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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

  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当历代枭雄逐鹿中原,拼杀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湘西只是戏剧舞台外的看客”。只有强者终于抢占了金銮殿,坐稳了皇帝宝座,想起“不服王法”的边鄙“蛮族”的时候,才会送“戏”宝下乡,遣王师与南方“蛮族”会猎于五溪。

  倘若人的所思所想与其主体之间,连接的是一条有形的线索,那么,这时正可以从北京前门大街公寓的这一端,沿着这条线路做一次长途旅行。从北京向南,走三千余里至长沙,再向西北行四百里,便到了古称武陵的常德。如果手里刚好有一份中国地图,你就会发现,在北面,标志长江的蓝色粗线由西向东蜿蜒,与洞庭湖衔接。湖右沿江横亘着巫山山脉;湖西南方向,武陵山与雪峰山恰似两道屏障,切断了与洞庭湖泽地带及湘中的联系;越雪峰山,入贵州境,西南壁立着大娄山脉与云贵高原,这个被大山包围着的三角形地带,就是湘、鄂、川、黔四省相交的边境地区。其中,属于湖南的部分,便是秦置黔中郡、汉置武陵郡的湘西。史书曰: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郡、黔郡也。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昆连,介于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接壤,南通黔,西通蜀。一片犬牙交错的广漠山地,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

苗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在上古时期就种植水稻。苗族在原始社会,以树叶为衣,以岩洞或树巢为家,以女性为首领的情况,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从一些地区的亲属称谓制度…

苗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在上古时期就种植水稻。苗族在原始社会,以树叶为衣,以岩洞或树巢为家,以女性为首领的情况,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从一些地区的亲属称谓制度中,还能看出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从血缘婚到对偶婚的演变痕迹。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在大多数苗族地区建立郡县,实行“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五溪地区的苗族先民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掌握了用木皮织绩和以草实染色的纺染技术,出现了产品交换。

说起湘西的民族特色旅行地,许多人都会想起凤凰。

  但历史从没有给他们预约全胜。东汉马援兵进武陵,遭土著顽强抵抗,最终两败俱伤时,光武帝刘秀知“武陛蛮”不可征服,只好派司马吕种“以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双方订约休兵;南北朝时期,“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五代时楚王马希范与土司立约的铜柱上,不得不刻下“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的承诺,宋元佑元年,鉴于湘西土著民族的不断反抗,只好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明代,为加强对湘西苗族的控制,在花垣、沪溪、凤凰等县境内,设立五寨与竿子坪长官司,却终因苗民处于优势,到清康熙年间失去控制,变成不受土司管辖的苗区;康熙年间征苗之役,清兵虽胜,却元气大衰,只好“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而苗讼仍从俗处分,不拘律例”。乾嘉苗民大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迫使清政府做出让步:撤出大部营盘,采取措施限制汉族地主兼并土地,并归还部分苗民田地,不许再向苗寨派夫役,限制奸商剥削,在苗区开办学校,入学科举不准歧视苗人。

  直到本世纪初叶,这里公路未通,火车不行。只有两条屡见于古典词章的河流——沅江与澧水,从群山中闯荡而出,注入洞庭,成为湘西与外部世界交通的要道。沅水上游及其支流——酉、巫、武、辰、沅,便是屡见史籍的著名“五溪”。它们有如人体上的血管,伸延到整个湘西地区。这些河流乱石密布,险滩迭起,恶浪咆哮,亘古长流。群山夹江而立,危峰碍日,密树蒙烟,怪石狰狞,云雾晦冥。群山中也有各处爬行的山道。要是你身体强壮,胆量过人,能吃粗粝饭,喝酸菜汤,能租一条充满汗臭的被子裹着身子在不乏虱子跳蚤的草垫上过夜,便可以从旱路去湘西。白天,一连几个小时在不见人烟的深山里走,你便有机会领会什么叫天籁地籁,寂寞会堵塞你的嗓子,让你心里发慌。路旁忽然一座烧毁的屋,一具开始糜烂的尸体,一丛红得凄惨的山莓,身前身后忽然横路穿过一条大蛇,紧张又使你浑身发毛。天黑前遇到一家客店,你得赶紧住下,再下去又是几十里没有人家。半夜醒来你会听到虎啸狼嚎,毒蛇与蟾蜍格斗时发出的凄厉叫声,仿佛就在屋前或屋后。第二天再上路时,雨后松湿的泥路上,留有老虎路过时的巨大脚印。如果运气好,即使是大白天,也会碰见强人拦路抢劫,单刀决斗……。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

苗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在上古时期就种植水稻。苗族在原始社会,以树叶为衣,以岩洞或树巢为家,以女性为首领的情况,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从一些地区的亲属称谓制度中,还能看出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从血缘婚到对偶婚的演变痕迹。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在大多数苗族地区建立郡县,实行“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五溪地区的苗族先民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掌握了用木皮织绩和以草实染色的纺染技术,出现了产品交换。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苗族的原社会开始逐渐解体,原来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公社,已逐渐发展成为地缘关系的农村公社。唐宋年间,苗族逐步进入到了阶级社会,农村公社的首领已有了土地支配权。汉族的封建经济,通过汉、苗等民族间频繁接触,促进了苗族封建社会领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些“蛮酋”、“蛮帅”成为世袭的“土官”,领有大量的土地。在这些“土官”境内的苗民沦为农奴,耕种着领主的土地,交纳租赋和服无偿劳役,并须参加领主间的械斗,为其卖命 。

