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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对待上帝的态度,令教会十分恼火。虽然康德已经在道德世界中恢复了上帝的位置,但是教会仍然无法容忍他说“上帝不能认识,只能信仰”的鬼话。结果有一些教士把康德叫做狗

  康德对待上帝的态度,令教会十分恼火。虽然康德已经在道德世界中恢复了上帝的位置,但是教会仍然无法容忍他说“上帝不能认识,只能信仰”的鬼话。结果有一些教士把康德叫做狗,另外一些则给他们的狗起个名字叫“康德”。
  但是,老年的康德依然不紧不慢地喝着他的咖啡,踱着他的步子,在哥尼斯堡继续着他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
  当时的普鲁士教育大臣禁止康德的书在普鲁士出版,普鲁士的国王也威胁他说:“我们贵族都非常愤怒地看到你怎样滥用了哲学,损害了《圣经》中许多最重要的教义……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将会得到不愉快的后果。”不过,那时,康德已经完成了他所有关于宗教的论著,所以他赶紧回复国王,说自己再也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的意见了。
  不许讲宗教,那就来讲讲政治吧!于是康德继续公开发表他的政治见解。康德对于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当他听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竟含着喜悦的泪花欢呼法国大革命,甚至无限感慨地说道:“我现在终于能说——主啊,让你的仆人在和平中启程吧!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拯救。”
  康德总愿意相信,法国大革命将带来一个和平的新纪元。据说,他曾因为看卢梭的书,居然有几天都中断了午后的散步。他相信,如果按照卢梭的思想来进行革命的话,那么每个国家的政体都能实现民主。于是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都不会成为别人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每个人也都知道,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是一种践踏人的尊严的不道德的行径。以这样的道德共同体为基础,世界上才会出现永久的和平。
  康德终于到达了他的哲学探索的终点。本来是要寻找上帝的康德,结果落脚点仍然回到了人间。正如一个埃及的寓言所说:“人揭开了萨斯女神的面纱,但看到的却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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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说:“在一起艺术中,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被魔鬼附体”。是的,伏尔泰具备了他那个时代和环境赋予他的所有缺点---丑陋,鄙俗,虚荣,轻浮,猥亵,放肆。然而,这些品质并不是伏尔泰的本质。他身上令人吃惊的东西,是他无穷的,杰出的思想。我们现在并不读伏尔泰的著作,那是因为伏尔泰完全战胜了教权和迷信。很多伏尔泰的思想成为了人们的常识。伏尔泰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对于法国,他就是文艺复兴,他就是宗教改革,他还是半场法国大革命。虽然他曾遭到流放和监禁,几乎他的每一本书都收到过教会和政府的查禁,但是他为了自己的真理仍然高歌猛进。最后,国王,教皇和皇帝们都来讨好他,半个世界都在倾听他的的每一句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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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伏尔泰出生于巴黎,但出生后家庭搬离到僻静的乡下。年幼时,一位名妓看到了他身上的伟大之处,给他留下了2000法郎供他买书。伏尔泰还有一位放浪不羁的教父,灌输他一些怀疑主义。后来,教士们又教会了伏尔泰辩证法。到了该自立的年龄,伏尔泰决心投身文学事业。二十一岁时,伏尔泰回到了巴黎。那时,路易十四刚刚驾崩,政局很不稳定。喜欢讽刺时事的伏尔泰因为言论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也是在那时候,他开始使用了伏尔泰这个笔名。出狱后,伏尔泰写出了大受欢迎的剧本《奥狄普斯王》,打破了巴黎戏剧上演次数的记录,从此名声鹊起。他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款待,贵族阶层无不把他奉为上宾。在灯火辉煌的沙龙中他过了八年舒服的日子。接着,好运又离他而去,伏尔泰又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为了自由,伏尔泰不得不  流亡到了英国。

由于我的时间和设备有限制,所以不能够查阅从前阅读过的一些好的论文的名字,只能够列出一些古典时代政治哲学的原典在这里(但我会列几个我认为文章很好的学者的名字供你参考)。但是我并不建议“直接地”或者说“单纯地”阅读原典,因为一来他们的时代和我们有相当的距离,思想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直接理解是有困难的,必然要借助导论或综述来辅助理解其思想;二来译文毕竟是译文,不如中文原文读起来流畅,这时国内学者的论文就是重要的理解材料了。

1724年,康德出生于普鲁士柯尼斯堡。除了在邻镇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外,这位矮个子教授从未离开自己的家乡。他家境贫穷,祖辈在数百年前从苏格兰迁居德国。他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徒,坚持严格的宗教仪式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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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英国的一年内,伏尔泰大量阅读了英国的文学作品,惊叹英国创作的无限制。培根的大名回响在英国的学术圈。霍布斯把文艺复兴的怀疑精神和培根的求实精神发展成了一种全面的,坦率的唯物主义。洛克完成了没有任何超自然假说的《人类理解论》,科林斯等人重新肯定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但又对所有的教会观点提出质疑。伏尔泰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吸收着英国所能交给他的一起,文学,科学和哲学。他用法国文化精神的烈火提炼这些不同的东西,将他们转化为法国的智慧和财富。他把对英国的感想记在了《英国书简》,在朋友圈中传阅。这本书将英国的政治自由,学术独立与法国的暴政作了明显的对比,谴责了游手好闲的法国贵族和靠税收供养的法国教会,号召中产阶级像英国人那样去争取应有的政治地位。伏尔泰没有料到,这些文章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声鸡鸣。

正文

这位哲学家整天沉浸在宗教氛围之中,以至成年之后,他一方面远离教堂,另一方面又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特有的忧郁,到了老年,他渴望为世人和自己保持母亲赋予他的信仰本质。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法国当局并不知道这些充满力量的文章。1729年,伏尔泰获得批准,返回了法国,又舒服的度过了五年的巴黎生活。然而,一个书商未经伏尔泰允许私自刊印《英国书简》,广为发行。一时间,法国为之震惊。巴黎议会下令焚毁此书,逮捕伏尔泰。没有任何犹豫,伏尔泰立刻离开巴黎,在西雷的一个庄园里避难。陪伴伏尔泰的是一个有夫之妇--夏特莱侯爵夫人。其实,当时的道德风气允许一个有夫之妇在自己的家里有一个情人。他们一起读书和研究,在这一时期,伏尔泰开始了自己的宏伟创作。他与迷信作战,揭示了原始基督教和教会基督教之间的种种矛盾。由于伏尔泰,西雷成为了法国知识界的巴黎。达官贵人和富商纷纷前往西雷拜访伏尔泰。那些无法前去聚会的人就给他写信。腓特烈王子称赞伏尔泰是最伟大的法国人,为人类的语言增色。

一、经典原著

但是,一个成长于腓特烈和伏尔泰时代的年轻人,不可能与当时的怀疑论思潮毫无联系,康德曾深受过一些人的影响,后来又奋起驳斥他们,对他影响最深的大概就是他后来最喜欢抨击的休谟。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位哲学家超越了他壮年时的保守主义,年近古稀时,他在最后的着作中基本上转向了激进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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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伏尔泰来到了巴黎,并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候选人。为了取得这一虚名,他自称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竭力恭维有权势的耶稣会教士,极尽撒谎之能事。虽然经历了失败,最终还是成功了。1749年,夏特莱夫人死于分娩。伏尔泰想排解自己的伤情,答应了腓特烈的邀请,于1950年前往柏林。由于腓特烈的庇护和供养,伏尔泰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思考。但由于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伏尔泰再一次被放逐。放逐的原因是他为夏特莱夫人创作的《风俗论》。他说,历史不过是我们对死人玩弄的一些把戏。为了寻找真实的人类历史,伏尔泰研读各种材料,给数千位重大事件经历者写信求证。他坚信,历史的动力不是君主,而是运动,势力和人民;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全人类;不是战争,而是人类思想的发展。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寻找自然因果关系。伏尔泰的这本书奠定了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书中排斥君主的观点促进了民主起义的发展,法王下旨不准再让伏尔泰踏上法国的土地。

