外,什么事也不能做,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愉快,并使他得到安宁。按照他的习惯,他会尽量广泛地搜集研究的对象,从各地订购不同的攀缘植物的种子。其中很多种子是从基由植物园他的朋友虎克那里弄到的。为了确定卷须在附着硬物时的敏感性,他把有一定重量的线挂在卷须上,观察卷须的反应。他认为,攀缘植物能够伸到有光线的地方,并把叶子伸向有光线的地方和户外,而且它能够比一般植物消耗有机物要少得多地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攀缘的“方法”是不同的。
  达尔文把他研究的植物分为四类。第一类(缠绕的)植物是我在上面曾经提到的借助旋绕运动而爬攀,而且这种运动可以由顺时针方向改变为逆时针方向。嫩枝在遇到支柱后便停止运动,但是,嫩枝在支柱外的部分继续旋绕,於是新长出的部分同支柱接触,植物就围住支柱缠绕起来。例如,啤酒花就是这样。
  在第二类植物中,起作用的是接触处引起的刺激,因为植物在此处变弯,并且围绕着支柱生长。达尔文把这类植物又分成几小类:一类是有感觉的地方在叶柄,一类是有感觉的地方在叶子中间的叶脉。这些叶子攀缘植物用有感觉的地方缠住支柱,这个地方往往长得很粗,变得很硬,而且植物牢牢地附着支柱之后,就不可能再被风刮掉。达尔文认为,那些不用有感觉的叶子,而有着感觉的卷须的植物,也应属于对接触到的东西有感觉的植物这一类。他认为,这些植物最能攀绕。他把用钩和根攀绕的植物(的确,攀绕能力较差)归于第三类和第四类。
  有趣的是,攀绕植物在各个大陆为数很多,而且各个不同科的攀缘植物随处可见。当时植物分为五十九个目,其中有四十五个目是攀缘植物。达尔文通过许多例子表明,叶子攀缘植物大概起源于缠绕植物,因为在它们之间有很多过渡形态。此外,叶子攀缘植物多数仍保持着缠绕植物所特有的旋绕运动,这有助于它们“发现”支柱。同时,从叶子攀缘植物很容易转变成带卷须的植物,因为卷须往往是变相的叶子或花柄(象葡萄那样)。卷须植物节间的旋绕运动比叶子攀缘植物运动要少一些。在叶子攀缘植物和卷须植物之间也有各种过渡形态。
  有些攀缘植物表现出十分特殊的性质。例如,有些藤本植物的卷须(如紫威卷须),正如达尔文指出的那样,不喜欢光滑的树干,甚至也不喜欢粗糙的树皮,而喜欢和苔藓、亚麻或兽毛之类的绒毛纠缠在一起,并牢牢地系在它们上面。达尔文请求准备去南方的虎克验证一下,爬有这种藤本植物的树上,是否长着苔藓或者地衣。野葡萄的器官也是很有意思的:它的卷须凭借顶端长着特殊的突起物或悬空附着在墙壁上,并沿着墙壁蔓生。达尔文指出很多这种极为有趣的特殊器官。
  达尔文把他的关于攀缘植物的论文寄给《林纲学会会报》,论文于一八六五年在该杂志上发表。十年以后,他又重新谈及植物运动的问题。
  由此可见,达尔文较快地写完了这些植物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并没有使他花费多大力气。
  在这些年中开始写的第二部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则使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劳动。
  我们已经指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源于人的实践,来源于人工选择。因此,他的理论具有非凡的生命力。难怪他不顾很多朋友的意见,坚持用“自然选择、选择这一已被人的实践证实了的术语”。首先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用几乎是彻底的、非常深刻的方法研究了这种实践,并且对这种实践作出了评价。的确,在整理这种实践的方法中有一个特点,有些人在不久前还是用傲慢的讥讽态度对待这个特点。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达尔文往往引证这个或那个通信人、专家或实践家在某个问题上的证明和意见。我们的科学工作已经形成这样的习惯形式,任意破坏这种习惯形式,在我们看来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要求在引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时,要准确地指出版本、年代、卷次和页码。的确,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表现出他学识渊博: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引文,除了纯文献资料外,他还报道了很多他从实践家和专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本人同这些实践家和专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他确定的工作方法①,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方法。难怪他在《地质学》中指出,“商谈使人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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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第五昌“家鸽。的注释1和2。他在注释里列举了那些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家鸽和有关这些家鸽的资料送给他的通信人。

1858年6月,当达尔文正写到一半的时候,收到了一封英国青年科学家华莱士的信,信中附来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变异无限地离开原型的倾向 》,阐述他所发现的自然淘汰的原理。

  达尔文给司却克兰写道:“我发现,蔓足目的每个属有六个名称,任何一个种,一个属都没有被人着意描写过”。达尔文认为,分类学家的虚荣心导致了这种结果,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能随着新的名称而流芳百世。“只有在完美而又仔细对一个物种进行描述的情况下,才应该提到名字,可优先权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把第一个描述者所给的名称固定于动物,再把这个作者的姓也加到该名称的后面)会使好虚荣的人,关心的只是能把自己的名字,同两行没有价值的,其中只有两点引人注目的外部性状的文字一起披露出来”。
  达尔文指出,得到新物质的化学家,或者描述新矿物的矿物学家,不象生物学家那样,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新名称后面。诚然,最后他也不再鼓动人们起来反对在起新名称时加上作者名字这一作法和优先权规则了,也许,这是部分相信了司却克兰提出的理由的原故。司却克兰并不否认达尔文意见是合理的,加上作者的名字往往会鼓励虚荣心,助长浮在表面上的工作作风。但是,他认为,必须采取其它手段——通过对这样的著作的批评来进行斗争。司却克兰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把一个人的名字附加在物种名称上,目的并不是要满足那个人的虚荣心,而是要更准确地指出这个物种。有时,两个人凑巧会把同一个名称给予(互不相让)同一个属的两个物种。更常见的是,后来的作者误用了以前作者的种名”。他在举出这种情况的例子后作结论说:“所以,如果不提第一个作者的名字,我怕(至少是最终解决我们的命名法以前)以合乎科学的准确方式来指明物种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从事蔓足目的写作使达尔文觉得非常疲倦,虽然这部著作也使他感到特殊的高兴。例如,他在致虎克的一封信中写道:“正如您说的一样,观察的本身就含有一种不寻常的巨大的愉快。但是,我把什么当作愉快呢?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头脑中把相近的事实进行对比。当我长期从事我以前所做的地质考察的写作之后,再度使用我的眼睛和手指,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对物种的描写,确是一件比他的想象还要厌烦得多、困难得多的事情。有时为了找到两个特征之间是否有过渡形态,换句话说,在他面前是否有两个不同的物种或两个变种,不得不花费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时间。他特别抱怨,为了给物种命名,就要寻找有无前人已优先命名,因而浪费了时间。他给虎克写道:“我刚刚整理好了两个物种,它们有七个属名和二十四个种名”。
  除了几乎是重新加以整理的一大批有趣的蔓足目动物外,还弄清了蔓足目动物异常复杂的饶有兴趣的多型性。
  蔓足目中的绝大多数是真正的两性动物,也就是说,同一种动物既有雌性生殖器官,又有雄性生殖器官,而这些动物可以一会儿发挥雄性的作用,一会儿发挥雌性的作用。但是,象显花植物那样的自花受粉只是一种例外,而经常观察到的是靠昆虫把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的异花受粉,或者靠风力传粉,动物雌雄同体也经常是异体受精。蔓足目的固定形态异体受精之所以容易,是由于浮动的幼虫固定在培养基上,一个挨着一个,这样,由固定的幼虫形成的成年形态,例如海生橡实,象一层厚厚的白色覆盖物一样,也用自身覆盖着岩石,而所谓“海鸭”则是成群地坐在飘浮的木片或其他东西的上面。
  当达尔文发现一些微小的生物体,它们位于套膜腔里,经常固定在成年动物上因而很容易把它们看作寄生物,原来就是退化了的雄体时,他感到多么惊奇。有些蔓足目已长成动物,其中那些异常矮小的雄体,却原来是雌体,也就是经常出现具有严重退化的雄体的两性异形现象。其它物种的固定形态(其中有矮小的雄体),仍然是雌雄同体(达尔文第一个发现动物界中的这种现象)。他称这些形态具有的矮小的雄体,是“附加的”雄体,因为这样的物种,象其他雌雄同体物种一样,也可以通过异体受精(没有雄体参加)而得到繁殖,而雄体的作用,显然在于使雌雄同体形态,在正常的异体受精时,由于某种原因而遇到困难,才用来受精。
  原来,蔓足目其他形态和雄性退化,在程度上也是不同的。但是,不管雄性如何退化,可还是有雄性,几乎常常可以看到同一物种的雌性,或同一物种的雌雄同体动物的个体,有相似的特征。例如,达尔文发现同一种“蛹(他称蔓足目幼虫的最后的“腺介”阶段为“蛹”)的触角,不管雌的和雄的,全都一个样,而不象其他种的触角。此外,易勃拉(Ibla)属的“寄生虫”的嘴,很象雌的易勃拉的嘴,所以雄体属于这个属是毫无疑问的。其次,长有软毛的Icalpellum,无论是雄体还是雌体,都没有该属其他种所具有的典型的尾垂体,而且两性的身体象供观赏的襄荷介一样,都被鬃毛厚厚地覆盖着,无论是雄体还是雌体,全都非常光滑。最后,达尔文对蔓足动物的雄体和雌体,从卵到蛹以及长成动物在相同阶段的情况下进行了研究。
  达尔文在列举上述事实和其他大量的事实时说道:“……是否有人会相信,在蔓足目的寄生虫和蔓足目(寄生虫固定在它们身上的蔓足目)之间各种各样类似的差别是偶然的,并且已失去了意义呢?但是,要是我对寄生虫的看法就象对雄体的看法一样不被人接受的话,那么这一点就应当允许”。
  当然,一个物种内部同一性的形态如此强烈的变异,自然能作为一个机体发生巨大变异的证明。如果把近缘形态的性发生各种变异的事实加以对比的话,也可以指出这些形态所完成的“进化”,虽然在这些形态中被达尔文发现的关系尚未确定下来,当然,这一点对于确立他的物种起源学说是极端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引用达尔文在分析各属的性的关系时在他论蔓足目专著中所作的结论:“可见,在易勃拉(Ibla)和蘘荷介(Scalpellum)两个属内观察到的性关系两重性这一简单事实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有:一、一个雌体同一个(很少有两个)雄体在一起,该雄体一直固定在该雌体上,并用由该雌体保护和用掉进该雌体的套膜腔中的小动物来养活;二、雌体同一前一后的、成双成对的、生命短暂的一些雄体在一起,这些雄体失去了嘴和胃,并居住在由雌体最下边的鳞片构成的两个囊里;三、雌雄同体同类似的生命短暂的雄体在一起,雄体的数目从一两个到五六个,它们都固定在头上的孔洞每个边上一定的地方;四、雌雄同体有时候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雄体在一起,这些雄体能够用蔓足目通常用的办法捕捉和吞掉猎获物。这些雄体固定在头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并且这些在两个不同部分的雄体,都被胸部用封闭方式保护起来。
  在给这里描写的特殊现象作总结时,我想谈谈在四价易卜拉的套膜腔里观察到的生物惊人的会聚情况;第一,这里有老的雄体和幼小的雄体,两者都是很小的、拟软体动物的、失去头状花序的雄体,都长着一个大嘴,一个发育不全的乳头和一些腿脚,彼此相互依附并固定在一个在构造和外形方面同它们截然不同的雌雄同体动物上;第二,这里有四五个自由的小船式的、没有嘴巴的幼虫,它们都长有一些奇特的捕捉食物的触角,两个复杂的大眼睛和六只游水用的腿;最后,这里还有处在发展第一阶段的几百个球形的幼虫,这些幼虫都有一些甲壳的角形凸出物,一些单个的小眼睛,一些线状的触角,尖长形的嘴和只有三对游水用的腿;这真是各种各样彼此未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然而仍属于同一物种的生物的会聚啊!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蔓足目的材料向达尔文清楚地证明了,确定各个物种和各个变种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困难。难怪他后来称变种是“开始发展的变种”,而称物种是“发展完成了的变种”。
  例如,他在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给虎克的信中写道:“……对我本人来说,唯一的疑问就是,类型究竟是今天正在变异呢,还是昨天已变异了……在把一定数量的类型作为不同物种而加以描述以后,我撕毁了手稿,并把这些类型合为一个物种;然后又撕毁了手稿,把这些类型又分成为一些单个的物种;然后再把它们合为一个物种(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于是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诅咒物种,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呢……”
  关于蔓足目的著作曾被分散为几部分出版。例如,在一八五一年,曾出版了关于现代海鸭的专题研究和关于古生海鸭的专题研究;在一八五四年出版了关于现代海橡实的专题研究和关于古生海橡实的专题研究。
  专心致力于蔓足目的研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证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这部著作对达尔文有莫大的好处,正如赫胥黎当时指出的那样,给他提供了深刻的实践知识,对于研究解剖学和动物发展史同动物的分类法的联系,提供了一处极好的场所。这使达尔文后来无论是在细节上,还是在批判地利用各种材料作理论结论方面,避免犯大错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达尔文荣获伦敦皇家学会的皇家奖章。他的许多朋友,包括虎克在内,赶忙向他祝贺。在贺信中,达尔文最先拆开了撒宾上校寄来的一封亲切的信,可他起初对这一荣誉很冷淡。但是虎克就奖章一事所写的信对他的影响却不一样。达尔文在给虎克的回信中写道:“被人们喜爱的那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暖、友谊和美意,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同一个事实,如果象您那样说出来,就使我充满了异常喜悦的感情,使我心跳起来。请您相信,我不会很快忘记您的信给我带来的愉快。这种诚挚的、充满友爱的同情,比已颁发的和将要颁发的一切奖章更有价值”。
  他仍然在患病。疾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一八四五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我的健康几乎总是老样子,时好时坏。我想,在最近三年内,我没有一天或者一夜不感到胃疼,而且在大多数日子里,我的体力也无时不在急剧下降”。
  在他病情加剧的时候,因为学术争论,而要付出力气,并引起激动,因为即将出外旅行而感到不安,只要有这些因素,他就感到身体不适,就使得他一连要躺几个小时,有时要躺上几天。他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每星期只限两天,而一天仅工作一两个小时。
  只是到了一八四九年,才有人劝他去进行水疗。在这一年,他在莫尔文的一个水疗机关度过了十六个星期(从四月至七月),并在那里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水疗。毫无疑问,水疗有一定的效果。例如,他在一八四九年给虎克的信中写道:“这种疗法有很大的健身作用,在这个月中,我连续不生病的天数比以前任何一个月都增多了。现在我被准许每天工作两个半小时……”
  在这个时期,达尔文有时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例如,在一八四六年,他偕同妻子到了当时在召开协会会议的索斯安普敦,他认为这次旅行十分成功。虽然宣读的一切报告全都枯燥无味,但达尔文在这里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并且又结识了许多博物学家,特别是一些爱尔兰博物学家。他还同法更纳①以及其他熟人一起到温切斯特作了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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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休·法更纳与达尔文同岁,他主要是以一个古生物学家而著名。在他的发现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印度锡瓦利克山脉发现的上新世的哺乳动物。