其实,这里有许多村镇,都充满着浓郁的湘西民族风情。

  历代中央王朝对湘西“蛮族”的征服,即便在政治上,也几乎只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无论周代时崇山的“荒服”,东汉马援南征的马革裹尸以还,宋以前在湘西所设郡县的“时设时废”,还是五代至清康熙年间,延续800年的“土司”制(以少数民族首领治理的政治制度,在湘西,土司多由土家族首领担任,而在苗区,仍为“既无流官治理,又无土司管辖的‘生界’”,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称“合款”)。直到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到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央集权统治在这里更形松散。以田应诏——陈渠珍为首建立起来的湘西自治政府,既与国民党中央政权若即若离,各县纷起的地方武装与各县政府也不相统属。这些地方武装既杀人抢物,绑票讹钱(其对象多为本地有钱财主或外来商人及行政官员),也保境安民,不许外来势力骚扰。蒋介石曾因此宣布湘西为“匪区”,国民党曾多次进兵湘西“剿匪”,俱遭败绩。

  一派原始荒蛮的景象,仿佛是别一个国度。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苗族的原社会开始逐渐解体,原来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公社,已逐渐发展成为地缘关系的农村公社。唐宋年间,苗族逐步进入到了阶级社会,农村公社的首领已有了土地支配权。汉族的封建经济,通过汉、苗等民族间频繁接触,促进了苗族封建社会领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些“蛮酋”、“蛮帅”成为世袭的“土官”,领有大量的土地。在这些“土官”境内的苗民沦为农奴,耕种着领主的土地,交纳租赋和服无偿劳役,并须参加领主间的械斗,为其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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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湘西历史上发生的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合力,规定着湘西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基本走向。这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冲突,是那样轰轰烈烈,它牵动着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神经中枢,即使刻意粉饰的历代“正史”也留有它的显明痕迹。然而,在这每一次政治军事冲突之间,史籍留下的却是大片空白。在这空白里,应该填写的是湘西各族人民平凡的人生哀乐,他们以特有的生存与创造方式,为自己、为子孙,同时也为历史发展作出了努力。而这些,却一例被历史所遗忘。正是这为历史所遗忘的部分,层积着湘西本土文化——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的丰厚内涵。它在湘西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历史夹缝里得以延续。然而,帝王们的刀剑终于一点一点撬开了湘西封闭的闸门,随着“客民”越来越多地移居湘西——其来源为随历次征蛮之役进入湘西的汉人和兵士、及配湘西的囚犯及外来经商的商人等等,封建文化也逐渐向这块古老的土地渗透。到本世纪初叶,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湘西、外资及洋货如棉布、煤油等商品的输入,资本主义文化也随之输入。于是,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三股文化绳索交织,绞结出湘西特有的人生型范。可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交织在湘西的各个地方,并非按同样的比重实现的。不仅偏远的山寨,人口较为稠密的集镇,与作为交通口岸的沿河水码头,情形大不一样,苗族聚居区、土家族聚居区、汉族占优势的杂居区更是各自头上一片天,以至反映生命特性的文化背景无法用同一模式来描述。

  现在自然是不同了。两条主要公路干线,一条穿常德、慈利、大庸、永顺通龙山和桑植,北通鄂西;一条经常德、桃源、沅陵、沪溪、吉首,通凤凰和花垣,西出川黔。其中大部分路段,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随着后来两条干线之间若干新的线路的修成,开始形成网络状公路交通结构。连接湖北枝城与广西柳州的铁路线业已从湘西群山间斜穿而过。现代交通加速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开发,促进了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通的发展不过是眼目所及的湘西变化中的一例。近30余年,湘西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原有的面貌。政治、经济体制已与全国同步,旧的人际关系已经得到根本改造,原始自然风貌也在消亡过程中。早先随处可见的大片原始森林与原始次森林,在多数地方已经消失。始毁于1958年“大炼钢铁”,无法数计的百年、千年古树做为燃料被砍倒、肢解,转眼间化为灰烬;再毁于70年代“农业学大寨”,为修造“大寨田”,不少地方连油桐、油茶林也未能幸免。加上木材外运,铁路、公路、水路一齐吞吐,几乎扫光了最后一点残余。除少数人迹罕至的险隘偏远之处,大自然恩赐给湘西的巨大财富,遭到了一次性的大挥霍与大拍卖。毒蛇猛兽固然已经潜踪,大自然原始神秘的美丽也不复存在,宛如一个美艳绝伦的仙女,被人撕去霞彩斑斓的神衣,褪掉奇光闪烁的钗、环、镯、珇,夺走飞腾变化的法宝,赤裸裸地躺倒在地面上。凤滩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建成,已将沅水支流白河许多恶浪咆哮的险滩淹没,峡谷结束了亘古以来的骚动不安,突然变得驯良安静了。可是,一条白河通往沅水的船运,却从此断绝。湘、川边境上有一座八面山,山上一座“自生桥”,两边悬崖绝壁,通向一座孤峰,风景极美。峰上一注清泉,清冽无比。忽然传说那是“神水”,两省边界人民为祛病延年,纷纷前往汲取。当地治安部门为取缔迷信活动,忽然点起一包炸药,于是岭断路绝,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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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开始用官职来笼络各族首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土官都受到封赏,后来成为大大小小的土司。

