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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1930 年1月初,古田会议刚刚结束,金汉鼎坐镇长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1930 年1 月初,古田会议刚刚结束,金汉鼎坐镇长汀,指挥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同时出动,进袭新泉,古田。前委决定,红四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首先打乱三省敌人包围闽西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发展新的根据地。

  ----------古田会议以前

  19路军福建兵变失败,蒋介石这才长吁了口气。19路军的倒戈使他提心吊胆了一些日子,他最担心,也最害怕的就是红军和19路军联合的局面,如果那样的话,他殚思竭虑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将和他前四次一样落荒而归。可这次没有。他暗笑朱毛红军这次的失算,19路军的失利,使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下一个他要吃掉的目标就是广昌。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红四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l 月3 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出发,经连城、宁化,于1 月16 日攻克江西广昌。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罗瑞卿传,顾问李梦断广昌。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红四军歼灭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个团,攻占长汀,打开了闽西局面。在长汀,部队番号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队,连改称大队。第二十八团主力编为第一纵队,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九支队长是张宗逊。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主要门户。广昌县城,西北傍着绵延不尽的远山,东南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广昌是中央苏区交通的汇合点,南达宁都、石城,北通福州,距苏区首府瑞金不足70公里。苏区如果失去了广昌,就等于失去了双脚,没有了根基。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1 月7 日,罗瑞卿所在二纵队由毛泽东率领从古田开拔,经清流、归化、宁化、广昌,一路转战,于1 月24 日在江西宁都县的东韶同朱德率领的一、三、四纵队会合。

  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一些争论。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时期即已产生,有的人对党支部决定连队的问题有怀疑,有的党员认为党的严格纪律约束了个人自由。此外,虽然经过了“八月失败”,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尚未为当时红军领导人所普遍接受。

  李德也早就意识到了广昌得失的利害,早在19路军兵变之前,他就曾多次来到广昌,那时他的心里就开始酝酿了一个计划,那就是要在广昌和敌人打一场阵地战。他站在广昌郊外的山上,望着此时静谧和平的广昌,心里涌动着一种从没有过的激情。巴伐利亚保卫战的情景又浮现在了他的面前,那是一场多么雄壮激烈的战斗哇!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那场战斗却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巴伐利亚保卫战时,他是一名起义队长,指挥的不过一二百名起义士兵,进行的是惨烈的巷战。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红四军离开闽西向赣南进军途中,在前委的领导下,全军掀起了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从路隘林深的武夷山到风雨迷漫的赣江,全军指战员边作战边学习。从纵队党委到大队党支部,直至班的党小组,都按古田会议决议,逐条地、认真地,对照检查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加以纠正。

  关于这次争论,罗荣桓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此时李德站在广昌郊外的山上,他的眼前是广昌整个全局。根据他的指示,广昌的守备部队和14师正在加紧修筑工事,大小独立的碉堡遍布广昌周围。看到这李德点燃了支烟,冲站在他身后的博古说:我要看一看是蒋介石攻破厉害还是红军的防守厉害。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这时,罗荣桓奉命担任二纵队政委。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罗荣桓向罗瑞卿讲述在井冈山的传统,讲述毛委员如何进行部队建设。并共同学习毛泽东给林彪的长篇回信《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加强对时局的认识。同时一起研究讨论如何铲除二纵队存在的不良行为,加强干部战士思想教育等问题。第二纵队的基础是原红四军军部的特务营,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当初,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改造这支部队, 1927年底,前委选派了各级党支部,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日军队组织得到彻底改变。但由于旧习气、旧思想影响很深,纵队中单纯军事观点、走州过府和贪图享乐等思想还很流行:违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赌钱、逛窑子等行为常有发生;在管理教育上,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会议还争论了究竟是政治部出布告,还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在会上,还有人认为,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集中,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家长制。他们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如此等等。

  博古会意地微笑着,此时,他相信李德,相信红军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率领下在广昌会有一个很好的开端。那时,他要让毛泽东等人看看,什么叫正规战争。毛泽东那一套泥腿子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1929 年下半年,从上海来的张恨秋担任了纵队党代表,此人思想上存在很多不正确的观点。当时,部队补迸的一批原军阀卢新铭的士兵,在打梅县时,天天有开小差的,被张恨秋枪毙了很多,结果六百余名原俘虏兵几乎全部跑光。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这些主张完全切合部队实际情况,效果都是明显的。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败。“八月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牵涉到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更是必须坚持的。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李德的眼前是一场万马犹酣的战争场面,他要在广昌实现他在巴伐利亚保卫战中没有实现的夙愿。他现在可以调动的红军有几万人,而不是巴伐利亚保卫战中的一二百人,他要指挥的是千军万马的正规战役,而不是一场巷战。想到这,他感受到周身的血液在体内山呼海啸般地奔涌,日耳曼人的血液热情又奔放。他要把广昌作为一个起点,领导着中国红军把红旗插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他坚信,他要率领红军像保卫马德里一样誓死保卫广昌,死守广昌,和敌人寸土必争。他提出的口号贴在红军阵地上和有营区的其他各处。他不太喜欢中国人这种宣传形式,但此时看了仍感到一丝慰藉。

  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供给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针对纵队存在的问题,罗瑞卿同罗荣桓一起,按古田会议要求,发动干部战士揭发检举,再通过讨论和开展批评教育,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七月底,蒋介石发动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①留在闽西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与此同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状况和红四军“七大”中的分歧意见。

  早在李德从瑞金来广昌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蒋介石调集了11个师的兵力,分多路向广昌开进的消息。他也已在广昌布置了部队。红9军团第14师担任广昌的守备和甘竹、罗坊、洛村一带的防御,红9军团第3师和23师在盱江以南牵制敌人,红1、3军团及5军团第13师在盱江以东打击敌人。李德命令所有参战部队要节节抵抗敌人,和敌人寸土必争,誓死保卫广昌。

  五月十四日,敌两个师离开富田向东固前进。有利战机出现了。十六日下午,四军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处隘口,与敌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师。红军随即向东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五仗,俘获人枪二万余,胜利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一段时间的工作配合后,罗瑞卿与罗荣桓很快熟悉起来。两人性格各有特点,一个活泼、干脆,一个沉静、稳重,一动一静,迥然不同,但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由于两人都姓罗,为区别起见,大家都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出师不利,朱德决定,回师闽西。九月,第二、三纵队和一、四纵队会师后打垮土著军阀福建暂编第二旅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罗瑞卿传,顾问李梦断广昌。  蒋介石则抽调了11个师进攻广昌,11师、14师、67师、94师、98师为盱江西纵队,沿盱江西岸进攻;5师、6师、79师、96师、97师为盱江东纵队,沿盱江东岸进攻;预备队为43师,在盱江西跟进。

  七月一日,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三十万大军象洪水一般,由北而南,汹涌而来,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红军冒着酷暑,绕道千里,从闽西经根据地底部到瑞金再到兴国高兴圩地区集中。八月七日清晨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师一个旅,下午在良村又将敌郝梦龄师二个多团歼灭。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1930 年1 月下旬,喧嚣一时的“会剿”形势急转,赣敌金汉鼎部为顾老巢,无心恋战,匆匆返回江西,福建军阀内部发生火并,粤敌陈维远部不敢孤军冒进回广东。三省军阀各作鸟鲁散。红四军各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师后,毛泽东和前委看到敌主力离红军尚远,一时环境较为安宁,立即决定在宁都、乐安、永丰等地短距离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变化,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和部署。第一纵队直取乐安,第三纵队进占永丰,第四纵队会合宁部赤卫队及赣南地方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入宁都南路,罗瑞卿所在第二纵队开赴永丰的藤田,沿途分兵打土豪。

  这时,由于实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问题无论巨细都毫无准备地拿到会场上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盱江像一条细瘦的肠子,在广昌郊外盘亘了半圈向东流去。小小的盱江两岸,一时间人喊马嘶、杀气腾腾,盱江却浑然不觉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仍不急不缓地流着。像一首歌谣,像一首小诗,潺缓抒情,悠然远去。

  良村战后,红四军又转向东面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在良村只留下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部队正在转移,敌第十九路军又紧追上来。红军打扫战场的部队来不及疏散。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罗荣桓认为自己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政委,应该负责。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藤田。

  红四军“八大”在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以后,“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①〔熊寿祺:《红四军状况报告》,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这次会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在会上,罗荣桓等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但是,毛泽东仍然留在闽西。

  李德和博古等人回到广昌前沿指挥部时,已是中午时分了。这是一处临时修筑的坑道,距广昌县城有六七里路,他把指挥部选在这里,是想居高临下,要亲眼看到蒋介石的部队在他的防守阵地面前惨败而归的样子。他要使整个广昌战役一开始就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

  在历次战斗中,罗荣桓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走到担架旁对伤兵进行慰问,逐个询问伤员,伤在哪里,感觉怎样,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给伤员,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他还组织政治部做好担架队的鼓动工作,沿途准备开水、干粮,工作非常细致周到。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在路上碰到十一师的干事邓逸凡,便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邓逸凡回答:“组织担架队救伤员。”罗荣桓点点头,拍拍邓逸凡的肩膀,鼓励他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二纵司令部。

  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李德刚回到前沿指挥部,就看到了山路上急急走来的彭德怀。不知为什么,他不太喜欢彭德怀这个人,每一场战斗,每一次战役,彭德怀这个人总要找出一大堆理由来回驳他,有时竟令他无言以对。还有就是彭德怀的态度,简直让人接受不了,他敢当着众人的面冲他李德大喊大叫,甚至骂娘。这一点上,彭德怀一点也不像毛泽东,毛泽东提反对意见时,总是有理有据,不紧不慢;当你反对他时,他从不插言,就那么认真地听着,让人有喘息的机会。而彭德怀则不同,他一上来就那么咄咄逼人,让你没有喘息的机会反驳他,而他动辄摔帽子骂娘更是让人接受不了。李德同时也知道彭德怀在指挥打仗上是一个好将军,他摔帽子、骂娘也并不可怕,只不过是不好接受而已。毛泽东的方式好接受,可他仍感觉到那暗藏的杀机。他明白这些,所以毛泽东和彭德怀他是能不见最好不见,有意见就让他们背后嘀咕去。他装做没有听到。

  “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罗荣桓把这件事看成是巩固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经常亲自动手去做。但是良村战斗后,部队马上要去打黄陂,军情急迫,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不料出了岔子。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二纵队到藤田后,立刻分散在藤田、石马一带进村宣传,做群众工作,筹款。这时,前委指定张际春、赖传珠与罗瑞卿组成石马行委,罗瑞卿担任书记。他们白天工作,晚上进行总结并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工作总结写成书面报告送给毛泽东。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李德在瑞金布防广昌时,毛泽东就三番五次地冲李德喋喋不休地建议他那一套游击战术,什么让部队绕到敌人的后面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关于毛泽东这套理论他一来到苏区就听,已经听够了。他不想再听毛泽东这样絮叨了,后来他干脆不见毛泽东了。毛泽东又换了一种办法,用书信的形式通过周恩来送到他的手上。虽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什么明确的态度,但李德仍然看出周恩来对毛泽东那一套提法起码是同情的。李德干脆想了个主意,让周恩来在瑞金留守,自己和博古来到广昌前线,他要亲自指挥打好广昌保卫战,给毛泽东等人一个满意的回答。

  八月十一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相配合,冒雨进攻黄陂,歼灭毛炳文师四个团。随即转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静观敌人的动向。

  斥鹌每闻欺大鸟,

  在藤田,毛泽东工作之余,还要找一些报纸看,以了解国际国内形势。

  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二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在这种时候,他不想听任何反对他的意见,他一看见彭德怀就知道彭德怀为何而来,他不想见他,可又躲不掉,他干脆装做没有看见走近的彭德怀,忙转身走进坑道,站在广昌那张地图前。

  这一期间,在城冈召开了红四军军委会议,为贯彻王明路线而于四月间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位负责人出席。会上又扯起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再次作了严格的检讨。可是,林彪未做检讨。会后,罗荣桓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由林彪接任。罗荣桓对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评,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昆鸡常笑老鹰非。

  由于自己没有时间,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罗瑞卿。罗瑞卿拿出一些钱委托一位做邮差的老表,到白区去收购报纸。很快,这位老表满载而归,并将剩余的两块银元还给了罗瑞卿。罗瑞卿看到收集到的一大堆报纸非常高兴。他知道,这位老表薪水微薄,家人也多,又把两块银元塞到老表的手里,以补贴生活。当把这两块银元又拿到手里时,老表的眼里闪出了感激的泪花。心想,干了这么多年邮差,见过许多杂牌军,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长官。回家后,这位老表用布把两块银元包好放起来,一直舍不得花。①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由湘鄂赣边进入赣西,在泰和、万安、遂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 月18 日至1 月20 日,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在遂川召集联席会议决定,赣西南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

  罗荣桓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没有在意。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上衣的口袋已经烧破了。他一摸口袋,那作为零用钱发给他的一块银元居然还在。他把这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着方才的战斗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他摇摇头,道一声“惭愧”,不禁哑然失笑。他后来诙谐地对家里人说:“要不是这块银元保驾,那一次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彭德怀衣扣敞开,不停地挥动手里的帽子,似乎在为自己热气蒸腾的身体扇风,李德没有回头,但仍能感受到彭德怀从身体里传给他的热量。李德不想先开口,他要等彭德怀先说,然后后发制人。

  九月间,寻找红军主力一再扑空的敌人开始撤退。红四军和三军团攻击高兴圩之十九路军,打成对峙。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壮烈牺牲。这一仗罗荣桓因脚伤未到前沿阵地。对曾士峨的牺牲,他感到十分悲痛,决心为曾士峨和一切牺牲的烈士报仇。当时他脚伤已经化脓,行动十分不便,未愈便又上前线,与林彪率部于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将敌五十二师歼灭。

  君今不幸离人世,

  之后,红军向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开进,与红六军一道对吉安取包围态势。

  罗荣桓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当时部队里连纱布、碘酒也没有,医务人员只好随便找上点白布将他的伤口裹上。殷红的鲜血早就把裹伤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罗荣桓伤口一阵阵剧痛。他咬紧牙关,还不时安慰为他的伤势焦虑的医务人员。

  我不同意这种堡垒打法。果然彭德怀单刀直入,开门见山。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工作。这时政委办公厅已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任第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调到江西省军区。林彪虽已任四军军委书记,但仍然只管作战,很少过问部队整训、群众工作。同往常一样,这一切主要仍由罗荣桓来抓。

  国有疑难可问谁?

