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字传递,加州洛杉矶分校和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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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生来就是一个博物学家。 ——查理·达尔文 当查理进入爱丁堡大学两年后,父亲清楚地看到,要儿子在医学上有所作为的希望已经无法实现。 查理对医学根本不感兴趣,他不去上课

            我生来就是一个博物学家。
                        ——查理·达尔文

  当查理进入爱丁堡大学两年后,父亲清楚地看到,要儿子在医学上有所作为的希望已经无法实现。
  查理对医学根本不感兴趣,他不去上课,不参加考试,也不进行外科实习。查理的姐姐们也都告诉父亲,说弟弟厌恶医学。达尔文医生知道查理对体育运动入了迷,但他激烈反对查理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运动员”。罗伯特·达尔文严肃地同儿子谈了一次话,并建议他将来成为一个牧师。查理请求允许他“考虑”一些时候。诚然,他当时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他也喜欢将来做一名乡村牧师,但是他决定要重新审查英国教堂的教义,以便确认他是否能把所有的教义都当作真理。他开始阅读一些神学方面的书籍,并“确信”英国教会的教义是可以完全接受的。于是,他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后来他自己承认,要是注意到他的理论受到教徒们的猛烈攻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他自己“一想起来就觉得可笑”的决定。
  要成为一名牧师,就得毕业于大学神学系。可是查理已把他在别特列尔学校所学到的那些古典语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入学之前,他不得不温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根据剑桥学院注册的记载,他于一八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被录取为低年级寄宿生,受绍乌老师的指导。不过根据他本人的回忆,他只是在第二年初才最终进入剑桥。
  这位被查理称之为“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的达尔文医生有一点是不理解的,这就是自然科学本身仍是儿子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查理没有能够使自己认真地去学习神学,正如他未能认真地学习医学一样。在爱丁堡如此,在剑桥还是如此。不过这时的查理岁数大了一些,他能够约束住自己,不想让父亲生气。他不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而是长期不上神学课、语文课和数学课。但是一到考期临近,他就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的甲虫放到一边,着手准备功课,参加考试。考试完后他感到很轻松,便又暂时扔下必修课,转到他那些心驰神往的兴趣上来。
  例如,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十八日写给堂兄福克司的信中叙述了一系列关于向昆虫学进军的计划,谈到了所谓小规模学位考试问题。信的语气发生急剧的变化,他告诉福克司,传说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要对六个人(他是其中之一)特别严格,谈完这一点后,他大声疾呼:“鬼才知道等待我们这些懒人和昆虫学家的会是什么!”不难断定,这些“昆虫学家”(当然暗指他自己)对于应该考试的那些科目是特别懒的。但是,当他顺利考完试后,他又是感到多么高兴啊!他于一八三○年三月还是给这位福克司写信说道:“我考试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我可以把整张的纸都写满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那些主考人是够严格的,他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接着谈到他将在何地如何蒐集昆虫的计划,他要在伦敦听一出歌剧,将和朋友们消遣一番。看来他考试完后就再也不去关心神学了。另一方面,他对他所选择的前途是否正确越来越感到怀疑。他的一位剑桥同学赫伯特在回忆他时写道:“我们曾经严肃地谈论过成为一名牧师的计划。达尔文问我,我能否肯定地回答出主教向牧师提出的问题:您是否相信,您的内心受到了圣灵的激励,等等。我回答说我不能,他说:‘我也不能,所以我不能当牧师’”。
  但是,当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准备学士学位的考试时,他开始稍微学习了一下数学(他仍象以前一样对几何感兴趣,代数学得很差)和古典作品,并高兴地熟悉了柏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伦理学》和《自然神学》。那时他并没有钻研柏利所根据的前提,就信以为真。但他喜欢那一长串的结论和从这些前提中借以引出后果的逻辑。根据剑桥地方报的报道,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五月通过了学士学位的考试。
  年青的达尔文是一伙十分快乐的年青人中的一个,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每周聚餐一次。达尔文在回忆这些聚餐的情形时说:“我们时常饮酒过度,随后还兴高彩烈地唱歌和玩牌……我知道我应当对这样地消磨光阴感到惭愧,但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是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所以我们大家也就尽情地玩乐,直到现在一想起这段时光就感到高兴。”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人都是体育爱好者,所以对射击、打猎和骑马旅行的爱好,便使达尔文和他们更加接近起来。
  约翰·毛里斯·赫伯特是这伙人中一个,后来他在威尔士当了一名法官,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还十分亲切地把查理称为同学。他说:“这是一位极其亲切、热情和宽宏大量的朋友,人们都用最亲热的态度对待他。他同情一切美好和公正的行为;他从内心里憎恨一切虚假的、卑鄙的、残酷的、庸俗的和不诚实的行为。”
  达尔文性格开朗,象在爱丁堡时一样,在这里他也结交了许多同年朋友。例如,他同自己同学中的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维特莱非常要好。剑桥有个习惯,就是把数学考试的优等生造出一份专门的花名册。花名册叫作“荣誉学位考试”名单,列入花名册者被叫作“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而花名册中的第一名,即优等生,则被叫作“优等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维特莱荣获了这个荣誉称号。
  他使达尔文对精美的版画和油画产生了爱好,因此达尔文常去伦敦绘画陈列馆参观。兹茨威廉博物馆中,替善画的维纳斯、拉菲尔、莫尔根、缪勒的蚀刻画,以及伦敦国立美术馆中谢巴斯季安·德尔·皮奥姆波的彩色画,都使他赞叹不已。一般来说,他最喜欢写生画,他甚至还购买了一些彩色画。他同维特莱常在一起长时间的散步。
  维特莱居住在圣约翰学院(施鲁斯伯里来的学生通常都住在这里),达尔文在他那里认识了他的表兄赫伯特(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他是一位“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介绍达尔文参加了一个音乐小组,在那里查理可以进一步发展他从前就十分热爱的音乐爱好。他常说,他一听到美好的音乐就心旷神怡。但他的乐感很差,所以他的朋友们用另一种拍子演奏英国国歌,达尔文就辨别不出这首人所共知的旋律了。
  他在假期中同赫伯特特别接近,他们偶尔一起到巴尔穆特去度假。在这里达尔文马上吸引赫伯特“为科学服务”(当时他把收集甲虫称之为“为科学服务”)。他们每天不是乘船去旅行,就是到巴尔穆特前面的山里去游玩。在那里,在坡度不太陡的山上,达尔文经常收集昆虫,特别是甲虫。他交给赫伯特一个装有酒精的瓶子,要赫伯特给他收集各种他认为是罕见的甲虫。热心肠的赫伯特就极其认真地往瓶子里塞甲虫。可是收集来的他本人认为是罕见的甲虫,在达尔文这位甲虫行家看来,却并不特别重要。所以每当查理看完瓶子以后,总是感叹地说:“喂,老切尔比尤里(达尔文常这样称呼他),这些全没用!”不过达尔文对昆虫学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显然感染了赫伯特。他离开巴尔穆特后,常在信中委托赫伯特给他收集昆虫。在巴尔穆特所收集的捕获物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罕见的昆虫类型。达尔文对这些昆虫作了极其详细的记述,并指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给他找到这些昆虫。他在信中还常问候巴尔穆特的另一位居民,即他深信一定是同赫伯特一起去旅行的别特列尔。达尔文使别特列尔对植物学产生了爱好,而这种爱好别特列尔毕生都保持着。
  但是,看来查理在剑桥时期同他的堂兄威廉·福克司·达尔文更加亲近。据他在《自传》中说,他是多亏了堂兄才得以熟悉昆虫学的。由于他们俩同过学①,由于他们俩都对自然科学非常爱好(直到福克司已成为乡村牧师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爱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俩后来更加亲密。达尔文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在剑桥时期给福克司的一封信中,怀着愉快的心情希望剑桥时期的生活能够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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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福克司比查理大,比他早几年毕业于剑桥。福克司是查理的爷爷伊拉司马斯的哥哥威廉·阿利温·达尔文的孙子。福克司和查理在剑桥同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作者注

  父亲对查理在别特列尔先生那里的学习情况很不满意,有一次他严厉地对儿子说,“你关心的只是打猎、玩狗、捉老鼠,这样下去你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全家都要蒙受耻辱的”。他让查理提前退了学,并于一八二五年十月派他随同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一起进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伊拉司马斯一年前就已经在这里学习了。父亲作出的这项决定,可能是受了儿子这年夏天表现出的对行医发生了兴趣这一点的影响。
  早在施鲁斯伯里时,查理就已开始给一些病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看病:他对每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一切病症都记载下来,并且读给父亲听,父亲让他对病人再作一些检查,告诉他下什么样的药,然后由查理自己去配制。在查理那里,有时会同时有十二个病人,于是父亲发觉,查理就象他本人那样也善于博得病人的信任。他之所以设法把儿子送进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学习,是希望儿子将来能踏着父亲和祖父的足迹走,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伊拉司马斯和查理来到爱丁堡,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房间做卧室(他写信告诉父亲说,这样明亮的房间在这里是很少有的,因为这里的房间通常都是些“没有空气和光线的小洞穴”),另一间做客厅。他很喜欢这个城市。
  查理办完了一切入学手续,报了如下一些课程: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课和外科学;他领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后来他和哥哥都成了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也使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他对讲授医学课的邓肯常提出特别激烈的批评。他在自传里写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八点钟开始的脑膜治疗课,至今还有些可怕”。讲授人体解剖学的是亚历山大·门罗“第三”,他没有保持住在他之前由他的父亲和祖父讲授这门课程时所赢得的好名声。达尔文在对自己没有努力学习解剖表示遗憾时说:“他讲授的人体解剖,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因为要是能学好这门课程那是会更有好处的。达尔文经常到医院门诊去实习。至于外科学。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曾参加过两次危险的手术,但由于不忍目睹痛苦的场面,没等手术做完就跑掉了,因为这时还没有使用哥罗芳①。他唯一喜欢的课程是霍普的化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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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哥罗芳是一种麻醉剂。——译者注