1.古典社会契约论三家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年纪与名望,这一举动差点让他送了命。甚至在他关于宗教复兴的着作中,我们也能经常听到近似于伏尔泰的声音。叔本华认为“让康德在政府眼皮底下发展自己的理论,甚至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这完全不是腓特烈应有的美德。很少有哪个政府会允许一个领薪水的教授(教授在德国是政府雇员)如此鲁莽行事,康德曾对腓特烈的继位者保证他不再写什么东西了”。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1758年,伏尔泰来到了瑞士。经历了那么多,迫害和幻想破灭消磨了他对人生的信念,他从快乐的享受者转变成了悲观主义的倡导者。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上帝就是有能力防止灾祸而不去做,还是想做却无能为力?在作品《老实人》中,伏尔泰塑造了一个老实人,驳斥了中世纪神学的乐观主义。这部小说大受欢迎。贵族们也开始耻笑教条和传统。法国思想界突然从从狂热信仰转变为了对传统宗教的敌视。

霍布斯:《利维坦》

1755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任编外讲师,两次申请提升教授都遭到拒绝,他在这个卑微的职位上整整呆了十五年。直到1770年,他才被聘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震惊世界。对这位腼腆、谦逊的教授来说,似乎不可能去做令人吃惊的事。

2016年11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9楼会议室召开了“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在开幕式阶段,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分别致辞,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主持。

伏尔泰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哲学词典》。他按照字母顺序收进了各种条目,并且在每一条中都加上了自己的无穷知识和智慧。这是证明伏尔泰是哲学家的一部著作。他写道,我们对万物的本源一无所知。我们连手臂为什么随意转动都说不清,却要给上帝,心灵下定义,这简直是不自量力。我们千万不要说:让我们去发现原理吧,这样就可以解释一切了。相反的,我们应该说:让我们精确地分析事物吧,让我们努力地寻找客观规律。

《利维坦》一书可以说第一次使政治哲学完全脱离了道德的限制,被作为独立讨论的对象而研究的。全书以对人性的悲观估计出发设计了人类“所有人与所有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从而设计出了“利维坦”这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形态。霍布斯也因此被理解为一个拥护君主专制的保守者。但他设计利维坦的动机与当时英国内战的背景有着很深的关系,近年有关霍布斯的研究也在不断突破从前的偏见,努力呈现出更加复杂而立体的霍布斯思想脉络。对卢梭也有类似的“重新发现”的趋势。

在那些平静的岁月里,他更关注物理学而不是形而上学,他大谈星体、地震、火、风、乙醚、火山、地理、人类学等等,这些东西通常不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他在《天体理论》中的观点与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极为相似。在康德看来,所有天体都已经或将会有人居住,那些离太阳最远的行星,由于形成时间最长,也许存在着比地球人更智慧的生物。他的《人类学》揭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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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伏尔泰可能不会从怀疑主义哲学的宁静转入到他晚年的激烈辩论。但宗教迫害让伏尔泰不再温和,他开始变得严肃认真。他鼓励法国人防抗教会的胡作非为,要求废除宗教,取消教会在法国的特权。这时,教会决心要收买他,授予他红衣主教的职务。但伏尔泰说,他本能容忍教会传教中的谬论,但是基督教没有宽容的精神。如果人类不学会容忍哲学,政治和宗教等方面不同的思想,永久的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实现美好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剥夺教会的权力。之后,他继续前进,在更高的层次上批判的圣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揭示了旧约在纪事上存在的矛盾。他不反对宗教,反对神学。因为神学的细节分歧引发了宗教冲突。教会不是让人敬畏上帝,而是要让你们惧怕他们。但伏尔泰是信仰上帝的。他的上帝是支配一切事物的永恒法则。真诚的祈祷不应该要求上帝去违背自然规律,而应该接受自然规律并将自然规律是为上帝不可更改的意志。他相信,宗教不是深奥的形而上学,也不是虚假的形式,而是崇拜和正义。行善是他的信仰,服从上帝是他的原则。伏尔泰反对的仅仅是教会和迷信。

洛克:《政府论下篇》

我们对康德的漫长的成长过程已经有所了解。他身高不到五英尺,为人谦逊、谨慎,但他的头脑中却孕育了近代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康德的生活很有规律,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用餐、散步都有固定时间。每当康德身穿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出现在住宅门口,然后走上今天仍叫作“哲学之路”的菩提树大道时,邻居们就知道时间准是午4点了。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

伏尔泰没有关于政治的著作,但又很多明确的观点。他倾向于保守主义,认为平均财富是个不错的办法。他不对任何政体表示赞成,不相信君主,也同样不相信民众。此时,卢梭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名噪一时。面对卢梭的原始主义的主张,伏尔泰认为,对人类文明的谴责是幼稚的疯话。人在本性上是野兽,但文明社会用秩序的铁链套住了这头野兽,驯化了他的野性,,使他的智力和幸福得到发展。如果只改变社会制度,而不先改变人的本性,那么社会是无法进步的。伏尔泰说,通过教育和平地改变人性。

建议与霍布斯的书比较阅读。洛克与霍布斯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对人性的估计,与霍布斯相比,洛克对人性的估计更为乐观,这也导致他对自然状态的论述与霍布斯大相径庭。相对于霍布斯而言,洛克的影响力更大。洛克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应该就是影响了美国的政体建制。有人说《独立宣言》基本上是整个儿复制粘贴了洛克的思想,这一点绝非虚言。此外,洛克还是宪政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评论“罗斯福是洛克的结果,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洛克个人影响力之大。

这一规律行为直到卢梭《爱弥儿》的出版,作为卢梭超级粉丝的康德,对《爱弥儿》爱不释手,以至于忘记散步。那天下午4点,教堂的钟一如往常敲响,可康德还未现身,柯尼斯堡陷入一片恐慌,大家一致以为:靠!教堂的钟竟然坏掉了!这样的散步,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当天气转阴时,人们就能看到他的老仆人兰普夹着一把大伞,担忧地跟在他身后,仿佛是谨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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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去世前回到了巴黎,宛如一位经过长期血战然后凯旋的统帅。有基督神父来劝告他,伏尔泰发表申明:我一生崇拜上帝,热爱朋友,原谅敌人,憎恶迷信。 伏尔泰去世后,1791年,巴黎人民把伏尔泰的遗骸迁入了先贤祠。灵车上写着:“他是人类心灵的推动力,我们自由航程中的灯塔”。

此外在传统认识论争端中洛克还是经验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心灵白板说”也算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命题了。

由于体质羸弱,康德不得不坚持严格的养生之道,因此他活到了八十高龄。他最提倡的养生方式之一就是只用鼻子呼吸,因此,他在散步时从不与任何人讲话。他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再三,因此终身未婚。他曾有两次想向女人求爱,但由于考虑得太久,第一位女友与一个有勇气的男人结了婚,另一位在我们的哲学家下定决心之前就搬离了哥尼斯堡。也许和尼采一样,觉得婚姻会妨碍他追求真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

卢梭:《社会契约论》

他在十五年内,不断撰写和修改自己的着作,饱尝了贫穷与卑微的滋味,直到1781年他五十六岁时才定稿。从来没有人成熟得像他这样缓慢,也从来没有一本书像他的着作这样在哲学界掀起如此壮阔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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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本人在政治哲学史上存在很大争议。有人捧之为“激进民主主义者”,有人斥之为“极权主义之父”。但无论如何,卢梭个人思想之复杂多面,已经成为客观事实了。将《社会契约论》与《政府论》比较阅读,你会发现虽然二者都大篇幅谈论自由,但是卢梭的“自由”似乎和我们现在多数自由主义者的理解并不相同……总之关于卢梭你需要多方面了解一下,最好同时读一些历史材料,或者是相关论文。

一、关于《纯粹理性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

此外,建议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与《社会契约论》比较阅读。尤其是托克维尔“多数人暴政”与卢梭“公意”概念的比较阅读。