  2 月上旬,毛泽东在吉安陂头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

  队伍撤到寻乌,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收复汀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罗荣桓住进了汀州傅连暲开办的福音医院。自从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后,傅便倾心革命,带领医院积极救治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当时尚无较稳定的根据地,红四军撤离汀州后,医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会和红十字会名义及傅在当地上层人物中的关系,继续掩护和医治红军伤病员。

  李德不得不转过身来,他像刚发现彭德怀似的,招呼彭德怀坐下,又招呼警卫员给彭德怀倒水。彭德怀也不客气,抓过喝水的搪瓷碗一口气把那大半碗温开水喝光了,然后抹着嘴嗡声嗡气地说:你这是划地为牢,这种打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进军漳州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形成了首先胜利夺取全局政权之可能。

  这时,罗荣桓的伤口已基本愈合,但因为负伤时失血过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为了给罗荣桓补血,加强营养,傅连暲天天让他吃猪肝,可又不让他吃一点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东西。罗荣桓住了十天院,几乎天天都吃不放一点辣椒,盐也放得不多的猪肝汤。他既衷心地感谢傅医生对他的关心,可又感到实在有点吃腻了。后来他经常对傅连暲开玩笑说:“你的猪肝我可是吃够了。”傅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为了加强营养,除了猪肝,我是什么也拿不出啊!”

  博古在一旁给两人充当翻译。博古是聪明人,他只翻译了彭德怀的意思,而把他那种生硬无法让人接受的口气省略掉了。但李德仍能捕捉到彭德怀那种对自己不满的情绪。他甚至冲彭德怀友好地笑了笑。彭德怀不领会他那份友好,仍说:红军从来没有这样打过仗,肯定不行,这种硬碰硬的打法,红军肯定要吃亏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左”倾宗派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十二月间,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七万人在宁都起义,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认为,“夺取十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异议,决定红军围攻赣州。林彪、罗荣桓奉命率红四军在南康、大瘐一带发动群众并防止广东军阀增援赣州。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并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由红四军攻取吉水。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红四军前委扩大成为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李德站起身,在彭德怀面前踱了两步,然后说:你怎么知道肯定不行?

  由于赣州三面环水,防守坚固,红军围攻三十余日不克,遭重大伤亡后于三月七日撤围。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共同前委由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十二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随即率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军部也驻在这里。

  彭德怀也站了起来。他看着眼前李德那张自负的脸,真想发火,大骂几句什么,可他们忍了忍,攥着手里的帽子说: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红四军成立军委,调潘心源任军委书记(未到任,由熊寿祺代理)。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敌人有飞机,有大炮,我们有什么?

  三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东路军的指挥机关由一军团指挥机关兼代。罗荣桓兼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建议夺取漳州,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执行夺取漳州的任务。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陂头会议结束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二纵政治部主任。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李德也寸步不让地说:我们有工事,背后有苏区。

  出发前,东路军指挥机关在汀州进行了周密仔细的准备。罗荣桓白天忙着开会,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晚上还要拟定政治工作计划,准备对部队的动员材料,撰写交付石印的安民布告稿,每天都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实在困了,就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或是用冷水擦一把脸。勤务员王东保半夜醒来,总是看到他仍然伏案工作。这时便起床给他沏一杯清茶,劝他早一点休息。罗荣桓放下手头的笔,喝完茶,便按照家乡的习惯,伸出两个手指把杯里的茶叶掏出来吃掉,然后擦擦眼镜问一问王东保学习文化的情况,教小王识几个字,再吩咐小王去睡觉,自己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数百名敌军在惊慌失措中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可是没持续多久,油棉烧完,疼痛减轻,电网后敌人一放枪,这些牛又哗啦啦掉转头往回跑,搞得战士东躲西藏。敌人一个反冲锋,涌到前沿指挥所跟前,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危急,罗荣桓挥舞双拳喊道,“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把敌人压下去”,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迅速迎敌,贴身肉搏。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去,打退了敌人,化险为夷。

  2 月中旬,毛泽东、曾山、刘士奇发布《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通告,通告要求红军第四、五、六军立刻作出行动部署。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大家所一致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彭德怀把帽子往大腿上一摔,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说服李德,但他还是回敬了句:照这种打法,苏区迟早要断送在你的手里!

  四月初,东路军向闽南进军,四月十日收复龙岩。十七日,冒着急雨到达九龙江的支流东溪边。这时山洪已经下来,汹涌湍急的河水挡住了部队的去路。罗荣桓亲自组织机关渡河。他吩咐将绳子、绑腿都接起来,大家互相拉着,身体单薄的小鬼拽着马尾巴。整个机关既安全又迅速地渡过了河。十九日,部队攻克漳州。

  林彪擦一把冷汗,命令停止攻城。火牛阵为什么失灵,林彪百思不解。事后不久,他带着疑问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明白过来。

  接着,罗瑞卿的二纵队随红四军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开往水南,进驻中鹄区施家边,形成取吉水之势。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这次大会提出,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当选为委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在前委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次选举精神,一洗以前的故习,……内中如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罗荣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博古没有把这句话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仍从彭德怀的脸上看出这句话不会是什么好话。直到彭德怀走出坑道,李德才问博古:他刚才说什么?

  在红军入城之前,罗荣桓认真抓入城的政治工作。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要求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分散到街头巷尾向群众讲解“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的国内形势,讲解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对日作战动员令》和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日宣言。罗荣桓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戴礼帽、穿长袍的人都当成土豪。”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认为如果继续围而不克,对红军十分不利,于是说服大家撤围,返回中央根据地。

  蒋介石得悉红军集结吉安附近、赣江两岸战略意图,急调湘鄂赣三省部队,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博古灵机一动道:他说要看这场战役的结果。

  进城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机关驻进了芝山上的一座小楼。在罗荣桓领导下,刚刚安顿好行李,整个政治部便象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部长们和干事们都分了工。有的抓工会、农会,有的抓工人纠察队,有的准备“五一”庆祝大会,有的参加调查敌产,有的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有的检查群众纪律……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进攻赣南赤区。敌军兵分八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荡平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12月下旬,东固之敌张辉瓒部孤军东进,朱、毛下令反攻。林彪、罗荣桓按照军委指令,亲率红四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急行军余中,侦察员报告张辉瓒师位于龙岗。林彪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签署了一则十分简短的命令:

  鄂敌第十五旅唐云山部自武汉入赣,前锋已到永丰;赣敌第十二师金汉鼎部占领宁都;湘敌第四十八旅朱耀华部进抵东安,戴岳旅进到南丰、东安之间;吉安守敌第五师一四八旅成光耀加强城防,一时间,军事形势骤然紧张。对此,前委认为红军不宜在有地主武装红枪会活动而群众基础不好的吉水地区作战,而应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歼敌,随即指挥红四军折返富田一带休整伺机破敌。此时,唐云山旅分三路冒进至富田以北的水南、值夏一带,兵力分散,态势孤单。罗瑞卿之二纵同一、三、四纵及红六军之一部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抓住战机,迅速进击,经两天激战,给唐云山旅以重创,歼敌三分之二,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枪弹无数。敌三个团长被俘,唐云山受重伤,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中途中潜逃,蒋介石以为唐云山“杀身成仁”,在南昌上演了一幕为其举行“追悼会”的闹剧。至此,金汉鼎、朱耀华畏惧红军乘机北或西渡赣江,急忙撤回吉安,吉水及永丰、乐安一线防守,三省“会剿”又一次瓦解。自此,赣省军阀、乡绅豪吏大为恐慌,红军士气大振。

  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静稳重的罗荣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锋芒,便很难脱颖而出。人们发现他的才干就需要一个过程,连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李德听了这话笑了,耸了耸肩,他信心十足地来到那张作战地图前,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好广昌这一仗,给那些反对他的人看一看,他李德是正确的。

  第二天,各部队的宣传队都撒到了街头巷尾,张贴了在汀州印就的、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和标语,进行演讲,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的正义主张。

  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1930 年3 月,春天悄悄地来到赣南,山坡上的灌木丛绿了,路边的野花开了,一方方水塘清澈如镜,映着稀疏的秧苗的倒影,罗瑞卿随二纵干部战士一会走山边大道,一会穿行田间小路,一直向南急行。

  ------------在第二纵队

  广昌大战在即,李德的心里也并不平稳,他频繁地来到前沿阵地视察工事修筑情况。当他来到14师阵地的时候,发现北山头上那个碉堡靠南方向又修了一个附碉堡,两个碉堡中间又有一条半人深的交通壕相连。这是政治部主任唐天际的点子,他觉得这样一来既可攻也可守,互成犄角之势,如若只有山上一个碉堡,只能被动挨打。

  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主张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或奔走相告,或写信发报,消息迅速传播到厦门、福州、广州、上海、港澳,乃至海外,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林彪的命令简洁精练,近乎训词,命令由参谋人员抄在一块门板上,竖在部队经过的路口,以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指战员一望便知。张辉瓒所部已被围困,高兴得直叫唤。30日下午,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同时赶至龙岗地区,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苦战一天的敌张辉瓒师抵挡不住红军的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役俘敌九千余人。

  “罗主任,我们整天转来转去,跑啊跑,倒底想干什么?”一天,警卫员一边跟着罗瑞卿走,一边不解地问。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李德察看了一路,已经发现有几处这样的工事了,这让他很生气。部队没有完全地领会他死守广昌的精神,仗还没有打起来,首先想到了退却。他终于控制不住,命令电台火速通知各部队师以上干部到14师所在地开会。各战场离指挥部都不远,师以上干部很快到齐了,其中包括第一军团长林彪和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李德在会上大发雷霆,他一次次强调部队不能有退却的思想,一定要死守,做到人在阵地在。他又指着唐天际命人修的附碉堡道:这是逃跑主义。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罗荣桓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在进行群众工作时,罗荣桓不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协民等重逢,而且又结识了陶铸。红军打下漳州后,*红一军团政治部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主任罗荣桓发布了城市布告占春、陶铸等新战友*。罗荣桓逝世后,陶铸曾写下“漳城初见情犹昨,辽水重逢意更妍”的诗句,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重逢、共同战斗的情谊。

  1931年春,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增兵二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再度发起进攻。毛泽东将主力红军撤至根据地底部,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匿了二十天之久,而敌军毫无察觉。5月14日,红军破译敌人电讯,得悉敌二十八、四十七师将离开富田进占东固,其中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靠拢东固;王金铭之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七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红军总部决定吃掉这两股敌人。命令由毛泽东亲手签发,为了保密,连军参谋长也不知晓。这一仗的关键在于观音崖方面。

  “我们呐,就是想消灭天下所有的军阀,打倒天下所有的土豪劣绅,建立红色中国!但我们的力量现在还小,还不能跟那些军阀硬拼,所以要和他们兜圈子,看准机会就消灭他们!”罗瑞卿拍了拍警卫员的肩膀笑着说。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会上,博古替李德宣读了罢免唐天际师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同时又命人拆除了那个附碉堡。

  五月一日,罗荣桓领导政治部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撒传单。大会盛况空前,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许多青年(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纷纷报名参军,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七寸岭、观音崖是敌军必经的两处险隘。5月15日,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这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那你说有希望吗?”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彭德怀在会上一言没发,李德说的什么他似乎没有听到。

  罗荣桓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他亲自同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①等人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为苏静。〕。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罗荣桓尊重他的意见,将他分到军团司令部,而将苏精诚、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罗荣桓称呼他们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按照红军当时的规定,行军打仗,军事首长走前面,政治委员留后面。战斗一打响,这一规定被打了折扣,林彪、罗荣桓和各师团军政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炮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响彻云霄。突然,一发炮弹突然在师团首长所站处旁边爆炸,击中了站在林彪左边的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受伤部位就在太阳穴附近。林彪下令将罗瑞卿抬下去抢救,继续组织部队反击,以攻对攻,把敌军逼出阵地,压到山洼中消灭。