  由于日夜在邮车上颠簸,达尔文在上路的第一天自然感到疲倦,特别是在长时期的晕船使他几乎处于半死状态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当他的邮车驱近故乡的城市时,英国的田野、菜园和森林使他愈来愈感到高兴。十月四日,他回到施鲁斯伯里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因此他在一家旅店里住下,决定不在夜里惊动亲人。第二天,快吃早饭时他来到了芒特。他看到父亲和姐妹们都很健康,和离开他们时的样子差不多。只有父亲在离别五年间有些衰老了。父亲满意地打量着儿子高高的个子(他现在能为儿子感到自豪),对女儿们高兴地喊道:“瞧,他的头型甚至全变了”!姐妹们都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在她们面前的仍然是那个可爱而善良的兄弟,和从前一样,用他那含情的眼光看着她们。但是,父亲的话里有很多是正确的。五年的旅行生活使查理大大变样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向自己提出并解决了许多科学问题(主要是地质方面的问题)的人,他已经是一个发展了自己的意志的人,他已经习惯于经常精力充沛地进行劳动和观察,习惯于遵守体力纪律和脑力纪律。
  这种纪律和孜孜不倦的精神立即表现出来。在旅行中,每到一个新地点,“第二天”他就登上山顶,观察新的地方,并着手搜集材料;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现在,在施鲁斯伯里也是这样,第二天他就登上了自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最清楚地观察自己将要活动的“场所”,带回来的搜集品要求按专家的意见进行分类加工;要作关于“贝格尔”号的报告;要写一系列的在他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地质著作(火山岛的地质、南美洲的地质、珊瑚礁的理论),然后关于与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分布有关的“物种”问题也要解决;《旅行日记》要准备出版(这部日记在旅途中连同详细的材料一起分批寄到了施鲁斯伯里)。在达尔文看来,他始终不渝的忠诚朋友汉斯罗,就好象是这样的“山顶”,从这里可以最清楚地观察到所有这一切。达尔文必须尽快地“向自己的首席海军大臣”(这是达尔文在旅行结束时从路上写信给汉斯罗时对他开玩笑的称呼)作一番自我介绍。达尔文要亲自同汉斯罗谈一谈,因为他知道,汉斯罗不仅在他的一切创新中会给他出最好的主意,而且还会帮他的忙。
  虽然达尔文“由于同亲人见面而高兴得头脑完全发了昏”,但他真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汉斯罗,询问汉斯罗是否在剑桥。同一天,他还给那位同自己亲密相处多年的舰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为了欢迎查理先生的归来,仆人们都痛饮了一番。信写得特别亲热,全是“最好的话”。
  把搜集品加以分类,以便进一步整理和确定,这在开始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达尔文的熟人、待他十分友好的赖尔劝他,他应当亲自研究地质学。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奥温不反对解剖一些用酒精浸制的动物。当时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格兰特准备研究某些珊瑚。但是,起初谁也没有准备去建立完整的队伍。一些博物学家不参加,许多象昆虫学家雅瑞尔这样的人则忙于其他工作。汉斯罗建议把动物的各科在剑桥的博物学家中加以分配。达尔文把这当作工作中第一阶段的计划,因为在剑桥享有崇高威望的汉斯罗所给予的帮助,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他打算在剑桥度过几个月并在那里开始自己的工作。然后达尔文认为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移到“污秽的、可憎的伦敦”去,因为在那里,只有他在场,才能推动专家们对旅行期间搜集的动物资料进行研究。但是,他不喜欢伦敦的那些动物学家。他曾出席过动物学会的一次会议,看到与会者“用那种与有教育的人的身份不相称的腔调相互攻击……”
  于是,达尔文就着手实现自己的打算。十月底,他把自己的东西和搜集品从“贝格尔”号上卸下来运往剑桥。在伦敦,达尔文结识了许多大博物学家。其中,赖尔表现得非常热情,他对达尔文的计划非常关心,并且产生了兴趣。要是我们回忆一下,英国的那些老地质学家们,曾经如何仇视赖尔的唯一神教派,他的地质学思想在传播并被人接受方面曾遇到过多么大的困难,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赖尔会对达尔文采取这样的态度了。达尔文不仅热烈地拥护赖尔的地质学思想,而且还准备在地质学方面超过他这位老师。因此,赖尔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达尔文旅行归来。当“贝格尔”号还在新西兰时,赖尔就写信给塞治威克说:“我由于盼望达尔文的归来,感到非常的寂寞。我希望你们在剑桥不要把他独占了。”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对赖尔曾经作了多么高的评价,而赖尔在发展达尔文的地质学思想和生物学思想方面又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可见,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需要的,因此,他们两人在相识之后彼此都相当满意,并且很快就成了朋友,这是毫不奇怪的。赖尔当时年近四十岁。达尔文不久就被选为地质学会会员,接着又被选为动物学会会员。
  十一月,达尔文来到梅尔的韦季武德家,在那里,人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他,因为有关他取得成就的名声已经遐迩皆知了。所有远亲都被邀请来“看他”。埃玛很想向他详细询问关于旅行的情况,不过她又担心由于自己对查理到过的那些国家知道得太少,他会不乐意给她讲的。她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查理一直在非常亲切地谈论,人们毫不客气地向他提了很多问题。正如埃玛在一封信中写的那样,他的姐姐卡罗莉娜是“那样地为他感到幸福和骄傲,以致看到她就使人感到高兴”。谈论的话题还有达尔文的日记,日记是同信件和科学札记一起由达尔文分批寄往家中的,因此他的姐妹们早已知道了。菲茨·罗伊看了这本日记后,建议把它同自己的日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读物出版。姐妹们和埃玛却坚持一定要把达尔文的日记同舰长的报告分开出版。
  正如达尔文所预计的那样,他在剑桥度过了冬天,他是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来到剑桥的。起初,他住在亲切热情的汉斯罗那里,后来他租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在剑桥呆的时间拖长了,因为他想在这里检查完他的地质搜集品(米勒教授在这里鉴定了他的矿物和矿石),此外,他还下很大功夫致力于《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达尔文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基督学院曾经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学生了!“走过学院的院子时,对任何一间屋子住的人都不认识”,这使他感到闷闷不乐。不过现在,每天晚上仍有一些好朋友聚集在他那里,看来,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他始终坚持的活动。他在给詹宁斯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丰盛的宴会和其他的诱惑”使剑桥成了“一个不好的工作地点”。这年冬天,他作的最初几个报告是:在动物学会上作了《关于美洲鸵鸟》的简短报告,在地质学会上作《关于智利海岸新的上升》的简短报告。
  一八三七年春天,三月六日,达尔文从剑桥来到伦敦,安顿在大马尔勃罗大街(他哥哥伊拉司马斯就住在这条街上不远的地方),一直住到九月,在这期间他主要是对《日记》进行加工。菲茨·罗伊舰长出版了描述他乘“贝格尔”号作两次旅行的著作。第一卷描述的是他于一八二六——一八三○年在金克率领下的旅行,第二卷描写的是有达尔文参加的一八三一——一八三六年的旅行;第三卷应该是达尔文写的《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但是,达尔文在日记中所遵循的不是时间的顺序,而是地理的顺序;他正确地认为,把注意力放到对访问国的描写方面,这对读者来说要更容易理解一些,在这种描写中,他有意包括了动物的生活方式、地质考察、风景描写以及个人的印象。他在六月份写完日记之后,正如他给福克司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给自己放了假”,动身到施鲁斯伯里去。但《日记》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最后整理好,以便付印,然后还要看校样。如果不知道达尔文在旅行期间已经对《日记》作过认真的修改,那就会对达尔文整理《日记》的速度感到惊奇。剩下来的只是要对那些只有在专家的参与下才能弄清楚的最有意义的航行结果作一些压缩和补充。
  在“贝格尔”号上,菲茨·罗伊的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的旅行南美和周游世界的著作,达尔文当然经常地研究这些著作。在旅行期间,达尔文广泛地奉行着培根的箴言(他后来把这个箴言介绍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要他们注意):“阅读使人全面,商谈使人有经验,而写作则使人准确”。
  达尔文在结束《日记》时,再一次重新考虑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留给他的印象。而物种起源问题又非常复杂地摆在他的面前。他认为,应当学习赖尔在地质学方面作出的榜样,首先搜集与动植物的变异现象有某种关系的事实。达尔文,正如他本人在自传中所说的,是以真正的培根精神在工作的,他不受任何带有偏见的理论的影响,广泛地搜集主要与人工培育的品种有关的事实,利用出版的著作,同有经验的畜牧家和植物栽培学家保持联系。七月份,他开始第一本关于物种问题笔记的写作。
  在这个期间,达尔文还作了两个地质报告(关于《南美的巨漂砾》和关于地震),这两个报告受到了地质界的赞扬。
  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忙过。这种活动是符合他的科学愿望的,但是留给他从事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太少了。在旅行结束时,他曾向往将来能生活在施鲁斯伯里,生活在他亲爱的父亲和姐妹们中间,而现在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故乡小住。
  看来,查理来到伦敦和赖尔的援助,对他为《‘贝格尔’号的动物学》①一书搜集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是有帮助的,这本书应当根据准备情况出版成一些单独的论文或篇章,以使作者不至于相互阻碍。那些自以为博学多才曾吓唬过达尔文的植物学家,开始对他有好感了。他在写给詹宁斯的信中说:“请告诉汉期罗,我认为我的那些化石树已熔化了布朗(著名植物学家罗·布朗)的铁石心肠,因为他谈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植物,而以前对于这些植物他却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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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是简称。指《在“贝格尔”号上航行期间的动物学》一书——编者注

  一八三一年八月,达尔文的朋友汉斯罗教授收到了剑桥的天文学教授皮克如下一封来信,信云:

