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散文集,及其他明清小说关于女性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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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年时,我曾经有个很滑稽的想法:人活着如果不需要吃饭的话,那会省却多少烦恼啊!及长,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连猪八戒都很饕餮,孙猴儿还要偷仙桃呐!不仅是人,任何动植物、

  幼年时,我曾经有个很滑稽的想法:人活着如果不需要吃饭的话,那会省却多少烦恼啊!及长,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连猪八戒都很饕餮,孙猴儿还要偷仙桃呐!不仅是人,任何动植物、神仙妖魔都是要吃饭的。可是我的滑稽想法并未因此而消失,只是换了个方位,寄希望于科学。觉得在科学高度发达之后,人们可以制造出一种纯营养的食品,制成药丸或是装在牙膏罐里,每日吞那么几丸或是向嘴吧里挤那么一点。那么一来,所有的土地都会变成花园,无人去脸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累。人世间的许多纷争也就此停息。转而一想,此种科学幻想是不科学的。如果所有的人从生到死都是向嘴吧里挤“牙膏”,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消化器官的退化,就会出现象《镜花缘》里的无肠国了。李汝珍在写《镜花缘》时,也可能有过如我之想入非非吧,或者说我之想入非非也可能是从《镜花缘》中得来的。李汝珍比我高明,他虽然幻想出一个无肠国,可那无肠公子不还是要吃东西,吃得又多又好。何也?因为吃饭除掉疗饥和营养之外,它本身还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一种快感,一种社交方式,一种必要的礼仪。挤“牙膏”虽然可以省却无穷的烦恼,可那无穷的乐趣的也就没有了。且不说从有肠到无肠之前人类还有可能毁灭,也有可能退化得象一个爬虫似的。

三、《红楼梦》与《镜花缘》一一传统的男权中心意识与进步的女性观冲突下的矛盾载体

二、《红楼梦》与《镜花缘》的女性意识比较

早上因吃饭跟妈吵架。围坐就餐,一看见她端出了锅,我立马声明:“别给我加昂,要迟到了。”然后她的大勺就下来了。

《人与花心各自香——论《红楼梦》与《镜花缘》的“花人幻”》

  逃遁无术,只有老老实实地面对吃饭问题。鲁迅翻开了封建社会史之后发现了两个字:“吃人”。我看看人类生活史之后也发现了两个字:“吃饭”。同时发现这吃人和吃饭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代的农民造反,革命暴发都和吃饭有关系。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一句很完整的话,它概括了“吃饭”与“吃人”,提出了生活和政治两个方面的问题。百余年间千万个仁人志士揭竿而起,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去浴血奋战。这一段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的历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也不应该忘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首先解决“吃人”的问题,那吃饭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是由于诸多并非偶然的历史因素,我们在基本上解决了“吃人”的问题之后,没有把吃饭的问题提到首位,还是紧紧地围绕着“吃人”打主意,老是怀疑有人要吃人,甚至把那些并非吃人而是企图救人的人当作是吃人的魔鬼。社会处于动乱之中,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似乎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一旦想起人要吃饭时,却又相信大跃进之类的奇迹,认为亩产可达两万斤,还可以不断地提高出饭率。甚至认为信仰和意志是可以低挡饥饿的。有人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可以三天不吃饭,却不能一天不读“老三篇”。结果却是肚皮和人们开了个玩笑,事实证明“老三篇”可以不读,不吃饭却是不行的。

尽管《红楼梦》 《镜花缘》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对女性的命运投以关注、同情、赞美,但由于它们的写作者是男性,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渗透着男作家对女性的心理反应和主观愿望,她们只是男性文化和生命体验的载体,所以我们将从女性形象入手去挖掘那个“隐含在一切声音之后的声音”,去探讨作者女性观的矛盾之处。

《红楼梦》以金陵十二钗为主线描写了一百多个女性形象,《镜花缘》描写了以百花仙子为代表的一百多个女子,她们不仅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审视自己及外部世界,而且开始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思考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之前的女性形象 所无法达到的高度。曹雷芹、李汝珍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触展示了封建时代女性的生活面貌,塑造了一群形象各异、命运不同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传达了作者进步的女性观。具体来说,其进步性 集中体现在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及传统爱情婚姻观念的反抗,体现了她们在 争取平等与独立地位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同内涵,表现了她们在平等意识、独立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方面觉醒的不同程度。

我是真的无奈又气愤。因早有先例,多吃了一勺饭,误了一趟车,等了十分钟。还有上次推车也是如此。我真的憋气的不行,礼拜一,一大早就这么堵,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艰难,一肚子饭都化身为愤怒的火苗在肚内熊熊燃烧。

《对《镜花缘》“才女榜”的探析》

1.肯定中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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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显然不这么认为,只当我迟到是因为满嘴的抱怨,占住了嘴吃饭。我推了碗,怒气冲冲的去洗漱,差点忘了充电器,终于忘了洗碗布和牙膏。

[摘要]《 花 》“才女榜”乍看凌乱,乱中有序,玄机。从整体 构上来,才女基本上是以男性家眷的形式出 ,主干抽枝,散而不乱。李汝珍撰写榜,将取名、取称号、排 序的得淋漓尽致,与全文密合。从“才女榜”返 《 花 》,其人物塑造成功与否,作者思想复程度,情置是否得当,原本以理解之均豁然洞 。作者在榜中展 了高超的才, 全局的能力,向 读者展 了“榜”的生命力。

《红楼梦》 《镜花缘》在对待女性价值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即肯定女性自身价值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否定了女性自身的价值。我们以武则天、林黛玉和薛宝钗形为象例塑,造揭示作者在《镜花缘》 《红楼梦》中女性观的矛后。

1.为闺阁立传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所以无奈多过气恼。她怕我早上吃不饱饭,殊不知最后的结果我连半饱都不到,现在肚子里就觉得空荡荡,怎么熬?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榜单”则是才学小说的密匙。勾连着作者的巧妙叙事与读者的如醉如痴!

在《镜花缘》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作者一方面大力歌颂女子的才能,另一方面又将女儿的价值进行否定,这在武则天的形象塑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汉代的班昭在《女诫》中提出的“妇德不必明才绝异”的观点,发展到明代末期演变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至于它的意思,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才,并不是才智的才,不过是狭义的知书识字之谓。所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谜底,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女子无才便是德”实际上是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实行的“愚女”政策,他们害怕女子“有才而后多不能贞”,于是便以“德”为借口,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让女子陷入蒙昧之中,扼杀女子的自我意识,从而确保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同时,女性越是无知,男性就越显得有优越感,从而为男尊女卑提供强有力地支撑,一发不可收拾地陷入历史的恶性循环中。因此女性要改变自己的地位,首先就要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男性束缚在她们身上的蚕茧中钻出来,把它踩在脚下。

我相信她下次不会这样了,可为什么必须以吵架的形式才能沟通?我陈述原因理由只会被她忽视,唯有粗暴才让她意识到严重性。

“榜”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结构形式,随着古代小说的发展而逐步完善,蕴蓄着精深学问、娴熟技艺,泛泛而论真不可尽显其妙处。就《镜花缘》“才女榜”来说,或有人诟病此乃效颦水浒、红楼,貌似拙劣,“仅仅是不具情节性的人名,稍嫌重复而累赘[1]。实则以本书来观,其超脱不俗、精巧灵动处不少,与人物情节暗合,亦没有一味呆板因袭,拾人牙慧;未尝不是走上了为旧法开新路,予传统造新说的正途。故,有必要放下“榜”乃小道的成见,静心屏气分析这夜航船中学问,以镜花为背景,探问榜单幽曲;以榜单为眼目,观测镜花全局。

武则天的形象在《镜花缘》中并不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但她起着联系全文的作用,并且把小说的主旨衬托得更加突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呈帝,她作为男尊女卑性别制度下的一个普通女性,从唐太宗的侍婢才一人直奋斗到当上大周皇帝武,在位时间十五年。这中间所遭遇的难度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女性奇才,后人对她的评价赞扬的少,咒骂得多。作者对女性执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赞美女性的才能不比男子差,应该获得自己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另一方面他反对女性执政。对武则天的评价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大力赞扬武则天开女试和须恩诏等对妇女有力的措施,赞扬她的从政才能,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反对夺了唐姓天下的女皇帝,让唐敖把女儿的名字改为唐闺臣。矛盾的不可调和反映了作者女性观的不彻底性:他对女性充满同情 ,但这种同情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施恩,能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曹雪芹、李汝珍看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反动之处,于是他们奋起高呼,大力赞扬女性的才华。《红楼梦》作者在开卷第一回中即明确地提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知我之负罪固多, 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浪灭也……亦可使闺阁昭传”。作者开篇明义地指出:闺阁中历历有人,她们的为人处事、见识、能力大大超越了男子,使男子感到羞愧,并点明这正是为女子们立传的原因·贾宝玉的诗才在男性文人的圈子早小有名气。可是大观园的姐姐、妹妹们尤其是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的诗才每每让他惭愧不已:王熙凤把一个偌大的贵族之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的才能让男人们也自愧不如:探春的理性分析能力、看问题见解之深刻也远远超过了贾府中的男性。作者一反传统,把女性群体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为她们扬名,这是 前所未有的。对于这一点,与曹同时代的脂砚斋主人在评点《红楼梦》时敏锐地向读者指出:“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

