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字传递,在唐恩的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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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继续前进,我把一切交给时代和命运,并在自己的航途中经受一切考验。 查理·达尔文①“贝格尔”号待到连续几天的恶劣天气过去后,又往西向合恩角彼岸驶去,一八三三年一月

  为了继续前进,我把一切交给时代和命运,并在自己的航途中经受一切考验。
  查理·达尔文①“贝格尔”号待到连续几天的恶劣天气过去后,又往西向合恩角彼岸驶去,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到达约克·明斯特尔山附近。可是又起了大风暴。“贝格尔”号怕被岸边的激浪打破,又退回来海上。翌日,风暴更加猛烈,而十三日风暴依然大施淫威。达尔文在《考察日记》中写道:“除了天空中无数飞溅的水珠之外,周围什么都看不见。海面显出一副凶相:它好象是一片阴惨惨的有着一条条堆雪地带的平原在起伏翻腾着,而当舰艇正处于精疲力竭的时候,有一只信天翁展开双翼,顺着风向平稳飞驰着。将近午时,一个巨浪翻滚到“贝格尔”号上,灌进舰上的一只捕鲸艇里,因此就不得不立刻割断它的缆索而弃去它。可怜的“贝格尔”号也因为受到浪击而颤抖起来,有几分钟不能够听从舵的指挥;但是不久,这只善良的船只又恢复了正常状态,并顺风驶去。要是在那个巨浪以后接连再来一个巨浪的话,那么我们的命运就将很快被解决,并且永远被解决了……”菲茨·罗伊舰长放弃了这个绕着火地岛向美洲西岸驶行的尝试。“贝格尔”号又绕过合恩角。达尔文说:“当你考虑到自己势必要在世界上这个最著名的地方遇到恶劣天气,又是乘坐这种通常认为不能用以环绕合恩角航行的船只,那你就会感到满意。比我们这只能在水中浮沉的小鸭子更能经受这种恶劣天气的船只是为数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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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832年11月24日从蒙得维的亚给汉斯罗的信。

  “贝格尔”号以每小时七、八海里(十三——十五公里)的速度飞速前进。达尔文平安地度过了第一个晚上。“贝格尔”号虽然躲过了在海峡刮起的大风暴,但是却遇上了惊涛骇浪,于是从第二天起,达尔文便开始受折磨,这种折磨持续了整整一周,对他来说,这是可怕的一周,晕船把他折磨得“情绪大为低落”,使他对这次旅行感到“十分后悔”,他在《航海日记》中谈到晕船时写道:“这是最大的不幸”,当他们经过马德拉群岛时,他甚至不能登上甲板去看一看这个群岛。躺在吊床上使他多少好受些。他同斯托克斯合住的那个船舱,光线很充足,除了舰长室之外,可以说是最好的了,可就是非常狭窄,绘图桌旁的那个狭窄过道是他工作、穿衣和睡觉的唯一地方。斯托克斯在这张桌子的一端绘图,另一端是“刚够转身的那点空间”(给福克司的信)则是达尔文工作的地方。他的吊床就在绘图桌的上面,绘图桌另一端的上面是斯托克斯的吊床。在晕船期间,达尔文要么躺在吊床上,要么躺在舰长室的沙发上,同菲茨·罗伊谈话,阅读洪保德和其他旅行家描写热带自然界的著作,以此来转移注意力。
  只是在一月五日,当“贝格尔”号驶近特纳里夫岛时,大海和天气才起了明显的变化,但就是在这里,达尔文也大失所望,他在自己的《航海日记》中连声说道:“倒霉!倒霉!”
  “贝格尔”号舰向圣克鲁斯镇驶去,这个镇的许多白色小屋子在火山岩的映衬下显现出来。达尔文观察了这时在浓云上空显露出来的白色山巅,或称“大糖块”,他认为,饱赏洪保德引人入胜地描述在攀登山峰时所见的美景的宿愿,眼前就要实现。突然从圣克鲁斯驶来一只小船,从它的上边一位执政官登上了“贝格尔”号的甲板,他宣布,现在欧洲有霍乱,“贝格尔”号必须进行十二天隔离,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准上岸。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后,全船的人无不沮丧,死气沉沉。不过,菲茨·罗伊舰长马上改变主意,因为要无所事事地度过十二天,这不合他的性格,他马上下令张帆,向佛得角群岛驶去。就是到了第二天,达尔文还以恋恋不舍的目光送别他极其向往的目标——那久久还历历在目的特纳里夫峰,它被初升的阳光照耀着,以及它那被羽状云朵遮盖住的大圆锥体。不过使他快慰的是,天气变得晴和了,热带的夜晚美丽无比,晕船之苦也没有来缠绕他了。在他后来发表的《考察日记》中,他把他从正在远去的“贝格尔”号上看到的特纳里夫峰上的曙光称为“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那许多令人神往的日子中第一天的曙光。”
  到美洲去乘下的旅程,确实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渡过的。一月七日和八日,达尔文安静地阅读了一些作品。可能他这时读的是赖尔的著作。关怀备至的汉斯罗,曾建议达尔文在旅行中带上当时刚刚出版的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汉斯罗说:“您一定得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它很有趣味,但除了事实以外,其余的可不必注意,至于理论,那是极其荒谬的。”
  赖尔的这本书,对当时在地质学上占统治地位的实变论者的观点,进行了最有力的驳斥。大家知道,法国科学家居维叶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绝种动物界,并在他的多卷本《对骨化石的研究》中,把他本人在赖尔之前所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加以系统化。居维叶通过对海沉积层层理顺序的研究,确信大海曾几次向陆地移动,海水留下了痕迹以及海生动物的遗骨,后又退去了,让位于陆上沉积物和淡水沉积物。化石在沉积物更替时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一定的化石是与一定的层理相符合的。他认为,根据严格的原理重叠性来判断,海沉积物是特别静止地、大概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沉积成的。但是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最初沉积成的那些层理显然是卧式的,有时呈斜状、或者是立式的,有时则弯曲得很厉害。还使他惊奇的是,一些性质完全不同的层理明显地代替了这些层理。是什么力量形成这些层理,又把它们折断、弄弯的呢?是什么力量用完全不同的层理代替了这些层理呢?应该有一种力量,它立即并且直接起作用,沉积成这一些新的层理,那么,这种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居维叶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由于发生了毁灭整个原先动物群的突变,所以就存在目前没有起作用的力量。他认为,在西伯利亚冻土中发现的犸猛和犀牛的尸体,就是发生突变的记据。在他看来,只有突然并且立即冻结才能预防这些动物的皮和肉在死后不会腐烂。
  前面提到的岩石水成论者的理论,被岩石水成论的主要理论家魏尔纳的学生,即亲自了解火山的构造与活动的洪保德和列奥波尔德·布赫驳倒之后,这些关于灾变的思想也得到了地质学家们的支持。布赫在研究加那利群岛的火山之后,发展了《火山口隆起论》,根据这个理论,火山是靠隐藏于地下的一种有弹性的岩浆的压力而逐渐升起的。他认为山脉层的隆起、变形和折断,与结晶岩的出现有关系,于是断定,曾经有过几个时代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火山,这些火山流出了大量的熔岩,提高了山脉层,从而形成了许多沙丘和石岗,因而某些科学家说,地质破坏性灾变学说的真正创造者是布赫,而不是居维叶。
  法国地质学家埃利·德·博蒙,把布赫的学说同居维叶的学说联系在一起加以证明,山脉层提高的时期与某些层系的界限是符合的,因此山脉层的提高就是旧的动物群毁灭的原因。
  居维叶在《论地球表面灾变》一文(该文是《对骨化石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表现出了他全部的卓越才华,他证明,拥有现代动物群和现代各民族的当今世界,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世界,它从最后一次灾变时起就存在。这最后一次灾变,就是在圣经和传说中所说的世界性的大洪水,关于这次大洪水的说法不仅在犹太人那里有,而且在古代其他各民族那里也有。
  灾变理论与圣经是一致的,而对灾变理论的驳斥,则成了科学与宗教传说以及神话作斗争的一个阶段。
  自然,所有具有宗教思想(这是那一时期的普遍的思想)的地质学家,都赞成这种与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相一致的理论。例如,有一个叫科尼比尔的英国人,认为在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之前,就已发生过三次大洪水。而英国最著名的灾变论者布克兰,则算出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灾变。
  年轻的赖尔,虽然也曾准备将来当一名律师,但他在十八岁时就已经在牛津大学听布克兰讲课了,并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十九岁时他开始进行地质考察,游历过许多地方,参观过许多火山岛屿。二十岁时他沿着阿尔卑斯山脉跋涉了六个星期。五年后,他结识了一些著名的法国和荷兰的地质学家,并成了至交。他早期进行的一些考察,就使他对灾变论者的学说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他在许多次的游览和旅行中,考察了河水的冲击力量,考察了一些三角洲和河口中的沉积物,考察了浅滩的形成,考察了海洋、冰川、特别是火山的活动,这些考察使他得出了另外一些结论:有些变化虽然缓慢,看起来不那么显眼,但是它们聚集起来,累计起来,却能够产生惊人的结果。
  由于想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所以他对现代之前的第三纪的沉积物进行了研究,这就使他更加确信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赖尔得出的结论是:在第三纪层中有许多物种现在还活着,这是和居维叶的看法相反的。赖尔认为,一些物种的出现和另一些物种的消逝,正如居维叶所说的,并不是立即地、成批地发生的,而是当一些物种出现时,另一些物种被保留下来,再有一些物种则逐渐消逝。现在和过去是联系着的,一些灾变论者所宣扬的突然中断是没有的。
  赖尔到美国和意大利火山地区的旅行证明,在活火山之巅出现的那些大火山口或冰斗,并不是由地下压力所激起的倾斜层构成的(布赫就是这样认为的),而是由上面沉积的火山熔岩层和火山长期活动而落下的火山灰构成的,灾变论者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时间因素估计不足,因为在这期间有某些过程在进行,而且还在于他们只是从过去寻找原因,而没有好好研究目前正在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的活动情况。
  赖尔在他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中首先证明,由于大陆和海洋的轮廓发生了变化,气候也要发生缓慢的、但又是巨大的变化;其次,在弄清了河流、喷泉以及三角洲、湖泊和江湾的涨潮及退潮的破坏作用和建设作用之后,他指出,古代沉积物同现代沉积物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不需要了解沉积物具有什么样的力量;第三,他对维苏威和埃特纳这类火山锥体进行考察后证明说,这些火山锥体是无数次火山喷溢的结果,它们是由流出的溶岩层、喷出的火山灰和溶渣堆积成的,那些较古老的火山口也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即使在过去,火山所起的作用也和现在相类似;第四,他表明,在海洋沉积物和淡水沉积物中,在火山灰和风吹来的沙子中,即使现在也埋藏着一些有机沉积物的话,那也不能认为所有的代石都是在发生某些灾变时被毁灭的;第五,他把造山作用看作是地面缓慢的长期的震动,这种过程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观察到。这就是达尔文在旅行开始时所阅读的那本书的内容。
  当“贝格尔”号通过热带时,达尔文趁风和日暖的天气,开始用一个一米多深的小网来捕捞浮游生物,这个小网是用破布做成的,破布被固定在半圆式的拱形木上。他们把这个小网从船尾往后撒开,把它拖在船后边,这样,小网就可捕获大量形状精巧和色彩丰富的微生物。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目的而创造出了这么多的美景,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清理自己的捕获物,这使负责管理船的清洁和美观的韦克姆上尉大为不满。把所有这些小动物(用韦克姆的话说,是“一堆使人讨厌的垃圾”)拖到甲板上来,当然是有碍于甲板的卫生。所以上尉愤怒地对达尔文说,如果我是舰长的话,那我早就把你和你那堆使人讨厌的垃圾一起扔到海里去,因为只有博物学家才把这些玩艺儿看作宝贝,用心观察、分析和研究。不过这种抱怨并没有妨碍上尉和这位博物学家之间建立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达尔文指出,他在“贝格尔”号的所有旅伴中,除了斯托克斯和金克之外,就最喜欢韦克姆了。
  一月十六日,“贝格尔”号在佛得角群岛中最大的岛普拉亚港停泊下来。虽然从海面上望去,该港的四周呈现出一片荒凉,虽然达尔文担心自己会对洪保德所描述的、他曾为之赞叹不已的热带风光感到失望,但是当他一上岸,走进长有罗望子、芭蕉树和棕榈树的河谷时,就听到不熟识的鸟儿在啼鸣,看到新奇的昆虫围绕着新开的花朵在飞舞,他感到这是对自己所经受的一切艰难和不幸的补偿。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就象一个瞎子重见光明一样。我为我所见到的东西而倾倒,我对自己的印象无法准确地理清。”
  在这里,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坐在退潮后所出现的海水洼附近的溶岩的底下,可以看见新生的珊瑚。当灼人的阳光照射着周围的一切时,他在研究圣地亚哥岛的地质剖面图、想起了他不久前读过的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他曾试图把赖尔的一些新原理运用到圣地亚哥岛的地质上来。搞清楚圣地亚哥岛的地质并非那么困难。达尔文说:“一股溶岩在海底奔流、海底上面布满了一层贝壳和珊瑚的碎片,这些贝类和珊瑚凝结成坚硬的白色岩石。而后,整个岛便隆起在海面之上。但是这个白色岩石线使我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喷火口周围的土地后来都沉没了,这些喷火口当时都是起作用的,不断喷射出一股股新的溶岩。”
  达尔文由于感到把赖尔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圣地亚哥岛的地质上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他一定认为赖尔的基本思想要比流行于美国的灾变论者们的地质学思想更为优越。当时他想,他将对他所要访问的各国的地质情况都要加以分类整理,他能够收集到够他写整整一部地质书的大量资料。这个想法“使他高兴得手舞足蹈”。
  接着达尔文在这个岛光秃秃的平原上,一连游览了三天。这里到处都布满了一堆堆晒焦的岩石。三天的游览使达尔文得到了极其丰富的收获。他已经被这新颖的热带大自然完全吸引住了,以致这三天的时间使他觉得无限的长,给他留下了很多的印象。
  “贝格尔”号在这里停泊了三个星期。达尔文怀着巨大的兴趣进行了自然史考察。除了地质学之外,使他同样感兴趣的还有:热带植物,即棕榈树、非常粗的波巴布树(他同菲茨·罗伊舰长和军官们一起准确地丈量这种树的粗度)、香蕉树、甘蔗、咖啡树和大量的鲜花;各种鸟,其中许多鸟色彩非常鲜艳;昆虫;色彩也很鲜艳的海生动物,如海绵和珊瑚;还有其他一些动物,如海兔和章鱼,他常沿着海岸观察这些动物的习性并细心加以收集。有时候,他一连几天坐在船舱里研究所有这些生物,群岛上的居民也使他很感兴趣。每逢人们谈起黑人时,他总是充满好感,他特别注意黑人儿童或混血儿童的智力和很爱穿戴、生性愉快的黑人姑娘。
  旅行一开始,他就在考察方面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真仔细的特点:他用湿度表对表面上估计的空气包含水蒸汽的浓度作了测量,结果精密仪器表明,空气的干燥程度要比表面上估计的高得多;他注意到由于这里经常刮贸易风,所以金合欢树树梢都向一面弯曲;他把沉积在桅杆顶端风向旗旗布上的灰尘加以收集。这种灰尘原来是从遥远的非洲海岸刮来的,后来爱伦堡教授对它进行研究,发现里面有原生生物的硅质甲壳。
  达尔文写信告诉父亲说:“日子过得愉快极了,确实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了;我忙得很,这种忙既是一种职责,又是一件很大的乐事。自从我们离开特纳里夫岛以后,我认为我没有闲过半小时。”
  因此,达尔文在佛得角群岛所度过的三个星期,都排满了他以博物学家的身分而进行的活动。
  达尔文在大西洋之中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岛——圣保罗岛的岩礁旁再次登陆。从“贝格尔”号上放下了两只小船。一只由斯托克斯驾驶去调查岩礁,以便把岩礁画到地图上;另一只由韦克姆和达尔文驾驶;韦克姆是去打鸟的,达尔文则是去研究地质和自然史的。达尔文在研究看来是由岩礁上的鸟粪层形成的特别稠密的浮渣过程中,再次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求知欲。他发现只有两种根本不怕人的鸟,可以用地质锤来打它们,这两种鸟就是管鼻鹱和燕鸥。达尔文认定,这些荒无人烟的岛屿上的第一批移民,是一些寄生昆虫和靠吃鸟的羽毛为生的壁虱。他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观察:在每个管鼻鹱的巢旁都放着一条小鱼,似乎是雄管鼻鹱衔来给雌管鼻鹱吃的,只要把雌管鼻鹱从巢中吓跑,马上就出现几只大蟹把小鱼偷走,而有时可能把小鸟从巢中偷走。
  “贝格尔”号在继续前进的航程中越过了赤道,当时按习惯举行了迎海神的仪式,达尔文在《日记》中对此作了如下的描述:“我们越过了赤道。我受到了一次使人厌恶的剃面手术。今天早晨,快到九点钟时,我们这些可怜的新手,共有三十二人,一起被集合在下甲板上。舱口被关着,因此我们大家都处在黑暗之中,感到非常闷热。后来,有四个海神的将军向我们走来。他们把我们逐个地带到甲板上去。我是第一个被带上去的,因此容易敷衍过去。但我毕竟认为这种水上的仪式是令人极不愉快的。在走上去以前,有一个海将扎住我的双眼,把我带了上去。接着他们用一桶桶水从四面八方哗哗地倒在我的身上,然后就把我放在一块木板上面。这块木板可以很容易地被翻转到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浴盆里。在这里,他们用柏油和颜料抹在我的脸上和嘴上,并且用一个粗糙的铁环刮去我脸上的一部分涂料。在听到规定的信号以后,他们就把我来个倒栽葱翻进水里。接着有两个人按住了我的身体,把我浸在水里。最后,谢天谢地,他们把我放开。在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受到的对待要比我难堪得多:往他们脸上涂的那些脏东西也塞进了他们的嘴里。这时候,整个军舰全都变成了澡堂,水象小河一样向四面八方流开来。当然,舰上的所有人员,甚至连我的舰长在内,全身都湿透了”。
  美术家埃尔描绘“贝格尔”号上这一情景的一幅图画至今还保存着。我想,站在右边的那位青年,即是人们用水桶从后面向他浇水的那个青年。可能就是达尔文。当然,也可能是年轻的海军练习生中的某个人。
  在到巴西之前,“贝格尔”号最后停泊在巴西人流放犯人的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小岛旁。这是一个火山岛,有一些大约一千英尺高的山。岛上覆盖着一片几乎无法通行的密林,林中长有木兰、月桂树以及其他各种树木。使达尔文特别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所有的树木不是果实累累,便是百花争艳。
  查理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他们到过的那些岛屿上的热带植物给他留下的一般印象时写道:
  “热带中最使人惊异的是植物的新奇形态。椰子树很可以根据图画中的画想象出来,不过这里的椰子树极其轻巧,这是任何一种欧洲树所不能比拟的。香蕉树和芭蕉树同暖房中的完全一样,金合欢和罗望子以其蓝色叶子而使人惊异;关于那壮丽的柑桔树,无论是用语言描绘,还是用画笔画下来,都不能给人以任何正确的概念。我们那些温室中的植物具有一种不健康的绿色,而本地的树木则比葡萄牙月桂树的颜色还要深,同时在姿态美上远远超过了月桂树。那些较富裕的居住区的周围,一般都种植着椰子树、番瓜树、浅绿色的香蕉树以及柑桔树,这些树上都果实累累。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时,你会确信,要较真实地描写出这样情景是不可能的,而要把这种情况报道一下则是可能的”。
  天气热得很厉害,夜间,达尔文躺在吊床上,觉得就象躺在热气腾腾的澡盆里一样,因此他不得不起来躺在桌子上,尽管桌子很硬,但他却睡得特别香。
  “贝格尔”号停在巴西的第一站,是巴伊亚市,或者叫做圣萨尔瓦多市。达尔文对展现在面前的风暴感到兴高采烈。这座古城的房舍是白色的,高大的,狭长的窗户使房舍显得很整齐。古城位于海湾之上,海湾里停泊了许多大船,古城的四周为热带植物森林所环抱。达尔文漫游在具有热带风光的花木之间,下雨时空气特别新鲜,风景特别优美,这时达尔文感到洪保德的描写一点也不夸张。他在《航海日记》中写道:“不过城市的这些美景无法与植物相媲美;根据我所见到的,我认为,洪保德的那些绝妙的描写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描写了蔚蓝色的天空,把诗篇和科学罕见地结合起来,有力地描绘了热带的风光。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远远没有把真实情况表现出来,此时此刻你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真使你神魂颠倒:如果你的眼睛想注视某一只花蝴蝶的飞舞,可它却落到一棵树上或一个果子上。如果你在观看某一只昆虫,那你马上就会把它忘掉,因为昆虫正在爬着的那朵不平常的花会把你迷住。如果你想要赞美各种壮丽的景色,你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独特的前景上。心里充满了混乱的赞美感情,这种感情又形成了一种未来的、更加悠闲的喜悦心情。我只有现在才认清了洪保德:对于我来说,他是照耀我接受一切知识的第二个太阳”。
  除了欣赏这些风景和自然史的客观事物之外,达尔文认为新的、令人惬意的是“认识到我的任务就是要成为一名博物学家,如果我轻视这一任务,那就是轻视这些年来给了我极大愉快的那些知识。”
  达尔文在巴伊亚停留了将近二十天。他游览了热带森林,收集了蜥蜴、昆虫和植物,观察了绝大部分是黑奴构成的当地居民的生活,狂欢节时漫游了各条街道。一群快活的人们把一个蜡黄色的水球互相投掷,而另外一些人则用大杓互相泼水,以此取乐。他结识了几位当地商人和一艘美国大军舰上的几位军官。他从派真舰长那里听到了有关美洲奴隶制度的令人愤懑的各种事实。原来贩卖奴隶的活动在大规模地进行。使他感到惊讶的是,那些热衷于贩卖奴隶活动的所谓“正人君子”竟以野蛮手段来保护这种活动。
  大概就在这时发生了达尔文在自传中所提到的他与菲茨·罗伊的那次冲突。菲茨·罗伊是个典型的托利党人,而达尔文则是个辉格党人。菲茨·罗伊想要维护和夸耀奴隶制度。他告诉达尔文说,他曾经拜访了一个大奴隶主,这个大奴隶主当着他的面把自己的奴隶们叫在一起,问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是否满意,他们是否愿意获得自由,奴隶们一致回答说:“不”。达尔文带着嘲笑的口气问他,难道能够认为那些奴隶当着主人的面所说的话有什么意义吗?菲茨·罗伊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勃然大怒,对达尔文说,既然你对我说的话是否真实表示怀疑,那我们就不要再在一起生活了。达尔文离开他后心想,由于发生了这场争执,他将不得不离开这只舰了。菲茨·罗伊把大副叫了去,当着他的面发泄对达尔文的怒气。但是,看来军官们都站在达尔文这一边。这时他们邀请达尔文同他们一起吃饭。不过菲茨·罗伊也是一个容易息怒的人。过了几个小时,他派一名军官去向达尔文道歉,并且请达尔文仍和已往一样同他一起生活。
  达尔文与菲茨·罗伊一起在舰长室吃饭这件事,无意之中使达尔文在旅伴们中间的地位突出了,于是年青的海军练习生们都开始称他为“先生”,不过这种表面礼貌并没有妨碍他很快就同青年们成为朋友。他那坦率的讨人喜欢的性格,和蔼的笑容,有趣的交谈,他的才华,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充沛的精力和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不知不觉地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使他很快就同军官们接近起来。人们开始称他为“亲爱的老哲学家”,有时干脆称他为“我们的捕蝇人”。一个中尉,即后来成为海军上将的谢利万,过许多年后回忆这段时期时说,在一只舰上关了五年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很容易吵架的。可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航行的五年当中,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一句伤和气的话,从来没有责备过任何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发表过于匆忙的议论。诚然,他们大家都忙得很,没有时间去争吵。但是谢利万坚信,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争吵,达尔文也会有成效地“设法排解的”。
  在舰长室里用的饭菜都很简单。大家都很忙,所以“一切礼貌都免掉;不互相等候,一吃完饭马上就跑去工作……”。舰上有条不紊的工作气氛,使达尔文在工作中也养成了有条不紊的工作习惯。每逢大海风平浪静的时候,斯托克斯就坐在大桌子的一边绘图,而达尔文则坐在另一边用显微镜研究公海的动物。
  在巴伊亚,达尔文参观了大型美国军舰“三宝垅舰”。达尔文对这艘军舰上的海军练习生(达尔文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他们一起度过的)作了可怕的评价。他说:“这些年青的正人君子是一伙没有处以绞刑的骗子,这样一伙人足以使沿岸的人们感到吃惊”。
  在演习中,“贝格尔”号这只进行测量的小舰成绩卓著,战胜了其它所有的船只,并表明了这个齐心协力的集体,在一位精力充沛的舰长指挥下,能够作出成绩。“贝格尔”号上的演习组织得非常准确而又迅速,竟然把军舰“三宝垅”号都战胜了。这是舰队司令也不得不承认的。达尔文已对“贝格尔”号有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在给姐姐和父亲写的家书中自豪地描述了这一事件。
  “贝格尔”号从巴伊亚开往里约热内卢。途中达尔文捕捉鲨鱼。起风浪时,他就整理自己的蒐集品。每天夜晚,他总是以赞美的心情观赏那南极的星光、灿烂的夜景以及天空中的南十字星座、麦哲伦海峡的云彩和大南冕星座。“贝格尔”号在阿尔布罗斯群岛附近进行了测量、而达尔文却怀着两队人上岸,考察岩石,收集昆虫和植物。
  四月一日,“贝格尔”号上所有的人都在开愚人节的玩笑。午夜时分,人们开始把所有穿着睡衣的人从下面叫到甲板上:叫来木匠是为了修理炉子,叫来后甲板上的工匠,其借口是桅杆咔嚓直响,叫来海军练习生是要他们把风帆降低一些。大家在回到各自的吊床上时,有的骂,有的笑。对于达尔文,人们想出了一个合适的诱惑物。谢利万喊道:“达尔文,您看见过逆戟鲸吗?现在出现这种动物了,您快点来看”。满腔热情的达尔文马上跑出去,想看一看这个南方的海豚,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值班人员们发出来的哈哈大笑声。
  四月四日,“贝格尔”号驶进了里约热内卢港湾。在这里,即在里约,第一次收到英国的来信。
  “贝格尔”号打算在里约热内卢长期停留。因此,达尔文同美术家埃尔一起在里约的近郊,即在离市区有一小时路程的博托福戈租了一座漂亮的房子。
  此外,达尔文打算到巴西国内作一次旅行。因此,他加入了一个成分特别复杂的团体。该团体的成员有:眼镜商和温度表商帕特里克·连农(他在国内拥有一块不直接经营的森林,八年来第一次决定视察自己的领地);连农的侄子洛里(他是一个狡猾的奴隶贩子和骗子,到他哥哥那里去,他哥哥娶了当地一个财主的女儿为妻);洛里的朋友戈兹林格;还有一个药铺学徒和一个黑人小向导。他们是骑马进行这次旅行的。
  道路有时穿过热带森林(在热带森林中,使达尔文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寄生植物、特别是兰科植物开放出来的奇花异卉,那些鲜绿色的树状羊齿及其弯曲得很精巧的叶子,那些同别的树交叉长着的棕榈树,特别是西印度椰子树,它那枝干纤细得用巴掌就可以握住,它那优美的树冠在十二——十四米的高空中摇曳着”);有时蜿蜒在险峻的花岗岩旁,这里躲藏着一些逃亡的黑人,至今士兵也没有把他们灭绝;有时穿过被沼泽地、浅海湾和无数湖泊切断的荒无人迹的地区。沿途的客栈非常简陋:客栈里常常找不到吃的东西,甚至连面包也没有。他们访问过的那些处在偏僻地方的庄园里,有很多牲畜,农作物的收成很好,森林里有很多野兽。
  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使达尔文极为气愤,他们可以随随便便地卖掉自己奴隶的妻子儿女。有这样一件事使他特别吃惊:
  达尔文在《考察日记》中叙述到:“一个非常笨的黑人渡我过河。为了向他说清楚我要干什么,我就大声地说起话来,并且在做手势的时候,把手挥动得离他的面孔很近。大概他以为我在发怒,想要打他,因此他突然大惊失色,半闭眼睛,挺直身体,垂手而立。一个体格非常强壮的成年人,在他以为自己的脸上就要挨打的时候,却不敢起来自卫。看到这种情形、惊奇、厌恶和羞愧的感觉交织在我的心中,这是我永远也忘记不了的。这个人已经被弄到如此屈辱的地步,甚至连最没有自卫能力的动物都不如’”
  在回来的路上,达尔文在这些庄园中的一个叫作索谢戈的地方度过了两天,他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到森林里去采集昆虫标本。他从里约给同学弗·沃特金斯的信中写道:“我住在一个庄园里,这里是有人烟地区的边缘,后面是一片无法穿过的大森林。这种安静的生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好几里之内找不到一个人来同你作伴。在这种阴暗的森林中坐在一个枯烂的树干上想一想家,这件乐事是要化一些劳动和费一些麻烦来换取的”。在森林的某些地方,含羞草象几英寸厚的地毯一样覆盖着地面。达尔文从上面走过去,就留下了一行脚印;这是由于含羞草敏感的小叶闭合下降和色彩变化而形成的。
  在巴西内地的旅行,一共用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达尔文回到里约后,便把自己的东西从“贝格尔”号上运往博托福戈。在靠岸时,海浪由小船的头上冲了过去,在达尔文的眼前,浮现着他的书籍、仪器、枪壳和其它必需品,全都漂了起来。不过他只是受了点惊:什么东西也没有失掉,但大部分东西下面都浸湿了,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这些东西晒干。整理在巴西内地旅行时所采集的东西和补写日记,象往常一样占用了几天的时间。
  达尔文在博托福戈住了两个半月。在这里,他研究了里约四郊的自然界。他的房子位于科尔科瓦多山麓。科尔科瓦多山海拔在六百八十多米以上,呈陡峭的锥体形,半山腰处,通常总是白云缭绕。达尔文白天旅行和收集搜集品,或整理收集来的东西,晚上就给自己的许多朋友写信或读游记,例如他阅读在十八世纪中叶曾到南美洲去探险的安松船长的游记,再不然就重读他所喜爱的洪保德的著作,他在自己对热带自然界的观察和印象中,发现有与洪保德的见解和观察相同之处,这是一件使他特别高兴的事。他这种高兴的心情,就象话剧作品中塑造的、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的性格一样。傍晚,青蛙、蝉和蟋蟀在不停地演奏着协奏曲。达尔文细听着这些声音,或者观察某个萤火虫的飞舞,收集萤火虫的幼虫或对萤光进行实验。
  查理有时单独游玩,有时同美术家埃尔结伴旅行。例如,他曾同埃尔一起登上了科尔科瓦多山,有时他还同“贝格尔”号上的其他旅伴或同当地的几个居民一起出去。在几个当地的居民中,有一个是葡萄牙神甫,酷爱打猎,曾打死过一只长须卷尾猴,他送给了达尔文一只非常好的当地野猫——美洲野猫;另一个是巴西小孩,他是个农场主的儿子。这个小孩和他哥哥的观察力使达尔文感到惊讶,因为这是跟踪追捕野兽的真正猎人,他们根据勉强可以看得出来的踪迹,就能发现极其罕见的动物。
  达尔文认为,里约四郊的地质情况没有多大意思,而植物和鸟类倒应好好研究;当然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植物的赞美和观察蜂鸟的飞翔,在他看来,蜂鸟的习性同大蛾蝶类的习性很相似。但他最关心的还是收集陆上无脊椎动物和淡水无脊椎动物。他收集了很多漂亮的陆生扁平软体多肠目的搜集品,并对昆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其习性经常进行观察。许多热带大型蝶类引起了他的兴趣,其中某些蝶类都有自己的习性特点:这些蝶类可以双翅张开成平面,在陆地上奔跑,发出很大的声音和噼啪声。达尔文由于对甲虫十分熟悉,所以毫不费力就发现,里约热内卢附近的甲虫同美国的甲虫不是同一个科。他特别努力收集这些小的品种,并正确地认为,巴西的甲虫在美国昆虫学家的搜集品中,主要都是些大的品种。他还发现了许多直翅目、半翅目和针尾膜翅目。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源源不断的蚂蚁大军正在被它们踏平的四通八达的小路上来来往往,搬运着一块块绿叶。他观察了黄蜂猎捕蜘蛛的情形,黄蜂把蜘蛛螫昏,这些蜘蛛便用来喂养它的幼虫。他收集了很多使人感兴趣的蜘蛛,对它们习性进行了观察。
  收集昆虫使达尔文清楚地想起他在英国迷恋于甲虫的那些日子,想起巴尔穆特给他的印象,尤其是想起许多昆虫与他在那里所收集的昆虫,例如在沙地上奔跑的斑蝥很相似。当然在环境方面存在着惊人的差别。他在给福克司的信中写道:“如果你在五月份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无疑是很冷的一个日子里),在带刺的白色篱笆上捉昆虫的话,那么就请你想象我正在菠萝丛中和柑桔林中捉昆虫吧:而当你的手指被污秽的黑莓弄脏的时候,那就请你想象那些成熟的柑桔,并且羡慕我吧……”。
  旅行、收集和整理搜集物这些活动,有时因达尔文参观英国军舰而中断。那些校级军官们让他参观这艘军舰。在军舰上他被待为上宾。海军乐队演奏了《菲加罗结婚》、《谢米拉米达》、《塞维尔理发师》序曲,使得非常想听音乐的达尔文感到特别愉快。他还参加了海军的竞走和舰员们在岸上举行的赛跑。
  当“贝格尔”号停泊在港湾时,达尔文参观了这艘军舰。这艘两桅方帆军舰几乎成了他亲爱的家,所以达尔文关心舰上的一切事情,例如一些军官和水兵的退役,新的军官和水兵的到来。这时“贝格尔”号上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有三个人病了,这三个人曾同其他几个人一起乘快艇到马卡卡去打了一次田鹬,马卡卡是个沼泽地,当时寒热病正在流行,这三个人被传染上了,病得很严重,结果丧了命。一块去的其他五个人病得轻一些。这是达尔文在热带所遇到的许多次可能发生的意外中的一次。
  达尔文还结识了几位商人,他们曾经到过南美洲的其它一些地方,或在那里住过,这些地方是达尔文打算去参观的。当然他已预先打听并详细地询问了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和自然条件。他在博托福戈还观看了圣者胡安婚礼日前夕的庆祝活动,在这一天,居民们燃起篝火,放焰火,燃爆竹,鸣枪炮,使得这个节日显得十分热闹和愉快。
  七月五日,“贝格尔”号在其它军舰鸣放的友好送别的礼炮声中,终于离开了到处都是处女林的热带地区,向南方,向气候温和的地带,向覆盖着草本植物的海岸驶去。这次航行又不太令人愉快:惊涛骇浪和汹涌澎湃的大海再次使达尔文遭受到通常在海上所受到的那种痛苦。但他仍能有时观赏逆戟鲸,有时观赏口齿锋利的抹香鲸,有时观赏那被人们称为“开普小鸽子”的小海燕。
  七月二十五日,“贝格尔”号驶进一个叫作里约德拉普拉塔的小海湾,这个海湾的水就象小河里的水那样平静,又红又脏。二十六日,“贝格尔”号舰停泊在蒙得维的亚海湾。
  达尔文赶紧在蒙得维的亚上岸,去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从城旁的一座小山顶上一眼望去,只见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上,放牧着一群群牛羊。达尔文到那些从远处就能望见的辽阔的飞廉地里去散步,在这里,他第一次观察了美洲的鸵鸟。第二天,他到蒙得维的亚远郊收集标本:在那里他打死了一只水豚,这只巨大的啮齿动物重四十五公斤,猎获了一些美丽的蛇和蜥蜴,收集了他所喜爱的甲虫。
  他及时地把他在巴西以及在这里收集到的搜集品包装好,派人送到船上去:看来,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寄到了施鲁斯伯里家里去,其中最重要的搜集品寄给了剑桥的汉斯罗。
  九天后,“贝格尔”号离开了拉普拉塔,沿着海岸向南驶去,以便对海岸进行观察。可是进行勘察的好天气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变成了狂风暴雨的天气,达尔文在《航海日记》中曾经谈到:“这时我们的榴弹炮无声无息地从炮位上脱落下来,掉进了海里”。狂风暴雨的天气持续了大约一星期,无法进行测量,因为“贝格尔”号上的锚曾两次折断为几部分,有搁浅的危险。“贝格尔”号最后驶进了布兰卡海湾,这里有一个好港湾。菲茨·罗伊在这里结识了一位船长,即捕海豹的小帆船船主哈里森。哈里森对港口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把“贝格尔”号引到一个更能进行防御的停泊处,他的另一只小帆船已停泊在那里。菲茨·罗伊和达尔文非常艰难地沿着通往居民区的海湾支流逆流而上。达尔文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小群高楚人。菲茨·罗伊舰长每月都要租加里松的几只小帆船,以便坐上这些船去进行勘察①,达尔文却愿意坐“贝格尔”号返回蒙得维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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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谢利万说:“贝格尔”号勘察队的装备方面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可以留作备用的第二只小船。由于没有专用的船只,所以大部分勘察工作是靠露天的捕鲸小船进行的,这些小船往往一派出去就是整整几个星期,有时在阴雨连绵的雨季也要派出去,船员们是非常艰苦的,所以菲茨·罗伊就自费租了这几只小帆船。