  在距离伦敦二百二十公里、距离西海岸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英国的古城施鲁斯伯里。弯弯曲曲的塞文河在这里转了个急弯,把一个由小山形成的半岛围了起来,河弯的直径有几公里。这个城市很早就在这个河弯里发展起来,城市的街道逐渐往小山的顶端扩展。塞文河大桥把施鲁斯伯里与城的四郊联结起来。从市里往西北方向走去,通过威尔士大桥,沿着塞文河岸再走半公里,在弗兰科尔区就可以看见施鲁斯伯里的近郊以及座落在塞文河岸的悬岩峭壁之上的一座三层红砖楼房。这座楼房是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在一八○○年建成的。医生的第五个孩子,即后来的伟大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就诞生在这座楼房里。
  楼房的所在地叫“山丘”(芒特)。楼房的旁边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种有供观赏的植物和果树。有一条小路穿过峭壁,在这条叫作“医生路”的旁边长着一棵栗树,树枝相互平行地弯曲着。这是查理小时候喜爱的一棵树,他和他的妹妹凯瑟琳在树上都有自己的特殊“座位”。靠近楼房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暖花房。
  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身高一米八八,很胖,体重约有一百六十公斤。罗伯特·达尔文作为一个医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对人的关心,他那博得人们信任的本领和他那高度敏锐的观察力(这使他总是能够预先准确地说出病的发展经过)——这一切对他的成功都起了促进作用。他在二十一岁(这时他在莱丁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以前就开始行医了,在施鲁斯伯里刚行医半年就诊治了四五十个病人。这样,他一开始行医就能够完全靠自己收入为生,而不需要父亲的资助。他很能博得人们的信任,所以许多病人往往不只是向他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且还把自己的忧虑和不幸讲给他听。查理·达尔文说他父亲是“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他对父亲无限信赖。达尔文在回忆父亲时,常常列举几件描述这位医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趣事。例如,查理听父亲说,有一些到他这里来就医的妇女总是哭哭啼啼,使他感到难受。这位医生很快就发现,愈是请她们不要哭,她们哭得愈厉害。因此,后来他就鼓励她们哭,说这能使她们感到痛快,这样一来他就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啼哭停止了,于是他就可以听她们述病,然后进行诊断。
  医生与他父亲的朋友老乔赛亚·韦季武德(他是著名的英国“韦季武德”美术瓷器厂的创办人)的女儿苏桑娜结了婚。在查理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正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她临终时睡的床、黑丝绒长衣和结构奇特的针线桌之外,我几乎记不起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了。”除了查理,家中还有他的大哥伊拉司马斯和四个姐妹。在他们中间,他同比他大六岁的苏桑娜和医生最小的女儿凯瑟琳最亲近。
  母亲去世那年(一八一七年),查理开始进凯斯先生的学校学习,他在学习上赶不上小妹妹凯瑟琳。不过他却有另外一些兴趣,即在搜集方面的兴趣:他收集矿物、贝壳、硬币和图章。应当指出,在家庭成员中只有他特别爱好收集,——他的哥哥和四个姐妹都不进行收集。就在这时他已经对自然史产生了兴趣,他竭力要弄清楚各种植物的名称。在他童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很有趣的,这就是他喜欢长时间地单独散步,散步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进行思考,有一次他在走过施鲁斯伯里的旧城堡旁的一条小道时,由于只顾思考,就从七、八英尺高的地方失足跌了下去。他喜欢钓鱼,常常拿着钓鱼竿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塘边或河边。他在搜集鸟蛋时,从每个鸟窝里他只拿走一个鸟蛋,从不多拿一个。每当他想起他在幼小的时候曾经无缘无故地揍了小狗一顿这件事时,他一生都感到内疚。
  第二年,即一八一八年,查理被送进别特列尔博士主办的一所旧式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学了七年。他是个寄宿生,但是他却常常在校方每天两次点名之间的那一长空当里跑回家去,因为他在家里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在家总要呆到最后一分钟才离去。为了不迟到,他只得拼命跑步去学校。
  校长别特列尔先生是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神父,还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因自己写的希腊颂诗得过两枚奖章。无怪乎学校所进行的是一种严格的古典教学,学校对作诗特别重视。达尔文虽然没有作诗的才能,但是他收集了大量旧诗,并加以剪裁,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也就能够很容易地作出任何题目的诗篇来。
  学校里学的是古文,读的是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并且还要背诵。背诵对达尔文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两天以后他就把所背会的东西同样容易地忘掉了。只有贺拉斯的某些诗篇使他得到唯一真正的快乐。学校还讲授古代史和地理,这两门课讲授得都很扼要。
  达尔文对别特列尔的这所学校十分反感。在这所学校里,他是一名中等生,可能还是一名落后生,所以他认为在这所学校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空白”。
  但是,达尔文却有各种各样的校外兴趣。例如,他曾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当他了解了对定理的一些明确的论证方法时,他就感到非常满意。当有人向他说明如何使用晴雨表上的游标时,这也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他做的主要事情还是搜集。他一面照旧收集矿石,一面努力设法找到一些有新的名称的新矿石。他还收集各种昆虫,他在十岁时就对地方动物志相当熟悉,而读了鸟类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就开始对鸟类习性进行观察,并作出各种标记。他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十分喜欢“在刮风天的傍晚沿着海滨散步,观赏那些沿着奇怪而又错误的路线飞回家去的海鸥和鸬鹚。”
  在查理快要毕业时,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对化学发生了兴趣,并在一个棚子里搞起了一个小试验室。查理经常帮助他,并且认真地读了几本化学方面的书籍。当他在实践中了解到了试验方法的奥妙之后,便对化学入了迷。但是别特列尔的学校反对他从事这一工作:别特列尔博士曾当众斥责他白白地浪费时间,而同学们则给他起了个“瓦斯”外号。
  在毕业前不久,查理又迷上了打猎。在他十五岁时,他曾去探望住在伯明翰附近的萨缪埃利的姑父哥尔顿(他的妻子是他父亲的妹妹),姑父常带着他这个侄子去打猎,并给了他一支猎枪。当他们打猎归来时,姑父开玩笑地对他说:“鸟儿正站在树上笑你哩。”查理也笑了起来,可是这个玩笑刺伤了他。不久哥尔顿来到芒特,查理把他叫到花园里,以胜利的姿态表演给姑父看,他是怎样射中抛到空中的手套的。
  至于谈到他当时的文学兴趣,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常常坐在学校深深的窗户洞里入迷地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他还阅读诗人汤姆逊的《四季》诗以及刚刚出版的拜伦和华尔德·司各特的长诗。
  当他对诗歌失去兴趣而感到不快时,就骑马到城外郊游,这使他有机会欣赏大自然的风景,这种娱乐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还有一个特点应该指出:看来在当时达尔文就具有一种温和可亲的、善于交际的性格。他在同学当中有许多朋友,他对他们非常留恋,非常热爱。

  达尔文经常把自己在昆虫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告诉福克司。他告诉福克司说,在伦敦,他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动物学教授霍普先生那里整整呆了两天,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同他谈论和观察昆虫”。达尔文特别喜欢霍普的昆虫蒐集品。此外,霍普给了他将近一百六十个新品种,并且还十分慷慨地要把自己最稀有的昆虫标本(这种标本每种只有两个)送给他。看来,霍普对达尔文很感兴趣,对达尔文拿给他看的那些达尔文和福克司的蒐集品赞扬了一番,达尔文接着告诉福克司说,他还认识一位研究甲虫的大专家斯捷芬斯,他把斯捷芬斯的蒐集品捧上了天,并说他常在斯捷芬斯那里喝茶。总之,达尔文充分利用了他这次到伦敦去的机会。他结识了许多博物学家,参观了各种自然史机构,访问了皇家学院、林纳学会和动物园,参观了其它许多“博物学家集聚”的地方。
  他还告诉福克司,他读了哪些书(关于长臂猿的书),猎获了什么鸟,他曾为甲虫问题而同一位昆虫学家发生了争吵,并威协说要把这位昆虫学家从楼梯上推下去;他也把自己不顺利的事告诉福克司。例如,他曾同霍普到北威尔士去作了一次采集昆虫的旅行;头两天还顺利,可是后来却突然病倒了,以至于不得不返回施鲁斯伯里。他把他对剑桥音乐会的印象也告诉了福克司。他还写信把考试的情况告诉福克司,说在准备考试期间他发过牢骚,为了准备考试他没有抓过一只昆虫。
  总之,他当时对收集甲虫的兴趣大得很。例如,达尔文在最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下面一件事(他在《自传》中也扼要地提到了这件事):“有一次我剥开了一块树皮,看到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我两手各捉了一只;就在这时我又瞧见了第三只新品种的甲虫,腹部带有大十字花纹,我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我把右手里的那只用牙齿轻轻咬住,好腾出手来。可是狡猾的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使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这样一来,捉到的两只跑了,而第三只也没有捉到。”
  大概,查理·达尔文不止一次地向剑桥的同学们讲述了这次捉第三只新品种甲虫的故事。因为在后来同他们的通信中他时常提到“大十字”的事。看来,这是他对昆虫学的爱好一次清晰的回忆。
  当时达尔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些收集昆虫的新方法: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老树上刮藓苔,然后把刮下来的藓苔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这样达尔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见的新品种。当他在斯捷芬斯写的关于不列颠甲虫的书中看到“查理·达尔文捕获”这几个字时,他感到无比荣幸。
  剑桥大学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公共课。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讲授很有兴趣的地质课。可是由于以前爱丁堡大学的地质课使达尔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听塞治威克的讲课。然而他却去听汉斯罗的植物学课;他对汉斯罗在讲课中清楚的叙述和美妙的图解尤其喜欢。早在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的哥哥就评论过当时才三十二岁的汉斯岁,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达尔文评论汉斯罗时说得很简单:“他什么都知道”。汉斯罗有时带着学生和同事们一块去徒步旅行。如果确定的旅行目的地距离远的话,他们就乘车或坐船顺流而下。达尔文认为这样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汉斯罗象孩子一样常同他们逗乐,他对那些怎么也扑捉不住金凤蝶的人,或对那些陷进沼泽地的泥泞里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就一些比较罕见的植物或动物接连讲好几节课。看来他对于任何一种植物、动物或化石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久,达尔文通过福克司接到汉斯罗的邀请。
  大学里一些年青的学生和年长的职员每周要在汉斯罗那里聚会一次。团结博物学家的这种聚会,在剑桥起了伦敦的那些科学协会所起的作用,这些集会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它们真正成了后来在剑桥建立雷耶夫协会的核心。
  达尔文身上有着某种特点,不仅使许多同龄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龄大好多的人对他产生好感。也许,这就是他热爱自然史的那种特别真诚的心和他那活泼而又反映灵敏的大脑吧。汉斯罗很快就和达尔文亲近起来,以至于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几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无怪乎人们都这样来谈论达尔文:“这是常同汉斯罗一道散步的那个人。”这种友谊对达尔文以后的整个生涯起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达尔文后来的环球旅行。
  汉斯罗不仅乐意告诉大家那些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矿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渊博学识,而且他待人特别亲切①,他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无虚荣心,这一切都在精神上给达尔文以良好的影响,而他们那一伙人多次在汉斯罗那儿举行的有趣的聚会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在这一伙人之中,达尔文提到的有威韦利,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任何人都健谈”,还有汉斯罗的一个亲戚詹宁斯,后来他同詹宁斯经常通信,詹宁斯后来曾出版了几部自然史方面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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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达尔文举出下面一件事来说明汉斯罗特别亲切:“有一次我在观察潮湿的地面上的花粉粒。我看到其中有一些伸出了花粉管,于是拚命跑去向他报告我的发现。我相信,任何一位植物学教授看到我这种表现都会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但是他却完全赞同我的发现,他说,这种现象是极其有趣的,并向我解释了这种现象的意义,而且很亲切地让我知道,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我离开他时一点也不感到难堪,反而为自己发现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而沾沾自喜,不过我当然要告诫自己以后再有什么发现就不要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报告了”。

  在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又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关于他前两门课的学习情况,我们毫无所知;至于自然史这门课,我们已经知道他很早就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岁伯特·詹姆逊。他的这门专业课包括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此外他还出版讨论一般科学问题的《爱丁堡哲学杂志》和《新哲学杂志》。他的功绩还在于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极好的搜集品,这个博物馆当时被认为是第二个英国博物馆,仅次于伦敦英国博物馆。在地质学方面,詹姆逊所持的是著名的岩石水成论者魏尔纳①那些极端的、早已过时的观点。
  詹姆逊通过讲课,通过他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和他对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博物馆的兴趣,博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如伊·福勃斯这样一位大博物学家就对他作出了好评。他于1826年讲授的《动物学》这门课程开头讲的就是人类自然史,然后主要讲授脊椎动物亚门和无脊椎动物,最后讲授《论物种起源》这门哲学课②。但是达尔文对这样的课程也未必听进去多少。他认为这些课程也是“极其枯燥的”。诚然,他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对课程中的地质部分讲的,因为达尔文补充说:“这些课程对我所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我一生决不再读一本地质方面的书,决不研究这门科学”。幸而他没有恪守自己的这个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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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魏尔纳是德国弗赖堡科学院的教授,他完全否认地球史上的火山现象有什么意义。根据他的观点,现今的各个火山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些火山是由硫磺、煤等物质自身燃烧形成的。
  ②遗憾的是,使我们得以知道这些情况的埃舒奥尔特教授没有告诉我们詹姆逊对这个问题究竟持什么见解。如果他叙述了拉马克的进化论,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作者注。

  雕刻《‘贝格尔’号的动物学》一文中的统计表和插图是要花钱的,而达尔文在预先得到林纳学会关于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是有意义的这一保证后,便设法得到政府的补助金,作为出版这篇论文的开支。他的请求无条件地被接受了,财政大臣只是请他“最合理地”使用拨出的一千英镑,这当然符合达尔文本人的愿望。
  但是,生活在伦敦使达尔文感到难受,因为伦敦是一个“烟雾迷漫的地方,一个人在这里要失去一大部分最好的生活享受”。达尔文不能够充分地“在大自然里散步”,而散步则是他由衷喜爱的活动。主要的问题是,他所从事的大量工作在一八三七年秋天影响了他的健康。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他持续了一生的疾病。其病状是:消化不良、头晕、眼花和易受刺激,这后一种病使他不能参加社交。
  关于病因,众说纷纭。当“贝格尔”号还未启航时,达尔文在德文港患的心悸很可能是病的起因。他在“贝格尔”号的他得病的原因。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因为不管在海上晕船多么厉害,时间多么久,它也不是在陆上长期患病的原因。查理的父亲认为查理在瓦尔帕来索害的病是他不健康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医学虽然还没有查出所有的病因,但是,查理在后来的整个一生中每逢体质减弱时就感到非常难受这一事实说明,在他的血液里存在有病原。
  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认为达尔文的病是由于先天体质虚弱而造成的。有些医生认为达尔文患的是“神经官能症”或“慢性神经衰弱”。我们认为,达尔文父亲关于“体外病原体”在身体内起了作用的推测可能性最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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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然,这个问题纯粹是医学上的问题,应当由专家们去解决。但是就连医生们关于病因的意见也是极不相同的。