母亲是对我来说重要的人,毫无疑问我对她也是如此,她半辈子了,不可能再改“我为你好”的强硬脾气,可我也不愿为了她去改变习惯。理解简单,解决难。由爱出发的烦恼,让我愁。

一、从《镜花缘》看“才女榜”

《红楼梦》同样也存在既肯定女性的自身价值又否定女性自身价值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女性形象比《镜花缘》来得复杂得多。因为它是一部客观地描写女性命运的作品,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上至皇妃,下到婢女,形态各异、无所不有,任何一个个体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而任何一个孤立的个体都不能全面代表作者的女性观,只有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及作者如何评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结合起来,才能了解作者的女性观。下面,笔者以薛宝钗和林黛玉形象为例对曹雪芹的女性观做个全面判断。

《镜花缘》承接了《红楼梦》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到极致。作者一口气描写了一百个才女,这些才女“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个个满腹经纶,许多甚至是文武双全·李汝珍唯恐世人不理解他的写作意图,在四十八回泣红亭主人所题的碑记中写道:“盖主人自官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 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作者把这些才女们比喻为珍贵的珠宝,并“因笔志之”,传达出李汝珍创作《镜花缘》的意图是为世间的“巾国奇才”树碑立传。《红楼梦》、《镜花缘》对女子才华的大力书写实是对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提出了挑战。

《镜花缘》第48回“睹碑记默喻仙机,观图章微明妙旨”写到唐敖之女小山“梦观才女榜”。这份记录百位花仙前世今生的榜单乍看凌乱,实则乱中有序,处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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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中女子的才能比《红楼梦》中的丰富得多,它超越了家庭的范畴,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它不仅可以显示个人的素养或追求,而且还是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的手段。《镜花缘》中才女之才的丰富,在第二十三回通过林之洋的嘴总括出大部分:“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漱球、斗草投壶,各种游戏之类”,还有一类“才”散见于各章,即谋生技艺。我们将《镜花缘》的女才分为四类:首先是读写方面的才能,体现在熟读经史子集,擅长诗文辞赋;其次是擅长琴棋书画等艺术才能;再次是通晓医学算术、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最后是熟练掌握武术等实用技艺。

榜 的形成与才女的分布从整体结构上来说,才女基本上是以男性家眷的形式出现,绝似主干上抽出屡屡枝条,疏密得当,发散却不紊乱。

全文来看,薛宝钗和林黛玉同为“金陵十二钗正册”之首,可见作者对她们的评价极高:“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意思是说薛宝钗空有乐羊子妻的品德,林黛玉空有谢道媪的美才。“玉带”“金簪”式的珍宝,最后都没有用武之地,没有落得好结局。她们在曹雪芹的眼 里原本都是貌美、才高、纯 洁的少女,只不过一个循规蹈矩,压抑个性,一个任情自专,充满个性。薛宝钗在文中有两段著名的“演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个性:

《镜花缘》所描绘的女子之才大大超越了《红楼梦》,特别是后两类。在传统性别观里医学算术、天文地理等科学领域和武术等实用技艺多是属于男性的领域,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几乎没有留下女性的足迹。李汝珍在小说中把女子的才艺伸展到这个领域, 实是古之未有。在他看来,女子的天赋和男子并没有什么两样,男子会的,女子同样也会,而且学得丝毫不比男子差,这是他男女平等观最明显的体现。

全书前四十回重心在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的海外异国游历,这就带出了十六位才女。唐敖的女眷除小山之外,均为寄女,主要有洛红蕖(骆承志之妹,未来儿媳)、廉锦枫、卢紫萱、黎红薇、尹红萸、魏紫樱、薛蘅香、枝兰音、姚芷馨、米兰芬。有的是故人遗孤,有的是新识之女。林之洋做过女儿国“贵妃”,则世子阴若花也算半个“儿子”,况由其携带而出,故划分林之洋一派。加上亲女婉如,他的女眷有二。多九公有两外甥女田凤翾和秦小春。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序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宝钗对母亲: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可。怎么问起我”。前面那段话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阐释,后面那段话说的意思是女儿的婚姻本应 秉持“父母之命”的。薛宝钗自觉地用封建礼法对女性的各种规范来要求自己并恪守这些规范,她是曹雪芹笔下女性形象自我意识迷失的典型代表,是作者暗暗贬抑的对象。在文本的具体描写中,作者用贾宝玉来对她进行针眨:“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女于,也学的钓名沽守,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官,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 地钟灵航秀之德了!”而林黛玉是作者欣赏的对象。她不是传统性别规范下的女子,从小被“假充养子”跟,若私塾先生学的是《四书》,不曾学多少女红。到贾府后,贾母的庇佑、贾宝玉的爱怜,她性格中的自由、任情成分没有受到多少的压抑。由于她天性敏感、自尊,父母双亡、寄入篱下的生活,贾府人际关系的复杂,让她感觉前途渺茫,倍觉生活里“风刀霜剑严相通”,这是她用自己的眼光对外部世界审视的结果,是她自主意识极强的表现,也是她与薛宝钗最大的不同。薛宝钗很聪慧,很能干,但是她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未来,把安排自己未来生活的权利交给了妈妈和哥哥。林黛玉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生活上的富足满足不了她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她在大观园里与众姐妹吟诗作赋,簪花斗草,表面上很热闹,其实她的内心是孤独的,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一种特立独行,以致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她就如那“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的菊花,顾影自怜,只能:“满纸自怜题索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诗词是她情志的寄托。她的独立意识,她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在她的诗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性情直率,为人真诚,有着“无曲学以阿世”“灌清泉以自洁”“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的人格美。在和宝玉相恋后,她的个性更张扬到极致。黛玉痴情于宝玉,她也要求宝玉对她专一,宝玉虽然对黛玉情有所属,但他对众姐妹都很关心,也常常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黛玉常把矛头对准她认为的敌人,尤其是薛宝钗,她敢于把自己的怒表现出来,与薛宝钗的隐忍曲承,装愚守拙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她就成了别人眼里嘴里爱“小性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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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敖途中遇见故交徐敬业公子徐承志(后改姓余),其妻为淑士国宫娥司徒妩儿,其妹徐丽蓉为避祸,随哥哥改姓“余”。两位女子先遇见唐敖,然以亲疏而论,仍归入徐承志谱系。

作者把林黛玉与薛宝钗放在“合陵十二钗正册”之首相提并论,井且用一抑一扬的方法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揭露了传统婚姻制度的腐朽性:不仅毁灭叛逆者,连遵循者也一并毁灭,作者对女儿命运的同情溢于言表,这是曹雪芹女性观的进步之处。但是,曹雪芹把婚姻当作是女儿的唯一出路,而他对结 婚后的女人又是厌恶的,这就构成了他女性观最大的矛后,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的价值。曹雪芹在诗情与人性的因度里,肯定了女儿的价值,可在婚姻的堡垒里,毁灭了女儿的价值。

2.女尊男卑

至重返中土,唐敖之弟唐敏因武皇开女科,便有了西宾营生,招收女弟子印巧文、窦耕烟、祝题花,均为郡县官员闺秀。又有海南郡太守“颜青天”之女紫绡于部试途中,跟随学习,故亦算在门下。

《红楼梦》 《镜花缘》在对待女儿价值的态度上的矛盾是一致的。曹雪芹与李汝珍一方面极力赞扬女性的才华,反抗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挑战传统的爱悄婚姻观,提出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命题,肯定了女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把爱情婚姻的幸福与否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女性的人生除了婚姻之外就别无其他的意义,这是对传统女性观的回归,否定了女性的人生价值,显示出他们女性观上的矛盾。其实,人生除了爱情、婚姻之外还有很多的内容,比《红楼梦》 《镜花缘》晚一个多世纪的晚清小说《黄绣球》就给女性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画面,爱情和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唯一,女人除了爱情婚姻外还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她们身上充溢着强烈的独立自主的生存慈识。当然,曹雪芹、李汝珍的时代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女性观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女性观仍旧是一种进步的女性观,我们不能把婴儿连同澡盆里的水一同倒掉,不能因为其存在着缺陷而否定其进步性。