  基于我过的生活是活动的方式,我旅行的五年就成了我真正生活的开始。在这五年的旅行时间里,我所有的快乐都来源于我内心里所发生的一切:对景致的赞美、在荒漠和壮丽的森林中漫游,夜晚在可怜的小“贝格尔”号的甲板上散步……
  ……默默无闻地和孤单地建立理论和收集事实……
  达尔文①在后五天,“贝格尔”号继续测量海岸,为了避免触礁和激浪的冲击,夜里该航不是下锚,就是开往海上。它终于开进了一个良好而宽广的海湾圣胡利安港。一月十二日,达尔文和菲茨·罗伊把一部分水兵留在小船停泊处的岸上后,便和其余的水兵一起到这个地区的腹地去。可是这个地区特别荒凉,他们都累得疲倦不堪,特别是带着工具和笨重双筒枪的菲茨·罗伊。到处都没有淡水,他们口渴得要命。他们登上一个山丘远眺,发现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有两个闪闪发光的湖。然而大家都已累得筋疲力尽,都不敢到那里去。如果到那里去,看到这是两个盐湖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渴得浑身无力而走不回来。菲茨·罗伊在描述这次旅行时说,达尔文认为自己在这些长途徒步旅行中比菲茨·罗伊和水兵们多受了些锻炼,便自告奋勇地要单独去一趟,并答应那里如果有水的话,就用信号通知留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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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书信续集》第一卷。1839年1月20日给埃玛·韦季武德的信。

  在伦敦的生活,对于习惯在庄园或省城郊区过自由自在生活的达尔文夫妇来说,已经不堪忍受了,特别是由于达尔文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而埃玛又怀上了第三个。他们决定从城市搬到农村,并且决定最多每两三个星期到伦敦去一趟。一八四二年九月,达尔文夫妇买下了唐恩的庄园。这座庄园之所以吸引他们,是由于它是一个很偏僻而又舒适的地方,距伦敦不很远。唐恩村有几百居民,位于两条村道的交叉处,离庄园有四份之一英里远。最近的两个火车站距庄园有十英里,而到车站去倒成了一件大事。充当马车夫的老园丁只好经常小心翼翼地驾驶着马车,一会儿往山上走,一会儿沿着弯曲的乡间土路往下走。因此达尔文不得不放弃自己原先打算经常去伦敦的想法。买来的庄园一片荒芜,旧房屋的样子并不吸引人。为了使房屋有一个比较舒适的样子,达尔文在最初几年付出了很多劳动,把它粉刷了一遍,开辟了一个花园和一个菜园,围上篱笆,在房屋的第三层修了一个阳台,上面覆盖上一层匍匐植物。周围有一些森林,把白垩的露头和被小路截成两半的深壑掩盖起来,还有河谷中的耕地。
  达尔文在唐恩这个地方度过了他整个的一生直到晚年。这种平静的生活由于偶而去亲戚那里作短暂的旅行,或到伦敦去,或到其它城市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或到水疗机关参加水疗“训练班”而中断。这种生活同那种要求有很大的活动性和消耗极大体力的环球旅行截然不同。不过,也许只有在这些新的条件下,达尔文才能够写出许多使他享有盛名,并在人们对生物界以及人在生物界的地位的看法中,产生巨大变化的博物学方面第一流的著作,因为他长期患病,所以每天工作最多不过两三个小时。
  他后来的传记实质上只是他的著作史以及他和他的朋友们为生物学中的新思想斗争的历史。
  我们以前曾指出过,年轻的达尔文怎样在第一次偶然到了热带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地亚哥后,坐在熔岩形成的悬崖下,利用赖尔的新地质学思想分析岛的地质史,以及他将撰写一部他所访问过的那些国家地质学著作的想法而使他当时欣喜若狂。《珊瑚礁》一书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开端,而且是辉煌的开端。众所周知,赖尔对他的珊瑚礁理论是十分赞扬的,虽然这个理论也驳斥了赖尔自己的环形(珊瑚)岛的理论,这些环形岛好象一个圆环位于淹没在水下的火山喷口上,赖尔又尽力促使达尔文尽快地在地质学会会议上报告他所搜集的材料。
  《珊瑚礁》一书出版后,达尔文在一八四二年秋着手撰写他在“贝格尔”号旅行时访问过的火山岛的地质方面的著作。这应该写成《‘贝格尔’号舰航行地质学》的第二部。它的第三部应该是在南美的地质考察。我已经提到,有一些他在途中写的有关“地质”的信件,曾经在地质协会一些会议上报告过。他在返回英国后所撰写的这些简讯和其他报告,曾以报道的形式刊登出来。而现在他就开始对自己在地质方面的搜集品和笔记进行全面整理,并对他访问过的各国的地质情况作出详细的描写。
  新著作的前五章就是描述他访问过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火山岛。当他写第一章(该章写的正是关于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时,他对该岛的印象记得多么清楚啊!在他面前出现了该岛的地质剖面:最低层是火山岩,他认为是在海底上面流动的;中层几乎是第三纪初期延伸很多海里的石灰石的水平层(古生物学家索尔比在英国为他鉴定了这些岩层中的贝壳);最上层是晚期形成的熔岩,它是该岛从海中上升后由锥形喷火口流出来的,并且稍微把最接近喷火口的一些石灰层变了形。
  在第二章里,他简单地描述了亚速尔群岛中的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特塞腊岛的地质情况;描述了塔希提岛(他在这个岛上找到上升的痕迹)西北部的地质和大西洋中的小岛——圣保罗岛的地质情况。
  在第三章里,他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亚森松岛的地质情况,在这里,他的地质锤子曾经“胜利地敲过山岩”,因为正是在这里,达尔文得到高兴的消息:塞治威克预言他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会有远大的前程。
  第四章是对圣赫勒拿岛的地质的描写。所有这些考察,不管它们是怎样的不连贯而又简短,但却都是非常准确的。尼·谢·沙茨基在他的《达尔文是一个地质学家》一文中,引用了岩石学家列纳尔的著作里以下的几行话,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列纳尔在他对“挑战者”号的著名考察所搜集的岩浆岩进行了加工整理,并仔细地把自己的结果同达尔文的结论作了比较,说:“我立刻对这位考察家表示由衷的软佩,他手里只拿一个放大镜,利用只是以焊接吹管来进行的那些简单试验,而且很少用量角仪测量,就能区别最复杂的矿物集合体的性质。不管他对山岩的结构和成分是以多么大的信心和准确性来进行鉴定的,但经过对其他地区的火山情况的对比研究,这些矿物的起源还是弄清楚了,并且得到了证实。不管他对他发现的事实和他的前人在别的地方描述过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调查得多么清楚,但这种关系没有证据是不能被人接受的,尽管这些关系破坏了占统治地位的假说,例如上升的喷火口以及火山现象和深成现象的根本区别就是这样。最后,该书无与伦比的功绩就是论证包含在本书之内并且似乎是偶然散见于其中的那些新思想。”
  这些新思想中的一些思想组成了他上述著作的第六章。达尔文在这里首先注意到粗面岩和玄武岩之间的差别。划分这些差别的过程是在这些山岩组成部分比重的影响下进行的。达尔文在自己的考察和其他作者部分记载的基础上证明,由于较重的晶体降到熔岩的下部和较轻的晶体位于熔岩的上部,岩浆就被区分开来。从火山锥体中流出来的熔岩就是这样区分的,深处的岩浆也是这样区分的,同时形成相应的岩石。正如沙茨基指出的那样,这一结论就在过了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也未失去它的意义。
  这一章的第二个总结是论述火山岛的分布和火山现象。达尔文强调指出,大多数海洋上的岛是火山岛。这就向他提出了火山岛和火山现象的起源问题。他在这里反对当时的权威列·冯·布赫把所有火山岛分成两类:一类是中心火山岛。它周围几乎在各个方向都有大量的喷溢物;一类是火山岛山脉。达尔文认为,那种中心火山岛是没有的,当然,尽管在每一群火山中,总有一个高于其余的一切火山。至于火山岛山脉,那么它们在群岛上形成一条线就很少能适应于邻近大陆海岸的外形。大陆上的山脉也很少靠近海岸的情况,迫使他在裂缝和断裂处(它们是在海床变为陆地的情况下在上升时沿着大陆边缘形成的),寻找从海深处上升的大陆山脉和火山岛山脉出现的共同原因。
  这部考察著作的第七章同前六章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只是“贝格尔”号在返回伦敦的路上,在澳大利亚、凡第门地、新西兰和好望角作的进一步的地质考察。它们曾被加在《‘贝格尔’号地质学》第二版上,大概是为了使专门用来阐述南美洲地质的第三卷更加完整吧。
  该书是在一八四四年二月中旬完稿的,同年春末就问世了。
  一八四二——一八四四年,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物种问题的研究。从《一八四二年概要》与他在一八四四年七月前完成的他的理论的概要对比来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的确,不管《一八四二年概要》的思想和为了证明理论而指出的事实多么丰富,但还只不过是未来著作最初的提要或草稿。它不应当停留在这种粗糙的、不便于读者阅读的样子上。因此,达尔文考虑到他复杂的理论只能从深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获得成功,认为有条理地和更加全面地陈述自己的理论对他本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他写了新的概要,其份量比《一八四二年概要》大约增加了三倍,并且仔细地进行了誊正。特别是扩大了有关自然选择和生物的地理分布那几节。在写完这部著作以后,他明白了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虽然他的理论面临各种困难,但他越来越相信它的正确性。他认为,有威望的博物学家接受这个理论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但他同时也感觉到,他的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和看法相距甚远,他的进化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现在出版自己的概要,他就会孤立无援。他记得,赖尔曾无情地讥笑拉马克说,学术界傲慢地对待老的进化论者和生物变化论者,认为他们是幻想家。要全副武装地投入战斗。面临大量的工作,可是他的健康情况总是在恶化。假若他突然死去怎么办?到那时候,他的理论,他的整个思想,大量的准备工作——已有大约十来个纸夹组成的全部札记和摘录,在各种著作中所标出的重点,从各种学术著作和专门刊物上摘录的作为资料的那些他所必需的全部文章,不是也全完了吗?难道所有这些要同他一起毁掉吗?
  达尔文在心里逐一回忆了他所熟悉的博物学家,以便确定他们之中谁能够担当起他的事业(他意识到他的事业在多大程度上还未完成),批判地研究他所搜集的全部材料,用确凿的事实充实他的每一个论点,分析研究理论上的各种难点,总之,替他写出他的未来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个问题会使每个真正的和诚实的博物学家感兴趣,只要他深入研究对象,熟悉材料。但是,他知道,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时间。因此,还必须在物质上给这样的博物学家以鼓励。
  在我们面前有他思考和怀疑的结果,那就是他写给他是亲近的人和朋友——妻子的遗书。这封信几乎全部值得引证。这是他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意愿,是后继者必需照办的字据。
  “我刚写完我的物种理论的概要。如我所想的,如果将来即使只有一个有资格的裁判者接受我的理论,那也将是科学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如果我骤然死去的话,这封信就算是我最庄严的和最后的遗愿。我确信,你会认为这同依法写在我的遗嘱上是一样的。我请求你拨出四百英镑来作出版的费用,请你自己或者通过汉斯罗(乔·韦季武德先生)来努力实现我的遗愿。我希望你把我的概要同那笔钱一起交给一个有资格的人,以便促使他去努力修改和扩充概要。我将把我在博物学方面的全部书籍交给他,这些书或者画上了着重线,或者在书的页底指出了请着意检查和注意的页码。这些地方或者与题目实际上有关,或者可能有关。我希望,你把所有这些书编一个目录作为吸引任何编者的一个手段。我还希望你把用咖啡色纸写的全部笔记交给他。这些从各种著作上摘录下来的笔记会帮助我的编者。我还希望,你或者任何一个同事,在编者选择他多少有点用的笔记时要给予帮助。我让编者来确定,这些事实是否应放进正文或者把它们作为脚注、注释和补充。因为检查脚注和札记是一件枯燥的工作,而且因为修改、增加和改变我的概要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我把四百英镑以及著作可能得到的收入作为奖励,但是作为交换,我认为,编者必须做到由图书出版商或者自费把概要发表出来。纸夹里的许多札记只是包含着一些肤浅的看法和现在来看是无用的旧观点;很多事实看来对我的理论也没有关系。
  “至于编者,最好是赖尔先生,如果他愿意承担的话;我想,他会认为这件工作是一种愉快的工作,并且会了解到某些对他来说是新的事实。编者必须是一个地质学家兼博物学家,因此伦敦的福勃斯教授是第二个最好的编者。汉斯罗教授是一个最亲近的人和最好的人(一般来说,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好的)。虎克博士也很好。司却克兰先生是一个最亲近的人。如果上述人中没有一个愿意承担,我就请你就编者——
  地质学家兼博物学家一事同赖尔或者其他任何合适的人商量。如果还要一百英镑才对吸引好的编者有作用,那就一定请你把数目提高到五百英镑……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于唐恩。”
  还保存着一个简短的记载,看来是上述信件的草稿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虎克的帮助下(也可能在有任何一个好的动物学家的帮助下),赖尔是所有人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如果编者不愿承担把时间花费在这上面的义务,那么支付这样的数目会是毫无用处的。”
  要找到一个对所研究的东西能作出有根据的考证并对各本书和笔记中划有着重线抄出的地方的关系作出周密思考的编者,如果在寻找这样的编者方面出现什么困难,那么就可以按原样发表我的概要,加上一个注释,说明概要是数年前写成的,而且是凭记忆写成的,未作过订正,也无意按现在的这个样子出版它。”
  当然,信中很清楚,达尔文没有同上述指定的编者候选人中任何一个人谈过任何东西。而且这在当时也未必有什么意义。可能,大家会讥笑他,说他对写遗嘱一事考虑过早(他当时才三十五岁),他将比他们所有的人要活得久。
  他确定的人究竟是谁呢!有关赖尔我们谈得够多了。看来,赖尔当时是最接近达尔文的学者,而且达尔文仍然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达尔文决不怀疑,在某些方面,旧的思想基础还顽固地盘踞在赖尔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赖尔会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的,虽然这对他来说是异常的困难。
  福勃斯是确定的第二个人,达尔文同他好象从来没有特别接近过,可是福勃斯经常去唐恩;正如达尔文强调指出的,福勃斯一身数任,既是地质学专家,又是动物地理学专家。他曾是地质学会博物馆保管员,后来是实践地质学博物馆博物学教授,在去世前不久(一八五四年)被聘为爱丁堡大学博物学(动物学)教授。达尔文在自传中曾提到过他,说他是一位先知,他论证以冰河时期解释在彼此相距甚远的高山地带和北极地带也有同种植物和一些同种动物存在。但是,福勃斯最著名的著作是关于海生动物在地中海不同深度的传播的论文和《关于不列颠群岛的现代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在分布中的关系和在洪积世期间群岛上的地质变化》的论文(他把生活在大不列颠类型构成中古代各个不同时期——从中新世到现在五个依次更替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即从大陆的各种不同地方沿着一些“陆地桥”进行渗入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遗迹加以区分)。不管怎样,他给当代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精明能干的人。他比达尔文小六岁。
  关于达尔文的老朋友汉斯罗教授,前面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虎克博士和司却克兰先生是两个新人物。因为前者大概从这个时期开始就在达尔文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对于他我们要详细地谈一谈。
  约·达·虎克比达尔文小八岁。他是植物学家、基由皇家植物园园长的儿子,他同达尔文的两个老朋友很亲密。他同汉斯罗教授的女儿结了婚,而他的父亲同赖尔的父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青年时期,约·虎克参加过詹姆斯·罗斯乘“鬼门关号”和“恐怖号”前往南冰洋的著名探险工作。老赖尔得悉他朋友之子准备参加上述探险,就从儿子那里借来一本达尔文的《‘贝格尔’号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的校样送给他。这本日记对虎克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当时感觉到,较之于达尔文作为博物学家在环球旅行时所表现出来的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他还相距很远。而在他去旅行之前,赖尔把刚刚出版的一本日记赠给了他。
  关于他同达尔文的第一次会见,虎克是这么说的:“我第一次会见达尔文先生是在一八三九年特拉法加街心小公园(在伦敦)。我是同一位军官去的,七年以前,这位军官是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舰上为时不久的同事,但是此后,这位军官大概没有再遇到过达尔文先生。我被介绍给达尔文先生。这次会见当然是短促的,但我记得达尔文先生是一个体高肩宽的人,背有点驼,谈话时有令人愉快而活泼的面部表情,眉象鬃一样,说话低沉而柔和;他象一个水兵一样异常爽直而诚恳地欢迎这位旧相识。”虎克仔细地观察了达尔文,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使他感到高兴的达尔文的航海日记。
  达尔文也关心作为博物学家去南极探险的虎克的命运;毫无疑问,他认为虎克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是相似的,并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虎克寄给赖尔的信件。从探险归来以后不久,大约在一八四三年,虎克收到了达尔文下面的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我曾希望更早点荣幸地和您会面,并祝贺您从那长途而光荣的航行平安归来。但是我不常到伦敦去,要是您没有理由参加地质学会会议的话,我们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不得相见。
  我急于知道,您将怎样处理您的全部材料。我从阅读您的一些信件中得到了很多东西,以致于作为读者之一,如果没有机会读到更多东西的话,我会感到遗憾的。我想您现在很忙,并且十分快乐;我多么清楚地记得我回到英国后最初几个月的快乐心情:这补偿了海上风暴给我带来的一切痛苦。但是我已离开了这个促使我给您写信和向您表明我的愉快心境的主题,因为汉斯罗(他在几天前来信告诉我)已把我那少数植物搜集品寄给了您。您不可能相信我为此而感到的快乐,因为我恐怕把那些搜集品丢失了,搜集品的数量虽小,但搜集起来却花费了我很多的劳动。有几段笔记我想还在汉斯罗那里,这几段笔记叙述了几种非常好的植物的产地和其他的东西。我特别注意火地岛山地的花卉,并竭力保存了当时我们所到之地每种正在开花的植物。我早就认为,这一伸入南海极远的陆地尽头的植物区系的概貌会是很优美的。但是请您把同欧洲物种近似的那些物种,为我这样一个对于植物学一无所知的人作出比较并提出见解吧。我常想,在火地岛上是否有很多欧洲属植物,它们在科迪列拉山脉是找不到的,确定这一点准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虽然两处相距太远,但是,您是否在您写的任何概要中提出对无知者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什么属是美洲的?什么属是欧洲的?如果属是欧洲的,物种的差异有多大?
  我希望汉斯罗会寄给您我搜集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洪保德对我表示过这些植物引起了他的强烈的好奇心);我费了很大力气采集了所能采集到的植物。这个群岛的植物区系,象有些人所猜想的那样,应当提供一个与久已令人感到兴趣的圣赫勒拿岛植物区系几乎相似的情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同这位年轻的植物学家在事业上是怎样建立联系的,他又怎样立刻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来研究使他本人感兴趣的生物地理学这些问题的。
  共同的利益和工作使他同虎克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致达尔文敢于承认,正是他(虎克)首先“大胆”尝试解决关于物种起源问题的。
  一八四四年一月,达尔文在致虎克的信中写道:“……自从我回来以后(从环球旅行回来以后),我就忙于一种非常自恃但(没有一个人不这样说)很愚蠢的工作。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的分布以及其他东西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我决定胡乱搜集一些对什么是物种这一问题哪怕有一点关系的事实。我已阅读了大批农艺和园艺方面的书,并且不断地搜集事实。最后终于闪现出微光,而且我几乎已相信了(同我开始研究时的意见完全相反)物种(这全象承认谋杀罪)不是不变的。愿上天保佑我不去相信拉马克的进步的倾向,由动物迟缓起作用的意愿所引起的适应等等的荒谬说法吧。可是我所得到的结论却和他的结论相差无几,虽然变化的原因是迥然不同的。我想,我已找到了(这里也是自恃!)物种借以对于不同目的能作完美适应的那个简单途径。您现在就会唉声叹气并且会这样思忖,我怎么把时间浪费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并且写了一些信给他!”。
  我们先简单地谈谈他当时埋头写的《一八四四年概要》,然后再谈谈虎克以及他同达尔文后来接近的情况。
  《一八四四年概要》大大增加了阐述自然选择的那一章的篇幅。达尔文在这里指出,虽然遗传性广泛地传开了,但是它的问题是复杂的;并不是生物在一生中所获得的一切都能遗传下来。例如,由于疾病影响而造成的残废和结构上的突然变化是不会遗传的。有一些类型,遗传倾向在加剧(垂紫杉),另一些类型在减弱(垂柳)。他接着指出了由人类选择种畜的重要性和隔离的意义,即防上同不良的个体和品种进行交配的作用。他还指出了采用选择的实际操作者在工作中的困难和细微之处,指出了在很多代期间进行育种的必要性。他比《一八四二年概要》更为详细地指出了对各种动物进行有步骤的选择的成绩。他强调指出,人不会创造出各种变化,只会把“自然界恩赐的礼品”合并和联合在一起。除了达尔文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当时工厂生产需要大批经过改善的原料)所特有的系统选择以外,他还详细地叙述了人类在成千上万年间进行的“不自觉的选择”。他在这方面引证了对野蛮人部族的观察,包括对火地岛人的观察,他利用了圣经里的一些传说,老普里尼的著作,英国古代史和十六、十七世纪近代史的资料。在《概要》中,他把对“物种起源”起的某种作用也归之于杂交过程的本身。
  有趣的是,他在了解大量实用文献以后,能够很准确地把当时实践家所共知的两个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或品种在第一代和以后各代杂交的结果总结为一定的公式:“如果使两个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彼此进行杂交,那么其后代的第一代多少有点象双亲中的某一个,或者完全具有介乎二者之间的外貌,或者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的性状。第二代和以后几代,在一些个体同另一些个体相比较时,其外形往往发生急剧的变化,其中很多代几乎又回到它们的始祖的形态”。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句话如何准确地总结出经过五十多年后才由遗传学建立起来的那些规律性。遗传学是从许多有系统地进行的实验中发展起来的,而孟德尔便是进行这些实验的鼻祖。
  我们不谈《一八四四年概要》同《一八四二年概要》的其他不同之处,我们只指出,除了关于“自然选择”这一节外,专门叙述动物地理学的那一章在《一八四四年概要》中得到了特别的发挥。它的篇幅之大同一八四三年的相比增加了十倍,它全部是重写的。这章分为三个基本部分:生物的现今分布情况,生物在过去的分布情况(古生物形态的分布情况)和列举出来的地理分布事实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程度。把整个陆地分成两个,三个和四个动物地理区是相当出色的,达尔文在这个《概要》中是根据哺乳动物的现今分布情况进行这种划分的。“如果把整个陆地分成两个区,那么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组成一个区,其它地方就组成另一个区;如果把陆地分成三个区,那就是澳在利亚区,南美洲区和其他地区。如果分成四个区,这就是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区、南美洲区、马达加斯加区以及一切其他地区”。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他的朋友赫胥黎在很晚以后提出把整个陆地分成三个动物地理区——大南陆区、新热带区和北界区,那么他在这里就是用新的形式重复属于达尔文的想法。如果需要把世界分成四个区的话,那么把有着典型的始新世动物区系的马达加斯加划分进去,这在逻辑上也完全成立。
  达尔文正是在《一八四四年概要》中说出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这就是冰川时期对于说明各个不同山峰上的高山植物区系断断续续的分布情况,对于说明它们同北极植物区系有相似之处,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一想法如上面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后来才第一次出现在刊物上,它与达尔文无关,是由伊·福勃斯公之于世的。
  所有这些例子表明,《一八四四年概要》的作者具有远见卓识和高度的洞察力。《概要》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达尔文总的特点是把他对待科学的审慎态度,同他的勇往直前、敢攀高峰、丰富而又严谨的科学想象力结合在一起。达尔文向虎克承认的那种“非常自恃的”工作本身就是这样,而共同的工作使他俩更加接近。
  达尔文把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搜集的植物交给虎克后,告诉他关于独立的岛上一些鸟种和海贝的情况,同时还告诉他这些鸟种和海贝同美洲大陆的这些鸟种和海贝有相似之处,请他特别注意这些事实并加以研究,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物种是否也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他接着向虎克指出了同研究各群岛的动物区系有关系的各个作者,并请虎克注意,关于植物,是否可以认为在世界各地极为普遍的物种数目已经很多了。达尔文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深思熟虑过。
  可见,年轻的虎克受他的青年朋友的影响,在学术上迈出了最初几步,因为他的这位朋友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学者。这种影响由于虎克同达尔文的私人会见(起初在伦敦伊拉司马斯·达尔文的住所,后来又在唐恩,约·虎克曾同其他博物学家一起被邀请到这里来)而更加增强。虎克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在他的健康状况有了短暂的好转后(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患病时期,这些时期经常使他的生活变成负担),也就是在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七年间,我收到很多令人非常高兴的邀请。不能想象有哪一家比这一家更好客和在各方面更招人喜欢的了。常来聚会的人中,有医生法更纳、伊·福勃斯、贝尔教授和华德豪斯先生;当时一起长时间地散步,逗抱着的或坐在膝上的孩子们玩,听音乐,这音乐如今仍在我耳边回响。我不能忘记达尔文本人的诚挚态度,他爽朗的笑声,他家庭生活的快乐,跟他一起围绕着他的庄园到处看看,在他工作室内漫无边际的个别谈话,对生物和物理知识领域各分科存在的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着手研究这些问题,而且在研究这些问题后,我至少感到,我丝毫没有什么贡献,可我得到的比我所能容纳下的要多得多……”
  在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虎克是唯一的在唐恩一呆就是几天,而有时一呆就是几个星期的客人。他善于使达尔文感到毫无拘束。虎克经常带着自己的著作来,并独立地从事研究。吃完早饭,达尔文把他请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和他呆上半个小时,从他那里“吸收”一些有关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方面的问题的资料,这些问题都是达尔文在钻研“物种”时积累和记录下来的,目的是征求一下虎克这个专家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工作进程告诉虎克。然后他们就分手,直到每天沿着沙径散步的那个时间再见面;这种散步是达尔文站在虎克住的房间的窗户下专门邀请他去的。他们向前穿过花园,在那里看一看达尔文进行的某项试验的情况,以后又走上沙径,沿着沙径走完规定的圈数。他们在这里回忆各自航行中的经历,谈起老朋友们,交谈那些把他们的想象力带到远方的书籍和事物。
  如果达尔文感觉身体很好,那么在散步后,他就同全家共进午餐;有时他索性坐在餐室里,同家人谈天或听音乐。
  正如达尔文在给他剑桥大学的老同学赫伯特的信中所说,在唐恩过的生活真象“钟表的机器”,信中他邀请赫伯特偕同夫人到唐恩来做客,并听一听贝多芬的音乐。
  我们不要忘记,在青年时期,达尔文和赫伯特曾迷恋于音乐,并且属于一个音乐小组,而埃玛是一个顶好的女音乐家。达尔文曾说过,他起初不愿意变成一只“肯特猪”,他打算每个月访问伦敦一、二次,以便出席一些学术协会会议或者同朋友们见见面。但是,由于这些旅行而引起的激动不安和健康的恶化,迫使他越来越少地进行这种旅行,他妻子在唐恩安排的舒适和安逸生活,也促使他不愿去旅行,宁愿邀请亲属和朋友到唐恩来做客。
  当然,某些拜访,特别是不很认识的人的来访,使他很不安和紧张,以致他不能从事工作。但是,如果客人们来的时间比较长,他就比较平静。这就很少改变他的正常日程,他就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会见客人。这个制度使他能完成自己真正的科学巨著,特别还要注意的是,他每天用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不能多于三个小时。除了虎克以外,当时最常去的客人当中还有赖尔和汉斯罗。访问唐恩的亲戚中有韦季武德一家和查理的姐妹——凯瑟琳和苏桑娜。甚至对农村和自然界没有好感的哥哥伊拉司马斯,有一回在他这里也做客两个月。查理的父亲此时已年近八旬,一次也没有到过唐恩,他只是在伦敦或施鲁斯伯里同查理见面,可儿子查理很少到那里去看他。舅父乔斯已在一八四九年去世,而他的妻子——查理的舅母伊丽莎白精神已严重失常。她由一个女儿来供养,而对查·达尔文和他的妻子有着最美好回忆的梅尔,在他们的生活中再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了。
  继《‘贝格尔’号地质学》第二卷之后,达尔文着手写第三卷。该卷的头两章——《关于南美洲东岸的上升》和《关于南美洲西岸的上升》——写得特别出色。在这里,对南美大陆海洋地质的详细研究合成一个逻辑性严密的整体。达尔文从东岸陆地在最新纪首先在上升度较小的内格罗河边上升的证据谈起,继而向南,从南纬33°40′到53°21′(即在一千多地理里的距离上)不断增高。沿着大陆的整个海岸,在几英尺到四百一十英尺的高度上,达尔文找到了现在仍然生活在邻海的软体动物的外壳。十分有趣的是,这些外壳分散在同一高度上走向很远的平地和阶地上。但是,在有现代软体动物生存的整个期间,陆地上升时期大概是相当长的,因为达尔文在布兰卡港和圣胡立安海湾找到的与这些软体动物同时生存的哺乳动物化石属于绝灭的物种。
  “贝格尔”号考察队对围绕在圣克鲁斯河上游河谷周围的阶地所作的一些断面剖析研究,表明阶地或者平地曾存在于大陆的深处。这证明了大陆的普遍上升占有很大的空间,并且在海岸受到经常的剥蚀,海深入陆地时,这种上升时常被长期的静止状态所中断。阶地的迹象和阶地的峭壁,和现代海岸的峭壁有着同样的性质。
  关于静止期间海岸的上升是不是突然的,灾变的,或者是缓慢的、逐渐的问题,被达尔文出色地解决了,这对第二种假设有利。他对沿着圣克鲁斯河入海处及在此以南到福克兰群岛的海岸的各种深度和海底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海底的卵石随着深度和离海岸距离的增加,在数量上迅速而有规律地在减少。如果上升是突然的,我们就会看到斜坡上出现砾石的情景;但是,在那里没有发现卵石的数量有任何减少。这是同陆地逐渐地,不大明显地上升的理论比较一致的。
  这样,达尔文就驳斥了著名的灾变论者道比尼所竭力证明的美洲各海岸是突然上升的观点。达尔文在《关于东海岸的上升》这一章中写道:“假如道比尼曾知道在乌拉圭附近低海岸上存在着含有无数蛤蜊和帘蛤贝壳的两列相互平行的沙丘地带,假如他在布兰卡港看到过有带有被滚磨得很光滑的浮岩卵石(这种卵石一个挨一个排列成许多平行的行列,其高度至少有一百二十英尺)的巨大沙丘;假如他在该地堡垒附近的低平地上看到含有无数沙丘和在六十英尺高的硝壁边缘上的这条长线;假如他穿过八海里宽的由一些平引沙丘所形成的长大地带(这些沙丘要比现在已不能再积聚沙子的科罗拉多高出四十——五十英尺),那么我就不认为,他能够设想,这个地区的上升是突然的。毫无疑问,为了把位于各种不同水平上的一排排沙丘积聚起来(特别是沙丘含有大量贝壳时),就需要用很多时间;因此我毫不怀疑,拉普拉塔和北巴塔哥尼亚高地上升的最后一百英尺,速度是极为缓慢的”。
  在“关于南美洲西岸的上升”这一章里,达尔文几乎按照航行的顺序从南到北描绘了他的地质考察。在这里,他还指出了在更长的距离内、等于沿子午线二千多地理里的陆地的上升,在现代软体动物类和蔓足类的贝壳的上升方面,西岸从瓦尔帕来索(一千三百英尺)开始与东岸就不同,发现了很多不同的品种。在康塞普西翁,这种不同的品种在六百二十五——一千英尺处,在奇洛埃岛,是在三百五十英尺处,在科金博以及更北一些地方是在二百五十二——三百英尺处,在利马是在不超过八十五英尺处。他认为,这种不平衡性也是由于冲动力的大小和次数的不同以及地震的影响而出现的。
  达尔文在引证历史上海岸的高度发生巨大变化的证据时,也指出了陆地在上升中长期停顿的可能性,甚至下沉的可能性。
  《南美地质考察》的其他几章包括以下材料:一、关于含有表面沉积物的智利的地质;二、关于判帕斯层系;三、关于巴塔哥尼亚和智利第三纪层系;四、关于深成岩和变态岩;五、关于智利中部和科迪列拉山脉的构造;六、关于智利北部。这里不谈这几章的内容。因为其中很多东西都已非常陈旧了,我们只是提一提几个重要的基本倾向,这些倾向能使我们弄清楚他著述中的大量实际材料,这些材料是他非常细心地、有时甚至是他在航行时经过英勇斗争才搜集到的。
  首先,我们指出达尔文为建立赖尔的新思想而进行的斗争。遵循赖尔的思想,他仔细地估计现代地质因素的作用,并且表明,地壳的形成过程是很长的,很复杂的。他证明,甚至陆地上升(和陆地下沉)基本的持续阶段有时也不是一个样的,而经常发生过程的局部延缓,有时过程停止,而有时也出现暂时相反的运动。他指出,应当如何寻找这些不同形式运动的遗迹,应当如何根据这些遗迹建立反映这个考察资料全貌的地质史。例如,他既考察了在第三纪时陆地广大地区非常缓慢的下沉,也考察了在中生代极端复杂的运动。
  该书另一个特点是对岩石进行详细的考查,对矿物的产生和岩石的形成(例如在关于劈理和片理的两章)经常进行颇有创见的分析。
  最后,该书第三个特点是,达尔文坚决摒弃任何具有引用圣经和宗教观念的形式的说明。例如,道比尼对各种不同高度上的和占有很大地区的判帕斯层系的形成,提出一种用洪水说明沉积层产生的理论。达尔文在对它进行细心而又详细的分析后说:“如果这种洪水理论不是道比尼这样著名的博物学家提出的,我是不会提起它的”。
  可见,随着《南美地质考察》在一八四六年的出版,《‘贝格尔’号地质学》也完成了。《‘贝格尔’号动物学》完成得更早一些。第一部(《古生物哺乳类动物》,奥温编)在一八四○年出版,上面有查·达尔文写的序言;第二部(《现代哺乳类动物》,华德豪斯编,有达尔文关于现代哺乳类生态学的札记)更早一些,在一八三九年出版;第三部(《鸟类》,约·古尔德和葛瑞编)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第四部(《鱼类》,列奥纳尔德·詹宁斯编)在一八四二年出版;第五部(《爬行类动物》,托马斯·贝尔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
  在达尔文孤独的生活中,他的通信(他竭力同他所有的通信人认真地保持通信联系)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整个研究时期,他同赖尔和虎克这两个最亲近的朋友通信最多。在老朋友当中,他同表兄弟福克司(如上所述,该人致力于家禽业)的通信比其他人要多些。福克司从事家禽业,这使达尔文不止一次地向他这个专家询问,委托他进行达尔文所需要的观察,而有时也让他出出主意。
  在同福克司这样的青年时代的朋友的通信中,达尔文很愉快地回忆起他们很久以前一起散步或参观的情形。他有时也不忘记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多么感激这些朋友,不忘记强调指出,他们对他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友好关系,在给他的老同事和前“贝格尔”号舰长菲茨·罗伊的信中,我们发现下述几行热忱的话:“您好,亲爱的菲茨·罗伊,我时常想到您对我表示关心的许多事实,使我常常想到的是这么件事(无疑,您把它忘记了):在我们驶向马德拉群岛以前,您来到我的舱房,并且亲手整理了我的吊床,后来我得悉,这件事使我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同虎克和赖尔的通信中,主要谈的是他们自己的著作,著作进展情况(他们时常交换清样并相互检查)的消息和在刊物上发表著作后对著作的讨论情况。在评价自己朋友的著作时,达尔文竭力称赞。但是,他不改变自己对科学的诚实态度,如果他不同意自己通信人某些论点,就提出不同意见,经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自然科学上的各种争论问题也可以这样说。例如,虎克断言,孕妇的感受看来会影响她的婴儿。一般来说,当时这个相当流行的意见(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司马斯就支持这个意见)受到达尔文严厉的驳斥。他在致虎克的信中说:“我仔细地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零散事实,但我认为,这里无非是些偶然的巧合。亨特在产房里告诉我父亲,他曾在很多情况下,在产妇分娩前,问她们什么使她们产生了强烈的感受,而后把她们的回答记下来。他绝对一次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正确的东西,即使产妇在婴儿身上发觉某种特别的东西,但后来也就认为这是由于某种感受所致”。
  达尔文对他的朋友们的命运的各种变化都给予莫大的关心。例如,在虎克被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候选人时,达尔文虽然表示惋惜,因为他们再不能经常见面了,但他在给虎克的一封信中展示了广阔的前程:虎克在爱丁堡将“造就”很好的植物学家,将成为受年轻学者特别敬仰的朋友和指导者,即成为对达尔文本人来说就是汉斯罗当时在剑桥时那样的人。他认为,在这种教育工作方面,虎克在科学上的事业不会遇到困难,达尔文一定会看到虎克将在“植物地理分布这非常宏伟、几乎是创造规律的主要基石的课题方面,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权威”。但是,虎克没有当选为教授,他不久便成为他父亲基由植物园的助手,父亲死后,他便代替他父亲管理植物园。
  达尔文得知虎克决定去参加著名的考察喜马拉雅山脉(虎克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启程))后,极为关注此事。他劝虎克研究印度的煤炭区,这会成为取得英国政府的“实利主义首脑人物们”大笔政府津贴的借口。他自己想委托虎克搜集关于驯化的动物种族的资料。在虎克献给达尔文的《喜马拉雅山日记》出版后(已经是一八五四年了),达尔文非常激动,并给虎克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答谢他的献礼,对他的书大加赞扬,并称它是“第一流”的书。
  一八四五年,达尔文修改后的《考察日记》第二版以穆瑞的普及本形式出版了。达尔文为他修改了《日记》,删掉了各种累赘的东西,把“关于气候,冰川等冗长的论述”压缩了一半。
  另一方面,由于在这期间出版了他在“贝格尔”号旅行时写的生物著作和地质著作,因此很自然就对日记中相应地方作了一些增加,并使之更加准确。例如,在第二版中,增加了对珊瑚礁起源理论的阐述,奥温整理的关于南美古生哺乳动物形态资料更加准确了,巴塔哥尼亚高地的地质更加准确了,补充了关于火地岛人的某些内容,增补了关于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论断,根据已经发现的绝灭的哺乳动物的尸体,对动物绝灭原因的论断也增补进去了。
  他在这里反对用一种突然的灾祸来解释动物毁灭的“灾变说”。他认为,正象在人类消灭任何一种动物时,这种动物在没有完全消失前就愈来愈少一样,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逐渐地绝灭,可能也是由于它们的天敌在增加。一些物种经常见到,而另一些物种却很少见到,对此谁也不会惊奇。那么为什么不能设想,很少见到的某种动物就总是预示着这种动物要完全绝灭呢?达尔文的论述是用下面有代表性的话结束的:“假定说,一个物种的逐渐减少总是预示着它的绝灭,同时对于一个物种比其它物种很少见到也不感到惊奇,而仍然用某种超自然的东西来解释这一点,并在一个物种最终不再存生时才感到惊讶,在我看来,也就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人的病预示着他的死亡,对病本身毫不感到惊奇,可是病人一死,才开始困惑不解,并且揣测,他是死于暴力。”
  可是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物性质及其公布情况的结论却特别增加了篇幅——原因是使他在《航行日记》里作的必须承认物种变异的重要笔记是一些还不十分清楚的印象,而这些结论就是为了说明这些印象的。
  在第一版《航行日记》里,达尔文只提出了少量的意见,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物几乎全是只有在这个群岛才有,而且同时还具有明显的美洲的性质,这“可以用创造力按同一个规律曾在广阔的空间里起作用的说法来解释”。
  在第二版里,他首先利用了虎克整理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标本集的成果,因为虎克详细证实了最初的结论。例如,在二十一种头状花序植物中,有二十种只有在这个群岛上才能见到;除此之外,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植物区系,还明显地表现出美洲的性质。对软体动物门类和其他动物的准确研究也清楚地指出,虽然该群岛也位于太平洋中,但它是美洲的一部分。令人吃惊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各个岛相距只有五十海里或六十海里,遥遥相望,由同样的岩石组成,处于同样的气候里,并达到同样的高度,但可能住有不同的生物”。例如,在不同岛上可以见到不同的乌龟,不同种的鶫——反舌鸟,花鸡中的Geospiza属的分布是不一样的。虎克也观察了植物的这种类似的情景。达尔文用大量例子说明了所有这些结论。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观察到的差异并不大:同一个属的不同物种有着同样的习惯,生活在同样的地方,并在该群岛的自然经济中占有同样的地位。
  达尔文在结尾时写道:“在一一查阅了这里引证的事实后,使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这些光秃秃的、岩石累累的小岛上,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的数量,·如·果·可·以·使·用·这·一·说·法·的·话(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但是,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一力量的作用却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这些作用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在彼此相距很近的地方表现出来的。我说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堪称为美洲的卫星,更正确地说,可以叫作美洲的卫星群,在体形方面是一样的,而在器官方面却是不同的,但彼此之间以及同美洲大陆之间却有近缘关系,不过同美洲大陆的近缘关系要少得多罢了……”。
  但是,如果不把很久以前该群岛的博物学的总导言中的暗示算在内,那么达尔文在这里没有提出当时(他在一八四四年已经写好了他的选择理论的扩充概要)已经准备好了的说明。他说:“这个群岛完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确切些说,它是美洲的一个卫星,它从美洲偶然得到几个移民,它用的是自己有的最普通的物产。如果你注意到这些岛屿的不大的地面,你就会不由地对岛上有很多(但分布的地区却很小)土著人感到吃惊。如果看到每个高地都有一个喷火口,并且熔岩流的界限迄今为止还清晰可辨,那么我们应当认为,在距今不远的地质时期,这个地方还被大洋覆盖着。从这里,就时间和空间而论,我们正在接近秘密中的秘密——·地·球·上·第·一·次·出·现·新·的·生·物”(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显然,达尔文认为,为了不使自己的理论过早地受到影响,在任何程度上公布自己的理论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上述的所有修改,只是对过去被各种事实和论断驳倒了的观点表示怀疑而已,达尔文在第二版里还认为,甚至象“创造”和“创造力”的说法都是不能触动的。
  达尔文把他的《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第二版献给了赖尔,承认他的《航海日记》以及其他著作的主要科学成果的取得,应归功于对众所周知的惊人的《地质学原理》的研究①。但是,这并不妨碍达尔文在那封告诉赖尔关于这个献礼的信以后,立刻在后来的一封信里提到,赖尔在他刚出版的美国旅行记一书中,对奴隶制的论断使他万分愤慨,以致他在极不愉快的数小时内不能入眠。显然,赖尔当时就急忙向达尔文证明自己对奴隶制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达尔文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对赖尔的回信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又做了一些温和的补充,他希望,赖尔对奴隶制所表述的厌恶情感,也在上面我们提到的他出版的那部著作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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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出版他的《南美地质考察》时,他早就想这样做,但他确信,这些专著得不到大量发行,于是他只好把非常普及的第二版《航海日记》献给赖尔。