  “有!天下那么多工人、农民劳苦大众都支持我们,再加上毛委员、朱军长的正确领导,我们一定能成功!”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当他得知李德一意孤行后,知道在这种时候想说服李德是很困难的。他在自己指挥所里画了一张部队进攻防守的草图,又配备了说明,必要的时候,为了挽救部队,冒着罢官免职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也要说服李德放弃这种冒险主义。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在会上,罗荣桓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听了罗荣桓恳切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向各行业工商业者传达。以后,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罗瑞卿被抬到后方,陷入昏迷之中。医生估计这位政委可能会牺牲,便通知后勤部门做一副棺材,准备收殓。

  罗瑞卿和干部战士们有笑有说,自3 月上旬离开水南。一路行军作战, 翻山越岭,占兴国,袭赣州,克南康,夺大余,于4 月1 日跨越粤赣边界的梅岭关,进击广东南雄。半个多月来,红四军一、二、四纵队沿途扫荡各县地主民团,推翻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建立红色政权。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林彪一直沉默寡言,从来到到走,他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内心想的是什么。当李德命人去拆除那个附碉堡时,他的眉毛只是向上扬了扬。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有电灯、电话、钢琴、钢丝床和全套的卫生设备。这些东西对于大多数同志讲,都是第一次见到。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温泉……在这当中也难免出一点把肉松当烟丝、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洋相。碰到诸如上下水道、电灯、电影等大家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罗荣桓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时教育大家,在这繁华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可是,罗瑞卿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军政上司,林彪、罗荣桓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皆捷,俘敌二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5 月,罗瑞卿等纵队领导率二纵队与一、四纵队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在赣粤边的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4月11日上午,浓雾尚没有散尽,天地间仍潮潮的一团,太阳在雾后若隐若现,窄窄的盱江像半条被扯断的带子,有气无力地在山脚下飘着。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蒋介石痛心疾首之余,感到“步步为营”的战法失之过缓,改取“长驱直入”的方针。1931年7月,蒋介石亲挂帅印,发誓“不获全胜,不回南京”,指挥三十万大军洪水一般由北而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占领了整个苏区。由于敌军来势凶猛,红军不能在根据地腹部进行集结调动,只好冒着酷暑,绕道千里,经瑞金至兴国地区集结力量。8~9月间,红军发起旋风般的总攻击,经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五次战斗,歼敌三万。蒋介石再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罗瑞卿亲眼看到毛泽东深入农村、城镇的各个阶层,对当地的地理交通、文化、经济、商业、手工业、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写出十余万字的《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①等光辉著作。从此,他更加明白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平凡而深刻的道理。“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迅速改变保守思想!”的号召① 《调查工作》一文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鼓舞他投入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从中国的实际中去寻找解救旧中国的真理。

  在运动过程中,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他发现,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些流氓行为已逐渐克服,不过还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干。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敌人的一阵排炮打破了大战前的沉寂,一阵排炮过后,又是一阵排炮,接着十几架飞机出现在红军阵地上空,丢下一枚枚炸弹。顿时红军的阵地处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敌机这样轮番乱炸一气之后,敌人从工事里冲出来,红军先躲在碉堡里打了一阵排子枪,然后冲了出去。见红军冲出来,敌人并不恋战,乱放一阵枪之后便向后退去。这时敌人的大炮又响了,由于这是短程射击,命中率极高,几乎每一发炮弹都能击中目标。红军只好慌忙再一次退回到碉堡中。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罗瑞卿还领导二纵队干部战士把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运动推向深入。

  针对这个情况,罗荣桓又及时在全纵队提出“反流氓行为”的口号,发动群众对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改邪归正了。个别人屡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开了小差。不过,这种人走了,反而会使部队更加纯洁。

  李德站在坑道里,手举望远镜,察看着阵地的情况。他的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并没能大批地消灭敌人,敌人似乎比他更要狡猾,刚一露面就缩了回去,相反这种一次次突击反倒使红军自己受到了伤亡。博古就站在他的身后,脸一直阴沉着,他的心忽上忽下地飘着,战斗没打响前,他听着李德头头是道的理论,心里是踏实的,可战斗一打响,他的心突然变得空落落的了。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与此同时,彭德怀、膝代远率红五军在恢复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等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后,于3 月克分宜,下袁州。4 月间,占领万载、铜鼓,攻打浏阳东门市、文家市,月底全军五个纵队在平江会合,5月间又克修水,向武宁、瑞昌、鄂东南方向发展。闽西之红十二军主力开进东江、配合红十一军向潮州地区推进。一时,湘、赣、闽、粤边界革命烽火成燎原之势。

  同反流氓行为比较起来,反对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军官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两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明确指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在部队内部还颇有市场。

  又一批敌机飞到了红军阵地上空。有几枚炸弹落在他们坑道旁的山坡上,坑道里顿时烟雾弥漫。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名将。一位外国友人在仔细比较了他俩的性格特征、处世风格和指挥才能之后,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1930 年6 月初,红四军从寻乌第三次来到闽西,一举解放武平,进驻长汀、上杭境内。

  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曾同打骂士兵这种军阀残余作了长期的、不疲倦的斗争。至于枪毙逃兵的现象,在井冈山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下山之后,随着老骨干伤亡、俘虏成份不断补充进来,便时有发生并日益严重了。

  这仗打下去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博古透过一口气这么问。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接着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罗瑞卿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在土地分配时,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及党对流氓的策略。

  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通的干部进行说服。他首先指出,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

  李德似乎没有听见博古的问话,他仰着头在咒天空中那该死的飞机。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长汀,会议移至汀州继续举行。涂振农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并要求红四军进攻南昌、九江、长沙最后会师武汉,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会议对中央要求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攻打大城市的主张发生了争论。表面上看,中央的这种主张带有革命性,当时,罗瑞卿同大多数代表一样还不能看出中央的这种政策的实质,不过他跟随毛泽东一年来征战的体会及可喜的成果,仍然使他心存疑虑。尤其是对中央批评红四军有新右倾主义想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政策是“左”倾冒险主义,是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错误地判断当时的形势而决策的结果。

  罗荣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

  一枚炸弹落在碉堡的顶部,一声巨响之后碉堡便开了天窗,气浪和沙石兜头砸下来,王铁他们好半晌才从这晕蒙中清醒过来。通信员小罗拉着王铁的衣袖仰头高喊着:连长、连长,咱们这里变成一口井了。

  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向敌第十一师猛攻,歼其大部,重创敌援军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基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遭此惨败,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①的慨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陈诚的电报,(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二百七十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页〕。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会后,红军在汀州进行整编,以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为基础,加上闽西、赣南地方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为红一军团)。

  根据前委规定,罗荣桓宣布,今后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回去。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准假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们回去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白军士兵运动,今后什么时候归队都表示欢迎。罗荣桓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由红军的性质决定的。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后,第二纵队几乎天天枪毙逃兵,还是跑掉那么多人,就是一个证明。

  王铁正为这仗打得窝气而懊恼,听小罗这么一说,抬头看了看,自己也笑了,可他笑得却很苦涩,一连三天了,他们一直处于这种被动挨打的地位。刚进碉堡时,全连70多人,可眼下只剩下他们30多人了,还有十几名伤病号。他当红军两年多了,还从没打过这么窝火的仗。他想发火,可不知冲谁发,战士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不怕死,不怕苦,一声令下,说冲锋就冲出去,和敌人对射和敌人肉搏,把生死置之度外。仗打到这种时候,谁也不知谁能活多久,现在还都好好的,说不定一次冲锋下来,便再也回不来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为参谋长,杨岳彬(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一路军下辖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蔡会文;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谭震林;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这时,罗瑞卿为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罗荣桓又领导全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

  王铁不怕死,他自从于都王家坪里走出来,从来没忘记家里的娘和于英。一有机会他总会给于都的娘和于英捎个信,告诉她们他还活着,他还思念着她们。王铁一闭上眼睛,恍似又回到了于都他和于英分手时的情景,他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那份亲情和启盼,在于英逃到他们家那些日子里,他和于英都已感受到了互相爱慕和关心。他们虽一直以兄妹相称,可他们明白那是怎样一种亲昵的称谓。自从分手后便有了不尽的相思,这种思念是痛楚的,也是甜蜜的。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处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对赶圩的老表讲演。到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每个营和连都有了宣传兵。罗荣桓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对群众,对白军士兵作宣传,而且把他们看成是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精心加以培养。可当时有一些人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经常插队伍,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宣传兵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红军汀州整编时,闽西劳苦大众踊跃参军,掀起了妻送郎、父送子、兄弟争当红军的热潮,他们唱起动人的山歌,欢送子弟兵上前方杀敌: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过程中,罗荣桓还学习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冈山上,罗荣桓就听到过“红旗打得多久”的议论,但要对其进行说服却颇为费力。读了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观情绪,进行形势教育的锐利武器。这封信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时,还将此信印发给山东军区各战略区负责人,并加按语说:“该信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列主义者观察问题与掌握形势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学习。

  王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于英和母亲,但他坚信,红军一定会胜利,建设一个新政权,那时他和于英都会是新政权的主人,那时也正是他和于英重逢的日子。他一憧憬这些,眼前的一切便突然变得美好起来。

  听了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指出: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天上月儿伴星星,

  在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来。罗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闽西组建当地红军。他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罗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监禁时回忆道:

  战士们此时坐在露了天的碉堡里,他们神情疲惫,有的抱着枪,有的握着刀,有的半闭着眼睛在养神,有的在思念家乡的妻儿老小。只有通信员小罗一个人表情异样。刚才冲锋回来的路上,他顺手在山坡上折了一朵小紫花儿,那朵紫花昨夜刚刚绽放,浑身上下还浸着露珠,小罗把那朵小花放在鼻子下嗅着,小罗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肥大衣裤,如果不是他头上那顶八角帽,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个红军战士。他还不满15岁,是半年前参的军。半年前,他父亲在团村战斗中牺牲了,只留给他这顶红军帽。他的母亲被还乡团杀了,他成了孤儿。王铁的部队路过那个叫不出名的小山村时,小罗便一直跟着部队走了好远。王铁不忍心收留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可又架不住他的死缠硬泡。王铁后来没有办法,便让小罗留在身边当了通信员。小罗刚开始没有枪,也不会打枪,第一次战斗时,他冲敌人大喊大叫,手里攥着两块石头就向敌人冲去。他说要为父亲、母亲报仇。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室(后来改称为俱乐部),部队每到一地号房子时,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室,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行军时,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指导员一喊:“现在学标语了。”战士们便一面行军,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歌咏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在井冈山上,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唱开了。这些红色歌曲又很快通过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传到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这些山歌又传到了部队。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妹子送哥当红军。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广昌战斗打响的时候,小罗才真正地学会了打枪,那枪是一名牺牲的战友留下的。当他开枪打死一个敌人时,他激动得哭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了出来。他跪在地上,冲家乡的方向说:爹、娘,狗娃给你们报仇哩。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天下豪绅都打倒,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王铁看到小罗这样,心里很不好受。他一直在想:狗娃还是个孩子呢。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胜利归来再结婚。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红四军在江西吉安以东的水南、施家边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旅。部队随即转入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是战斗使小罗长大了,成熟了。他看到冲上来的敌人不再大喊大叫了,他像一个老兵那样,知道什么时候射击,什么时候冲锋。他每次都能及时准确地传达王铁的命令。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黄陂、草台岗战役的关键,是红军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

  ..看到这激荡人心的场面,罗瑞卿深深地感动了,为贫苦百姓打天下的决心更坚定了。

  三四月间,罗荣桓等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敌人的炮击渐渐停了下来,这就等于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敌人很快就会从隐蔽的地方冲出来,那就是他们短兵相接的战斗。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6 月底,罗瑞卿等率纵队指战员随红一军团再次离开长汀,浩浩荡荡向江西进发。对这次远征,罗瑞卿后来回忆道:

  第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这时的红军战士一个个猛地睁开眼睛,突然似换了个人,从子弹袋里摸出子弹压向枪膛。每次敌人冲锋前,王铁听到战士们在他的身边压子弹的声音觉得美妙得像一首音乐,可这次枪栓响过几声之后,便沉寂下来了。他意识到了什么,他摸了把空空的弹袋,发现自己的弹袋里也只剩下几发子弹了。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部队改编后,毛主席指挥全军北上,出江西,下樟树,沿途打了一些小胜仗,全军由樟树西渡赣江,进入赣北上高、高安地区。部队略事休整,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我军并未去打南昌,因为敌情、我情均不容许。只在八一纪念日派了一支小部队到南昌车站去打枪示威。

  几个月的功夫,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战士们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王铁知道,最后的关头到了。

  这种戏剧,照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粗糙,艺术性不强,可在当时,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大家看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看到难过时便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部队随即转入湖南,在浏阳文家市消灭了敌人戴斗原一个旅,后即与红三军团会合,第二次打长沙。此时,罗荣桓同志被调为第四军政委(此时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命令我为第十一师政委。