《红楼梦》与《镜花缘》里才女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对女才的宣扬,不仅体现了女性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更体现了平等意识的萌芽。因为才能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因素,在打破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基础上,《红楼梦》 《镜花缘》更把矛头指向了男尊女卑这个于百年来让女子“动辄得咎”的性别制度。《红楼梦》 《镜花缘》都对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提出了挑战。《红楼梦》借贾宝玉之口道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子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 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把代表男尊的阳“清”与代表女卑的阴“浊”来了个彻底的颠覆。《镜花缘》则借助武则天的谕旨,发表了攻击传统的思想:“朕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界:帝王辅冀,何妨破格而求……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肯定了女子的价值优于男子的观点,将传统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观念颠倒过来。在推崇女尊男卑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

唐小山因父命改名“唐闺臣”,专为参加女科考试。于县考、郡考结识苏亚兰、钟绣田、花再芳,三人均为海南乡宦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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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挑战男尊女卑性别制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来冲击人们意识形态里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对现实杜会中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提出挑战。贾宝玉在贾府中的地位可谓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与贾府中的其他公子哥相比,显得十分的另类,主要表现在他对男子和女子的态度上。他一再声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他憎恨和窥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水样的女子。在大观园内,贾宝玉和女性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尊与卑的概念上的,作为男性的贾宝玉与各位小姐地位平等的,作为主子的贾宝玉视丫环、女伶为人,尊重她们,并时常将自己处于弱位,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在家庭的范围内实现了男女地位的平等。贾宝玉和女性的这种平等关系也不是建立在色与性的基础上的,贾母的一段感慨,就是最好的说明。

后徐承志联络各方起兵势力,依家父嘱托寻到文隐、章更、史逸府上,又遇见骆宾王公子骆承志。文府五位公子,人称“文氏五凤”。鸾凤匹配,得聘五位官员之女为妻,依序为章兰英、邵红英、戴琼英、由秀英、钱玉英。秀英有表妹田舜英,二人进京时结识剑南才女缁瑶钗。文隐女儿林书香、阳墨香,因聘给公子林烈、阳衍故随夫姓。两位闺秀乳母之女崔小莺聪明灵慧,知书达理,得与两姐妹一同赴试。算下来,文府女眷十位。

2.守贞与“淫”

第二,通过女性在家庭内当家作主来挑战现实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儒家经典中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以及儒家礼教中君臣父子的主从秩序,使得家庭中的男性家长,享有绝对的权威。不论男性的身份、地位、年纪高低与否,女性都不足以成为一家之长,而必须附属在男性主体之下,具体来说就是被规范在“父兄”“丈夫”“儿子”等男性身份之下。而《红楼梦》中,贾府的几位女性却在家庭中当家作主,占据着主导地位:贾母是贾府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王熙凤呢,贾府中的大小事务基本上是出她来处理的,凭着治家的才能和一张巧嘴,她上得到贾母的宠爱,下使贾家子侄及众仆极力奉承巴结,她在贾府中可谓春风得意,挥洒自如,把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王熙凤不小心小产后,由李纨及才识兼备的探春和“小惠全大体”的宝钗来执掌贾府的家庭大权,她们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给贾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红楼梦》一反传统的悖谬,让“父兄”、“丈夫”、“儿子” 居于家庭权力结构的边缘地位,却让贾母和王熙凤、探春等几位女性居于家庭的中心地位,因而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自主身份、地位和权力。

章府人员更加庞杂,十位公子人称呼为“章氏十虎”。梧桐既俊,有凤来仪,十位未婚妻为:井尧春、左融春、廖熙春、邺芳春、郦锦春、邹婉春、施艳春、柳瑞春、潘丽春、陶秀春。与文府一样,章府四位小姐被聘后,均随夫姓,依次为蔡兰芳、谭蕙芳、叶琼芳、褚月芳。总共十四位。

《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守贞妇女的形象--李纨。李纨青年丧夫后过着“槁木死灰”一般的生活,守了一辈子的贞节,用自己凄凉悲苦的一生换得了轰后的荣耀:“戴珠冠、披凤袄”,但作者却没有为之宣扬,相反,通过判词和曲子讽刺了这种守节的无意义:“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纵冰清玉洁又怎样,只不过做别入的笑谈。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鸯。”这两句诗包含了多少苦痛,多少人性的压抑,珠冠、凤袄在这种苦痛和  压抑前只能算是“虚名儿”吧。作者怀着人道主义,对守贞的女人倾注了深深的同情。但作者却将那些世人眼里失贞的女人贬入地狱,让她们接受报应,如红楼尤三姐应该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正面人物,她性格刚烈、 敢爱敢恨,但是作者对她自杀而死的评价却是:情小妹耻情归地府。作者让她死后的魂灵对湘莲说:“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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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逸公子史述,取妻宰银蟾,有小姨子宰玉蟾。

陆文夫散文集,及其他明清小说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控诉。《镜花缘》则大力提倡女子守贞。在武则天颁发的十二条恩诏中,有两条是旌表贞节的。

《镜花缘》的女子把眼光从家庭投向杜会,追求男女政治、经济地位的平等。在思想上,《镜花缘》无疑超过《红楼梦》之处,带上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其挑战男卑女尊方式有四种:

宰氏姐妹的姨表姐妹为闵兰荪、毕全贞。一共四位。

最后,让六名才女殉夫尽节,入了节孝祠来赞赏她们的行为,没有给予她们一丁点的同情。李汝珍对妇女守贞的赞扬是他的女性观中落后的部分,是对女子自身价值的否定。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尽管有矛盾,但仍比《镜花缘》进步得多。

第一,在极力夸赞女子才能不低于男子的基础上,让女子走到社会上,实现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从而获得与男子同等的经济地位;第二,作者通过武则天和女儿国女性当政的具体事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女子应同男子一样有参加科举选拔、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表达了女子参政的愿望,这是对男尊女卑性别观的最有力的冲击;第三,虚构一个君子国和女儿国,通过揭露男性给女性造成的痛苦,表达对男尊女卑的反抗,传达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第四,通过武则天颁布的恩诏,给予女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当然,武则天十二条恩诏中,有五条是表彰孝梯与贞节的,这自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是作者复杂的女性观的表现。

骆承志(后改姓洛)未婚妻宋良箴(李良箴),乃唐九王爷之女,有兄宋素(李素)。宋素聘了恩人宋斯外甥女燕紫琼。紫琼有两个表姐妹姜丽楼和张凤雏。宋素逃脱武官熊大郎控制,却被其表妹易紫菱追捕。紫菱为紫琼劝服,弃暗投明。沾亲带故,统共五人。

规范的突破与遵从

《镜花缘》挑战男尊女卑性别观的内容就是让女性们走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争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它通过武则天当政颁布的一系列措施给予女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对男尊女卑的制度提出了挑战。而红楼中女子生活在贾府内,她们几乎没有机会在社会上行走,即使有,那也只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走向另一个牢笼,根本没有接触大社会的机会。所以,她们对男尊女卑制度的挑战仅限于家庭内,自然更注重追求个性与人格尊严,而这是《镜花缘》所缺少的,所以纵然她们获得了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由于缺少对个性自由与人格尊严的追求,是她们又主动放弃了这种平等。

各地才女云集长安参加部试 武皇甚为重视 特派礼部尚书卞滨、礼部侍郎孟谟、考功员外郎蒋进、礼部主客员外郎董端、祠部员外郎掌仲、膳部员外郎吕良负责。依照惯例,六位官员的女眷须得回避,若非则天开恩,竟无缘部试。无巧不成书,此六位官员为仙子集体投胎的重镇 向武周贡献了三十三位才女:卞滨家七女按序为:宝云、彩云、锦云、紫云、香云、素云、绿云,个个“比花稳重,比月聪明”。孟谟胞兄孟谋早亡,留下四位侄女:兰芝、华芝、芳芝、芸芝。孟谟亲女仍依本家排序:琼芝、瑶芝、紫芝、玉芝。李汝珍心思缜密,若全为孟谟之女,则年纪至少会差八岁。蒋进膝下一子四女。长女春辉,次女秋辉,三女星辉,四女月辉;寡嫂跟前两位侄女,素辉、丽辉。六姊妹可谓“丽品疑仙,颖思入慧”。董端膝下无子,五位小姐却个个“娇同艳雪,慧比灵珠”。依次为宝钿、珠钿、翠钿、花钿、青钿。掌仲的掌上明珠为红珠、乘珠、骊珠、浦珠,生得“神凝镜水,光照琪花”。吕良,掌仲妹妹之夫。掌氏生三女,尧蓂、祥蓂、瑞蓂,长得“暖玉含春,静香依影”。