吉首市矮寨镇坪朗村

  这种不同形态文化的交织,几乎渗透到湘西社会人生的一切方面。

  人的智慧与愚蠢同行。

南宋王朝开始用官职来笼络各族首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土官都受到封赏,后来成为大大小小的土司。

元、明时期,苗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已相当发展。明朝中央政府于弘治十五年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开始派遣流官。苗族地区地主制度的兴起,又使以领主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土司政权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对土司的限权,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

坪朗村,清乾隆属湘西乾州厅下属粮库所在地,建有多处粮仓与碉楼。

  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状态,这里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虽然,在固定的田地上牛耕已成普遍的农作方式,但同样遍及山乡的原始的刀耕火种——即在荒蛮的山岭上,砍去丛生灌木,然后放一把火,谓之“烧荒”,待火熄灰冷,即点穴下种——本地人称作■■■■■■■■■诔镇与平阳地带,由早已出现的贫富悬隔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及相应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沅水和各支流,以及沿河水码头,船主与水手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已有了显明的阶级分化。而在多数偏僻山乡(尤其在苗区),仍处于自由民经济阶段,阶级分化并不明显,“虽有贫富之分,政治上还没有等级区别”。在这里,人们的衣食住行全是自给自足:吃的是自种的粮食,自产的茶油,穿的是自己纺织的家机布,家用照明多为桐油灯——一个竹筒,上置一个铁盏,内盛桐油,二茎灯草浸油后便可点亮。夜行则点油枞膏——含油的松木块或藁把——用干篾条或葵蒿等扎成,日常饮食在火炕(或称火塘)边进行,火炕中央置一“三脚”,做饭时便在三脚上置一鼎罐,其名称与形制仍保留着远自殷商时代的特点。沟通城镇与山村的集市大约早已发展起来了,买卖双方虽以货币为中介,却大多仍属于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售出粮食、油类、家禽、水果,以换回盐巴、农具、幼畜、种子等等。商品经济未能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只有在较大的集镇和沿河水码头,才有较具规模的商业。而在这里经商的又多为外乡人,即来自外省的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本地出产的桐油、木材、药材、干果等大宗产品的出口。本地人经商而成业主,在湘西是较晚的事。

  也有一些人力不及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原始自然风貌,最近几年突然身价百倍,使湘西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区。大庸的青岩山,桑植的天子山,慈利的索溪峪,永顺的猛洞河、不二门,吉首的大、小龙洞,龙山的地下溶洞群……,处处可见造化的鬼斧神工,使人心醉神迷、留连忘返。假如你不仅仅迷恋山水,对风俗民情也怀有同样兴趣,这里照样不会让你失望。正月新春,你如有幸赶上土家族“大摆手”活动,便会看到上万人祭祀祖先的盛大场面。其时,牛角、土号、唢呐与三眼铳齐鸣,男女队伍身披土花被盖,扛起龙凤大旗走过来了。为首的土老司头戴凤冠帽,身穿八幅罗裙,手执铜铃司刀,唱起请“八部大王”的祝辞,率众对神行跪拜礼。尔后,跳起举族参加的长达几天几夜的“摆手舞”。在对神的祝辞里,有的是对正义、勤劳、善良的赞颂,对邪恶、懒惰的斥责。面对人们庄严肃穆的神情,你看到的决不只是人对神灵的顶礼膜拜,它是一种善恶的基本抉择,一种严肃的人生宣誓,一个民族坚固长久的信念。如果你错过了时机,也大可不必遗憾,还可以和苗族同胞一道,共度三月三、赶秋等喜庆节日。每当金秋时节,苗族人民从四面八方赶往秋场,奏响了锣鼓,点燃了鞭炮,“三连铳”礼炮齐鸣,沉沉的牛角号音与清脆的唢呐声交织,同时开展的各种娱乐活动会使你目不暇接。苗族汉子赤脚登上36把钢刀排成的刀梯,赤手从烧得滚开的油锅里捞起炸熟的油粑,红嘴白牙咬住烧得透红的铧口,八人秋千在空中飞旋……。更有苗族青年男女,用本民族特有的山歌,自由地倾吐心中的爱情。树丛中、路坎下,撑一把花花伞,成对儿切切絮语、互赠信物。这一切,使人感触到的,决不只是一点惊讶,一丝缠绵。