  -------------深入第三纵队

  他伸手摸了摸身后的大刀,冲战士们笑了一下,战士们也都利落地抽出了身后的刀。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打开不久,敌增援部队又将来到,主席说服了一些“立三路线”执行者,而事实也教训了他们。于是部队分散配置于醴陵、茶陵、攸县广大地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争取群众的工作。我们师先驻渌口,后到醴陵。此时部队又得到了一些补充和扩大。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连续混战的有利时机,转战赣南闽西,获得很大发展,又组建了红六军、红十二军。一九三○年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立三路线命令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在汀州整编,组建了第一军团(开始曾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红三军(原红六军)、红十二军。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

  奶奶的!一个伤兵抽出刀后骂了一声,他的伤在腿上,他用刀拄地,艰难地站了起来,他的半边裤角已被血水浸透了。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随后部队转回江西,占领吉安、峡江地区,又得到了一些补充和扩大。此时主席看出敌人的“围剿”快来了,决定东渡赣江,转回赣南根据地,进行休整兵力和其他反对敌人“围剿”的准备。1930 年12 月初。江西宜黄。时值隆冬,寒风刺骨。

  早在二月陂头会议①以后〔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镇召开的红四军、五军、六军和赣西特委负责人联席会议。第五军彭德怀等为赣江所阻,未出席〕,朱德、毛泽东便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而任命林彪为红四军军长,潘心源(即彭清泉)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中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四月一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即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

  来吧,让你们尝尝小爷爷刀的厉害。那个伤兵咬着牙说。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立三路线刚刚过去,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正在向红军步步进逼。与此同时,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正在进行。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四军政委实际空缺。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战士们握刀在手,冷漠地注视着阵地前方,阳光泻在他们身上,像一尊尊雕塑。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红四军军部,罗瑞卿正在向罗荣桓政委反映肃反情况。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赶上来了。三纵队原是老三十一团。在汀州整编时,为了加强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的第十二军的战斗力,已将其成建制调到十二军,而将原十二军的第二、三纵队调入红四军组成新的第三纵队。当罗荣桓到任时,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纵队。部队转移到江西后,这个纵队有许多福建籍战士因家乡观念严重,纷纷开小差。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李德通过望远镜看到,盱江两岸的红军阵地烟雾弥漫,喊杀声隐隐地传来。广昌保卫战已经打了9天,在这9天中李德不是在地图前沉思,就是在坑道旁手举望远镜观察阵地的动静。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前几天,我们十一师宣传队的几个同志被供是‘AB 团’,杀掉了。我看,他们不像是‘AB 团’,”罗瑞卿说:“我认为把混入红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证据乱捕乱杀,势必会枉冤一批好人。”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勤务兵、一位马夫来到第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李德没有想到,这仗刚一开打对红军就是那么不利。12日,盱江西岸的敌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和第98师趁红军主力在江东激战,且连日来因阴雨不断,盱江水涨,红军不能渡江,当晚便向甘竹推进。13日,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敌人突破西岸9军团3师的防守阵地,占领咸水岩、百子岭。紧接着,敌人一鼓作气,于14日又占领了甘竹。敌人占领甘竹后并不急于推进,而是在甘竹、潘家渡一线修筑碉堡工事,防止红军反击。于17日,敌人完全控制了甘竹及其附近有利作战的地区。连接盱江两岸的长生桥,成了敌人和红军争夺的焦点,守备14师为了确保长生桥不再丢掉,以便让1、3军团过江,成立了一支支敢死队,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直到1、3军团顺利过江,14师剩下还不到一个营的兵力。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报告:“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林彪立即答复:“用船装。”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这时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当时患疟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早在“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仍然没有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没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是啊,前天,肖克到我这来说,他们十二师已杀了一百多人,对此,他感到有问题,”罗荣桓用手扶了一下眼镜,继续说:“我们部队兵员更新较快,是有些敌人混了进来,前委决定肃反很有必要。但绝不能搞逼供,使一些经过考验的同志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20日,盱江西岸的敌人由甘竹一线向长生桥推进,东岸的敌人也趁机由大罗山、延福嶂向高洲塅配合进攻,下午时分,饶家堡的红军终于抵挡不住敌人的围攻,被迫撤出饶家堡,连夜红军又组织了几次反冲锋,企图夺回饶家堡,可是都没能成功。天明的时候,红军被迫撤出战斗……

  这一出戏,就其“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的内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可是演员的阵容却是空前的。那么多军团干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三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

  “现在问题是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这事应该跟毛委员反映,尽量少杀人。”罗瑞卿坚定地说。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李德在红军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仍然不相信他的堡垒主义和短促突击战术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他首先想到的是3军团的彭德怀和1军团的林彪,彭德怀从一开始便反对他的堡垒战术,林彪没有反对,可林彪一言不发的样子,让他无法琢磨透那个年轻又有些怪癖的林彪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他想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部队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命令,更重要的是领会他的作战意图。他觉得有必要向部队重申他的训令,他和博古商量了一下,由他口述,博古执笔,下达了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

  罗荣桓患疟疾后,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不久,寒热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终于病倒了。他当然不能象以往那样经常下部队。这又成为一个罪名,叫做“官僚主义”。尽管罗荣桓在四次反“围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罗荣桓也非调走不可。因此,尽管有聂荣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岗。战斗最激烈时,敌人派出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落到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但是,林彪没有受伤。

  “我已跟毛委员谈过一次,他对此事很担心,并让我在做好反‘围剿’工作的同时,多过问此事。”罗荣桓望着罗瑞卿说:“你回去和际春同志共同把好这道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几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的支柱,我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占领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当罗瑞卿从军部回来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急急忙忙赶来说:“叶青山医生被抓起来啦,并被看护长供出是“AB 团’。” 罗瑞卿一听,马上派人去把审讯人员找来问:“叶青山招供了吗?”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普遍存在,除生活习惯不同外,语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

  保卫广昌的口号是:人在广昌在,誓死保卫广昌,誓死保卫苏区北大门……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

  “招了!”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国语①〔当时用语,即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国语,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国语,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

  李德口述完,看着作训参谋交给电台,发往各军团,他才吁了口气。他微闭上眼睛,想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一会。他刚闭上眼睛,也许睡了一会儿,也许根本没有睡着,一阵闷雷似的排炮声,让他又睁开眼睛,东岸高洲塅阵地浓烟滚滚。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那怎么办?”林彪问。

  “他交代了什么?”

  会后,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不会打仗的问题又突出了起来。红一军团由广昌转移到兴国集结后,于七月十一日北上。路过吉水的一个夜间,红四军正以第一、二、三纵队的序列行军。三纵队一些新战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电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慌里慌张往路边的树林子里躲。乱了好一阵子才把队伍整理好。七月二十四日部队进驻樟树镇后,一、二纵队在赣江边警戒,三纵队驻在镇子里。也是在一个夜间,一、二纵队发现江里有敌人的汽划子,便用机枪扫射。三纵一些新战士听到机枪响,又乱了起来,用当时的语言讲,就是发了一阵“妖风”。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嘲笑这支新部队“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

  他又来到坑道旁,托着望远镜观察着。在硝烟中,他看到几个打着赤膊的红军战士挥着大刀和敌人战在一处,他们一律都呐喊着,因为他们一直张着嘴,可惜李德离他们太远,听不见他们的呐喊声,但李德能感受到刀枪撞在一起的碰击声。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林彪听了这话,把李聚奎“”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他说:‘我惦念孤身一人在家的老母亲,有一次卫生队有人怕被抓,要开小差,我也随声附和,想回家看看老母亲,这说明我革命意志不坚定,有危险的动摇情绪。’”

  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吩咐三纵队政委张赤男将大队以上的政治干部找来开会。在会上,罗荣桓针对部队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一个手电筒就把我们搞散了,听到机枪响就发妖风,怎么行呢!”听到罗政委的批评,大家都低下了头,感到非常惭愧。他们说,许多战士连手电筒也没有见过,连机枪响也没有听过,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罗荣桓听完他们的解释,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耐心地说:“打仗,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的,都是学会的。兵要靠干部带。”他要求干部以自己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战士,要手把手地教,通过放哨、夜行军等活动锻炼新同志的胆量,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在文家市战斗前,罗荣桓又到三纵队进行动员,这一仗,三纵队打得很好。通过这次战斗的洗礼,这支新部队逐渐锻炼出来。

  他又想到了保卫巴伐利亚时那惨烈的巷战,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涌遍了他的全身。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然后又冲向草台岗。

  “还有什么?”

  在樟树,罗荣桓返回军部。这时,在红军中开始建立青年工作。为此,将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肖华调入红四军任专职的青年委员。当时,肖华才十四岁。罗荣桓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地教他怎样开展工作。

  王铁的连队早已弹尽粮绝了,他们赤膊上阵,凭借着残破的碉堡,一次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现在全连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他们手里的大刀早已卷刃,血水和汗水嘀嘀哒哒顺着刀尖往下流。他们神情麻木,两眼充血,死和生的概念已远远地离开了他们,他们只剩下了机械的砍杀,只要还能走动路,拿得起刀,他们便会走出残破的碉堡,和敌人去拼去杀,直到敌人离开阵地。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草台岗战斗,红一军团获得全胜,歼灭和俘虏敌军近四千人。

  “别的没有了!”

  罗荣桓首先引导肖华认识红军青年工作的特点,他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搞扩大红军和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小罗也打起了赤膊,他那尚没发育成熟的身体细瘦细瘦的,一条条肋骨从两胸间外露着。此时,他怀抱一把大刀,把刀横放在腿上,刀上的血水沾了他一身,他呆痴痴地伸了伸他那细瘦的脖子,看着石头上那朵已经枯萎了的小花。这些天,小罗一直把那朵紫花花茎插在石缝的泥土里,可这朵花仍然枯了。他神情沮丧,似乎在为这朵过早枯萎的小花伤心。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又立殊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罗瑞卿点点头,让审讯员回去了。

  罗荣桓要求肖华立即着手建立各纵队和支队的团组织,配齐青年干部,建立连队的团支部和小组,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要求青年工作要符合青年的特点。他说:“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就要符合这个特点,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

  王铁斜躺在一块石头上,他从衣兜里翻出最后一支卷烟,舍不得似的放在鼻子下嗅着。他的眼前是灰蒙蒙的天空,一两只叫不上名的鸟,匆匆在天空中掠过。这时他想到了母亲和于英,她们现在干什么呢?也许母亲站在分到的那两亩半地的田头,正为插秧发愁,或许坐在自家院子里在想念远在战场上的儿子……于英呢,她还在为扩红奔忙劳碌吗?连长,连长,花枯了呐。小罗突然喃喃着说。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头,就撤职查办、进保卫局,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罗荣桓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罗瑞卿听了审讯人员反映的情况,认为叶青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当时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对此也不相信。但在“左”的情绪盛行下,要解救叶青山还不能太鲁莽。于是在一次开会时,罗瑞卿说:“我们师非常缺乏医疗人员,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55—56 页。

  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肖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积极开展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王铁把目光移向了小罗,小罗比参军前更黑更瘦了,此时,小小的身子缩在那,样子更像个孩子。小罗在刚才出击的时候,咬掉了和自己搂抱在一起的敌人的耳朵。敌人疯了似的“哇哇”大叫着。王铁真不愿意看到那种场面,他看到眼前的小罗就想,部队什么时候才能撤出阵地呢?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前,便要在这里一直坚守下去,哪怕还剩最后一个人。王铁看了眼身边仅剩下的十几个战士,这十几个战士中,又不同程度地都负了伤,这时候,没有人理会自己身上的伤,任那血流着。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也许再有一次反冲锋,便再也回不来了,有谁还去关心自己的伤口呢?