《红楼梦》 《镜花缘》大力歌颂女子的才华,反抗男尊女卑的性别规范,冲击封建爱情婚姻制度,但是他们的挑战与反抗最终没有冲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规范范畴,显示了进步性与落后性的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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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家眷以外,还有十人的补考队伍,依次为史幽探、哀翠芳、纪沉鱼、言锦心、谢文锦、师兰言、陈淑媛、白丽娟、国瑞徵、周庆覃。巧的是,这十位日后成为“才女榜”前十。在男尊女卑,女性作为附属品的社会中,作者优先能想的自然是为众仙女的降生找好源头及去处。于是这部不谈风情月债、女怨男痴而专主才情的小说,必须得这么一大群男性出现,作为支撑也作为女子们最终的去向。

《镜花缘》一开始就搬出汉代班昭的《女诫》,提出四行是女人必不可少的,并开篇明义地指出所描写的才女是遵守《女诫》的典范。《女诫》是一部儒家的女教经典:共有七篇,从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妇女行为的标准,它系统地把诸如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镌”与“夫为妻纲”、“三从四德”这些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他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妇女们的颈子。它严重束缚了女子个性的全面发展。李汝珍对它的推崇,使得他笔下的才女们在实际生活中没能突破封建礼教赋予妇女的那些行为规范,显示了传统男权中心丈化在作者思想上的烙印,决定了作者女性观的局限性。

3.知己之爱与悍妇妒妻

(二)

《红楼梦》也存在这些问题。一边是进步的女性观,一边是传统在潜意识中的游荡,使他在贬抑薛宝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让黛玉陷入礼教的规范。作者让她对爱情的追求局限于礼教的规范内。一方面让黛玉去看《西厢记》 《牡丹亭》这些记录着“有才而后多不能贞”的女子们追求爱情的禁书,井让它深深地打动了黛玉的心;另一方面却让薛宝钗“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红楼梦》宝黛的爱情之所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原因是他们的爱是建立在彼此感情了解和人格吸引的基础上的。《红楼梦》在开篇就提出它的主题乃“大旨不过谈情”在《红楼梦》中“情”已经超越了才与貌。宝玉厌恶读那些用以考取功名的八股文,只喜欢和姐姐妹妹们呆在一起,他不过是个“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的“不肖”之辈。他崇尚的是天性的自然纯真,摒弃的是仕途经济,而黛玉欣赏他的就是这一点。她对他的爱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她不在乎所爱的男人将来是否能够出人头地,博得个封妻荫子,她只在乎自己的心,所以在宝玉的心用“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 黛玉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孤高自许。在贾府这个人际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她自尊自重,从不逢迎讨好,敢于直露自己的喜怒哀乐。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她敢于处处针对宝钗,所以成了别人眼里的“小心眼”,对此,宝玉处处维护她,不时地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甚至当众夸奖林妹妹,这让黛玉惊喜异常:“果然自己眼力不错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因此,他们的爱是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上及思想、志趣的一致上,超越了情欲、功利的性  质,是一种相知相契的知己之爱,是一种纯洁高尚的之爱。《红楼梦》中的知己之爱被封建家长一网打尽。而《镜花缘》的女儿们是不谈爱情的,她们听从家长的安排,所以,她们无情无爱,自然也就没有红楼儿女的深情、悲情、苦情。可是,没有情与爱的人会感受得到幸福吗?《红楼梦》用知己之爱来对抗封建家长的专制,对抗传统的爱情婚姻观,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深深地霖撼了读者的心灵,这种力量是《镜花缘》所不具备的。

榜单镌刻百人名姓,每条写法相同。如“司曼陀罗花仙子第一名才女‘蠹书虫’史幽探”、“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才女‘梦中梦’唐闺臣”。李汝珍这个写法表面上看似乎很传统,无非司花职位、排名品位、代号称谓、转世名讳,观者在《镜花缘》诞生之前及之后的小说中见过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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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镜花缘》都塑造有悍妇妒妻的形象,用悍妇妒妻的形象来扞击传统婚姻一妻多妾制是古代婚姻的常态,为法律所保护。也就是说,男人拥有一个正妻外,还可以合法地拥有数量不等的妾。妻妾的地位不同,所生的孩子地位也不同,正妻所生的,是“嫡系”,妾所生的,是“庶出”,而且她们的地位不是稳固不变的,会随看丈夫对她们态度和子嗣的情况而改变,“妻可降为妾,妾可烽为婢,婢可随便买卖,反之婢可升为妾,妾可升为妻”。 因此,妻子通常一方面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丈夫纳妾,另一方面妻妾间往往会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这些陷入明争暗斗的妻妾,人们通常称之为悍妇妒妻,包含着男人浓浓的厌恶之情。

《水浒传》《封神演义》中榜单等级序列明显,人物按本事大小、地位高低排布比较严格;《红楼梦》的警幻名册,大体按照姑娘们的身份地位、角色分量排序;《西游记》归纳八十一难,九九归真,收束全篇;《花月缘》榜单前后变更,与情节紧密关联。至于《镜花缘》,各种因素都涉及一些,却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所选题材为小说家热衷的“鲜花与美人”。“花”无论作为实体还是象征,在书中的分量远较《红楼梦》《花月痕》重;“美人”亦突出“科考才女”身份,大不同于以往。其次,花职、顺序、称号、姓名四个要素都要照顾到,人数比《水浒》少了八个,以女子来论,又比《红楼》(“情榜”五册,每册十二钗,共六十人)和《花月》(十人)多了许多。不过,李汝珍既锐意超越前人,写一才女群体,就必须克服这两重困难,在这热门题材中拓出新意,在这不定变数中寻出规则,以符合他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千古独步”。

3.遁入虔无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可以称得上是悍妇妒妻的典型了。王熙凤具有出色的治家才能,把一个大家庭打理得有条不紊,又凭着她出色的口才和显赫的家世背景,深得贾母的欢心,因此,家庭生活中与贾琏较量时常占上风。可是,这不可能改变她在家中“从人者”的地位,也不可能赋予她约束丈夫的权利。

第一,变化多端的“取名”艺术。仙子转世,花名不可再用,“芳名”自当另取。前文已详细画出百位才女分布图,从“姓”、“名”来看,情况有以下几种:

男权中心意识下的传统女性观与高扬女性意识的进步女性观同时出现在《红楼梦》 《镜花缘》的文本中,两种女性观的并陈有其社会、历史及个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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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父姓。文、章、史三家盛产公子,凡嫁进的姑娘仍同父姓,为“便日后看题名录,彼此都可一望而知”由章氏夫人写信照会各家 取末一字相同,文府落“英”、章府增“春”。卞、孟、蒋、董、掌、吕是出女大户,又未集体嫁与某家公子,故依然同父姓。

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出现,要求重新界定人的价值的新思想冲击着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价值观念体系,于是在明清之际,一股以“情”抗“理”的思想启蒙运动出现了,其中代表人物是晚明的李贽,他大力批判程朱理学,肯定人情物欲,提倡婚恋自由,倡导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在这种潮流下,一些进步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 表现了这些理想。如 《金瓶梅》对孟玉楼改嫁井没有加以批判,反而称赞她,这是对传统贞节观的挑战,体现了尊重人情物欲和入的生命的思想倾向。才子佳人小说对女性“才”的称赞是对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抗,同时它还挑战传统 婚姻门第观念,对之后的《红楼梦》 《镜花缘》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幸好《镜花缘》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着实替王熙凤出了一口恶气。两面国中的强盗夫入,得知丈夫果有置妾之心,立时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个强盗吓得跪求夫人:“只求夫人饶恕,从此再不生邪念了”,强盗的惧内是夫人抗争胜利的前提条件,这使整个事件带上了喜剧色彩。强盗夫人接着唤喽罗狠打丈夫并义正严词地指责丈夫:“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你们做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这番痛骂可真是骂得酣畅淋漓,不仅道出了许多男人的丑恶嘴脸,并且一吐两千多年来女性的恶气。在两千多年的杜会性别制度里,男性对女性所施行的正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手段,为了满足男性自身的欲望,却把女性置于卑微的、从属的、工具性的地位。强盗夫人又站在男性的角度用忠恕之道理论进行推理,得到的结论是“你不讨妾则己,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强盗夫人的这些话言词犀利,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历代婚姻中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用男性价值中心的眼光去审视她,她无疑是悍妇妒妻的典型,但她和王熙凤不同,王熙凤把刀子砍向了同为受害者的女人,而强盗夫人则理性地把矛头直指罪魁祸首的男性本身救了可怜的少女。她为我们指出的光明大道不是用一哭二闹三上吊来争得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是用男女平等基础上形成的一夫一妻制来代替一妻多妾制。