亲爱的汉斯罗:
  菲茨·罗伊舰长要为测量大地岛的南岸而去作一次旅行,然后将访问南海中的许多岛屿,再经印度群岛返航。所乘的军舰特别适于进行与测量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因此这次航行将为一个博物学家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而如果失去这个机会,那将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有关方面曾请我推荐一位合适的人,作为博物学家一同前去考察,他将受到各方面的照顾。舰长是一位年轻人……非常热心于他所担负的使命。并受到了别人的高度赞扬;如果列奥纳尔德·詹宁斯能够去,他会带回许多珍宝的,因为只要他认为有必要或者愿意进行考察的话,这只船将会供他调用。不过现在还没有一位理想的博物学家,您能否热心推荐一位呢?他应当是一个不辜负于您的推荐的人。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失此良机,那对自然科学将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该舰约在十月底起航。
  请立即写信告我,您能够做到么。
  下次再谈,我亲爱的汉斯罗。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时期对达尔文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天文学家约翰·赫瑟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这本书激起了达尔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为建立自然科学的大厦作一点贡献”。另一本书是亚·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记》。
  亚历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时间比达尔文早四十年,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刚刚进入格廷根大学。他在那里结识了乔治·福尔斯特。乔治·福尔斯特和父亲都是虎克舰长在他最长的第二次环球旅行中的旅伴。乔治·福尔斯特十五岁就同虎克一起旅行,他后来出版了这次旅行的游记。由于他的才能,由于他对旅行各国的大自然和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他的这部游记远远超过了其它一些游记。他是一个知识渊博、仁慈、爱好自由和富有敏锐美感的人,他善于对旅行(在旅行中他在地理上有不少新的发现)中所遇到的那些难以描述的然而却印象新颖的事物作一系列细腻的艺术描写。
  洪保德从小就向往到遥远的国家去旅行,从小就酷爱植物学和矿物学。他同福尔斯特结识后,便随他沿着莱茵河到荷兰,然后到英国和法国去旅行。福尔斯特对艺术、历史、工业和自然的广泛兴趣,使参加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种矿场、工厂、科学机构、天文台、植物园、船坞等。无怪乎洪保德在几乎过了十年之后还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国。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尔斯特,时常呈现在他的脑海里的是福尔斯特对旅行所作的那些艺术性的描写,他把这些描写当作某种典范。但是自然科学在这个期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时与福尔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造诣和很有学识的博物学家,一位富有学识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了。此外,他还在意大利旅游过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写成的美洲旅行记中,他对各地风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进行的艺术性描写,同他对许多科学问题的阐述,同其他许多国家和人民相比较,同对许多事物的阐明和概括等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年青的达尔文读了洪保德这部艺术性的旅行记的第一卷之后(他读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兴。人们阅读洪保德关于介绍加那利群岛的自然条件的描写,阅读他关于攀登高度超过维苏威火山两倍的火山特纳里夫峰的描写,的确是入迷的。
  关于对特纳里夫峰的初步观感(在这个观感中混杂着幸免于难的念头)的描述是引人入胜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浓雾中驶向加那利群岛的,什么也看不见,即使距离很近。但是雾很快就消散了,于是在浓云上面立即展现出壮观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线曙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山巅。大家都奔向船头,观看现出的景色。这时在离船尾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四艘游弋的英国军舰,正在追赶西班牙的船只(当时西班牙正同英国作战)。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只被俘,并被押送到英国去的话,那他的旅行一开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浓雾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于港口炮火的保护之下的那只船。下面接着描述了他们登上东海岸那晒得极热的不毛之地,东海岸边圣克鲁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紧靠在黑色的峭壁边。然后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们曾经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们之所以航行到这里,是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登上山峰。据洪保德说,这个位于“热带入口”附近的特纳里夫岛①的西岸有许许多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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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特纳里夫岛在大西洋。——译者注。

  但是,如果说从表面上看来达尔文很少研究医学、很少上必修课的话,那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科学已失去了兴趣。相反,他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他常常到设在教学楼里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两位年轻的大博物学家交上了朋友。其中的一位就是罗伯特·格兰特博士,他当时才三十三岁,正是处于从事科学活动的风华正茂的时期。早在一八一四年,他就在爱丁堡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一八一五——一八二○年间,他一直呆在巴黎和欧洲的其他一些设有大学的城市里,在那里研究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拉马克出版了自己的进化论著作《动物学哲学》(1809年),并准备和开始出版自己的无脊椎动物学方面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时,格兰特很快就到巴黎向拉马克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于一八二○年回到爱丁堡,并考察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专门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他写了几部关于海绵动物重要著作(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他在爱丁堡附近的福斯湾海岸上对海绵动物做了大量的观察。他在这几年中写了十来本其他有关无脊椎的腔肠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苔藓动物纲和甲壳纲方面的著作和几本有关脊椎动物亚门的著作,例如《羊驼》即巴西啮齿目的解剖学。
  达尔文经常同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博物学家去游览,帮助他在落潮后的水坑里收集动物,而他自己也尽力去研究如何对这些动物进行解剖。达尔文在一八二七年的笔记中提到,他在福斯湾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海鱼——“海雀鱼”,并“与格兰特博士一起对这种鱼作了解剖”。他们对鱼的内部器官,包括心脏和心瓣几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达尔文发现,格兰特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冷淡和拘谨,但内心却极其热情。
  有一次格兰特在同达尔文游览时非常高兴地谈论起拉马克的进化观点。达尔文一言不发,好奇地倾听着他的谈论。但无论是这些观点本身,还是格兰特对这些观点的迷恋,都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的家庭当中,进化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大概达尔文当时已经读了他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所写的《动物生物学》和其他一些著作。不过他对所有这些纯理论的观点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他依然热衷于对生物界的考察和对动物机体的研究。
  他同纽挨文尼的一些渔民结为朋友,并同他们一起去捉牡蛎。采捕机从河底捕了许多其他的动物,他对这些动物进行了研究。他在这一年的笔记中记载和描述了某些软体动物的产卵情况,描述了软体动物的幼虫,并简要叙述了珊瑚虫和海鳃。根据笔记的记载,他同另一位同学科利茨特里姆一起观察过一条鱼往圆盘和桡骨基之间特殊分泌囊里产卵的情况。笔记本中保存有几份动物统计表,显然他是把这些统计表放在笔记本内,旅行时随身带着的。这就是:“福斯湾和苏格兰其他地区的蠕虫”(这是从詹姆逊教授的著作中摘录来的);一份在上述地区所找到的各种鱼类的统计表(这是由另一位博物学家编制的);两份用以确定从各产地捕获来的鸟类的详细说明。
  年轻的达尔文在爱丁堡结交的第二个青年科学家叫维利亚姆·马克——吉利弗雷。他比达尔文大十三岁。他由于发表了一些软体动物方面、特别是鸟类方面的著作而出了名。后来他又出版了一部论苏格兰鸟类的巨著。他送给了达尔文几个罕见的海贝,时常同达尔文交谈自然史中的各种问题。可能,他是支持查理对搜集鸟类和观察鸟类的兴趣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尔文向一个曾同鸟类学家沃捷尔通一起工作过的黑人学习制作鸟类标本。查理常常高兴地在这个黑人那里闲坐,因为“他是一个逗人喜欢和知识渊博的人”。上面谈到的两份确定鸟类的详细说明材料,足以说明达尔文对鸟类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达尔文在爱丁堡的第二学年是在哥哥不在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在象他那样热爱自然科学的同学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查理积极参加普利尼学生自然史学会的工作,这对他同这些朋友的接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该学会是在詹姆逊教授的鼓励下于一八二三年创立的。学会会员们每星期二在爱丁堡大学的学院地下室里集会,宣读和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学会一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会员,但是通常参加开会的人数不超过二十五人。学会秘书是格兰特。达尔文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选为学会委员,而在下一个星期选举负责人和理事会时,他又被当选为学会理事会五人成员之一。这当然说明了他在同学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自然史爱好者,一个对自然史感兴趣的人。保存下来的学会记录记载有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和所有参加辩论的人,这些记录表明,在查理·达尔文担任学会委员的几个月中,一共举行了十九次会议,他只有一次缺席。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辩论时发言,例如他曾就自然分类问题和种类特征问题发过言。
  一八二七年①三月二十七日,达尔文在普利尼学会就自己的两项发现作了报告。这些发现都与观察海生动物有关。首先,他在一种小群体的粘附在海生动物底部的苔藓动物所谓的“卵上发现有纤毛。当时人们一般都把“卵子”理解为早期发育阶段的胚胎。“细胞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许多细胞或一个细胞构成)只是在十二年以后才产生,而要使人们彻底承认动物的性发育也是从一个细胞即“卵细胞”开始的,则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后来“卵子”的概念就缩小了,它只是关于这个单细胞阶段的概念。根据达尔文的发现,苔藓动物的“卵子”原来是一个周围布满了许多颤动纤毛的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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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正是在这一年(根据保存下来的学会记录),而不是象达尔文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是1826年。见埃舒奥尔特的论文。——作者注。