  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指斥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便决定立即将钟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至于说叶青山是‘AB 团’,现在证据还不充分,像他这样的经过正规训练的医生,还是先让他治病救人,在使用中进一步考察。对于他的动摇,给以开除党籍处分。”

  -----------在打AB团的日子里

  22日,红1、3军团渡过盱江,到达西岸广昌西北地区,当日,西岸的敌人占领了长生桥。

  六七月间,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蒋介石”色厉内茬地吹牛皮,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罗瑞卿冒着犯“右倾”的风险救了叶青山一命。不久,在叶青山的党籍恢复后(1931 年5 月12 日),毛泽东见到他开玩笑说:“叶青山,叶青山,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

  一九三○年七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一军团进逼南昌郊区。八月一日,毛泽东派少数部队到牛行车站鸣枪纪念“八一”,但并未进攻南昌,而是率部西去,于八月二十三日,和由红五军扩编而成的红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师,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这时,得悉潘心源已返回上海,不可能到四军任职,乃正式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政委。

  23日,东岸敌人占领了高洲塅。

  此前,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罗荣桓的使命就是领导武装动员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给“蒋介石”一个痰盂。

  不久,红军内部肃反更加扩大化,以至出现了“富田事变”,谢汉昌等人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分裂红军,并挑拨离间反对毛泽东。

  九月上旬,按照立三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六月间的命令,第一方面军攻长沙,不克。毛泽东劝导部队转向江西,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随即北上。沿途在袁州、峡江、罗坊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行动方针。毛泽东主张放弃打大城市,转到赣江以东广大赤色地区作战,然而一部分领导干部受立三路线的影响,仍然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会议就此展开争论。据何长工回忆,罗荣桓在这几次会议上发言不多,但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后,毛泽东等终于说服了主张打大城市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时,传来了蒋介石调动十万人马向红军逼进的消息。第一、三军团先后渡过赣江,准备采用“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24日,敌人向广昌以北红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发动了猛攻,先用飞机轮番轰炸,接着是炮兵轰击,敌人摆出了和红军决战的架式。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沙州坝以北约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坯盖的两层楼。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围有松、樟、竹林,环境相当幽静。在这里,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需要钻防空洞,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军了。机关工作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罗荣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到竹林里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边看肖忠谓等年轻的干事捉鱼。肖忠谓还真有两下子。他光着脚丫下水田,脚趾头一夹,一条泥鳅就捉住了。

  “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觉得不妥,摘下来,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这时,国民党见有机可乘,便兵分八路,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猖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杀来,形成了西至江西万安、东至福建建宁的八百里战略围攻态势:东面第六路军朱绍良部许克祥第二十四师,毛炳文第八十一师及张贞四十九师,刘和鼎五十六师,周志群独立十四旅,分由宜黄、南丰和闽北闽西向广昌、石城方向推进。西面第十九路军蒋光鼐部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等经泰和、万安向兴国推进,并分兵屯驻赣州。中路第九路军鲁涤平部张辉瓒第十八师、谭道源第五十师,公秉藩新编第五师分由永丰、乐安、吉安向东固、龙冈地区进攻。其余罗霖第七十七师守吉安,路孝忱新编第十三师驻临川,崇仁间,第三十二师驻南昌、樟树间。

  部队撤到宜黄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①〔AB团,一九二七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排斥在国民党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四十二”反革命政变后,此组织即解散〕的斗争。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李德仍在看着地图,他查看着红军退缩的地点,这一防线再被敌人突破,便只剩下弹丸之地的广昌县城了。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不行,就让红军退到城里,和敌人打巷战,到那时,或许自己也要亲自参战,就像当年巴伐利亚巷战一样。

  这种生活,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是显得太悠闲了。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感到有劲使不上,十分难受。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侯请他提意见。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罗瑞卿和曾士峨率红十一师同广大根据地军民一起已坚壁清野隐蔽到黄陂、小布、麻田一带深山密林中,等待总前委的出击令。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甚至还有刚从十师调来的一个小勤务员也被抓了起来,便匆匆赶回军部。这时,军部已转移到黄陂、小布以东的钓锋。罗荣桓一下马便听取了政治部的简单汇报,然后来到押“犯人”的临时拘留所。

  敌人隆隆的炮声经久不断,像一场大雨落在李德的身上,他不由得缩紧了身子。突然他的眼前一暗,一个铁塔似的人立在了他的面前。他先看到了来人的脚,那是一双穿着草鞋的脚,然后看到了那人的腿,灰色的布裤破了几个洞。李德的目光一点点向上移着,他看到了那人手里的枪,一只有力的手握着枪柄,最后看见了那张因愤怒而抽动的脸,还有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李德深吸了口冷气。彭德怀!

  可是,罗荣桓并未消极。他到总政不久,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12 月25 日,小布河畔,旭日东升,红旗招展。红一方面军正在召开红区军民誓师大会。罗瑞卿等率十一师早早地赶到会场。只见河畔麻餈石下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挂着一幅对联。上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横幅:红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一看就知是毛泽东的笔迹。罗瑞卿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扛着钢枪,赤卫队员肩着梭镖,群众精神振奋地打着红旗,一齐站在主席台前的河滩上。四周遍山的红枫映衬着会场上的红星、红领章、红缨和红旗,呈现出一派火红的景像。不一会儿,毛泽东、朱德在红一方面军首长的陪同下来到会场。掌声顿起。看了这场面,罗瑞卿倍感激动,周身增添了无限力量。

  罗荣桓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颤动。这是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在“犯人”中特别显眼。罗荣桓走到他跟前,和蔼地问:

  彭德怀先说话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广昌是固守不住的,再这样打下去红军迟早会断送在你的手里!

  罗荣桓结合以往四军和一军团扩红的经验,向张爱萍等指出,要扩大红军,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级的原则。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毛泽东讲话了:“红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红军指战员们:当前敌军大兵压境,局势紧张。根据地的军民有足够的条件能克敌制胜。可是,是哪些条件呢?”,毛泽东停了一下,右手插在腰问,把整个会场巡视了一番,然后举起左手,边说,边用右手慢慢地、一个个地按下伸开的手指:“第一条、我们军民一致。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第二条、我们已经选择了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已经设下陷阱,可以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条,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先歼灭敌人的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条、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条、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了,它就由强变弱了,然后再打;第六条、我们可以有意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人之隙,加以打击。..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次大踏步地退却,敌人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口袋,敌情、地形、人民条件都已经变了。六个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小鬼,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没等博古翻译,李德就已大概明白了彭德怀说话的内容。

  当时的少先队,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当时的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接着,毛泽东振臂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工农解放万岁!红军胜利万岁!”

  小战士一见是罗政委,慌忙站起身来,用袖子擦擦眼睛,抽泣着说:“我就是帮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说着说着,他象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了妈妈,哭得更伤心了。

  李德在彭德怀面前垂下了头。

  罗荣桓认为,要巩固地扩大红军,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地主武装,保卫工农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

  顿时,呼声震大,山谷回应。

  罗荣桓皱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讲。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帮谁买了花生米和酒?”

  27日,盱江东岸,罗炳辉军团长指挥9军团第3师和红5军团第13师一次又一次向敌人发起反击,部队遭到重大伤亡,终于未能阻止住敌人,敌人在下午占领广昌东北的姚排洲、藕塘下一带,与盱江西岸的敌人会合。此时,广昌处于东、北、西三面敌人包围之中。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之后,朱德也讲了话。

  小战士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告诉罗荣桓,他叫王东保,原来在十师宣传队。十师宣传队有几个AB团被杀掉了。他就是给他们买的花生米和酒。

  李德站立不稳,踉跄地来到坑道口,他手扶石壁望着山下的广昌,广昌县城一片烟雾,他顿感口干舌燥,摇晃了几下,差一点摔倒。一个作战参谋扶住了他。他借机向那个作战参谋下达了部队撤离广昌的命令。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

  霎时间,小布河畔、芦木峰下,人声鼎沸。

  罗荣桓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指着王东保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干部:“这是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

  王铁接到撤退命令时,他好半晌才反映过来,他想向仅剩7个人的连队下达这一命令,却只张了张嘴,没有声音。他看见那几个,神情麻木的战友向他聚拢过来……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与此同时,敌毛炳文部己窜到广昌,许克祥师经东韶进至洛口;公秉藩师在东固附近与张辉瓒师发生误会,混战一场,造成重大伤亡,正集结在永丰、富地策应各方;张辉瓒师抢在公秉藩师前面,进到永丰的南龙;谭道源师已赶到距小布三十华里的源头,其一个团己到了小布附近的树陂。

  不等这个干部回答,罗荣桓便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后来罗荣桓把他要去当了勤务员。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第二天拂晓,罗瑞卿等带领红十一师随红四军轻装急进在芦木峰下的沾坑、嵊背、小布圩镇周围的东、南、西三面设伏,布下口袋阵,等待谭道源师进入。

  处理完王东保等人的问题,他又听负责审讯的干部汇报说,有“犯人”交代,副官游邦栋也是AB团。罗荣桓决定亲自听取对他的审讯。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时值隆冬,北风劲吹,寒气袭人,冰冷的战壕里的罗瑞卿及十一师的指战员们,正精神抖擞地注视着芦木峰下的动静。一整天过去了,仍不见敌人的踪影,只好撤出阵地,回到黄陂。第二天,再次进人工事,又等了一天,敌人仍未来。

  游邦栋来后,矢口否认自己是AB团,负责审讯的干部打断他的话,冷冷地对他说:“你不要再狡辩了,×××已经交代了……”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原来,狡滑的谭道源开进源头后,派出部队窜到树陂,企图进攻小布,但部队在源头受到红区军民坚壁清野的苦楚,加上被红军东拖西拉,牵着鼻子奔波了一个多月,官惰兵疲,军心浮动,而且距左侧的张辉瓒和公秉藩师、右侧的毛炳文和许克祥师各有一百多里,害怕孤军被歼,缩在源头,不敢前进。

  听了这个话,游邦栋感到自己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他转向罗荣桓,急切地说:“罗政委,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是AB团。如果我是,”这时他从桌上抢过一把刀,罗荣桓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决断地说,“就象这个手指!”说着,他手起刀落,砍断了自己的左手小指。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了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扩红突击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抄写名册、会议举手通过等强迫命令的做法。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罗瑞卿带领部队,再次撤回。

  罗荣桓连忙吩咐警卫员把他带下去找医生进行包扎。事后,他严肃批评了游邦栋自残的错误做法,把他释放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

  与此同时,敌第十八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嫉妒公秉藩师谎报东固“战绩”得到蒋介石的十万银元奖赏,疾带师部和两个旅经南龙窜到永丰的龙冈,准备进犯距龙冈三十余里的君埠。

  这时,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AB团。肖华是二十军发源地兴国县人,据说兴国县的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有AB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将他们保护起来。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30 日凌晨,龙冈,雾锁群峰,天色朦胧。罗瑞卿等率红十一师与各路红军在雾幛的掩护下,按预定路线,急速推进。拂晓前,担任正面进攻的红三军第七师赶到王竹岭前面的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其余两个师进到龙冈的东面和东北方;红十二军从左路,经表湖来到龙冈东面方向:罗瑞卿率红十一师随红军及红三军团从右路,经上固来到龙冈的端几铺、张家车一线,同红三军取得配合。

  与此同时,打AB团在各师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十一月底,这个师已抓了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天亮了,张辉瓒师开始向龙冈东南的君埠进犯。当前卫部队戴岳旅刚走出五六里路,进入王竹岭附近的小别村,红三军七师突然开火。一阵枪响过后,敌尖兵连全部报销,据守在龙冈的张辉瓒得到消息,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阻击的不过是个把红军游击队,强令戴岳旅继续进击。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十二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肖克便骑马到钓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黄益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

  无独有偶,罗荣桓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阵地前沿视察。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变了卦,又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人离埋地雷处已经近在咫尺。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突然,红三军第八、九师向敌人两翼发起猛烈进攻,红十二军的一部分火速赶到,戴岳三面受敌,进退无路,急电张辉瓒增援。

  听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意见,肖克感到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三十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救援戴岳的一个团刚赶到交火地点,还未来得及进入阵地,就和戴岳旅受到红四军和红三军的一部分左右夹击,红三军另一部分和红十二军从正面猛烈堵击。枪炮声中,敌副旅长江汉杰和团长李月峰魂飞西天,戴岳钻进灌木丛仓皇逃命。

  打AB团,是由于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中共党组织对红军内部的敌情作出了错误估计。当时的罗荣桓还无法分辨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具备优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由于他的亲自干预,红四军杀人相对地说比较少。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尽管后来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看成是“右倾”,但他却减轻了打AB团对部队造成的伤害,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下午4 时左右,罗瑞卿等带领红十一师及红四军各师和红十二军迂回包抄,直插龙冈的西南和西面,截断龙冈同东固、因富之间的联系;红三军团占领了上固及附近阵地,切断了敌人西北方向的增援和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的逃路,红三军团十五师迂回到敌人背后,切断敌人西北方向的增援和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的逃路,红三军团十五师迂回到敌人背后,切断敌和西南方向的增援和退路,龙冈之敌处于团团包围之中,张辉瓒已成瓮中之鳖。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被围困中的张辉瓒一面手忙脚乱地紧急调动东固的朱耀华五十四旅赶来保驾,一面急电鲁涤平,催促公秉藩师火速向龙冈靠拢。可是,已经晚了。

  当罗荣桓回到总政时,得知根据地南线的门户——会昌城以南的筠门岭也已经失守。筠门岭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筠门岭的守备部队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二十二师师长,王开湘为政委,孙毅为参谋长,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冲锋号吹响了,总攻开始了。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首先跳出工事,带领红十一师指战员冲下高坡。顿时,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响彻山冈,满山遍野的红军排山倒海般向敌军压过来。仓促中,张辉瓒带领残军一窝蜂似地向南突围,遭到南面红军密集火力封锁后,又慌忙退回,并下令各部拼死顶住。但张辉瓒的人马在各路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溃败不堪,纷纷举起手来。不久,红军攻破敌师部并活捉其代参谋长和旅长王捷俊。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这时,赶来增援的公秉藩听张辉瓒师部被歼,急匆匆撤回东固。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他曾听过罗荣桓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当他走进罗荣桓的办公室时,未免有点拘谨。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让他歇口气,下下汗。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年龄。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罗荣桓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组织了什么守望堂、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拿起土枪、梭镖打我们。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们开会,宣传我们的政策。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富农也要分田给他。”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要揭穿敌人的欺骗,号召敌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老财,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战斗结束了,打扫战场清查俘虏时,没找到张辉瓒。

  刘道生到职不久,罗荣桓也来到二十二师,对刘道生的工作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这家伙肯定逃不远!”