随夫姓。文、章两家的小姐嫁出去,则随未婚夫姓,名则如旧,文府生“香”而章府得“芳”。

同时,曹雪芹和李汝珍生活的年代还未发展到制度分崩离析之时,还不具备在思想上与旧的伦理观念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曹雪芹和李汝珍同其他同时期的作家一样,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理念的影响,彻底抛弃男性中心意识的约束。因此,曹雪芹与李汝珍一方面反抗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渴望能让女性实践自我主体的愿望,提高女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同时又是传统的默认者,这就造成了他们既是男权社会潜在的颠覆者,又是男权社会同谋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的女性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传统礼教特别是传统性别制度的烙印,在歌颂女性、同情女性的同时,又对传统的女性观进行了描写和认同,从而在文本中呈现出进步的女性观与男性中心意识下传统女性观的并陈局面。

强盗夫人对其丈夫的鞭笞不仅是对一妻多妾的婚姻制的反抗,更是对传统性别制度践踏女性的实质的高度概括和总结,闪烁着民主平等思想的光芒。它既是对《红楼梦》关于一妻多妾制的批判思想的继承,更是一种非凡的超越。

按照“泣红亭主人”的隐喻取姓名。所谓“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全篇中前十后三,以及牡丹阴若花姓名的意思非常清晰,不再赘述。而“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一句,能概括多位女子姓名的特征,比如卞府锦绣如“云”,孟府“芝”林琼树,蒋府熠熠生“辉”,董府钗“钿”摇艳,掌府明“珠”在手,吕府尧时“蓂”草,祥瑞丛生。唐、多、林三位女眷以及附翼主家的散在才女除“唐闺臣”外,无不符合此句。唐闺臣突出的是政治意义,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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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镜花缘》尽管仍有男性中心意识的一些表现,但从整体上来看,两部作品仍不失为高扬女性意识旗帜的杰作,其进步性表现在:赋予女性以平等、独立的主体意识;认为女性的价值优于男子,女性应该处于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镜花缘》关于女子在经济上的独立、像男性一样参与人才选拔井参与国家事物的管理、平等享有受教育的 权利以及一夫一妻的设想, 无疑比《红楼梦》更 具有前瞻性,是对《红楼梦》的超越;《红楼梦》大力表现红楼女子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以及人格的尊严,它在刻划女性意识的深度上是《镜花缘》所不能比拟的,比《镜花缘》更富有深刻性和现代意义,也因为此,《镜花缘》在表现女性的主体意识方面远不如《红楼 梦》。总的说来。两部作品的女性意识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它们对女性意识的表现及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部小说,而这正是曹雪芹、李汝珍所致力追求的。

不同名字,取其重合之字,同属之类,反复混搭,别有一番绚丽。吕尧蓂、与井尧春均擅抚琴,孟紫芝道:“我想当日伏羲削桐为琴,后来尧、舜都作过五弦琴。今二位姐姐香名皆取‘尧’字,可见此道必精。”其后五才女合弹《平沙》,田舜英加入,正如紫芝所言。此类甚多,以“紫”划分,颜紫绡、燕紫琼、易紫菱均属“侠女”,武功不减男儿。宴会中施展各种才艺,则以“兰”、“玉”、“琼”、“红”、“锦”、“丽”、“婉”、“瑞”自由组合,规整有序。

四、结语

还有些姓名丝毫不重,却以文化内涵分组归类。宝云特意邀请褚月芳、钟绣田、颜紫绡同写扇面。月芳聘与褚府公子,长辈褚遂良著有楷书《千字文》;绣田乃“钟”姓后人,钟繇美玉于前,其第十七世孙钟绍京捧璧在后,以写《灵飞经》著称;紫绡姓“颜”,预示玄宗朝会出擅写《多宝塔》的颜真卿。祝题花、白丽娟、宰银蟾、张凤雏、谭蕙芳,都以绘画见长。白丽娟道:“妹子名字固与‘美人’二字相合,难道姐姐的花卉,也不与尊名‘题花’二子相合么?岂但姐姐,就是银蟾姐姐草虫,凤雏姐姐禽鸟,蕙芳姐姐兰花,也未有不与本名相合。”作者借才女之口道出取名的匠心,与划分的精巧。书中男子姓名亦极力配合这种如梦似幻,香雾氤氲的气氛。文隐、章更、史逸,谐音“文章逸史”、“改弦更张”。卞、孟谐音“变”、“梦”。蒋、董以及各家公子多以“艹”头取姓名。至于林烈,死于暴烈充斥的“无火”(炁)关;阳衍,亡于美人养眼的“刀巴”(色)关……可谓处处伏笔,环环相扣了。

中国历代进步作品中不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在明中叶勃兴的民主思潮的激荡下,明清时期形成了一股反封建的大潮,《红楼梦》与《镜花缘》就是这股大潮进发出的晕耀眼的浪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传达女性意识的独特艺术表现方式,使得这两部作品闪烁出奇特的光芒,它们无疑是我国古代女性意识表现最高昂、最强烈的代表作。

第二,考验功力的“称号”艺术。与姓名不同,

通过社会性别视野下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我们看到《红楼梦》通过少女们的悲剧故事,表达了女子们对个性自由、人格平等及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及渴望,批判了造成她们悲剧的社会文化、性别制度。而《镜花缘》给我们展示了《红楼梦》中想像不到的美好画面: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在获得一定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可通过选拔制参与到国家政治事物中;在婚姻上实现一夫一妻制。可见《镜花缘》是《红楼梦》在女性问题上遥远的呼应。曹雪芹、李汝珍对现世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他们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为女性代言,各从不同的方面热情歌颂女子的才能,挑战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质疑传统的爱情婚姻观,表现了清代女子平等意识、独立意识、社会参与意识等主体意识上的觉醒,也展现了作者进步的女性观。

称号裹挟的因素更多,具有对人物的品鉴性质。无论状貌、寓事,都要极尽造像之能事,观者与此人无论亲疏远近,眼目所及便能想见栩栩形貌。在文学作品中,以称号绘人,一旦得当便如画龙点睛,使整部作品神采奕奕,而人物也能跟着历久弥新,宛如周围真真存在之人。鲁迅说过:“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 倘创作 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在描写少女们女性意识展示自己的女性观时。曹雪芹设计了一个大观园,让女儿们逃离男人,远离夫权和父权,不仅给少女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展示女性意识的空间,而且也为自己创设了一个表现自己女性观的一个精神自由的空间,显示了构思及行文上高超的技巧,这也是李汝珍难望其项背的地方。但《镜花缘》先是把主要人物整个搬离了男性中心文化的传统,然后又将之置于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的庇佑下,这个艺术表现方式是在继承《红楼梦》基础上的创新。

才女榜中的“称号”还要受制于花卉的名称、外形,以及个人角色及全书的情节。因此,很难确立定某个单一的定位原则,也给作者更多的创制方案。比如灵芝花仙子师兰言,泣红亭主人称“师仿兰言”,那么她的“指南车”称号便据此而得。此女在作者笔下也是一副少年老成的姿态,在众人喧哗缤纷,喜笑颜开间随时准备予以道德精神上的点化,看起来既知机洞达又沉闷迂腐。白丽娟姓名与“美人”相合,又以绘画见长,然称号却是“锦绣林”,两头不沾。她的前身是珍珠花仙子,此花盛开时满树喷雪,皎洁无垠,故丽娟姓白,以树形花貌为美号。被唐敖从海外带回的女子多以特长定称号,黑齿国卢紫萱、黎红薇属于“研究型”才女,学问淘得精细深厚,称“小太史”、“女学士”完全合适。薛蘅香、姚芷馨以纺织、采桑谋生,故称“织机女”、“采桑女”,倒有些以职业而论的意味。阴若花主司牡丹,又是女儿国储君,称“女中魁”,于花于人都毫无争议。宋良 箴 身 为 郡 主,生 得“龙 眉 凤 目,举 止 不凡”,遂称“龙凤质”。可惜长期禁足幽避,与世隔绝,变得懦弱怕事,性格倒不相符了。整篇中枝兰音的称号“离乡草”最为特殊,生在歧舌国,却因幼生怪病,必须离乡方可成活,故有此称。这与她迎辇花仙子的身份和本人才艺、性格都无关系,取得也不深奥。而各府千金、妯娌姓名既已同字,则称号也因之而起,具有团队标示功能,个体意味淡薄———这部分的名字、称号与花卉特色最为疏离。惟掌家以“掌上明珠”为女命名,古人又喜以明珠、圆月互拟,则各位称号“某某月”还算合衬。此中唐闺臣称“梦中梦”,从全书布局来看,最为精彩贴切。于凡夫俗子而言,仙女在天界因口角而致祸已属离奇,在人皇口谕与天界条例之间难以取舍更属匪夷所思,至于上官昭容炫才而引发的“女科考试”更是前所未闻……而百位谪仙最终题名“才女榜”,难道不是梦中说梦,梦中生梦,而梦中蝶梦吗?