  由于日夜在邮车上颠簸,达尔文在上路的第一天自然感到疲倦,特别是在长时期的晕船使他几乎处于半死状态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当他的邮车驱近故乡的城市时,英国的田野、菜园和森林使他愈来愈感到高兴。十月四日,他回到施鲁斯伯里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因此他在一家旅店里住下,决定不在夜里惊动亲人。第二天,快吃早饭时他来到了芒特。他看到父亲和姐妹们都很健康,和离开他们时的样子差不多。只有父亲在离别五年间有些衰老了。父亲满意地打量着儿子高高的个子(他现在能为儿子感到自豪),对女儿们高兴地喊道:“瞧,他的头型甚至全变了”!姐妹们都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在她们面前的仍然是那个可爱而善良的兄弟,和从前一样,用他那含情的眼光看着她们。但是,父亲的话里有很多是正确的。五年的旅行生活使查理大大变样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向自己提出并解决了许多科学问题(主要是地质方面的问题)的人,他已经是一个发展了自己的意志的人,他已经习惯于经常精力充沛地进行劳动和观察,习惯于遵守体力纪律和脑力纪律。
  这种纪律和孜孜不倦的精神立即表现出来。在旅行中,每到一个新地点,“第二天”他就登上山顶,观察新的地方,并着手搜集材料;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现在,在施鲁斯伯里也是这样,第二天他就登上了自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最清楚地观察自己将要活动的“场所”,带回来的搜集品要求按专家的意见进行分类加工;要作关于“贝格尔”号的报告;要写一系列的在他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地质著作(火山岛的地质、南美洲的地质、珊瑚礁的理论),然后关于与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分布有关的“物种”问题也要解决;《旅行日记》要准备出版(这部日记在旅途中连同详细的材料一起分批寄到了施鲁斯伯里)。在达尔文看来,他始终不渝的忠诚朋友汉斯罗,就好象是这样的“山顶”,从这里可以最清楚地观察到所有这一切。达尔文必须尽快地“向自己的首席海军大臣”(这是达尔文在旅行结束时从路上写信给汉斯罗时对他开玩笑的称呼)作一番自我介绍。达尔文要亲自同汉斯罗谈一谈,因为他知道,汉斯罗不仅在他的一切创新中会给他出最好的主意,而且还会帮他的忙。
  虽然达尔文“由于同亲人见面而高兴得头脑完全发了昏”,但他真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汉斯罗,询问汉斯罗是否在剑桥。同一天,他还给那位同自己亲密相处多年的舰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为了欢迎查理先生的归来,仆人们都痛饮了一番。信写得特别亲热,全是“最好的话”。
  把搜集品加以分类,以便进一步整理和确定,这在开始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达尔文的熟人、待他十分友好的赖尔劝他,他应当亲自研究地质学。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奥温不反对解剖一些用酒精浸制的动物。当时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格兰特准备研究某些珊瑚。但是,起初谁也没有准备去建立完整的队伍。一些博物学家不参加,许多象昆虫学家雅瑞尔这样的人则忙于其他工作。汉斯罗建议把动物的各科在剑桥的博物学家中加以分配。达尔文把这当作工作中第一阶段的计划,因为在剑桥享有崇高威望的汉斯罗所给予的帮助,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他打算在剑桥度过几个月并在那里开始自己的工作。然后达尔文认为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移到“污秽的、可憎的伦敦”去,因为在那里,只有他在场,才能推动专家们对旅行期间搜集的动物资料进行研究。但是,他不喜欢伦敦的那些动物学家。他曾出席过动物学会的一次会议,看到与会者“用那种与有教育的人的身份不相称的腔调相互攻击……”
  于是,达尔文就着手实现自己的打算。十月底,他把自己的东西和搜集品从“贝格尔”号上卸下来运往剑桥。在伦敦,达尔文结识了许多大博物学家。其中,赖尔表现得非常热情,他对达尔文的计划非常关心,并且产生了兴趣。要是我们回忆一下,英国的那些老地质学家们,曾经如何仇视赖尔的唯一神教派,他的地质学思想在传播并被人接受方面曾遇到过多么大的困难,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赖尔会对达尔文采取这样的态度了。达尔文不仅热烈地拥护赖尔的地质学思想,而且还准备在地质学方面超过他这位老师。因此,赖尔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达尔文旅行归来。当“贝格尔”号还在新西兰时,赖尔就写信给塞治威克说:“我由于盼望达尔文的归来,感到非常的寂寞。我希望你们在剑桥不要把他独占了。”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对赖尔曾经作了多么高的评价,而赖尔在发展达尔文的地质学思想和生物学思想方面又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可见,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需要的,因此,他们两人在相识之后彼此都相当满意,并且很快就成了朋友,这是毫不奇怪的。赖尔当时年近四十岁。达尔文不久就被选为地质学会会员,接着又被选为动物学会会员。
  十一月,达尔文来到梅尔的韦季武德家,在那里,人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他,因为有关他取得成就的名声已经遐迩皆知了。所有远亲都被邀请来“看他”。埃玛很想向他详细询问关于旅行的情况,不过她又担心由于自己对查理到过的那些国家知道得太少,他会不乐意给她讲的。她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查理一直在非常亲切地谈论,人们毫不客气地向他提了很多问题。正如埃玛在一封信中写的那样,他的姐姐卡罗莉娜是“那样地为他感到幸福和骄傲,以致看到她就使人感到高兴”。谈论的话题还有达尔文的日记,日记是同信件和科学札记一起由达尔文分批寄往家中的,因此他的姐妹们早已知道了。菲茨·罗伊看了这本日记后,建议把它同自己的日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读物出版。姐妹们和埃玛却坚持一定要把达尔文的日记同舰长的报告分开出版。
  正如达尔文所预计的那样,他在剑桥度过了冬天,他是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来到剑桥的。起初,他住在亲切热情的汉斯罗那里,后来他租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在剑桥呆的时间拖长了,因为他想在这里检查完他的地质搜集品(米勒教授在这里鉴定了他的矿物和矿石),此外,他还下很大功夫致力于《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达尔文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基督学院曾经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学生了!“走过学院的院子时,对任何一间屋子住的人都不认识”,这使他感到闷闷不乐。不过现在,每天晚上仍有一些好朋友聚集在他那里,看来,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他始终坚持的活动。他在给詹宁斯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丰盛的宴会和其他的诱惑”使剑桥成了“一个不好的工作地点”。这年冬天,他作的最初几个报告是:在动物学会上作了《关于美洲鸵鸟》的简短报告,在地质学会上作《关于智利海岸新的上升》的简短报告。
  一八三七年春天,三月六日,达尔文从剑桥来到伦敦,安顿在大马尔勃罗大街(他哥哥伊拉司马斯就住在这条街上不远的地方),一直住到九月,在这期间他主要是对《日记》进行加工。菲茨·罗伊舰长出版了描述他乘“贝格尔”号作两次旅行的著作。第一卷描述的是他于一八二六——一八三○年在金克率领下的旅行,第二卷描写的是有达尔文参加的一八三一——一八三六年的旅行;第三卷应该是达尔文写的《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但是,达尔文在日记中所遵循的不是时间的顺序,而是地理的顺序;他正确地认为,把注意力放到对访问国的描写方面,这对读者来说要更容易理解一些,在这种描写中,他有意包括了动物的生活方式、地质考察、风景描写以及个人的印象。他在六月份写完日记之后,正如他给福克司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给自己放了假”,动身到施鲁斯伯里去。但《日记》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最后整理好,以便付印,然后还要看校样。如果不知道达尔文在旅行期间已经对《日记》作过认真的修改,那就会对达尔文整理《日记》的速度感到惊奇。剩下来的只是要对那些只有在专家的参与下才能弄清楚的最有意义的航行结果作一些压缩和补充。
  在“贝格尔”号上,菲茨·罗伊的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的旅行南美和周游世界的著作,达尔文当然经常地研究这些著作。在旅行期间,达尔文广泛地奉行着培根的箴言(他后来把这个箴言介绍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要他们注意):“阅读使人全面,商谈使人有经验,而写作则使人准确”。
达尔文字传递,在唐恩的十四年。  达尔文在结束《日记》时,再一次重新考虑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留给他的印象。而物种起源问题又非常复杂地摆在他的面前。他认为,应当学习赖尔在地质学方面作出的榜样,首先搜集与动植物的变异现象有某种关系的事实。达尔文,正如他本人在自传中所说的,是以真正的培根精神在工作的,他不受任何带有偏见的理论的影响,广泛地搜集主要与人工培育的品种有关的事实,利用出版的著作,同有经验的畜牧家和植物栽培学家保持联系。七月份,他开始第一本关于物种问题笔记的写作。
  在这个期间,达尔文还作了两个地质报告(关于《南美的巨漂砾》和关于地震),这两个报告受到了地质界的赞扬。
  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忙过。这种活动是符合他的科学愿望的,但是留给他从事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太少了。在旅行结束时,他曾向往将来能生活在施鲁斯伯里,生活在他亲爱的父亲和姐妹们中间,而现在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故乡小住。
  看来,查理来到伦敦和赖尔的援助,对他为《‘贝格尔’号的动物学》①一书搜集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是有帮助的,这本书应当根据准备情况出版成一些单独的论文或篇章,以使作者不至于相互阻碍。那些自以为博学多才曾吓唬过达尔文的植物学家,开始对他有好感了。他在写给詹宁斯的信中说:“请告诉汉期罗,我认为我的那些化石树已熔化了布朗(著名植物学家罗·布朗)的铁石心肠,因为他谈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植物,而以前对于这些植物他却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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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是简称。指《在“贝格尔”号上航行期间的动物学》一书——编者注