  ①大财主,古代吕底亚国王。——译者注

  但是我感到我还远远没有全部领会最精采和最有创造性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意义。。所以现在对这几章我不准备多谈。我只有如下几点异议。第一,您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然界里没有飞跃’的观点,从而为自己制造了不必要的困难。第二,如果恒定的物理条件只起您所指定的那么小的作用,那么我不明白变异怎么能够发生……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有人将对您进行辱骂,或者歪曲您的思想,我希望您不要为此而苦恼或者感到惶惑不安。您可以相信,您已经博得了一切自由思想的人对您的永远感激。至于有些恶狗要吠、要吼的话,您应当记得,您的一些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能力(虽然您时常公正地谴责我这一点),这种战斗力对您可能是有用处的。
  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等着他们呢……”
  达尔文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了下面几行字回答了这封信。这几行字表明,达尔文是多么重视赫胥黎的评价,赫胥黎是否接受他的理论对他来说又是多么重要:
  “亲爱的赫胥黎:您的信已从唐恩转到这里。象是一个临死前接受了涂油礼的善良的天主教徒一样,现在我可以唱‘主啊,令我安然地去世吧’这首诗了。即使您只说了那些话的四分之一,那我也会感到十分满足的。整整十五个月以前,当我拿起笔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想法占据了我的心头:我会不会是受到了迷惑,正象许多人自己迷惑自己那样。于是我在心中选定了三位评判人,我在思想上决定听从他们的评判。这三位评判人就是赖尔、虎克和您。所以我非常渴望知道您的评判。现在我感到满足了,我可以唱‘主啊,令我安然地去世吧’那首诗了。”
  达尔文对赫胥黎的评语的满足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可以从他给虎克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看出来:“我接到赫胥黎的一封信,他对我那本书大加赞扬,由于谦虚的缘故(因为我正在设法为自己培养这种难以培养的品德),我不把这封信寄给您了,我本想把它寄给您的,但是我对我自己有很谦虚的看法。”
  赖尔对这本书的态度与此不同。他的态度是由他的特殊的思想方式决定的。关于赖尔的思想,达尔文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我总认为,他的思想的特点是:明朗,谨慎,果断,而且富有创造性。每当我向他提出有关地质学方面的问题时,他总是不把问题彻底弄清楚就决不罢休,而且他经常使我对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清楚。他对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常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甚至在看来没有任何异议可提的时候,他还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同情别的科学工作者的劳动。”
  这两大特点也表现在他对待《物种起源》这本书上。赖尔首先感到由衷高兴的是,他和虎克曾竭力说服达尔文不必再等一些时候才出版这本书;因为纵使达尔文能活到一百岁,但是要等到他把自己的那许多伟大总结所依据的一切事实都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出版,那么这种时机大概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接着赖尔称赞了这本书的形式。他说:“在许多页中都光辉地表现出严密的推理和一连串的论证;内容高度的集中,对于尚未入门的人来说,也许集中得有点儿过分了……”。
  因此赖尔认为,需要很快出版一个新的版本,为阅读方便起见,他认为最好能再增加一些例子来说明那些抽象的原理。但这只是为了便于阅读,因为就证据所具有的力量而言,这些例子并不能补充多少新的东西,因为,赖尔认为,即使是现在,达尔文的证据也已经是足够有力的了,因此,如果承认达尔文的基本思想,如果“对他作一点让步的话,那么就应当接受他的一切……”。
  但是赖尔并不只是真心诚意地赞扬这本书,他还向达尔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异议、意见和困惑莫解的问题。
  例如,他认为达尔文把眼睛这样完善的器官用来举例是不妥当的。这个例子或者应该加以发展,提出一些更详细的证据说明眼睛是逐渐进化的,或者把这个例子完全删去。接着他认为达尔文对自己的前辈——拉马克和若夫鲁亚,圣伊勒尔——太不重视了。他指出:“最卓越的博物学家们都不同意关于形态的可变性”的观点。他问达尔文,为了说明低等动物和高等完善动物同等并存,是否可以从他的理论中得出应该存在“单细胞生物”的自然发生这一结论呢?最后,成为赖尔接受达尔文理论的主要障碍是他对人的动物起源表示怀疑,他接受不了人和猿有种属关系的思想。赖尔力求从达尔文那里知道,他是否会让步,是否会假设在人的起源方面一定有创造力量的特别干预。达尔文回答他说:“要是有人使我相信我必须对自然选择的理论作这样一些补充,那我就会象抛弃无用的垃圾那样把这个理论抛弃。”
  达尔文向赖尔解释说,他认为,智力和身体上的能力一样,都是通过选择逐步发展和进化的,或者可能是通过锻炼和改善,靠遗传而逐步固定下来。达尔文再次重复说:“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要求在进化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加入一个‘神圣的东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理论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的确,这里不可能有妥协:要么承认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按“自然法则”进行的,要么承认一切都是受“最高的智能”、“创造者”等影响而起作用的。因此达尔文写信给赖尔说:“我想您将被迫拒绝一切,要不就承认一切”,但是达尔文清楚地知道,承认一切对赖尔来说是异常困难的,因此他预料赖尔更倾向于采取前一种态度。
  关于“单细胞生物”的创造问题,达尔文的答复是,对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说,这是个多余的和毫无根据的假说,因为这个理论不包括生物进步的必然趋势的思想。
  赫胥黎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所有拥护物种不变论的人都开始激动起来。那些盲目相信莫伊谢也夫的世界创造说的人都不满起来,那些向人们宣扬关于在生物身上体现着一种抽象思想的自然哲学家们也不满起来,所有承认超感觉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这种原理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了生物)并宣扬所谓的“终极原因”(即创造这些生物的目的)的人都不满意。但是使人们感到更为不满的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仅仅用一句话所涉及倒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句话是:“大量光明将投射在人类的起源和他们的历史上”。在哥白尼时代,要人们放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是不可能的,同样,现在要人们放弃人在生物中处于完全“特殊的”地位这一习惯的看法也是不可思议的。乌莫夫教授在他发表于《纪念达尔文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中说:“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在西方,在那些非专家的人中间,都有一些反对达尔文学说的人,在这些人的感情中甚至现在也还是屈辱感占着上风,他们感到屈辱的是人不是通过奇迹从地球上产生的,而是来自猿或来自和猿同一个祖先。”
  植物学家华生称达尔文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家,他在给达尔文的一封信中也指出了这种感情。他说:“关于猩猩和人类之间的连锁中断,您给我的答复正是我所预料的。用自然现象所作的这种解释确实是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和人差不多的最初的人种,同自己的堂兄弟(即近似人的人)发生了直接的、歼灭性的战争。这样就造成了连锁的中断,以后这种中断日益扩大,以至达到现在这样大的规模。这种意见,加上您的动物生命年表,将使许多人的思想大为震动!”
  刊登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英国科学协会会报》中的一篇对达尔文这本书的书评则初露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评论者认为书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的起源问题。书评中说:“在迪斯累里写的一篇出色的中篇小说中,列季·康斯坦察·罗乌里认为可以相信人来源于猿猴。《创造的痕迹》一书中也暗示过的这种有趣的想法经达尔文先生深入研究之后,变成了某种确实可信的东西。从他的观点来看,人是昨天出现的,明天又将消逝。我们不是长生不灭的,我们只是一时的,或者说,是‘偶然的’。”
  书评的作者在叙述自然选择理论时,把自己的批评归结如下;“由于通过对少数相当远的祖先进行自然选择而产生的变化所形成的起源理论有一定的朴素成分……白菜可能是最早的植物,而鱼则可能是最早的动物。最早的动物也可能是鲸鱼。那么我们在单独的创造行为中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猿猴变成了人,那么人又将变成什么呢?”评论者用他从达尔文那里找来的一些异议,如地质记录的不完全,缺乏中间环节,整批整批的物种在某些地质层中的突然出现等等来反对进化理论。的确,评论者认为,达尔文即使在阐明这些事实时也是在为自己辩护的。但是,评论者说,在这样对待事实的情况下,“理论可以承认您所希望承认的任何形式”。
  书评最后抨击说:“达尔文先生对得到年高德邵的科学家的赞许并未抱多大希望,他主要寄希望于青年,正如他曾经说的,寄希望于摆脱了枷锁的人……对我们来说,只要补充说,无论是这本书,还是它的作者,或者是书中谈的事物,完全是普普通通的就足够了。这本书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们也不怀疑,它应该受到注意。有学问的博物学家们将根据作者本身的情况来研究作者,而这里,我们想象,为使这一理论彻底存在下去,必将发生一场严酷的斗争。神学家们说(他们也有权洗耳恭听),创立复杂的、把神排除在重复的创造行为之外的理论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新的物种是由上帝的创造力量创造的呢?为什么对不必要的非直接行为不进行直接的干预而要使用进化法则呢?我们在向读者介绍作者及其著作之后,应该把他交给圣学院、大学院、教室和博物院去摆布才是。”
  关于这篇书评达尔文写信给虎克说:“他把不朽的问题也扯了进来,并用这种手法唆使那些僧侣们来攻击我,让他们来折磨我,这种手法是卑鄙的。诚然,他不是要烧死我,但是他却准备好了干柴,并告诉那些黑色的骗子们怎样可以捉到我。”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唯物主义和“堕落了的智力”,即对达尔文的无神论的这类攻击,不是刊登在神学杂志上,而是刊登在自然科学杂志上。
  地质学家塞治威克的批评,语气特别尖锐,令人不能容忍。他过去某个时候曾经是达尔文的老师,达尔文在作环球旅行之前曾和他一起进行过地质考察。
  这篇文章的语气充满了愤恨、嫉妒和讽刺,因此达尔文在给爱沙·葛雷的信中提到“可怜的老塞治威克对《物种起源》发出的狂怒”时说:“我永远不能相信宗教裁判者会是一个好人;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火烧另一个人,同时又可以有一颗象塞治威克那种又慈善又高贵的心。”
  英国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开始谈论达尔文的这本书,持敌对态度的文章越来越多。
  然而在很有影响的《泰晤士报》上却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对《物种起源》这本书作了高度的评价。达尔文根据这篇文章独特的风格,立即猜到了它是赫胥黎写的,虽然他也知道,赫胥黎并不是这家报纸的撰稿人。这篇文章的作者建议人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些正统的观点上,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来看,有机界是“创造者的命令的直接产物,因此它应该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相反,他坚定地认为,对于物种起源的理论应当由那些经常研究涉及这一理论的事实的人来评判,因此,内行的人应该对这些事实作出自己的评价。关于达尔文的理论,这位评论者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假说,它使我们能够对生物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非常明显的奇怪现象作出解释;我们认为,可以肯定无疑的是,这一假说同生命和机体的主要现象并不矛盾。”接着,文章的作者建议(人们从这个建议中立即就能认出赫胥黎来)《物种起源》一书的读者们要采取歌德的“积极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态度是高度热爱真理的表现,它既不停留在怀疑上,也不屈从于不合理的信仰”。
  最后,作者针对塞治威克的看法以及他那“肥皂泡”①的说法,以肯定的口气说道:“达尔文厌恶抽象的推论,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一样。他对现例和前例的热烈追求正如一个依据宪法行事的律师一样,并且他所提出的一切原理都是可以用观察和实验来证实的。他让我们跟着他走的那条路并不是一条用空想的蜘蛛网构成的虚路,而是由事实筑成的一座坚固而宽广的桥。在任何情况下,这座桥都将使我们安全地越过我们在知识上遇到的许多鸿沟,并将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领域中去:那里没有虽然迷人但却不能生育的处女们(即终极原因)所设置的罗网,而对于那些终极原因,一些大权威曾经认真地告诫我们,要我们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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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塞治威克把自然选择理论说成是“肥皂泡”。

  在该书的头十章里,他详细地描述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品种和类别,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某些类型的生物究竟来自或者可能来自哪种野生祖先,以及它们在家养状况下会得到什么样的变异。所以,他在第一章里详细分析了家狗和家猎,第二章是马和驴,第三章是猪、牛、绵羊和山羊,第四章是家兔,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家鸽,第七章是家鸡,第八章是鸭、鹅、孔雀、吐绶鸡、珠鸡、金丝雀,以及金鱼、蜜蜂和蚕。第九章和第十章研究的是家栽植物:谷物、蔬菜、果树、观赏树和花卉。其余各章(十一——二十八)具有较多的理论性质。
  达尔文阐述了当时关于果实、花、叶、根条等的芽变知识的情况,这是一大进步。令人极感兴趣的还有达尔文仔细搜集的,由于嫁接而产生的有关无性杂种的事实。他认为,嫁接杂种在各方面都与种子杂种相似,并认为被观察到的事实“使人们弄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生理学上的事实,即产生一种新生物的要素并不完全是由雄性和雌性器官形成的。这些要素本来就存在于现有的细胞组织中,它们在没有性器官的作用下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并因此产生兼有两亲体生物性状的新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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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引文引自《……变异》第二版1875),见查·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变异》。苏联国家农业出版社,1941年版第279页。

达尔文发现,华莱士的学说与他研究了二十余年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华莱士论文草稿中用的术语同达尔文《物种起源》手稿中那些章节的标题竟是一模一样的。

  在一八四九年,他到伯明翰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由于身体不适没有去沃里克旅行,在会议上,“由于长时间的朗诵而精疲力竭”。
  在这几年里,达尔文遭到了两件家庭不幸的事。一八四九年,他衷心爱戴的老父亲去世了。但是对他来说,更大的不幸是在一八五一年他最心爱的年仅十岁的女儿安妮死了。他的其余子女(共有七个: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比父亲活得久。达尔文向青年时代的朋友、表兄弟福克司倾诉了自己的不幸。
  子女以及子女的志向和教育常使达尔文非常操心。他向福克司承认,尽管他强烈憎恨刻板式的古典教育,但他没有勇气在家里教育孩子,仍然把他的大儿子送进一所古典学校,虽然也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在鲁格比)。他为几个年幼的孩子寻找这样的学校:学校里要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古典主义不能比其它课程太占优势。
  总之,唐恩开始了达尔文一生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时间象钟表一样有节奏地过去,使他(尽管长期患病)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有时是天才的博物学方面的著作。我们看到,在唐恩生活的最初十二年内,他已经写完了《‘贝格尔’号动物学》,出版了非常重要的最后两卷《‘贝格尔’号地质学》,修改了《考察日记》,并出版了它的第二版。在这个时期,他通过《一八四四年概要》这部有条理的手稿,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并且终于出版了关于甲壳纲蔓足目的专著,这部著作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为他提供了不少有利于他的理论的实际材料。