曹雪芹、李汝珍从男性的立场出发,在对历史、现实的反省下把少女们当作寻求民主、平等、人道社会的一把钥匙,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要求,试图为女性找出一条新生的道路,结果却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他们敌不过现实,也敌不过自己,最终导致了女性观的矛盾,在热烈歌颂了女性之后。又让她们要么回归传统妇女的命运,要么死去。他们无法为女性找到幸福的方向,也无法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最后无可奈  何地走向了虚无。只不过,《红楼梦》是在热烈追求的爱情,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被毁灭后,从绝望中走向虚无,充满着对现实的批判:而《镜花缘》在感到希望只不过是绝望之后走向了虚无,是对现实的一种理性的逃避,缺少反叛的力登。

第三,难之又难的“排序”艺术。“百花”究竟是如何选出的?这与全书情节密切相关。武皇下令“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众仙反应不一。八位以身份卑微为由,立主先开的是:杨花、芦花、藤花、蓼花、萱花、葵花、蘋花、菱花;并且拉上桃花一道复命。徘徊不定的共十一位:桂花、梅花、菊花、莲花、海棠、芍药、水仙、腊梅、玉兰、杜鹃、兰花。最后才去报道的是牡丹,也因此遭受炙烤和贬出长安的惩罚。这二十位乃是在天界时率先出场的。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从红楼女子和镜花才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解放首先要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追求自由的个性与人格的尊严。当代女性在法律上已经获得了政治、经济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社会也为女性追求自由的个性与人格的尊严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于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当代女性都获得了真正的平等,且不说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存在,放眼社会,多少女性将自己的幸福寄于婚姻,寄于男性身上,以男性为中心,丧失了自己的方向,这与《镜花缘》中的女子没有多大的差别。毛忠贤认为《镜花缘》用理性思维提出拯救女子的办法,但我们看到,这个办法行不通,《镜花缘》中的女子和李汝珍最终都走不出自己的牢笼,这个牢笼就是杜会性别理论一直强调的传统性别文化沉淀在每个人潜意识早的东西,它往往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态表现出来。于是,《镜花缘》中的女子没能拯救自己,也不可能拯救自己。因此,新时代女性解放再也不能依靠男性来呼吁和拯救了,女性首先要从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束缚中走出来,挣脱自己思想上的枷锁。

上官婉儿又将花按品级分为“十二师”、“十二友”、“十二婢”。十二师包括: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腊梅、杜鹃、玉兰。均是“态浓意远,骨重香严”,令人玩赏时不由肃然起敬。十二友包括:珠兰、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每位“不独蔼然可亲,真可把袂共话,亚似投契良朋”。十二婢为: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蓝菊、栀子、绣球、罂粟、秋海棠、夜来香。因其“意涉亵狎,消闲娱目,宛如解事小环一般,故呼之为‘婢’”。

两相比对,十二师恰好是包括牡丹在内迟迟不愿复命的仙子。十二友中有被杨花等拉去的桃花。十二婢新鲜出炉,与天界诸花不重合。这三十六位中,除去山茶、李花外,日后均出现在才女榜上。至于排序,大体为“师”的在前,为“友”、为“婢”的则位置、性格与上官所说相去甚远。还有一组是盛开当天,得到武皇奖励和称赞的。包括:灵芝、铁树、洛如、青囊、瑞圣、曼陀罗、石榴。除铁树、石榴外,其余几位均高居榜首。而据殿试结果,本该唐闺臣(百花)至郦锦春(海棠)位列前十,只因“唐闺臣”姓名令武皇不悦,与史幽探(曼陀罗)至周庆覃(合欢花)等十人调换了位置。故,唐闺臣作为百花仙子才屈居第十一位。最后定下的榜单中,前十姓名主要由泣红亭主人提供,而花卉种类则由盛开当日领赏的五位以及科考时为讨武皇欢心应景而改名的两位填充。正牌的“前十”亦多从“十二师”中挑选,其中梅、兰、桂、菊,在传统文化中一直被寄寓高雅傲岸、贞洁不屈的品格,故四位花仙的凡尘之旅以为夫殉节告终。榜单的后十位则以最先赴命的八位花仙为主,葵花崔小莺为百位中出身最寒微者,而蘋花闵兰荪、菱花花再芳、百合毕全贞被塑造成才华略逊、性格不大好的形象。中间的七十位排序则是各府女眷穿插而为,不恪年齿,也摆脱了花品等级、才华高低的束缚。

二、从“才女榜”看《镜花缘》

从“才女榜”返观《镜花缘》,其人物塑造成功与否,作者思想复杂程度、情节设置是否得当,原本难以理解之处均豁然洞现,一目了然。唐小山寻父时,按照父亲意旨改名唐闺臣,取意“唐朝闺中之臣,以明不忘本”。且唐敖书信中反复嘱咐“若不速回,误了考期,不替父争气,就算不孝。没想到唐大仙自己看破红尘,反教女儿在考场打拼。且孝顺的前提就是争气。既然要闺女争气,偏要改这么一名,摆明让武则天看着不顺眼,最后将第一下放到第十一。既然以牺牲名次为代价成就了“唐闺臣”之名,严申己志,就该高中后有所作为,也算得匹配。要么,衣锦还乡好好侍奉近在眼前之母,以尽孝道,何苦执着于求寻远在天边之父。奇异的是,父亲未寻见,又未在人世遭遇情感磋磨,无端与颜紫绡看破红尘,一并隐逸了。究竟是“唐室闺臣”还是“道家闺臣”?从这一点来看,唐闺臣还不如战斗至死的由秀英、田舜英,为救夫而亡的宰玉蟾、燕紫琼。至于邵红英等一听到丈夫阵亡,便立即自尽的;还有其他于丈夫生死未卜之时,时刻准备自尽的才女,就更未将李唐光复大业提上日程了。盖李汝珍本想在全书“梦中梦”的构思中将唐闺臣塑造成忠孝两全、才华出众、道德堪称表率的形象。无奈,又旁造一“指南车”师兰言,碑记上喋喋指引众才女要“师仿兰言”。这就无形分去了唐闺臣肩头的道德重担。作为李汝珍道德训话的工具,她信服圣人,所言无非“和容悦色,侍奉承欢,诸务仰体,曲尽孝道”之类。不过她对“薄命谁言座上无”、“泣红亭”的见解倒十分有见地,既然“自作孽不可活”,自己不作孽,其他的就顺其自然,悉听天命。天命不能自己,当泣才泣。这一点颠覆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红颜薄命”的认识,将那股“宿命论”的悲观瞬间转化为“尽人事而听天命”、“性格决定命运”的通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只不过于九十四回写尽百女才情之后,李汝珍的写作欲望极度下降,有“酒”、“色”、“才”、“气”四阵如此奇绝的构思,却将一竿“草”头公子写得了无生趣,单一质木,而作为他们配偶的才女也灵气耗尽,争相自尽。这个“红颜薄命”的结局不只是草率,简直是粗鲁了,将此前的不凡见解摔了个粉身碎骨。《红楼梦》写薄命那是真薄命,《镜花缘》写薄命居然是真“短命”。