  据说,同马太传教士一块被菲茨·罗伊派回故乡的火地岛人有三位:约克·明斯特尔,他是一个健壮结实的男人,身材矮小、性情忧郁、暴躁;琴米·白登,他是一个快活而敏感的人,在达尔文害晕船病时总是怜悯达尔文;菲吉阿·巴斯凯特,她是一个非常年轻、朴素而沉着的女青年。
  他们不坚持非得让他们在约克·明期特尔山附近登陆,不反对在琴米的出生地朋松布海峡住下。马太传教士打算同他们一起留下,以便教化他们的同胞。挑选送给马太的东西都是奇特的,显然这是由英国的某个传教士协会随同马太一块发送出来的。达尔文认为,挑选如下东西就证明这是一种最大的犯罪行为,是丧失理智和轻率的表现:酒杯、奶油瓶、茶具、汤盆、桃花心木的衣柜、细白的麻布、海狸皮帽子等。达尔文说:“用耗费在这些东西上面的钱,一定可以买到大批对不开化的人真正有用之物”。
  为了到达朋松布,菲茨·罗伊决定乘坐三只捕鲸船和一只舢板,渡过他上次航行时所发现的贝格尔河,进行一次探险。参加这次探险的共有二十八人。探险是以一些小港湾作为落脚点,沿着贯穿在风景秀丽地区的贝格尔河进行的,那里周围都是高达千米的群山,山峰峻峭,呈犬牙状,阴森森的密林一直覆盖到半山腰。
  用船送来的火地岛人和传教士决定在伏里阿港住下。给他们盖起了三座大棚屋,把他们的家具用品搬运上岸,开辟了两个花园,并且播下了种子。港口周围一共住有大约一百二十名土著人。菲茨·罗伊和伙伴们把这几个移民留下来;一部分人返回到“贝格尔”号上,而另一部分人(包括菲茨·罗伊和达尔文在内)去考察贝格尔河的西段。在天黑下来的时候,菲茨·罗伊和达尔文所在的那批人在一个大海湾的岸边支起帐篷,身边有干燥而松散的卵石,随着身体的压力而活动,这是最好的卧铺,身体躺在上面,就象躺在床垫子上那样,浑身各处接触到卵石的地方,都感到一样的松软舒适。这天达尔文应该值班到半夜一点钟。在这里的夜景中,他感到有某种庄严,因为他这时明显意识到,他正处在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只有酣睡的水手们的鼾声和夜禽偶而的鸣叫声,才打破黑夜的寂静。而这处偶然传来的狗吠声,才使人想起这是野人居住的地方。
  当探险队进入北边支流时,地形开始变得更加壮观。支流北岸耸立着高达两千米左右的群山。其中一座叫萨尔明托山,菲茨·罗伊把另一座山叫作达尔文山,用来纪念自己这位旅伴。欣赏一些溪流如何把自己的水象瀑布一样直泻到下面狭窄的河道里,然后再穿过森林流去,一些碧绿色的美丽冰川又是如何从山坡上一直通到水面,而各个山峰却为皑皑白雪所覆盖,观赏这些景象是十分有趣的。看到一大块冰由冰川上掉下来,象一座冰山那样落到了河里。正如菲茨·罗伊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和水手们马上奔向要被落到河里的冰山所激起的巨浪卷走的几只小船。其中有一个水手被这滚滚的巨浪冲倒。这几只小船虽然三次被高高地悬空抬起,但却还是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因为武器和食品都留在这几只小船上,而“贝格尔”号又停泊在很远的地方,要是小船被卷走,那就糟了。探险队又沿着南边的支流返回到朋松布海峡,回到伏里阿港。
  居住下来的火地岛人和传教士的处境相当悲惨。达尔文认为:“把火地岛人运到英国对他们有好处的说法,是特别值得怀疑的”。
  早在一八三二年十一月,达尔文在蒙得维的亚就收到了汉斯罗寄给他的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根据达尔文本人在那一本完全陈旧的书上的题词就可以断定有此一事。据尚·沃尔德撰写的达尔文传推测道,达尔文在火地岛附近的某地阅读的这卷书,是他在恶劣的天气中不得不躺在船舱里的吊床上读的。阅读这卷书对达尔文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赖尔正是在第二卷中从第一章起就分析了后来很快就成为达尔文研究的基本课题——物种问题。赖尔认为,这一问题对于地质学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他就在第二卷的各章里彻底分析了这一问题,探究了物种变异性的程度,物种间的杂交,由于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发生的变态的遗传性,作为对进化论的一些论证的胚胎阶段,叙述了拉马克的进化论,并对它进行了批判,提到了生存斗争,最后阐述了他自己对新物种产生和旧物种消失的见解。
  赖尔是否同意进化论呢?在把已不复存在的奇异的力从无生界中排除掉后,只承认在目前仍起作用并可以看到的那些自然力的作用的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是否还是始终如一呢?他在各个时期写给曼捷利·赫瑟尔、威韦利和塞治威克(扎德和后来赫胥黎都指出了这一点)的某些信件中,可以认为他是同意把物种的“创造”解释为由于某些自然原因所致的,但是可以说,他是原则地谈到这一点的,因为他连一个这样的原因也举不出来,因此他认为物种起源的全部问题是秘密中的秘密,是最难以解开的谜。至于谈到进化或来源于其它的物种起源,他坚决反对这种推测。当他在批驳了居维叶的灾变说后,他揭示出了造成旧物种绝灭及消失的原因,但他在解释新物种出现之前,就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管怎样,他要弄清楚最完善的进化论,即设想旧物种为新物种奠定基础的拉马克的理论。他在第二卷中最客观地阐述了拉马克的学说。赖尔不仅承认拉马克的思想是正确的(分类学家碰到的物种形态愈多,就愈难以确定物种界线,就愈能发现物种间的过渡现象),而且用了一些家畜和栽培出来的植物作为新的实例来说明这一论点。他欣然同意某些不同物种相互之间的差异要比另外一些物种相互之间的差异大。但拉马克许多论点没有证据使他大为恼火。拉马克在任何地方都不善于证明物种变化无常的无穷性。而这一点他认为,正是问题的核心。赖尔鄙视拉马克某些论点没有证据,并强调说,“拉马克认为,物种赋有使自己身体变形的无限能力”。“拉马克希望让一些物种蜕变为另外一些物种”。“这就是那些想象猩猩能变人的人们的幻想”等等。
  赖尔通过分析物种的变异性得出的结论是,物种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能发生变化,但只有在某些范围内才能发生变化;各种物种所发生变化的限度也很不相同,也就是这些变异性的范围足以包括各种物种;动物变异的极端偶然性最常见于家畜方面,并取决于人的干预,而且这样的变异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可以遗传的(他认为由于经常使用而得到的变异是没有遗传性的)。但他坚持说,不管外部条件发生什么变化,还是有着物种所无法逾越的某些界限。他认为,异种互相杂交,永远也不会产生出繁殖力强的后代,即使借助于人的帮助,也丝毫无法产生出经久不变的种族。看来,这种规则中的所有某些例外情况,只不过是杂种与纯亚种杂交所出现的偶然现象罢了。所以,物种所经受的各种变化也都没有超出本身的范围之外,所以赖尔作出的结论是,“物种实际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和“每一物种在其形成时就赋有它现在所具有的机体的特征”。他在另一处说:“每一物种都起源于简单的一对或一个体(仅一个就足够了),而且物种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内才能继续不断地形成,这些时间和地点能使物种在指定的时期繁殖和继续生存下去,并在地球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这种思想更加明确地表现在以下这段话中:“我们应推测到,当自然界的创造者创造也动物和植物时,就已预见到这些动植物的后代要生息于其中的一切环境,规定并赋与它们能永久保存物种的机体。”
  这就不太象他所理解的“形成”是指自然界的“自然过程”而言这一论点了!在这里公开谈到了神奇怪事,谈到能预见到一切情况的创造者,谈到了一般造化论者所说的创造。
  赖尔在这里批驳的只是生物界成群创造论,不承认灾变说,但却保留了物种神秘的创造观点,认为上帝不是一下子,而是用某种不知不觉的方法,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新的物种,来代替已死绝的物种。赖尔明显地主张物种不变性,并援引了当时寥寥无几的古生物学资料来加以证明。他后来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埃特纳火山的外壳至少有十万年了,经过这么多世代也完全没有改变其形状。按拉马克的定理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猩猩变成人呢?”
  所以,我们既不赞同扎德的观点,也不赞同赫胥黎关于赖尔承认物种起源的“自然”方式的观点。即使他有时也坚决主张过这一点,那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他在精心研究了全部问题和作出某些结论的第二卷中,首先明确地表示反对进化论,反对近期物种起源于早期物种;其次,他运用了已明确表明赖尔认为物种是由创造者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某些术语和说法,表达了自己对物种出现的概念。
  《地质学原理》这卷书对于达尔文及其思想的发展是否起了作用呢?当然起了作用。至于达尔文,大概是在旅行的第一年年末或第二年年初,阅读了这卷书,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至于谈到他很精心地阅读了该书一事,若是知道他当时对赖尔有着几乎是敬佩之至的心情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再有所怀疑了。可是他阅读了这卷书给他带来了什么效果呢?显然,这卷书向他广泛展示出物种起源的理论问题。物种变异性的界限,相近物种彼此之间的关系,物种和变种之间差别的实质,现代物种的形态与已绝种的物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家养形态和野生形态变化的大小,生存的斗争,变化的遗传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由赖尔提了出来。但不应认为达尔文对赖尔的所有论断都信以为真。当达尔文搜集各种各样的物种时,就在确定各物种之间的界限上产生了实际困难,这种困难大概不止一次地迫使达尔文不能不对赖尔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发生怀疑,他发现,好象每一物种的变异都有一定的限度似的。而他在彭塔阿尔塔所进行的考察,已使他产生了可以用血缘关系把现代贫齿类与古生树懒科联系起来的想法。从此,达尔文就把注意力和思考力都用在只有使他才能弄明白的物种起源问题,物种不变性或可变性的那些问题上。
  二月二十六日,“贝格尔”号出海了,冒着大风向福克兰群岛驶去。菲茨·罗伊和达尔文来到路易港后,惊异地得知英国为了不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殖民者占领这些岛屿,已经把它们占领了。最近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在觊觎这些从前无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岛屿上的全体居民是由几年前就居住在这里的一名(!)英国人、二十名西班牙人,一名西班牙女人和两名女黑人组成,然而英国的旗帜却已飘扬在岛屿的上空。
  一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贝格尔”号曾遇过的飓风在这里又刮起来了;停泊在这里的一艘法国捕鲸船,在挣断了三个锚后而遇难。法国人是乘着舢船逃生的,并抢救出了储备食品。后来菲茨·罗伊舰长把这只船上的三名军官接收到“贝格尔”号上来,以便把他们送到大陆去。
  在这个为长在泥炭土壤中的硬草所覆盖的阴森森的岛屿上,达尔文作了长时期的散步,走遍了全岛。岛上根本没有树。大概他这时正在海岸上进行有趣的观察,数一数巨大无毛海生蛞蝓属和白色海牛属所产的卵子;它们一次就产卵约六十万粒。虽然产下这么多的卵,但长大的海牛属动物还是特别罕见。达尔文虽然专门寻找长大了的海牛属动物,但只不过找到了七个要使如此稀有的长大了的海牛属动物保存下来,得死多少卵子或胚胎呢?也许,他这时正对那些海生苔藓虫类群体中的奇异的个体感兴趣,因为海生苔藓虫类很象一个长着针状小嘴的鸟头(它们现在被叫作“鸟头体”),从卵子中伸出头来时张着很大的颚,摇摇晃晃;达尔文进行了观察,并且用细针去触动它们的小嘴,它们常常紧紧地咬住针尖不放,也就是说小嘴起着苔藓虫类群体保护或清洗的作用。
  当“贝格尔”号停泊在福克兰群岛时,达尔文收集了为数不多的动物,射猎田鹬,寻找贝化石和进行地质勘测。暴风雨仍在继续:一艘英国纵帆船被抛到岸上,而比“贝格尔”号晚到几天的一艘法国考察船被迫下了四个锚,以免遭到同样的命运。暴风雨把一只用锁链锁在“贝格尔”号上的小船刮了下来,后来却又顺利地被拉到岸上,但还是损失了一些索具和船帆。
  “海豹捕猎者”也到达了,它是一种适用于捕猎海豹、贩卖奴隶和在海上进行动掠的船只,并把在火地岛海岸被一月十三日的大暴风雨打碎的船只上的全体船员运来了。菲茨·罗伊为了进行测量,从一个外貌很象海盗的“海豹捕猎者”船长洛乌那里,买了一只纵帆船。四月四日,这只纵帆船就被派往里奥内格罗,加入为了测量而留在那里的一些小船之列。
  一天后,“贝格尔”号也往那里驶去。
  不过,“贝格尔”号于十一月十三日到达那里后,并没有找到这些小船。“贝格尔”号从迎面来的一舰商船那里打听到这些小船继续往南向圣约瑟湾驶去,它就也往那里驶去,可是到达圣约瑟湾后,这些小船已经离去。最后舰长放弃了寻找这些小船的尝试,又往北向里约普拉塔驶去。“贝格尔”号停泊在马尔多纳多。在那里,达尔文离开船搬到市里去住。
  达尔文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镇住了两个多月。他经常游览判帕斯草原,这是一些覆盖着绿草地的草原,放牧着无数群牛羊。只有恶劣的多雨天气和“贝格尔”号上的同事对他的拜访,才使他所进行的博物学家的工作中断。例如,有一次海军练习生金克在拜访他时告诉他一个消息,说菲茨·罗伊未找到的那些小船到底被专门派来的一只纵帆船在里奥内格罗找到了。尽管这些船有很多处被一月十三日的暴风雨击破,并且里面经常进水,但是这些船上的繁重的测量工作却仍在继续进行。所以哪位军官和水兵如有一件干衬衫或一床干被褥,就被认为是足够阔气的了。
  达尔文对马尔多纳多四郊的飞禽走兽和爬行纲了解的特别清楚。除了他本人带来的外,还有该市的孩子们为他服务,而这些小孩子们为了挣得几个小钱,几乎每天都给他带来一些有趣的生物。
  他在这里猎获了几只鹿,并注意到了雄鹿身上发出的一种非常强烈而又持久不散的气味。这些鹿与我们这里一贯怕徒步而行的猎人而却不注意骑马的人或坐车走近的人的动物和鸟类不同,它们不让骑马的人靠近,但却对步行的人产生好奇,原因是当地高楚居民就是这样习惯于骑马来回走动的。达尔文在这里观察了少量被吓破了胆的长着大颚的最大啮齿动物水豚。不过引起他特别注意的却是在土中乱拱的具有鼹鼠习性的小啮齿动物——吐科鼠,它在地下通道的某处经常断断续续地发出哼哼声,并以他们发出之声而得名。许多吐科鼠眼全瞎了,大概这是由于瞬膜发炎的结果而引起的。吐科鼠的眼睛比我们南方地下的鼢鼠大,鼢鼠和鼹鼠一样,但又象吐科鼠一样以食植物根部为主,比栖身在洞中的两栖动物盲螈的眼睛大:这两种动物的眼睛几乎都是处在发育不全的状态,并且被一层皮肤从外面盖住。看来,吐科鼠虽然眼瞎,但这在它本身的生活方式中,并没造成任何不便之处。
  应该认为,这种动物当时已使达尔文想起拉马克的思想:器官不使用就要导致衰退和毁灭。后来达尔文在《日记》中描述吐科鼠时说:“如果拉马克在想出鼢鼠和盲螈两种动物如何逐渐取得瞎眼的特性的设想时知道了这一事实,那么拉马克就会对这一事实非常赞赏……。拉马克恐怕就会说道,吐科鼠现在正在转入鼢鼠和盲螈所处的那种状态”。
  达尔文也注意到与椋鸟相似之处的牛背黄鸟,这种鸟和杜鹃一样,把蛋下到别的鸟巢里,喜欢停歇在马和牛背上。他在《考察日记》中指出,在北美洲有另一种牛背鸟属,它的颜色略有不同而且体形也较小。因此,这里最有趣的是在同一洲的不同地方却发现了同一属的两种相似的鸟。达尔文还指出,牛(背黄)鸟属按其身体构造来说远不同于真正的杜鹃,但却练出了最强的适应力。达尔文确认,美洲鸵鸟属的雌鸵鸟自己不孵卵,而是经常把蛋下到同类的其它雌鸵鸟的巢里,而由雄鸵鸟来孵卵,所以,有时雄鸵鸟就不得不孵由各个雌鸵鸟下在一个巢里的卵。
  达尔文也注意到大批的美洲白兀鹫,这种鸟在南美洲是很普遍的,它们在美洲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的乌鸦、大乌鸦和喜鹊。白兀鹫(正如达尔文后来才得知的那样,它是牺居在巴塔哥尼亚沙漠的)在拉普拉塔热带干草原里多得不可胜数,被人们称之为巴西卡拉鹰,因为巴西卡拉鹰经常和齐孟哥鹰、以及同分布很广的、体形不大然而胆大又惹人讨厌的巴西白兀鹫在一起,成群地聚集在屠宰场和村镇附近。相反,大兀鹰本来分布在马尔多纳多以北,看来在拉普拉塔附近出现为时并不太久。美洲兀鹰则分布在合恩角至北美洲一带。在这里,这一类到处都可看到而在欧洲却根本见不到的各种大量的鸟,当时就已使达尔文注意到,某些巴西白兀鹫在往南移时就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其它种类的鸟。而分布在大陆上的那些鸟中的巴西卡拉鹰,以及齐孟哥鹰,在福克兰群岛上却都看不到(而只能看到美洲兀鹰)。所有这些独特的分布群使达尔文很感兴趣,也许他为了阐明这些事实,就不得不对整个鸟类的总起源加以推测。
  当地农村居民,甚至连大庄园主和拥有几千头牲畜的牧主,所表现出的愚昧无知使达尔文感到吃惊。他们对达尔文能用使他们感兴趣的罗盘来确定方向感到惊异,因为在单调的草原上能不迷失方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他们向达尔文提出各种问题:是地球还是太阳在运动;往南去更暖和些还是更冷些;他们分不清英国、伦敦和美国,或以为英国、伦敦和美国是一个地方,或说英国是伦敦的一个大城市;他们对船上的人每天洗脸一事也感到惊奇……
达尔文字传递,在唐恩的十四年。  六月,达尔文一次就收到许多家书。凯瑟琳是二月八日给他写的信,苏桑娜是三月三日给他写的信,卡罗莉娜和父亲也写了附言。达尔文高兴得几乎哭了。看来父亲的附言对于他来说是更加珍贵的,他大概总觉得自己前来旅行是违背了父亲的愿望的。他把系统记的并证明他在旅行期间时光过得多么有益的详细日记寄到家里。他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从马尔多纳多写给苏桑娜的回信中,述说了他在旅行中所收到的某些成果及今后的计划。可以看出,这几行字是写给父亲的;他尽力设法要阐明关于博物学家工作重要性的思想,并表明乔赛亚·韦季武德舅舅劝说达尔文医生准许儿子去旅行是正确的。他写信告诉姐姐说:“我满有把握地认为,在这次航行中所花的时间,如果说用在其它一切方面都是浪费的话,那么对博物学来说将会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我看来,为了丰富总的科学宝库,我们所能做到的那么一点事情,就会同任何其它目标一样,也是值得重视的人生的目的。这些想法所产生的结果连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在我们过了麦哲伦海峡后,我们面前就会呈现出一个美丽如画的世界——要比目前的愉快感更能促使我下定快心把这次航行继续下去。想一想安第斯山脉、瓜亚基尔的茂盛的森林、南海中的岛屿以及新南威尔士吧!我们将要看到的壮丽而富有特色的风景是多么多啊!奇异的部落是多么多啊!对于地质学和无穷的生物研究来说,这是一些多么好的机会啊!这种展望难道不可以重振最颓丧的精神么?如果我错过这个机会。我想我在坟墓中也不会得到安息的。我的确会变成一个幽灵并且出没于‘英国博物馆’之中……”
  在给苏桑娜的这封信中,有几行字专门论述了黑人奴隶制度。查理写道:“如果英国将是完全废除奴隶制度的第一个欧洲国家的话,那么对她来说,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啊!在我离开英国以前,有人曾对我这样说,在奴隶制国家住过以后,我的全部观点就会发生改变;但我所觉察到的唯一改变就是:我学会了对黑人的性格作出更高的评价。看到一个黑人而不对他发生亲切感是不可能的;他们有着那样充满着愉快、坦率、诚实的表情和那种肌肉健壮、富有优美感的体格”。他在从马尔多纳多给友人赫伯特的信中表示希望“诚实的辉格党党员”能攻击“我们著名的自由上面的那个巨大污点——殖民地的奴隶制度”。
  达尔文在六月末携带自己全部小野兽,又搬到“贝格尔”号上来住,开始整理自己从马尔多纳多四郊获得的宝物,并对此作了简要的说明。他特别高兴地得知,菲茨·罗伊打算在即将来临的夏季(在南半球相当于我们冬季的几个月)绕过合恩角,转向美洲西海岸去工作。七月八日,“贝格尔”号终于起锚扬帆自马尔多纳多启航。不过想把舰长在福克兰群岛购买的纵帆船装备起来还需要很多时间。“贝格尔”号完成了装备工作,并把书信以及仔细包装好的达尔文的搜集物交付邮船后,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闪电中向南沿着至里奥内格罗的航线驶去。在那里,“贝格尔”号已在八月初终于遇见了斯托克斯进行测量所乘坐的那只小纵帆船;达尔文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夜晚,交换了自己的感想,听他讲述了关于乘坐这种在公海上曾不止一次地经受住了暴风雨袭击的小船如何进行工作的困难情况。
  里奥内格罗河口当时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最南部,居住的都是白人;里奥内格罗河口屡遭印第安人(阿拉乌康族人)的侵犯。达尔文在这里见到几处被印第安人所破坏的牧场,听到了关于击退印第安人进攻的故事。巴塔哥尼斯市座落在通往大海的里奥内格罗河口不太远的地方,这里的居民除了西班牙人以外,还有和平的印第安人。
  达尔文考察了海岸的地质情况,对一些看来是从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冲到这里的巨砾感到惊奇,参观了可以采取大量优质纯盐(居民生活日用品)的盐湖,观赏了湖上的火烈鸟,考察了盐湖里的淤泥并看到了盐湖上的富裕居民。达尔文在这里,即在里奥内格罗附近,从高楚人那里听说有一种鸵鸟新种代替了普通南美鸵鸟。
  后来取名为达尔文鸵鸟的这种新种,个子较小,两腿较短,腿上长着比较短的羽毛,全身羽毛颜色较深。
  达尔文决定开始从里奥内格罗向北旅行到布兰卡港,可是后来却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沿途都是覆盖着枯萎的黄草丛和多刺灌木的凄凉荒野。这里唯一的一棵罕见的树被印第安人看作是神坛,树上挂满了吊挂在线上的祭品:香烟、面包、一块块布和肉,树周围都是用来作为祭品的那些已经发白的马骨头。高楚人捉住了一头迷途的母牛,然起了火,在平原上做了一顿晚餐,然后宿营。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在野外露宿的第一夜,用马具充当自己的卧铺……。平原上一片死寂,猎狗,那些象吉普赛人一样躺在篝火旁睡觉的典型高楚人,——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达尔文在途中间或碰见野生美洲驼——羊驼或鹿,也经常碰到接连不断地在草原上迅速跳跃的当地啮齿目刺鼠。由于逐渐靠近科罗拉多河,荒漠开始换成绿色草原,而蜿蜒的河流的两岸长满了柳树和芦苇。
  达尔文驰过了一个沙丘地带(可能是科罗拉多河的旧河床),在驿站稍事休息又继续前进了。达尔文由于在布兰卡港呆了一段时间,所以深信,印第安人只是以残暴行为来回答西班牙人屠杀印第安人各部落的残暴行为。
  在离布兰卡港不远,达尔文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彭塔阿尔塔,但他又没有想到要出发到这个地方去。他现在与“贝格尔”号失去了联系,当然,他等到了“贝格尔”号的到来。
  “贝格尔”号于八月二十四日到达布兰卡港,过了一星期,它又向拉普拉塔驶去。达尔文则留下来,以便继续前进,走旱路到布宜诺斯艾种斯去。不过他还是用了一些时间在彭塔阿尔塔收集化石。他在约有一点五平方公里的地方继续勘察,所以,在这里挖掘出的化石搜集物大大增多,他在这里至少挖掘出了不下五种贫齿类即巨大的树懒科化石:大懒兽、磨齿兽、臀兽、巨树懒等。正如古生物学家奥温后来在整理他的搜集物后所判明的那样,这些大小同大象或犀牛一样的动物,未必能象现代树懒科一样爬上树去,但它们能用后肢站立起来,能靠象三角架一样的一对粗厚的脚踵和一个大尾巴的支撑抱住树,把树垂倒在地,然后再去吃树上的叶子。他在这里发现了一只披有骨质甲片的大犰狳的遗骸。同现代南美洲犰狳一比,这就算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了。达尔文与向导在从海岸返回布兰卡港的途中,抓住了一只犰狳,并把它连甲烤熟,但它太小了,连两个人都不够吃。
  这些发现使达尔文发生兴趣不是没有原因的。使他感到惊异的是,恰恰是在南美洲这个现在依然生存有树懒科和犰狳的地方(尽管它们现在的体形已经很小了),找到了树懒科和犰狳的化石。对此应该补充说,在这里挖掘出的贝壳,一部分是现代贝壳的样子,另一部分则接近于现代贝壳的样子。而根据所挖掘出的臀兽骸骨来判断,这些遣骸还是新鲜的,并且在和许多贝壳一起沉积到砾石里面去的时候,还被韧带连系着。因此,应该认为,这些遗骸是属于很晚的第三纪期的。
  达尔文在给汉斯罗寄去一箱化石时,特别注意把这些搜集物依次编上号,并加以完善保存。他后来给汉斯罗写道:“我被您把所有的骸骨都清除干净这句话弄得惊惶不安,因为害怕把印在遗骸上的编号弄掉了。为什么我这样耽心呢?因为一部分骸骨是从含有现代贝壳的砾石中挖掘出来的,而其它的骸骨是在完全另外一些地层中挖掘出来的。刺鼠的骸骨也是与现代形状的贝壳在一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只有美洲所特有的动物,而且我也有兴趣来证明,该属性物种之一在大懒兽时期就有;这些地点和其他许多地点都取决于细心地把编号保存好”。
  无庸置疑,这些化石由于与研究物种起源问题有关系,所以当时就已使达尔文感兴趣。古生物学的各种发现,说明对物种的可变性很有利,所以不得不对赖尔关于有机世界论断的正确性产生特别怀疑。
  此外,达尔文又开始指出证明拉马克想法是正确的所有事实,拉马克的想法是:在更加深入研究和认识物种的新的形态之后,各动物类群和物种之间的许多空白点常常被填补。关于箭齿兽化石,他后来说:“从它的身体大小来看,它有象那样大;从它的牙齿构造来看,它和啮齿目动物是亲缘;从某些特征来看,它又和厚皮类动物相类似;根据它的眼睛、耳朵和鼻孔的部位来判断,它大概是水生动物,其部位和儒艮或海牛一样”。因此,有那么多目的动物的特征兼容于该动物的身上。他连忙指出说,在沙漠里最常见的诺丘鸟,按其习性和外貌来说象田鹬和鹌鹑①。当这种鸟紧贴地面蹲伏着时,就很难从它周围的地面背景上辩认出它来。我早就指出过,他觉得连尾上有一个与响尾蛇发音器相似的装置的毒蛇也是一种过渡形态。他开始注意到了一些彼此相似的物种,例如,他注意到了在拉普拉塔常见的灶巢鸟,它的颜色、叫声和跳跃式的奔跑,与在布兰卡港见到的同一属的另一种鸟都很相似,但体形稍小一点。它们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用泥巴和干草在高处筑起外形象炉灶或蜂窝一样的巢,而后者则是把巢筑在通入地下六米之深的筒形洞穴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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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现在人们认为诺丘鸟(象田鹬一样)属于行鸟形目,但决不认为它(象鹌鹑一样)属于鹑鸡目。