元、明时期,苗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已相当发展。明朝中央政府于弘治十五年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开始派遣流官。苗族地区地主制度的兴起,又使以领主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土司政权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对土司的限权,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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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多数山民头脑里,没有明确的商品观念。一切山果,如桃、李、梨、桔、柚、板栗等,野生的固然人人可以见而取之,家种的,过路人只要向主人打声招呼,便可随意摘取解渴。——“水泡泡的东西,吃几个算什么,越吃越发!”几乎成了山里人的口头禅。后来,在一些行人过往较多的路旁,要摘取果物也要付点钱,出一毛或两毛钱,便可拿一短木棍,尽你奋力朝结满果实的树枝上打去,打下多少是多少。这大约也算得经济观念的一种进步,终究也只是一种象征。似乎大凡非经人力或所付人力不多的物产,在这里一律被视作天赐之物,在它面前,人人权利均等。每逢冬闲,村寨里的青壮,常常结群赶山,带着猎狗,拿着猎枪,打野猪,赶山麂。枪响兽倒,一有所获,即便是过路的陌生人,见者便可分得应有的一份。

  假如你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你一定会对这片土地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感到兴趣。龙山里耶的新石器遗址,酉水流域的崖墓葬,沪溪的屈望村,凤凰黄丝桥古城,永顺的司王城,保靖的盘车城,溪州铜柱,沅水两岸的伏波宫,以及西起黔东铜仁亭子关,东止于古丈旦武营,绵亘360余里的边墙……,它们记录了一个残余民族,在一份长长的历史岁月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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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但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被封建王朝统称为“生界”。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

这里通过峒河直达吉首,再下通泸溪、沅陵,通过沅水通往常德、汉口等地。当时坪朗设有农贸集市,每逢农历初一、初六为赶场天,周边村民都在坪朗赶场交易,为湘西较为繁华的苗寨。

  这些世代延续的规矩,已经成了山民们约定俗成的习惯。也有急需一点小钱,将家中收获的山果拿到集市上出售的时候。价钱既便宜,出手也极大方,并随时作出半卖半送的神气。——决非现代商人的狡诈,仿佛带一点不好意思的愧怍:不是急等钱用,怎么好意思拿它卖钱。虽然时至今日,情形已有了很多改变,但具古风犹存。1984年,湖南现代文学学会在湘西张家界举行年会,其时正值10月,恰逢板栗上市时节。一位同行邀我去买板栗,见路旁一乡下老婆婆出售的板栗油亮可爱,便提出买两斤尝新,并说自己不识秤,嘱我给她看秤。这时,老婆婆已将板栗称好,一听这话,老太不高兴地将秤盘上的板栗扒下近三分之一,絮絮叨叨地说:“不相信人,怕我少秤,秤给你看,称给你看!”她将秤砣放在两斤星花上,秤杆仍高高翘起。又有一次,我们一行几人仍然去买板栗,见路边一位老妇人有大约六斤板栗待售。问他价钱,答是四毛钱一斤,还价三毛五全买下来,老妇人不肯。我们说,中间那么多小的,不值四毛。老妇人听出我们话语中有货、价不符之意,一边说“小的捡掉就是了”,一边动手将颗粒小的捡出。小的捡去又有小的,于是又捡,最后捡得只剩四斤(捡出的两斤几乎卖不成钱),遂以四毛钱一斤成交。他们不仅没有学会欺诈,就像我们经常从做转手买卖的个体小贩身上见到的那样,甚至缺少正当的经商能力——或许,他们原本就没将它看作是作生意。在这老一辈的山民心里,信义比钱更金贵。

  这些历史遗迹,有的尚相当完整,有的仅留下一点残痕。日落黄昏,你试登上山顶,去搜寻凭吊边墙遗迹,已经无法想象它当年是什么样的模样了。这座始筑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八尺、厚五尺的小“长城”,是为防范苗民“叛乱”而设的。虽经历史风雨剥蚀,如今只余一点残痕依稀可辨,但专为称颂帝王“文治武功”的正史,却留有赫然分明的记载:始于嘉庆朝征苗之役,……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扰。其险隘处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设碉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汛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靖县境内,设汛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

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但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被封建王朝统称为“生界”。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

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封建领主的瓦解和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伤亡,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乾隆年间,湘西已出现拥有一二千石谷子的大地主,至嘉庆年间,已出现了七八千石谷子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制到这时才基本上消亡。

到民国时期,归属乾城县十五保管辖,依然为苗族山区重要的物质集散地。

  这一切,经济学家从中看到的,也许是缺少经济头脑的“愚”;伦理学家看到的,可能是人性的“善”;哲学家瞧见的大约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文学家感兴趣的,一定是纯朴人性的美。而作为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子,我被唤起的,是一种既喜且悲的人生伤感情绪,我仿佛置身于群山中一道山口,它的后面是一条幽深茫远的历史文化的峡谷。它的最初起点在哪里?决定这种历史延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它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感觉到了一种惶惑。