  一天,二十二师的特派员不通过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和师直总支书记孙光远三人抓了起来。刘道生要求放人。当时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特派员拒绝了刘的要求。刘碰了钉子,便立即去向罗荣桓报告。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搜山!”

  罗荣桓听完刘道生的汇报,想了一会问道:“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红军战士立即跑到周围山坡上搜起来。不一会儿,在万功山的草丛里,一个白胖子被揪出来,经俘虏辨认,正是张辉瓒。

  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张辉瓒被捉住喽!”

  罗荣桓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你对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张辉瓒被捉住喽!”

  有了罗荣桓出的点子,刘道生感到心里有了底。他对特派员如此这般一讲,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孙到全国解放后还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张辉瓒被捉”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红军。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九三○年便曾发生过并得到纠正。但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却又重犯这一错误。罗荣桓无论是在一九三○年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势下,能从肃反扩大化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实属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情况下,成份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听到消息,罗瑞卿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出了胜利的笑容,憋了几个月的这口气总算吐出来了。

  “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龙冈一役,张辉瓒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共九千余人,全部被红军消灭。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

  听到张辉瓒全师被歼的消息,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惊电蒋介石:“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悉电,蒋介石急复鲁涤平:“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共产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

  “你为什么这样瘦?”

  闻知张辉瓒全军覆没,谭道源师仓皇逃跑,向许克祥、毛炳文部靠拢,逃到东韶。1931 年1 月3 日,红军在东韶地区赶上谭道源师,再歼去其大部。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谭道源遂又带残兵跌跌撞撞逃向宜黄,惊慌之余,路上,装备、衣帽丢弃无数。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红军五天内连打了两个胜仗,总计歼敌一个半师,俘敌一万余人,缴获枪枝一万三千支。这时,其余各路敌军纷纷退去。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毛泽东听到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消息,欣然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围剿》。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万木霜天红烂漫,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天兵怒气冲霄汉。

  …………

  雾满龙冈千嶂暗,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齐声唤,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前头捉了张辉瓒。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秀。

  二十万军重入赣,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风烟滚滚来天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唤起工农千百万,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同心干,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1931 年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其代表也陆续到达各革命根据地,影响逐渐增加。在赣南革命根据地,一时间,由于毛泽东、朱德等及红一方面军大多数干部的坚决反对,王明的“左”倾路线没有能够深入贯彻,革命形势仍然大好。这时,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率领红十一师干部战士随红一方面军一方面筹措给养,一方面准备迎接国民党新的“围剿”。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第一次大“围剿”的惨败,使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学良)冯(玉祥)张(发奎)白(崇禧)等虎视眈眈,蒋介石一面对各系军阀高唱“和平”,用所谓“国民会议”为诱饵,企图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率二十万大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压来:蔡延锴的十九路军两个师在兴国,王金钰①五个师迸到吉安、吉水、泰和、永丰一带,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两个师调至宜黄、乐安地区,朱绍良的第八路军驻南丰、广昌一线,刘和鼎师在福建建宁,由赣江至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从4 月1日起,以宁都为目标,全线向前逐步推进。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4 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青塘河背新屋底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粉碎敌人此次“围剿”。会上,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在貌似强大的敌军面前,有的主张“分兵退敌”,把红军主力拉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游击;有的甚至提出要放弃赣南革命根据地,退到四川去。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敌人虽然号称二十万,但和第一次反“围剿”时一样,全部都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他们内部不统一,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远离后方,兼之目前到了山区,补给非常困难。红军人数虽较上次有所减少,仅剩三万余人,但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上下团结、兵强马壮,求战情绪高;群众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积极拥护红军。我们有有利的地形又非常熟悉。因此,我们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是有把握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蒋、蔡有利于红军发展。毛泽东则认为,在进攻的敌军中,蒋、蔡比较强,过去未打过败仗,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此红军主力应先打富田的王金钰部,他们从北方新到,士兵水土不服,士气不振,是弱敌。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他抱病写了一首词,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先打弱敌的方针,决定先打富田的王金钰、公秉藩。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青塘会议之后,罗瑞卿等率红十一师与红军各部到永丰县龙冈地区集中,不久,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迫敌而居。

  彭德怀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防御,供给困难。当一、三军团汇合时,林彪碰见黄克诚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这是因为红三军团在白区作战,供养补充比较容易。

  罗瑞卿率部和红军主力在东固的山谷丛林里隐蔽了一二十天,敌人仍没出来,不少战士沉不住气了。有的干部说:“敌人既然修了坚固的工事,就不会再前进了。哪能那么傻,吃了大亏还来!”也有人说:“要打仗就得勇往直前,干革命就要敢于进攻嘛。怕什么?”罗瑞卿则说:“要听从命令,① 时任国民党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耐心等待。”并极力做好所部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这时忽然传来消息:蔡廷锴十九路军已经从龙冈头、江背沿一线向北移动;直接威胁红军左翼;敌郭华宗师从吉水的水南向东移动逼进白富,有进窥东固态势,直接威胁执行原定作战方案。攻击王金钰部,则须穿过蔡、郭两敌之间仅二十公里的间隙。有人认为这种打法太冒险,是钻“牛角尖”。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因为如陈云所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但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仍坚持原打法毫不动摇。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罗瑞卿同红十一师干部战士和红军主力在东固等待二十多天,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走漏丝毫消息,而且达到了迫敌就我的要求。南昌何应钦连日派飞机详细侦察,始终未发现红军踪影,即电令其右路军:“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5 月14 日,红军总部获知王金钰部的公秉藩二十八师经中洞向东固进犯,四十七师的王冠英旅将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当晚8 时下达作战命令:黄公略的红军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的大路前进,占据有利地形,伏击公秉藩师;林彪、罗荣桓的红四军同罗炳辉和谭震林的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分两路分别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左路,向固陂、富田迂回包抄。

  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他的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观青崖,位处富田和东固之间,周围山峦起伏,丛林密布,地势险要。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

  5 月16 日,罗瑞卿和曾士峨率红十一师迅速抢占了观音崖,并将所属三个团布防在周围一带。经过察看,他们决定把师指挥所设在山顶稍下的一间房子里,房子可能是老表们看山歇脚,避雨挡寒用的。又破又矮,由于罗瑞卿个子高,进进出出很不方便。师部特务连连长杨得志带人砍树,在旁边另搭起个棚子,师指挥所立即搬到这个棚子里。

  “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很快,战斗打响了。

  毛泽东随口吟诵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他用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手下两员战将。

  公秉藩依仗优良的武器向红十一师阵地猛击,山上山下炮火连天,浓烟滚滚,树倒石飞。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十一师指挥所的小棚子。幸亏,罗瑞卿、曾士峨正在棚子外边观察敌情,未被炸伤。

  罗瑞卿站在小房子门口,用望远镜向前方望了一会,然后一手向左前方指着,对师长曾土峨说:“敌人想攻占三十三团的阵地,从左翼包围我们。”

  曾士峨师长也在用望远镜观察。听了罗政委的话,一边点头,一边说:

  “不要紧。你看,三十三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要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三十三团”。他停了停,转脸对身后的特务连连长杨得志说:“杨得志,派人告诉聂鹤亭①同志,一定要挡住敌人!”

  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阵密集的子弹飞来,只见罗瑞卿一转身,手没有扶住小房的门框便倒下了,鲜血立刻从头上涌出,浸湿了头发,染红了衣服。

  师长曾士峨一面派人抢救,一面命令杨得志带人冲下山去抢占一个山头。..

  得知罗瑞卿负伤,刚刚恢复了党籍四天的叶青山医生飞快赶来,“罗政委!罗政委!”,但罗政委已不能说话了。经过简单的包扎,罗瑞卿被用担架抬到了师救护所。一位护士看到罗瑞卿的脸上结了紫黑色的血痂,上面还粘了一些泥草,但不知他的伤情很重,便用手去清除污物,一不小心,血痂被揭开了,动脉中的血像喷泉一样冒出。护士吓坏了,赶紧到前线去找叶青山。叶青山从十几里外赶来,再次止住了血,但这时,罗瑞卿已十分虚弱了。

  叶青山决定将他送到后方医院。

  罗瑞卿的勤务员王保林、医生叶青山和两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一路辗转,于5 月25 日来到位于上田的后方医院。

  后方医院条件极简单,只有一些纱布、棉花及几把镊子和剪刀,药品除一些碘酒、磺胺外,十分奇缺。尽管如此,医务主任李治和叶青山医生还是成功地给罗瑞卿作了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的手术。可是,罗瑞卿失血太多了,加上转往医院途中,风吹日晒,身体已十分虚弱,很快感染上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有时嘴里呼唤着叶青山和王保林的名字。

  一天,罗瑞卿清醒过来了,他一眼看到了叶青山,吃力地张开了嘴,以微弱的声音对叶青山说:“叶医生,你..你..回前线吧,那里更需要你。”

  说完,又昏迷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到有人说,“这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

  不一会儿,外面传来拉锯的声音,并听有人说:“棺材得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迷迷糊糊中的罗瑞卿仍然听得真切,他知道说的是自己,心想,完了,全完了。他想到四年前秋天在武汉病倒时的情景:那时形势一片混乱,为了参加革命,寻找党,自己到处奔波,生活没有着落,终于抵不住伤寒的侵袭,病倒在武昌四川会馆里,大病缠身,举目无亲,已无生的希望。然而瘦骨嶙峋的自己在一位姓熊的师傅的救护下,终于活过来了。

  这时,罗瑞卿又一次想到了死。然而,他不能死,他不愿意死,革命还没有成功,救国救民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怎么能死呢。想到这里,他流出了眼泪。他怕死吗?不!怕死,他不会参加革命。怕死,他不会参加红军。

  很快,罗瑞卿又昏迷过去了。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不知又过了几天,罗瑞卿靠着他那神奇的生命力,又一次战胜了死神,为他准备的棺材没用上。

  与此同时,从1931 年5 月16 日至31 日,红军主力从江西的富田、固陂圩打到福建西部的建宁,横扫七百余里,相继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的胜利,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其它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也都相继取得胜利。

  这样,冒着炎炎烈日,沿着蜿蜒的赣南山路,伴着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罗瑞卿躺在担架上,一路颠波,随红军主力转移到闽赣边界。随后的一个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以建宁为中心分散在闽赣边界的泰宁、黎川、南丰、宜黄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并筹措给养,罗瑞卿则继续养病。

  1931 年7 月初,蒋介石又一次调集三十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 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坐镇南昌,指挥各路人马,以“长驱直入,分迸合击”为作战方针,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

  红军得悉敌情,立即从闽西北出发,绕道福建的安远、宁化、长汀和江西的瑞金、曲阳、银坑,千里回师兴国。罗瑞卿也坐在担架上,随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南根据地。

  前方战事日紧,罗瑞卿焦躁不安。自己不能在战场上率兵杀敌,还要被人抬着转来转去,这个二十五岁的烈性汉子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早已习惯于那战马嘶鸣,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然而,他的病情不容许他回去,没有办法,他只能耐下心来养病。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在赣南山区寄插周旋于敌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寻机聚歼,取得六战五捷的胜利。国民党部队在己“坚壁清野”的根据地内被红军牵着鼻子东跑西颠,晕头转向,食不饱,寝不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后,丢失三万余人马,二万余枪枝,溃退而去。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得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病榻上的罗瑞卿脸上绽开了胜利的笑容。

  慢慢的,随着时序的轮转,秋天开始来到赣南,山上山下。树叶已变黄。

  大战后的红军各部也开始分散在闽赣边界休训、筹款,发动群众,为下一次反“围剿”作准备。这时,罗瑞卿的身体也渐渐的得到恢复。不久,罗瑞卿出院,与一同出院的陈正人一起赶赴瑞金参加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 年11 月7 日。赣南瑞金叶坪村。曙光初照,红霞万里。

  村东北边的谢氏宗祠里,气氛庄严肃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已布置就绪。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画像,两旁是绘有镰刀锤子的大红旗;前沿装饰着苍松翠柏树枝,中间嵌着许多大红花;上沿是一条醒目横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四周墙壁上贴上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台下摆着一排排长凳。

  会场外,数百面红旗飘舞,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都在为第一次召开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而欢呼、歌唱,..