  但是,虽然达尔文拥有大量的事实,但他仍然积极地搜集事实,向与自己有通讯联系的人提出很多问题。例如,他在思考细小生物身上表现的返祖特征时,请福克司在搜集各种品种的马、波尼马、驴等背上的黑条纹和肩上的横向条纹的事实方面给予帮助。
  他在关于大陆在以前的地质时期是联结在一起的问题上,同虎克发生了深刻的分歧。这种思想,特别是似乎曾一度把美洲同旧大陆联结起来的大西洲的存在这一思想(为了说明马德拉群岛的昆虫分布),在达尔文看来,是幻想的,而主要的是为时过早的。在研究这种很少有真实性的假说以前,还要解决大海是不是使动植物分迁的真正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达尔文决定研究植物的种子和动物的卵在海水里是否会飘流,它们在盐水里能活多长时间。他认为,海流和海浪可以把种子和卵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在接受大陆是联结起来的假说,以便说明在被大海隔开的一些地方上有某些相同的植物存在以前,还必须证明在这些地方不可能发生一般的迁移。
  一八五五年五月,达尔文请福克司为他那所学校的学生提出奖励,使他们去寻找蜥蜴蛋或蛇蛋,并给他往唐恩寄去两、三打这种蛋。因为蜥蜴住在每个岛上,达尔文想在自己住处作试验,确定蜥蜴蛋是否真能抵抗海水的作用,它们在地窖的海水里放一两个月是否仍然保持生命力,还要弄清楚,它们在海水里是飘浮的还是下沉的。
  达尔文在瓶子装的盐水里保存莴苣、萝卜、白菜、山莴苣、胡萝卜、芹菜和洋葱的种子。尽管水发臭了,可是所有这些种子,除了某些品种的白菜子以外,都长得非常好。因为很多海流每小时的速度是一海里,根据达尔文的计算,在一个星期内可能就是一百六十八海里。
  虽然许多种子很好地经受住了盐水的浸泡,但是它们很快就被浸透而下沉,这种情况使达尔文大失所望。达尔文在给虎克写的信中讥讽自己道:“这件事是令人懊恼的,如果这些中了邪的种子想下沉的话,那么我在用盐水浸泡这些忘恩负义的小玩艺上白白花费力气,为自己找麻烦……”他接着写道:“近来不论什么事都和我作对:动物学会的鱼吃了许多浸泡过的种子;于是在我的头脑中幻想着鱼和种子已整个地被一只鹭鸶吞下去了,然后被带到几百海里的地方,排泄在另一个湖岸上,在那里发出极好的芽来。可是突然那条鱼使劲把所有的种子连同所有的呕吐物却一齐吐了出来”。
  但是,失败并未妨碍达尔文继续工作,做许多新的试验。他记得,“贝格尔”号航行到基林岛时,有人使他相信,被抛到岸上的种子,曾发过好芽。看来,虎克非常怀疑达尔文的试验,而维护福勃斯的思想。达尔文给他写信道: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您宁愿采取大陆传送的方法而不采取海洋传送的方法……似乎您应该为这么多的传送方法而高兴才是……至于谈到我个人的那些得意的结论,海洋传送还是陆地传送反正都一样,既然任何一个比较可信的方法都基本上已得到·证·明(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但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的证据的话,创造陆地是不符合我的学理的……”
  他还在书刊中,例如在高德龙的《尤维纳利斯的植物志》中寻找这样的证据,这本书中有对偶然随出口木料一起运出去的植物的描述。
  最后,“大陆的划分”(为了说明在被大洋和大海分开的地方的生物地理分布)使达尔文勃然大怒,他一向为人彬彬有礼,讲客气,可他给赖尔写了(在一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我把信的全文引证如下:
  我的亲爱的赖尔:我想做出世界上最不光彩的行动。但是一想到您的许多门生在地质上的行为无礼,我就万分激动,有时暴跳如雷,有时心灰意冷。
  时而可怜的福勃斯要建立一个新大陆(也就是使该大陆延伸)到北美,而另一个延伸到马尾藻海;时而虎克要建立一个从新西兰到南美的大陆和环绕世界直到克尔盖伦陆地;时而华拉斯登说,马德拉群岛和圣港有从前大陆的可靠而又明确的特征。乌德瓦尔德给我描述了那里的情况,又把大陆增加到大洋二百或三百海里深的地方(好象如果再往下去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什么不使大陆延伸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每个岛呢?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现代物种存在时间之内的全部情况。如果您不为这提出一个界限,如果您真的为了惩罚地质学家而给他们提出更深的地域,我想,我的亲爱的老师,您也要到那里去。您的门生已经·慢·慢·地·和·秘·密·地·超·过·了·过·去·所·有·老·的·灾·变·论·者(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您还会活到您将成为灾变论者首脑的时候。好吧,我已经很好地发泄了自己的忿怒。现在请您原谅我,亲爱的老师,而且请您相信,我永远是
  您的
  查·达尔文
  又及:请您不要对此复信。我是为了使自己轻松愉快才写的”。
  达尔文告诉虎克,他在忿怒之下给赖尔写了一封怎样的信,然后补充说:
  “但是,我一定设法使自己不再成为容易发怒的人,而竭力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并且使您象厨师做布丁这样的点心一样轻而易举地创造大陆……”
  但是,他不单是用信来“消除自己的忿怒”,而且在另一封写给赖尔的长信中,语气已经平静了。详细地分析了他据以坚决反对蛮横无礼的大陆创造说的那些论点。他认为,福勃斯的大西洲,也就是被设想的在大西洋那个地方上的一个洲,“对科学起了坏作用,因为它阻止了对生物分布手段作周密的研究”。
  在植物问题方面,达尔文不只同虎克一人商议,而且还同其他植物学家商议。例如,从一八五五年起,他开始同美国植物学家爱沙·葛雷通信。爱沙·葛雷出生于纽约州,他比达尔文小两岁。他父亲是一个制革匠,受的教育不多,可是,在校学习非常出色的儿子却顺利地读完了费尔菲尔德的大学,而后又在同一个地方读完了(一八三○年毕业)医务学校。由于热衷于植物学,他又在大学念完了植物学夏季讲习斑。他对植物学的酷爱得到了植物学教科书作者约·托列依的支持。一八三四年,爱沙·葛雷出版了《北美的禾本科和沙草科》一书。由于这本书,他开始同一些欧洲学者通信。他以教授身份到了欧洲,观看了欧洲的植物园和收集品,并同著名的植物学家建立了私人关系。
  一八三八年,他访问了英国。值得指出的是,对推广达尔文主义有功的爱沙·葛雷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在格拉斯哥,他受到当时住在那里的虎克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亲切的接待,并研究了植物标本集。在伦敦,他结识了罗伯特·布朗、达尔文、奥温、植物学家林德雷和其他许多博物学家。他从英国到了大陆,在这里,他访问了欧洲所有著名的植物学家。他还结识了施列登,并了解了使施列登得出细胞学理论的有关细胞的一些想法。
  爱沙·葛雷刚刚返回美国,就被聘为旧哈佛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他在该校讲课出了名,因为他努力钻研他所讲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内容新颖、丰富。他很容易地成了美国植物学家这一派的首领。达尔文也同这个精力充沛的植物学家开始通信。信是达尔文主动先写的。他在第一封信里请爱沙·葛雷帮点小忙。达尔文告诉葛雷说,他从事研究生物的变异已经好几年了。他已经对动物得出了一些结论,并且作为一个非植物学家想从专家那里得知,这些结论是否可以适用于植物。此外,有关美国高山植物的材料也使达尔文感兴趣。
  达尔文向来对提出这样的请求总是一再表示各种各样的歉意。
  爱沙·葛雷非常乐意地答复了达尔文所提出的要求。除了写信和邮寄美国高山植物统计表外,他还把自己的新版植物学课本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当时正致力于地理分布和类型的种属关系问题的研究,他希望爱沙·葛雷在课本再版时,能在他的美国植物统计表里指出,哪些植物是当地的,哪些植物是从欧洲移植进来的,还要指出这些植物的产地在哪里。
  这一时期使达尔文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同物种一书的准备有关系的问题。他向爱沙·葛雷询问某一科植物的物种占美国植物区系物种的总数的比例。他感兴趣的还有各种植物区系“相近的”物种,他请葛雷为他指出这样的物种,哪怕是在旧的校样里指出也行。达尔文给他写道:“我对于一些相近的物种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些可以认为是不同‘物种’的生物,但也可以认为是任何其他优秀的植物学家可能把它们看成亚种或变种;还可以认为它们是与任何其他物种难以区别的一些生物。”
  爱沙·葛雷由于受到达尔文询问的影响,撰写和刊出了一篇《北美合众国植物区系的统计》,达尔文在收到这篇论文后,对爱沙·葛雷所作的关于大属的物种总是有着广泛的分布范围的结论非常高兴。这个结论同达尔文从分析其他植物区系所得的结论以及他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爱沙·葛雷关于联结高山植物的那条线是通过格陵兰的论点,同达尔文的理论却相矛盾。这使他感到不安。他总是努力做到理论不脱离事实,所以北美另一个有威望的学者亚格西的过于自信,他并不赞成。他给爱沙·葛雷写道:“赖尔告诉我说,建立关于爬虫纲最初是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理论的那位亚格西,当听到同他这一学说相反的一些审慎的观察时,兴奋地说,他还没有考虑这一点,因为‘大自然从不说谎’。我的处境也正是这样,而且要您向重复一遍:
  ‘大自然从不说谎’也就是说,从事理论的人永远是对的……”
  后来,达尔文问葛雷,他是否认为,植物学家们在他们的植物统计表里,会不加区别地把变种列举出来,而不管它们是否存在于大属或小属里,或者他们更倾向于只是在这些情况中的某一种情况下把变种列举出来。
  这几年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是不稳定的。有几次,水疗暂时使他精神振作起来,感到非常轻松。例如一八五七年,他从慕尔公园水疗机关写信谈了关于水疗的“良好的作用”。我能够象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转圈子和进食,甚至睡眠也好起来了”。他说,水疗“能使一个人的头脑非常出色地停止活动”。
  看来,与数学计算有关的著作,使他大伤脑筋。一八五八年三月,他给虎克写信道:“今晨,我的工作进展得很不好,并且感到沉闷。天哪,我是多么仇恨物种和变种啊!”有一次,他在计算变种时,同博物学家拉卜克(他同一庄园的邻居)畅谈起来,拉卜克提出了他在计算上的一个大错误。两三个星期的工作看来是不大愉快的。尽管他因此感到失望(“我是全英国最不幸的、最忧郁的、最平凡的一个动物;由于对自己的盲目和幻想感到烦恼而痛哭了一场”),但他马上又坐下来重新进行计算。他给虎克写道:“只要我没有再次审查完这些书,并且没有看到根据正确原则计算的结果,我就要坐下来,一动也不动”,可是他衷心感谢拉卜克,因为拉卜克使他避免犯错误。
  坚持不懈地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必须再次进行治疗。一八五八年四月,他从慕尔公园写信给赖尔说,他又到这里进行两个星期的治疗,他同赖尔交谈了许多地质方面的问题,并在结尾时突然写道:“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我到这里来的任务是不思考任何事情,而是多散步,多吃饭,并且还要多读小说。”
  的确,他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来休息。他从慕尔公园给妻子写信道:“昨天我在林间小路那边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散步,得到了充分的享受。但是,雄伟壮观的松树上新鲜的深绿树叶,老白桦树上的深棕柔荑花以及白色树干,还有落叶松的茂密柔软而清秀的绿叶,构成了一幅极美好的景色。最后,我熟睡在草地上,后来被我周围响起的一阵鸟声所惊醒,松鼠在树上爬来爬去,两只啄木鸟发出笑声,这是我曾经见过的最令人愉快的一幅乡村景色;于是我丝毫也不考虑鸟兽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了……”
  早在一八五六年初,赖尔就建议达尔文尽可能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进化观点,因此达尔文也就马上开始写他的物种一书。但这并不是众所周知的《物种起源》。该书本来要更加详细,它的篇幅要比原来的多二、三倍。但赖尔建议在准备这部内容丰富的书时,立刻发表他的观点和概要,以便抢先取得理论上的优先权。达尔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学说是由许多论点组成的,而每个论点都需要用事实来证明,忽视这些证明,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不同意赖尔的意见:“我很痛恨为了取得优先权而从事写作的这种想法,当然,如果有人先于我发表了我的理论观点,我也会感到懊恼的”。
  赖尔的建议使达尔文举棋不定,烦躁不安。显然,赖尔列举有利于这个初步概要的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写一个教条式的理论概要,这同他的信念和习惯是相矛盾的,这使他感到很不痛快。他把自己的动摇和不安告诉了一贯对他很热情的朋友虎克。他想起了父亲的话,在他所处的那种精神状态下,需要向别人征求意见。他父亲说过:“好的劝告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而坏的劝告很容易使人走上邪道”。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的末尾写道:“唉,如果有谁这样做(即没有证据来充实就出版一个纯理论概要),我想我会嘲笑他的,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赖尔建议以前,我的确从未想到过这件事,而且看来,我经过仔细考虑以后,这是明智的(即不出版这样的概要)”。
  虎克的回信使他不够满意,他把他有利于写这样的概要的论据综合成这样:“事实可以证明一切,因此……都是多余的,您的这一观点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我希望它是一个不很正确的观点”。
  最后,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动摇,写作所需要的概要意图也遭到了失败,他只好按老计划办:即使要花费很多时间,他也要写一部有详细和充分的证据的关于物种的巨著。这部著作一直持续到一八五八年六月,赖尔认为有人会抢在达尔文的前面的这一预见应验了:航海家和动物标本搜集家华莱士,把自己的手稿恰恰寄给达尔文,这部手稿发展了这一理论……而在最近这两年,达尔文已经写完了十章,即打算要写的书的一半左右。
  华莱士一八二三年生于布里斯特耳运河附近小城镇埃斯克的一个贫苦家庭里,这座小城镇位于达尔文的故乡施鲁斯伯里以南七十五海里外,他从十四岁起就不得不为自己的衣食操劳。他在铁路工地上,有时做土地测量员,有时做承包人,有时做国民学校教师。他阅读了植物学方面的书,并迷上了这些书,从十八岁起便开始做植物标本。他在累斯特学校任教师后,同另一个年轻教师亨利·贝兹过从甚密,这位教师对自然科学和游览也很感兴趣,并且使自己的这位新友爱上甲虫的搜集。
  达尔文的《一个博物学家的航行日记》,也是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爱读的一本书。正如华莱士给贝兹的信中写的那样,他喜欢这本书的一切内容:无论是叙述的内容也好,还是叙述本身那种“没有任何累赘、没有装腔作势和利己主义”的风格。他还阅读了《创造的痕迹》,物种起源问题也使他感兴趣。他也熟知赖尔的著作。但是,读了达尔文的《航海日记》和对洪保德旅行的描写,他强烈向往能亲自看看热带的大自然。
  他同贝兹一起,开始幻想去巴西的亚马逊河搜集昆虫、植物、鸟类以及其它东西的标本。他们积蓄了些钱,于一八四八年乘帆船出发到巴西去,在这里开始了从亚马逊河河口到里奥内格罗河汇流点的游览,并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当时在英国可以毫不费劲地销售一些国外的蝴碟和鸟类的搜集品。两位朋友把搜集品卖给一个经纪人,该人把这些搜集品运往英国,而他们用卖得的钱继续旅行。后来,两位朋友分了手。贝兹沿亚马逊河上游旅行,而华莱士则沿着亚马逊河的大支流里奥内格罗河的上游游览。
  华莱士和贝兹把自己的旅行不只是看作谋生的手段。他们对调查热带自然的兴趣是完全出自内心的。华莱士在当时给贝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想得到并详细研究任何一个科,主要是从货种起源的角度进行研究”。华莱士同九个当地的向导沿着里奥内格罗河溯河而上,而后顺着里奥内格罗河的支流沃佩斯河来到了哥伦比亚。他沿着亚马逊河河谷往上游走比任何英国人都走得远,一直走到亚马逊河的河谷所在地。他甚至还看到了没有开化的野人。沿着亚马逊河河谷及其支流旅行四年以后,他决定带着丰富的搜集品回国。他打算把部分搜集品卖掉,而把其余的当作美洲各种动植物机体具有科学意义的搜集品展览出来。不幸的是,华莱士所乘的那艘返回英国的船失了火,把他的全部搜集品,素描画和珍贵的旅行日记都烧了。船上的人员和旅客,包括华莱士在内,都被救上小艇,并在大洋里漂泊七百海里,直到迎面来的船把他们收留,然后送回英国为止。
  然而这些挫折并没有使华莱士屈服。在对他抱着同情的赫胥黎教授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得到另一次去马来群岛作长途旅行的政府津贴,华莱士在一八五四年从英国启程前往该岛。他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时光,把大量的搜集品运往英国。他走遍了全岛,对大自然进行了多年的考察,这既为他很好地描写马来群岛的博物学(“马来群岛,一个拥有猩猩和极乐鸟的地方”)提供了材料,又为他的其它一系列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两卷本的《动物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材料。
  当华莱士还在马来群岛工作对,就同达尔文有过信件关往,这是由华莱士在伦敦一家博物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编文章引起的。关于这编文章,虽然人们不大知道,但是,它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说明了所谓达尔文“同华莱士的事件”的真相。这篇文章叫作《控制新物种出现的规律》,并于一八五五年在《博物学年鉴和杂志》上发表了。
  文章所涉及的问题非常接近达尔文当时也在进行研究的问题。华莱士试图解决物种是从哪里以及怎样产生的问题。华莱士根据自己当时已有的丰富的个人经验和文献史料(其中占显著地位的是达尔文的《航海日记》得出结论:同种的大批动物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或邻近的地方,也就是“相近性是同地理分布密切相连的”。他在古生生物方面也得出结论:同一个地质时期或相邻的地质时期的生物,以及在同一个地区遇到的生物彼此非常接近。他把总的结论表述为下列不太清楚的规律:“每个物种的出现在地理上和年代上是同非常接近它的物种和先于它存在的物种的出现相一致的”。第二个结论说:“物种是按照先前的物种的结构形成的”。由此可见,华莱士很明显非常接近生物进化的思想,但他害怕更为明确地把它表达出来。他认为,在地质上可以细心观察到生物的直线发展的情况,也可以观察到来源于同一本原(不是祖先)两三个分支起源情况。他接着写道:“这样绝灭的生物被新生物所代替,而这种遗传性就这样继续到现代地质时代,地球博物学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任务正在于此”。
  他认为,在生物的地质序列中,只有最一般的特征才能得到完善,并且指出,软体动物门的最高纲——头足纲,以前占优势,而现在则让位于机能不太高的腹足纲和双壳纲,古时的鱼比起现代的鱼来,其完善程度要差。为了说明这些事实,他用树木作了一番比较:老橡树上一根长得很好的树枝可以干枯烂掉,而一根新枝可能很小,并且达不到老树那样完善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他把未得到充分发育的(即发育不全的)器官看作是后继的亲缘物种将继续发展的原始器官。
  华莱士论文的内容大体就是这样,关于论文的命运,他曾在一八五六年十月从苏拉威西写信问过达尔文。使华莱士感到不快的是,报刊上对论文却毫无反映。
  达尔文给他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回信,信中指出,他对华莱士在《年鉴》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几乎每一个字都同意,并且补充说,他已经对怎样区别物种和变种的问题研究了二十年,但是这个题目太大了,在信中不便详谈。
  一八五八年一月四日,华莱士从安波拿岛给自己的朋友贝兹写信说:“我非常高兴收到达尔文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他对我那篇论文几乎每一个字都表示同意。他现在正准备他的关于物种和变种的巨著,他用二十年的时间为这一巨著搜集了资料。既然他证明了自然界中在物种和变种起源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就可以使我不再关心把自己的假说写下去,或者可能使我得出另一个结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的事实都将供我使用,我也可以对这些事实进行研究”。
  达尔文在下一封信(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就报刊对华莱士的论文毫无反映一事对华莱士说:“对稍微超出物种简单描述的框框的东西表现关心的博物学家是为数不多的”。达尔文接着指出,有两位最优秀的博物学家——赖尔和加尔各答的勃莱特,要他注意华莱士的这篇论文。接着,他一再重复说,他的观点非常接近华莱士的观点,不过,这一次他补充说,他比华莱士研究得要深刻得多。
  至于另一个问题——关于用来说明生物的共同性的海岸下沉问题,达尔文认为,华莱士比他进展要快些。的确,达尔文曾经用陆地下沉解释过环形岛的起源,但是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激烈地反对把所有各洲“下沉”到很深的深度,多么激烈地抨击得到赖尔和虎克赞同的福勃斯的思想。看来,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对马来群岛上的动物的地理分布,他提出过类似的解释,而达尔文在信的末尾写了以下的话:“祝您的理论获得成功,不过除了关于海洋岛的问题以外;在这个问题上我准备斗争到底……”
  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通信之所以有意义,原因就在这里。显然,华莱士在未研究出自然选择理论以前就已经知道,达尔文试图在不了解物种和变种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确,达尔文曾借口说他在信中不可能叙述自己的观点,因此对选择理论只字不提,而我们在字里行间处处可以读到,华莱士是脱离达尔文而独立得出了选择的思想的;无论达尔文本人,还是他的朋友赖尔和虎克,都竭力支持这种说法。但是,为了准确起见,应该完全清楚地说明这种独立的限度到底有多大。
  正如华莱士自己所讲述的那样,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到达了安波那岛以北的一个小岛——特尔纳特岛,在这里,他患了严重的疟疾,在疟疾发作时,他无法工作,他考虑了各种问题,特别是他早已从事的物种起源问题。他此时想起了他在十二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的著作和马尔萨斯这样的想法:不幸、饥饿、疾病和战争妨碍着人的繁殖;他把这种解释用于动物。于是就明白了,动物中适应性好的就有活下去的可能,适应性不好的就要绝灭。他立刻感觉到,这种想法解决了物种起源问题和生物的适应问题。他把这种解释同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解释加以比较之后,看到他的这种解释比其他那些解释更合乎情理。当天晚上,疟疾发作以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写了出来,他还把它誊写了两个晚上;从而得到了《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类型的倾向》这篇论文。华莱士把它寄给达尔文,希望把“生存斗争”原则用于物种起源问题,这对达尔文和他本人来说,都是新鲜事。
  毫无疑问,达尔文在他所有的信中,无论对于生存斗争原则,还是对于最适者保存下来的原则,都只字未提。而华莱士是在脱离达尔文的情况下独立得出这些原则的。但是,生存斗争原则在生物学著作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德坎多尔、赖尔和其他人都谈到过它。物种自然绝灭也是赖尔创立的。可是,重要的是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新物种的形成。只有相信在变种和物种间没有原则性差别,变种能够变成物种,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一点,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中只字未提。而达尔文给予华莱士的正是这一思想,华莱士在给贝兹的信中提到的达尔文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里论述的只是物种,而在第二篇论文里,就明确地论述到能够转变成更高级的个体的变种,从这一点来看就十分清楚。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认为,不愿接受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宁普遍相信物种只是在一定的狭小范围内才发生变异。可见,一般认为自然选择(这一名称是属于达尔文的)的思想是华莱士完全脱离达尔文独立得出来的,这种看法必须在某种限度内说,因为关于物种和变种之间没有原则性差别的思想,则是达尔文提供给华莱士的。
  但是,华莱士的思想同达尔文的思想的两相吻合当然令人惊讶。达尔文对此感到十分吃惊的心情可以从他给赖尔的信里看出来。
  “我亲爱的赖尔:
  ……您的那些威吓的话语——别人会抢在我的前头——已经得到证实。当我很简略地向您解释我们的自然选择和它依存于生存斗争这一观点的时候,您曾说过这句话。我从未看到过比这更为惊人的巧合了: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简明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那些术语都可以成为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请我发表,当然我要写信给他,建议他把草稿寄给任何一家杂志去发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内容怎样,将被毁掉,虽然我的书如果将来某个时候能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的,因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这一理论的应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赞成华莱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诉他您对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么巧合,却有一个根本差别,这个差别好象是达尔文自己在很久以后致赖尔的信中指出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达尔文从家养动物的人工选择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并把选择的原则用到自然界。而华莱士所写的论文,则从断定在家养状况下得到的变种或多或少是不稳定的,并且是自然地经常地表现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种的正常形态这一点开始的。在毫无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论点后,华莱士竭力表明,这种论点不能应用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斗争的作用。他举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生物的数量与其说取决于它们的繁殖力强弱和凶猛的禽兽的多少,不如说取决于一个地方(往往同其它有限制作用的条件一起)在固定状态下能保证维持这一或那一生物的个体数目的食物的多少。他接着证明,这样的变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因为原来的状态不可能完全经受住或不可能经受住同变种的竞争。他断言,这样的竞争可以在各种相近的物种之间进行。他没有看到这种变异的界限。最后,他断言,可以出现几个变种,其中有些变种可以成为性状分歧的开端。
  至于说到家养动物,那么华莱士认为,它们所出现的一切变异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因为动物的食物是由人提供的。如果家养动物野化了,它就会绝灭。“跑得快但耐力差的赛马和能拉重物但行动笨拙的马就是在野生条件下也同样是毫无用处的。如把这样的马放到判帕斯草原而不予照顾的话,那么它们很快就会绝灭,或者在有利的情况下,如果不再发挥使用它们特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就会失去,经过几代以后,它们就会返回到通常的类型上去,即这种动物的各种不同能力在更好地获取食物方面是处于彼此完全势均力敌的状态。”我强调指出的这一论点,正象从《物种起源》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达尔文是绝对不同意的,特别是在这种类型里。例如,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野化动物在自由状态中不是绝灭了,而是增多了。华莱士得出结论说:“可见,从对家养动物的变种观察中,绝不能得出任何有关在野生状态下的动物变种的结论”。
  这样一来,华莱士就不怀疑,家养动物的各个亚种正是由于那种选择过程的结果,但这一选择是由人来进行的,而不是由于生存斗争所产生的,因此他就使选择原则本身也失去了说服力和鲜明性,这种说服力和鲜明性是他在实际研究家养动物中所得到的。
  不管怎样,要是达尔文在华莱士发表他的论文后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话,那就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即达尔文抄袭了华莱士通过选择和生存斗争而进化的思想。显然,为了避免这一点,需要在发表华莱士的论文的同时发表达尔文已经有了的东西,以便证明他在理论形成方面的独立性和优先权。在这方面,赖尔大概是在同虎克商议后写信告诉达尔文的。
  这件事损害了达尔文的健康。更何况这件事正和他的家庭不幸一起发生:他的儿女患了白喉症和猩红热,其中有一个因患猩红热死了。他要不要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呢?仅仅为了保持他从前坚决拒绝的优先权,现在就把理论的概要出版,这是否诚实呢!他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给赖尔的一封信里清楚地描绘了他的心境。下面就是这封信。
  在华莱士的那篇草稿里没有任何内容在我誊清的《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是没有的,十二年多以前,虎克曾看过它。约在一年以前,我给爱沙·葛雷写了一个草稿,我有一份草稿的副本(由于我们通信讨论几个问题),因此,我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并且证明,我没有抄袭华莱士任何东西。现在我很想把我的一般观点的概要用十几页(或大约这么多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但我不能够使自己相信,我能诚心诚意地这样做。华莱士丝毫没有谈到发表这件事,而我把他的信附去。但是,因为我不想发表任何概要,只是由于华莱士把他的理论的概要寄给了我,我才这样做,这是否诚实呢?我宁愿把自己的那本书全部烧掉,也不愿使他或别人认为,我的行为是卑鄙的。您不认为,他把这个概要寄给我是捆住了我的手脚吗?……如果我能以诚实的态度发表我的概要,我就要补充说,我现在之所以发表这个概要(如果可以说,我是遵循您给我的劝告的,那我就很高兴了),是因为华莱士把他的一般结论的概要寄给了我。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于,我的观点是在对家养动物进行人工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我要把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的副本寄给华莱士,以便向他说明,我没有剽窃他的理论。可是我不晓得,如果我现在发表什么东西,这是不是胆怯或卑鄙的行为。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我接不到您的回信,我当然会依照这种想法去做。
  我麻烦您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您不能想象,我会多么感激您的意见啊。
  顺便指出,要是您不赞成把这封信和您给虎克的回信还给我,使我再来利用的话,那么这样做会使我得到我的两个最好的和最热心的朋友的意见的。这封信写得非常不好,因为我写它是为了忘却这件事,哪怕一时也好;我已完全疲于思考了……请宽恕我,我善良的,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封倾诉衷肠的苦信,是由许多难言的苦衷所引起的。
  您的最诚挚的
  查·达尔文
  又及:我以后绝不再为这一事件打扰您和虎克了”。
  看来,达尔文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再写新的概要,而只是向林纳学会提出(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能证明自己优先权那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概要。这就是,第一,《一八四四年概要》中的“自然选择”这一章,第二,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这封信对表明达尔文的观点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七年依然未变这一事实是必要的。在这封信中,达尔文用六点阐述了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他在六条提纲中,阐明了在华莱士论文中也有的所谓“性状的分歧”原则。正如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的那样,他来到唐恩许多年以后,即在一八四二年以后,才忽然发现了这个原则。正如他在这里指出的那样,来自共同祖先的所有生物,随着自己的特征起了变化,其“倾向”也就逐渐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而提出来的这一原则的基础,在于自然界中兴旺发达的生物的变异后代,在自然经济中竭力占据尽可能多的地方。这个说明现代分类法的原则,在他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他还记得途中坐在轿式马车上最初揭示出这个原则的谜底的那个地方……
  所有三个文件(达尔文从《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摘录的关于自然选择的笔记片断,上面提到的达尔文给爱沙·葛雷的信和华莱士的《论变种的倾向》,出乎达尔文的朋友们的意料之外,比他们所估计的可以提交林纳学会的时间要早得多: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召开了协会会员全会紧急会议,选举协会副主席,以接替逝世的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六月二十九日,达尔文派人把全部材料送给虎克,第二天,赖尔和虎克把材料连同他们的一封信一起交给了书记宾尼。
  这封信最确切、是接近实情地讲述了华莱士事件的整个经过。让我们引证信中几段最重要的文字吧。“这两位先生(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互相独立和彼此不知道(著作)的情况下,创立了同样一个非常巧妙的学说,它可以解释我们大陆上的变种和物种的出现与保存,他俩都有权被人认为是在这个重要的方面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但是,因为他俩没有一个人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在许多年内不止一次地促使达尔文先生这样做,因为两个作者现在都把他们的作品交给我们全权处理(赖尔也有权就华莱士的作品说,华莱士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处理,因为华莱士在附给达尔文的信中问过达尔文,他(达尔文)是否认为只要他(华莱士)的想法重要而把论文转交给赖尔),那么我们认为,要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摘要提交林纳学会的话,我们就算为了科学的利益效了最大的劳”。
  按着按年代顺序一一列举了所提出的论文。最后在谈到华莱士的论文时,几个发起人作出结论说:“一八五八年二月在特尔纳特岛写的这个概要,也是专供他的朋友和通信人达尔文先生用的,这个概要他也曾寄给达尔文,并明确表示希望,如果达尔文先生认为它是崭新的和有意义的话,那就请把它转交给查理·赖尔爵士。达尔文先生高度评价这个概要中发挥了的观点的内容,以致他在给查理·赖尔爵士的信中,建议征得华莱士先生的同意,尽快出版这一概要。我们完全赞成这一步骤,但是有一个条件,正如达尔文先生所决意要做的那样(为了有利于华莱士先生),就是要达尔文先生不阻挠发表他就同样题目写的回忆录,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曾在一八四四年读过这个回忆录,其内容我们两人多年来都早已熟知。当我们把这一点告诉达尔文先生时,他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决定处理他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东西,并且在决定把它们提交林纳学会后,由我们再向达尔文先生说明,我们不仅遵循他建立他的朋友的相对优先权的愿望,而且遵循科学的共同利益,因为我们认为最合乎愿望的是,要使建筑在从事实得出的广泛结论的基础上的观点,经过多年深思熟虑而验证的观点,能马上成为其他研究者的出发点,而且要使学术界在等待达尔文先生的全部著作问世以前,使达尔文的著作及其天才的通信人的著作当中一些带指导性的成果,能成为公众的财富”。
  当然,达尔文没有出席七月一日召开的林纳学会会议。他被华莱士这一事件以及家庭中的烦恼弄得心绪不佳。更何况他的身体又很不好。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是由学会书记按照惯例宣读的。出席会议的只有赖尔和虎克,他们强调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重大意义。虎克回忆道:“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这个题目过于新奇,对于旧学派是个不祥之兆,使得‘旧学派’的人在没有武装以前不敢挑战。”虎克继续写道,“会后很多人私下议论:在这次论战中作为达尔文的代理人的赖尔,他表示赞同,还有我表示赞同(虽然程度不大),可能使学会会员们感到了敬畏,不然的话他们会猛烈地攻击这种学说的。除此而外,我们对于作者和他们的论题都很接近,这也使我们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多么有趣的细节啊!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列有学会会员之一,大植物学家边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本来要根据旧观点证明,在分析不列颠的植物区系时,他具有一系列的观察,这些观察能证实物种的永恒性,并表明,偏离常规的和由于培植或者通过其他某些途径形成的生物自然地返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但是,边沁听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报告后,他对新的观点感到如此吃惊,以致他立即撤消了自己的报告,决定重新审查他表示怀疑的那些观点。
  虎克在他的回忆里提到的那个博物学家的“旧学派”是什么意思呢?索博利在他关于英美在这个时期内的情况饶有兴趣的论文①中说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绝大多数普通的大学‘骨干’生物学家和其他专业的博物学家,直到达尔文的书发表以前,他们的思想趋向是什么。当时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纳和居维叶所确立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科学同宗教毫无矛盾。相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相当多的人员之中(我们主要指的是英国,当时那里的很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都具有‘圣’的称号),官方的科学和教会都相互支持,好象是溶为一体似的”。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在朋友告诉他学会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时,他感到十分高兴。对达尔文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即赖尔和虎克),向舆论界介绍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来批判拉马克本人并反对拉马克进化学说而闻名四方的赖尔发言表明,达尔文的思想和观点是拉马克无与伦比的。  