这里的批判不是通常所说的批评,而是评判性分析。除了在结尾指出了“纯粹理性”的局限性之外,康德并没有对它进行攻击。相反,他想向读者指出“纯粹理性”的可能性,使它高于由感官获得的知识。“纯粹理性”意味着不是来自感官、而是独立于所有感觉的知识,它是精神所固有的性质和结构。

在会议上,各位学者主要围绕“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的主要影响和意义”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

总结:

一开始,康德就向洛克和英国学派发出挑战:知识并不完全来自感知。休谟自以为已经取消了灵魂和科学的存在;我们的精神不过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观念;必然性也仅仅是随时可能改变的可能性。康德说,这些错误的结论源于错误的前提,即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具体的、不同的”感觉。

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启蒙运动——法国启蒙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发言中谈论了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启蒙运动的评论,二是法国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因为法国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抨击了当时的教会和政府的社会制度,并且产生了现代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法国唯物主义的作用。法国唯物主义的鲜明特点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一切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个人与社会不能分离。其主要内容包括: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享乐的合理性,享乐不等于共产主义;人从感性世界中汲取一切知识,从而安排世界;个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个人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得自己的才能得到发展;使环境成为合乎人的环境,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天性。法国唯物主义本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法国唯物主义者分为笛卡尔和洛克两派。张椿年最后指出在谈启蒙运动和启蒙学者的功绩时,一定要看到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到了现代,社会契约理论已经不是当代政治哲学所关注的论题了,乃至于契约主义者罗尔斯也仅仅将社会契约论当做是“一种增进理解的论述手段”而不是“对正义理论的有力证明”。它的症结就在于社会契约并非实存状态,可一个虚构的状态又如何能够指导现实的政治生活呢?此外,社会契约理论自身也有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但是,就其历史影响而言,社会契约理论的地位依然是不可磨灭的。

假设知识来自感觉,来自变化无常的外部世界,那么,它就不是绝对可靠的。假如我们的知识独立于感官经验,其真实性、可靠性甚至在经验之前就能被我们先验地确定,这样,绝对真理与绝对科学就是可能的。究竟有没有这种绝对科学呢?这就是第一部《批判》所要探讨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抛开物质与经验,我们靠理性能获得什么?”康德认为,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

启蒙运动作为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卢梭、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合称为“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姚介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略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言中指出,18世纪50年代前后,代表第三等级中不同阶层利益的启蒙思想家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不屈不挠终身奋斗的平民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一生经历曲折、备受磨难迫害,勇往直前追求自由解放的真理,其著述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他以自己独具慧见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了之前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种种自然法与契约论思想,透彻地阐发了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精心做出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为近代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政制文明的蓝图,对后世的共和制民主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主要特点有:一、批判先前的一些契约论思想,揭示真正的社会契约的本质。二、人民主权论。三、论述国家政府形式,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政制。四、深化法治思想。最后姚介厚对卢梭做出了客观评价,首先,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与社会契约学说有许多合理内核、乃至闪耀历史辩证法光辉,但不能说它已经步入了历史唯物主义之门,它终究未摆脱历史唯心论成见。其次,卢梭主张一种自然宗教的有神论,倡导“公民宗教”。卢梭的学说对于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巨大进步意义。

2.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争

《批判》一开始就直奔主题,“经验不是认识的惟一途径。经验告诉我们现象,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它不能带来任何普遍真理。普遍真理具有内在必然性,它独立于经验之外。”就是说,无论后来的经验如何,它们都是正确的,它们的正确性先于经验,是先验的正确。

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我所知道的孟德斯鸠》发言中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不是铁板一块,虽然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对历史所起的作用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个人的观点千差万别。孟德斯鸠的著作较少,主要是三部书《波斯人信札》、《论罗马盛衰的原因》、《论法的精神》,却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方面的才能。但是,现在很多关于孟德斯鸠的评论都是错误的。比如,他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英勇战士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孟德斯鸠当时看到的“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等这些都是小国寡民的政体,所以不可能提出法国应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并且他认为“法律应该尽力支持贵族”。他向往的是经典意义上的君主政体。此外,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更着眼于政体的运转方法,强烈谴责专制主义,包括封建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专制主义。他所说的“政治自由”是指“政治制度”不仅应该合理,而且应该是宽和的。他不主张“立宪君主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君主主义的前提是基本法,更不主张“开明君主主义”,他根本不相信皇帝会开明。总之,孟德斯鸠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其特点之一是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专制主义的抨击。所以历史是复杂的,人或许更复杂,启蒙思想家则更加复杂。

功利主义:

“在先验知识上,我们不依靠经验能取得多大的进展?数学就是极好的例子。”数学知识是必然的、确定的;我们可能相信明天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二乘二不等于四。这种真理的正确性先于我们的经验。那么,我们从哪里获得这种绝对、必然的特性呢?不可能从经验中来,因为经验给我们的只是片面的感觉与事件,而且它们的顺序将来也可能发生改变。

石芳以知识与权力结合为切入点谈论了伏尔泰与权贵的关系。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这些真理的必然性来自我们精神固有的结构,来自我们精神活动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因为人的精神并不是被动的蜡版,任由经验和感觉为它打上绝对而反复无常的印记;它也不仅仅是一系列心理状态的抽象名称,它是一种能动的器官,能把感觉加工成观念,使纷杂的经验变成有条理的思想。

在启蒙运动中,一批先进的、新兴的思想家前赴后继。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魁奈、重农学派与中国》发言中,探讨了重农学派及其代表人物魁奈的重要历史地位。文艺复兴以来,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解放运动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个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然后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无论是哪国的启蒙运动,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法国启蒙运动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是为了民主建设,另一类则是为了强国。重农学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创立者,属于第二类。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是亚当?斯密的老师。两位学者在经济自由方面的主张没有区别,都强调自由放任、贸易自由、政府最小。但斯密指的是代议制的小政府,政府不要管太多,而魁奈说的是合法的专制政府,为了保证自然秩序,赞成借鉴中国的专制制度。重农学派提出这一点是为了拯救18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在英法斗争中总是失败,魁奈认为按照历史的经验只能诉诸于专制手段,要学中国的专制,中国的专制是按照自然秩序的专制,更高效。鉴于18世纪法国社会整体在批判专制,所以当重农学派提出“专制”的时候,影响有限,只维持了二十多年。重农学派之所以反潮流,坚持专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大部分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即虽然当时的贵族和第三等级结成联盟反对专制主义,可是两者的目的不同。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专制,必须区分“合理的专制”和“不合理的专制”。现在学术界中,西方政治经济学正在向魁奈靠拢。这得到了姚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呼应,在《重新审视现代性——启蒙运动的勃兴与渐行渐远的上帝》的发言中,姚朋谈了自己对现代性的看法。

穆勒《功利主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

1.先验的感性论

作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信徒的西耶斯在乐启良(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发言《个人的社会何以成为可能? ——西耶斯的权利哲学研究》中得到探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把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权原则和社会的原子化相提并论的观点源远流长。埃德蒙?柏克、约瑟夫?德?迈斯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和卡尔?贝克尔等人从不同角度控诉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鼓吹原子化的个人权利观念,并把革命恐怖归咎于此。事实上,社会原子化的论断可能并不适合于法国革命的灵魂人物——西耶斯神甫。西耶斯继承了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重农学派等人的社会交往性概念,将其权利哲学建立在需求人类学的基础上,并认为把社会建立在摆脱特权、神权、历史和家庭等中间团体的束缚的个人之上,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西耶斯的思想主要包括:主张打破旧制度法国的团体主义社会结构,个人从特权、教会、历史和家庭等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在自由与平等的个人基础上重建法国的社会制度;反对神权政治,取缔教士等级的存在;信奉理性主义,反对历史主义;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并限制家庭的社会职能。西耶斯的权利哲学可概括为:每个人皆是有需求的存在,并且有权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满足需求的必要性导致人的自由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社会交往的需求促使人们建立交互的人际关系;社会状态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要;社会状态的若干缺陷要求建立公共机构。