  达尔文是带着枪在郊区旅行的。那里有一条长满了青草的沙丘,判帕斯草原展现在远方。捕猎的对象主要是鹿、鸵鸟和刺鼠,这都是些相当大的尖嘴啮齿动物。高楚人是用绳索锤,即用系在一根长绳上的几个沉重的球来捕捉鸵鸟的。达尔文想试一下这种新式的运动,便骑着马同十个西班牙人一起去打猎,结果他引起了高楚人哈哈大笑,想不到他却用绳索锤套住了自己骑的马的腿。总的来说,这次打猎没有多大收获,不过达尔文却幸运地发现了骨化石。达尔文在一个叫作彭塔阿尔塔的地方找到了很多贝壳和巨大的动物化石的遗骸、颅骨。
  他于九月二十二日初次来到这个地方,同菲茨·罗伊和谢利万一起在海湾周围航行。他在彭塔阿尔塔发现了几个含有贝壳化石和骨化石的山岩。这个地方风景不太美丽,但天气却十分晴和,海水也很平静。待到他们刚刚返回到“贝格尔”号,就开始下雨,刮起暴风。化石引起了达尔文的注意,第二天他设法又来到了离“贝格尔”号十六公里之远的彭塔阿尔塔,使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在含石灰质少的岩石中挖掘出了一个大型动物的头骨。为了取出这个头骨,他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他发现了一个与犀牛很相似的动物颅骨。看来这是一个现在被列入古代有蹄类的箭齿兽的头骨。他在天黑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它弄到舰上。第二天他在原来地方又发现了几个化石。连续十天的坏天气使他的参观中断了。
  十月八日,他吃过早饭又去彭塔阿尔塔他采掘过遗骸的地方。这次他挖出了一个巨大的颌骨,并根据其牙齿确定为大懒兽,即早为古维叶所确定的树懒科。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正是在现在有树懒生存(只是躯体要小得多)的那个洲发现了树懒化石,而颌骨则是从有现代贝壳的土层里挖掘出来的;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赖尔的观点是正确的,灾变论者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其它的残骨大概也属于贫齿目。
  这天他抓住了一条蛇,根据它的多数特征,他认为这是条毒蛇,但尾端有一个坚硬的突出部分,它发出的响声很象响尾蛇的发响器。他不时还捡到一些美洲的鸵鸟蛋,一只鸵鸟蛋比一只鸡蛋重十一倍。因此,当他捡到二十七个鸵鸟蛋时,那么这就等于三百个鸡蛋。
  达尔文特别顽强,他于十月十六日,即在快要离开布兰卡港的时候,又到彭塔阿尔塔去寻找骨化石。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并不只是限于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他在不受“贝格尔”号约束的情况下,单独一个人又访问了埃尔多拉多,并在那里继续挖掘出了一些骨化石。
  十月十七日,“贝格尔”号离开了布兰卡港,驶向蒙得维的亚。几只小帆船已修理完毕,并被用来进行勘察工作。一只留下归斯托克斯指挥,另一只留下归韦克姆指挥。经常在打猎旅行和搜集中陪伴达尔文的海军练习生金克,留下同他们在一起。
  二十四日,“贝格尔”号在大海的辉煌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二十五日,在强劲的顺风中,急速向蒙得维的亚驶去,次日抵达那里。达尔文在那里专心阅读来自祖国的大批信件和报纸,他又给汉斯罗写了一封信,谈他这次收集的丰富搜集品(特别是化石),并把这些搜集品寄给了他。达尔文随着“贝格尔”号,很快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大城市的街道规划得很合理,相交成为直角,每座房屋都有一个平顶凉台。不过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市内很脏。达尔文在这里参观了大教堂和博物馆,并到离市区有三十公里远的一个英国人的领地去旅行。这块领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绿草地上,草地被鼫(这是一种啮齿动物)挖的洞弄得高低不平,每个洞里都有鸱鸮栖息。他很欣赏高楚人的美丽服装和当地妇女的美丽步态,她们身上披着丝织披巾,头发上别着一个大梳子,走起路来大方、娉婷。他参观了一个剧院,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在剧场的观众厅里,坐位是按性别分设的:男人们坐在正座,妇女们则坐在楼座。
  后来,达尔文随同“贝格尔”号又到了蒙得维的亚,达尔文从那里出发进行过几次骑马旅行和徒步游览。十一月二十八日,“贝格尔”号又联合了几只小帆船,然后向火地岛开去,以便把菲茨·罗伊舰长的几名火地岛人送回故乡。
  这次航程,风平浪静,天气很好,只不过刮了几次暴风和逆风,起了几次雾。暴风影响了“陆地人胃口”(达尔文这样诙谐地来形容自己的胃口),而逆风和云雾则延缓了“贝格尔”号舰的途程。天气明显地变得越来越冷。菲茨·罗伊见到了那几只进行勘察工作的小帆船,给它们作了下一步指示,然后就指挥“贝格尔”号向火地岛驶去。他想这次绕过著名的合恩角,即火地岛的南端,让这几名火地岛人在被科克船长称之为约克·明斯特尔山的附近登陆。约克·明斯特尔是一位年纪最大的火地岛人的名字。
  十二月十五日,“贝格尔”号经过了麦哲伦海峡入口处,继续向南驶入。原先是单调而荒凉的海岸,现在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海岸的高地上,有许多火地岛人烧起的烟火信号,火地岛因此而得名。平坦的低岸地带的悬岩峭壁上,长满了灌木丛和树木,而后面则突兀着高大的雪山。后来平坦的地带变换为覆盖着深棕色森林的高山。
  十二月十七日,“贝格尔”号从东面绕过了东火地岛的顶端——圣迭戈角,停泊在好结果湾,在那里,船只能够躲避从山上突然刮来的暴风。居民们一看到“贝格尔”号便都高声喊叫起来。
  翌日,达尔文在野人故乡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野人。他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给汉斯罗的信中写道:“当我们驶进好结果湾时,我永远不会忘记欢迎我们的一群火地岛人发出的那种喊声。他们坐在一座悬崖之巅,四周是山毛榉构成的阴暗森林。当他们用双手在自己的头部周围野蛮地转动的时候,他们的长发飘动着,这时他们好象是另一个世界中激动不安的精灵。这些野人与居住在更远的西方一带的野人不同,身材都很高大。他们披着用羊驼皮做成的斗篷,驼毛向上。他们的皮肤是赤铜色的,头发又长又直,脸上画有两条横带纹:一条是鲜白色的,在眼睛的上边;另一条是红色的,从双耳到嘴边。他们的样子既可怜、柔顺,又恐惧、惊慌,他们发出的声音含糊不清,喉音很重,咔嚓咔嚓地响”。在这里应当指出,科克船长早在他的第二次环球旅行时就曾指出,火地岛人的文化水平与他访问过的国家的其它部落相比是特别低的。但是,正如菲茨·罗伊的试验所表明的那样,火地岛人对于文明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表现出很大的才能。
  火在岛是一个多山的国家,那里的悬崖上长满了茂密的森林,森林地带高达三百——五百米。积雪地带约有一千米。在山毛榉构成的阴暗森林里漫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森林里的地上堆满了大量腐烂的小叶植物,脚一踏上去就要下陷。由于大量已经死去的植物和正在生长的植物混合在一起,这就使得达尔文觉得火地岛在某种程度上就很象热带森林。达尔文只好沿着被原驼踏出的小径或河谷,登上附近的一个山顶,观看那壮丽而又怪异的景象。达尔文在写给赫伯特的信中说:“不能不承认,这些层峦叠嶂的群山给人一种神秘的巍峨之感,群山之间有一些很深的河谷,上面长满了大片茂密而阴暗的森林。这里的气候是接连不断地刮风,经常下雨,降冰雹,飘雪花。甚至连空气也好象要比其它地方的空气更加阴沉似的。这些高山上的唯一居住者是原驼,它那种尖锐的嘶叫声常常打破这里的寂静。当我意识到不曾有一个欧洲人的足迹到过这个地方时,就更增加了在这里漫步的愉快”。
  “贝格尔”号本想绕过以风暴和烟雾而著称的合恩角,但是,大块的乌云在天空旋转,暴风雨夹带着冰雹异常凶猛地袭过来,因此舰长决定停止前进。最后的一场暴风雨给“贝格尔”号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海浪把一只小船击破了。甲板上的水多得使一切东西都漂浮起来;达尔文的搜集品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所有用来包装晒干的植物的纸张几乎全部毁掉。
  “贝格尔”号被迫向棚屋港驶去。这里的火地岛人的住房“连兔子洞都不如”。他们的住房就是窝棚,几根树枝插进泥土,上面马马虎虎覆盖几束干草和芦苇。男人们“穿的”是几块小兽皮,刚刚可以遮盖住背部。这些兽皮用穿过胸部的绳子系着,并且随风飘动。在小船上打鱼的那些人,不管下雨还是下雪,全都赤身裸体。湿雪落在抱着吃奶婴儿的赤身妇女身上就融化了。所有的人全都蓬头散发,动作放荡不羁,声音噪杂不清。
  火地岛人还处在低级的发展阶段;他们蜷曲着身子睡在光地上,他们的主要食物是妇女们潜入水里在水底捕捞的贝壳,或者是野人们用装有食饵但没有钩子的钓丝钓到的鱼。他们还采集没有滋味的野果和蘑菇。如果他们找到一具鲸鱼的死尸或打死一头海豹,那么这就算是他们的节日了。狗常常给他们捕捉水獭。所以在饥饿时,他们可以把老年妇女杀死,却从不把狗打死。

  菲茨·罗伊写道:“我们不安地目送着他,在地图上被我们称之为渴丘的丘巅之上,看到他走下山丘到一个湖边的情况,可是他马上离开了这个湖,又走到另一个湖边,也同样没有停留就离开了这个湖,我们从他那往回走时所迈的缓慢步伐就明白了,这是盐的沉积物”。
  然而菲茨·罗伊就是在山丘上稍事休息后,也很难返回小船。所以,达尔文和水兵们只好留下一个来陪伴舰长,然后就匆忙往小船走去,达尔文第一个到达,马上命令从原来留下的人中抽出几个人带着淡水去接菲茨·罗伊。他在《日记》中指出,他本人“不特别累”。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就浑身发冷,便在床上躺了两天。
  因为“贝格尔”号把“埃德文切尔”纵帆船留在希望港进行修理,所以“贝格尔”号又往那里驶去。这两艘船顺路到东福克兰岛作了短期逗留后,于一月二十二日扬帆向麦哲伦海峡驶去。他们在经常有大涨潮和退潮的格烈高利角那里停泊时,遇见了巴塔哥尼亚人。巴塔哥尼亚人属于身材特别高大的印第安人种,这个人种以穿著羊驼皮大斗篷的强壮体形而引人注意。他们的脸膛由于涂沫着白红颜料而显得勇敢和严肃。这些人都同欧洲人打过交道,会讲一点英语和西班牙语,善良可亲,喜欢用羊驼皮和鸵鸟毛换取烟草。他们都住在窝棚里,并且有马匹。妇女们也长得身材高大,体格匀称。
  一月底和二月初,一部分人乘“贝格尔”号,另一部分人乘坐小船去勘探麦哲伦海峡。最后“贝格尔”号停泊在饥饿港,从这里可以望见火地岛最高的山中的一座山,即离该港一百五十公里外的萨尔明托山。达尔文在这些地方又可对许多有趣的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情况进行观察了。麦哲伦海峡的两岸具有过渡的特性。这里,巴塔哥尼亚的生物和火地岛的生物混合在一起。时常可以同时看到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的植物。
  达尔文登上海拔六百米左右的塔尔恩山。在连续下了三天的倾盆大雨后,山上的树木是这样的茂密,尽管海峡里暴风怒号,这里的树叶却一动也不动。堆满了大量腐烂树干的深沟与河谷使人望而生畏。脚一踏在这些树干上就陷到膝盖处,旅行者经常滑倒,特别是他们想靠一下的某些树干,原来是轻轻一碰就会粉碎的烂木头。最后树木愈来愈矮小,到山顶上就光秃秃地什么也没有了。从山巅上看到周围是些不规则的山脉,上面点缀着片片雪迹,看到有绿里透黄的河谷和大海支流。这里刮着刺骨的寒风,而空气却充满了雾气。下山很不费力,然而人们在下山时却经常滑倒。
  二月十日,“贝格尔”号已扬帆去测量火地岛的东湖,虽然海上风平浪静,可是却没能进行这次航行。一艘海豹捕猎纵帆船从福克兰群岛捎来消息说,高楚人发起了暴动,杀死了两名英国人和自己的首领西蒙,其余的英国水兵都逃走了,而高楚人夺得了一半野马和牛。英国军舰“挑战者”号来到后才恢复了秩序,留下一名总督和六名海军士兵。
  “贝格尔”离开麦哲伦海峡返回后,又向南拐,继续测量东火地岛的东岸,这次测量终于完成了。达尔文在圣塞瓦斯蒂安港看见了一幅壮丽的景象:无数条口内有齿的抹香鲸正在嬉戏,全身跳出水面后,再侧身扣打下去,发出巨大的拍水声,这种声音很象大炮的发射声。
  “贝格尔”号在绕过位于东火地岛东南端的圣地亚哥角时,陷入了一个非常大而又危险的漩涡,没有风,南来的浪把舰冲往斯塔腾群岛的西端,尔后又把该舰冲往该群岛(很象耸立在海洋上面的一个光秃秃的山脊)的东岸。“贝格尔”号从这里又向火地岛南面的一些小岛驶去,并停泊在武拉斯吞岛,达尔文以前在这里就曾碰见过最可怜的火地岛人。这些部落甚至都没有首领,每个部落都仇视邻近的部落,他们相互间都为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带或中立地区所隔离。两个部落彼此都竭力争夺那些少得可怜的生活资料,即悬崖下和海岸上的贝壳、鱼类和海豹,他们的主要财产是独木船,打从欧洲人认识了火地岛人以后的二百五十年间,这种独木船还是老样子。同处于最不开化的原始状态的人的多次会见,当时大概就使达尔文“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并且问自己,难道我们的祖先也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对于他们的手势和表情动作的了解,还不如对家畜的了解。他们是这样的人:虽然未被赋予动物的本能,但是看来人的智慧,至少说由智慧所产生的活动,他们也无法夸说有”。(《考察日记》第21章420页)
  二月二十六日,“贝格尔”号进入了贝格尔河,菲茨·罗伊前些年就曾乘坐小船沿着这条河旅行过。这一次,“贝格尔”号在航行中熟练地顶着西风迂回行驶,通过了这条河。火地岛人一边不停地重复喊着“雅密尔舒纳尔”(科克舰长曾指出过这种喊叫声),一边进行着交换,用鱼和蟹来换取一些破布条。
  三月初,达尔文和菲茨·罗伊利用一个好天气,最后一次参观了朋松布海峡的北部,那里有一座高度甚至超过萨尔明托山两千米的壮丽的达尔文山,也参观了伏里阿海港,他们的熟人琴米乘坐着一只挂着一面小旗的独木船向他们驶来。他怀着平常那种温和的感情,把两张水獭皮送给了自己的英国朋友,还把他亲手做成的几个矛头和箭头送给了舰长。当“贝格尔”号向着大海驶去的时候,他就在沿岸的一个山岗上燃起一堆火,作为送别的信号。
  三月十日,“贝格尔”号又停泊在福克兰群岛附近的巴尔克里湾。
  达尔文在这里仍然顽强地、毫不动摇地继续进行自己的博物学家的工作。三月十六日,他带着两名高楚人,环绕着这个岛的部分地方,进行了一次旅行。不管是寒冷的天气,还是夹杂着冰雹的暴风雨,也不管是只有地质意义的不毛之地,都阻止不住达尔文。在旅途中经常碰见一小群大雁和田鹬。而野牛和从前法国人运到这里来的马匹,却吸引住了达尔文的主要注意力。他满意地观察着高楚人多么灵敏地往野牛脖子上投套索,向野牛后腿的主腱上用刀一刺,使它不能再迅速地向前奔跑,刹那间就把刀刺入脊髓的顶端,然后就把这头野牛杀死。他和高楚人一起吃野牛肉,为了不使一滴肉汁流失,他们连皮烧烤。“因为这个岛上通常是把容易对付的母牛杀死吃肉,所以这里就大量出现了野公牛,它们常常向人和马猛冲过来”。达尔文观赏了高楚人拖倒野牛的敏捷动作,他们一个人把一根套索抛到牛角上,另一个人把另一根套索抛到它的后腿上,刹那间就把向马猛冲过来的这头公牛拖倒在地。
  达尔文指出,特别重要的是,在福克兰群岛上,变野了的牛不断繁殖增多,而且具有健壮结实的特点;而一群群的野马却在不断地退化,它们个子长得不大,许多野马都害有跛脚病,所以小马经常死掉。达尔文认为马的跛脚病是由蹄子变长所造成的。至于小马的死亡,他认为是由于公马强迫母马抛弃小马而造成的。在任何情况下,变野了的家畜向他清楚地表明,有一些类型的生物能比其它一些类型的生物更能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他还注意到牛在这里分成了三种不同的毛色。
  两种事实向达尔文提出了关于物种的问题,关于难于辩别本种与变种的问题。在从引进(外地运来)的和福克兰群岛上野生的动物中,有一种家兔,它的分布情况象野马一样,只局限于该岛的东部。达尔文知道,居维叶把另一些法国博物学家曾认为是变种的那些黑兔中的品种,看作是一种单独的品种。达尔文向高楚人详细打听后才得知,黑兔和灰兔的分布情况是一样的,它们栖息在一起,相互交配,并生育出杂色后代。关于物种的这个问题,在福克兰东西两岛上都分布有当地唯一最大的哺乳动物——狼形狐方面也发生了。这是一种好奇的肆无忌惮的野兽,它能钻进帐篷里,甚至能把放在睡觉的人头下面的肉拖走。菲茨·罗伊舰长坚持说,这是一种叫作南美洲狐的变种,它可能是在某些漂浮的树干上被水流冲到福克兰群岛上来的。可达尔文却认为,这是只有福克兰群岛才有的一种特殊的种。
  同高楚人一起旅行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开始就下了几场夹杂着冰雹和雪的大雨,高楚人毕竟本领高强,能在毫无遮盖的地方把火吹旺,燃起篝火。后来虽然天气暖和起来,可马却开始常常滑倒,达尔文的马曾滑倒了十二次。最后不得不涉水过海湾,水淹到了马背处。风儿掀起了细小的浪花,使旅行者的衣服更湿了,所以当他们回到家时,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发抖。
  四月七日,“贝格尔”号起锚,又向巴塔哥尼亚驶去。菲茨·罗伊舰长想修理一下“贝格尔”号(因为“贝格尔”号在宽阔的希望港撞了暗礁,被刮掉了一块铜包皮),同时(乘小船)想考察一下不太为人所知的圣克鲁斯河。四月十三日“贝格尔”号停泊在该河的河口里。达尔文在《航海日记》中写道:“早晨起了大风,我们好不容易才上到岸来”。接着又写道:“我从来没看到过船只受到风帆这样大的压力,或者离背风岸这样近的情况”。看来“贝格尔”号在岸边被碰碎的危险特别大,它好不容易避免了这种危险才驶进港内。三天之后,船被拖上岸来。发现船的损坏并不那么严重,假龙骨被刮断了几米。在两次涨潮之间很快就修好了,随后把“贝格尔”号重新放下水去,又把它系在岸边。
  四月十八日,菲茨·罗伊舰长同二十五名船员一起,乘坐三只捕鲸船,动身沿圣克鲁斯河上流对该河进行考察。第一天,捕鲸船趁大涨潮之机,逆流而上。晚上,他们就已经行驶到了涨潮区以外的河面。河面宽约三百——四百米,河中心的深度约五米多。这条河流环行于其间的河谷宽达十六公里。象台阶一样的阶地相互对称地分布在河谷两岸。因为河水湍急,无论用桨还是张帆都不能逆流而上,于是他们只好把三只船首尾相连系在一起,把人分成两批拉起纤来。每只船上的军官和船员都住在一个帐篷里,吃一样的食物。日落后,他们就宿营在一片灌木丛旁。这样一来,他们每天只走十六——二十公里,有时稍微多一点。河谷里到处是光秃秃的沙漠,沙漠上稀稀拉拉长着一些毫无生气的植物和带刺的灌木。而动物呢,和往常一样,羊驼很多(有时能碰见几大群羊驼)。沿途碰见了许多脖子脱了臼和骨折的羊驼骨骼,这是在兀鹰和白兀鹫的助威下,美洲狮捕猎羊驼留下的痕迹。灌木丛中有许多经常受到小狐狸追逐的小鼠,它们长着一对大耳朵和一身软毛。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地区的地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稀疏的小玄武岩砾石没有了。出现的是更坚硬的石块,然后是一整座玄武岩地台,河水就是穿过这种玄武岩块流动的。玄武岩的厚度显著增大。达尔文认定,河水是在海底上升到地面后,在原来海湾的地方,为自己开辟一条通道的。“贝格尔”号的船员们接着就进入了石隘口地区,这里有几个罕见的喷泉。河流逐渐变窄了,拖拉船只的劳动愈来愈艰苦。陡峭的河岸的悬崖上有大量兀鹰,这是一些巨大的猛禽,它们的翅膀从一端到另一端几乎有二米半长。二十九日,科迪列拉山脉的一群雪峰出现在地平线上,开始碰见大量斑岩砾石,达尔文认为,从前这里是大海时,这些斑岩砾石就在浮动的冰块上被冲来了①。五月五日旅行者们开始返回,途中用了三天时间,因为他们是顺流而下。经过的地方都特别凄凉和寂寞,所以达尔文在《航海日记》中写道:“除我以外,大家都各有各的不满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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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砾石如此远距离的转移现在都是用冰川的活动来解释的,而这些冰川所占的空间要比现在的冰川大得多。

  在英国同时出版了匿名作者标题为《创造的痕迹》一书,引起了达尔文极大的注意,这本书以新形式阐述了进化的思想。该书的第一卷在一八四三年出版,第二卷在一八四五年出版。作者在第一卷里综合了他按地质时期分别整理出来的古生物化石的大量资料,在第二卷里竭力提出有机界的自然发展,并根据《创造的痕迹》和古生物学、解剖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事实的对比,来确定这一发展的规律。显然,作者感到,宗教界人士会多么仇视这本书,而他也不愿意让他们起来反对自己。他强调指出,他的书不反对上帝和上帝的意志,仅仅反对上帝“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一说法专门参与新物种的出现,“例如,在贝壳上多长了一个结节或一个沟的头足纲动物出现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作者在承认上帝是第一个推动力时,捍卫了科学应把规律作为上帝提出来的主张而加以研究的权利。他说:“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清楚,有机界的发展(即在现有各纲中的各种变化和一些新的更高的纲的出现)……主要取决于时间”。
  同拉马克一样,《创造的痕迹》的作者承认“事物普通的自然进程”。某一个动物区系越古老,它的各形态之间的差异就越显著。“现在的目在远古时代是科,更早是属和种”。可见,现在的分类法同从前的分类法是相联系的,两者都是“自然的”。作者反对那种旧的“用创造者的通盘计划”来解释过去形态的现在形态之间的相似。他试图提出自己的进化的解释。首先,他建立有机界和无机界的联系和相互依附关系。他还设想,这种联系是“按年代的”,即植物机体曾经是由无机物晶体演化而来的,因为晶体在电的帮助下,会成为象树一样的形状。正电所形成的图像象有枝叶的灌木一样,而负电形成的图像就象一束树根一样。如果地球充的是负电,而大气层充的是正电,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植物就会是一种象电刷子一样的东西”。于是,作者认为,试验正在指出“万能者借以使各种形态的植物出现的那些手段的痕迹”。
  作者的其他一些论断,同样也是不科学的和空想的。但是,为了证明动物界的发展,他也象现在任何一个进化论者一样,引证了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的资料,引证了发育不全的器官;叙述了一种类似生物遗传学规律的东西:人经过了鞭毛虫、蠕虫、鱼、两栖动物、鸟(原文如此!)和低等哺乳动物等阶段。他认为,发展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蛋白质内借助于电就形成了(现在也可能形成)一个有核的小泡(小细胞),而这个小泡继续发展,产生许多动物的形态。这些形态是两种因素的结果:一、发展的愿望或动机,二、适应的动机。灵长目和人的始祖是……蛙,因为它的两只腿有小腿肚。
  这就是对拉马克和他的理论采取鄙视态度的关于进化的新书,然而内容较肤浅(因为不是由博物学家写出的)。该书的作者詹博斯,是一个颇爱欢迎的苏格兰政论家。达尔文在地质学会会议上见过他,他在会上就达尔文研究的罗埃河谷的“平行阶地”发了言,这使他们建立了通信联系:《创造的痕迹》一书究竟出于谁手,这件事只是在四十年以后,达尔文的学说已经取得胜利时,才真相大白。但是达尔文当时已猜到该书的作者是谁。收到詹博斯寄来的一本新版《创造的痕迹》后,他给虎克写信道:“我确信詹博斯是作者”。这本书一方面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需要再版),另一方面又受到博物学家一致谴责。由此可见,进化思想的声誉在博物学家中间,被《痕迹》作者这样的维护者败坏了。使人以为,要真正成为“演变论者”,即成为物种变化、进化的拥护者,就要沉湎于荒诞怪离的空想,任何关于形态进化的思想都是不严肃的。同詹博斯搞在一起是不可能愉快的。达尔文当时应该提防学者们对他的学说进行最严厉的批评。他“怀着恐惧和颤抖的心情”读了几位学者的评论,例如象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对詹博斯这本书的评论,虽然他不认为塞治威克的评论是高水平的。所有这一切使他不再忙于写他的关于物种的书,并且推迟了最后付排和出版的准备工作。正如他给虎克信中所写的那样,“当时他正处于思维清醒的博物学家的舆论中,弄不好会声誉扫地”。况且,当时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著作上。
  达尔文写完南美地质学以后,正如给虎克写的信中说的那样,“出版一些动物学,以后就欢呼胜利!再出版关于物种的书。”当年在智利海岸时,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蔓足目类型的蟹,它钻进另一个蔓足目蟹的甲壳里。后来达尔文为这个被他称作Concholepas的新形态专门立了一个亚目,这个形态是很独特的。
  蔓足类,或蔓足目蟹,是极为特殊的。这些大海生形态的幼虫,对于低级的甲壳纲来说,是所谓无节幼虫典型的六条腿浮游形态。这个无节幼虫后面长了很多小腿,后来变为蔓足目更为复杂的幼虫,幼虫增加了两片鳞,好象一个介形目的小蟹(“腺介”幼虫),这个幼虫用它的触须固定在任何一个培养基上,并再次蜕变为成年的“固定”动物,也就是牢牢地固定在培养基上的动物。躯体上的小腿长成触须一般(该类的名称“蔓足目”就是由此而来),并用这些小腿的划动把食物送进口里。鳞上覆盖几块甲壳,而有的类型则好象被小塔一般的石灰质薄片围绕起来。在激浪地带,被大量胶状物质固定在陡峭的海岸上的海中橡实就是这样。为了弄清他所发现的新蔓足动物的构造,为了作出比较,达尔文开始解剖和研究其它常见的蔓足目形态,这不知不觉地使他有必要重新去研究整个的一类。这部著作花费的时间不是预计的几个月,而是八年细致而顽强的劳动。
  达尔文的孩子们当时习惯把父亲看作忙于制造海生橡实的人,以致有一个孩子问庄园的一位邻居:“您在哪里制造您的海生橡实呢?”因为他天真地认为,不仅他父亲,而且任何其他人都要研究这一类。
  这部著作的结果表明,这是一部有充分根据的著作,达尔文占有许多详细的资料。两卷蔓足目著作,单是正文部分,用排得很密的铅字印刷就有一千多页,还没把关于蔓足目各种古生形态的补卷计算在内。在二十个表上都附有插图,每个表都有大量图象。索引有十四页。校对同物异名这一工作使达尔文有时感到苦恼,这一工作使他同动物学家司却克兰(为确立“命名规则”他作出了很多贡献,并主张“优先权法则”)进行了有趣的通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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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上面引证的遗嘱中提到的司却克兰几乎是达尔文的同龄人(比达尔文小两岁)。在三十年代,他同汉密顿作为地质学家曾做了穿过欧洲到东方的环行,并在小亚细亚过冬。他的名声是同动物的命名问题相联系的,他竭力制定了命名规则和法则,他是雷伊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该学会曾出版过达尔文关于蔓足目的专题研究。

  雕刻《‘贝格尔’号的动物学》一文中的统计表和插图是要花钱的,而达尔文在预先得到林纳学会关于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是有意义的这一保证后,便设法得到政府的补助金,作为出版这篇论文的开支。他的请求无条件地被接受了,财政大臣只是请他“最合理地”使用拨出的一千英镑,这当然符合达尔文本人的愿望。
  但是,生活在伦敦使达尔文感到难受,因为伦敦是一个“烟雾迷漫的地方,一个人在这里要失去一大部分最好的生活享受”。达尔文不能够充分地“在大自然里散步”,而散步则是他由衷喜爱的活动。主要的问题是,他所从事的大量工作在一八三七年秋天影响了他的健康。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他持续了一生的疾病。其病状是:消化不良、头晕、眼花和易受刺激,这后一种病使他不能参加社交。
  关于病因,众说纷纭。当“贝格尔”号还未启航时,达尔文在德文港患的心悸很可能是病的起因。他在“贝格尔”号的他得病的原因。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因为不管在海上晕船多么厉害,时间多么久,它也不是在陆上长期患病的原因。查理的父亲认为查理在瓦尔帕来索害的病是他不健康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医学虽然还没有查出所有的病因,但是,查理在后来的整个一生中每逢体质减弱时就感到非常难受这一事实说明,在他的血液里存在有病原。
  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认为达尔文的病是由于先天体质虚弱而造成的。有些医生认为达尔文患的是“神经官能症”或“慢性神经衰弱”。我们认为,达尔文父亲关于“体外病原体”在身体内起了作用的推测可能性最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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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然,这个问题纯粹是医学上的问题,应当由专家们去解决。但是就连医生们关于病因的意见也是极不相同的。