  达尔文极为满意地读完了这篇文章,然后写信给赫胥黎说:“亲爱的赫胥黎!昨天晚上,当我看完前天的《泰晤士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了一篇关于我那本书的卓越论文和评论。作者能是谁呢?我对此十分关心。文中对我的赞扬使我十分赞动,不过我还没有自负到认为我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程度。作者是一位在文学上很有修养的人,对英语也很精通。他非常仔细地读了我的那本书;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看来他也是一位严肃的博物学家。他知道我那本关于蔓足目的书,并且给予了过高的评价。最后,他的文笔和思想都是非常有力而清晰的,更难得的是,在他的文章中洋溢着最使人感到愉快的才智。其中有些地方使我们从内心里感到好笑……作者能是谁呢?我敢十分肯定地讲,在英国只有一个人能写这篇文章,这个人就是您。不过我又揣想我弄错了,也许还有某个大天才没有被发现哩。您怎么能够说服‘奥林普山的丘比德’(即《泰晤士报》),使他拿出三栏半的版面来刊载纯科学性的文章呢?那些老古董们会以为世界被翻转过来了……他(评论的作者)摆脱了普通的宗教偏见,并把这样的观点介绍到《泰晤士报》上去,我认为能作到这些是了不起的,这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即使是完全离开简单的物种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您认识这位作者,请千万告诉我他是谁。”
  这篇评论是这样产生的:《泰晤士报》的记者鲁克斯收到一本《物种起源》,请他加以评论。鲁克斯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但是,据赫胥黎说,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却象婴儿一样的纯朴无知,因此他很为难。有人建议他去找赫胥黎帮忙,于是他们商定,由赫胥黎写一篇书评,而鲁克斯则加几句开场白。结果这样做了,双方都很满意。毫无疑问,书评刊登在信中称之为“奥林普山的丘比德”的报纸上,这对于提高这本书的声望起了巨大的作用。
  不过这篇充满好意的书评只是一个侥幸的例外。而当时出现的对这本书充满敌意的文章则是大量的。
  对于那些直截了当的恶毒攻击和侮辱性的表示,达尔文能够泰然处之,宽大为怀。但是一些评论者和批评者随心所欲地歪曲达尔文的思想和学说(如赫胥黎所时常预言的那样),这却使他大为恼火。很少有一种学说能比得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过去和现在所受到的那样的歪曲。
  批评者们对达尔文的著作抱着这样一种“卑鄙态度”,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达尔文要说的话,他们对达尔文的思想进行种种歪曲,这一切使达尔文越来越苦恼。他于一八六○年六月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担心所有这种反复不断的攻击会使那些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的人”从此止步,其中许多人也可能向后转。这个期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忧郁地表示怀疑,他能否把自己的思想解释清楚,因为他这本书的评论者们根本不懂得他的论断过程。他说:“我开始认为我自己是完全错了,我成了一个最愚蠢的人,但是我还不能使自己相信,难道赖尔、您、赫胥黎、卡本德、爱沙·葛雷和华生等人也都是蠢才吗……不管怎样,时间会说明一切,而且只有时间”。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至于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的进展,我清楚地看到它是极端缓慢的,差不多同物种变化一样的慢。那些暴风雨般的敌对意见正使我变得衰弱起来,我未必还能再有所作为了”。
  就在达尔文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赫胥黎又给了他以意想不到的帮助,达尔文开玩笑地称赫胥黎是“我的总代理人”。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达尔文的新创作,物种起点。  赫胥黎没有白白地磨利自己的“爪和牙”。
  一八六○年六月“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召开会议。大家都在谈论《物种起源》。六月二十一日牛津的道宾尼博士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植物性别的终极原因兼论达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主席请赫胥黎发表意见,但赫胥黎拒绝了,理由是“大部分听众过于感情用事,这会影响他们进行有理智的判断,所以不可能在他们面前展开科学讨论。”奥温表示愿意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考察这个问题。他相信有些事实能够使公众断定达尔文的学说正确到什么程度。他认为,大腥腥的脑结构就属于这类事实。他认为,大腥腥的脑同人脑的差异当然比大腥腥的脑同最低等的猕猴的脑的差异要大。
  曾经研究过类人猿的脑结构并得出了完全不同结论的赫胥黎,对此发表了如下的意见:“我要直接而明确地反驳奥温先生的这种论断。我的行动方式虽然不同寻常,但看来是必要的。我将在别的某个场合来证实这一点”。后来赫胥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赫胥黎认为,当在场的广大公众对科学问题都是些门外汉时,这种场合就不是进行科学争论的场所。因此,无论是他还是虎克,当他们听说在“英国科学协会”的会议上英国的芝威柏特将作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以及牛津的主教韦勃甫司准备“摧毁”达尔文的无神论学说时,他们都不打算出席这次会议,但是赫胥黎偶然遇到了《创造的痕迹》一书的作者詹博思,他请求赫胥黎一定要去参加会议,“不要抛弃我们”,虽然这个“我们”有点取悦于赫胥黎,但赫胥黎却答应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虎克。
  韦勃甫司是牛津的主教,数学家,他对自然史了解甚少,但是,正如达尔文的朋友们所听到的那样,他却被奥温“塞满”了许多反对达尔文的东西。作为宗教界的发言人,他还是很有威望的。因此,当他准备“消灭”达尔文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来参加会议,其中有许多宗教界的人士和女士。
  共有七千多人。
  这里我不来详细描述这次著名的会议,我请求读者去看一下前面指出的我的那本书。韦勃甫司的演说很吸引人,演说中充满了对达尔文的冷嘲热讽,博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他预见到赫胥黎将要起来反驳他,因此他在结束演说时向赫胥黎提出了一个问题:赫胥黎教授是否认为他是通过他的祖父或者通过他的祖母而来自猿猴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赫胥黎接受了挑战,他很镇静地指出了这位主教在发言中所犯的许多自然史方面的重大错误,然后对这位主教最后提出的一个讽刺性的问题作了如下的驳斥:“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一个猿猴而感到羞耻,使我感到非常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个人,他浮躁而又饶舌,他不满足于他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所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而要插手于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结果只能是以自己的夸夸其谈而把这些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并且用一些娓娓动听的但却离题很远的议论,以及巧妙地利用宗教上的偏见而使听众的注意力离开争论中的真正焦点……”
  赫胥黎的这篇发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会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英国人应该承认,这位主教由于对赫胥黎的祖母说了那种出自“非绅士之口的”无礼语言而使自己受到应的谴责。
  在赫胥黎之后虎克接着发言,他根据自己所知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主教对植物学的无知,主教没有提出反驳,会议就结束了。
  牛津辩论会的结果大大地振作了达尔文的精神。主教受到的教训使那些外行的人们不敢再发表肤浅的言论和进行冷嘲热讽了。毫无疑问,这个教训在伦敦的舆论界对于捍卫新的学说起了转折性的作用。辩论会的一个参加者后来告诉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说,就在那天晚上,在好客的牛津植物学教授道宾尼的房间里,挤满了很多人,他们的话题几乎完全集中在《物种起源》的论战上,英国宗教界那些穿“黑礼服系白领带”的人们和赞同《物种起源》的人们,都对韦勃甫司的发言感得愤慨,而对论战的胜利者则表示祝贺。
  达尔文写信给进行激烈论战的英雄赫胥黎说:“牛津的辩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有几位第一流的人物不怕讲出自己的意见。”他在给赫胥黎的另一封信中写道:“虎克写信告诉我说,您同奥温那一仗打得很漂亮(虽然详细情节我不知道),还谈到您对那位牛津主教的回答太好了。我常常想,我的朋友们(首先是您)一定怨恨我,因为我惹起了这样多的是非,给他们增添了这样多的令人讨厌的麻烦。如果我处于我的朋友的地位上的话,那我是会怨恨我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用英文把这个意思很好地表达出来)。但是应当记住,如果我不引起这场是非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人不久也一定会这样做的。我对您的勇气表示敬佩,我宁愿死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问题。”
  但是达尔文主义的敌人并没有投降。《每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达尔文的朋友们认为这篇文章是韦勃甫司和奥温写的,其目的是要离间赖尔和达尔文,因为赖尔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对新学说的浓厚兴趣是人所共知的。文章中说:“达尔文先生离开了一个博物学家进行工作的宽广大道而走入了虚幻假设的丛林,这是一大罪恶。达尔文先生认为他可以把赖尔看作他的信徒之一,我们相信他这样认为是打错了算盘。我们当然知道,达尔文先生可以对他那位地质学上的兄弟施以强烈的诱惑……但是没有一个人比赖尔更明确地、更合理地否认了物质可变的说法(文章的作者这样写,暗示的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在那里赖尔对拉马克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这种否认并不是发生在其科学生活的幼年时期,而是发生在其科学生活的精力充沛时期和成熟时期。”接着这位主教希望依靠赖尔的帮助来“彻底消灭这种浅薄而又抽象的理论,正如彻底消灭它的孪生兄弟……《创造的痕迹》一样”。
  赖尔的立场尚未确定。他对《物种起源》深表赞同,他很有兴趣地、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但他还不能坚决地“转向”新的信仰。他继续和达尔文进行着频繁的书信来往,经常向达尔文提出一些新的次要的异议,达尔文则逐一给予答复。达尔文知道,赖尔正在准备写一部巨著《人类的古远性》,因此他期望赖尔在这本书中将坚决地站到他这一边来。但有时候他也流露出自己的顾虑。因为赖尔年事已高,赖尔以前曾抱有反进化论的观点,赖尔在“社会上颇有地位”——所有这一切本来是会把赖尔拉向另一边的。然而赖尔却巧妙地处理了“与华莱士的冲突事件”,坚决主张公布“巨著”的摘要。这部巨著的成绩表明,赖尔是对的。因此达尔文在遇到小小的困难时,继续向这位聪明的朋友请教。
  有一篇对达尔文这本书的评论使他颇为激动,他曾准备在《物种起源》的新版(穆瑞已经主张出第三版了)中对这些攻击予以回击。赖尔建议达尔文将原文再稍微扩大一些,在某些地方加进对各种异议的答复,但不提到持这些异议的人的名字。他还建议达尔文不要亲自出面干预论战。达尔文采纲了这一建议,因为他的朋友们都在积极地继续“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战斗”,特别是赫胥黎,达尔文在一封信中说赫胥黎“在传播魔鬼的福音方面是他的殷勤周到的代理人”。
  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赖尔的《人类的古远性》一书,既没有使达尔文本人满意,也没有使达尔文的论敌满意。赖尔所说的最有利于达尔文理论的一句话,达尔文认为,可以说成这样:“如果物种借助变异和自然选择而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无论何时都被证明是极其可能的话……”。人们从这样一句话中当然不可能了解赖尔本人的看法究竟是什么。除了一些似乎足以说明物种变化的事实以外,在关于大脑和智力那一章中,他甚至还暗示在动物智力的最高形式同人类智力的最低形式之间还有着鸿沟。
  达尔文以懊丧的心情写信给虎克说:“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意思的是,赖尔认为,他以昔日殉道者的勇气采取了行动。”
  在美国,反对达尔文这本书的主要是有影响的博物学家亚格西,还有几个教授也附和他的看法。坚决捍卫达尔文的是爱沙·葛雷,他收到了达尔文的这本书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达尔文曾写信问爱沙·葛雷:“您最喜欢的是书中的哪一部分?”爱沙·葛雷对此写信回答说:“我认为最好的部分是这本书的整体,即这本书的结构和写作方法,大量的事实和巧妙的推论。”爱沙·葛雷曾打算出一本与众不同的“美国”版的《物种起源》,这一点他很快就实现了。他在美国的《希利曼杂志》上写了一篇评论这本书的文章,对这本书备加赞扬。达尔文认为这篇评论写得非常好。它把亚格西和达尔文两人的物种起源理论作了对比。爱沙·葛雷证明:前者是多么粗浅,后者是多么令人信服;前者是多么神秘,而后者又是多么自然。
  可是亚格西并未就此罢休,于是新理论就成了一些学术会议上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亚格西、波文教授和其他一些人在会上纷纷发言反对爱沙·葛雷。但是爱沙·葛雷对反对者的论点进行了详细的批驳。这个发言后来刊登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它的校样寄给了达尔文。
  达尔文写信给爱沙·葛雷说:“您比其他任何人都内行。我认为,您对我这本书十分清楚,如同我自己对它的认识一样;您在讨论问题时提供了许多新的例证和论据,因此使我惊奇,甚至几乎使我嫉妒……您所使用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慎重的选择,都击中了要害,其效力象是一颗三十二磅重的炮弹……我的结论是,您不应当是一位植物学家,而应当作一个律师。”
  但是论战并未就此停止。奥温和亚格西继续在报刊上攻击这一理论。看来,他们的论据并不是特别有力的。例如,亚格西坚持说地质证据是完善的,他否认变异。他采取了诡辩的态度。他以讽刺的口气问道:“如果物种不存在,它们如何能够发生变异?”好象达尔文怀疑过物种存在的暂时性似的。他甚至达到了曾经否认拉丁文、希腊文和梵文是来自一个共同的起源的地步。他认为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达尔文通过对各个特性差异的积累把新的变种的起源和新的方言的逐步形成作了比较。
  爱沙·葛雷继续须强地进行斗争。他证明说,对《物种起源》进行了神学方面的攻击是出于误会,因为达尔文的理论似乎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一样,也很少涉及较深刻的宗教观念(我们曾经指出过,爱沙·葛雷本人的宗教观念是很深的。)他就这一题目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登在《大西洋日刊》上,总标题是:《自然选择与自然神学并非水火不相容》。
  达尔文再次向爱沙·葛雷表达了自己的钦佩心情。不过他的赞扬听起来有点语意双关:“您举的许多比喻无比的好。在前一封信中,我曾说您是一个律师,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现在我要您确信您是一个诗人。不,我向丘比德发誓,我要告诉您,您是由律师、诗人、博物学家和神学家杂交而生的一个混合种!您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奇人吗?”
  用“神学家”来讽刺爱沙·葛雷,是因为他竟然巧妙地把神学的东西塞进了达尔文的理论。达尔文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给爱沙·葛雷的信中指出,他认为爱沙·葛雷滑得太远了,竟认为“变异是沿着某些有利的方向进行的”。达尔文本人反对这种看法。“我不能把每一个别的事物都看成是‘设计’的产物”。难道爱沙·葛雷真认为“扇尾鸽的尾在羽毛的数目上和生长方向上发生变异(意思是,上帝引起的变异),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爱好吗?”
  达尔文在过后不久所写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分歧。他认为“神关心人的愚蠢的业余爱好”的想法是古怪的。一八六一年六月五日,他写信给爱沙·葛雷说:“我的意见同您的意见更加不同了。据我看,这并不是被设计的变异使得我所崇拜的神即‘自然选择’成为多余的东西,相反,是我最近研究了家养下的变异之后,我看到大量未被设计的变异正准备着进行自然选择,以便使每种生物都能适应环境。”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如果我看到了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劝我们与人为善,同时我相信别人也看到了他,因而证明我并没有发疯,那么我就会相信‘设计’的说法。如果我能够确信,生命和精神以一种未知的形式表现了另一种‘不可权衡的力量’的功能,那么我就会相信设计的说法。如果人是铜或铁造成的,而且同曾经存在过的其它有机体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或者可以相信设计的说法……”,等等。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给爱沙·葛雷的信中,达尔文把爱沙·葛雷所谓的“内在意识”叫做“一个不准确的指导者”。他写道:“我不能够同意,说男人的痕迹乳房也是经过设计的。”
  达尔文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因此后来他在一八六○年开始写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末尾反对自己的老战友,并声明他不同意爱沙·葛雷的看法,即每一种变异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并且是沿着一定的路线进行的,“就象人们为灌溉而沿着一定的方向排出的水流一样。”
  正是这种诚实态度使他在这本书中又提到了他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虽然当时他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一八六○年一月,他写信给剑桥的一位老朋友詹宁斯牧师说:“关于人类,我很不愿意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但我认为完全隐瞒我的意见是不诚实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人类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奇迹而出现的,但我自己既没有看出它的必要性,也没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同时赫胥黎竭力想实现自己的打算,即驳斥奥温关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思想。早在一八五七年,奥温就提出了一种哺乳动物新的分类法,在这一分类法中,他把人跟所有其它的哺乳动物加以对比,把人区分出来,列入特殊的一个“哺乳类”的亚纲中。在这一点上,奥温依据的是人脑结构的几个特点(他认为只有人才具有这些特点),即依据下面三个存在:一、大脑半球中从上面盖住小脑的“第三部分”;二、侧脑室后角;三、所谓的小海马,即每一个脑半球的后叶室里的脑壁特别内陷。
  赫胥黎对奥温提出了异议,他证明上述这些脑的特点不仅人有,而且类人猿也有。辩论持续了两年左右,直到一八六七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才结束。会上弗洛乌耶尔教授展示出解剖标本,证明高等无尾猿同人一样,也有人脑的那些特征。奥温的分类法实在荒唐,他把哺乳动物分为三个亚纲:哺乳类亚纲,他把人算作这一类;大量的其他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都属于这一类;对鸭嘴兽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因此达尔文以讽刺的口吻指出:“我不能同意人区别于黑猩猩就象鸭嘴兽区别于马这种看法。那样的话,关于黑猩猩又会怎么说呢?”
  一八六○年一月三日出版的《物种起源》第二版(印数三千册)也很快就销售一空。达尔文在爱沙·葛雷的帮助下开始准备另出一个“美国版(印数二千五百册)。他打算为美国版写一个历史性的序言,并想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那些先辈进化论者。促使达尔文这样作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即现在,当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进化论和选择原理时,突然却出现了许多人,他们都妄想以首先发现这种理论和原理而自居。一八六○年四月,马太在一家园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简讯,说他早在一八三一年就已经发表了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达尔文先生想证明的一切。人们还向达尔文提出,法国植物学家诺丹在一八五二年时曾发表了一部书名为《关于物种的起源》的著作,其中也提出了选择的原理,人们曾运用这一原理来培植栽培作物的种子。最后,赖尔告诉达尔文说,德国人夏福浩森于一八五三年发表在德国一个省的协会杂志上的《关于物种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一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发展了地球上的物种是由过去存在的物种变来的这一思想,还提到了中间类型的绝灭问题。所有这些作者达尔文决定在自己的序言中都要提到。例如,达尔文在提到马太的《论造船业和育树》这部著作时说,它是一部“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意义”的著作。达尔文接着说:“不幸,马太先生对于这一观点的叙述非常简略,只是以片断的意见发表在阐述完全是另一个问题的一个著作的补遗中,因此没有为人们所注意。”当然,由于达尔文是一位规规矩矩的人,因此他才想在先驱者的名单中提到这些竞争者。但由于同他指出的那些人中一些人“在观点上的小小分歧”极端重要,所以显然不可能认真对待他们的主张。
  总之,《物种起源》的出版是自然科学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因为它成了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改造世界观的开端。和其他任何改造一样,世界观的改造不能不经过残酷的斗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应该把一个基本的主要的战士——《物种起源》一书本身放在首位,这本书紧接着一版再版,并很快被翻译成几种最主要的文字。这本书的性质,它的格调和结构以及作者非常诚恳的态度(预先提出理论中的一切难点,并尽可能客观地加以分析)——这一切都极大地帮助了这一斗争,使之取得胜利。这本书首先为自己争取了朋友,造就了象虎克、爱沙·葛雷、而特别是赫胥黎这样一些理论信徒,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很快开展起来,并把广大的博物学者卷了进去。