闵兰荪、毕全贞、花再芳虽被塑造成才女中为数不多几个“性子不好的”,“爱与人置气”的,却常能说出些痛快话。宝云行提出诵读《觉世真经》,主旨“无非劝人众善奉行之意”。师兰言听了大为欢欣,立即自诩:“不但代为施送,并且亲自熏沐,也录千张施送,以为老师师母求福一旦小心。”原本气氛蔼和轻松的宴会刹那间一片梵呗之音,能不可恶?众人强颜遵令,闵、毕、花忍不住一吐怨气。花再芳道:“你只听他昨日那一片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话,也不怕人厌,刺刺不休,就知他素日行为之谬。”闵兰孙说得更直白:“刚才听了这些不入耳之言,不但兴致索然,连头都要疼了。”李汝珍耗费三十年撰写《镜花缘》,这个时期恰是中国“道统”经历了孟、荀传袭、韩愈揄扬,宋人争论,明清人反思,而步入相对稳定而沉闷的阶段。理学“道统”全面胜出,借着科考将胜利果实大撒把地布施下去。但文士儒生非草木无心,定会有所怀疑,加上启蒙思想的传扬,对道统散发出的浓重道学气或多或少会感到疲惫乃至厌倦。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大肆渲染女才,令女子参加科考,已是奇之又奇,故知不是思想陈腐、毫无战斗力之人,故在意主风教之外,发几声浩叹,道一些不平也在情理之中。他对道德的看法其实并不纯粹,至少不似道学家那般追捧。闵、花、毕三人也许因为心性浮躁、才学逊色而有了排在倒数的理由,但高居榜首的史幽探在书中却是个“尴尬人”。她与哀翠芳因拆《璇玑图》邀宠于武皇而闻达于天下,备受才女们尊敬。未想每每计较于排位,工心于胜负。第69回,宝云请史幽探首坐,她百般推脱,力争以年齿排序而非殿试顺位。如此“谦让”过后,竟在玩状元筹负于孟兰芝时面露不快,拂袖而去。紫芝道:“六红盖五红,就如他的文章比你高,这个状元应该他得。要像这样就不高兴,设或把后十名弄到前面,又将如何哩?”  紫芝看来幽探气量狭小,计较输赢,头名不过浪得夺了闺臣的罢了。除了性格,幽叹的才学也很成问题,她说:“我不喜作诗,昨日一首排律,足足闹了半夜,我已够了。”很难想象不喜作诗,又因排律篇长韵严而头疼之人,竟能破天荒地把《璇玑图》拆到上百首。这里若不是作者有心讥讽“盗名”之鄙陋,就是行文恣意之下犯了疏漏。至于其他才女,作者也顾不得师、友、婢的限定,榜单上的顺序,开始打平来写。比如芙蓉花仙祝题花,紫芝称其“天资明敏,一切爽快”,与上官所言“意涉亵狎”大相径庭。其他与“婢”对应的花仙也都以积极正面的形象出现,排序未必低于“师”、“友”之辈。秋海棠魏紫樱打死狻猊,救下唐敖;木香花姚芷馨采桑纺织,自力更生。倒是为“友”的月季花仙蒋丽辉,在书中篇幅寥寥,作为了了。若说塑造得相对饱满,则必为孟紫芝。作者选其作为全书后半部分的主角,甚为精巧确当。她是笑靥花仙子,取其笑靥如花之意,来担当嬉笑怒骂,应对自如,勾连众人,活跃气氛的“东道执事”重任。在榜单上排序二十六,算是中上等———比上不足,故有讨教余地;比下有余,故各种才艺均能通融发挥。董花钿称之:“嘴虽厉害,还在心口如一,直截了当,倒是一个极爽快的。”这是作者对紫芝性格品质的整体定位,有意对这个类似王熙凤的角色优先做了净化处理,摒弃了世故油滑,添许多烂漫天真。不过,他却在描写中没有把握好度,“活泼”过头便是“轻浮”了。紫芝张口即来的笑话,八九不离嘲讽同伴、斗嘴卖弄,还间杂着一些近似粗鄙,于文道无益的东西。比如将薛蘅香、施艳春的名字凑成“香艳”比作沾血的粪便(第75回) ;将星辉的名字扭曲成“灰星子塞脚缝”(第76回) ;嘲笑翠钿口吃,明知对方有意回避,还屡以“奏乐”(第87回)为名令其出丑;又讽刺秀春“这狗满嘴土音”(第87回)等等,不一而足。紫芝的这些笑话,可以说是从“炫才”走向了“人身攻击”的恶趣,用现代人话说就是以骂人不带脏字为能事。李汝珍可能意识到将男人的笑话硬派给二八少女有些失当,遂让紫芝自己做了一番[回护,其云:“我只怕传到戏上,把我派作三花脸,变了小丑,那才讨人嫌哩!”

此外,榜单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全书的结构与情节设置。《镜花缘》可分为以下六个板块:获谴遭贬(第1—6回),海外游历(第7—40回),寻亲返还(第41—53回),逐级应试(第54—61回),华筵聚会(第69—94回),破武氏四阵(第95—100回)。

一、六为前因及结果,陈述榜单的存在及结局;二、五乃重中之重,上榜才女渐次聚拢及女才得以充分展示;中间三个板块直可视为 过渡 ,要自然而然将榜单上更多的才女推到台前。可以说,一切都在为榜单上的阵容服务,包括“恢复唐室”这一辉煌的政治任务。如果这个任务才是作者有心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百位女英雄,而非百位花仙子。这个任务贯穿始终,作为榜单聚拢及消散的副线。而书中设一女魁星,清人裕瑞《枣窗闲笔》评其“费力不讨好”“,殊觉难看”。这个来去匆匆的美女脾气怪异,不是突然“责百花仙姑一管”,就是突然批评风月二仙“无故越俎,扰乱文教”,天上地下风向转换得令人摸不着头脑。但作为榜单的监护人,令百花仙动了一睹榜单念头的事主,呈现“文光主才,纯阴主女”,女魁星也是不可少的。

三、小结

综上所述,“才女榜”与整部书结合紧密,尽管有得有失,两相调动,也将镜花打磨得浑融通透。作者在榜单中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才华,对全局的驾驭能力,向观者展现了“榜”的强劲生命力———给才学一个稳固的支点,给全书一个宏大的框架,也给读者一个便捷的门径。置于文学史中,榜的出现,可谓在古典文学松散逻辑的土壤上开出一朵紧凑奇葩———快入笔端、绽入情景、直入心目,又便于弥缝逻辑、剪裁巨幅才情,最后成书,便可如百纳衣般一领提携,襟袖振起;才力辐辏,华光四射。它使宏大叙事变得可能,无论多少人员参战,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与其他作品比较,纯从创作角度而言,每一份榜单在作者眼中无疑是最适用于本书的。读者即便半路忘了,也可回去翻查名册,重新点检记忆。待日后掩卷而思,也会感到文章理路清晰,人物历历在目。此外,古典小说在巅峰过后,自然要另寻出路,另辟蹊径,《镜花缘》等才学小说的出现是一种开拓精神的延续,而对“榜”的坚持与翻新,也属于这种“开拓”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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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镜花缘中的百花排名问题》

《镜花缘》中描述了多达百位女性人物,因此胡适先生称其是反映妇女问题的小说,也是有足够依据的。在书中,李汝珍先生不仅给用鲜花的名称赋予百名女子,而且在泣红亭的碑文中对代表各花的女性进行了排名。从文章的叙事结构上来看,似乎是在为后续的人物命运做铺垫。如牡丹花仙子,名叫阴若花,作者封号为“女中魁”。而在书中阴若花后来做了女儿国国王,名实相符。再看兰花仙子,名叫由秀英,作者封号“血泪笺”。当她在得知丈夫文菘“战死”疆场时,并没有像其他才女那样投缳自尽,而是暗自挥剑上马,冲到阵前亲手杀了仇敌武五思,无奈寡不敌众,死于乱箭之下,恰与其号“血泪笺”相呼应。翻看中国文学史,早在二千四百多年前,中国文化先师孔子就曾说过:“芷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书中由秀英在猜灯谜时(第八十一回)也曾说过“必是‘尽其道而死者’。”与孔子之“修道立德”相吻合。荀子也曾在《荀子•劝学》中说:“兰槐之根是为芷。”意即中国兰的根是为白芷,白芷象征人民百姓。作者将含有中国民众寓意的兰花封号“血泪笺”,是对悠悠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苦难人民不屈意志的赞叹,也是对其悲惨遭遇的哀婉。

表面上这是作者对本文写作主旨的表述,大致为:作者看了探究历史时(史幽探),哀叹群芳无人记载(哀萃芳),因此以笔来记述其沉鱼落雁之容(纪沉鱼),称赞她们的锦心秀口之丽(言锦心),如果后世人认可他写的文章,他只能深表感谢(谢文锦),因为是效仿前辈的文辞雅句(师兰言),接下来是陈淑媛、白丽娟。对于富含深刻政治意味的国瑞徵和周庆覃并未做任何解释,书中最后以花再芳、毕全贞为结束。胡适称之为著者著书的宗旨。以往研究《镜花缘》的学者也认为这是作者在悲悯百花消沉,为其传芳烈传而作。其中寄托了作者哀悼女子的不幸、感叹人生空幻的思想意识。因此学者肯定了李汝珍突破以往的传统,首次提出几千年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女性问题,主张男女平等,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然而这只是碑文中的一个含义,而另一个含义就巧妙的隐藏起来。

如果说作者将史幽探排在第一位是为了描述其“穷探野史”,那么这个“史”是指儒道佛的历史,即《佛经》的历史。曼陀罗花,原产印度。在佛经中,曼陀罗花是适意的意思,就是说,见到它的人都会感到愉悦。它包含着洞察幽明、超然觉悟、幻化无穷的精神,因此曼陀罗花命名为“史幽探”。李汝珍不仅推崇佛经佛法,对儒教和道家思想也颇为推崇。在儒教方面,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忠孝思想上,这点可以从小山寻亲、骆红蕖打虎救亲等处可见一斑;在道教方面,主要倡导的是成仙思想,如唐敖父女最终修成正果。佛教方面,谈论最多的莫过于因果报应的思想。