  达尔文在这里认识了三种现代犰狳。而第四种他只是在布兰卡港以北的地方才碰见过。这三种中的每一种都要比其它种分布在南方更远的地方。因此,他在从北到南和从南到北的往来旅途中,发现哺乳动物和鸟类,无论是灶巢鸟,还是鸵鸟或犰狳,它们相似的形态都是互相更替出现的。而有关这些近似物种的总起源的想法一定不止一次地在查理的脑海中隐约出现过。不过这些事实都是分散的、零星的,所以,即使这种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过,但却丝毫没有在他的《航海日记》中反映出来。
  当然,达尔文必定注意到了各种动物都长有不同类型的保护生命的东西。所以,被当地居民称作“美达柯”的三绊犰狳的披甲片,分成三条能使身体弯曲的绊带,一旦遇到危险它就象刺猬一样蜷缩成一团,任何一条猎狗都不能用嘴把它那光滑的披甲衔住,只能使它象球一样在地上滚动。另一种犰狳即“小犰狳”,一旦遇到危险就非常迅速地钻进土里,要捕捉住一只小犰狳,就必须在一瞧见它时就马上跳下马背,否则它就会马上钻到松软的土里。他还碰见过蜥蜴,这种蜥蜴栖息在接近海岸的沙滩上,它身上有各种颜色的斑点,这是一种极好的保护色,使它在沙滩上也不易被发现。为了使自己不被发现,它就紧贴在沙面上装死。假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受到惊扰的话,那么它就采取小犰狳的办法:非常迅速地钻进沙里。
  冬眠也是动物忍受一年中最困难的几个月一种独特的适应方法,所以达尔文指出,在布兰卡港地区,也就是在气候比靠近拉普拉塔的马尔多纳多略微寒冷的地区,冬眠状态是在温度比马尔多纳多低的情况下结束的。
  九月八日,达尔文在一名高楚人向导的陪伴下离开了布兰卡港。一开始就不得不沿着荒凉的平原走。不过引起达尔文注意的是文塔那山脉,这是一群高一千米左右、从几乎全是平坦的平原上兀起的未曾勘查过的僻静的山崖。登上文塔那山脉后,他很累而且兴致也不高。接着他们从一个驿站走到另一个驿站,有时碰见安分守已的印第安人,有时同一小队猎捕鸵鸟、鹬鸵鸟、鹿、犰狳、美洲狮及其它野兽和鸟类的罗萨斯的士兵同行。旅途中有一个印象特别使达尔文感到惊讶。
  在他们到达塔巴尔康山脉的山麓那天的前夜,在山麓下不大的一块地方上降下了一阵冰雹。冰雹有小苹果那样大。士兵们一下子就找到了被冰雹打死的二十头鹿。十五只鸵鸟。达尔文也看到了刚刚扒下来的鹿皮。冰雹还打死了许多小鸟、野鸭、鹞和雷鸟。
  在接近萨拉多河彼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达尔文走进了铺满碧绿如毯的良草的地方。人们向他解释说,这种草总是生长在放牧家畜的地方,因为家畜以它们的粪便来加肥土地。瓜尔基亚位于德尔蒙特这个优美的小城镇附近,可以观察到河沟边沿上分布着大量的归化的欧洲植物,例如茴香。不过与朝鲜蓟相似的西班牙蓟在南美洲繁殖得特别多。从萨拉多河起,当地植物在某些地方就完全取代了西班牙蓟灌木丛。因此,达尔文看到了赖尔在他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中所说的“人类在扩展某些植物的地界线方面是最主要的活动者”这句话的具体的证明。
  九月十二日,达尔文又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星期后,他开始沿着巴拉那河到圣菲镇去进行一次新的旅行。他不得不在被淫雨完全冲毁的恶劣道路上行走。在这里,在这些草原上,鼫是主要的啮齿动物,它与住在它的洞里的小猫头鹰是形影不离的伴侣。鼫通常总是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拖到洞口,人们认为它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在单调的草原中好辩认自己的穴洞。鼫往南只分布到里奥内格罗,因为这种啮齿目动物比刺鼠更需要丰富的植物,在粘土或沙土中挖掘洞穴。但是在土壤和植物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壤和植物差别很少的马尔多纳多四郊,却根本看不到鼫,因为乌拉圭河是鼫分布的终止线。在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两河之间的地带,能经常碰见鼫,可是在乌拉圭河以东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在这种个别情况下,动物种类是为一定的环境、一定的地点而产生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乌拉圭河以东的条件对鼫至少要比其它地方有利。这一情况之所以使达尔文觉得很有意义,还因为他看到了限制物种散布的障碍所起的作用。不过,后来大概当他考察巴拉那河西岸地区时也会想起这些结论的。
  沿途他常碰见茂密的大飞帘丛林,可是这些大飞帘还没有长到能把骑马者掩藏起来的高度,而且要想穿过大飞帘丛林,只有走过去人们踩出的小径。当地强盗曾利用这些丛林来袭击走在这些秘密小道上的旅行者。所以,对达尔文提的“这里强盗是否很多”的问题,人们给予奇怪的回答:“飞帘还没有长高”。
  达尔文有时从桥上,有时搭乘大桶做成的渡船,渡过了几条小河,即巴拉那河的支流,并在去圣尼科拉斯途中的第三天,初次看到了壮观的巴拉那河及其浑浊的河水。他在提尔西罗河一带找到了一些分散的骨骼和一些巨大的箭齿象牙齿化石。船工们早就发现了这些突出地面的骨骼,但由于不会解释这种现象,就作出结论说,箭齿象是一个跟鼫一样的穴居大型野兽。从科伦达到圣菲的路上全是穿过森林。一些遭到洗劫并被毁成瓦砾和抛弃的房屋,一具吊在树上的印第安人的干尸表明,最后这段路是不安全的。达尔文于十月二日来到圣菲。他马上就感觉到这里的气候比较暖和,长满着观赏树叶的商陆树在这里明显地高于一般,出现一些仙人掌和其它植物的新品种。能碰见不少新鸟类,而且这一带地方总的特征也还是那样。在炎热的天气里,土壤都非常灼热,一缕缕暖空气袅袅上升,而蜘蛛分泌出蛛网之后,就被这些正在上升的气流托起:可以看到许多附着蜘蛛的蛛网正在飘飞。
  由于头痛,达尔文在圣菲躺了两天(当地治疗方法是在两个太阳穴上各贴上一片橙树叶或一半豆瓣),随后渡过巴拉那河到东岸的圣菲巴雅达,在那里逗留了五天,研究了该地区的地质情况。他深信,在不久以前,这里是一个半淡水的海湾,河水把动物尸体冲积到这里来,换句话说,就是南美洲东岸曾经受了一次剧烈的上升。他在动物遗骸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犰狳化石甲壳,箭齿象和柱齿象的牙齿,还有一颗马牙,后来奥温认为这种马是早在欧洲马运入美洲以前就已在美洲绝种的特种马。在这次旅行中,达尔文曾听到许多关于动物在一八二七——一八三○年间的大旱时期大批死亡的叙述。这就使他能够懂得,为什么他有时一下子就挖掘出这么多的被埋葬在一块的动物。人们告诉他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北部和圣菲省的南部,所有的植物在大旱时期都旱死了,所有的河流都干涸了。鹿都聚集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找水喝;鹧鸪也已渴得几乎无力飞走。死了约有一百万头牛。几千头牛冲向巴拉那河,陷在巴拉那河的沼泽地里,在那条流经圣佩得罗的河流的支流里,积满了腐烂的兽尸。接着就是洪水泛滥,沙滩和淤泥上覆满了动物骨骼。达尔文听了这些叙述后想道:“人们并不认为这是由于大洪水的作用所造成的”。
  十月十二日,头痛病又犯了,达尔文决定用最放心的办法,即搭乘一只小单桅船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路过了树木众多的群岛,这里有许多水豚和以食水豚为生的猛兽美洲豹。过去人们在旅途中谈论的话题是“印第安人的踪迹”,而现在人们谈论的话题是“老虎(即美洲豹)的踪迹”。这种动物在这里特别多,它们经常在树林里袭击马、牛和人,特别是樵夫。有人说,在圣菲有一只美洲豹钻进了教堂,咬死了二名到那里去的牧师。人们不得不从上面拆掉一个墙角,从那里开枪把这只美洲豹打死。美洲豹经常用爪子从树干上一块块把树皮揭下来(当地居民认为,它们是在把爪子磨利),而达尔文也看到了美洲豹在这里呆过的这些踪迹。
  达尔文在这里看到了一种与燕鸥相似的鸟,叫作剪嘴鸟。它长着一个窄条形的嘴,下半片嘴比上半片嘴长得多。达尔文看到剪嘴鸟如何用下半片嘴贴着水面迅速地飞来飞去,灵活地把它的嘴所碰到的小鱼从水中叼出来。
  只是在十月二十日,他才到达巴拉那河的河口,并离船上岸,因为他怕“贝格尔”号开过去。
  达尔文由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没有等着“贝格尔”号,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后,就搭乘开往蒙得维的亚的邮船。十一月四日,他在蒙得维的亚找到了“贝格尔”号,该舰为了画完所有的海岸图(海岸图的资料是由一些小纵帆船收集来的),把起航日期拖延到了12月初,所以达尔文再次登岸,决定再深入到当时叫作班达奥利恩塔耳、现在叫作乌拉圭(用注入拉普拉塔河的一条大河的名字而命名)的国家去旅行一次。他这次旅行用了两个星期,即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他预定要去的一个地点就是位于蒙得维的亚以西的科洛尼亚·德尔·萨克拉明托城,而他也打算从那里沿乌拉圭河上流到乌拉圭河东支流的里奥内格罗河(这是同一名字的另一条河)沿岸的小村落梅塞德斯去,然后从那里径直返回到蒙得的亚。
  刚一上路,他就不得不乘小船多次渡过流入拉普拉塔河的河水横溢的河流。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完全不习惯于游泳的马却很容易地游过了一些达五百米之宽的河流。由于最后几次在陆地旅行时所见到的平原都是极为平坦的,所以现在他看到的地方就呈现出高低不平的丘陵状。许多小溪和碧绿繁茂的草原使风景更增添了诗意。达尔文于第三天到达了科洛尼亚·德尔·萨克位明托。该城在乌拉圭为争取自身独立而同巴西作战期间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外,这里曾经发生过大雷雨,毁掉了一些建筑物。在附近的畜牧场里,达尔文感到惊奇的是一种样子象狮子狗的本地牛“尼阿塔”。达尔文指出,属于这种奇特品种的动物只能食取长得很高的草类,所以在大旱期间,它们由于上唇短而不能食取长得很矮的草类,就轻易地死掉了。
  达尔文在走到清澈的河水迅速驶向南去的壮丽的乌拉圭河岸时,便往北拐去。他在畜牧场里到处都可以遇见热情好客、彬彬有礼、但又愚昧无知得使他吃惊(例如他们不相信地球是球形的)的高楚农民。他不得不骑马穿过一望无际的、常常高过骑马者头顶的飞帘丛和有马背那么高的西班牙蓟丛。因为牲畜很容易在飞帘丛中丢失,所以这里特别好的畜牧场都密密地座落在没有飞帘的低湿河谷的地方。达尔文终于到了乌拉圭河的支流里奥内格罗河。从山上一眼望去,这条河流的风景美丽如画。它又宽又深,水流湍急,从悬崖峭壁的山麓绕行过去,在它拐弯处的外面有一条森林带,而在地平线的远处都是绿茵茵的草原。
  达尔文在从梅塞德斯返回的途中,又偶然发现了一些古生物残骸:在这里他也挖掘出一部分磨齿兽的头骨、箭齿兽的头骨和几片大犰狳的甲壳。一些地方的名称——兽河和巨兽山也表明,整个国家都是这些绝灭动物的坟墓。
  达尔文回到蒙得维的亚,一个星期后搬到“贝格尔”号,“贝格尔”号上完水并曳拖上从洛乌那里买来的“埃德文切尔”号纵帆船,于十二月七日往南朝巴塔哥尼亚方向驶去。
  如果不把一望无际的无数群白蝴蝶向“贝格尔”号铺天盖地飞袭而来(因此,水手们说是“下了一场蝴蝶雪”)这件事算在内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次航行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发生过特殊事件。在离哥连德角不远的地方,被达尔文撒到海里的一张小网捞取了计多在海中浮游的活甲虫,其中一部分是淡水栖甲虫,一部分是陆栖甲虫。达尔文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有一条来自淡水湖的小河在离哥连德角不远的地方流进海里。
  十二月二十日,“贝格尔”号和“埃德文切尔”号驶进了希望港口,于是在达尔文面前展现出一片真正的荒漠,在荒漠的斑岩块体的上面展现出一片辽阔的平原,混杂有淡白色泥土的圆形砾石,长在棕袍色粗硬的草的寥寥无几的地块,多刺的灌木丛覆盖在它的上面。食物、植物和动物奇缺是该荒漠的主要特征。西班牙人当时想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一切打算,都因遭到印第安人的反抗和自然界的“不好客”而落了空。从一些地方名字如“饥饿港”就已表明这一点。然而达尔文十月二十四日在这里的无数羊驼中还是射到了一只。这只羊驼除了内脏以外。净重七十七公斤。达尔文在《航海日记》中写道:“所以,我们就有了供大家过圣诞节用的鲜肉了。”
  就这样,在“贝格尔”号上的旅行生活又过去一年。达尔文已茁壮成长为一个博物学家和旅行家,物种起源问题也就愈来愈广泛地在他面前展开了。恰恰在南美洲,有如此之多的贫齿目化石的发现,许多邻近物种的地理分布,对于动物的绝灭、动物的适应、动植物的相互斗争的观察,所有这一切都在为怀疑赖尔对物种所持的观点的正确性提供根据。达尔文在这一年仍继续研究南美洲的地质情况。他的研究工作经常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要有十分耐心、孜孜不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要有作出正确判断的卓越才能,要有善于博得当地居民信任的本领。如果说他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采集家、收藏家和猎人就已初步表现出了这些品质的话,那么现在他已锻炼成为一个善于思考、善于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设法解决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博物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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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二日,“贝格尔”号再次出海。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天气,现在达尔文也有不满意的理由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由于害病而倒了霉”。
  “贝格尔”号结束对南美洲东岸的旷日持久的测量工作,经麦哲伦海峡向西岸驶去。六月八日,旅行者们驶进了不久以前发现的马格达累纳河,并经马格达累纳河来到塔尔纳角,那里的岩石、冰、雪、风、水令人望而生畏,不过到了早晨,覆盖着一层雪的萨尔明托山的壮丽景象又显露出来,山麓下有着一片片阴森的树林和一条条通向海边的冰川。“贝格尔”号沿着狭窄的海峡迂回行驶,于六月十日从两大悬崖——东符里岛和西符里岛——之间进入太平洋。达尔文写道:“一个居住在陆地上的人,只要看到这样的海岸的形状,整个星期都会想到翻船、危险和死亡,因而忧心重重”。达尔文就是带着这种印象与火地岛永别的。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贝格尔”号的船员们,在离开火地岛时,曾希望躲开这种对火地岛来说已司空见惯的风暴。六月二十八日,“贝格尔”号停泊在奇洛埃岛上的圣卡尔洛斯港。奇洛埃是一个山峦起伏的大岛,处处覆盖着密林,生长有常绿树木和热带植物,经常刮着来自海上的风并带来大量的雨水。岛上和睦而又勤劳的居民是由具有印第安人的血统的混血人种组成的,他们使用最原始的工具来开垦土地和磨碎粮食。居民主要吃鱼、马铃薯和猪肉,栖身于清除掉树林的海岸上。圣卡尔格斯是一个居住很分散的小村庄,村中房屋的四壁和屋顶都是用松木板构造成的。
  七月十四日,“贝格尔”号离开了这一处潮湿多雨的地方,向智利的主要海港瓦尔帕来索驶去,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该港,并停泊在那里。在离开火地岛和奇洛埃海岛之后,瓦尔帕来索的气候使达尔文大为赞赏。城市也很美,由一条长街组成,它座落在一排特别鲜艳的红壤土大山丘的山麓旁。远处显现出山峦起伏的科迪列拉山脉的轮廓和圆锥形的阿康卡瓜火山。达尔文在这里遇见了老同学和老朋友李察德·科尔菲德,感到万分高兴,达尔文就住在他家里。
  应当认为,经过艰难困苦的海上奔波之后,能够稍事休息,对此达尔文就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在南方雾气弥漫的阴沉气候里长期航行之后,呼吸清新的干燥空气,享受美好的暖和天气,品尝有味的新鲜煎牛肉,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达尔文一八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给汉斯罗的信)。此外,毫无疑问,他也怀念起故乡、朋友和剑桥自由自在的生活来。看来,菲茨·罗伊不大招人喜欢,舰长与达尔文在政治上存在的分歧,大概使他们的关系有点紧张。至少,向来不动声色的达尔文在给剑桥朋友们的信中,有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舰长辛辣的讽刺语气。这是多么不一样啊!达尔文与剑桥的同学的关系是多么的友好、多么的真诚啊!是的,这些朋友几乎把他忘了,而且也看不出这些朋友对他想与之通信的想法能作出反应,但他给他们写的信是多么的诚恳和亲切啊!他回忆起剑桥大学的游览和印象,大学生活中的一些可笑的或有趣的事,并竭力使他们对自己旅行中的一些事件感兴趣。
  如果看不出达尔文的老同学们有乐意回他的信的愿望(稍晚,他收到福克司一封十分亲热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那么对他的挚友,博物学问题方面的导师汉斯罗就不能这么说了。达尔文象以前一样曾期待得到他的帮助,期待他对他的搜集工作给予有益的建议和批评。达尔文所收集的一切搜集物都给他寄去了。用达尔文的话来说,汉斯罗的住所成了这些搜集物的“大本营”。不过汉斯罗的信有时一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还到不了达尔文的手里,这一点在“贝格尔”号经常航行和难于事先知道停泊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下是毫不奇怪的。达尔文特别焦急地等待着汉斯罗对他在一八三二年八月从蒙得维的亚寄去的有关他的搜集物的一些询问的复信。汉斯罗是怎样对待达尔文的搜集物呢?汉斯罗会不会说他所收集的搜集物太少了呢?而他却在大量研究地质学,并试图弄到圣地亚哥的每一种不同的岩石标本!有谁会尝试在炎热的太阳下比他搬来更多的岩石!而“当他一无所知的时候”,他该怎样在热带森林中对陌生的植物进行采选呢?他与其说是关心所收集的动物形态标本的数量,不如说是关心把标本保存得更好些,标出并记下标本的自然形态和颜色,而不局限于采集的时间与地点,他这样做是否对呢?同年十一月,当他把搜集物连同一些珍贵的化石标本从布兰卡寄给汉斯罗后,他在给汉斯罗的信中写道:“我急于知道这些东西的处境,并急于听到对寄去的东西的数量和种类的各种评论”。
  结果,对所有这些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的答复,在十八个月之后他才收到。汉斯罗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五日写的复信,达尔文于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才收到,而且是在瓦尔帕来索同汉斯罗于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即七个月前)发出的另一封信一块收到的。达尔文总是不大相信自己的能力,由于这么长时间没有收到回信,一切全靠自己处置,于是就想象,可能由于他的搜集物非常贫乏而且没有意思,所以连汉斯罗也难于作答。当达尔文在瓦尔帕来索一下就收到汉斯罗的两封信时,达尔文是多么高兴啊!显然,汉斯罗对达尔文的搜集物所下的评语特别好,“达尔文一切荣誉感达到了最高峰”。当然,汉斯罗建议他把自己的搜集物的复制品寄来。达尔文虽然意识到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他辩白说,他在海上经常患晕船病,只有在特别好的天气里才安然无恙,所以不能工作太久。他写信告诉汉斯罗说:“我的笔记篇幅已很大,四大开的纸我都写满了,有六百小页左右;一半是地质学,另一半是对动物不完善的记述;对于动物,我照例是描绘那些泡在酒精中保存起来的标本中无法看到的部分或事实”。
  象以前的一些信一样,达尔文在这封信中也是匆忙同汉斯罗交换对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印象的,这些印象就是:关于他们以前未见过的长着摇晃的鸟头(鸟头体)和迅速移动的长线状物(鞭状体)的苔藓动物的类型,关于他们在热带潮湿土壤中发现的涂有鲜艳色彩的陆生直涡虫;关于他原来认为是水母,而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极为复杂、“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现存的目”的浮游动物科等等。这些报导是与地质考察,与自己游览的叙述,与对未来的展望以及对搜集物包裹的命运的关心杂乱无章地交替出现的。达尔文给导师写信说:“我在这封信中向您表达了相当大一部分利己主义,但您会想起来,在博物学方面,我把您视为我的父亲,而儿子是要向父亲诉说自己的情况的……”
  达尔文进行了多次游览,有时有远途的,有时是在瓦尔帕来索郊区。极好的天气使他觉得很幸运。当然,这里的植物很贫乏;虽然盛开着许多散发浓郁芬香的花朵,但昆虫和鸟儿却很少。这是因为这里经常刮南风,而不刮海风这一情况决定的。
  八月十四日,达尔文为了考察安第斯山脉的地质结构而出发旅行。他首先在西海岸上确定了海岸显著上升的痕迹。现代的贝壳在离海面有几百米高的地方出现,而有些贝壳在离海面几乎有四百米高的地方出现。发现有贝壳存在的黑里透红的土壤层原来是海里的淤泥,它里面充满着微小的海洋生物残余物。
  达尔文在通往基尔奥塔河谷的归途中,翻过了契里考昆山山脉,那里溪水旁的沟壑上长着许多常绿植物,从山巅之上俯瞰基尔奥塔河谷,它座落在一群光秃秃的高山之中,景致美丽如画,还有橙子树和橄榄树果园。达尔文翻过了契里考昆山,就住在钟山的山麓之下。
  智利的海岸与科迪列拉山脉间的地带,被几条与主脉相平行的小山脉分割开来。在这些山与山之间的一些窄狭平坦的盆地里,也有一些重要城市,横向的平坦的河谷把它们与智利海岸连结起来。达尔文认为,所有这些盆地和河谷原来都是海。这里的盆地和河谷的外貌当时与火地岛的地质相似,也有大量的海峡、河渠、海港和海湾。许多急流流入大海,使智利平原变得特别肥沃:那里种植着小麦和玉米,果园里栽培着桃树、无花果和葡萄。
  八月十六日,达尔文雇了一名向导和几匹强壮的马匹,登上了海拔约一千八百二十米高的钟山。钟山南山坡上长着一片竹林和一些与众不同的棕榈树,树身很粗,最粗的地方是树高的一半。居民们经常取出这些棕榈的树汁作为糖浆食用。
  晚上在河旁的最高处宿营。
  晚上的天气非常明朗,空气洁净,在二十六地理里之内,可以看见停泊在瓦尔帕来索湾的船只上的一根根桅杆,恰似一条条细线。翌日晨,他们到达山顶,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天,往山巅之西眺望,便可看到智利,智利就象呈现在地图上那样清楚,往山巅之东眺望,便可看到安第斯山脉,该山脉有一相当平直的山脊,在雪线的左边向前延伸,只是有时被一个个孤立的圆锥形的火山中断。
  达尔文的旅伴们是高楚人,他们与判帕斯草原上的高楚人明显不同,一是教养不够,二是没有高楚人所特有的那种无私的好客心。这种高楚人的外表不太漂亮,只有马刺特别大,马刺上有一个直径有六英寸的小轮子,还有用一块木头凿成的巨大的马镫,这种马镫以它奇特的形状而引人注目。
  八月十八日,达尔文下山,穿过靠近基尔奥塔和圣费利佩这两个小城市的美丽如画的河谷,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晚上,他到达位于主要山脉侧面的哈胡耶尔铜矿场,在那里呆了五天。
  以前智利开采铜矿的方法特别原始。在达尔文访问之前,外国人曾作了两项根本改进:一是从炼过矿的熔矿炉里,把矿渣掏出来,再加以淘洗,这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金属;二是开采黄铜矿石,这种矿石当地矿工起初是把它扔掉的,尽管他们并不怀疑从中可以得到许多铜。达尔文曾指出过矿工的劳动是繁重的,而工资却少得可怜。达尔文在这里考察了矿山的地质结构,可是积雪堆和初起的暴风雪,使他不得不从旅行途中提前返回,他本来打算上山去旅行的。
  八月二十六日,他又上路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去,一路之上尽情观赏被大量的才落下不久的雪所覆盖的阿康卡向火山和科迪列拉山脉。翌日,他又登上了一个比圣地亚哥所在的太平原稍高的矮山岭。达尔文认为,这个平原是从前的内海的海底。
  查理在圣地亚哥住了约一星期,决定绕弯继续往南走,到了波浪汹涌的马伊普河河边,河上架着一座吊桥,甚至连一个牵着一匹马的人的重量,都使它摇晃不已,要从这种桥上走过去是相当冒险的。但另一条小河卡察普阿尔河,却连这种吊桥也没有,所以不得不骑着马渡过此河,这也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情。这条河的河谷里有几处考凯纳斯温泉,因为能治病而四方驰名。
  达尔文得知,这些泉水夏季要比冬季更多更热。但是夏季几乎是滴雨不下,所以这就使达尔文推测到,地下水源与在夏季里由于山上积雪的融化而形成了急流有关,虽然这些山离温泉有十五或二十公里之远。这些雪水首先渗入高温区,然后再流到考凯纳斯地区的地面上。
  达尔文又渡过克拉罗河,来到距圣地亚哥以南二十公里左右的圣费尔南多。后又往西拐向大海,浏览了以浮岛著称的塔关塔关湖,这些浮岛是由各种不同的植物茎干彼此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而在浮岛上又茂密地长出其它植物。他着手勘查金矿,为此又花费了四天时间。这里的工人都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们必须把约五普特重的矿石从一百三十米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他们干着这样繁重的工作,却只吃一些煮熟的豆子和面包。他们把搬运来的这种矿石运到磨房,把它磨成细粉,然后再把矿泥排进矿池里,矿泥在矿池里沉淀。随着矿泥硬化,各种盐就在表面上晶化。一两年以后,再把它淘洗,于是就淘出黄金来。这一过程得重复好几次。
  照达尔文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矿工们得到的工资就已经够微薄的了,可是必须服劳役的农奴在这里的生活却比矿工们还要苦。
  达尔文在归途中病得很厉害,回到瓦尔帕来索就完全病倒了。他在科尔菲德家一直病到十月底,在这期间,他得到自己这位同事的护理和无微不至关怀。
  继达尔文患病之后,“贝格尔”号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如上所述,菲茨·罗伊舰长为了加快海岸的测量工作,而于一八三三年在加里松那里租了两只纵帆船。他支付了租金三千六百五十英镑,指望海军部同意核准这项开支,或许海军部会补偿他这笔钱。稍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为同样目的又花费了一千三百左右英镑,买下一只洛乌船。海军部不仅不还给他这笔钱,反而寄来一封信,说它“不赞成”租船,命令“要尽快解雇所租的船只”。据达尔文看来,这是两党之争起了作用:海军“大臣”属于辉格党,而当时菲茨·罗伊却属于托利党。
  菲茨·罗伊除了碰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外,又加上疲劳过度。他的情绪非常颓丧。他已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了。医生认为他应当停止任何工作。因此,韦克姆只好担负起指挥责任。海军部坚持说,韦克姆只有完成对南美洲南部的测量工作,然后才能带领“贝格尔”号返回英国。但全体船员都愿意经太平洋返回。这只有在菲茨·罗伊指挥下,根据以前给他的指示才能办到。受海军部欺侮的菲茨·罗伊大为恼怒,他不能好好地并且按他过去所希望的那样去完成对南美洲西部两岸的测量工作,所以他坚决要求辞职。
  如果舰长辞职,韦克姆就会得到晋升,可是韦克姆不管这一点,他还是劝说菲茨·罗伊撤回自己的辞职书。他劝说舰长,海军部的指示,本身就是命令他有多少剩余时间就做多少测量美洲西岸的工作,然后再横渡太平洋。韦克姆警告舰长说,即使他菲茨·罗伊担任了指挥,也不会有任何力量能使他重返火地岛。韦克姆问舰长,他的辞职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在一定时间许可的范围内他能完成测量工作的话,然后再往太平洋去(这是全体军官和船员所希望的),不是更好一些吗?
  最后令大家高兴的是,舰长被说服了,并撤回了自己的辞职书。
  从达尔文给亲属的信中可以看出,“贝格尔”号上的这次危机使他多么焦急不安。当然一方面他特别怀念故乡、家庭和朋友。旅行,特别是航海旅行愈来愈艰苦,使他疲惫不堪。如果菲茨·罗伊拒绝指挥,“贝格尔”号就要被迫抄近道由大西洋返回。达尔文自然也就应该结束在“贝格尔”号上博物学家的工作,考虑的只是回去的事了。然而他头脑中却有着另外的打算。
  对收集来的材料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南美洲的地质考察情况已开始形成一定的构思,都向他提出了新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对西部各海岸进行地质考察,特别是科迪列拉山脉的地质学问题。仔细观察自然景象的旅行者的最初热情,对迷人的热带风景的兴奋心情,渐渐地为考察家所具有的那种特别平心静气的浓厚兴趣所代替,因为考察家竭力要做的不仅是要尽可能多收集收集物,不仅是要记录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还要更好地弄懂和解释这些现象。在途中,他在菲茨·罗伊舰长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熟悉了许多南美和环球旅行的情况后,给自己拟定了未来工作、未来旅行路线和参观一些新地区的计划。他已不能使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不能放弃自觉制定的计划,特别是快要完成的计划。要是“贝格尔”号放弃环球航行的想法向英国驶去的话,达尔文就决定走他自己所拟定的航线,独自越过科迪列拉山脉,研究科迪列拉山脉的地质,走旱路横穿南美洲大陆,再返回东岸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然后从那里乘船回英国。
  可是危机结束了,决定在完成能发现新地方的诱人的环球航行之后再回英国。同时达尔文决定要更加努力在南美洲西岸进行工作,乘“贝格尔”号到一些岛屿上去旅行,广泛利用在大陆上所用的老办法,即雇佣向导、马匹和骡子,走完所拟定的行程。他始终没放弃越过科迪列拉山脉的念头。
  “贝格尔”号全体船员又开始进行测量奇洛埃岛的工作。有几个人在谢利万的指挥下,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乘着舢板和高速艇前去考察该岛的东部。达尔文雇了几匹马,到岛北端的查卡奥,他要在那里与其他人汇合。另一部分船员则留在“贝格尔”号上,他们应该去考察岛的西部,以便与第一队人马在南部汇合。这时“埃德文切尔”纵帆船已卖掉。
  达尔文骑马走的路都是用圆木横铺而成的。因为太阳光线穿不进常绿森林的叶丛下面,所以地面松软、泥泞。
  查卡奥本是岛上的主要港口,因为在海峡里的急流和危险的岩礁中间船只经常失事,所以人们就把港口移到圣卡尔洛斯。达尔文在查卡奥遇到了第一队人马。在以后的日子里,这队人马就逐渐地往南推进。被河谷切割开来,分离成很多小岛的平坦的地方,完全被一片不能通行的深绿色的森林覆盖起来。有些地方可以经常看见茅屋。在这片大陆上,现出了三座正在喷出一团团浓烟的巨大的活火山。每座火山的高度都有两千米左右。安第斯山脉本身在这里要比在瓦尔帕来索附近的山脉矮得多。沿途所见的居民,就外貌来看,都是有着红铜面孔的典型的纯种印第安人。他们住得很分散,对沿海地带上的树木很少清除或者清除得很差。
  十一月三十日,这队人马来到了卡斯特罗,它曾是奇洛埃岛的古都,但是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总共剩下几百个居民。
  达尔文特别注意到植物当中的庞克,庞克这一植物的基干有一米多高,长着四五个齿状的圆叶子,直径超过两米,周长在十一米以上。
  十二月六日,这队人马到达了南岛圣佩得罗,“贝格尔”号已停泊在那里。当这队人马中的两名军官,在这里用经纬仪进行测量工作时,据说是这个岛上特有的一只狐狸正在聚精会神地注视军官们的工作,因此达尔文偷偷地走到它的背后,用地质锤朝它头上重击一下,把它打死了。就这样,在这个岛上发现了独有的狐狸。
  达尔文和菲茨·罗伊虽然努力要爬上岛巅,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由于森林中到处都堆积有大量倒下的腐朽的树,所以根本无法通过,他们只好时而一个跟一个从腐烂的树干底下爬过去,时而沿着离地二三米高的树干上走。最后只好放弃这一打算。
  十二月十日,达尔文搬到要继续向南驶进的“贝格尔”号上。十三日,他到达了乔诺斯群岛,那里开始了可怕的“不亚于火地岛的”风暴。各个岛屿根本不能通行,所有海岸都无法接近。“必须在海岸上沿着尖角的云母页岩爬行,至于说到森林,那么脸、手和膝盖上的伤痕就明显地说明,要想穿过这些密林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后来,“贝格尔”号又调过船头向北驶去。十二月二十日,“贝格尔”号在靠近特烈斯蒙特斯角以北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海港,海港附近有一座海拔五百米的形似塔糖的正圆锥体山丘,它比里约热内卢那座名叫塔糖山的山丘更加接近于正圆锥体的形状。尽管山坡非常险峻,达尔文在这里还是爬到了山顶。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在这荒凉的地方,能够爬上一座山的山顶,会使人感到某种不寻常的快乐。只要我不安地期待看到某种新东西,而且这种期待经常使我落空,然而每当我有新的打算时,这种期待总还是一定要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当我们从高山上眺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宏伟壮观的景色时,我们心头洋溢着一种胜利和骄傲的心情。而在这些处女般的圣洁、人迹罕到的地方,你会联想到你可能是第一个站在这座山顶上欣赏这一景色的人,在你的这一心情中还会添上某种荣誉感”。
  但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在荒野的海岸上发现了有人在这里住过的痕迹:悬崖凹处有草铺,草铺旁边有熄灭了的篝火残迹,斧子砍的斧痕。当时他就想到,这是遇难水兵所留下的痕迹。确实,过了几天,当“贝格尔”号发现另外一处海港,并在那里停泊的时候,海岸上出现了一个挥动衬衫的人;派去接他的小船带回两名水手。他们是美国捕鲸船上的流亡者,他们的小船被岸边的暗礁撞得粉碎。他们要沿着海岸走过去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摔死了,其余的两个住在这里的芦草舍里,以海豹和软体动物充饥,一直住了十五个月。他们只有两把斧子和几把刀;他们用燧石取火,那里的燃料是不缺的。
  十二月三十日,“贝格尔”号停泊在特烈斯蒙特斯半岛最北一端附近的小港里面。翌日,达尔文同几个旅伴一起爬上了海拔七百米的高山,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由花岗岩组成的科迪列拉山脉的主脉,花岗岩上面覆盖着一层云母页岩,而云母页岩则已形成宛如手指状的雉堞。
  一八三五年一月初,达尔文同菲茨·罗伊乘小船围着这个深水的小海湾绕行一周,途中看到无数海豹,海豹盖满平坦的岩石和部分海岸。以食死尸为生的火鸡兀鹰在窥伺着它们。许多急流如瀑布似地从花岗岩的高山上飞泻入海。海燕、海鸥和鸬鹚在水上飞来飞去,在水中游来游去,捕捉鱼类。有一对美丽的黑颈天鹅和几只海獭也在那里游来游去。
  “贝格尔”号在乔诺斯群岛的包港停泊一个星期。娇艳秀丽的植物一直生长到海岸边。大陆上隆起四座火山,科尔科瓦多火山匀称和高峰特别引人注目。
  乔诺斯群岛上的树木,比奇洛埃岛上的树木更象火地岛上的树木,因为乔诺斯群岛上的山毛榉树很都平常,该岛更南一些的地区的森林都是山毛榉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苔藓植物,地衣植物和上型蕨类植物的种类繁多,数量很大。西海岸群岛就象火地岛一样,泥炭形成的过程都是急剧的。泥炭主要由龙血树亚科的一种属astelia pamila和虎耳草科的一个属麦哲伦科形成。
  在乔诺斯群岛上,达尔文从为数极少的哺乳动物中指出了两种水栖动物;一种是小海獭,它不仅吃鱼类,而且也捕食大量漂浮的小螃蟹;另一种是啮齿动物鼩鼱,它长有一个又大又长的尾巴,一身珍贵的漂亮毛皮,现在已经引进到苏联,并被驯养成功。此外,在这里曾捉到一只当地小鼠,这种小鼠在许多岛屿上都有,这引起了达尔文的深思。
  在奇洛埃岛和乔诺斯群岛,可以经常遇到一种红胸脯的鸥。当地居民认为鸥有各种不同的叫声,有时是吉祥的预兆,有时是不祥的预兆。还有一种身体较大的;“吉德吉德”鸟,它的叫声象小狗。还要指出,特别有趣的是,这些鸟虽然特殊,但却与智利中部的土耳其鸟和塔巴科洛鸟有血缘关系。总之,本地鸟刺耳的尖叫声特别与众不同,只是本地鸟中的一些罕见的鸟种在智利中部才可见到。
  这一地区海面上飞翔着凶猛的大海燕。其中一种称为别拉德的海燕,使达尔文感到特别惊讶。按照它的习性和身体构造来看,它并不接近它实际上属于的那一科。它一受到惊吓,就钻进水里,在水下游过很长时间,然后又从水中飞到空中。在空中它直线飞行了一段距离以后,就象石头一样直掉下来,重又潜到水里去。它的嘴和鼻孔的形状,腿的长度,都明显地证明它是海燕。它有潜水习性,脚爪上没有后趾,翅膀短,从远处看,这些都使它接近于与它相似的海雀(鸠)。
  一月十八日,“贝格尔”号再次停泊在奇埃洛岛上的圣卡尔洛斯海湾里。19日夜,达尔文用望远镜观看了奥索尔诺火山爆发的动人景象。凌晨,火山停止喷发。
  后来才知道,科迪列拉山脉最大的火山——智利的阿康卡瓜火山(它位于北方八百公里开外的地方),也在同一天夜里喷发起来。六小时后,在位于阿康卡瓜火山以北四千三百公里的科谢圭钠火山也发生了大喷发,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地震,这次地震在一千六百公里的范围内都能够感觉到。
  根据菲茨·罗伊的命令,达尔文和金克被派往卡斯特罗,再从那里横过奇洛埃岛,然后到西岸的库卡奥小教堂。旅伴们骑马,走的又是在沼泽地区里用圆木铺砌成的路。路面的圆木由于下雨而变得很滑,行路非常困难,不过已习惯于当地环境的马匹,却象狗那样灵巧地从一根圆木跳到另一根圆木。路的两边,都被高大而茂密的森林和芦苇围了起来。这一天天气非常好,无数树木正在盛开着花朵,使空气里充满着香气。但是有着无数已经枯干的树干的沼泽森林,总给人留下一种极不愉快的印象。
  一月二十三日,旅行者们到达了一座美丽的小城市卡斯特罗。达尔文带来了一封介绍信给当地人彼得罗先生,他特别亲切地接待了旅行者,雇了强壮的马匹,并护送达尔文及其旅伴沿着海岸往南走,在那里有一个小村落,当地一名警卫队长,自告奋勇要亲自把他们护送到库卡奥。他们往西一拐,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前进,横穿过一个岛,时而穿过巍巍壮观的森林,时而又经过精耕细作的田地;在这些田地上,谷物和马铃薯的长势很好。由于道路非常坏,警卫队长就命令印第安人用当地的一种小船(彼了瓜)把旅行者沿纬度线方向延伸的库卡奥湖运送过去。印第安人在这只做得粗劣的小船里,运装着一头母牛,把这头母牛推倒在船底,四条腿朝上,并用绳子把它牢牢地捆缚在船上。
  库卡奥散居着三、四十家模样特别可怜的印第安人。达尔文和金克从这里沿着宽阔的海岸往北走,那里的海浪汹涌澎湃,冲打着海岸。旅行者们想沿着海岸到圣卡尔洛斯去,可是印第安人在这里坚决拒绝给他们带路。于是只好由原路返回。达尔文在《航海日记》中提到了从奇洛埃岛东海岸到科尔科瓦多火山所在的科迪列拉山脉之间这一带的壮丽景色。
  一月二十八日,他们终于回到圣卡尔洛斯。
  二月四日,“贝格尔”号离开奇洛埃岛,向北航行,由于多雾,所以直到八日方才到达智利的瓦尔迪维亚。这个城市离海岸约有十六公里,分布在沿河一带的低地,周围是茂密的苹果树林。三天后,达尔文带了一个向导出发去旅行。美洲海岸上茂密的处女林与奇洛埃岛上的森林,区别只在于颜色比较鲜绿,这大概是因为智利的常绿树木,比奇洛埃岛上的常绿树木少的缘故。过了几座森林,来到草原之上。旅行者们途中常见的那些印第安人,待人接物十分矜持、直爽,体格健美,显得与众不同。
  二月二十日发生了强烈地震。达尔文当时正好在海边,躺在森林里休息。地震是突然发生的,而且持续了两分钟。虽然两腿站稳并不困难,但是地面摇晃却使达尔文感到有些头昏。城里的木头房子摇动得特别厉害,轧轧作响。居民们非常恐慌,纷纷涌到外面。这一次最强烈的震动正发生在退潮的时候:海水急速上涨,上升到最高点时又倒流回来。
  二月二十二日,“贝格尔”号离开瓦尔迪维亚,沿着海岸往北继续进行测量。在测量中,倒数第二个锚碎裂了。只好紧急出发到瓦尔帕来索去取新锚。三月三日,“贝格尔”号当时已在航行,舰上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地震所产生的又一次强烈震动。
  当“贝格尔”号三月四日驶进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市港湾后,达尔文就在基里基纳岛登陆。他在这里首先听到的消息是,二月二十日大地震造成了可怕的毁灭,无论是在康塞普西翁市,还是在塔尔卡瓦诺海湾,所有的房屋全都倒塌,甚至连塔尔卡瓦诺的废墟也被巨大的海浪卷走。达尔文自己很快就证实了,地震以及由地震在海上所引起的巨大海浪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他亲自测量了由于地震而被散乱抛弃到海岸上表面附有海生生物的岩石碎片。有一块石头几乎有两米长,一米左右宽,有半米多厚。地面的许多大裂缝和移位都是大地摇晃的结果。康塞普西翁的地震是在中午十一时半开始发生的。这就说明死人并不多,因为许多居民都能在房屋倒塌之前跑出去。在这次震动以后不久,在离海岸三、四海里的海面上出现了从海湾中心向前移动的平整的大海浪;它以惊人的力量卷走了海岸上的房屋和树木。达尔文在《考察日记》中写道:“看到建筑物曾经耗费了人类那么多的时间和劳动,却在顷刻之间都被摧毁,真使人感到难过和痛心。但是,对受灾居民的怜悯之情,较之于通常由数个世纪才能完成,而这里却在顷刻之间就发生了的灾变景象所引起的惊奇感,不知怎的却相形见绌。我认为,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简直没有看到过一种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感兴趣的景象了”。
  三月七日,“贝格尔”号启航向瓦尔帕莱索驶去,于十一日抵达那里。过了两天,达尔文出发上路,以便实现他自己早就想越过科迪列拉山脉的夙愿。在圣地亚哥他早就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达尔文从平常人们在这里通过的两个山口中挑选了最近的一个山口,即波尔季利奥山口(虽然这个山口更加险峻),以便在归途中能更加容易越过另一个乌斯帕拉塔山口。三月十八日,达尔文离开了圣地亚哥,带着一名向导和一名赶着几匹骡子的人,好不容易才到达肥沃的马伊普河河谷。
  达尔文对于这种“愉快而又自由自在的”旅行方式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在有人居住的地方购到一些木柴,租用一块牧场给我们的骡子吃草,并且在这里露宿。我们自己带着铁锅,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下,一面无忧无虑地安顿住宿,一面用铁锅烧煮我们的晚饭。当时,我有两个同伴:一个是马里阿诺·贡萨列斯,他以前普伴随我在智利旅行;另一个是阿里耶罗(赶骡人),他一个人赶着十匹骡子”。达尔文感到惊异的是,长着细腿的骡子竞能驮运骡队给它们装载的如此重的东西(在平原驮运将近一百八十七公斤,在山地驮运将近一百四十二公斤)。
  在科迪列拉山脉的主要一些河谷的两侧二至四公里的高处,升起了一片片由粗糙成层的砾石和沙土组成的阶地。达尔文认为,这里的地质现象和南美洲东岸的地质现象一样,而南美洲东岸的地质史主要归结为这些海岸在逐渐上升。上述阶地的下端在科迪列拉山脉山口附近平斜下降,并不知不觉地同他早在从瓦尔帕来索出发的各次游览中所考察的那些与外界隔离的平原连成一片。他认为,这些阶地是在海水浸没智利的时候沉积下来的,这种浸没也正象在目前地质时期海水浸没智利更南的海岸一带的情形一样。
  因此,达尔文无论是在他的地质论文中,还是在他的结论中,都是赖尔的热烈拥护者,是那些认为科迪列拉山脉是一下子形成的灾变论者的强烈反对者。从前山里的河流在上游冲开河道,使沉积物在水流缓慢的入海口处沉积下来。这些阶地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随着高于海平面的陆地的上升,越来越向低处沉积,直到这些沉积物的地方一直达到现代海平面为止。灌溉科迪列拉山脉里的现代盆地的河流,都是一些从很陡的山坡上流下来的特别混浊的真正山间急流。
  正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当达尔文看到这些河流中的马伊普河,在阶地上冲毁自己的河谷时所产生的那些想法,同他在登上科迪列拉山脉时产生的想法一样,在《考察日记》中得到了非常好的、几乎是富有诗意般的表达:“当马伊普河沿着巨大的圆石块奔流时所发出来的咆哮声不亚于海的怒吼声。甚至在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在奔腾的河水的喧嚷声里面所夹杂的石块互相撞击的轧轧声。在这条河的所有地方,不论白天或者夜黑,都可以听到这些轧轧声。这种声音向地质学家雄辨地说明:被吸引到同一方面来的成千上万块石头在彼此互相撞击着,发出一种低沉的单调的喧嚣声。这正好象是时间概念一样:已经消逝的每一分钟,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这些石块的情形也就是这样:海洋对它们来说是永恒的;而它们的粗野的乐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在向我们宣告说,它们又向着自己的最后命运前进了一步”。
  达尔文继续说道:“如果有一种因素这样经常重复地出现,使我们感到重复的次数多得难以确定……。那么这种因素所引起的任何一种结果,只能够被我们的头脑理解为某种缓慢的过程的结果。每逢我遇见那些沉积到好几千英尺厚的淤泥、沙子和砾石的地层的时候,我就发出感叹,象现在的河流和现在的海岸这些因素是不能去冲出和积累出这样巨大的冲积层来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我听到这些急流的泡哮声,并且回忆大批动物种类在地面上消失,以及这些石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日日夜夜沿着自己喧嚣的道路不断向前推移的时候,我就暗问自己:有哪一些山脉,哪一些大陆,能够抵挡住这种经常不断的破坏力呢?”
  三月十九日,达尔文在暗红色的层状悬岩中攀登时,遇到了好多群牛;牧人正在把它们从科迪列拉山脉较高的牧场那里住下游驱赶。这是冬季将临的预兆,使旅行者们不得不加快攀登的速度。借宿的那座房屋,位于圣彼得罗德诺拉斯科山山麓旁边;在这座山的山顶上普发现有几处矿场。总之,在智利北部的山区可以经常在矿产区发现矿石。
  随着向上攀登的高度的增加,植物逐渐减少,出现了一些漂亮的高山花,而禽兽和昆虫却几乎见不到了。达尔文指出他在其它山脉尚未碰见的安第斯山脉所具有的特征:“第一是河谷两边平坦的阶地,这些阶地有时变为狭长的平原;第二是完全裸露的险峻的斑岩山丘的鲜亮颜色,主要是红色和紫色;第三是巨大的和接连不断的象墙壁一样的岩脉(把其它岩石切断的矿脉);第四是一些明显地分离开来的地层;在这些地层成直立状的地方,就形成美丽如画、奇特的中央高峰;但是在它们呈较倾斜状态的地方,就构成一些沿着主脉边缘的巨大的高山;最后,第五是美丽的、颜色鲜明的岩石片所构成的光滑的圆锥形石堆,它们从高山基部升起,有很大的坡度,有时达到两千多英尺的高度”。
  三月二十日夜晚,达尔文好不容易才走到锅形谷地耶索谷,即“石膏谷地”,这里的石膏层厚度达到一千多米。第二天,他到了山脉的山麓下,这条山脉成为分别流到太平洋和大西洋里去的河水的分水岭,从那里开始道路就变得蜿蜒险峻,它是沿着科迪列拉山脉的两个平行的主山脉中的一个山脉,即沿着一个位于海拔将近四千米高的山口的彼乌克涅斯山脉而走的。在山脉的中部,有红沙层、砾岩层和变为厚石膏层的石灰质的泥页岩,覆盖在巨大的斑岩上,大约在中午时候,达尔文考察队开始登彼乌克沓斯山脉,在这里立即感到呼吸困难。有人劝达尔文吃棵葱来克服呼吸困难。但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是贝化石,因为达尔文在搜集贝化石的时候,就马上“忘掉了”呼吸困难。
  越接近山顶,阵阵冷风越刮越大,考察队进入常年积雪的地带。达尔文用以下的话对自己站在山口之上回首瞭望壮丽景色时的感受作了最好不过的表达,他说:“光彩夺目的空气,蔚蓝的天空,条条河谷,有棱有角的奇特山峦,那些在很多世纪里堆积起来的乱石堆,还有那些与终年积雪色彩柔和的高山作鲜明对比的色彩鲜明的岩石,这一切东西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使人难以想象的景色。除了几只在最高的山峰上面盘旋的鹰外,再也没有什么植物或者其它的鸟类能够把我的注意力移离这一毫无生气的宠然大物。我对于自己的孤独感到非常满意:这种感觉真好象是在观看一阵大雷雨,或者是在倾听一场有大乐队伴奏的弥赛亚曲的大合唱”。
  在这里,博物学家的敏锐的眼睛,注意到了好象是血迹斑斑的骡蹄子留在雪上的红色踪迹。起初,达尔文认为是从周围的斑岩上吹过来的灰尘所造成的。他用雪在纸上一擦,纸面上就留下了一种略微带有砖红色的淡玫瑰色的痕迹。后来他把残迹从纸上刮下来,他发现,落下来的是由极其微小的水草的微粒体所组成,这种水草现在被叫作Chilamidomonas rivalis,并时常在北极地带把雪染成红色。
  他们不得不宿营在两条主山脉中间的一个山地里,那里很难找到任何植物的根来作木柴。而且那里由于气压很低,水在较低的温度就要沸腾。达尔文的同伴们由于无知就把这种情况归咎于这口煮马铃薯的新锅的性能不好。
  翌日晨,考察队穿过中间谷地,开始第二次攀登第二个主脉,即向位于海拔四千多米的波尔季利奥山脉的山口攀登,这是一次为时很久的极其艰难的攀登。左右两边都耸立着险峻的圆锥形的红花岗岩的山丘,下面是常年覆盖积雪的辽阔的土地。有些地方,大量的积雪在融化的过程中就变成雪塔或雪柱。有一匹冻死的马卧在一根象雪柱的底层上。
  在山口上,象细小针头一样的冰花向下降落,纷纷扬扬洒在达尔文和他的同伴们的身上。东边辽阔平原的景色,一整天都被这种冰花遮盖住了。他们下到植物的最高生长界线的地方,在一个由巨大的岩块所构成的避寒处,找到一个舒适的夜宿地点。当天色黑暗下来后,天空的云块忽然全部消散。所以旅行者们从四面八方看到悬在他们上空被一轮皎洁的明月照耀的巨大的群山,这轮明月由于空气十分清新而闪闪发光。
  科迪列拉山脉东坡的下山路,要比朝太平洋那面的山路近得多,而且陡得多。翌日晨,即三月二十三日,旅行者们看到他们脚下一片闪闪发光的均匀的云海,这云海使他们看不到判帕斯平原。他们走进云层区,一整天都置身于其中。他们宿营在海拔两千米的地方,那里有一片放牧骡子的草原和用作燃料的灌木林。
  东面一些河谷里的植物和智利那一面河谷里的植物完全不同,尽管两处地方的气候和土壤属性是相同的。同样的差别后来在哺乳动物方面也得到了证实:大西洋海岸一带的老鼠(十三种)全都与太平洋海岸一带的老鼠(五种)不同。同样的差别,虽然是较小程度的不同,在鸟类和昆虫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然而,科迪列拉山脉东坡的植物和动物,与比较远的巴塔哥马亚的生物却是非常相象的。刺鼠、鼫、犰狳科的三个种、鸵鸟、雷鸟的几个种,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判帕斯平原的动物特征,而达尔文在智利连一个这样的种也没有发现。在这里遇见了很多类似巴塔哥尼亚的多刺的灌木、干枯的草和小植物,还有爬行缓慢的黑色甲虫。所有这些都说明,象科迪列拉山脉这样的障碍物,对于生物的分布来说,要比地方遥远还要困难得多。
  三月二十四日,由于天空里的云彩突然消散,达尔文在高山上欣赏了一望无际的判帕斯平原风光。达尔文从科迪列拉山下来后,住了一夜,穿过一个低洼的沼泽地,朝东走去,随后又沿着干燥的平原往北朝门多萨走去,共走了两天。
  到达门多萨前不久,达尔文在卢克桑村和卢克桑河附近,看到南方的天空里有一片奇怪的、略呈红棕色的乌云。起初,他以为这片乌云是大火的浓烟,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一大群蝗虫在飞翔。从离地面六米处到五百米左右处的空间,全被一层蝗虫占据。“而且它们的翅膀发出的声音,简直就象套上了许多马匹的战车在驰往战场时所发出的隆隆声,或者……更加确切些说,它好象是强劲的狂风,掠过军舰上的缆索时所发出的呼啸声”。当蝗虫落到地面上,地面也就由绿变成淡红色了,这是因为蝗虫比地里的草叶还要多。
  三月二十九日,达尔文出发经乌斯帕利亚塔山口返回智利。乌斯帕利亚塔山脉在门多萨的北面。他不得不在有些地方长满低矮的仙人掌的不毛的荒漠里步行了七十多公里。太阳灼热,扬起阵阵微细的尘雾,并且没有水喝,这一切使旅行者很不愉快。乌斯帕利亚塔山脉和主脉平行,位于海拔一千七百米的狭长的平原,把它与主脉隔开。
  这个山脉的地质结构和太平洋海岸的第三纪地层相似,这使达尔文设想,这里应有石化了的树木的遗迹。而达尔文确实在将近两千米的高处,在光秃秃的山坡上,看到了几根彼此相距不太远的雪白的柱子,柱子的周长有半米或四分之三米不等。这是属于南美杉科石化了的树木,它们的外形给达尔文留下强烈的印象。达尔文在日记中说:“要了解这种情景指明什么样的神奇事件,就必须具备地质学方面的一些知识;不过我也得承认,它使我感到非常惊奇,以致我简直不相信这种目睹的事实。在我的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昔日,当大西洋(现在已经后退了七百海里)靠近安第斯山脉的山脚下面的时候,就在这个地点曾经有着许多美丽的树木,它们把自己的树枝伸向大西洋海岸的上空。我看到,这些树木从一块火山质土壤的地面上生长出来,而这块干燥地本是先上升到海面以上,后来又连同着它上面的树木一齐沉没到海洋的深处。在这样深的海底,这一块过去是干燥的土地,就被沉积层所覆盖,而这些沉积层又被海底的熔岩巨流所覆盖。顺便说说,一条熔岩巨流竟达到一千英尺的厚度,这些熔岩的水流冲积层曾五次更迭地堆垒起来。这个容纳如此庞然大物的大洋,一定是非常深的。然后,地下的推动力又起了作用,于是在我面前就出现了这个大洋的底部,它构成了一条有七千多英尺高的大山脉。可是,那些对抗的力量并没有稍稍停止发生作用,它们总是在改变着、风化着地球表面:极厚的地层被很多宽阔的河谷切割开来,那些曾经高高摆动着自己嫩绿枝条的树木,已变为二氧化硅,而那片曾经在它的上面长过树木的火山质土壤,也变成了岩石。现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十分贫瘠、荒凉,甚至连地衣在这些石化了的古代树木的遗迹上面也无从滋长。这样巨大而难以使人置信的变化,如与科迪列拉山脉的形成过程相比,都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时期里,而科迪列拉山脉本身与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古生层相比,则又完全可以说是形成得还要晚”。
  我们特意援引了这一长段摘录,以便表明,达尔文在智利逗留这一期间,地质工作和对地质的思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那么令他神往。
  达尔文经过横跨在峡谷之上的天然石拱门普恩特德因卡斯(英卡桥),继续到中央主脉去旅行。这里有一条通到孔勃烈山上面去的,即通到山口最顶端的迂回曲折的上坡路,非常陡峭和险峻,山顶上刮着非常寒冷的风。由于天空几乎是万里无云,达尔文侥幸地从那里看到了风景优美的山恋起伏的高山和科迪列拉山山峰,山下长满了常青树和象枝形烛台形状一样巨大的仙人掌。
  四月十日,达尔文终于到达了圣地亚哥,在二十四天之内两次越过科迪列拉山脉。几天后,他又返回到瓦尔帕来索。达尔文在给姐姐苏桑娜的信中是这样描述他的这次旅行在地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
  “……我可以清楚地证明,那两个山脉中的一个山脉,在年代上比另一个要早得多。较为古老的那个山脉是真正的安第斯山脉,我能够叙述构成这一山脉的岩石的种类和先后顺序。这些山脉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们含有将近两千英尺厚的石膏层——我认为这里石膏的数量是举世无双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已找到了一些贝壳化石(在海拔一万多英尺的地方)。我认为研究一下这些贝壳便可以确定这些山同欧洲地层相比较的年龄。至于安第斯山脉的另一山脉,则有着可靠的推测(对我本人来说这是深信不疑的):这些山体——有几个峰高至一万三千英尺到一万四千英尺——是很现代的,它和巴塔哥尼亚的平原是同年龄的(或者,和怀特岛的最上几层几乎是同年龄的)。如果把这一结论看作是被证实了的话,那么在地球形成的理论中它是一件具有很重要意义的事实,因为,如果在地壳中曾在这么晚的时代发生过如此惊人的变化,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以前曾经有过剧烈变动的时代。这些近代地层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因为里面贯穿着金、银、铜等金属矿脉;迄今为止,这些都被认为是属于较古的地质层系的”。
  接着,达尔文又描写了他所遇见的已石化了的树木,并叙说了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关于地面隆起和沉陷的结论。
  他在给汉斯罗的信中,还特别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关于地质论断的结论。当汉斯罗收到自己以前曾经有些幼稚的学生和朋友的来信时,显然感到惊奇,这个学生竟成长为一个学者,能把对南美洲西岸和东岸的地质情况和科迪列拉山脉的地质情况进行考察的大量材料融汇贯通,并作出了严谨的(尽管还是初步的)结论。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汉斯罗在剑桥哲学学会上,宣读了达尔文这些来信的摘要。大概这些摘要在这里很受欢迎,汉斯罗就以小册子的形式部分地印刷了这些书信摘要,分发给学会会员们,应当认为,这些摘要是为达尔文从前的老师塞治威克作报道用的,他比汉斯罗晚两天在伦敦地质学会上宣读了这个报道①。所有这一切,达尔文只是在旅行快要结束时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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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尼·谢·沙茨基在他对达尔文的地质著作的译文所写的有趣的绪论《达尔文是一位地质学家》中犯了错误(《达尔文全集》1939年版第3卷251页)因为他说“早在达尔文还在旅途中就发表了两本达尔文致汉斯罗书信摘要集”。塞治威克1835年11月18日所作的报告,实际上是在1838年发表的,那时达尔文不仅回到了英国,而且以地质学会会员的身份作了许多次地质报告。所有这些报告同塞治威克的报道一起收进《伦敦地质学会会议记录》第二卷之中。
  遗憾的是,我自己不能把汉斯罗印的小册子的正文同塞治威克的报道加以比较,只能说出自己的推测来:这两批达尔文书信摘要要么相同,要么塞治威克的报道所包括的(他向地质学家们所作的)内容更为详细,要么是对汉斯罗的报告的转述。这两批书信摘要几乎是同时做的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见《达尔文:贝格尔号航海日记》诺拉·巴尔洛夫著第26页)。
  斯·尔·索博尔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记录》上看到了这个材料后,亲切地告诉我,这个材料与所知道的书信材料相比较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而汉斯罗出版的《文集》也包括了刚刚收进由费朗西斯·达尔文出版的《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第一卷和《书信续编》第二卷中的达尔文的书信。因此,斯·尔·索博尔完全赞同我的上述看法。