  有关遗传的几章(十二——十四章)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达尔文一开始就着重强调说,重新出现的性状通常都要遗传。他说:“当一种新的性状产生出来的时候,不管它的天性怎样,一般都具有遗传性,尽管这种遗传性是暂时的,然而有时却表现得极为顽强。还有比以下的情形更加不可思议的吗?即原来不是某一物种所具有的某种微小特点,先通过连肉眼都不能看到的微小的雄性细胞或雌性细胞传递下去,然后经过在子宫或卵巢中所进行的长久发育过程的不断变化,终于这一特点在后代成熟时出现,或者甚至象在患某些疾病时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在后代的老年期出现。再者,由一头产乳量高的母牛的微小的卵生出一头公牛,这头公牛的一个细胞与一个卵结合之后,又产生出一头母牛,当这头母牛长大时,就会有很发达的乳腺,产生大量的、甚至具有特殊品质的牛乳,那么还有比这一十分确实的事实更加不可思议的吗?但是,正如何兰得爵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真正值得惊奇的问题,并不在于一种性状会遗传下来,而在于某些性状有时并不遗传下来”。
  在培育出某种有益的家畜品种的时候,实践家们早就采用组成了系谱运动物方法:甚至半开化的阿拉伯人各部族保持他们的阿拉伯马的系谱。他们对跑马,猎犬甚至猪的各种优良品种也早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实践表明,亲体的一切优良品质通常都会遗传给后代,否则组成这种系谱也就没有意义了。当时许多观察出来的情形向达尔文表明,由于给动物作某种手术而发生的变异(他在这里援引了布朗一塞卡尔的试验),或是损害(普罗斯佩尔·柳克的试验)也都能遗传给后代。
  达尔文在有关遗传的几章里收集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但使他震惊的是,尽管事实五花八门,可是没有一些固定的规则说明在何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性状能遗传或不能遗传。但不应认为,按达尔文来看,遗传力是纯粹偶然地发生作用。他认为,当我们还不能查明遗传或不遗传的原因时,这只能显出我们的无知。据他看来,性状遗传的久远性本身并不能保证性状的稳定性。只有在生活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性头才有可能顽强地遗传下去。他说:“我们知道,许多物种在它们的自然条件下生活时,把同一性状保持了无限的岁月,而当它们被家养之后,便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生变异了——这就是说,停止遗传它们的原始形态了,所以,没有任何性状看来是绝对固定的。有时我们可以用生活条件反对某些性状的发展来解释遗传的停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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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变异》第372页。