  达尔文在繁忙中休息了一个月,他到了施鲁斯伯里和梅尔,甚至到怀特岛拜访了福克司。大概,他在梅尔期间,曾对蚯蚓和蚯蚓对土壤形成的作用作了首次考察。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关于蚯蚓对这个过程的作用的思想是他的“舅父乔斯”的。深秋时分,他在地质学会作了一个《关于腐植土在蚯蚓作用下的形成》的报告。无论是在航行期间,还是在这以后的最初几年,一般说来,达尔文虽然首先是一个广义上的“博物学家”,但是他用的时间最多的却是在地质学方面。他从航行中带回了那么多这方面的新东西,那么多用崭新的、没有丧失其战斗意义的赖尔的观点来说明的东西,以致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就作出很多不同的饶有兴趣的报告。
  地质学会很自然地希望这个在地质学方面崭露头角的巨人能参加学会工作,因此打算邀请达尔文担任学会的秘书。达尔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婉言谢绝,借口自己在英国地质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况且秘书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这就会把自己的地质著作推迟。但是,一八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他终于接受了坚持要他担任的秘书工作。
  在此以前,他就为收到即将出版的《日记》校样感到高兴。虽然他也曾对校样中印错了那么多的字而感到生气,但是光滑的纸张和清晰的印刷物使未来的这部书具有一种招人喜欢的外表,给作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有好几个晚上,他默默地、惊讶地凝视着他从印刷厂得到的第一卷的第一页……”他在给汉斯罗的信中对自己成了作家这一点表示惊讶:“即使我活到八十岁,我也不能不为人们把我看成作家而感到惊讶。如果有谁在我旅行之前的夏天说我将成为一个作家的话,这会使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象说我要成为一个天使那样的不可能”。
  为了不再使用《日记》这一书名,比如说,该书第一版在一八三九年初是以《皇家军舰‘冒险’号和‘贝格尔’号的勘测航行记》(一八二六——一八三六)第三卷这样的形式出版的,它描写了这两只军舰对南美南岸的调查和“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的情况。《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同年,报告的出版者科尔伯以特殊的印数出版了(达尔文的)第三卷,取消了总书名,改为这样的标题:《‘贝格尔’号(一八三二——一八三六年)在舰长菲茨·罗伊率领下对访问各国的地质学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记,查理·达尔文(科学硕士、皇家协会会员、地质学会秘书)》。过了三年,该书又印了一次。关于修订的第二版,我们下面再谈。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在一八三七年冬至一八三八年期间,首先考虑的是他在“贝格尔”号旅行时所搜集的动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材料,而且当时连关于物种问题的第一个笔记的评语也都有了。例如,后来他在九月间给赖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最近,我可悲地受到了使我懒惰的诱惑(这是仅就纯粹地质学方面的情况而言),这就是由于大量的·新·观·点经常不断地涌现在我心头而使我懒惰,它们同·物·种问题有关。一本又一本笔记抄满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着重号是达尔文加的)聚集在一些次要法则的周围……”我们只是从一本笔记里,大概是从第一本笔记里,知道了达尔文的儿子,达尔文传记的作者弗朗西斯·达尔文所刊印的一些片断。达尔文在从福克司那里得知关于某些动物杂交的情况之后,写信给福克司(六月),表示了如下一种志愿,有朝一日他一定能“在物种和变种这一最复杂的课目中”有所作为。
  很可能,如弗朗西斯·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达尔文就是从这第一本笔记中选取了最有趣的几页;这本笔记中剩下来的和弗朗西斯·达尔文所发表的一切也都是很有趣的。我们现在来谈谈某些笔记。如果在绝灭的和现代的种类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达尔文确信美洲的贫齿动物就有这种联系,此外,澳洲的袋鼠当时也形成了这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是繁殖。他在笔记中写道:“连续的繁殖说明,为什么现代的动物属于已经绝灭的类型;这是一条几乎已被证明了的规律……如果不改变,它们就会绝灭,象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这是物种的一代,象是特殊种族的一代一样……如果一种·物·种产生出其他的·物·种,他们的族就不会彻底灭亡;象用种子进行繁殖的金莱茵特苹果那样,可以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全部绝灭”。
  这里应当说明,达尔文在引用“金莱茵特苹果”这个比喻时,意味着什么。果树栽培家帕什凯维奇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金莱茵特苹果”是英国苹果的一个品种,它具有无性繁殖的能力。著名的植物栽培学家怀特提出了关于果树品种的永久性问题,并得出结论说:那些在几个世纪期间靠嫁接来繁殖(无性繁殖)而不更新种植地块的品种(其中包括“金莱茵特苹果”)正在绝种。要使它们不绝灭,就必须用种子进行繁殖。达尔文说,一些物种如果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而不发生变化,那就会象无性繁殖而无变化的“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而遭到绝灭。
  “如果一种物种产生出其它的物种,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发生变异的话,它们的族就不会彻底灭亡,因为它们就象用种子进行繁殖的‘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而继续存在。”
  地理扩展方面的事实也向达尔文提出了进化的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动物属于一定的类型,这一定有某种原因。为什么羚羊在非洲,而袋鼠却在澳洲?当然,这不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创造者,而是因为“羚羊的共同祖先在非洲,而袋鼠的祖先在澳洲”。这不能不使他提出关于现代的贫齿动物和绝灭的贫齿动物之间的种属问题。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在南美洲,大懒兽弟兄,即现在已经绝灭的犰狳的叔伯可能是所有犰狳的祖先”。但是,绝灭的种类是否总要留下后代呢?他在笔记中接着指出:“如果个体不能繁殖,它就没有后代,物种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指出,古生的马在一个地方留下了后代,这就是现在还生存着的南美洲的斑马,而在北美洲,它却已经绝灭了,没有留下后代。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绝灭取决于什么呢?他把新的想法记了下来:“至于说到绝灭,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鸵鸟的变种可能适应性很差,因而必将绝灭,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象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反舌鶫那样,处在有利的条件下而大大地繁殖起来。这一切都依据于这样一个原则:在狭小境域内的繁殖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引起的不断变异,在适应于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因此,物种的绝灭是由于不适应环境的结果(与美洲的情况相反)。”
  弗朗西斯·达尔文指出了这一处文字,虽然他认为这是个“表达得有点含混的”一处文字,但在这里毕竟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最适应者得以保存的原则,并注意到,达尔文在了解马尔萨斯学说以前就写出了这个原则。因此,弗朗西斯·达尔文是正确的,他说:“我毫不怀疑,只要他(查理·达尔文)知道生物是相互依附的,并且具有它们的生存条件是残酷的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经验就一定会形成为一种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勿须求助于马尔萨斯也能够工作。”
  人来源于动物这一点没有使他这个既喜欢野生动物、又喜欢家养动物的博物学家,象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包括赖尔)那样,产生某种厌恶的情感。达尔文写道:“如果让我们任意假设一下的话,那么,动物,即在痛苦、疾病、死亡、苦难和饥饿中的·弟·兄,我们在最艰难的工作中的奴隶,我们在欢乐与共中的同志,——所有这一切也许会使它们通往同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来源——·会·使·我·们·所·有·的·人·溶·合·在·一·起。。(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他在用进化论说明所有生物的历史发展时,同他在进行伟大的总结以前以及进行伟大的总结期间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状况都进行了对比。他感觉到,他的理论不能不遇到类似的反对意见。他写道:“在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以前,可以说用一个规律来说明所有星球的运动,正如用一个规律来说明一个星球的运动一样,都是困难的。人们也可能说,这对于所有哺乳动物是一个来源这一点来说似乎什么也没有说明(如果我们打算说明的话)……”“天文学家曾经说过,上帝预先确定了每个星球要按照自己的特殊轨道运行。同样,上帝也要求每个动物在一定的国家里以一定的形式创造出来;但是这种要求的威力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雄伟:让万有引力按照一定的规律发挥作用吧,这将会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让动物创造出来吧,那时它们的后代将按照一代被另一代所代替的固定规律而成为同样的动物。”
  我们根据笔记中这些仓促作出的评论看到,达尔文在这个时期明确地向自己提出了进化原因的问题,对于进化他已经不再怀疑了,为了弄清进化的原因,他认为必须研究生物的适应性以及生物的性质、构成和本能。如果他的理论取得了胜利,他想在他的面前将会展现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极其广阔的前景。他写道:“我的理论将赋予现代(类型)和古生代(类型)比较解剖学以重要性:它将导致对本能、遗传、智力遗传以及整个形而上学的研究。它将导致对杂交、再生、变化原因的详细考察,以便了解·我·们·是·从·哪·里·起·源·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和向何处发展,什么情况有助于杂交,什么情况妨碍杂交,——这种情况和对物种构成中直接过渡的观察,能够导致变化规律的发现,而这种规律会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将指导我们的认识。”
  一八三八年上半年,达尔文忙于对旅行期间所从事的动物学和地质学作总结。这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便决定到剑桥自己的朋友们那里去几天,并住在汉斯罗那里,晚上汉斯罗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达尔文认识了教阿拉伯语和犹太语的李教授,并拜访了地质学家塞治威克。
  在剑桥的休息对达尔文起了很好的作用。他终于恢复了健康;于是决定到苏格兰去游览一番,他从格拉斯哥出发,到了英威涅斯山谷,在这里他住了八天,研究了类似罗埃河谷的地质学上的阶地。天气非常好。在令人讨厌的伦敦生活以后,达尔文对苏格兰的大自然感到特别愉快,对那美丽的晚霞非常欣赏。他在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所登上的第一个火山岛和第一个火山口,甚至他所通过的科迪列拉山脉也未必能象罗埃河谷那样使他如此喜欢。
  同年夏天,他回到伦敦以后,写了关于这些阶地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会报》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后来达尔文一直为这篇文章感到羞愧,这篇文章,就象他后来认识到的那样,对他来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结论中利用排他的方法的一个教训。在他之前,劳格、迪克和马卡洛克都认为,罗埃河谷的阶地是一些湖泊的沉积物,而这些湖泊则是由一些山岩和冲积层构成的堤坝形成的。达尔文认为,既不能用岩石也不能用土堤来截住水流,他驳斥了任何“湖泊的”理论而采用了唯一剩下的说明——海的活动。后来对这些阶地的形成是用冰川块构成的堤坝来说明的。可以用来作为对达尔文进行辩解的理由的是,在四十年代,整个冰川的地质活动还很少被说明,至于在苏格兰(就象在南美洲一样)所遇到的那些漂石,根据赖尔的解释,说它们是在漂浮的冰块上经过大海而被带到这里来的,由此就产生了“巨漂砾”这一名称。
  他游览回来时,路过施鲁斯伯里和梅尔,在这里度过了七月份的下半月。他在日记中说,他在施鲁斯伯里“很懒”,他开始写这本书是与对形而上学(就“理论的”含义而言)的研究有关。当然,这里谈的是上述关于物种的那本笔记。
  在罗埃河谷旅行之后,达尔文回到了伦敦,他的妹妹凯瑟琳和从巴黎旅行回来的埃玛·韦季武德来看望他。
  下半年,达尔文开始写珊瑚礁一书。他仿效赖尔的作法,采取下面的作息时间;他分两次工作。第一次:连着工作两小时;然后就去散步或到街上去办点事;回家后又埋头工作。
  在这以后他去吃午饭,他经常去赖尔曾带他去的“雅典神殿”俱乐部,他时常在那里遇到许多他很感兴趣的科学协会会员。
  我们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在一八三八年十月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在他充分准备接受生存斗争这一理论的时候……他感到惊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力求被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其结果可能就是新物种的形成。他继续说:“于是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据以工作的理论”。我们看到,在谈论关于鸵鸟的绝灭和保存时,他已经接近于最适者能被保存的理论,也许,没有马尔萨期,他也会得出这个理论来的。
  众所周知,马尔萨期在《人口论》中说,人是按几何级数(如2、4、8、16、32、64等)增长的,而人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级数(如2、4、6、8、10、12等)增加的,达尔文把这种关于人按很快的级数增长的思想应用于动物和植物,而没有注意到,正如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这样他就在实质上驳斥了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的“全部实质在于,他的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只是应用于和动植物相反的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类”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达尔文由于其天真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学说从而犯了错误”时说:“……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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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132页。——译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8页。——译者注