  达尔文给司却克兰写道:“我发现,蔓足目的每个属有六个名称,任何一个种,一个属都没有被人着意描写过”。达尔文认为,分类学家的虚荣心导致了这种结果,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能随着新的名称而流芳百世。“只有在完美而又仔细对一个物种进行描述的情况下,才应该提到名字,可优先权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把第一个描述者所给的名称固定于动物,再把这个作者的姓也加到该名称的后面)会使好虚荣的人,关心的只是能把自己的名字,同两行没有价值的,其中只有两点引人注目的外部性状的文字一起披露出来”。
  达尔文指出,得到新物质的化学家,或者描述新矿物的矿物学家,不象生物学家那样,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新名称后面。诚然,最后他也不再鼓动人们起来反对在起新名称时加上作者名字这一作法和优先权规则了,也许,这是部分相信了司却克兰提出的理由的原故。司却克兰并不否认达尔文意见是合理的,加上作者的名字往往会鼓励虚荣心,助长浮在表面上的工作作风。但是,他认为,必须采取其它手段——通过对这样的著作的批评来进行斗争。司却克兰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把一个人的名字附加在物种名称上,目的并不是要满足那个人的虚荣心,而是要更准确地指出这个物种。有时,两个人凑巧会把同一个名称给予(互不相让)同一个属的两个物种。更常见的是,后来的作者误用了以前作者的种名”。他在举出这种情况的例子后作结论说:“所以,如果不提第一个作者的名字,我怕(至少是最终解决我们的命名法以前)以合乎科学的准确方式来指明物种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从事蔓足目的写作使达尔文觉得非常疲倦,虽然这部著作也使他感到特殊的高兴。例如,他在致虎克的一封信中写道:“正如您说的一样,观察的本身就含有一种不寻常的巨大的愉快。但是,我把什么当作愉快呢?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头脑中把相近的事实进行对比。当我长期从事我以前所做的地质考察的写作之后,再度使用我的眼睛和手指,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对物种的描写,确是一件比他的想象还要厌烦得多、困难得多的事情。有时为了找到两个特征之间是否有过渡形态,换句话说,在他面前是否有两个不同的物种或两个变种,不得不花费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时间。他特别抱怨,为了给物种命名,就要寻找有无前人已优先命名,因而浪费了时间。他给虎克写道:“我刚刚整理好了两个物种,它们有七个属名和二十四个种名”。
  除了几乎是重新加以整理的一大批有趣的蔓足目动物外,还弄清了蔓足目动物异常复杂的饶有兴趣的多型性。
  蔓足目中的绝大多数是真正的两性动物,也就是说,同一种动物既有雌性生殖器官,又有雄性生殖器官,而这些动物可以一会儿发挥雄性的作用,一会儿发挥雌性的作用。但是,象显花植物那样的自花受粉只是一种例外,而经常观察到的是靠昆虫把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的异花受粉,或者靠风力传粉,动物雌雄同体也经常是异体受精。蔓足目的固定形态异体受精之所以容易,是由于浮动的幼虫固定在培养基上,一个挨着一个,这样,由固定的幼虫形成的成年形态,例如海生橡实,象一层厚厚的白色覆盖物一样,也用自身覆盖着岩石,而所谓“海鸭”则是成群地坐在飘浮的木片或其他东西的上面。
  当达尔文发现一些微小的生物体,它们位于套膜腔里,经常固定在成年动物上因而很容易把它们看作寄生物,原来就是退化了的雄体时,他感到多么惊奇。有些蔓足目已长成动物,其中那些异常矮小的雄体,却原来是雌体,也就是经常出现具有严重退化的雄体的两性异形现象。其它物种的固定形态(其中有矮小的雄体),仍然是雌雄同体(达尔文第一个发现动物界中的这种现象)。他称这些形态具有的矮小的雄体,是“附加的”雄体,因为这样的物种,象其他雌雄同体物种一样,也可以通过异体受精(没有雄体参加)而得到繁殖,而雄体的作用,显然在于使雌雄同体形态,在正常的异体受精时,由于某种原因而遇到困难,才用来受精。
  原来,蔓足目其他形态和雄性退化,在程度上也是不同的。但是,不管雄性如何退化,可还是有雄性,几乎常常可以看到同一物种的雌性,或同一物种的雌雄同体动物的个体,有相似的特征。例如,达尔文发现同一种“蛹(他称蔓足目幼虫的最后的“腺介”阶段为“蛹”)的触角,不管雌的和雄的,全都一个样,而不象其他种的触角。此外,易勃拉(Ibla)属的“寄生虫”的嘴,很象雌的易勃拉的嘴,所以雄体属于这个属是毫无疑问的。其次,长有软毛的Icalpellum,无论是雄体还是雌体,都没有该属其他种所具有的典型的尾垂体,而且两性的身体象供观赏的襄荷介一样,都被鬃毛厚厚地覆盖着,无论是雄体还是雌体,全都非常光滑。最后,达尔文对蔓足动物的雄体和雌体,从卵到蛹以及长成动物在相同阶段的情况下进行了研究。
  达尔文在列举上述事实和其他大量的事实时说道:“……是否有人会相信,在蔓足目的寄生虫和蔓足目(寄生虫固定在它们身上的蔓足目)之间各种各样类似的差别是偶然的,并且已失去了意义呢?但是,要是我对寄生虫的看法就象对雄体的看法一样不被人接受的话,那么这一点就应当允许”。
  当然,一个物种内部同一性的形态如此强烈的变异,自然能作为一个机体发生巨大变异的证明。如果把近缘形态的性发生各种变异的事实加以对比的话,也可以指出这些形态所完成的“进化”,虽然在这些形态中被达尔文发现的关系尚未确定下来,当然,这一点对于确立他的物种起源学说是极端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引用达尔文在分析各属的性的关系时在他论蔓足目专著中所作的结论:“可见,在易勃拉(Ibla)和蘘荷介(Scalpellum)两个属内观察到的性关系两重性这一简单事实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有:一、一个雌体同一个(很少有两个)雄体在一起,该雄体一直固定在该雌体上,并用由该雌体保护和用掉进该雌体的套膜腔中的小动物来养活;二、雌体同一前一后的、成双成对的、生命短暂的一些雄体在一起,这些雄体失去了嘴和胃,并居住在由雌体最下边的鳞片构成的两个囊里;三、雌雄同体同类似的生命短暂的雄体在一起,雄体的数目从一两个到五六个,它们都固定在头上的孔洞每个边上一定的地方;四、雌雄同体有时候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雄体在一起,这些雄体能够用蔓足目通常用的办法捕捉和吞掉猎获物。这些雄体固定在头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并且这些在两个不同部分的雄体,都被胸部用封闭方式保护起来。
  在给这里描写的特殊现象作总结时,我想谈谈在四价易卜拉的套膜腔里观察到的生物惊人的会聚情况;第一,这里有老的雄体和幼小的雄体,两者都是很小的、拟软体动物的、失去头状花序的雄体,都长着一个大嘴,一个发育不全的乳头和一些腿脚,彼此相互依附并固定在一个在构造和外形方面同它们截然不同的雌雄同体动物上;第二,这里有四五个自由的小船式的、没有嘴巴的幼虫,它们都长有一些奇特的捕捉食物的触角,两个复杂的大眼睛和六只游水用的腿;最后,这里还有处在发展第一阶段的几百个球形的幼虫,这些幼虫都有一些甲壳的角形凸出物,一些单个的小眼睛,一些线状的触角,尖长形的嘴和只有三对游水用的腿;这真是各种各样彼此未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然而仍属于同一物种的生物的会聚啊!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蔓足目的材料向达尔文清楚地证明了,确定各个物种和各个变种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困难。难怪他后来称变种是“开始发展的变种”,而称物种是“发展完成了的变种”。
  例如,他在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给虎克的信中写道:“……对我本人来说,唯一的疑问就是,类型究竟是今天正在变异呢,还是昨天已变异了……在把一定数量的类型作为不同物种而加以描述以后,我撕毁了手稿,并把这些类型合为一个物种;然后又撕毁了手稿,把这些类型又分成为一些单个的物种;然后再把它们合为一个物种(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于是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诅咒物种,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呢……”
  关于蔓足目的著作曾被分散为几部分出版。例如,在一八五一年,曾出版了关于现代海鸭的专题研究和关于古生海鸭的专题研究;在一八五四年出版了关于现代海橡实的专题研究和关于古生海橡实的专题研究。
  专心致力于蔓足目的研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证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这部著作对达尔文有莫大的好处,正如赫胥黎当时指出的那样,给他提供了深刻的实践知识,对于研究解剖学和动物发展史同动物的分类法的联系,提供了一处极好的场所。这使达尔文后来无论是在细节上,还是在批判地利用各种材料作理论结论方面,避免犯大错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达尔文荣获伦敦皇家学会的皇家奖章。他的许多朋友,包括虎克在内,赶忙向他祝贺。在贺信中,达尔文最先拆开了撒宾上校寄来的一封亲切的信,可他起初对这一荣誉很冷淡。但是虎克就奖章一事所写的信对他的影响却不一样。达尔文在给虎克的回信中写道:“被人们喜爱的那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暖、友谊和美意,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同一个事实,如果象您那样说出来,就使我充满了异常喜悦的感情,使我心跳起来。请您相信,我不会很快忘记您的信给我带来的愉快。这种诚挚的、充满友爱的同情,比已颁发的和将要颁发的一切奖章更有价值”。
  他仍然在患病。疾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一八四五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我的健康几乎总是老样子,时好时坏。我想,在最近三年内,我没有一天或者一夜不感到胃疼,而且在大多数日子里,我的体力也无时不在急剧下降”。
  在他病情加剧的时候,因为学术争论,而要付出力气,并引起激动,因为即将出外旅行而感到不安,只要有这些因素,他就感到身体不适,就使得他一连要躺几个小时,有时要躺上几天。他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每星期只限两天,而一天仅工作一两个小时。
  只是到了一八四九年,才有人劝他去进行水疗。在这一年,他在莫尔文的一个水疗机关度过了十六个星期(从四月至七月),并在那里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水疗。毫无疑问,水疗有一定的效果。例如,他在一八四九年给虎克的信中写道:“这种疗法有很大的健身作用,在这个月中,我连续不生病的天数比以前任何一个月都增多了。现在我被准许每天工作两个半小时……”
  在这个时期,达尔文有时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例如,在一八四六年,他偕同妻子到了当时在召开协会会议的索斯安普敦,他认为这次旅行十分成功。虽然宣读的一切报告全都枯燥无味,但达尔文在这里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并且又结识了许多博物学家,特别是一些爱尔兰博物学家。他还同法更纳①以及其他熟人一起到温切斯特作了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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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休·法更纳与达尔文同岁,他主要是以一个古生物学家而著名。在他的发现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印度锡瓦利克山脉发现的上新世的哺乳动物。