达尔文一遍又一地翻阅着华莱士的信,心乱如麻。到底该怎样来处理这一封信和论文呢?到底要不要断然放弃自己在这一理论领域内的优先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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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斯·尔·索博利。1858年7月1日——1859年11月24日。《普通生物杂志》1940年第1期第75——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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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对所谓的返祖现象或返祖性给予了很大的注意,所谓返祖现象,就是祖先所具有的性状在许多后代的身上都不表现出来,但却在相隔很远的某一后代的身上重新出现,因此,这种性状是以隐蔽形式而遗传下来的。所以,达尔文认为,决定遗传的力量和促使发育的力量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当遗传的性状只遗传给最先表现出这种性状的那个性时(尽管这一性状是通过另一性遗传的),达尔文也注意到了只限于一性遗传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某些品种的牲畜所具的的只有公牛才有的无角性状通过有角的母牛遗传下去。他还强调指出说,在一定的年龄中所呈现出的性状在下一代也象亲体那样在一定的年龄上(有时稍晚些)又有表现出来的倾向。
  有研究杂交(第十五——十八章)过程中,特别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植物通常不能自花授粉,实质上这里也没有一定的法则,相反,却有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有些植物当进行自花受精时,产生充分数量的种子,但其实生苗比较矮小一些——有些植物当进行自花授粉时,产生很少的种子——有些植物不产生种子,不过其子房多少还是有所发育的——最后,有些植物自己的花粉和柱头彼此就象毒药般地相互发生作用。”
  达尔文通过研究各种大量事实得出结论,血缘关系远的生物杂交一般是有益处的,而血缘关系近的生物交配一般是有害的(虽然有许多例外情况)。
  我现在不来详细研究达尔文在这里所作出的关于人工选择(第二十——二十一章)即有意识或无意识选择的结论。这些结论当然基本上都是《物种起源》中的那些结论。但我在这里要从关于选择的结束语中援引一个出色的比喻。达尔文用这种比喻来阐明变异和选择对于物种起源所起的作用。
  “我在整个这一章中以及在别处把选择说成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但是它的作用无疑是取决于那种由于我们无知而被称为自发的或偶然的变异。假定有一位建筑师被迫用从悬崖落下来的而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来建筑一座大厦。各个碎石块的形状可能是偶然的,然而各个碎石块的形状是由重力、岩石性质以及悬崖倾斜度所决定的,——即决定于自然法则所有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况,尽管在这些法则和建筑者使用各个碎石块的目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按照同样的方式,每一种生物的变异是由固定的和不变的法则所决定的;但是这些法则同通过选择力量而缓慢造成的生物构造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论这是自然选择或者是人工选择。
  如果我们的建筑师把凸凹不平的楔形碎石块用来建拱门,把较长的石块用来做门楣等等,因而成功地盖起一座高楼大厦,那么我们将会对于他的技巧加以称赞,这种称赞甚至比他为了同一目的而使用雕琢好了的石块时还要高。关于选择,不论是人工的或自然的,也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变异性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某种高度复杂的和有非常适应力的有机体时,变异性同选择比较起来,前者的重要性便下降到完全从属的地位,这同下述的情形是一样的,即我们想象的建筑师所使用的各个碎石块的形状同建筑师的技巧比较起来,前者就不十分重要了。”
  在分析外部条件对生物变异(第十三章)的影响时,达尔文又证明说,这种影响同选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和无足轻重的,但同时他也没有否认这种影响对生物所起的一定作用。
  因此,关于家畜和栽培植物的书籍,对于达尔文来说,实际上已不算什么新鲜玩艺了。这不过上他完成了原计划,即尽可能全面地和不偏不倚地分析与他的理论有关的这一领域中的各种事实。《物种起源》中举出个别例子来说明的东西,在这里应是研究和分析了全部事实后的结果。
  但这里也有《物种起源》中所没有的某种新的东西,对此当时达尔文特别重视。这就是试图使遗传机制变得更加明显,他想找到一种能把许多他已查明的遗传事实综合起来的解释。这些遗传事实就是:返祖性或返祖现象,即远祖具有的性状的骤然出现的现象;把由于长期使用的结果而获得的性状遗传给后代的现象;通过嫁接而得出植物的杂种现象和在种子繁殖与芽繁殖时所得到的完全同样的有机体的现象;最后是产生出完全(各方面)同样的成年型态植物(尽管它们的发育各不相同,有的复杂,有的简单)的现象。
  达尔文想在他的著作倒数第二章中所发挥的《关于泛生论的暂定假说》中寻求这种解释。泛生论认为物体(不仅是已发育成的机体,而且也包括正在发育中的机体)的任何一部分都能分离出特别的,能独立进行生殖的遗传粒子和能独立得到营养的遗传粒子——芽球,这些芽球聚集在性的产物中,但却能分散在生物的全身(这应用来解释用芽或压枝来进行的无性生殖的现象),每一芽球都能在下一代身上把已成为芽球起源的那一部分恢复起来。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假说阐明了达尔文深信不疑的后来获得的性状的遗传性。他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假定一种同质的胶状原生动物发生了变异并且呈现淡红色的话,那么,由这种原生动物分离出的微粒,当它长大时自然会保持同样的颜色;于是这就使我们联想到遗传的最简单型式。同一观点完全可以引伸到构成一种高等动物的整个身体的各式各样的许多个体;分离的微粒就是我们的芽球”。
  在下一代发育中重要的是,芽球在一定顺序性中与细胞发生了关系。达尔文写道:“严格地说,不是婴儿长成为大人,而是婴儿身上含有胚胎,这种胚胎缓慢地、循序渐进地发育起来而长成了大人。在婴儿身上以及在大人身上都是各个部分分别产生相应的部分……任何一个动物和植物都可以比拟为一畦到处是种子的苗床,其中有些种子很快发芽了,有些种子过一些时候才发芽,还有些种子死去了,一个生物就是一个小宇宙,由一群自我繁殖的有机体形成,它们是难以想象地那样微小,并且多得象天上的星星一样”。
  达尔文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假说中的疑点。不清楚的地方是:一、在发育哪一个阶段每个组织单位能分离出芽球来;二,它们是怎样在生殖器官内结合起来的;三,为何植物和珊瑚发芽的地方是固定的;四,芽球在体组织消耗中是否也要消耗;五,芽球是否总是游离的,或它们能结合成更为复杂的芽球;六,整个细胞及其各部分是否起源于这些复杂的芽球。尽管如此,尽管他的许多朋友都冷淡地对待他的假说,但他本人仍然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一假说,并认为这是他书中最有价值的,按照自己的说法,“虽然是被人鄙视的,但仍不失为逗人喜爱的宠儿”。在这本书还未出版前,他就把原稿给赫胥黎寄去了,因为他一向很重视赫胥黎的意见。他于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给赫胥黎写信说:“我必须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我竟敢把我的假说暴露在您的批评之下,让您作出最公正的裁决”。
  但赫胥黎并未作出对假说有利的“最公正的裁决”。赫胥黎指出说,这种假说布丰从前就曾说过,而且部分地也为邦纳阐述过,并劝告他不要发表它。可是达尔文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我已读了布丰的书,可笑的是,整整有好几页同我所写的一模一样。然而布丰的观点同我的观点有一个基本的差别。他不认为每一个细胞或组织的原子都会出生一个小芽;相反,他认为液汁或血液都是由已经形成了的‘有机分子’组成,这些有机分子能够滋养任何一个器官,而如果这些有机分子已完全发育成熟的话,就能够聚集起来而形成芽和性器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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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威兼·奥格尔在哈达尔文的信中公正地指出说,与“泛生论”相似的还有希波革拉第发表过的见解。很可能布丰由于通古希腊罗马文学,所以在这里他仿效了希波革拉第的说法。

是的,华莱士在信中并没有要求达尔文帮助他表发这篇论,他只是请达尔文对论文提出意见,如果认为论文有价值的话,请达尔文转给莱伊尔一阅。

  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林纳学会会议的全部记录,赖尔和虎克给学会的信,以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整个报告,在八月份的学会杂志上发表了。
  达尔文感到不安的是,整个事件的发起者华莱士,将怎样对待林纳学会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英国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莱士那里去是很慢的,当然华莱士就不可能干预此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虎克前来帮助达尔文。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华莱士写了一封非常客气而明确的信,说明他们怎样安排,为什么这样安排把达尔文的片断和信同华莱干的论文一起提交林纳学会。达尔文在虎克的信上还附上了自己的几句话,并把信寄给华莱士。使他感到高兴的是,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自然选择学说“象一剂泻药一样对虎克的不可变化的肠子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虎克在他的影响下,坚定地抛弃了“不可变性”和物种不变的信念,而转向他这一边。
  由于林纳学会报告而引起的激动和家中各种不安使达尔文非常痛苦,于是他出发到怀特岛的海边上去休息。
  现在,当生活本身向他表明,绝不能无止境地搜集材料而拖延书的写作,他决定在休息后着手写关于物种这部巨著的《摘要》,也就是做赖尔很早就坚决主张做的事情。这个《摘要》根据最初提纲应是扼要地叙述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二、三个实例来说明某个论点,有些细节则应该略去。达尔文打算把《摘要》交给林纳学会,并在它的杂志上发表。根据笔记本上的标记,达尔文还是在怀特岛上的三塘开始这一工作的。从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二日,他每天工作几小时。但是,他很快就感觉到,《摘要》比他起初预计的要长得多。甚至他可以把说明某些论点的根据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但为了不彻底贬低自己的思想,他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证据不用。仅自然选择的第一章,在他的手稿中就占了大开本四十四页。
  虎克当时建议他把书分成许多要在林纳学会单独作的报告。达尔文同意了,他写的《在家养下的变异》,足够整个一次会议用。但是,如果不能马上全部发表,他会感到遗憾,因为这一部分同其他部分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海滨休息期间,达尔文为自己书中阐述的思想不能不作些观察。例如,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转述了自己对海浪传播生物的札记。他复活了涨潮冲到岸上的十三个甲虫种,他还观察了飞帘的种子是怎样被风刮到海里去的。
  九月中旬,在休息一个月以后,达尔文又着手写《摘要》。他在十月六日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摘要》写得太长”,“他不能把它写得短一点”,并且“预料,《摘要》是一小卷,因此不得不单独出版”。十一月,他已经在写关于本能和杂交这两章;每章都要占他十四天的时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还写道:“我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二、三个例子,对所有难点也只简略地叙述一下,但我实在无法把《摘要》写和更短了”。
  在这期间,达尔文的孩子们开始收集甲虫,众所周知,这种事情在童年也吸引了他本人。他多次参加了孩子们的收集工作。他给拉卜克写道:“当我听到捕获稀有甲虫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好象是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号角一样。对于一个嗜好成癖的昆虫学家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高尚的比喻吗?”
  就在十一月,达尔文还收到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一卷《试验》。赫·斯宾塞象达尔文一样,在《实验》中转载了《发展的假说》(一八五二年)和《进步、进步的规律和原因》(一八五七年)的论文,坚持生物的进化学说,并抨击关于“创造”生物的一般观念。的确,他认为,生物只不过是能直接“适应周围环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来证明生物的进化。达尔文在给斯宾塞的回信中也对一般的想法加以赞扬。达尔文还把自己对物种的研究告诉斯宾塞,并指出,他与哲学家不同,他是作为博物学家而不是从一般观点出发来研究对象的。
  到十二月底,达尔文已经写了三百页手稿;根据他的计算,还要写一百五十页至两百页。在向虎克(达尔文由于不相信自己而经常把各章的手稿寄给自己的朋友去修改和提意见)谈到这一点时,达尔文给虎克写道,他最终“认为用单行本出版《摘要》在各方面都要好一些”。他继续写道:“这个课题实在太大了,不能在任何学会中对它加以讨论,并且我知道,人们会把宗教问题扯进来的”。
  达尔文有各种根据这样想。还在一八五八年九月,在利兹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古生物学这理查德·奥温,在长篇大论的开幕词里,分析了“物种的创造或形成”的问题。叙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观点之后,他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同通过“创造力不断起作用或预先规定的生物形成的原理”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他个人的观点硬扯到一起。根据这个原理,生物的目和种应该一个接一个繁衍下去。因此“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断地弥补已绝灭的东西”。他认为,达尔文和华莱士只是把他的“原理”推广到用变种代替典型生物。因此,达尔文就是通过这个实例明显地看到,有些人会把宗教问题“拉扯”进来。
  然而,正如斯·尔·索博利公正指出的那样,这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在他的发言里,想以非常混乱的言语(见索博利上述引证的论文的细节),调和两个对立的观点——一部分拥护者认为,物种起源是通过创造活动,另一部分拥护者则认为,物种起源是进化的“自然”进程,这次发言对达尔文的事业帮了大忙,因为奥温的发言是在代表大会广大听众中讲的,英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技术专家都出席了大会。斯·尔·索博利写道:“造化说的最大代表(通过创造活动‘创造’物种的拥护者)——‘英国的居维叶’(正如人们经常称呼他那样),叙述了象享有广泛声誉的达尔文这样严肃的研究家提出的学说,即同报告人和大多数出席者历来观点明显对立的学说,他不仅不批评这种学说。相反,他好象接受了这种学说……在英国科学协会这次会议以后,人们一定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达尔文著作的发表。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达尔文的新创作,物种起点。  一八五九年一月,达尔文终于接到了华莱士对他和虎克合写的信的答复。而且复信的口吻使他感到非常高兴。看来。华莱士赞成达尔文的朋友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他丝毫不追求优先权。在林纳学会这一历史性会议之后,五十年过去了,华莱士在把自己当时的行为同达尔文的行为作比较时说道:“正象达尔文一样,我突然明确地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一连几小时把它透彻地想了,并把它迅速地写出来,把它的各种运用和发展写成一个简短的东西,我当时是怎样想到这一点的,然后用几页信纸加以誊清寄给了达尔文,——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做的。我当时(而且后来也不止一次地)是‘一个性急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勤奋的和有耐心的学者,他一直在寻求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全面证明,而不是急于获得个人的成就”。
  《摘要》坚持不懈地在进展,然而进展相当缓慢。到一八五九年三月,他才写好关于地理分布的一章,并把它寄给虎克审阅。三月十六日,达尔文写完了关于分类法、形态学、胚胎学等的最后一章。
  达尔文在写作期间有好几次到慕尔公园去进行水疗,因为水疗暂时可以使他振作精神并保持他的体力。正如他给福克司的信中写的那样,在三月二十四日,他的工作已“接近完成”并“对出版的那几章作了最后修改”。他泰然地、但坚决地反对福克司硬说他达尔文那样工作是为了名誉。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说,我是重视名誉的,但是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我是由于一种试图说明真理的本能而工作的”。
  赖尔大概从虎克那里知道了达尔文不反对按他的《地质学原理》的形式出版书时,开始同自己的出版者穆瑞洽谈,他是否准备出版达尔文的书。达尔文在三月底听到这一消息,并且看到,他的书愈来愈处于有利于出版的地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在穆瑞那里出版书的想法。他向赖尔提出了很多问题,并请他提出建议。十分有趣的是,从他给赖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自由的思想家是怎样违心地重视出版者的宗教偏风的。他给赖尔写道:“您要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呢?我是否应该告诉穆瑞,我的书会与正统的观点相矛盾,但就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来说,比必然发生的矛盾要少,我是否应该告诉他,·我·不·谈·人·类·的·起·源(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也不对《创世纪》等等进行争论,我只列举事实以及由这些事实得出的那些我认为公平的结论呢?”他担心使出版者“上当”,所以坚持在签订合同以前,让出版者哪怕读完前三章也好。据说穆瑞读完手稿的片断后,称这个学说是胡说八道,如同某个人假定一只兔子同一个老太婆很顺利地结了婚一样。但是,穆瑞大概感觉到,这本书将会销路很广,这一点对于他的商业活动来说则是主要的。
  书的标题引起了一些分歧。达尔文建议把书叫作《关于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和变种的起源一书的摘要》。穆瑞坚持该书不能叫作《摘要》。赖尔反对“自然选择”这个术语。但是达尔文在这方面没有对他让步。他认为,这个术语是畜牧家们普遍而又广泛使用的术语,对于表明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选择或育种原则的共同性是很合适的术语。他只限于说明“或者在生存斗争中保存那些得天得厚的品种”这一术语。
  四月初,书开始印刷,六月,书的校样出来了。达尔文毫不留情地修改了“可恶的”校样。他逐字逐句地把校样抹掉,再贴补上几张纸条——他认为文体是十分差劲的。据穆瑞说,他“几乎是全部重新写”。他力求使文体清楚和事实准确,除此之外,他还把校样寄给自己的朋友赖尔和虎克检查。
  他期待他们俩还能够在事实上和证据上改正一些错误。
  十月一日,最后的清样终于校完,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的达尔文,健康状况本来就不佳,现在可以到约克郡的艾克雷水疗机关全休了。在这里,头三个星期,不大习惯的闲散生活使他重新恢复了体力,并促使他继续为虎克审阅《澳洲植物志》的《绪论》。
  《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一千二百五十册书全部在当天销售一空。可是这一数字,在达尔文看来,作为第一次出版的印数好象太多(见九月三十日他给赖尔的信)。
  第一版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销售一空呢?毫无疑问,正如穆瑞表明的那样,这是由于在林纳学会会议进行期间,大博物学家达尔文正在准备写一部出色的物种起源的书的消息,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我们已经指出了古生物学家奥温在利兹会议上的发言。
  这一时期反对达尔文的其他人的发言中,有都柏林的地质学家霍顿教授在都柏林地质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圣”霍顿在爱尔兰首都的这个发言的主要思想是,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思想中,凡属正确的都不是新鲜的,而凡属新鲜的都是不正确的。得知这个发言后,达尔文称它是“未来批评的典范”。这个发言就是来自虎克称之为“旧学派”的那些博物学家的发言。
  然而,赖尔的发言具有极其重大的决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管赖尔多么热爱达尔文,但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他很久不能放弃习惯的观点。实际上,正如他同达尔文在这个时期的通信所表明的那样,他仍然赞同关于“创造力量的干预”是必然的这样一种意见,达尔文认为,这会使“自然选择学说失去任何价值”。他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仍然坚持象“改善原则”和“适应的初级才能”这些抽象的概念,如果接受自然选择学说,这些概念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但是,这种摇摆不定并没有妨碍赖尔在英国科学协会(他是地质分会主席)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在专门谈《人类的古远性》的发言中,对达尔文怀着极大的同情提到达尔文刚出版的那本书。
  他在发言的结束语中说道:“在具有高度的理论兴趣并且由于地质学和博物学的现代成就而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当中,没有一个象物种起源问题这样引人注目但同时又含混不清的问题了。在这个难度大而又神秘的问题方面,很快就要出版查理·达尔文先生的著作——这是在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方面二十年观察和试验的成果,这些观察和试验使他得出结论:引起动植物形成亚种和经常的变种的自然界的力量,也是在较长的时期内产生物种,在更长的时期内使同属产生差别的那种力量。我认为,他会通过自己的研究和用自己的论据来清楚说明很多与生物的相似性、地理分布和地质层次有联系的现象的,而这些现象是任何其它假说都不能够解释,甚至不打算解释的。
  索博利在引证赖尔发言中的这一处时正确地指出,演说中特别有趣的是两点:“赖尔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时,赋予了‘等速变说的’色彩,而这种介绍又是在专门谈人类的古远性问题的发言时作的。的确,所有这些学说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的联系。等速变说证实了旧的宗教学校关于地球是在不久前通过创造才产生的这种武断说法是不正确的。《人类的古远性》把人类的存在也推到很久以前的时期,人类至少是与犸猛同时代的动物。达尔文的学说也把生物起源推到许多世纪以前,并把它归之为现在还在起作用的自然界的力量。所有这些学说都是针对“造化论者”和创造说的拥护者的,而人类的古远性说就引起了同生物起源问题密不可分的人类起源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看到,达尔文由于华莱士事件的影响,不得不抛弃本已开始撰写的关于物种的大部头著作,这部著作他已构思好了,并且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计划。推迟了“巨著”,大大压缩了叙述内容,缩减了引用的证据的数目。结果,《物种起源》一书终于问世了。当时达尔文年已五旬。