义务论:

对精神的固有结构或思维的内在规律所进行的研究,构成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因为这是一个超越感官经验的问题。将感觉加工成观念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运用知觉的形式:其二为运用概念的形式。康德将第一阶段的研究称为“先验的感性论”,将第二阶段的研究称为“先验逻辑”。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批判与危机”——萊因哈特-科泽勒克论启蒙与现代性危机》发言中讨论了概念史研究者萊因哈特-科泽勒克。萊因哈特-科泽勒克是一个概念化思考的能手,鞍型期、经验空间、期待视域、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等概念,成为其学术成就的标志。科泽勒克的整个学术创建,是建立在他对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欧洲史的研究之上的,涉及启蒙与革命、改革与反动等问题。通过分析萊因哈特-科泽勒克的著作《危机与批判》,最后得出启蒙运动跟时代和语境是有密切联系的。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

感觉和知觉究竟是什么意思?大脑是怎样将感觉变为知觉的?感觉只是对刺激的感知,舌头能品尝味道,鼻子能嗅到气味,耳朵能听到声音,皮肤能感受温度,眼睛能感到光亮,指头能感受压力,这就是经验的雏形。婴儿也具有这些能力,但这不是知识。如果让各种感觉聚集于某一对象——比如说一只苹果的气味、味道、光泽、压力等等综合在一起,你所感觉到的与其说是刺激,不如说是特殊的对象,这就是知觉。这时感觉已经成了知识。

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浅谈阎宗临的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发言中以阎宗临为例,探讨从中国如何影响欧洲的角度研究16-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史。阎宗临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是这个研究的核心问题。阎宗临的研究表明:来华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方面,远不及他们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成绩显赫。阎宗临研究中法文化交流史最大的特点是从书籍这一小处着手,层层推进,推及到更加宏大的社会文化问题。总体来说,阎先生通过缜密的层层论证,将传教士来华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变、统治者的支持以及中国思想对法国文化的有力冲击等要素串联起来,使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连成一个有机整体。

此外还有一些伦理学导论书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介绍,这里我推荐程炼的《伦理学导论》与卢坡尔的《伦理学导论》。

那么这种过渡完全是自动的吗?感觉是否能自发地汇集在一起成为知觉呢?洛克与休谟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康德正相反。

张智在《贝卡利亚启蒙思想的渊源及影响》发言中提出,从某种程度而言,贝卡里亚和卢梭一样,都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乌托邦。不过在贝卡里亚那里,这个理想的乌托邦是基于法律的,是合乎现代商业社会的。在贝卡里亚生活的时代,意大利面临由传统社会走向繁荣、富裕和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问题。因此贝卡利亚从法制角度思考商业社会,把对人性的研究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在人性、正义话语的基础上,贝卡里亚对法律、犯罪和刑罚展开了具体论述,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要相对宽容、反对酷刑,具有更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功利主义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广泛的伦理学理论了。罗尔斯建构自身理论也建立在对功利主义理论的批判之上。如果说研究当代政治哲学绕不开罗尔斯,那么研究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启蒙时代后更加精密系统的政治哲学,就绝对绕不开功利主义。事实上,在罗尔斯之前,对功利主义的系统批判也仅仅只有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一脉有影响力。

纷杂的感觉通过皮肤、眼睛、耳朵、舌头和密密麻麻的神经一窝蜂涌向大脑,要求得到关注时,场面是多么混乱!如果听之任之,感觉只能是杂乱的“混合体”,毫无作为。就像将军把来自战场的各种情报整理成信息和命令一样。杂乱的感觉也有一个指挥官,它不仅接收信息,还要掌握这些感觉的细节,使之形成意义。

启蒙运动是一场强大的、广泛的思想和精神运动,它声势浩荡、摧枯拉朽,却最终耗尽了人们的支持,引发了一场反革命运动。浪漫主义的出现与法国大革命在时间上重合,不可避免地与大革命相互作用。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发言中把启蒙运动与康德革命、浪漫主义相互联系起来加以分析。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然界总是验证的标准,人们的思想、习俗和制度假如要想达到完美境界,就必须与自然界在“一切时间里、向一切人所显示的那些规律相一致。”这是他们心目中理性的实质。康德既有理性的一面,相信历史终将会去实现其隐蔽的计划;同时他又高扬人性的大旗,强调人本身是大自然的目的,人的自由是大自然的目的。这样,康德就超越了理性,也批判了理性,也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敞开了门户。浪漫主义是以主观主义为出发点,它所崇尚的是个性化和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启蒙理性的一场反抗。在政治上,最初大多数浪漫派都欣喜若狂地欢迎法国大革命,后来他们却转而反对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辉煌时期,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高扬人文主义,影响到哲学、语言学、文学、诗歌和戏剧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浪漫主义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特征。

简单来说,为什么近代政治哲学的冲突集中于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冲突呢?因为它们二者的分歧出在伦理学基本概念的分歧上。

但是,并非所有的感觉都能被选中,只有经过筛选的信息,或那些紧急信息,才会被加工成为知觉。时钟一直在滴滴答答地响,你可能听而不闻。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立即就能听见,而且同样的“嘀答”声听起来比原来响得多。在摇篮旁睡着的母亲对周围的喧闹声一点也听不到,但小宝宝稍有动静,母亲就会立刻醒来。感觉和观念的联系首先是由精神的目的决定的。感觉就像佣人,等待着我们的使唤,你不需要时,它们就不会出来。有一种选择和操纵的力量在运用着它们。在感觉和观念之上存在着精神。

邸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启蒙运动与德国思想界的回应》谈到德国的精神自由、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启蒙运动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启蒙运动为推动欧洲现代化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德国的精神自由引发了普鲁士自上而下的改革。当时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成了思想启蒙的主力,形成了一场有德意志特色的思想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康德、黑格尔等人。在政治文化层面,康德的哲学思想成为普鲁士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基础。在精神文化层面,康德等人的思想激起了人们对文化和学养的推崇,大力倡导全民教育,以文化立国。启蒙运动对德国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了普鲁士的改革之路,使得德意志普鲁士改革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二是推动了德国教育、科技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发展。

伦理学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正当,一是善。功利主义将善定义为优先于正当,认为“凡增进善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而义务论则相反,它将正义定义为优先于善,认为“唯有符合正义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善”。实际上两派都有着巨大的问题,例如功利主义的一个问题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只要牺牲的利益小于增加的利益。”这明显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也会演变成多数人暴政;而义务论的问题就在于:“既然要求符合正义,那么就必然需要一个关于正义标准的规定,但这个规定从何而来?”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正义的标准就会被导向神定论或者权威。这显然也是错误的。康德的“定言命令”虽然给出了不依赖上帝或权威的判断方法,但其自身依然存在致命矛盾。

康德认为,选择和协调的能力对呈现的材料进行了两种简单的区分法,即空间感和时间感。把信息根据其来源和时间加以整理,就能找出它们的头绪。大脑分配空间感和时间感,将它们归于各类物体、现在或过去。空间和时间不是人们觉察到的东西,而是知觉的方式。

针对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什么是启蒙”,不少发言者围绕启蒙是“人”的科学,激发人的自由、文化科学创造力,以提升人的价值,用智慧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徐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普鲁士的启蒙与实践》发言则更注重启蒙运动的实践方面。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对英法启蒙运动本土化的结果。对于英法启蒙来说,启蒙是建构出来的,但是对于德国来说,18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情感和政治实践的体系,当时在《柏林日刊》、《柏林启蒙杂志》上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如“人之为人”、“人之为公民”、“人类共同体”、对理性的态度如理性成熟了以后怎么办?如果理性被滥用了怎么办?此外,徐建分析了知识精英内部的启蒙思潮,考察了政治与社会实践的启蒙。