清朝汉学的思想实质是对三教调和的宋明理学的深刻批判。李汝珍继承了戴震的思想,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在继承的过程中,李汝珍并没有戴震那么坚定,他是犹疑的。在书中既有对儒学的批判,又有对儒学的热衷追求。既抨击了佛道的虚伪,又宣扬了佛道的一些说教,特别是道家的无为、避世观点,在小说的情节中可见一般。在对曼陀罗花仙封号时他用了“蠹书虫”,韩愈曾在《杂诗》中说:“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蠹书虫”也成了埋头苦读的读书人。纵观李汝珍生平,我们知道他在仕途上并不得志,空有满腹才学,却无施展才华的舞台。于是,在他被挡在仕途之外,无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之时,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的“洞察幽明,超然觉悟”(史幽探),以期通过宗教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也是他将曼陀罗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排在第二位的是虞美人花。这里的虞美人花有双重含义,一层是霸王别姬中的虞姬,暗含作者对霸王项羽的悲叹,对虞姬挥剑自刎别项羽的怜惜。因此将虞美人花仙命名为“哀萃芳”。另一层含义则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写出了李煜对人生无常的悲伤感慨,似滔滔江水,绵延不绝的慨叹。因此李汝珍把虞美人花排在第二位封号为“万斛愁”。李汝珍处于乾嘉时期,当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像唐敖似的知识分子,在仕途受阻的情况下,勇敢地产生了“买些货物碰碰机会”的念头。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也被清朝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暗含对末期的封建社会阻碍社会进步的憎恨,也对自己平生郁郁不得志的慨叹。在李汝珍写作《镜花缘》时,生活境遇也十分艰难。因此“万斛愁”也是对自己当时处境的一种无奈之论。

冯贽(唐)在《云仙杂记•洛如花》中写道:“吴兴山中有一树,类竹而有实,似菜状。乡人见之,以问陆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则生。’”《二十四花品》中评此花为“节同青士,瑞应红文”。作者在给洛如花封号的时候恰恰用了“五色笔”,对应了洛如花的“瑞应红文”之句。显然想要表达青士之节,仅仅通过“纪沉鱼”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在描写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沉鱼落雁之容外,还要用这支“五色笔”来记录沉积在心中的言语(纪沉鱼)。用双关语“纪沉鱼”来命名,既照应了作品关于女性人物沉鱼落雁之容的描写,又抒发了自己心中的真实言语,即自己的青士之节。

作者赋予其“蝌蚪书”之号,“言锦心”之名。青囊,作者并不仅仅是取其“文明”之义,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取“倾囊”的谐音。作者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卞园里才女相聚的场面,将作者平生的所见所闻融于作品当中,如各类神话传说、稗官野史、酒席笑话、各类游戏、音韵训诂、艺术药方等,被鲁迅誉为是“才学小说”。故而理解为“倾囊”,倾尽其毕生之所学。李汝珍在写作之时,已经预料到了这样做会引起争议,因此他在给青囊花仙封号时用了“蝌蚪文”,暗指自己写的文章是不易被人理解的。即使知道自己的文章会被人误解,却又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大书其文呢?这都是因为作者要“言锦心”的初衷。作者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些见闻学识,表达内心的改良救世的美好心愿。以此看来,李汝珍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学,而是救世改良之用心,其又何错之有呢?

疗愁花别名萱草,因萱草花开明丽,又随遇而安、不娇贵,且食之清香、爽滑,故曰“忘忧草”。作者在这里用了“雕虫技”来做疗愁花的号,从书中的内容叙述来看,应该是作者对将这种不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写作意图明白的告诉世人,却只能隐藏于文字游戏中的写作手法的无奈与自嘲。再看疗愁花仙名叫“谢文锦”,与“写文锦”谐音。看到“文锦”我们不难想象书中提到过的苏惠织的回文锦《璇玑图》。蕴于其中的岂非“雕虫技”而写出来的却是名垂千古的劝诫美文。作者希望自己也可以像华佗用疗愁花(金针花)救世人于瘟疫之中一样,用自己的文章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将作者救世的思想表露无遗。

作者书中将灵芝花仙子赋予了玄学的技能,即精通风鉴。当她看到由秀英等人做的诗词均与生死有关时,已经预测到了她们几姐妹的未来的命运:“我看玉英、红英、惠英、琼芳、书香、秀英六位姐姐面上,都带着不得善终之像。那玉英姐姐即使逃得过,也不免一生独守空房。”而后文麻姑吟诗众仙女命运曾说:“甫为携帚妇,遽作易茵嫠”(原文第90回),意即丈夫军前被害,以致拆散鸳鸯,至为嫠妇。其夫文家公子命丧酒水关。“师兰言”明知各人命运,却不能说出来,真是“实难言”。纵使自己“固本扶正”的思想,引领世人(指南车)的愿望,而却终究“实难言”。

台湾学者尤信雄(1979)认为是“陈宿怨”的谐音,他认为这是李汝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一种控诉。玫瑰花名字的由来,《说文》中有:“玫,石之美者,瑰,珠圆好者。”即使后来玫瑰变成了花的名字,中国人也没有西方那般柔情的解释。由于玫瑰茎上锐刺猬集,中国人形象地视之为“豪者”,并以“刺客”称之。这种对“豪者”的欣赏非常符合玫瑰本性。玫瑰展现出一种隐藏于坚韧中的绝代风华,绝非韶华易逝的悲情贵妇之态。在中医学上玫瑰花有柔肝醒胃,流气活血,理气通淤的功效。“绮罗丛”,祈求借用书中所罗列出的种种百花经历,完成自己醒世救世人的美好夙愿(陈夙愿)。因此,将玫瑰花仙“陈淑媛”理解为“陈夙愿”似乎更能体现作者写作的本意。

珍珠花仙的名字“白丽娟”。尤信雄(1979)认为是“白里见”的谐音,意即将自己的真心话明明白白地呈现给读者。参照“锦绣林”这一号,我们可以看出李汝珍希望读者看了《镜花缘》之后能够体会他的良苦用心,用此书中富含的人生哲理,作为走上锦绣前程(锦绣林)的“镇心、定志”(珍珠花)之物。

合欢花,取其字面义,合家欢乐。意即百姓“合家欢乐”,奔走相庆(周庆覃),普天同乐。综上所述,通过百花榜的前十名排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隐藏在百花排名中的救世改良思想。

书中的百花排名及其名号的命名与《水浒》中一百单八将的命名方式相近似,如“蠹书虫”史幽探、“小太史”卢紫萱等;《红楼梦》可谓是对《镜花缘》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从排名榜的出现,到名号暗含的寓意的设置,都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神游太虚看到十二金钗的命运相似。这也是本文推测百花名号及其深层含义的重要依据之一。文字狱的影响,使得文人不能直抒胸臆。清朝中叶以后,统治者强化了对江浙文人的控制。所幸《镜花缘》出书时,已经是嘉庆朝,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但是荒诞不经的伪装还是要的。“武后……莫不蒂中结蒂,花中套花”。这里“蒂中结蒂、花中套花”的描述,实际上是“根中有根,话中有话”的用意。在这一旨意的引领下,作者将前十名的“花”及名号,或谐音,或双关,都含有双重含义,也正应了文中“双双吐艳,两两争妍”的提示。纵观全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不说是作者博学多才的结果。因此夏志清称“《镜花缘》是中国传统中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之一。”“故事发展中没有矛盾,而没有粗心大意这些缺憾损害了几乎所有旧小说”。

柯大诩《红楼梦与镜花缘》

二书都是罗列女子,而以其中一部分女子的悲惨命运急剧告终。《镜》对一些才女在结局之死,一笔带过,不占多少篇幅,《红》原结尾处殆亦如此。此种简洁文体,不详述而总抚,已在第八十回香菱迎春处用过。具体各才女之遭遇,亦与红楼有相似之处,如写亭亭与若花兰音红红归国时,独写亭亭“哭得如醉如痴、晕过几次”,盖作者心中有一探春之影。第68回亭亭抒怀愿展所长,或也与探春大志的影响。

“瑟瑟葩易发,凄凄蕊易萎”,或类似红楼结局。“凡此根牵蒂,奚殊铁引磁”,或似红楼诸人结局“诗意的公正”。“魂销梵宇尼”或受惜春影响。“泪滴天潢胄”或受元春影响。

《镜》有减淡结尾悲惨之痕迹,如“井儿将入井”,后文全无,或因当时有红楼的不同本子,有的比曹氏更悲惨。《镜》结尾有“若要晓得这镜中全影,且待后缘”,或因红楼又有续书之意。

《镜》结尾有四阵内丧生及自杀之人统计。或因《红》结尾也有因情死于迷津的统计。《红》死法各不同,已有投缳、跳井、吞金、自刎,将来恐还有难产、绝食、就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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