  批评家对这一部书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朋友们的意见使达尔文特别关心。达尔文于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我恐怕泛生论是个死胎;贝兹不相信我对泛生论已理解了,斯宾塞也是如此。何兰得爵士认为这是个难题,那我不是一个可怜虫吗?”弗里茨·缪勒给予这部书以很好的评语,但不是给予泛生论以好评。卡鲁斯提出的意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只有华莱士由于完全承认泛生论而使达尔文感到高兴。达尔文对赖尔的意见也感到满意,因为他给达尔文写信说:“您可以不相信泛生论,但既然您已理解了它,您就永远也不要忘掉它”。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这里甚至象克·阿·季米里亚捷夫这样的达尔文主义的热烈捍卫者都对不赞成泛生论这一假说,认为它“没有科学的基础和有益的后果。”。后来达尔文本人在书信集中也认为假说“是荒诞的臆测”①。但是看来,当时已感觉到必须得出关于遗传机制的某种假说。无疑达尔文本人在给虎克写信时也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写信给虎克说:“我相信泛生论假说现在是个死胚,那么,感谢上帝,它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重新出现,为另一个父亲所生,人们并且会给它起另一个名字;当我这样宣称的时候,您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很自负的人”。
  书中包含有很多实际材料,所以达尔文在反驳赫胥黎对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杂种一章的指责时确实有权说,他,达尔文为了自己这部关于家养动物和植物的新书,曾观察了一切,而且他的结论是以具体事实为根据的。②因此,该书就成了很厚的一本书而出版了。达尔文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把它寄给虎克阅读,建议他把第一卷全部略去不读,不过最后一章除外(这一章他建议稍微翻一下就可以了)他建议把第二卷中大部分略去不读。达尔文称该书“令人感到非常厌恶,这部书的价值抵不上我所花费的大量劳动的五分之一。”
  仅阅读一遍校样就占去了他七个半月的时间。当然,《物种起源》所博得的广大读者的好评也使《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获得了好评。第一版一千五百册一下销售一空,出版者不得不在半个月后又印了一千五百册。但是,达尔文只是过了七年以后才出版了经过修改的第二版,并且增补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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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克·阿·季米里亚捷夫全集》第7卷第514页注释,1939年苏联国家农业书籍出版社出版。
  ②见达尔文《书信续集》,1863年1月12日给赫胥黎的信。

可是,达尔文觉得,既然这篇论文已寄到他手中,这在道德上就束缚住了他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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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事实和证据虽然完备,而且有益处,但是这种益处完全被书的冗长使阅读困难而大为减色,一想到这点,达尔文便心灰意冷,对“写巨著”的想法感到失望,看来,他放弃了继续“写巨著”的这一念头。实际上要是他还继续用这样的速度写作,用每一卷来代替《物种起源》的每一章的话,那么这部“巨著。就得由十二——十四卷组成,按每三年一卷书来计算,光准备这许多卷书就要花费将近三十——四十年的时间。论兰科植物的著作使他放弃了“巨著”。现在,当《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出版后,他就埋头于写作单个的题目,而这些题目进一步研究他的学说,但已不再是《物种起源》章节的形式了。
  我想,这时对所要研究的题材和对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取决于为达尔文主义而斗争的波折。达尔文密切注视他的学说是怎样被人们接受,招来了什么样的批评和指摘,并且象一位把主要兵力投到最重要和最危险的阵地去的统帅那样,他把自己在二十五年中耐心收集到的大量事实这一“重炮队”投入到斗争特别激烈的那个阵地上。不过,他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使得他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写完了。虽然他对每一个新题目都仔细地进行了修改,但他觉得遗憾的是,象自然选择(这是他的学说核心)这种问题,他没能象对人工选择那样,彻底地进行研究,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他拥有哪些材料用来研究这个问题。
  著书立说由于患病而中断过几次。有一次竟中断长达六个月之久。达尔文到莫尔文去作了一个月的水疗,可是这次水疗并没有把他的病治好,使他情绪十分沮丧。但是,他仍然积极地与朋友们通信。他非常关心赫胥黎的健康,劝他不要劳累过度。他一向反对象赫胥黎那样有才能的学者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花费在编写教科书上或通俗的小册子上。不过他非常钦佩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赫胥黎的通俗读物《对于在有机自然界起作用的那些原因的认识》,所以他开始劝说赫胥黎再写一本关于动物学的通俗读物。他写道:“我有时认为,为了科学的进步,一般的和通俗的著作几乎是同创作性的研究一样重要”。
  他对旅行博物学家总是特别关心,鼓励他们描写自己的旅行,并出版理论书籍。例如,他很重视华莱士的朋友贝兹在亚马孙河上的观察,特别是在拟态和性的选择方面的观察,他坚决向贝兹提出建议,把这些观察在《林纳学会会报》上发表。达尔文给他写信说:“我甚至认为,一个好观察家确实等于一个好理论家”。贝兹的《一个博物学家在亚马孙河上的旅行记》一书使他非常赞赏。
  达尔文非常乐意给开始写作的作者出主意。例如,在他给约翰·司各特(他把自己关于蕨亚目的争论而写的文章寄给他)的信中,首先他谈了几句关于约翰·司各特文章的重要性的客套话,然后关于文笔他提了意见:“文笔……比某些人所认为的要重要的多。我认为……如果您的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些。细节的分析少一些,象您的书信那样的话,那也许会更好一些。如果可能的话,就要永远使语言简练——这是一条黄金般的规则……如萌发的植物只依赖于特有的形态学趋向,这样的词句就需要改变……我仍然认为,每一单个的词如果可以省略,而又不失其真义的话,那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他非常赞赏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的文笔,所以在他给赫胥黎的信中指出他特别喜欢的那些页码。他说,培根本人也没有使自己的章节充满比赫胥黎更加集中和更加鲜明的内容。而同时,他又表示遗憾,赫胥黎却正好没有用这些页码来结束自己的书籍。他写道:“结束这本书应当象结束美好的白天一样,用徇丽多彩的落日晚霞来结束它”。
  尽管达尔文的理论仍在遭到攻击,尽管他的每篇新作和新的版本都遭到激烈的批评,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物种起源》一书由于年年大量销售新版本和新译本,所以拥护他的人越来越多。
  这首先表现在达尔文的理论在生物学各个领域一定会引起新流派这一预言开始得到实现这一点上。有机体现在怎样,它们怎样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些描绘已被推测所代替和阐明。静态学被动态学所代替。对相似性和差异性简明的阐述,由于可以用血缘关系来解释它们,所以显得有声有色了。例如,一八六三年出版了古生物学家法更纳关于美洲古生象一书,作者在书中说道:“我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果与达尔文的理论大纲不相矛盾。与他不同的是,我不认为猛犸象和其他的绝种象是骤然出现的……我觉得合理的想法是,它们是一些早于上述生物类型的经过变异的后代”。
  刚才提到的贝兹(达尔文极力鼓励他编写科学著作并记叙自己的旅行),于一八六二年在《林纲学会会报》上登载了“关于亚马孙河河谷昆虫动物志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他根据进化论观点,第一次研究清楚他收集来的昆虫的仿效或称拟态的事实。贝兹指出,拟态昆虫从产生时起就涂上了色彩这一流行观点是多么不正确。他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从这些拟态例子中可以清楚看到,在某些条件下,拟态生物就象Leptalis属的拟态生物一样,是同一个物种的简单变种的渐进系列,然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已变异的拟态生物都是真正的物种,而有时是属。造化说者也不得不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生物基于变异法则而成为仿效者,而在其它条件下又可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这篇论文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达尔文的理论在美国特别顽固的反对者,都是集聚在伦敦昆虫学会周围的昆虫学家们。
  贝兹为维护达尔文的理论的发言,以及不久以后(一八六二年)出版他记叙自己旅行的名著《一个博物学家在亚马孙河上的旅行记》,也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从前所提到的那样,达尔文给予这本书特别高的评价,向自己的朋友极力夸奖这本书,认为贝兹在叙述热带森林方面“仅次于洪保德而居第二位”(达尔文说的这句话就是最高的赞扬),并在《博物学纪录杂志》上写了书评,这个书评在后来出版的《一个博物学家在亚马孙河上的旅行记》中以前言的形式发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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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前言俄译文见《达尔文全集》第3卷第725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但要达尔文放弃自己的优先权,那对于他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怎么办呢?

  达尔文觉得书中贝兹说出自己意见的地方特别重要,贝兹的意见是,他所观察到的为数甚多的Heliconius蝶种的地理分布和它们在辽阔的地方衰变成变种和种的事实证明,所谓“生理学”上的种(即没有同它所起源于的那个生物杂交,并且使它处于原先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现返祖性状的生物),在自然界中能由近缘种的变种形成,并且正在形成。贝兹肯定说,在旅行中他观察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法国植物学家德坎多尔给达尔文寄来了自己论柞树一书,这使达尔文很高兴。他在这本书中放弃了种的各个型态的生物不动性的概念,并以特别喜悦的心情(尽管是很冷静地)提到了《物种起源》。
  达尔文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要摒弃旧信念是何等困难,而他本人对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也是逐渐相信起来的。所以他不期望他的读者马上同意书中所有的结论。为了感谢德坎多尔把柞树的学术机关刊物寄来,他给德坎多尔写信说:“我对您(对待达尔文的理论)相信的程度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对您所表现出来的审慎态度完全不感到惊奇。我清楚地记得,许多年我是如何围绕着旧信念打圈子的,我观察到,凡是跟我走了一英吋的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他就要跟我走几英吋,而且甚至要跟我再走上几英尺远,这种观察在支持着我。”
  不应忘记,科学和神学早在上个世纪(十八世纪),在英国和荷兰,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比任何地方都严酷的德国,就如胶似漆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由于摧毁了导致法国革命的封建关系,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哲学中才占了上风。上述科学和神学的联系,在上述三个国家里,表现为在那里出现了许多笃信宗教的作者,这些作者都力求表明,对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势必要得出事物来源于上帝这一信念。在斯瓦默达姆的《自然界的圣经》、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约翰·雷伊(一六九一年)的《上帝的贤明体现在它的造物中》一书中,在皇家学会会员尼米亚·格柳(一七一一年)的《神圣宇宙论》和迪尔赫姆的《天体物理神学》中,就有这样的倾向。而在德国,由于受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影响,最细小的自然科学细节也是本着这种精神来解释的。例如,克劳斯在他的论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一书中,(我们要借用在这里所援引的事实),列举了许多(主要是德国的)“神学”。例如,科学家牧师列谢尔的《岩石神学》(一七三五年)、罗尔的《植物神学》(一七三九年)、上述那个列谢尔的《昆虫神学》(一七三八年)。甚至象蝗虫这些对人类是否有良好作用都值得怀疑的生物和自然现象,在罗兹斯列夫篇幅很大的《蝗虫神学》(一七四八年)里,也得到详细地研究。还可以把斯诺著名的《雪是上帝卓越的创造》或奥尔瓦尔特的《雷鸣闪电神学》(一七四五年)
  列到这里来。
  如果说这些“神学”是在以后才逐渐消失掉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所有的动植物构造的合理性,它们对生存条件的适应性,依旧是从创世主贤明和自然界协调的观点来加以解释的,并且唯心主义观点和神学观点恰恰是在博物学家当中广为传播,而在英国,牧师出身的博物学家特别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发表了许多“布里治瓦特”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如同在上面所援引的著作中一样,捍卫了目的论的原则。
  因而令人惊异的是,马克思在一八六○年十二月阅读《物种起源》后,马上就深刻而广泛地了解到达尔文这本书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然而当时在德国还没有任何人维护这本书。所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英国人的这种粗糙的阐述方式,我当然应当容忍。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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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7页。