  达尔文在繁忙中休息了一个月,他到了施鲁斯伯里和梅尔,甚至到怀特岛拜访了福克司。大概,他在梅尔期间,曾对蚯蚓和蚯蚓对土壤形成的作用作了首次考察。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关于蚯蚓对这个过程的作用的思想是他的“舅父乔斯”的。深秋时分,他在地质学会作了一个《关于腐植土在蚯蚓作用下的形成》的报告。无论是在航行期间,还是在这以后的最初几年,一般说来,达尔文虽然首先是一个广义上的“博物学家”,但是他用的时间最多的却是在地质学方面。他从航行中带回了那么多这方面的新东西,那么多用崭新的、没有丧失其战斗意义的赖尔的观点来说明的东西,以致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就作出很多不同的饶有兴趣的报告。
  地质学会很自然地希望这个在地质学方面崭露头角的巨人能参加学会工作,因此打算邀请达尔文担任学会的秘书。达尔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婉言谢绝,借口自己在英国地质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况且秘书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这就会把自己的地质著作推迟。但是,一八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他终于接受了坚持要他担任的秘书工作。
  在此以前,他就为收到即将出版的《日记》校样感到高兴。虽然他也曾对校样中印错了那么多的字而感到生气,但是光滑的纸张和清晰的印刷物使未来的这部书具有一种招人喜欢的外表,给作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有好几个晚上,他默默地、惊讶地凝视着他从印刷厂得到的第一卷的第一页……”他在给汉斯罗的信中对自己成了作家这一点表示惊讶:“即使我活到八十岁,我也不能不为人们把我看成作家而感到惊讶。如果有谁在我旅行之前的夏天说我将成为一个作家的话,这会使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象说我要成为一个天使那样的不可能”。
  为了不再使用《日记》这一书名,比如说,该书第一版在一八三九年初是以《皇家军舰‘冒险’号和‘贝格尔’号的勘测航行记》(一八二六——一八三六)第三卷这样的形式出版的,它描写了这两只军舰对南美南岸的调查和“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的情况。《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同年,报告的出版者科尔伯以特殊的印数出版了(达尔文的)第三卷,取消了总书名,改为这样的标题:《‘贝格尔’号(一八三二——一八三六年)在舰长菲茨·罗伊率领下对访问各国的地质学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记,查理·达尔文(科学硕士、皇家协会会员、地质学会秘书)》。过了三年,该书又印了一次。关于修订的第二版,我们下面再谈。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在一八三七年冬至一八三八年期间,首先考虑的是他在“贝格尔”号旅行时所搜集的动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材料,而且当时连关于物种问题的第一个笔记的评语也都有了。例如,后来他在九月间给赖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最近,我可悲地受到了使我懒惰的诱惑(这是仅就纯粹地质学方面的情况而言),这就是由于大量的·新·观·点经常不断地涌现在我心头而使我懒惰,它们同·物·种问题有关。一本又一本笔记抄满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着重号是达尔文加的)聚集在一些次要法则的周围……”我们只是从一本笔记里,大概是从第一本笔记里,知道了达尔文的儿子,达尔文传记的作者弗朗西斯·达尔文所刊印的一些片断。达尔文在从福克司那里得知关于某些动物杂交的情况之后,写信给福克司(六月),表示了如下一种志愿,有朝一日他一定能“在物种和变种这一最复杂的课目中”有所作为。
  很可能,如弗朗西斯·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达尔文就是从这第一本笔记中选取了最有趣的几页;这本笔记中剩下来的和弗朗西斯·达尔文所发表的一切也都是很有趣的。我们现在来谈谈某些笔记。如果在绝灭的和现代的种类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达尔文确信美洲的贫齿动物就有这种联系,此外,澳洲的袋鼠当时也形成了这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是繁殖。他在笔记中写道:“连续的繁殖说明,为什么现代的动物属于已经绝灭的类型;这是一条几乎已被证明了的规律……如果不改变,它们就会绝灭,象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这是物种的一代,象是特殊种族的一代一样……如果一种·物·种产生出其他的·物·种,他们的族就不会彻底灭亡;象用种子进行繁殖的金莱茵特苹果那样,可以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全部绝灭”。
  这里应当说明,达尔文在引用“金莱茵特苹果”这个比喻时,意味着什么。果树栽培家帕什凯维奇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金莱茵特苹果”是英国苹果的一个品种,它具有无性繁殖的能力。著名的植物栽培学家怀特提出了关于果树品种的永久性问题,并得出结论说:那些在几个世纪期间靠嫁接来繁殖(无性繁殖)而不更新种植地块的品种(其中包括“金莱茵特苹果”)正在绝种。要使它们不绝灭,就必须用种子进行繁殖。达尔文说,一些物种如果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而不发生变化,那就会象无性繁殖而无变化的“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而遭到绝灭。
  “如果一种物种产生出其它的物种,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发生变异的话,它们的族就不会彻底灭亡,因为它们就象用种子进行繁殖的‘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而继续存在。”
  地理扩展方面的事实也向达尔文提出了进化的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动物属于一定的类型,这一定有某种原因。为什么羚羊在非洲,而袋鼠却在澳洲?当然,这不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创造者,而是因为“羚羊的共同祖先在非洲,而袋鼠的祖先在澳洲”。这不能不使他提出关于现代的贫齿动物和绝灭的贫齿动物之间的种属问题。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在南美洲,大懒兽弟兄,即现在已经绝灭的犰狳的叔伯可能是所有犰狳的祖先”。但是,绝灭的种类是否总要留下后代呢?他在笔记中接着指出:“如果个体不能繁殖,它就没有后代,物种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指出,古生的马在一个地方留下了后代,这就是现在还生存着的南美洲的斑马,而在北美洲,它却已经绝灭了,没有留下后代。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绝灭取决于什么呢?他把新的想法记了下来:“至于说到绝灭,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鸵鸟的变种可能适应性很差,因而必将绝灭,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象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反舌鶫那样,处在有利的条件下而大大地繁殖起来。这一切都依据于这样一个原则:在狭小境域内的繁殖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引起的不断变异,在适应于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因此,物种的绝灭是由于不适应环境的结果(与美洲的情况相反)。”
  弗朗西斯·达尔文指出了这一处文字,虽然他认为这是个“表达得有点含混的”一处文字,但在这里毕竟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最适应者得以保存的原则,并注意到,达尔文在了解马尔萨斯学说以前就写出了这个原则。因此,弗朗西斯·达尔文是正确的,他说:“我毫不怀疑,只要他(查理·达尔文)知道生物是相互依附的,并且具有它们的生存条件是残酷的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经验就一定会形成为一种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勿须求助于马尔萨斯也能够工作。”
  人来源于动物这一点没有使他这个既喜欢野生动物、又喜欢家养动物的博物学家,象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包括赖尔)那样,产生某种厌恶的情感。达尔文写道:“如果让我们任意假设一下的话,那么,动物,即在痛苦、疾病、死亡、苦难和饥饿中的·弟·兄,我们在最艰难的工作中的奴隶,我们在欢乐与共中的同志,——所有这一切也许会使它们通往同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来源——·会·使·我·们·所·有·的·人·溶·合·在·一·起。。(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他在用进化论说明所有生物的历史发展时,同他在进行伟大的总结以前以及进行伟大的总结期间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状况都进行了对比。他感觉到,他的理论不能不遇到类似的反对意见。他写道:“在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以前,可以说用一个规律来说明所有星球的运动,正如用一个规律来说明一个星球的运动一样,都是困难的。人们也可能说,这对于所有哺乳动物是一个来源这一点来说似乎什么也没有说明(如果我们打算说明的话)……”“天文学家曾经说过,上帝预先确定了每个星球要按照自己的特殊轨道运行。同样,上帝也要求每个动物在一定的国家里以一定的形式创造出来;但是这种要求的威力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雄伟:让万有引力按照一定的规律发挥作用吧,这将会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让动物创造出来吧,那时它们的后代将按照一代被另一代所代替的固定规律而成为同样的动物。”
  我们根据笔记中这些仓促作出的评论看到,达尔文在这个时期明确地向自己提出了进化原因的问题,对于进化他已经不再怀疑了,为了弄清进化的原因,他认为必须研究生物的适应性以及生物的性质、构成和本能。如果他的理论取得了胜利,他想在他的面前将会展现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极其广阔的前景。他写道:“我的理论将赋予现代(类型)和古生代(类型)比较解剖学以重要性:它将导致对本能、遗传、智力遗传以及整个形而上学的研究。它将导致对杂交、再生、变化原因的详细考察,以便了解·我·们·是·从·哪·里·起·源·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和向何处发展,什么情况有助于杂交,什么情况妨碍杂交,——这种情况和对物种构成中直接过渡的观察,能够导致变化规律的发现,而这种规律会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将指导我们的认识。”
  一八三八年上半年,达尔文忙于对旅行期间所从事的动物学和地质学作总结。这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便决定到剑桥自己的朋友们那里去几天,并住在汉斯罗那里,晚上汉斯罗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达尔文认识了教阿拉伯语和犹太语的李教授,并拜访了地质学家塞治威克。
  在剑桥的休息对达尔文起了很好的作用。他终于恢复了健康;于是决定到苏格兰去游览一番,他从格拉斯哥出发,到了英威涅斯山谷,在这里他住了八天,研究了类似罗埃河谷的地质学上的阶地。天气非常好。在令人讨厌的伦敦生活以后,达尔文对苏格兰的大自然感到特别愉快,对那美丽的晚霞非常欣赏。他在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所登上的第一个火山岛和第一个火山口,甚至他所通过的科迪列拉山脉也未必能象罗埃河谷那样使他如此喜欢。
  同年夏天,他回到伦敦以后,写了关于这些阶地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会报》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后来达尔文一直为这篇文章感到羞愧,这篇文章,就象他后来认识到的那样,对他来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结论中利用排他的方法的一个教训。在他之前,劳格、迪克和马卡洛克都认为,罗埃河谷的阶地是一些湖泊的沉积物,而这些湖泊则是由一些山岩和冲积层构成的堤坝形成的。达尔文认为,既不能用岩石也不能用土堤来截住水流,他驳斥了任何“湖泊的”理论而采用了唯一剩下的说明——海的活动。后来对这些阶地的形成是用冰川块构成的堤坝来说明的。可以用来作为对达尔文进行辩解的理由的是,在四十年代,整个冰川的地质活动还很少被说明,至于在苏格兰(就象在南美洲一样)所遇到的那些漂石,根据赖尔的解释,说它们是在漂浮的冰块上经过大海而被带到这里来的,由此就产生了“巨漂砾”这一名称。
  他游览回来时,路过施鲁斯伯里和梅尔,在这里度过了七月份的下半月。他在日记中说,他在施鲁斯伯里“很懒”,他开始写这本书是与对形而上学(就“理论的”含义而言)的研究有关。当然,这里谈的是上述关于物种的那本笔记。
  在罗埃河谷旅行之后,达尔文回到了伦敦,他的妹妹凯瑟琳和从巴黎旅行回来的埃玛·韦季武德来看望他。
  下半年,达尔文开始写珊瑚礁一书。他仿效赖尔的作法,采取下面的作息时间;他分两次工作。第一次:连着工作两小时;然后就去散步或到街上去办点事;回家后又埋头工作。
  在这以后他去吃午饭,他经常去赖尔曾带他去的“雅典神殿”俱乐部,他时常在那里遇到许多他很感兴趣的科学协会会员。
  我们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在一八三八年十月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在他充分准备接受生存斗争这一理论的时候……他感到惊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力求被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其结果可能就是新物种的形成。他继续说:“于是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据以工作的理论”。我们看到,在谈论关于鸵鸟的绝灭和保存时,他已经接近于最适者能被保存的理论,也许,没有马尔萨期,他也会得出这个理论来的。
  众所周知,马尔萨期在《人口论》中说,人是按几何级数(如2、4、8、16、32、64等)增长的,而人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级数(如2、4、6、8、10、12等)增加的,达尔文把这种关于人按很快的级数增长的思想应用于动物和植物,而没有注意到,正如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这样他就在实质上驳斥了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的“全部实质在于,他的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只是应用于和动植物相反的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类”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达尔文由于其天真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学说从而犯了错误”时说:“……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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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132页。——译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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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面前出现的已是一位能在考察中得出自己结论的严肃的地质学家和学者。达尔文,正象他本人从秘鲁写给福克司的那样,已变成赖尔观点的虔诚信徒,“在南美洲的地质调查中,他试图在某种程度上采用这些观点,甚至超过了赖尔本人”。
  但是达尔文对此关没有满足。两星期后,即四月七日,他决定再到智利北部地区去旅行,预定的旅行路线是沿海城市科舍博、瓦斯科和科皮亚波,而科皮亚波这一站,“贝格尔”号必须到达,好把达尔文接走。旅行方法仍旧和以前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全都骑马,只有行李用骡子驮运。旅行路线是穿过钟山山麓的基尔奥塔河谷。这一地区盛产黄金,当地居民都以淘金为生。然后旅行者们转向海岸。智利中部地区所特有的树木和灌木很快就消失了,被与丝兰属相似的高大植物所代替。这一地区变得愈来愈贫瘠。达尔文觉察到木本科植物和其他植物的种子对海岸各地区的降雨量有着多种适应性。
  五月四日,达尔文转向内地,到伊利亚佩尔含矿的肥沃的河谷方面去,又往前走到矿场很多的洛斯奥尔诺斯区,这里的主要山上钻满了窟窿,就象巨大的蚂蚁窝一样。
  矿工们所背的沉重的矿物,正象达尔文所检查的那样,平均都超过了九十公斤。他们一天要从七十二米深的矿井里背十二次矿石,即一天要背出一千零八十公斤的矿石(在这几次的间隔时间里,干敲碎矿石和搜集矿石的工作)。达尔文在他的日记中指出:“虽然我也知道,他们的劳动是自愿的,但是在看到他们从矿井里面爬到井口的那种情形时,就不能不感到十分愤慨:他们的身体向前弯曲,用自己的双臂倚靠在梯级上,他们的双腿弯曲着,他们的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脸上的汗珠象雨一般地直淌到胸口,鼻孔张得很大,嘴角向后咧着,呼吸非常急促。他们每喘一口气总要发出唉——唉的叫喊声,这个叫喊声是来自胸部深处,它象警笛一样的刺耳。
  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到矿堆旁边,把自己的卡尔帕乔(大背筐)里面的矿石倒出来,喘息两三秒钟,揩拭一下额角上的汗珠,好象已经完全恢复了力气,于是又急忙爬下矿井去”。
  五月十四日,达尔文来到了科金博这座拥有六千——八千名居民的寂静城市。晚上,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人们慌乱起来。达尔文听到一种在地震发生以前的隆隆声,但是由于发生了的骚动,未能觉察到地震的晃动。
  无论是在途中还是在科金博,达尔文大都是从事地质调查,特别感兴趣的是阶梯形的砾石阶地,这些阶地在这里,也象在智利的其它地方,和在圣克鲁斯河河谷一样,都证明了阶地是由于海水的冲刷而形成的,并证明了陆地逐渐上升的过程。五月二十一日,他参观了阿劳科矿区,然后又动身到肥沃的、遍布葡萄园和果树园的科金博河谷,并在那里呆了几天。六月二日,他开始重新沿着海岸往北到瓦斯科去旅行。这里的土地都是荒漠,几乎一点绿荫也没有。只有陆生螺轮蜗牛在最干燥的地方集结成一大堆一大堆,以便在春天,当有一种它们赖以为生的小植物长出叶子来时,它们能够复活过来。六月四日,达尔文继续沿着有大群羊驼正在吃草的荒凉的平原赶路。平原上的不毛之地愈来愈多。他费了好大的劲用高价才购买来了一捆污秽的干草,给马匹作晚上的饲料。
  人们说,这里已有十三个月没下雨了。
  六月十二日,达尔文终于到达了科皮亚波河谷,可以松口气了。科皮亚波城相当大,每家都有一处果园。这座城市与矿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矿场和矿石都成了人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贝格尔”号还没有到达,看来还得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到达。达尔文利用这段时间,雇了一名向导和八匹骡子,带上足够的饲料,沿途他可以观看特殊形式的“无人”谷;大概那里有好几个世纪没下过雨了,而且正如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河谷也是由海水冲刷而成的。但是后来达尔文在这个无水的沙漠里,碰见了用粘土建造得非常坚固的七八间古印第安人住过的房屋废墟。后来在秘鲁,有一位特别了解该地区的土木工程师吉尔,向达尔文解释了这种现象。他说,有时可以碰见古秘鲁人在山里开凿的灌溉系统和人工水道。后来,由于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破坏建筑物或使河流发生新堵塞,因而时常使河水改道,这些灌溉渠全被遗弃和部分遭到毁坏。
  六月二十八日,达尔文在继续登山的途中,碰见了几头羊驼和一种很接近羊驼的山地动物骆马的足迹。他还经常碰见一种能捕捉这里为数甚多的老鼠的小狐狸,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这些老鼠象蜥蜴一样能生活在地球上一些最干燥的地方。夜间,旅行者就露宿在第一条分水岭的山麓下的大高地上,那里有一些大雪堆,从高山顶上刮来阵阵寒风。所以,达尔文尽管穿着防寒衣服,但还是无法入睡,早晨起身时全身都冻僵了。
  第二天,达尔文返回。七月一日,回到了科皮亚波河谷。再过三天,“贝格尔”号驶到了离科皮亚波城有三十公里的港口。晚上,达尔文亲切地同自己在智利的旅伴马里阿诺·贡萨列斯告别。菲茨·罗伊舰长不在舰上,暂时由韦克姆指挥。
  原来是,当“贝格尔”号在瓦尔帕来索时,获悉英国军舰“挑战者”号在阿劳科附近(康塞普西翁以南不远)遇难,菲茨·罗伊的挚友塞穆尔舰长和全体舰员,都在印第安人那里受苦受难。菲茨·罗伊表示,他愿意作为一名已考察完南美洲所有西海岸的领港员前去帮忙。
  “贝格尔”号向秘鲁驶去。七月十二日,“贝格尔”号停泊在秘鲁的海湾伊基克港,伊基克位于海拔五百米左右高的海岸大石壁脚下一块很大的沙土平原之上。在这一要好几年才下一次雨的地方,不仅食物要从外面运来,而且淡水也要用船从远处运来,即从北面四十海里的居民点上运来,所以水的价钱特别昂贵。达尔文费了很大的劲才雇到了一名向导和几头骡子,以便到伊基克唯一的富源——硝石矿场去一趟。达尔文在这里看到这一真正的荒漠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里的景象很象在智利北部的情景一样。该地的特征是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很厚的普通食盐和成层的盐土层,而这种食盐层和盐土层大概是在这一地方逐渐上升到海面上的时候沉积下来的。这种地面的整个外形,非常象已经下过雪但尚未融化而弄得很脏的地方。达尔文参观了位于海拔一千米高处的硝石场后,返回伊基克,当时“贝格尔”号已准备起锚,继续驶往利马。虽然“贝格尔”号已处于热带地区,但由于海洋掀起波浪,冬季阴沉的乌云遮蔽了天空,所以气温还不算很高。
  七月十九日,“贝格尔”号停泊在秘鲁的首都利马的沿海港卡亚俄里面。就是在这里,也使人感到冬季即将来临。天空经常布满乌云。卡亚俄经常笼罩着浓雾,人们的衣衫经常是湿漉漉的。沿岸许多小死水塘使得疟疾的传播很广,在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就认为这种疟疾的发生,是由一种来自沼泽中的有害气体——“瘴气”导致的。
  使达尔文感到特别遗憾的是,秘鲁这时正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四名将军正在相互争夺最高权力,所以就不能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旅行。达尔文只到利马去了一次,他在那里呆了几天。他甚至还打过猎,虽然猎获的野物很少,但在这次旅行中却仔细观看了古秘鲁人村庄的废墟、灌溉渠和古墓,这些都使他联想到,在欧洲人来到之前,这里居住的古代民族已经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了。

  在一八四九年,他到伯明翰去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会议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由于身体不适没有去沃里克旅行,在会议上,“由于长时间的朗诵而精疲力竭”。
  在这几年里,达尔文遭到了两件家庭不幸的事。一八四九年,他衷心爱戴的老父亲去世了。但是对他来说,更大的不幸是在一八五一年他最心爱的年仅十岁的女儿安妮死了。他的其余子女(共有七个: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比父亲活得久。达尔文向青年时代的朋友、表兄弟福克司倾诉了自己的不幸。
  子女以及子女的志向和教育常使达尔文非常操心。他向福克司承认,尽管他强烈憎恨刻板式的古典教育,但他没有勇气在家里教育孩子,仍然把他的大儿子送进一所古典学校,虽然也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在鲁格比)。他为几个年幼的孩子寻找这样的学校:学校里要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古典主义不能比其它课程太占优势。
  总之,唐恩开始了达尔文一生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时间象钟表一样有节奏地过去,使他(尽管长期患病)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有时是天才的博物学方面的著作。我们看到,在唐恩生活的最初十二年内,他已经写完了《‘贝格尔’号动物学》,出版了非常重要的最后两卷《‘贝格尔’号地质学》,修改了《考察日记》,并出版了它的第二版。在这个时期,他通过《一八四四年概要》这部有条理的手稿,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并且终于出版了关于甲壳纲蔓足目的专著,这部著作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为他提供了不少有利于他的理论的实际材料。

  我刚刚提到的选择理论,暂时还只是形成于达尔文的头脑中,他还没有打算把这个理论用文字表述出来。
  一位在祖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所迈出的最初几步就是这样。这几步归结起来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他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所获得的博物学成果;把运回来的收集品在专家之间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他在旅行途中非常仔细地写下的《考察日记》;把自己在地质工作中所得出的结论通过在地质学会作初步报告的形式介绍给专家们;最后,开始搜集和记录与物种起源问题有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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