  来自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湘鄂西区、琼崖区、赣东北区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的代表共计六百一十人齐集到这里。

  嘹亮的军号声响起,毛泽东、朱德身穿灰布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健步走上检阅台。

  红军指战员们穿着灰布军装,威武雄壮,精神抖擞。

  一会儿,叶剑英总参谋长骑着马来了,他绕场视察了一下,又飞马回去。

  忽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随着“立正”的号令,受阅的红军刷地一声站起来,大家都把目光一齐转向检阅台。这时,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骑着马走来,他们笑容满面,策马徐行,绕场一周,频频挥手,向红军战士致意。

  霎时间,会场上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看到这震天动地、激昂人心的场面,罗瑞卿热血沸腾起来了。

  大会开幕了。不一会儿,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会场里响起:“..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会议期间,每晚都有数万军民来到叶坪村参加庆祝大会。屋坪、晒坪、操场都成了大家欢庆的地方,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歌声和悠扬的乐曲。

  一天,不甘寂寞的罗瑞卿和警卫员吃完晚饭就来到街上。他们来到木板搭成的检阅台前,台前围满了红军战士和群众。台上,红军宣传员们正在演出根据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事迹编写的《活捉张辉瓒》、《打倒蒋介石》等活报剧。看到精彩处,罗瑞卿笑得前仰后合,他一边和警卫员评论着剧目的内容,一边说笑着走到台子对面,这边山歌手们正在合唱着新编的山歌《感谢毛委员》:

  哎!

  中华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今朝开。

  一轮红日当空照,

  工农群众踊跃来。

  感谢恩人毛委员,

  定出法令喜心怀。

  ..

  与此同时,那边正在开提灯会。马灯、龙灯、茶灯、船灯、五星灯等等,挂在树上的光彩照人;提在手上的,随着人们的舞步,上下翻滚。“咚咚”,“堂堂”,那边一群拿着枪杆的人伴着锣鼓声在舞花枪。他们边跳边唱:

  打起锣鼓响咚咚,

  梭镖大刀好威风,

  斗得地主连扣头,

  权力归咱贫雇衣。

  ..

  另一边的晒坪上,唢呐吹得呜呜响,一伙踩高跷的青年在表演:土豪劣绅头戴高帽,赤卫队员们手持梭镖,..这时,不知又从哪里传来一阵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

  红军处处爱人民,

  免除工农受压迫,

  解放世间受苦人。

  一二三——四!

  ..

  徜徉在这热闹非凡的场面间,罗瑞卿感慨万千。他高兴,看到那些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翻身作主后的喜悦劲,他怎能不高兴呢?他看着那欢快的群众时,又不知不觉地跟着手舞足蹈起来,只逗得警卫员在一旁哈哈大笑。

  高兴之余,他又陷入深思:人民群众起来,力量无穷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红军的一次次胜仗,就更谈不上今天红军的存在。会议仍在进行..

  1932 年4 月24 日。闽南漳洲石码镇公园。

  公园里万头攒动。石码镇群众手持红红绿绿的小旗子,早早地聚集在这里,路上行人相呼传唤:

  “走啊,欢迎红军去!”

  “快点啊,今天还有红军大首长讲话呢!”街上人们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涌入石码公园里。昨日冷冷清清的气氛一扫而光。

  这来的红军队伍是哪一路呢?是王良、罗瑞卿带领的红四军。他们怎么来到这里的呢?说来话长。

  1932 年1 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重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老调,要求红军“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根据中央的要求,一方面军围攻三面环水、层层设防的“铜赣州”。打了一个多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仍然没有攻下来。3 月初,毛泽东来到前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赣州撤兵。与此同时,组建一军团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和朱德不再兼任军团职务,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王良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3 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了东路军,决定乘两次“围剿”之间的间隙,打到闽南外线去,开辟新的地区,扩大政治影响,筹集物资、经费。4 月10 日,东路军红一军团攻占尤岩城后,便同红五军团会合, 按计划攻打漳州。红四军担任主攻任务。4 月19 日突破敌人十二岭、风霜岭主阵地后,于20 日占领漳州。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量枪支弹药,残敌向云霄方向逃窜。23 日,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王良、罗瑞卿带领的红四军占领石码。当日,由十师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锋部队开进石码镇时,当地的保安队长李玉泉误认为是孙连仲的部队十九路军,竟在街上摆下茶水、糕点,恭迎老总们大驾光临。当地群众对红军了解甚少,加之又见平日作威作福的保安队对他们那么热乎,于是对红军产生了误解,连地下党组织也有些疑惑了。罗瑞卿和王良来到石码后,了解到群众冷淡的情况,并且分析了群众这种反应的原因,立即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恰好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同志也克服困难来到石码,经过她向地方党组织解释原委,地下党才同红军取得联系。当他们了解到红军此次的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后,当夜就研究决定第二大组织群众召开欢迎红军大会,以便于下一步群众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群众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奔走相告。今天就热热闹闹地聚在石码公园里来了。

  王良、罗瑞卿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见群众来得差不多了,就抓紧时间召开大会。王良军长是了解罗瑞卿的演讲才能的,他略略讲了红军此次来的目的后,就带头鼓掌欢迎罗政委讲演。由于当地群众听不懂地方话,由当地干部林曼青当翻译。

  罗瑞卿健步走上主席台,先向会场行了一个军礼,人群的嘈杂声顿时静了下来。接着,他双手叉腰,一开口就先作检讨:

  “老乡们,红军初到此地,因为有些情况不了解,至使反动分子来欢迎我们,而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敢和我们接近。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当林曼青把这句话用当地方言讲了一遍,尤其讲到最后一句时,人群中爆发出欢悦的笑声,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接着他又转身向着整队肃立的红军战士说:

  “这次红军来到漳州、石码,和过去在山区环境不同、大家不但要注意军容风纪,还要遵守城市政策。不要看见住红砖瓦洋房的、穿西装的就认为是土豪而乱打。打土豪之前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不要搞错,同志们记清楚了吗?”

  “坚决执行命令!”

  红军战士齐声回答,声如铜钟齐鸣,与会群众都投以欢喜的目光。

  罗瑞卿又转身向着与会群众说:

  “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

  讲到这里,他又把刚刚掌握到的材料用上了:

  “此地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叫做张毅换张贞(二人都是当地军阀),捐税加二升。昨天我问过一个老阿婆,她说她的一只小猪娃到养大卖出去,共缴了六次税!老乡们,红军来了,就是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老百姓直起腰来..”

  会场上的群众纷纷交口称赞,认为罗政委的话讲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大家欢呼起来:

  “红军万岁!”

  “欢迎红军到来!”

  “共产党万岁!”

  会后,红四军深入周围城镇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帝大同盟,并由革命委员会出面,经过调查,没收了敌产。根据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的“乐捐”措施,对工商业者进行筹款,并在周围农村打土豪、将所得财物部分给群众,部分运回苏区。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帮助当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吸收了数百人参加红军,其中有海外归来的华侨,有学生、工人。有二十多位司机向中央苏区运输物资,随后也参加了红军。红四军在石码地区活动四十余天,顺利完成了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并且以严整的军纪和模范地执行政策,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1932 年6 月中旬。武定县大禾镇。

  1932 年5 月,蒋介石加紧准备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东路军一举攻克漳州威胁厦门、泉州,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在一片混乱中,南京国民党当局责成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组成“临时剿赤总指挥部”,策划反扑。此时,在东征战略目的已完全达到的情况下,6 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东路军胜利返回了赣南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6 月13 日, 红四军奉命从漳州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的地方武装凭借土围子向红军打冷枪,部队前进受阻。

  罗瑞卿、王良和参谋长粟裕立即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大家认为,土围子内的地方武装负隅顽抗,不但严重影响军队的前进,而且不消灭他们,也会影响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于是,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参谋长粟裕安排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后,就由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连连长带路,来到大禾镇外一间颓垣断壁的房子里观察地形。

  三人正用望远镜观察,突然镇内“砰砰”打来两枪,只见王良身子一震,就伏在墙头上了。罗瑞卿和粟裕赶紧扔下望远镜去扶他,扶起一看,头部一枪,胸口一弹,殷红的血正咕咕地冒出来,罗瑞卿把王良抱下墙来,轻声而急切地呼唤着:

  “王良同志!王良同志!”

  可是,王良军长已经不能再回答亲密战友的呼唤了。

  罗瑞卿悲愤万分,他拔出驳壳枪,与参谋长粟裕迅速交换了意见,向严阵以待的红军战士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乘胜回师的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向罗瑞卿指示的敌人的薄弱处,扑进大禾镇土围子,迅速解决了这支不识时务的地主武装。

  战斗结束后,罗瑞卿仍然不愿承认朝夕相处的战友已经牺牲,他让战士们用担架抬起王良的遗体,火速回师,直到进入苏区会昌。

  在会昌,罗瑞卿亲自主持了全军为王良军长召开的追悼会。在安葬战友时,罗瑞卿把王良使用过的一块怀表用红绸包好留在了身边,以志怀念。每逢战斗胜利,就打开红绸,上紧表弦,同时低声告慰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们又胜利了!”

  直到全国解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之初,罗瑞卿把这块表盘已经斑黄的怀表捐献出来,陈列于馆内。在他的心目中,王良同志同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捐躯的英雄一样,永远活在战友的心中,永远活在后继者的心中。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回师中央苏区后,罗瑞卿率领红四军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8 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10 月参加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1 月参加了金溪、资溪战役。此时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由于朱德、周恩来仍然按照红军中已经牢牢扎根的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所以,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为反击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1933 年1 月,蒋介石在其实现“围剿”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第一阶段的军事计划后,便跑到南昌组建行营,召开军事会议,精心策划第二阶段的军事“围剿”计划——进攻中央苏区。接着,他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自己兼任江西省“剿共”总司令,调动九十个师约四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以合围之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中路总指挥是陈诚,中路人马为“围剿”军主力,多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十分精良。当时,陈诚的军事部署是:三个纵队共十一个师,采取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建(宁)、泰(宁)、黎(川)

  红色区域实行包围截击,企图一举消灭中央主力红军。其中第一纵队对红军威胁最大。这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下辖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从宜黄、东安出宁都、广昌,袭击主力红军和苏区的后方及归路。中央红军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挥,收效甚微,损失极大。

  此时罗瑞卿已被任命力红一军团保卫局长。1933 年1 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罗瑞卿随第一军团参加了这两次重大战役。

  2 月初,周恩来、朱德毅然改变外线作战,先发制人,强攻硬打的错误方针,采取退却步骤。先以小股红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方面吸引,大部分红军则掩旗息鼓地秘密向抚河西南方向的广昌转移,集中于广昌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等机会伏击敌人。

  敌人果然不知是计,敌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猛追,而敌第一纵队各师远离其二、三纵队,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部队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部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入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各军出敌不意,于2 月27 日拂晓发起攻击。这天,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领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十师和十一师)至登仙桥一带待机伏击敌人。

  据耿飚同志回忆说:

  黄陂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在磨罗嶂一带,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地带,为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山头。尤其是一早一晚,十几步外就难辨人影。这给我们的隐蔽行军带来了方便。但道路泥泞,山石光滑,又给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向伏击圈展开时,已是大军云集,道路却不够用了。我便向师长李聚奎同志建议:干脆按地图上的方向,在现地平推,趟出一条路来。他便让我带尖刀连导向。我们披荆斩棘,连开带趟,在荒山上走出一条路来,按时进入伏击地大龙圩周围。

  27 日拂晓,第十师、第十一师埋伏于登仙桥大路东北方向的山上,七师在蚊湖附近, 改编中新任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和保卫局罗瑞卿同志,便到各处查看部署情况,之后,就到我们指挥所来坐镇。

  下午一时,七师首先打响,接火的是敌五十二师。该欲显然尚未察觉我军意图,但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好,当时已经有了从国外引进的轻机枪,又长期在湘赣一带活动,山地作战能力也比其他敌军强些。打响后,敌人一边抵抗,一边向蚊湖、大龙圩收缩。凑巧的是,七师一开始就抓到一名俘虏,是个连长。他供称:大龙圩有敌师部和一个旅。

  徐彦刚和罗瑞卿同志即向我们面授任务,要我们直插大龙圩,袭击敌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

  ..我率二十五团向大龙圩猛插。主力从正面进攻。我们仍然“衔枚疾走”,隐蔽接敌。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渐浙沥沥的毛毛雨又下起来了。二十五团团长突然跃到我面前,紧张说:“参谋长,快看!”

  透过雨幕,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指挥所,只见小桥上有个穿雨衣的胖子,正拿看望远镜“高瞻远瞩”呢,从旁边的马匹、护兵、提包拿图的随从来看,这胖子来头不小。二十五团团长说:

  “不知是不是敌人的师长?”

  我说:“不管是师长还是旅长,一定抓活的。你先组织火力压住他再说。”

  团长便安排机枪连负责人力压制。我对机枪连连长说:“你们三挺机枪封住他,之后就一边打一边冲,火力不要中断,直到抓住为止。注意,不要打死他。”

  之后,我们便展开攻击。师长带领的主力也一线展开,向大龙圩猛攻。战士们已经知道那里有敌人的军官,尽管不知是不是敌人师长,还是大喊:“冲啊!抓师长啊!”敌人见势不好,保护着那个军官便撒。可是我们的机抢不分点地猛扫,打了个“梅花瓣”,敌人只好伏在地下,拼命还击。这时,从村子里冲出一股援兵,来抢这个军官。我便带部队兜过去,向村里猛压。

  混战中,二十五团机抢连连长追上来报告:“参谋长,那个军官抓住了,好胖噢!”

  他做了个大肚子手势。

  “什么官?”