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争端,直接地影响了罗尔斯本人正义理论的形成。尽管罗尔斯说:“我试图重建康德那一派的契约论传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他的正义理论是试图调和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矛盾的产物。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底部是群星炫耀星空,澳大多特Mond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究探讨会。空间和时间是先验的,因为一切经过整理的经验都和它们有关。没有它们,感觉永远不可能升华成知觉。正因为它们是先验的,所以,它们的规律——数学规律,也是先天的、绝对的和必然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比两点之间的直线更短的距离。在这里,至少数学已被康德从休谟那种消灭一切的怀疑论中抢救出来了。

启蒙运动的浩大声势必然影响到社会其他发面的发展。张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启蒙运动与法国教育》发言中以19世纪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为例,论述了启蒙学者在教育方面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规划。19世纪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不断完善的一个时期,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改革也是在这个时期。启蒙学者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主张有:一、批判天主教会对于教育的垄断,国家应该管理教育。二、初等教育应该持平等、普及、免费的原则。启蒙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了多种教育改革方案,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培养共和国的公民。这些教育改革思想成为19世纪法国教育改革的基础和蓝本,比如争论教育究竟是由国家还是教会来管理、培养的人才是为了成为国家公民还是为教会培养人才、教学内容应该是现代科学还是教义,等等。19世纪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存在争论和反复,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法国的现代教育体制。

3.美国自由主义

其他学科是否也能得到拯救呢?当然能!但必须证明其基本原理,也就是因果律。那么,作为各种思维的必要前提的因果律,是否具有先验性呢?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科学起源》发言中提出历史哲学是对于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沉思与探索,通过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弗朗西斯?培根和伊萨克?牛顿等人的著述,指出在培根与牛顿等人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启蒙时代思想家群体开始了对于人文学科探索的集体性尝试。启蒙时代思想家们著作问世时,许多今日被划分为秩序井然的学科还并不存在。这个时代思想家们各方面的著作,无论是隶属于神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抑或隶属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等,都可以被视为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无论是用人文学科,还是用人的科学、道德科学、精神科学、社会科学,抑或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尽管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表达的是同样的关切,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不得不承认,我们依旧生活在启蒙的时代,而不是已经启蒙了的时代。

托马斯潘恩《常识》

2.先验的分析论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浅析》发言中也提出启蒙就是有利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确立的一套思想的提出、传播和接受的过程。社会在发展,时刻都需要启蒙。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

现在,我们从感觉与知觉的广阔领域走进思维的黑暗斗室:从“先验感性论”转到“先验逻辑”。精神活动就是对经验进行调整。这里,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心灵能动性——在洛克和休谟看来,心灵只是顺从于感官经验的“被动的蜡版”。考虑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各种数据的排列顺序是数据本身的能动性实现的吗?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按照人的意愿排列得井然有序。如果把卡片盒打翻在地上,所有的卡片撒了一地,你能想像这些散乱的卡片会自己从纷乱中站起,按照字母顺序回到原来的盒中吗?由此可见怀疑论者的论点之荒谬!

启蒙运动作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换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发展阶段,关于这场运动的内涵和定义,一直在不断地被抽象、概括,解释和再评价。何平(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启蒙运动再反思》发言中借鉴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探究在具体时代的语境中,启蒙问题被提出来的方式,以及不同社会和学者对需要启蒙的原因和启蒙的内容的阐释。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反抗中世纪社会及其制度和思想”的文化运动的高潮。在法国,“大陆思想体系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助长了其所由产生的火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这“整个文化运动的顶峰”。这个时代“对人类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他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语言----和整个宇宙。”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可以把“启蒙运动”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两大段:前期是对中世纪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解构,后期是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启蒙运动体现了之前欧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代表了发展的一个断裂。启蒙思想家们融合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的思想方法,对那个时代面临的思想任务和社会需求进行反思,他们所提出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原则,如思想和信仰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思想,经济上的自由和不受国家干预,人民与统治者的相互制约,代议制与民主等等,已成为近代社会的基本信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感觉是无序的刺激,知觉是有序化的感觉,概念是有序的知觉,科学是有序的知识,智慧是有序的生活,就它们的顺序、连续性和统一性来说,它们一个比一个高级。这种顺序、连续性和统一性从何而来?它们并非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我们的目的。康德说:“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如果知觉会自动将自己梳理成有序的思维,如果心灵并不具备乱中求序的能力,那么,同样的经验又怎能使一个人平庸、卑微,而使另一个人积极自信,并找到智慧和真理呢?

张旭鹏(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启蒙运动》发言中谈到后殖民主义脱胎于后现代主义,但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其中也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从后殖民视角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主要方向有“单一目的论”、“欧洲中心主义”等,主要批判在“文明”使命的外衣下的帝国主义征服的合法化。目前从后殖民视角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刚处于起步阶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英格兰政制那部分。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底部是群星炫耀星空,澳大多特Mond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究探讨会。因此,世界的秩序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因为认识世界的思维,也就是科学和哲学,具有给经验分类排列的能力。思维的规律也是事物的规律,因为事物是通过遵循这些规律的思维被我们认识的。正如黑格尔后来所说,逻辑规律与自然规律是一回事,逻辑规律和形而上学互相融合。科学的一般原理是必然的,因为它们说到底是思维规律,而思维规律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经验,也是以它们为前提的。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

倪玉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对18世纪启蒙政治学说的反思》发言中指出,18世纪的多数启蒙哲人倡导自然权利学说与社会契约理论。他们往往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国家与社会的起源。这种状态是否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哲人们并不关心。他们想要用这个思想武器,来批判现存的神权政治秩序。由于法国大革命遭遇了严重挫折,政治长期在无序与专制之间摇摆,19世纪初的一代政治思想家开始反思18世纪的启蒙学说。首先,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传统的看法发生重要改变:出现了历史研究热和宗教复兴潮流。其次,出现了对抽象文人政治的批评:贡斯当批评“立法意志主义”,认为它会导向政治恐怖。托克维尔也批评革命者推行的是一种“抽象的文人政治”。

不建议阅读《论法的精神》全书,孟德斯鸠主要的贡献就是一个三权分立,而书中也只有这个地方大篇幅论述了三权分立理论。其它的基本上是对法的形而上学讨论和各国法律精神的原则之来源……所以我建议打印成文件专门阅读,而不是购买原著。因为真的很无聊。

3.先验的辩证法

结合当前新兴的全球史发展趋势,景德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通过介绍一本德国新著《全球启蒙思想》中的一节“全球视野下的启蒙运动”,谈到了此书作者的看法。“全球视野下的启蒙运动”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启蒙运动的起源”中,书中指出虽然启蒙运动曾经都说是欧洲的现象,但也要关注到全球各个地区和各个文化,比如中国18世纪的“康乾盛世”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在第二部分“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传统观点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的现象,最迟到1800年就结束了,但从全球视角看,启蒙运动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还在其他文化和国家里继续发挥着影响作用。书中的第三部分提出不应该过度专注于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要强调本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强调地方主义和本土主义。最后景德详指出虽然这样书写的目的是为了削弱欧洲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否合适尚需进一步商榷。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则是非常好的了解美国民主精神的书籍。因为他本人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与批判。《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著作,风格类似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集中体现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审视的一本书。而《论美国的民主》则是借美国的民主制度反向批判法国大革命中恐怖专政的著作。都是经典之作。

逻辑与科学的概括虽然具有必然性和绝对性,却同时又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即严格局限于经验范围内,严格局限于人类的经验方式。因为,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就是一种结构、一件成品,甚至可以说一是一件杰作:在制造它的过程中,心灵提供了模板,物质提供了刺激,两者同样重要。物体向我们显示的是现象与外表,也许与它们本来的样子大不相同。

宋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在《欧洲启蒙运动的科学元素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发言中,谈论了欧洲启蒙运动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涉及“拉丁美洲启蒙运动(Latin American Enlightenment)”、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时期的科学、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的“科学远征”与伊比利亚美洲科学。最后总结了拉丁美洲启蒙运动和科学范式的新特征:第一,独立前,伊比利亚美洲创立的“爱国科学”(patriotic science)并不是在一个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是现代科学、理性和天主教启蒙运动(Catholic Enlightenment)的一个混合产物,是欧洲科学和本土科学的混合产物,是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潮的混合物。第二,伊比利亚美洲的科学体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孔德和边沁思想对独立革命以至之后拉丁美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其它推荐