  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不难想象,广袤的中国国土上这一弹丸之地,仅四个县境内,成一线排列起一千五百余处碉卡屯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望着眼前的断墙残碉,依稀可以想见烽燧遍地、刀光蔽日,依稀可闻战鼓震天、号角连营……。这一切,似乎都已经十分茫远了,眼下,群山遮断了夕阳的余辉,浓重的阴影扑向远近的山涧与河谷,苗乡与土家山寨的炊烟拖着一条条白色的带子,在山腰与林际间缠绕,远处传来母亲呼儿归去的焦急而温馨的声音。

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封建领主的瓦解和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伤亡,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乾隆年间,湘西已出现拥有一二千石谷子的大地主,至嘉庆年间,已出现了七八千石谷子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制到这时才基本上消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苗族地区先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苗族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贡献。1949年后,苗族地区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49年解放后,一度划归吉首市寨阳乡,现归属吉首市矮寨镇管辖,与百年矮寨公路奇观、千年德夯苗寨、万年德夯大峡谷串在一条旅游线上,是峒河岸边一颗明珠。

  这种使人感到惶惑的事还多着哩!每逢冬闲或新春期间,在湘西的山道上,可以随时碰上男女婚嫁的迎亲送亲队伍。——汉、苗、土家各族,依据各自的民族习惯,正按各不相同的婚嫁程序,操办着儿女婚事。如果说,这各个不同的嫁娶仪式,只属于文化表层的风俗差异,那么,等你深入下去,便会发现有着质的区别的爱情与婚姻形态的交织。在汉族、土家族聚居以及三族杂居区域,封建形态的婚姻已经占有主导地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男女婚姻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有小女子年纪十二三,就被送到婆家去当童养媳,长到十五六岁时便与丈夫圆房。也有晚婚待嫁的女子,被年轻野孩子的山歌或旧戏文唱开了心窍,或去山上与情人幽会,或跟飘乡戏子、过路军人私奔,照例给本地人留下说不完的话柄。到本世纪初,感受着时代风气的影响,一些在本地较大城镇水码头学校里读书或外出省城求学的青年,心窍子被书读开,婚姻不愿再由父母包办,已婚或已经定亲的,回家第一件事,便是闹着离婚、退亲;未婚的便在外面找一个对象自由结婚,从此不再回来。在苗族聚居区域,爱情及婚姻仍延续着原始的自由形态。男女间的结识与相爱,多以对歌的方式进行。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向自己钟情的未婚女子(在服饰上,未婚与已婚、及笄与未成年女子,都有明显的可识别的标志),表达爱慕之情。照习俗,或否或可,女方都有以歌作答的义务。若双方都有意结交,便以歌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与地点。经过进一步了解与接触,双方都感到满意时,才互赠信物,以约永好。男女定情后,征得双方父母同意,才能托媒提亲。如父母不同意,还可以找舅舅。只要舅舅点头,便可结婚,即使父母从此不与舅舅往来,也无权阻止婚事进行。如果舅舅也不认可,方有奔婚与自杀殉情的事发生(这种情况反倒并不多见)。这种“舅权为大”的观念,不仅盛行在湘西的土著民族,即便是较早移居湘西的汉族中间,也仍维持着相当大的影响(也许,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渗透,在湘西采取的是一种双向进行的方式)。舅家的男子看中姑家的女儿,托人说亲,姑家没有推托的余地。俗话有“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这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典。这似乎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父权开始确立而母权仍具相当大影响,父权向母权妥协的产物。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形成各种不同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局面。虽然,作为中国统治阶级统一的封建意识形态,已经向湘西渗透与扩张,但是,不仅在不同区诚,这种渗透与扩张的程度各个不一,而且,在一般的山民中间,奉行的仍是传统的家常人生哲学。这不仅与封建专制统治的不稳定状态有关,也与封建教育的严重落后状态有关。据地方志记载,自明代在苗区始有读书人“讲学于辰州虎溪”。但直到康熙五十四年,清政府在乾州建厅治,乾州仍无厅学,只设了一个临时的“镇溪所学”,乾隆元年方改沪溪训导部为乾州厅学训导。乾嘉苗民大起义以后,书院才渐次增多。虽然,封建教育的后来发展培育出一批进士、举人,如做过民国政府总理大臣的熊希龄等,但究属凤毛麟角。多数人的人生教育是在家庭和社会的人生课堂里进行的。这种民间教育,重在宗族——家族血缘观念的灌输,讲习应付人际交往必需的社会礼仪及各种劳动、体育、娱乐技能。其内容方式,皆由湘西普通民众与之面对的生存环境所规定。由于长期处于未开发或半开发状态,其生存环境是严酷的。至本世纪初叶为止,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通主要依靠沅水及其各支流。由于交通闭塞,凡山里大宗山货运不出去,内销极其有限,卖不出价钱;土地又贫瘠,若逢世道太平,又能风雨调顺,土地所出尚可供其温饱。倘若遇上旱、涝、虫灾,日子便极为难熬。地理环境又是那样险恶,陡坡悬崖,恶滩急流,瘴疠之气,毒蛇猛兽,抬脚便可遇上。稍一不慎,或被蛇咬兽伤,或失足落坎,或中暑发痧,一个活鲜鲜的人,转眼便成地下之鬼。加上在外来者眼里,湘西人一律是“蛮子”、“土匪”,官府“剿匪”杀人,既可随意牵连无辜,挨打受气,就更不是什么稀罕事。人生充满艰辛,人们必须从小就学得求生的勇气与本领。长到六七岁,女孩便得习针线,带弟妹,洗衣煮饭打猪草,男孩必须学会挑担、砍柴、爬高树,临悬崖,经历种种危险,比较谁更勤快、胆大、溜麻(机灵、迅捷、熟练之意)。就连孩子间的打架斗殴,得到家长和周围舆论支持的,照例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如果遭到比自己年纪大的孩子欺侮,回家向父母告状,还要遭到责打:“你这没用的,打不赢不晓得咬他一口,咬坏了我赔他药钱,下回再这样,我打死你!”每到冬闲,山里孩子爱玩斗竹马的游戏(这种竹马,用竹子制成,为直骑式)——双方骑上竹马,相互冲击;将对方撞下竹马者为胜。一对一斗,分组互斗,以至村与村、寨与寨之间比试。这时,村寨里的晒坪或河坝上,常常有极精采、热闹的演出。一场恶斗下来,脸上挂彩,双手皮破肉绽,刚上脚的新鞋不出三五天即花开朵朵,家长照例不多责怪。这些被强化的人生演习,在现代文明社会看来,也许是一种野蛮教育,殊不知在湘西,这简■■■■……