  您最真挚的

  洪保德说:“植物在那里增加了一些热带自然界的种类,如芭蕉和棕榈。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这个岛上能够找到比气候更强的药物。这里的每个地方都使我觉得比特纳里夫和马德拉群岛更能解除烦闷……。这些愉快的感觉绝不仅只是优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气引起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还由于在这里不存在奴隶制度,因为奴隶制度的形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一切地方(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方引进了所谓的光明和工业),都使人感到极其愤慨”。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由于达尔文特别喜爱它,因为,正如他的剑桥朋友们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仇视奴隶制度。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特点在他的先驱者洪保德和乔治·福尔斯特的一些记述中也曾表现出来(乔治·福尔斯特在晚年曾参加了法国革命,后来由于同自己的同胞和亲友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开了他们,最后过早地逝世于巴黎)。
  但是达尔文这位“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阅读对西岸景色的精采记述的。西岸的岸边长满了海枣树和椰子树;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龙血树种。洪保德用了好几页篇幅描写了其中的一株大树。这棵龙血树又高又粗:树干的圆围达十三米。树龄很长。它把它那长着一束束树叶的象烛台一样的树枝往上扬起,它真正“象征着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为尽管它树龄很长,但它每年都开花结果。
  这里的仙人掌和龙舌兰长得比较高,远处便是栽有北欧果树以及南方橙子树和海枣树的奥罗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园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时,洪保德补充说:“不幸得是,这里居民的富裕程度,无论与他们的勤奋程度,还是与工业情况以及大自然向该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适应的。农民一般都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果实都归贵族所有,而那些长期使整个欧洲陷于贫困的封建机构,则阻碍着加那利群岛的人民过富裕的生活。”
  达尔文跳过几行又谈到:“这座山的风景不仅以其巍巍壮观而引人注目,它还很快使人产生一个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测的火山爆发地。”
  洪保德非常轻松地由发表美感的见解转到政治的和科学的结论,加上他那生动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这一切都吸引住了达尔文。
  洪保德在描述奥罗塔沃港附近的那个植物园时,以不赞成的口吻评论了林纳的植物人为分类法(接两性来分类),因为这个植物园的植物都是按这种方法来分类的。早在林纳时期,巴黎植物园就采用了“自然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创始人是别尔纳德·求修,他的继承者是他的侄儿安东尼·芬兰·求修。
  达尔文大概是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洪保德关于登上特纳里夫峰的记述和对那些不断变化的风景的描述(在描述过程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语)。
  他们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时,天已黑了。他们就到山洞里避寒。透过蒸汽可以看见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却倒映在他们下面的云彩上。特纳里夫峰和其他邻近岛屿的顶峰在晨曦中就象一群岛屿似地突兀在把海洋和岛屿底部遮盖住的毛茸茸的白云之上。
  “特纳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种高峰之大成。从其山巅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比邻近岛屿的最高山还要高的辽阔海面的天际线,而且也能看得见特纳里夫岛的森林和有人烟的地方的景色,它们同附近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极美妙的对比。火山好象要用自己的岩浆把作为自己根基的小岛压平。火山从水面逐渐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缭绕的地方还要高上两倍的高度”。
  据达尔文说,无论是单独一本书,或者是几十本书加在一起,都没有象这两本书(即洪保德的《旅行记》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此外,他从洪保德的描写中抄下了关于特纳里夫岛的很长一段话,并且在一次游览时,似乎给汉斯罗、拉姆塞和道兹读过,洪保德之所以对特纳里夫岛的奇迹作了描写,是因为较早的时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据达尔文说,他们的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我却是十分认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请求介绍我同一位伦敦商人认识,以便向他打听什么船开往那里”。
  达尔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价之后,便专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称自己的朋友福克司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并写信告诉汉斯罗说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龙血树了。
  但这次旅行未能实现,先是受地质学参观的干扰,后来则是为一项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议而改变了一切计划。
  洪保德对巴西热带森林的描述也是使达尔文赞叹不已的。根据他在剑桥大学同一学院的一位同学沃特金斯回忆,达尔文同他就巴西风景和热带植物曾进行过长时间的、非常有趣的谈话。沃特金斯回忆说,达尔文当时是多么激动地摸着下巴,滔滔不绝地谈论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以及其它植物。
  达尔文在暑假中仍然酷爱在梅尔和武德高兹,有时在埃通的新住处打猎。
  虽然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诞节前进入剑桥大学的,所以还必须在那里再呆上两个学期。
  达尔文在汉斯罗的影响下决定研究地质学。他甚至绘制了一张施鲁斯伯里周围涂上各种颜色的各地的地质图,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研究了英国地质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对于我们地球结构的整个认识,很象一只老母鸡对于它在一个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块一百公顷的田野的认识……”汉斯罗请求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到北威尔士去旅行时把达尔文也带上。
  塞治威克也象汉斯罗一样,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来以俄罗斯地质学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的麦启孙,一起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个时期沉积物的序列。当时他们正好转到在不列颠群岛研究他们称之为志留纪和寒武纪的古生代的沉积物。塞治威克和麦启孙对英国古生代所作的这些研究,后来(1839年)使他们又划分出了一个体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带查理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来到芒特,并住在那里。这天晚上查理同塞治威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给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的内容是:根据查理说,当地一个工人在附近一个沙坑里找到了一个古生热带贝壳。塞治威克听了达尔文告诉他的这件事后,想用这种发现使他吃惊,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这个贝壳是有人扔进那个坑里的(这样的贝壳常常用来点缀英国小别墅的壁炉),可是马上又补充说,如果它真是属于冰河时期的表面地层,那将是地质学的真正不幸,因为这会推翻人们当时所不知道的关于中部各州表层沉积物的一切认识。这样的回答使达尔文感到惊讶。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是由这么多的可以从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的事实构成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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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有趣的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达尔文传的作者对这次谈话作了不同的评价。根尚·华尔德在这里认为年青的达尔文是一位对他所遇到的事实毫无偏见地加以研究的真正科学家,而认为塞治威克则是一位敢于推翻大家都不怀疑的事实的人,因为这样的事实并不真正符合原则。华尔德当然错了。第一,达尔文本人在“自传”中提到,这样的热带贝壳常常用来点缀壁炉,塞治威克的假设可能是对的;第二,达尔文后来在冰川层只是找到过北极地带的贝壳:第三;当时决不指责塞治威克头脑特别保守,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曾根据亲自观察到的事实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其中许多都是新的结论。

  其次,他发现被当作藻类植物发育阶段的黑色小球状体,实际上是一种卵胶囊或者是水蛭产卵的卵袋,这种水蛭经常停留在海底的那些平坦的斜坡上,靠捕食其他生物为生。学会听取了达尔文的报告后,建议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并在下一次会议上用实物说明他所论述的问题。下一次会议的记录中提到,达尔文展示了一个带有卵袋、卵子和幼虫和水蛭标本。他在笔记中用了四页半的篇幅来论述这些发现。
  罗伯特·格兰特比达尔文早三天在爱丁堡魏尔纳学会作了关于这些发现的报告。看来,罗伯特·格兰特很关心自己这位年青朋友的发现,于是他就在玻璃表蒙子里培养了一些卵子和幼虫,观察它们幼龄菌落的形成,因此他作的报告要更为详细,并且使用了一些图画和实验标本来加以说明。他还在刊登于一八二七年七月份《爱丁堡科学杂志》上的一篇专门论文中论述了毛虫的卵袋,并提到了“确定卵袋正是属于这种动物的这种功劳,应该属于施鲁斯伯里的我的年青朋友查理·达尔文先生,他曾友好地把卵袋连同卵子在各个成熟阶段上所孵化出来的动物标本提供给我。”
  达尔文同普利尼学会主席团中的许多年青人关系很密切。他在《自传》中谈到了艾斯沃尔特、科利茨特里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和哈第(可能是学会理事会的理事阿尔金加)。主席团中还有三名同学,他们都比达尔文大两岁到四岁,都于一八二七年大学毕业。
  格兰特还带达尔文参加魏尔纳学会的一些会议,达尔文在这些会议上听了美国鸟类学家奥久邦关于北美鸟类习性的报告,达尔文也经常参加其它一些学会,如“皇家医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由苏格兰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华尔德·司各特①担任主席)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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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华尔德·司各特(1771——1832)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

  我刚刚提到的选择理论,暂时还只是形成于达尔文的头脑中,他还没有打算把这个理论用文字表述出来。
  一位在祖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所迈出的最初几步就是这样。这几步归结起来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他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所获得的博物学成果;把运回来的收集品在专家之间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他在旅行途中非常仔细地写下的《考察日记》;把自己在地质工作中所得出的结论通过在地质学会作初步报告的形式介绍给专家们;最后,开始搜集和记录与物种起源问题有关的事实。

                           乔治·皮克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经常让达尔文去采集岩石标本,并让另一位达尔文传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驳斥华尔德的见解时却
  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经过这一刹那间,查理从前的整个科学观点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位收集家。现在,即在八月份的这天晚上科学家(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查理·达尔文才真正诞生了”。
  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说法。不应把达尔文的一个明确的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科学家“是不能刹那间诞生的”,而是逐渐造就成的。我所写的达尔文传是试图彻底研究一下,是哪些新的影响、学术著作和思考造就了查理·达尔文这样一位天才的博物学家的。——作者注。他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岩石标本的层理。这样,达尔文就学会了分析全国的地质情况。后来,他离开了塞治威克,穿过几座山,直接到了巴尔穆特,在那里他有几位剑桥朋友,然后从那里到了施鲁斯伯里,又到梅尔去打猎。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份我象一只贪婪的老虎似地钻研地质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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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正文中所引用《自传》中的话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次同塞治威克的谈话对达尔文所起的作用。——作者注。