那个本来的物体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物自体”可能是推断出来的物体,但它无法被我们感知,因为在被感知的过程中它会扭曲变形。“我们完全不知道物体远离我们的感官而独立存在时的样子。我们只知道感觉它的方式,这是人所特有的。我们所认识的月亮只是一连串的感觉,它们在经过了从感觉到知觉,再从知觉到概念的加工之后,被我们的心理结构统一起来。结果,对我们来说,月亮只是我们的观念而已。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陈启能强调了这次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对与会的学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他希望这样的“学术的盛宴”以后能更多地举办。

威尔金理卡《当代政治哲学》

康德并没有怀疑“物体”和外在世界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知道物体的存在,我们没有一点真切的认识。我们所知道的细节是有关物体的表象、现象和由此得来的感觉。唯心主义并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只承认感觉主体而否认存在,它只是说物体的很大的一部分是通过感觉与认识的形式得以实现的:我们只了解转化成观念后的物质,而物体在这种转化发生之前是什么,我们无法了解。科学毕竟还比较幼稚,它以为自己在与客观的物体本身打交道:哲学要稍微复杂一些,它发现科学中的事物是由感觉、知觉和概念组成的,而这些东西并不是事物本身。叔本华说:“康德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现象从物自体中分离了出来。”

有这样一本书在,我觉得我再对当代政治哲学做一番梳理,就完全是多余的话了。金理卡的这本书完全可以起到很好的导论作用。书的目录就相当于一份当代政治哲学书单。所以这书真的相当好,尤其是作者本人也是当代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

于是,无论科学还是宗教,一切想搞清最终实际性的尝试最终只是假想;“认识永远不可能冲破感受性的樊篱”。这种超验科学将在“二律背反”中迷失方向,这种超验宗教也会消失在“反理”之中。“超验辩证法”的作用,就是对理性企图从感觉的包围圈中逃到未知的“物自体”世界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肖明《抑恶与扬善:自由主义宪政的困境与伦理重建》

二律背反是由企图超越经验的学科导致的窘境。例如,当认识试图判断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还是无限时,思维就会反驳任何一种设想:如果没有尽头,我们就要无休止地往远处想,但同时,无限性本身又是不可想像的;另外,世界在时间上有起点吗?我们无法想像永恒;也无法想像过去某一时刻之前的一切都不存在;或者,科学所研究的因果链是否有第一原因?

这本书是一本学术专著,以宪政主义为线索梳理了各时期的政治哲学理论。全书非常系统,对各政治哲学学派的发展演变有着很好的描述。而且是理论结合实际,不仅介绍各学派的思想内容,还举了它们各自的应用实例。可以说是一本很好的了解谱系的书籍。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没有尽头的链子是无法想像的。但同时答案又是否定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缘由的原因也是无法想像的。思维的这些困惑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当然有,康德告诉我们,只要牢记空间、时间和因果都是知觉和概念的方式,而我们困惑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把它们看成了独立于知觉的外界事物。我们对一切经验的解释都离不开空间、时间和因果,但它们并不是事物而只是解释和认识的方法,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哲学。

这本书在我看来有两个不足:一是过于肤浅,没有当代政治哲学家那样深刻的批判。但也正因如此,它才十分通俗易懂,这可能也是意外的好处;二是作者是明显倾向自由主义的,所以对黑格尔等国家主义者的批评难免存在偏见。不过也因为他的这个倾向,全文读起来很令人舒服。而且没有国内某些学术著作必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而巴拉巴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废话的坏毛病。

“唯理”神学的困惑也是如此,它试图证明灵魂是不朽的物质,意志是自由的,不受因果律的约束,而且还有一种作为一切现实的前提的“必然存在”,即上帝。超验辩证法会提醒神学:物质、原因和必然是心灵运用于感觉经验的方法,它们只用于这类经验中的现象: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用于本体世界。

几个学者:

到这里,第一部《批判》就结束了。可想而知,恐怕连休谟也会报以嘲笑,这是一部厚达八百页的大部头,其间充斥着冗长的术语,它试图解决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并顺便拯救科学的绝对性和宗教的真实性,但它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它摧毁了朴素的科学世界,把科学限制在表面的世界中,一旦超越这种限制,科学只能产生可笑的“二律背反”;科学就是如此得到了拯救!书中最雄辩、最深刻的部分强调说,造物主不能用理性加以证明,于是宗教也得到了拯救!难怪当时德国的牧师们疯狂地反对这种拯救,纷纷给自己的狗起名为伊曼诺尔·康德以泄愤。

廖申白,何包钢,何怀宏

难怪海涅要拿这位矮小的教授与可怕的罗伯斯庇尔作一番比较。后者不过是杀了一个国王和几千法国人;而康德却处决了上帝,摧毁了神学中最宝贵的论点。这位先生的外表与他那毁灭性的思想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然而善良的柯尼斯堡的市民只知道他是一位哲学教授,当他在固定的时刻漫步走过时,他们会友好地点头致意,然后把表对准。

《正义论》的三名译者,都是研究伦理学的老先生了。

二、关于《实践理性批判》

俞可平

既然科学和神学不能作为宗教的基础,那么这基础又该是什么呢?答案是:道德。

中央编译局的dalao,我看他的很多论文,都是有着稳重的自由主义倾向的。俞先生的名字,基本上时不时就会在各种期刊编丛译书上看到……有种社会活动家的感觉。

神学的基础太脆弱,应该抛弃。信仰必须置于理性范围之外,因此宗教的道德基础必须是绝对的,而不是来自可疑的感觉经验和破绽百出的推论。它应该起源于内心自我。我们应该寻找普遍的、必然的伦理,这种先验的道德准则应该像数学那样绝对可靠。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己决定意志,独立于任何经验”,道德感是内在的,而不是源自经验。这种道德法规作为宗教基础,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强制的。

刘小枫

在我们的经验中,最令人诧异的实在就是我们的道德感,也就是我们面对诱惑时不可避免地认为这样做不对的那种感觉。早晨下了决心,晚上又干蠢事,我们知道那是蠢事,因此就又下决心。促使我们悔恨、下决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心中无上的道德准则,是良心的绝对命令,它驱使我们行动,好像我们的行为准则会通过我们的意志变成自然的普遍规律。

向国内引进政治哲学的dalao。

是直觉而不是思维使我们懂得,我们必须避免一些行为,否则社会生活就不能继续。“虽然我想撒谎,但我不希望撒谎成为普遍的准则,因为有了这样的准则,一切都将毫无希望。”因此我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意识:虽然撒谎对我有利,但也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是绝对的。

桑德尔

好的行为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好的结果,而是因为它遵循了内心的责任感与道德准则,这种责任感或准则虽不是来自经验,却严格地、先验地规定了我们的一切行为。世界上惟一绝对美好的东西是善良的意志——不计个人得失而严守道德准则的意志。“道德的宗旨不在于如何让自己幸福,而在于如何让自己无愧于得到的幸福。”

哈佛《正义》公开课的主讲。那门课很有意思,是当代政治哲学比较好的入门课程。很多人是看了这个公开课才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的(不过我是《社会契约论》做的启蒙……)

我们应该让他人快乐,而自己去追求完美——无论它为我们带来的是幸福还是苦难。这就要求我们“将人道视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这也是我们所感到的一部分绝对命令。只要我们恪守这样的准则,我们很快就能创造出充满理性的理想社会。你也许会觉得这种让义务高于美、让道德高于幸福的道德过于苛刻,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野兽变成神明。

大概就是以上。时间仓促,敬请谅解。

我们要知道,这种尽义务的绝对命令最终证明了我们意志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感,又怎么可能产生责任这种观念呢?我们无法用理论证明这种自由,但可以用我们处于道德抉择的紧要关头时的直觉予以证明。我们将自由视为纯粹自我的本质,在内心里,我们能感觉到心灵自发地塑造经验、选择目标的活动。我们的行动似乎在遵循固定不变的规律,可是我们是通过感官才觉察到规律的结果的,我们仍然超越了我们为了理解经验世界而制定的规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积极力量和创造力的中心,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感觉,无法论证。

虽然不能证明,但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不朽,我们能意识到生活并不像人们喜爱的戏剧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毒蛇的智慧要比鸽子的温柔更受青睐,任何一个窃贼,只要偷够了就是成功者。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一再地遭遇这一切,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一种使我们走向正义的命令,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一些具有永恒之美的举动。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只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今生的梦想只是孕育新生的前奏。我们朦胧地感到在来世更长的生命中,平衡将得到恢复。今生慷慨送人一杯水,来世将得到百倍的回报,否则,是非观念怎么会长存呢?