达尔文的脑海里闪出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热爱真理轻视名誉”,他的心里一亮。

  马克思所谈论的“粗糙的”阐述,大概是暗指那种英国归纳法哲学的“真正的培根”派,因为这本书就是本着归纳法哲学的精神写成的。
  至于谈到目的论遭到的打击,那么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思想和学说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的确在于,达尔文使发展的思想在他以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目的论——目的学说这一领域中取得了胜利。在达尔文以前,人们把动物结构的基础看作是体现在动物身上那些属于创世主的或者用“大自然”(大写)这个词所表示的某一整体的那些思想或计划。而达尔文则把有机物的各种形态看作是一连串事件结果的历史形成物。
  人们以前看到的只是某种器官形成的目的,而达尔文却解释了为什么形成了器官,为什么最复杂、最合理的适应性器官不受创世主的任何干预就形成了。马克思由于深刻地研究了经济关系的具体事实,从自己浩瀚的调查材料中得出结论:(如他在给安年科夫的论蒲鲁东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十分明显的是,这本自然史书籍是以浩瀚的经验主义材料和具体材料为依据的,并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主要结论:目前和从前的动物和植物的各种形态,也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换句话说,是进化形式,这本书确实是他的观点的“自然史基础”。这本书中根本就没有神学,没有神秘的原因,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没有“不合常理的空话”,有的只是达尔文理论为了解释生物的进化而引用的一连串因果关系——总之,有的只是明确表示出来的历史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体——这就是吸引马克思来读这本书的内容。
  如果达尔文对那些在改变常见的造化说观念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的人表示欢迎,而认为这种改变只是向新的科学观点的过渡,那么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试图“使科学和神学不相矛盾”的作法所持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对他们是毫不留情的。我们已经看到,当爱沙·葛雷说,创世主“用某些对人类‘有益的’方法指导变异”时,他就在刊物上同爱沙·葛雷进行论战。实际上,赖尔也是很接近这些思想的,因为他当时重复了这种陈词滥调,认为变异是由天意创造出来的,而人在选择这些变异时,可以塑造他需要的动植物的形态。达尔文对这些意见特别生气。他给赖尔写信说:“这使我想起西班牙人,因为当我试图向他们解释科迪列拉山脉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你解释没用,因为科迪列拉山脉是上帝创造的……,您是否认为,连我的鼻子的形状也是由于合理原因形成的呢?”。——他冷嘲热讽地问赖尔道。
  他接着写道:“如果您说,上帝决定在何时何地出现十分微弱的变种,并且其中的一个变种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下来,其它几个变种在第一代或下几代就会死掉,那么,我觉得对此表表议论都是废话。这只是重复说,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为什么我们大家和我比讨论陨石坠落的天文学家更应该谈论变异是可以确定和指导的呢?或者你们认为连天文学家也必须说:陨石在某一定的时间要坠落到某一定的地点,毫无疑问,也是按照事先预料到的并确定下来的计划由合理的原因安排妥当并加以指导的呢?这位天文学家是否也会把这个称为神学的学究气?我认为,从物种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学究气,只不过是因为物种的形成至今还被看作是·超·规·律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实际上这一科学分支大部分还处在·神·学·的·发·展·阶·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特别注意他的朋友们和信徒们所写的与他的理论有联系的著作。据他看来,如果他们成功地发展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或举出了新的、还没有被利用来说明进化论的事实,那他随时准备对他们大加赞扬,有时可能是言过其词的赞扬,鼓励他们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谁透彻地理解了他的理论,并在某个报刊对他的理论作出了反应,他总是高兴地给予表扬(还有时反映在他给完全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中)。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他的朋友们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犯了错误,偏离了生物学中他所主持的“新教程”的方向。因而危害了共同事业,他就在书信里,有时在报刊上坚决予以反驳。我们已看到了他对于爱沙·葛雷和赖尔就是这种态度,我们下面还会遇到这种实例。当达尔文幽居在唐恩时,无论是学术界的会议,还是其他各种公共集会,他都几乎不出席,总之,他对一切会议都不积极参加,他虽身处唐恩,但还是善于把自己的战友组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勉励一部分人的正确言行,纠正另一部分人的错误言行,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为“共同事业”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列奥 硕耶维奇·达维塔施维里①说得特别对,他说:达尔文“为争取科学中的先进思想的胜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况且,他还是这场斗争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达尔文仔细地观察着在世界各国进行的捍卫进化学说的斗争,总是力求与这个舞台上的杰出活动家建立直接的联系。他总是明确地,虽然也是特别委婉地指导自己信徒们的工作”。
  达维塔施维里恰如其分地指出说,作为斗争的组织者、鼓舞者和领导者的达尔文,他的事迹可以写成整整一部充满事实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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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苏联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由于《自达尔文至现代的古生物学进化史》(1948)一书,而荣获斯大林奖金。——编者注

“真理的胜利比优先权问题更为重要,现在,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我为什么这么卑贱地在优先权问题上打圈儿呢!”达尔文这么想着,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他作出了决定,放弃自己发现自然选择法则的优先权,促使华莱士的论文尽早发表。

  我已指出,新出版的《物种起源》获得愈来愈多的拥护者。早在一八六一年,达尔文就在给卡特尔法日的信中指出,接受他的理论最多的是年青的地质学家,其次是植物学家,再次是动物学家。有人从德国通知他说,许多科学家都站在他这一边,不过为了自己的声誉不敢发表意见而已。莱卡尔特、该根波尔、克拉帕列德、亚历山大·勃朗和施列登等人成了达尔文在德国的拥护者。甚至在平静的荷兰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达尔文的朋友古生物学家法更纳,把自己同法国博物学家、迪戍的动物学教授勃留列谈话中很有趣的细节通知了他(一八六四年)。勃留列询问法更纳对达尔文学说的真正意见。使勃留列感到绝望的是,他的学生们,法国的青年们,除了达尔文学说外,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而他这个可怜的人却不了解达尔文。
  新学说胜利的第二个标志是,反对达尔文的发言表现出另一种性质。德国人凯利克,作为进化论者反对进化论者,于一八六五年第一个发了言。他并不批驳进化论,而是反对作为进化论原因的自然选择,并得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就表明,已经很难坚持物种静止不变的看法了。不达塞治威克那样以陈词滥调批评达尔文学说的那种攻击仍在进行。因此,在凯利克发表文章的同时,法国又出现了巴黎科学院常务书记生理学家佛鲁兰斯对达尔文的批评。与其说他是从证据方面对达尔文学说进行分析研究,不如说他要表达他对达尔文的愤怒的心情。
  赫胥黎在专门的文章中对这两种批评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凯利克在批驳自然选择原则时,为了解释进化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在整个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规律”。当然,这种解释只是一种虚构的解释,或者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词语,使人不禁又想起赫胥黎提出的意见,科学界人士理解“规律”这个词正象信教的人解释“创造”这个词一样。赫胥黎毫不费劲地把这两人全部驳倒,在给达尔文的信中,他有权把这一点告诉他:“请您在您的印第安式的小屋中挂上两个头发盖”。
  达尔文亲自把自己的理论清楚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关于自然选择的学说和关于进化论的学说。虽然关于这一点正如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当自然选择对进化论加以简单和有说服力的解释之后,进化论才能得到承认,但是他还是认为进化论无疑要比自然选择重要的多。
  为捍卫进化学说,达尔文一反常态,第一次冒险参与了报刊上的辩论①。“科学协会”于一八六三年就卡本德《根足虫纲研究绪论》一书发表了书评。卡本德在他的著作中,确定了近代有孔虫目如绝种的有孔虫目之间的遗传联系。卡本德在评论者的说明中,作为达尔文的忠实信徒,维护了进化学说,按达尔文的说法,而评论者本人却是本着德国自然哲学的精神,以“奥温式的方法。”来说明“异源性”,即说明物种是一下子形成的。评论者说卡本德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而是以一个盲目追随达尔文的人来行动的,对于这样一个评论者的意见,书的作者是不悦的,因此投书杂志编辑部,抗议对他的著作作其他解释,同时指出,他的结论的最后是反达尔文主义的:原发型后代虽然脱离了自己的祖先,但还是根足虫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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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在这里应纠正我在《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一书(第二版第65页)中所犯的错误。我在提到查理·达尔文亲自参加由他的学说所引起的辩论这件事情时,援引了达尔文本人在1863年4月17日给虎克的信中的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采取这种步骤,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达尔文参加辩论似乎真的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他还不止一次地利用各种理由投书报刊,特别是投书《自然》杂志。

达尔文根据华莱士的要求将论文转给了莱伊尔,并极力推荐这篇论文。莱伊尔和虎克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他们曾不止一次的向达尔文建议,尽早发表《物种起源》一书。

  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中以赞扬的口吻提到卡本德给编辑部的信,同时又讥笑地补充道:“……我觉得,他写那封信是为了表明,他虽然接触到了松节油,但并没有被污染”。达尔文参与了这次辩论,并亲自给“科学协会”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在向异型有性世代交替进攻的掩护下”,列举了许多被他的学说“用推理的方法联结起来”的事实,并且用“当异型有性世代交替的辩护人也同样能把大量事实联结在一起,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找到对他的完全尊重,找到耐心的听众”这样一些话结束了这封信。他在列举有利于他的理论的事实时,竭力驱散他的拥护者们的发言(卡本德的信和第一次出版的赖尔的《人类的古远性》)可能留下的不良印象。
  因为“科学协会”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答复这封信,所以达尔文认为自己不得不对这篇文章再次作答,第二封信是用下面这几句话作为结尾的:“博物学家究竟同意什么样的观点呢?是同意拉马克的呢?还是同意若夫鲁亚·圣一伊勒尔的或者《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是同意华莱士的观点呢?还是同意我的观点或者其他一些这样的观点?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他认为物种是由其他的物种产生的,而不是形成后就一成不变。因为凡是接受这个伟大真理的人,他的面前就会展现出一个为他今后的研究而开辟的广阔天地”。他接着又补充道:“由于我看到大陆上认识的进步,看到英国的认识有所好转,所以我深信,自然选择理论无疑将在作出许多次要的变动和改进后而被人接受”。
  他所谈到的认识的好转变得愈来愈明显。例如,艾恩斯特·赫克尔于一八六三年在德国举行的斯德丁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捍卫达尔文主义学说的演说,他以自己所特有的直率和明确态度宣布,达尔文的理论是具有最广泛意义的新的世界观。他简略地陈述了达尔文学说,并对物种创造说与物种逐渐发展说,灾变说与地球上的生命是逐渐和连续发展而来的理论,永恒说与特种变异说,一一作了明显的对比。他说出了生命来源于无机物质的发展,并产生出一个细胞的单一生物体的粘液状团粒,说出了所有生物都来源于单细胞的有机体。他大胆地把人类也列入这一设想,并描绘了他所拟定的人类系谱。当然,年轻的赫克尔的发言,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争论,许多报刊上都连篇累牍地对达尔文展开了攻击。不过所有这些攻击,却使达尔文的理论,在捍卫与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斗争烈火熊熊烧起的德国,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一八六四年,德国医生和教师弗里茨·缪勒,用德文出版了一本篇幅虽短但内容却很丰富的书《拥护达尔文》。这本书所给予的声援,虽然声势并不浩大,但实际上却大大帮助了达尔文的理论。我暂不详谈这本书的内容,因为已有俄译本。书中曾很有意思地试图用达尔文的理论来建立甲壳纲的系统发育学,并且想要首次搞清楚,物种的系统发育反映在胚胎发育的哪一阶段。缪勒把自己的这本书给达尔文寄去了,于是达尔文给他回了一封感谢信。这是他们相互之间频繁通信的开始。他们经常交换各自的著作。达尔文由于高度重视缪勒的这本书,所以花了许多钱四处张罗出版这本书的英译本。凡是达尔文关心的事,缪勒也都关心,他成了达尔文在国外的助手中最积极的一个。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达尔文被授予皇家学会柯普雷奖章(这是英国科学界最高的荣誉),这件事也证明某些“认识的好转”。不过在进行这一奖赏活动中所发生的倾扎表明,要通穿偏见这座大山是何等的困难啊,老一代学者极力否认《物种起源》中的思想。
  向皇家学会理事会递交的关于授予达尔文以柯普雷奖章的专门呈文,是由法更纳拟定的。他把达尔文的地质学书籍、动物地理学书籍和植物学书籍摆在第一位,最后才提到达尔文的“伟大”著作:《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法更纳附带说明:“我并不认为,查理·达尔文已证明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东西,但他巧妙地本着寻求真理的哲学精神,解释了这一研究对象,至用大量收集起来的观察现象加以解说,以便如实地把这一研究对象置于合理的科学研究范围之内”。
  达尔文朋友们的建议在会上被采纳了。给获奖者本人颁发柯普雷奖章的隆重仪式一向都是在十一月三十日学会的年会上举行。达尔文由于患病而未能亲自出席。皇家学会主席在学会的年会演说中指出,达尔文荣获柯普雷奖章是由于他撰写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著作,还由于他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这些观察都收进《物种起源》一书中”。至于理论本身,主席说:“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或许倾向于接受这本书名称所指出的那种理论,然而,还有一些人或许倾向于摒弃那种理论,或者,至少是把他们的决定推延到将来,到那时,知识增加了,这将为最后的接受或者摒弃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基础。按照我们一般的和共同的意见,我们坚决从授奖的理由中排除了这本著作”。
  当有人提议发表主席的演说时,对这个演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愤懑的赫胥黎,要求宣读关于颁发给达尔文柯普雷奖章的决议纪录,因为他想亲自证实一下,理事会是否真正象主席所说的那样,是在把自然选择的理论从颁发奖章的理由中排除出去的条件下,才同意颁发奖章的。
  决议宣读了,结果是理事会的决议当中没有这种条件。当时贝斯科和法更纳就提出了理由充分的建议,抗议主席的这句话,后来,这句话在发表的演说中就删去了。
  达尔文象以往一样,在接受柯普雷奖章时,收到了许多朋友们的至诚的祝贺信。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复信中说道:“颁给我的真正的奖章,是您所写的信和其他几封这样的信,而不是那块圆形的小金碑”。不过他也意识到,这种公开的奖赏“对于共同的事业来说”,即对在传播他的观点中所取得的胜利来说,是有益处的。
  达尔文在一八六八年给虎克的信中,一面指出自己的学说博得了好评,一面又列举了在此之前的《物种起源》的下列版本:英国有四种版本,美国有一或两种版本,法国有两种版本,荷兰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国各有一种版本。《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当时计有:英国有两种版本,美国有一种版本,德国有一种版本,法国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国各有一种版本。在德国和在北美,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兴趣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加强了。
  达尔文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后,为实现写一部“巨著”的打算,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他是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非常丰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他的学说来说,该书的出版是特别艰难的。早在著书时,达尔文就已转到了植物学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用许多事实证明,植物构造极其微小的细节,可能都是有用的,可能为自然选择所控制,或为自然选择所发展。同时,无论在英国,还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正在顺利地继续进行。唯心主义者和目的论者(“终极原因”学说的拥护者),已不坚持纯粹的造化说了,因为关于物种的一次创造学说,关于物种的静止不变性的学说,都已被摧毁。进化学说获得了胜利。可是唯心主义和目的论却不愿投降。它们把斗争移到了关于进化原因的问题上,以便批驳自然选择,并用“不完善的法则”,或用其他抽象的原则,来代替自然选择。达尔文积极参加斗争,并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帮助,赞扬朋友们取得成功,一旦他们的文章和书信中出现了旧神学倾向,就批评他们这些错误的东西。达尔文认为,在神学家们特别反感的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公开宣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达尔文在写给莱伊尔的信中说:“你的话已惊人地实现了,那就是别人会跑到我的前面。我从未看到过比这件事更为显着的巧合。您看完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说叫我发表,当然我要立即写信给他,建议把草稿寄给任何刊物发表。虽然我们的观点基本相同,但是我的书不会因华莱士的论文而减色,因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这一理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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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的信,在达尔文的脑海中激起了一阵阵涟漪。当达尔文把这件事告诉了莱伊尔和虎克后,他的生活恢复了昔日的平静。仍然坚持不懈的写作,使《物种起源》的草稿一天天增厚。

他没有想到,这种他自己很想继续保持的安静生活会再一次被人打破。

一天中午,达尔文按照惯例开始散步。“哈罗,查尔斯!”一声熟悉的呼唤在森林边缘响起。达尔文回头—看,只见莱伊尔和虎克站在小径尽头招呼他。

达尔文高兴地急步向朋友走去,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说:“呵,亲爱的朋友,感谢你们来看望我这个走不出家门的可怜虫。”

年过花甲的莱伊尔拄了拄手中的拐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我可不是来看望你的,查尔斯,我和虎克是来谴责你那轻率的决定的。”

“哈,谴责我?为了什么事呀,亲爱的莱伊尔?”莱伊尔没有回答。

达尔文请他们在森林中的草地上坐下后,虎克代莱伊尔答道:“亲爱的达尔文,收到你的信和转来的华莱士的论文后,我们既高兴又着急。你对华莱士的论文作了极高的评价,并提议发表他的论文。这我们完全同意。但是,你决定放弃自己发现自然选择法则的优先权,我们觉得这是轻率的。”

“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没有想发表任何有关这个法则的论文。现在因为华莱士把他发现的同一法则的论文寄给了我,我就想发表自己的论文,这样作是不是光明正大呢?我宁愿把我的那本书全部烧去,也不愿使他或别人说我的行为是卑鄙的。”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在14年前就看过你的学说的提要,我能证明你不是抄袭他的学说。我觉得你的论文应同华莱士的论文一道发表。”虎克严肃的说。

我注重的是真理的胜利,而不是个人的名誉,亲爱的虎克,我放弃了发现自然选择法则的优先权,这对我将要完成的着作并无损害。我相信,我的着作将有助于自然选择学说的胜利。

莱伊尔见达尔文固执地不肯发表自己的论文,插言道:“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你和华莱士谁应该享受优先权的问题。为了照顾科学的一般利益,你和华莱士的论文应该一同发表。如界你放弃了你所发现的伟大法则的优先权,让华莱士独立作战,这对科学的发展是有害的。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你对科学事业担负的责任吧!”

“既然你们坚持要这样,并认为这样作是对科学事业有利的,我可以将我在1844年写的物种理论提要作为华莱士论文的附件发表,同时,我可以把1857年9月5日写给美国博物学家爱沙?葛雷博士的一封信交给你们。这封信阐述了我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基本观点。我同华莱士之间的不同点只有一个,我的观点是由人工选择对于家养动植物所起的作用而形成的。写给的葛雷博士信可以证明我没有偷袭华莱士的学说。”

莱伊尔和虎克拿到达尔文交出的两个文件后,立即同英国林奈学会磋商,学会决定同时宣布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的两个文件。

1858年7月1日晚上,林奈学会的会议室里,挤满了自然科学家。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的文件由人代为宣读,并发表在当年的林耐学会学报上。

达尔文在荣誉面前表现得十分谦虚,华莱士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虚心的。他说:“在那时候我自己只是一个匆忙急躁的少年,而达尔文则是一个耐心的,下苦功的研究者,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以证明他发现的原理,不肯为了争名而提早发表他的理论。”

后来,华莱士也总是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

这两位科学家淡泊名利的精神让人敬佩,我们应该铭记他们对科学的贡献。他们也是人,但是是高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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