  沉重的历史落到你的肩上,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苗族地区先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苗族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贡献。1949年后,苗族地区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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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垣县双龙镇金龙村

  然而,他们决非恃强凌弱的人类种族。相反,在其内部交往中,倒充满了原始古朴的人间温情。谁家遇到无力应付的难处,只要喊一声,便可得到左邻右舍的慷慨援助。婚丧嫁娶、架梁起屋,主动帮忙几成义务。出远门走长路的错过宿头,夜半叫门,即使与主人素昧平生,也可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对人生的艰辛既有切肤之痛,对别人的难处也便能感同身受。他们对人热情、爽直、重信义,也以热情、爽直、重信义求报。如果对胃口,信得过,对你是一团火,甚至可以舍命相报。肚子里弯弯多的人,照例不大容易接头。如果发现遭到欺骗、侮辱,转眼便可翻脸成仇。他们将人生的尊严看得极重,也因此常常为着一点小纠纷,酝成个人与个人、村寨与村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械斗,往往隙嫌一起,便是几代人完结不了的血仇。杀仇人与被仇人杀,机会均等。这时,源于人类远古祖先的野蛮天性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山民的纯朴与蛮悍构成湘西民性的无法分割的两面。

  断墙残碉上,刻写着一个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

金龙村位于花垣县东南部,东与保靖县夯沙乡交界,南临吉首市矮寨镇,北与董马库乡相邻,距县城50公里,距乡政府8公里,离吉茶高速公路出口23公里。

  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或偶然性。生死祸福,寿夭穷通,全在不可测之天。人生命运难以自主地把握,人们也不曾认真想过如何自主地把握自身的命运。也许,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人生的莫测变幻,其变化的迅疾使他们直觉到人生的无常。“三穷三富不到老”,“为人狠什么,谁又料得定谁”,几乎成为长辈对年轻一辈的家常训条。陷入迷乱的单纯理智只能将人生的无常归因于天命:“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因此,神在这里被普遍地信仰着。但它并未发展成为统一的宗教,仍停留在远古巫鬼文化的多种或泛神信仰的阶段。在苗族和土家族之间,最重要的神衹仍是各自的氏族神——在苗族为傩公傩母,在土家族为八部大神。他们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其场面极为隆重、肃穆、庄严。置身其间,不由人不感到,祖先的魂灵就要从阴间返回来了。人与人、人与神灵、自然万物,彼此融为一体。他们一年全部收获与欢乐,仿佛已经被整个自然感觉到并被祖先分享了。除了这些氏族神,属于本地出产的各种神衹,如苗族的三十六神、七十二鬼,土家族的灶神、土地神、四官神、五谷神乃至各种山精树怪,一律被真诚地信仰着,而从汉族地区传入的佛教、道教中的神、佛、鬼、怪,在这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山民眼里,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都能通过神发生交感,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社会。这种生命一体化的观念,不仅体现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上。孩子生下来,家里担心长不成人,便选定一棵老树,在树枝上系一块红布,树前摆一盘“刀头”,点几炷香,烧几陌纸,拜寄老树为干妈,孩子便可平安长大。他们有许多禁忌,如夜里不能在家里吹哨——吹口哨会招惹鬼怪;不能用脚踩或移动火坑里的三脚——对祖先不恭或不吉利;大清早忌谈龙、蛇、虎、豹、鬼;在外客死的人不能抬进屋——野鬼不能见家神;七月见蛇进屋不准打——据说是祖先的化身;孕妇家里不能随意动土、钉钉——防止震荡胎儿坠胎;见蛇交配不能对人说,只能先对树说——此乃不祥之兆,对人说人死,对树说树枯……,凡此种种,多出自对祖先的尊重和趋吉避凶的考虑,而又一律奠基于人、神、自然万物的生命能够相互感应、交通的观念。而且,神还是人事纠纷的裁决者。凡遇疑难是非,当事人常常砍鸡头,饮血酒、发血誓,以明心迹。凡做亏心事者往往怯于报应,不敢这样做。在苗族和土家族中间,还有专司神职的人员。苗族称巫师,土家族称土老司,一切重大的祭祀活动由他们主持,他们成为沟通人神的使者,享有神之下、人之上的社会地位。