如此说来,还是存在着一个上帝,假如责任感涉及并证明了来世报应,那么“设想永生就必将导致设想上帝的存在。”这也是不能用“理性”证明的。与我们的行为相关的道德感必须优于只能处理感觉现象的理性逻辑。我们的理性说服我们相信物自体背后有一个公正的上帝:而我们的道德感则命令我们相信它。卢梭说得对:心灵的感觉高于头脑的逻辑。帕斯卡也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心灵自有它的道理,大脑永远也无法理解。

三、论宗教与理性

这种理论是不是有些保守呢?不,正相反,这种否定“理性”神学、将宗教的原因解释为道德信仰和希望的直率言论引起了德国正统势力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毅然与“四十牧师的力量”对峙,康德必须具有比人们熟悉的他更多的勇气。

康德有足够的勇气。他六十六岁出版了《判断力批判》,六十九岁又出版了《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在前一本书中,他又回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关目的的讨论,康德曾认为目的说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而予以否定。这——从目的与美的联系入手。他认为美即结构的匀称与统一。“对自然美的兴趣一直是善的标志,”大自然中的很多物体都十分美丽、匀称和统一,几乎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由超自然的力量造就的。

但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自然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混乱、无用的重复;自然孕育生命,代价却是无数的苦难和死亡!因此,外部设计的表象并不能最终证明上帝的存在。过多运用这种论据的神学家应该抛弃它,而抛弃了它的科学家应该运用它;这是一条重要线索,能产生无数种启示。

因为目的无疑是存在的,但它是事物的内在目的,是总体设计出的部分。假如科学从整体出发去解释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会给另一种本来很有启发性的原理带来美妙的平衡,这种原理尽管也有利于新的发现,但只靠它,恐怕连一片草叶的生长原理也解释不了。

这篇关于宗教的论文也许是康德所有作晶中最大胆的一部。既然宗教的基础不应是理性的逻辑,而是道德感的实践理性,那么,任何用以评价圣经或启示录的标准一定是它的道德价值,而圣经或启示录本身是不能成为道德标准的,教会和教条只在有助于道德发展时才有价值。

当教条或仪式成为评价宗教的标准时,宗教就消失了,真正的教派是人民的集体,不管多么零散,他们总是为了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团结一致。基督就是用这样的教派去同法利赛人的教权进行对比的。

但是,新的教权后来居上,几乎推翻了这种崇高的理想。“基督已使上帝的国度接近人间,但他被误解了。牧师的天国代替了上帝的国度。”教条和仪式又一次取代了美好的生活,人们不仅没有团结在宗教周围,反而分裂成上千个教派。各种“虔诚的谬论”被说成是神圣的事业,从此人们可以靠奉承赢得天国统治者的恩宠。这说明奇迹不能证明宗教,如果祈祷是为了破坏适用于一切经验的自然规律,那么它就毫无价值。最后,当教会沦为反动政府的统治工具、当牧师变成神学的迷信者和政治压迫的工具时,教会的腐化就会达到顶点。

以上论述之所以显得大胆,是因为这种事恰恰在普鲁士发生过。腓特烈大帝死于1786年,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在威廉二世看来,他的前任所推行的政策似乎有法国启蒙运动的痕迹,不利于国家稳定。塞德立茨这位腓特烈时期的教育部长被解职,取代他的沃尔纳是一个虔敬派教徒。腓特烈曾说他是“一个阴险的牧师”,他整天沉浸在炼金术和巫术里,由于甘愿充当新皇帝强制恢复旧信仰的工具而爬上高位。

1788年,沃尔纳发布了一项命令,在各级学校里禁止讲授任何违背路德新教正统形式的东西,对各种出版物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开除一切有异端嫌疑的教师。起初,康德由于年事已高而末牵扯进去,另一个原因,也许正如一位皇家顾问所说的那样,他的读者不仅少,而且还不怎么理解他的学说。但是,他那篇宗教论文却通俗易懂,它看上去似乎洋溢着宗教热情,而且有着浓厚的伏尔泰气息,所以过不了新的审查关。本来打算刊登这篇文章的《柏林人月刊》被命令取消了该文的发表。

康德行动了。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与勇气。他把这篇论文寄给了耶拿的几位朋友,在那里的大学出版社发表了。结果,康德在1794接到了普鲁士皇帝内阁的命令,上面写道:“得悉你滥用你的哲学来破坏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陛下极为不悦,我们要求你立即作出解释,并希望你今后不再轻率行事,而是利用你的才智和名声努力实现天父的意愿。若再明知故犯,后果将极为严重。”

康德回复说,本来每个学者都有权在宗教问题上保留和宣讲自己的主张,但在当今皇帝治下,他将保持沉默。有些传记作家谴责康德的这种让步,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七十高龄、身体虚弱的老人已经不宜争斗了,再说他已经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了世人。

四、论政治与永久和平

若不是康德还有持不同政见的罪名,普鲁士政府也许会放过他。威廉二世继位三年后,法国大革命使欧洲所有的王位受到了强烈震撼。就在普鲁士大学的多数教师纷纷表示拥护君主制的时候,六十五岁的康德却为革命欢呼。

1784年,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政论文章,题为“从宏观世界政治史的角度审视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个人对群体的抗争使霍布斯大为惊讶,康德却由此意识到自然开发生命潜能的方法,认为抗争是进步的必由之路。如果人与人之间过于和睦,人类就会处于停滞状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某种程度上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没有不稳定因素,人们的才能将会被永远埋没。”“感谢上苍给了我们不安、嫉妒、虚荣还有永不满足的欲望……人想要和谐,但自然懂得什么对她的物种有益,她有意使人们争斗,好让人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因此,以斗争求生存并非完全是坏事。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这种斗争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用规则、习俗和法律加以调节。于是文明社会就因此而产生并得到发展。但今天,“迫使人们组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又使国与国之间采取了无节制的自由政策,任何国家都可能遭到来自别国的威胁。这时,国家就应该像人一样从自然的野蛮状态中脱离如来,并订立盟约以维护和平。”

历史进程及其全部意义就是约束暴力,不断扩大和平的领地。如果没有这种进步,对文明的创建就会像西西弗斯那样,一次次将巨大的圆石推向山顶,快到山顶时又滚回山下。那么,历史只能是周而复始的蠢事。“我们就会像印度人那样把地球看作是为前世赎罪的地方。”

有关“永久和平”的文章进一步发挥了这一主题。与各个时代的人一样,康德也发过牢骚:“统治者在公共教育上一毛不拔,因为他们早就把所有的钱花费在下次战争的开支上了。”不撤掉军队,国家就不可能文明。“设立常备军会刺激各国进行无休止的军事竞争,维护和平所耗费的军费比一场短期战争还要多,由于统治者急于摆脱由此造成的经济负担,因此常备军就成了侵略战争的根源。”战争时期的军队能够自给自足,因为他们可以在敌国征兵、驻扎和掠夺,必要时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样做。这总比动用政府的资金来维持军队更容易。

康德断言,欧洲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和分赃纠纷是军国主义的主要根源。和野蛮民族的不好客相比,欧洲文明国家,尤其是商业化国家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在他们看来,对异域民族的访问就是一种征服。美洲、黑人大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只要被他们发现,就成了没有主权的土地,因为他们不把土着人当人……这一切就是极力宣扬宗教虔诚的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在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又自视为正统信仰的选民——但是,这个哥尼斯堡的老家伙还不肯闭嘴!