  达尔文在一八二六年和一八二七年这两年的暑假中过得很“快乐”。在这期间,他第一是旅行和游玩;第二是打猎;第三是访问他舅舅韦季武德的庄园梅尔。例如,一八二六年夏天,达尔文同两个朋友沿着北威尔士徒步游玩了一趟;他们一天要走五十公里左右的路。这是一项对于这位未来的旅行家很有益处的和有意义的运动。另一次,他同妹妹一起沿着北威尔士进行了一次骑马旅行。
  这时查理愈来愈喜欢打猎。他多半是到舅舅乔赛亚·韦季武德的庄园或到奥温先生的武德高兹去打猎。但是到梅尔“舅舅乔斯”那里去旅行,对查理来说,也是非常诱人的。一幢古式的房屋座落在小湖岸边。亲戚朋友们经常聚集在梅尔。青年们组织游玩、演戏,如演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当时撰写了《英国革命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梅金托什也到梅尔来作客,他经常举办的那些有趣的座谈使达尔文很难忘怀。夏天,全家人和客人们常坐在柱廊的台阶上,面前是花坛和小湖,对面那陡峭的、树木繁多的湖岸倒映在一平如镜的湖面上。查理十分喜爱和尊重“舅舅乔斯”。他喜欢舅舅那坦率的性格和清晰的头脑。
  关于在两三年间到梅尔去作“令人神往的”旅行的那几行文字。关于在柱廊台阶上举行晚会的记述,都使人们不由想到,在度假期间,这个年青人在这里很可能产生过某种类似理想的初恋的念头。根据家庭的传说可以判断,初恋的意中人是比查理大十岁的表姐沙尔洛塔·韦季武德(她当时已年近三十)。
  关于年青的韦季武德和年青的达尔文之间的友谊和亲密关系的说法是有一定证据的。当他的未来的妻子埃玛·韦季武德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和一八二七年五月两次到大陆(她在那里向肖邦学钢琴)去的时候,她的哥哥乔斯同查理·达尔文和卡罗莉娜·达尔文曾到巴黎去看过她一次,并陪她一块回家。这是达尔文到欧洲大陆去的唯一的一次。达尔文喜爱音乐,但他却根本没有乐感。埃玛在谈到查理时说:“他演奏时象个疯子”。
  家书向我们描画出年青的埃玛是个快乐、活泼和机伶和姑娘,她举止大方,一点都不轻浮。她比查理大一岁。
  总之,在我们所叙述的这个时期,尽管查理对大学的必修课程仍然学不进去,但他早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科学的爱好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培养。他结交了一些年青的自然科学家,考察了分布在海岸边的动物群,掌握了一些研究自然界的新方法,参加了由大学生们组成的普利尼学会,并且访问了其他一些自然史学会。而打猎以及在游玩和旅行中所得到的锻炼,则更加把他训练成为一个野外的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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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汉斯罗邀请了自己那位酷受自然史的亲戚詹宁斯。他起初欣然接受了这一聘请,但他是一位教区牧师,管辖着两个教区,因此,虽然他全家都不反对他去,可他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汉斯罗也是位牧师,他也想去,不过他不愿使妻子伤心,所以决定留下来。他当然会想起他那位年青的朋友达尔文的,因为他有着一种要亲眼看一看热带自然界的热烈愿望。于是他向皮克推荐了达尔文,并给达尔文本人写了一封信,把菲茨·罗伊的聘请告诉了他,并说服达尔文接受这一聘请。
  汉斯罗写道:“我已经告诉他,我认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您是在这方面最合适的人选。我这样断言,并不是认为您是一位完美的博物学家,而是因为您具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去搜集、观察和注意自然史方面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据我所知,菲茨·罗伊舰长不单单是要物色一位蒐集者,他更需要一位同伴,不论多么出色的博物学家,如果被推荐的不是一位高尚人士,他是不会接受的。关于薪金方面的详情细节我一无所知。这次航行要延续两年,如果您想带许多书的话,您可以随便地带,这对您是一个少有的机会。总之,对于一个热心、有志的人来说,我以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良机了。我劝您立刻去同皮克谈谈,并进一步了解详情细节。不要由于谦虚而怀疑或者害怕自己不合适,因为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您正是他们所物色的人。请您想象一下您的这位拙劣的领导者,同时又是您的忠实朋友,正在拍您的肩膀哩。汉斯罗。”
  达尔文刚同塞治威克进行地质考察回来,姐妹们就告诉他汉斯罗和皮克来了信。皮克是根据汉斯罗的推荐,向查理提出了同样的聘请的。皮克所讲的同汉斯罗在给他的信中所讲的大致一样,只是作了如下的补充:
  “菲茨·罗伊舰长是一位头脑非常清醒的、勤于职守的军官……并且深受同僚的爱戴。他曾同比奇舰长一起到过国外,他花了一千五百英镑从巴塔哥尼亚买回三个土著人,并且自己出钱来教育他们。这次自费聘请了一位美术家和他同去,年薪是二百五十英镑。因此,您可以相信,您一定会有一位使您非常愉快的同伴,他会诚心诚意地尊重您的一切意图。
  该舰定于十月底起航,所以您必须抓紧时间把您接受邀请的决定告诉博福尔特舰长——海军部的水路测量专家。关于这件事,我曾同汉斯罗通过多次信,他同我一样,也非常渴望您能够去。我相信任何其它的安排都不会干扰这件事……
  海军部不打算给您支付薪金,但是他们将给您一个正式的委任并提供各项设备。如果需要薪金的话,我想他们也会批准的。下次再谈。乔治·皮克。”
  达尔文是怎样对待这一聘请的呢?在这件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动摇不定和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情况一会儿使他几乎决心要去,一会儿又使他决定不去。
  达尔文在笔记中写道:“我读了这一聘请之后,马上表示同意”。但是第二天早晨,达尔文确信父亲一定要坚决反对整个旅行计划的,于是他就给皮克和汉斯罗回信谢绝了这一聘请。他给汉斯罗的信中写道:
  “……皮克先生的信是星期六收到的,可我在昨天很晚的时候才读到它。就我自己的意见来说,我当然是极其高兴地接受您如此盛情地提供给我的这个机会的。但是我父亲一再地劝我不要去,虽然他并没有坚决地拒绝我。所以,如果我不听从他的劝告的话,我会觉得于心不安的。
  我父亲的反对意见是:航行对我这个未来的牧师来说是不合适的。我既没有航海的习惯,准备的时间又太短,还有,我可能同菲茨·罗伊舰长合不来。当然,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进行一切准备的时间太短,因为不仅是在身体方面,就是在精神方面,都要对此有所准备。不过,如果不是父亲不同意的话,我是无论如何要冒这个险的。为什么他们不早就为此事而指定一位博物学家呢?我对您在这件事上所花费的一切心血非常感激,这确实是一个再好没有的机会。”
达尔文字传递,加州洛杉矶分校和伦敦。  父亲在同儿子谈话结束时曾经这样表示:“如果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主张你去,我就同意。”
  达尔文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后,就给皮克回信谢绝了这一邀请,于是他就又重新过那种他所习惯的生活。他到梅尔韦季武德家去打猎。当然,他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他们全家。可是韦季武德一家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全家人都主张他去旅行,主张他接受这一聘请,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韦季武德一家人的影响下,他拟定并且实现了这样一个计划。达尔文给父亲写了一封非常恭敬的信,信中说,父亲非常敬重的乔斯舅舅与达尔文医生的着法完全不同。查理请求父亲再一次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并且答应,如果父亲坚决拒绝这次旅行,他就绝对服从,还肯定地说,以后永远不再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把父亲向他列举的反对这次旅行的各种理由都一一写了下来。乔斯舅舅对其中每一条理由都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乔斯舅舅也很客气地补充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至于如何做,当然要由达尔文医生和儿子去决定。我们把父亲的反对理由和乔赛亚·韦季武德对这些反对理由的评语列举如下:
  一、旅行与查理将来作牧师的志向是不相容的。
  我不认为这次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他作为一名牧师来说是不合适的。相反,我认为这一邀请对于他是特别光荣的;同时研究自然科学——虽然这同他的志向并不直接有关——
  对于一个牧师来说也是非常适合的。
  二、这是一个荒谬的计划。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一反对理由,但是在查理的前面有他已经在从事着的确定的目标,因此他将获得勤奋地致力于这些目标的习惯,并加强这一习惯。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正如他在两年之后一定要回到家中一样。
  三、在请查理担任博物学家这一职位以前,他们可能已请过了许多其他人。
  当我读那封信时,我并没有产生这种想法。在我根据您的看法专门重读那封信时,我没有找到任何根据,可以同意这种想法。
  四、从没有接受这个聘请来看,那艘军舰或这次探险一定有着某些严重的值得反对的地方。
  我想海军部不会派一艘坏的军舰去执行这样的任务。至于对参加这次探险的反对意见,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尽相同;有一些障碍对一些人来说是障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障碍对查理来说也是障碍。
  五、此后,查理将永远不会过安定的生活了。
  对于查理的性格,您当然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有两种情况:一、假如他去的话,最近两年将会产生什么结果;二、假如他拒绝聘请的话,结果又将怎样。如果您会认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将变得不安静,无法在任何地方安定下来。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反对理由。但是,难道说海员们就不愿意安排好家庭生活,过安静的生活吗?
  六、查理住的地方一定是令人极不愉快的。
  对此我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如果他是由海军部委任的话,那么他在船上就有权利要求得到按规定应得的安置。
  七、父亲把这看作是查理的志向再一次改变。
  如果我看到了查理现在正在全神贯注于他所热爱的事业,那我也许不会劝他离开这个事业的;但是我认为现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他现在的科学志向同他在探险中所要追求的志向是一致的。
  八、这是一件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
  如果只考虑他的志向的话,这样事情也许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可是,如果把他看成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好奇心的人,那么这次航行就为他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观察各种人和物。
  我认为在这些反对意见中最主要的是第七、八两条。达尔文医生想让查理将来当一个著名的医生或牧师,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查理的真正志向却明显地表现在另一方面,即表现在自然史的研究方面。父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也许是不想注意到这一点。可乔斯舅舅却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坦率的人,由衷地喜爱查理,在反对意见的第七条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查理把给父亲的信发出后,第二天早晨一早就出去打猎。上午十点钟,乔斯舅舅的仆人找到了他:舅舅叫他同自己一块坐车到施鲁斯伯里去。看来这个问题解决了。父亲非常亲切地表示同意这次旅行。这位“最聪明的人”非常重视乔赛亚·韦季武德的意见。查理觉得他应该说些什么来表示对父亲许可的感激。他在剑桥时“挥金如土”。为了安慰父亲,他说:“我要变得十分机灵,才能在“贝格尔”号上想出办法来花掉我能赚到的钱”。从各面得知儿子怀有科学志向的父亲,多少带点讽刺意味地回答说:“是的,据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了。”
  父亲的各种反对意见都消除了。第二天,查理便奔赴剑桥,并且给皮克又寄了一封信。到达剑桥时天色已晚了,他便给汉斯罗寄去了如下内容的便函:“我是刚到这里的。您猜我为什么来。父亲已改变了主意。我希望那个位置还没有让给别人。我感到非常疲倦,想睡觉。明天早晨什么时候我可以到您那里去?请给我一个口头答复……”
  达尔文同汉斯罗见面后得知,他的一位熟人,名叫伍德,是菲茨·罗伊的密友,伍德也向菲茨·罗伊推荐过达尔文。在剑桥达尔文还得知,在他之前有两个牧师,即詹宁斯和汉斯罗,差一点同意要去旅行。他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姐姐,他知道姐姐一定会把这一情况转告父亲的。因为这一事实驳斥了旅行与牧师的身分是不相容的那种意见。