  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语言里,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苗族为“白卡”——邻居的人。至于居住在湘西的汉族,则是后来的移民,土家族所称“帕卡”——外来的人,即史籍上所称“客民”。虽然在族源间距上,无论土家族的“巴人说”,还是苗族的“三苗说”,迄今尚无定论,但是,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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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神尚未完全解体,它仍被人们真诚地信仰着,在绝大多数场合,神尚未蜕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瞒与骗的工具。在这种神之信仰的背后,是人性的纯朴,观念的单纯,以及洋溢在人际交往中的脉脉温情。这种人际关系中也有野蛮的一面。但就连这野蛮,也似乎浸透着敢于拿来与神对面的率直与天真。

  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谓“苗蛮”辩,进而将苗族与峒、瑶、土家族区别开来。虽族类有别,其“蛮”一也。

村中自然风景优美,地处德夯风景区大峡谷之侧,峰峦层叠,林郁丛丛,谷幽涧青,溪河纵横,溶洞暗河相连,奇峰突兀,古树参天,野藤蔓延,云海连连,樱花遍野,风景秀丽。

  寒暑更替,日月升降,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

原生态的苗族文化,成就“悬崖苗寨,云中金龙”的美誉。

  这是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大痛苦,也有大欢乐的人的世界。然而,他们全部的人生哀乐,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所有期待与想望,全像荒蛮群山中的草木,随季候的变换,周而复始默无声息地自行荣枯。他们无从弄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而他们在外面人头脑里,除了道听途说得来的野蛮与神秘的印象,也一片茫然。历代封建王朝修撰的正史,除了记载对“蛮族”实施征服杀戮的“伟绩”,照例对他们不屑一顾。而他们自身又无法记载自己的历史——无论苗族还是土家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近代由于汉文化教育在湘西的渐次实施,在他们中间,也曾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但在他们身上,有的只是对汉文化传统的认同。他们既然常常不得不对外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当然谈不上喊出自己同胞的心声。但是,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它业已注意到,发生在湘西的一次次血与火交迸的背后,隐含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喊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审视自身的长处与弱点,以求得外部世界理解与同情的强烈渴望。如果没有承担这一使命的人,就造就出一个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终于迎来了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机运。这种交汇与碰撞影响到湘西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撞击,正蕴酿着湘西内部前所未有的精神躁动,它为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南方为数民族最终喊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历史契机。

  于是,这些“安土重旧”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在这些民族的“古老歌”里,都留下了民族迁徙的记载。

凤凰县山江镇老家寨村

  人间坐不安宁,
  世上住不成家;
  一帮代熊代萤代酥,
  一群代穆代来代卡;
  又挟老携幼上迁,
  又拨船继续上划。
  从务滚务嚷上来,
  从务流务泡上来;
  从洞务洞党上来,
  从洞焦洞湾上来……
  跨江过湖上来,
  穿云破雾上来;
  行山依水上来,
  走山靠山上来;
  猎兽打鱼上来,
  开山开土上来……

老家寨,坐落于凤凰古城西北2.5公里的山江镇,这里地处苗疆腹地,至今依然保存着淳朴独特的民族风情,当有远方来的客人光临村寨的时候,热情好客的姑娘便会身着亢的迎门鼓。

  这是苗族史诗《鸺巴鸺玛》,描述苗族人民由七个部落首领率领,分七路从平原湖泽地带向湘西崇山地区迁徙的悲壮图景。然而崇山仍呆不住,于是再向湘川黔边境迁徙,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700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200余里”的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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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这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

鼓声与歌声萦绕山寨数里不绝。盛装齐集山寨门口,唱起嘹亮的苗族山歌。小伙子们则擂响雄壮高亢的迎门鼓。鼓声与歌声萦绕山寨数里不绝。

  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力扑杀。

独特的民间习俗,绚丽的民族服饰,精彩的民间艺术,构成了老家寨特有的民族原生态圈。

  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

古丈县默戎镇毛坪村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

毛坪村位于古丈县城南、默戎镇北,距古丈县城12公里,到默戎镇10公里。

  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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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中央政权也利用土司势力,压服土家族人民,并钳制苗区。其后,每当苗汉冲突发生,土司便为王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猇雄”。明万历年间,苗区边缘修筑“边墙”,一面实施“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一面将苗族分割成“生苗”与熟苗”,援剿“生苗”,“兼抚熟苗,俾渐知同化”的逐步同化的策略。