他将这种贪婪归咎于欧洲国家的寡头政体,赃物由少数人来分,就算是瓜分之后也十分可观。如果实行民主制,这种国际掠夺所获得的赃物将被均分,最后每人只能分到很少的赃物。因此,实现永久和平的首要前提就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政体,不经全体公民投票表决不得宣战。否则发动战争就会如同儿戏,想打就打。由于统治者是国家的拥有者,他们根本不必亲自体验战争的苦难,更不必牺牲奢华的,因此可以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而根本不去考虑战争是否合理。

1795年,革命军队打败了反动军队。康德对此寄予了厚望,认为共和制将在欧洲兴起。总之,政府的职能在于帮助个人得到发展,而不是剥削个人,“每个人都应得到绝对的尊重,如果将他人视为个人财产,或视为工具,那就是侵犯人的尊严”。这就是绝对命令的基本含义。没有它,宗教只是一场虚伪的闹剧。因此,康德提倡平等:并非能力的平等,而是在发展和发挥能力的机会上平等。他反对世袭特权,在愚昧、反动的欧洲君主联合起来镇压革命的关头,康德不顾七十高龄,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为民主和自由大声疾呼。

然而,他毕竟是老了。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日渐衰老。1804年,他像一片落叶一样投入了大地怀抱,享年七十九岁。

五、评价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哲学风暴之后,康德庞大体系的现状如何?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宏大建筑的主体依然存在,不过,它的许多细微之处和外部结构已经动摇。

首先,空间是否仅仅是一种“感觉形式”,脱离了感知的心灵是否就没有客观实在性?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空间不存在能被感知的物体时,它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空间”是指某些物体,对于心灵来说,是与别的可感知的物体的相对位置或距离。假如没有空间物体,一切外部知觉都不可能。因此,空间是“外部感觉的必要形式”。

同时答案又是否定的:因为像地球每年绕太阳旋转一周这样的空间事实,虽然能被心灵解释,但却独立于一切形式的感觉。不管拜伦是否活着,蔚蓝的大海总是动荡的。空间也不是心灵通过非空间感觉的协调而获得的“结构”:我们通过对不同物体和方位的感觉来直接感知空间——就像我们看着虫子在静止的背景上爬一样。同样,时间作为对过去和未来的感觉,或对运动的衡量,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但是,无论我们是否能感觉或测量时间的流逝,一棵树终究会衰老、枯萎和腐烂。

其实,这是因为康德急于证明空间的主观性,以此作为规避唯物论的法宝。他害怕这样的说法:假如空间是客观的、普遍的,那么,上帝就必定存在于空间,并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批判唯心主义认为,实在性主要是作为我们的感觉和观念才为我们所认识,对于这种论点,他应该满足了。然而,他太贪心了。

他完全可以满足于科学真理的相对性,而不必绞尽脑汁地强求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现代一些哲学研究,如英国的皮尔逊、德国的马赫、法国的亨利·彭加勒等人的结论,都与休谟而不是康德相同。一切科学,包括最严格的数学,在真理上都是相对的。也许,“必然”的知识是不必要的。

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证明了外部世界是作为感觉被人们认识的,心灵不是一张放动的白纸,而是一种积极的决定性媒介,具有对经验进行选择、整理的能力。我们可以和叔本华一样,对三个一组的十二个范畴的模式报以微笑,康德为了使它们适合周围的事物,曾对它们随意伸缩、作出牵强的解释。

我们甚至可以问一问这些范畴或思维的解释形式是不是真的先于所有感觉和经验而存在。也许,对于个人而言,它们是先验的,尽管对于全人类来说它们是后天学来的。甚至对个人来说,它们也极为有可能是后天学来的,也就是说,范畴是思维的渠道,是知觉和概念的习惯,是由感觉和知觉本身的排列而逐渐形成的——起初是杂乱无章的,后来,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思维就对事物的排列方式进行自然选择。正是记忆将感觉分类并加以解释,使它们成为知觉,又使知觉成为观念。但是,记忆是逐渐增加的。

康德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心灵统一性,实际上是后天学来的——而且并非人人都有。健忘症、多重人格和精神病都可以使人丧失这种统一性。概念不是天赋,而是一种收获。

十九世纪对康德的伦理学和他的内在、先验、绝对的道德伦理观进行了批判。进化论哲学表明,责任感是个人具有的社会性,良知的内容是后天学来的,尽管社会行为的某种倾向是先天的。具有道德和社会特性的人并非上帝的“特别创造”,而是漫长进化的产物。道德不是绝对的,而是为了集体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行为准则,并会随着集体的性质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一个四面受敌的民族会将狂热的个人主义视为不道德,而一个富裕、安定、洋溢着活力的国家就能容忍这种个人主义。正如康德所设想的那样,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

康德在第二部《批判》中恢复了第一部《批判》所摧毁的宗教观念,这实在令人惊讶。读康德的哲学,你会有一种置身于乡村集市的感觉。在他那里,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一切东西:意志的自由与禁锢、唯心主义与反唯心主义观点、无神论和善良的上帝。就像魔术师用空帽子变戏法一样,康德从责任概念中变出了上帝、不朽和自由。康德摧毁了思辨神学的脆弱基础,却不去触动世俗神学一根毫毛,甚至将它作为更高的信仰形式放在道德感情的基础之上。

因此,这种做法被一些哲学家理解对上帝的合理理解。康德尽管摧毁了古老的错误信仰,但也深知这种举动的危险性,他想用道德神学来给摇摇欲坠的宗教加上儿根细弱的支柱,这样,他就可以从容地脱身了。

对康德冒险进行的这种内心重建活动,我们不必太认真。《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文中的热情表明,他把宗教基础由神学改为道德、由信条改为行动的探索只能出自一个虔信的心灵,他在1766年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中说:“的确,我思考过许多我确信的东西,却没有勇气全说出来。但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我是决不会说的。”

像《批判》这样庞大、晦涩的巨着很容易引起完全相反的解释。该书的初期评论之一是由莱因霍德写的:“《纯粹理性批判》被教条主义者视为一个怀疑论者试图否定所有知识的确定性而作的尝试;怀疑论者把它视为企图在旧体系的废墟上建立新教义的一种狂妄臆想;超自然主义者认为它是企图取代宗教的历史基础的阴谋,其目的是不经过论战就偷偷建立起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把它看成是垂死的信仰哲学的新支柱;唯物主义者把它当作唯心主义对物体实在性的反驳;唯灵论者认为它是对所有存在的不公正的限制,即以经验科学的名义,将万物限制在物质世界中。”

其实,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上面所有观点的认同,康德似乎真的把这一切融合成了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复杂的统一体。

就其影响而言,整个十九世纪的一切哲学都以他的学说为中心。自康德之后,谈论形而上学在德国蔚然成风:席勒、歌德研究过他;贝多芬满怀敬意地引用了他的名言:“头顶是璀璨星空,心中有道德法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都从他的唯心主义中汲取营养,并相继创立了伟大的思想体系。

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和对感情的推崇为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论、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铺平了道路;他把思维规律和现实规律等同起来,把一整套哲学体系传给了黑格尔;他的不可知的“物自体”观点对斯宾塞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后者所认识到的;凯尔德、格林、华莱士、沃森、布雷德利和其他众多英国哲学家都在第一部《批判》的启发下找到了灵感:即使是狂妄的尼采,尽管猛烈抨击康德保守的伦理观,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认识论。

一个世纪以来,康德的唯心主义一直在与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对峙着,尽管双方都经过了多方面的改革,但康德似乎还是略胜一筹。甚至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也自相矛盾地写道:“如果要我说实话,我要说人是物质的创造者。”

由于有了康德,哲学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幼稚了;自康德起,哲学就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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