达尔文字传递,加州洛杉矶分校和伦敦。  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去不成的情况。伍德收到了菲茨·罗伊的一封信,信中菲茨·罗伊表示反对达尔文陪同他去。这对达尔文来说,不啻是当头泼了一桶冷水。汉斯罗很气愤。皮克不该写那么一封许了很多愿的信。
  达尔文完全确信,他这次旅行已经吹了。不过他还是按照原先的打算,来到了伦敦,并且抱着侥幸的心理去拜访了菲茨·罗伊舰长。菲茨·罗伊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对自己写给伍德的信解释说,当时他希望他的朋友切斯捷尔先生能作为他的旅伴同他一道去。但是在达尔文来到之前的五分钟,菲茨·罗伊收到了切斯捷尔最后谢绝前往的通知。这样,这个位置就还空着,推荐达尔文来是再好不过了。尽管在很久以后,当达尔文同菲茨·罗伊成了好朋友时,菲茨·罗伊向他承认,由于他的鼻子的形状,他当时险些遭到谢绝,因为菲茨·罗伊是拉法捷尔的热心崇拜者,而拉法捷尔曾教导他说,有着象达尔文这样鼻子的人,是不会具备这次航海所必需的精力的决心的。不过,他当时显然是把自己的怀疑藏在心间,而立即同意的。达尔文喜欢菲茨·罗伊那种彬彬有礼、热情而又坦率的作风。菲茨·罗伊告诉达尔文说,他最关心的是要长期风雨同舟,要是他知道自己的旅伴感到不满意的话,这对他来说是不幸的。他把自己的书籍交给达尔文阅读,把自己船舱里的用具和武器供达尔文使用;他还建议达尔文同他一起用餐,并预先告诉说,伙食很简单,没有酒喝。然后,他认为事先有必要指出各种不方便之处,免得以后抱怨。主要的问题是,军舰很小,住处很挤。菲茨·罗伊补充说:“您能否心平气和地对待我现在对您所说的话?我想给自己留一间舰长室,我应该一个人住。我想,如果您同意这一点的话,我认为,我们就算达成了协议;如果不同意,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吧。”
  他们接着把话题转到了探险、探险的航线、以及达尔文将从这次旅行中能得到什么收获的问题。菲茨·罗伊说:“当然要经受许多考验和艰难险阻,不过也会有很多有意义的观感。我认为您从这次探险中所得到的愉快要多于忧虑。”
  至于这次航海计划,达尔文非常遗憾他打听到,海军部决定这次航海的目的只是勘察南美洲和火地岛的海岸。达尔文所梦寐以求的环球旅行,那只是菲茨·罗伊个人的计划,虽然菲茨·罗伊还在坚持这个计划,但是海军部尚未予以答复。达尔文决定,如果最后的环球旅行航线能够批准,他就着手安排自己的旅行。
  关于费用问题,菲茨·罗伊的回答是:“您一年要付伙食费三十英镑,这不算贵。加上全部装备费用,你的花费未必能超过五百英镑”。菲茨·罗伊担保说,如果达尔文确实经受不了海上的颠簸,那随时都可中途返回,因为经常有很多迎面开来的船舶。其实,在测量期间,达尔文有权留用一艘船,要是他愿意,他还有权在岸上进行搜集各类标本的活动。
  这样,从菲茨·罗伊方面来说,一切都很顺利。达尔文从他那里出来后,又顺路来到了海军部,并同水文地理学家博福尔特进行了商谈。博福尔特告诉他,他已编入了供粮名册,他应该支付和其他军官相同的费用。博福尔特还告诉达尔文,说他们有希望经太平洋和印度洋返回。
  于是便开始忙于编制航海所必需的什物清单,忙于购买和包装这些物品。达尔文根据汉斯罗的推荐,在伦敦请教了几位旅行家。菲茨·罗伊劝他节约开支,东西尽量少带,只带最必需的衣服和其他东西。在这一方面达尔文是准备听从劝告的。但是另一方面,菲茨·罗伊却劝他一定要花六十英镑买一箱手枪,说如果不带手枪,决不要到岸上去。达尔文对这样一笔开支感到气愤,于是写信给姐姐说,他宁愿吊死,也不想花这么多钱买这种东西。结果他还是花了五十英镑买了一支非常好的背枪和一箱好手枪,花五英镑买了一个望远镜和一个指南针。而菲茨·罗伊自己在购买火器上至少花了四百英镑。同时达尔文还委托姐姐苏桑娜把他的几件衬衫、鞋子、一些西班牙文书籍、显微镜和旅行用的地质指南针用包裹给他寄来,还请她定购枪支的各种备件。
  十月份,达尔文去参观“贝格尔”号。正如他给自己的朋友福克司写的那样,“贝格尔”号规模之小使他感到惊讶。这是一艘排水量为二百三十五吨的军舰。他写道:“要把我的身体放进这艘军舰,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包起来装进箱子里。在陆地上的人们看来,‘贝格尔’号显得非常小。至于它是否安全可靠,我希望海军部能作出最好的判断”。但是这艘小小的军舰在环球航行中确实不辱使命,它不止一次地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袭击。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达尔文对菲茨·罗伊舰长的初步印象是非常好的。这位年轻人才二十三岁,矮矮的个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很漂亮。他虽然年轻,但已出海多次,在一八二六——一八三○年间,就曾乘坐这艘“贝格尔”号完成了对火地岛沿岸的勘察工作。原来的那些成员们,即军官和水兵们,都表示愿意同他一起再次出航,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他很孚众望。在这艘军舰上,除了领导勘察工作的菲茨·罗伊外,还有进行这项工作的助手斯托克斯,斯托克斯同他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负责进行绘图工作,达尔文也在这张桌子旁工作。舰上有两个尉官:季·韦克姆和布·谢利万,一名医生,十名军官,一名水手长,四十二名水兵和八名少年见习水手。此外,舰上还应有一名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其次还有一个专门看管仪表、天文钟和其他仪器的人,一名美术家和一名绘图员埃尔德,一名曾去过火地岛的传教士和三名火地岛人(他们是菲茨·罗伊在上次航海时带到英国来的,这次他们要返回故乡)。
  达尔文一边忙于准备行装,一边挤时间学习如何确定地方的经度和纬度。但是在伦敦购买东西一事因举行国王加冕典礼仪式而被中断,因为每逢举行国王加冕典礼仪式时,所有的店铺一律停业。达尔文观看了这种仪式。使达尔文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在看到国王时,并不那么兴奋和热情。他在向姐姐苏桑娜描述这种仪式时补充说:“我认为,五十年后人们就不会再来庆祝这种加冕典礼了。”
  “贝格尔”号的启航日期一再推迟。最初打算在十月底启航。达尔文去看了一趟“贝格尔”号后,于九月二十二日回到了施鲁斯伯里,以便在临行前再与父亲和姐妹们一起过一段时光。十月二日他离开家,继续办理旅行的准备事宜,在伦敦购买东西。十月二十四日,他终于来到“贝格尔”号停泊地普利茅斯,并留下来,焦急地等待“贝格尔”号最后启航。
  启航之所以推迟,最初是由于“贝格尔”号在第一次探险后要进行修理。达尔文在九月份第一次去参观“贝格尔”号时,看到它还没有桅杆,它的形状“与其说象是准备作环球旅行,不如说象是遇了难。”这只舰确实破烂不堪,因此实际上它被重新改造:上层甲板被抬高,这样它在风浪中就变得安全可靠(虽然全体船员仍然把这块甲板叫做“半湖礁”,因为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波浪不断地从这块甲板上头冲过去);在它的下面腾出了更多的地方来住人和堆放食品;而主要是对船底进行了加固,使这只船坚固多了。当达尔文在十月份再次来到普利茅斯时,船员们正在忙着给船首部分油漆和装修船舱。
  达尔文很快就同这些军官和海军准尉们认识了,因为他一会儿同一些人在一起吃饭,一会儿又同这另一些人在一起吃饭。他同斯托克斯在普利茅斯近郊散了几次步,同他一起测量了太阳的高度,关心磁性仪器。倒霉的是遇到了极其恶劣的天气,阴雨绵绵。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就呆在家里,读点书。在其他日了里,他有时同菲茨·罗伊在一起消磨时间,同他和水兵们一起用餐,或同他们在一起作一些磁性观测,有时同博物学家们——鱼类学家哈米尔顿·斯米特和物理学家哈里森——在一起。
  十一月十二日,“贝格尔”号终于油漆完毕,所有甲板已清扫干净,各种物品已收拾停当,于是很快就要启航便有了一些眉目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一点,“贝格尔”号解缆了,第一次从停泊处移动,行驶约一英里,改换了停泊地点。达尔文在《航海日记》中指出,为了最后准备启航,要做的事剩下不多了。他写道:“舰上装满了各种储备品……货舱里恐怕连一筐粮食也难以再放进去。我对舰内情况的了解是很模糊的,就象人们对一个人腹内情况的了解一样,也就是说,我对装载空气、水和食物的大船舱的了解是极其模糊的。”
  此后,又过去了一些日子,在这些日子里,达尔文有时忙于收拾和布置自己和斯托克斯同住的船舱,有时学习一下子跳上吊床的本领(由于地方不够,所以每天晚上都得搭起吊床),有时在附近散步。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可是,“贝格尔”号还没有开动,因为逆风一个劲地刮个不停,所以启航日期一拖再拖。达尔文的情绪低落了:他想念亲人,并且想到一离别就是三年,就感到害怕。天气不断使人感到愁闷和沮丧。此外,他还感到心脏有点痛,心搏过速,于是他就象那些只有一知半解的医学知识的青年人所经常表现的那样,猜想自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不过他没有去找医生,因为他怕医生不让他去航行。
  十二月十日终于出海了。达尔文很快就患了晕船病,船的摇晃使他感到十分难受。傍晚,海上迎面刮起了大风暴,因此第二天早晨“贝格尔”号又返航。到中午时分,这艘二桅方帆军舰又回到了它的停泊处。达尔文饱受了风暴之苦,所以在他恢复知觉,稍事休息,在海岸上散了一会步之后,他感到很高兴,因为散步大大恢复了元气。这只舰又不得不停泊在港湾里。这时达尔文着手制定计划,并把他准备在航海时要做的事一一写进了《航海日记》,收集搜集品,考察和阅读他所能消化的自然史的“各个领域”,进行气象观察,学习数学、德语、西班牙语和少量的古典语,例如在星期天用希腊语读读圣经,还读点英语书来消愁解闷。这个宏大的规划比起“剑桥”时的那个规划来虽然稍微逊色,但是在这个宏大的规划中,只有学习数学和阅读希腊文圣经这两项达尔文后来未能实现。
  西南风刮个不停,启航也遥遥无期。不过达尔文还是怀着高兴的心情在《航海日记》中指出,三星期前从普利茅斯启航的二桅方帆军舰又被迫返航归来。
  十二月二十一日“贝格尔”号终于第二次出海了,但是在退潮期间驶经德霍克岛时触了礁,一动不动地停了半个小时,最后驶进了公海。达尔文也患了晕船病。后来他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早晨他得知,“贝格尔”号舰由于风向改变又返航回来。它趁着强大的顺风很快就返回到了普利茅斯。
  所有这几次延期虽然使查理心情忧郁,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贝格尔”号属于那种老式的二桅方帆军舰,这类二桅方帆军舰由于轻便而得了一个外号“棺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轻便的军舰一遇到大风浪便往往沉没。它的船舷与船的大小相比显得很高,因此大浪冲击它们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前面已经提到,它从上次航行回来时已破烂不堪,所以不得不对它几乎是重新改造。这只船上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这只小船确实没有辜负舰长和全体船员对它的种种关怀,在它从长期的艰难航行归来时几乎连一根椽木也没丢。
  另一方面,查理却有很多时间向那些有经验的人请教,准备收集自然史搜集物所必需的各种装具,准备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所需要的各种装具,准备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所需要的书籍。他后来在航途中的来信中写道:“我们在普利茅斯所经历的那一切遥遥无期的停留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认为在出外作自然史各部门的采集和观察工作的那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比我装备得更好的了。”
  为了庆祝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水兵们个个都要痛饮一番,因此哨兵的职务只得由一名海军练习生来担任。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尽管天气很好,“贝格尔”号却未能出海,因为有几名处于酒醉状态的优秀水兵由于粗野举动罚戴八、九个小时的重镣。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一个东风吹拂、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贝格尔”号在上午十一点起锚,终于第三次出海了。这次它没有返航回来。在克服了种种障碍和经历了几次延期之后,达尔文的环球航行开始了。
  当然,决不能把这次乘“贝格尔”号的旅行想象为一次纯科学性的旅行。毫无疑问,这次旅行,即使没有达尔文,也一定会提供一些科学的成果,因为这次探险的任务之一是研究和详细勘察南美洲的东西两岸。但是政治和经济任务则是这次航行的基本原因。当时的英国,力求夺取南美洲的市场,力求促使英国的资本渗透到这个洲的各个国家的经济中去。因此,这次探险的所谓科学目的,只不过是英国用来掩盖自己在南美洲进行扩张的一个最方便的假面具而已。达尔文本人与这个“崇高的”政策是毫无关系的,不过乘“贝格尔”号舰的这次旅行,对他来说,则是最终决定他整个未来事业的大事。

  总之,我们看到,达尔文在剑桥时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地参加了必修课的考试和学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学上和体育运动上。同汉斯罗等人的结识,同昆虫学家们的交往,读书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进行的地质考察旅行,打猎和骑马旅行,这一切都日益把他锻炼成一个被自然科学家们称之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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