这里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每逢“四月八”、“赶秋”等重大民族节日,村民都要打苗鼓、舞狮子,举办丰富多彩的节会活动,唱苗歌更是村民离不开的日常生活,“手上活、口中歌”,苗歌对唱随处可见。

  然而,自成一统的土司小王朝,一方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一方面,又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终成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盗制盗。”于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废土司、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至十三年(公元1735年),湘西的“改土归流”完成,分原土司辖地为龙山、保靖、桑植、永顺、石门、慈利、安福等县。苗族地区,则设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从此,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封建统治。

“群群禽畜山中鸣,青青茶园天边挂,桌桌佳肴美味香,队队游客苗寨乐”已成为毛坪村的道道风景。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宋熙宁五年,朝廷因搜刮朱砂、水银与土著发生冲突,遂进兵诛斩。“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乾隆元年,贵州征苗之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家,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有奇”。这就难怪南方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了。湘西“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在湘西增设屯田,加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高中级将领常驻湘西,重点屯防。为维护民族生存与民族平等的权利,湘西苗族人民多次发动起义,其中以湘黔苗民大起义最为著名。

泸溪县浦市镇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几个贩运耕牛的客商在凤凰勾补寨附近被劫,官府不问皂白,株连勾补全寨,激起苗民石满宜等人反抗,官府派兵镇压,火烧勾补三寨,烧死石满宜以下100多人。勾补事件激起苗族积蓄的民族仇恨。不久,湘黔边境苗寨100多个寨长聚会,发誓“杀汉官,逐客民”,经过八年时间前酝酿、准备,拥立石三保为“苗王”,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吾召,在永绥,凤凰、乾州和贵州松挑四厅同时起义,参加人数达20余万,起义军一度占领四省边境6府13个厅县大片土地。几乎全歼这片土地上的清朝驻军,摧毁了它的统治机构。这次起义使清王朝极为震惊,急调云贵总督福康安,贵州提督彭廷栋,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江西总督毕沅,率7省共18万兵力,分四路合围。起义军在吴八月率领下,屡战屡胜,起义军各部公推吴八月为“吴王”,并创造“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术,给清兵以沉重打击。福安康、和琳先后败死军中。后因起义军内部有人暗中叛变,遂使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前后牵制清军18万人,仅永绥、乾州、凤凰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高中级将领220多名,湖南一省耗费战银700多万两。苗族人民也伤亡惨重。民族成员减去三分之二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浦市,位于泸溪县南35公里、沅水中游的西岸,东与辰溪县方田乡隔河相望,南邻长坪乡,西接达岚镇与白羊溪乡,北与李家田乡相连。

  从初,当起义军节节胜利时,吴八月喊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口号。但这个“安土重旧”的民族,发动起义本为“逐客民,复故地”以求自保,当义军占领沅江西岸,见到沅水时,不愿远离故土的群众,便高呼到了黄河。其后100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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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

浦市方圆20公里内,溪流纵横,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质肥沃;交通便利,商业繁荣。                保靖县阳朝乡米溪村

米溪境内风光旖旎,景色怡人,沟壑纵横,悬崖耸立,一条约10公里的小溪由东向西穿村而过,村因溪得名,全村总面积26平方公里,由6个自然寨组成,这里八成的村民都是向姓,是地道的土家族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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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距离葫芦、水田苗区很近,村寨相互交通、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土家族与苗族杂居的特色。

其中依山而建的土家族、苗族民居,原始古朴的自然风光,格外引人注目。

永顺县万坪镇

万坪镇位于永顺县的东北部,因地势平坦而得名。这里森林资源丰富,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南方红豆杉、黄杉、闽楠、薄叶润楠等36种,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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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保存完好,有州级文物保护单位郭亮县政府旧址及大量的红军标语。

永顺县车坪乡咱河村

永顺县咱河村是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寨,距今已有上千年的民族历史,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很受重视,全村共拥有276栋木房,占总户数的85%,古朴、特色的土家木质建筑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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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几乎人人会跳摆手舞,会唱土家民歌。

土家特色婚嫁习俗--哭嫁仍有保留,茅古斯、土家榴子、长龙宴、拦门酒、打粑粑、炒米儿、推豆腐等都是咱河村土家文化走向世界的名片。

除此之外,咱河还拥有千年古树60余棵,挂牌保护的国家二级保护树种近千棵,野生板栗树14300多亩,因此咱河享有“野生富硒板栗村”的美誉。

龙山县桂塘镇

桂塘,全称桂塘坝,为湖南省龙山县桂塘镇镇政府所在地,距县城南47公里,传说这里因有一口深水塘,塘边有一棵特别高大的桂花树,附近有很多田坝子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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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肥沃而美丽,民风纯厚又强悍;同时,也是桂塘镇的代词,与咱果乡、老兴乡、贾坝乡、湾塘乡、召市镇,重庆市酉阳县大溪镇、可大乡,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 镇、漫水乡等接壤,因地处湘鄂渝三省(市)交界之地,素有“一脚踏三省”之称。

因交通位置重要,边区贸易繁荣,亦有“湘西重镇”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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