  “他说是书记。”

  战斗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就派侦察参谋彭明治押送后方。聂政委听说抓到了敌人师长,十分高兴,连说:“好!好!这叫‘擒贼先擒王’呀!”

  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在黄陂地区的蛟湖、霍源、登仙桥等战场上次第将敌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大部歼灭,活捉了该两师师长李明、陈明骥,取得了黄陂大捷。

  3 月21 日,罗瑞卿又随林彪、聂荣臻率领第一军团,参加了歼敌十一师的草台岗战斗。那日凌晨,乘着大雾向来犯的敌之十一师、九师发起攻击,红军指战员个个奋起杀敌,白刃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经过一天激战,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肖乾重伤毙命。敌第九师小部被歼,敌五十九师残部则消灭殆尽。其余敌人连夜溃退黄陂,敌之先头部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大本营抚州方向撤退。红军又取得东陂战役的全面胜利。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并缴获三百挺最新式机关枪,四十门大炮。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发出了惨痛的哀鸣:

  “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罗瑞卿经过了战斗的洗礼,更加成熟了。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一军团发生了一次吗啡当奎宁的事件。

  罗瑞卿负责的保卫局,主要担负四个方面的的任务:一是训练警卫员,保护军团首长的安全。二是巩固部队,防止反革命分子混人部队进行破坏,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行军时,组织拦阻队(后称收容队),防止开小差。三是清查俘虏。四是在边沿区或在白区驻扎、行动时,进行社会侦察,尤其是对敌情、敌特的侦察,破获敌探,防止外部敌人的破坏,对付小股土匪。

  这天,罗瑞卿刚把对一个进入苏区的小贩审问告一段落,突然接到了军团部通知,说卫生处发生了给干部吃毒药的案子,叫他快去办理。

  他迅速赶到军团政委聂荣臻住处。

  聂荣臻政委正在窗前来回踱步,显得十分焦急。他看到罗瑞卿急匆匆地走来了,立即把他拉进屋里。

  “政委,到底怎么回事?”

  “瑞卿,事情的详细原委还有待调查研究,目前的情况是。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都得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卫生处发下来的药后,出现了异常反应,有的同志已经怀疑是特务投毒的恶性事件。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军团领导和我军干部战士的安全,也涉及到卫生处工作同志本身清白,责任医生游胜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要慎之又慎,实事求是地把这件事查清楚,越快越好。”

  罗瑞卿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心弦紧绷起来。

  “政委,这件事可能很复杂,我尽快摸清情况再向您汇报。”

  罗瑞卿从聂政委处出来,找到被关押的游胜华,请他谈谈具体经过。

  游胜华一见到罗瑞卿,眼泪就扑落落地掉下来了,他对罗瑞卿说:

  “罗局长,我现在有口难辩啊..”

  “不要着急,胜华同志,好好想想,把具体经过谈谈。”

  在罗瑞卿的安抚下,游胜华情绪渐趋平静,向罗瑞卿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这几天正患着恶性疟疾,非常痛苦,他去① 见《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65—168 页。

  给他们诊治时,就把药箱中留给军团长用的一点奎宁给他们吃了几片,谁知,这两人吃了药后不久,即出现了异常反应,一边抓打自己的心窝,一边又蹦又跳,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大家按也按不住,谁按他他就跟谁撕打..

  讲到这里,游胜华脸上现出又痛苦又委屈的神情。

  罗瑞卿又问道:

  “这药给别人用过吗?”

  “从医务处领来,还没用过。”

  “你能肯定是奎宁吗?”

  “我从戴主任那里领的,那上面标着是奎宁。”

  “好吧,你先别着急,我再去请教戴胡子。”

  罗瑞卿立即找到卫生处主任人称戴胡子的戴济民。戴主任也早已听到这件事了,很紧张,很不安。一见罗瑞卿走进来,他就急忙迎上前来。

  “罗主任,那批药是我发的。可标签上明明写的是奎宁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老戴,不要慌,你能让我看看药吗?”

  “行,行。”

  戴济民领罗瑞卿走进药房,拿出了一个标有“奎宁”字样的药瓶子。罗瑞卿把药倒出几片,放在手掌上看了看,他虽然没有吃过奎宁,但见过别人吃,好像不是这样的白色小片。

  他又问戴济民:

  “你们平时怎么断定是哪种药呢?”

  “如果瓶子上有原标签,就基本上按标签来断定。如果是散药,就凭口感和印象。..这批奎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当时已经没有了标签,大家用第二种方法确定的。”

  “你能十分肯定是奎宁吗?”

  “这,这..”

  戴济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

  罗瑞卿从戴济民处出来,回到住所时已经很晚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

  “对,得赶快去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对药品进行签定。”

  他前脚刚跨出门槛,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一听,是聂荣臻政委。

  “瑞卿同志,调查得怎么样啊?”

  “报告政委,正在调查中,我已经问过游胜华、戴胡子了,关键问题在于搞不清是不是奎宁。游胜华给病人服的是不是奎宁。

  “噢,现在我向你通报一个情况,今天下午已经有许多人把这件事上升为政治案件了。他们向我反映说,这肯定是‘AB 团’干的。认为游胜华、戴胡子、姜齐贤都是‘AB 团’。这件事情现在复杂化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政委,您常说,我们不能像其他单位一样,大搞抓‘AB 团’,整人杀人,弄得几乎人人自危。我考虑,这件事不能这么貌似复杂地简单化处理。

  游胜华同志出身贫穷,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是陈毅同志送他去卫生学校学习的,工作一向勤勤恳恳,似乎不会有问题。戴胡子是罗炳辉同志从吉安起义时带过来的,他虽然在吉安开过诊所,但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医生,来到部队后作风很严谨。姜齐贤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有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出了事故,应该先查清楚,不能先定框框,不应当随便怀疑人。”

  “我同意你的看法。目前敌我双方正在交战,形势很复杂,许多问题应当想得深一些,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冤枉自己的同志。”

  “政委,我这就去找姜齐贤部长,要尽快把事情的症结查清楚。”

  “好吧!瑞卿同志,有情况及时汇报!”

  “是,政委。”

  罗瑞卿挂上电话,带上警卫员,连夜找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姜齐贤此时很苦恼,他明白自己的历史。但他自从来到一军团,一直尽心竭力地工作,军团领导也十分信任他,他自觉问心无愧。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又忐忑不安。

  当罗瑞卿问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说:

  “罗局长,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我,我觉得您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至于那批药,我也在怀疑是不是奎宁。因为我们的药大多来自战利品,有些药有标签,有些药却是散的,大家只能凭经验判断哪种药。从病人的反应未看,不象是吃了奎宁的反应,倒象是吃了兴奋剂的反应。我已经从戴济民同志那里取来了药,大家正在化验,也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姜齐贤同志,我相信你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对革命是忠心不二的,你们认真地工作吧。”

  罗瑞卿见姜齐贤已经在进行鉴别工作了,就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他正在听一个保卫局干部汇报捉到一个特务的情况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一听,是姜齐贤。要他快去卫生部一趟,事情搞清楚了。

  罗瑞鲫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卫生部。姜齐贤、戴济民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告诉他,问题确实出在药品上。游胜华当奎宁用的药,是吗啡,它的颜色、大小和极苦的味道,和奎宁相似。红军此时又极缺奎宁,对吗啡极少接触。

  姜齐贤带头做开了检讨:

  “罗局长,这是一次发错药的事故,这责任我首先有份。”“不,姜部长,是我的错,药是从我手里发出的。”戴济民打断了姜齐贤的话,挤到罗瑞卿面前说。

  “同志们,查清原因就好了,责任大家都有。你们能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认真工作,这就很不错了。下次打敌人时,我们一定注意搞到更好的设备。”

  大家都笑了。

  戴济民摸摸自己的脖颈说:

  “罗局长,多亏您工作细心,要不,我的这颗脑袋怕是早掉了”

  “不,应该首先感谢聂政委,是他直接抓这件事的。我现在就去向他汇报情况,你们去接游胜华同志吧。”

  于是,各人分头行动。这次事故终于没有发展成政治斗争。

  在后来的一次给保卫局干部讲课时,罗瑞卿以这件事教育保卫局干部,要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还把新闻学中的六要素概括为“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他要求大家把这“六何”运用到保卫、侦察工作中,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由于罗瑞卿的出色工作, 1933 年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聂荣臻后来谈及一军团保卫工作时,总结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联系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历史实际,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

  1933 年春。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役的间隙。

  罗瑞卿受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委托在全面抓保卫局工作的同时,抓起了文化娱乐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的工作。按照罗荣桓主任的原意,这个文化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的中心任务排练文明戏,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这个训练班由擅长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便成为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它仍然是业余性质的。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红火。到第四、五次反“围剿”时达到高潮。

  罗瑞卿既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演员。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编导了他的第一出戏《谁给我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看完剧后交口称赞:“红军真神了,才来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情编进戏文了。”

  罗瑞卿先后导演过聂荣臻政委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以及李伯钊、李克农编的《杀上庐山》。最为轰动的则是他导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写的大型话剧《庐山雪》。剧中描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

  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即自告奋勇演蒋介石,童小鹏男扮女装演宋美龄。

  演出那天,剧场设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从树上垂下两条布来算是边幕。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经打下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军团长林彪正在接电话。他听到电话铃响,拿起电话:

  “么事?”

  “报告军首长,现在已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

  “船装不下呀!”

  “用汽车装。”

  “汽车也装不下呀!”

  “那,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研究!”

  林彪放下电话,喊道:

  “通信员,通知罗主任来开会。”

  这时候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此时正患疟疾,烧得满脸通红,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没有听到林彪的呼喊。林彪在台上火了,连喊几声:

  “罗主任呢!”

  仍然没有回音。他便下命令道: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出来开会!”

  罗瑞卿一看急了,如果林彪摔下话筒,那戏可就演砸了,于是命令几个小伙子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戏演到结尾,“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接受林彪的审问。

  林彪:“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你怎么长得这么瘦?”

  “蒋介石”:“我成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

  林彪这一次胡问一通,过足了审判蒋介石的瘾,而罗瑞卿现编的台辞也够精彩的了。

  如此多的军团首长上台演文明戏,一时在红军中传为佳话。一军团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1933 年夏,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区。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一军团转战在赣江和抚河之间。部队连日跋涉征战,生活相当清苦。一天,部队打土豪,给军团保卫局分来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几个月未闻过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围着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兴高采烈地说:

  “管理员同志,这下子瞧你的喽!”

  潘振武也十分兴奋,于是在午饭时,亲自掌勺炒了一盆热气腾腾的辣椒回锅肉。在把肉端上桌子的同时,他盛了满满一盘,吩咐给罗局长送去。而他则在饭堂里踱来踱去,踌躇满

  志。

  饭堂里好似过年一般,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当他踱到靠墙边的一桌旁边时,只见桌上的人却紧锁眉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菜一筷子也没动。潘振武这才想起,这一桌是福建籍的战士,而福建人是不吃辣椒的。但事已至此,又正在兴头上,他就沉下脸对这些人说:

  “将就点吃吧,这比野菜南瓜汤强多了!”

  这句话正好给这几个人提供了一个发火口。其中一个大个子霍地站起来说:

  “你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辣椒,却炒了这么多,这不是整人吗?”

  潘振武一听,也火了:

  “你别这么说,当红军是为受苦人打天下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这下对方火气更大,双方谁也不示弱,吵了起来。

  午饭后,罗瑞卿知道了此事,就派通讯员去叫潘振武。通讯员一会就把正躺在床上生闷气的管理员找来了。

  罗瑞卿一看潘振武满脸委屈的样子,就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问他:

  “今天打牙祭了吧?”

  “是啊,罗局长,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吃着当然要得喽,我是四川人嘛!”

  罗瑞卿稍顿了顿接着说:

  “可你先别高兴,福建同志不吃辣椒你知道吗?”

  “知道,可..”

  潘振武心里难过,说不下去了。

  “说说看,可什么?”

  “我是想给大伙加点味道,照顾..大多数嘛。”

  “加点味道,这是好心啊,大家这几个月来口淡得不得了喽。但是,”

  罗瑞卿的脸色严肃起来:

  “人家提出意见来,不作解释,口角起来,就是你的不对喽。”

  这一句触到了潘振武的心思,他低下了头,红着脸说:

  “罗局长,我错了。”

  罗瑞卿见潘振武认错了,就坐在他的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语调深沉起来:

  “同志哥哎,你可别小瞧了你手中的那把勺子啊。你是为大家服务的。

  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同志们的健康,影响着同志们的情绪啊。福建那几个同志参加部队不久,还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炼,我们更应当关心他们,体贴他们,这样才能使大家更加心情舒畅地生活在这个集体里,吃不吃辣椒不是小事,与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密切相关,这里面可是有政治学问哩。你是个老同志,要做团结的模范嘛!”

  潘振武豁然开朗,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他激动地站起来说:

  “罗局长,我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好。”

  “这就好嘛,来,”

  罗瑞卿拉潘振武坐下,眨眨眼睛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

  第二天的午饭桌上,又是一盆盆香喷喷的回锅肉,每盆肉旁,另外摆了一盘炒辣椒。行动是最好的说明。当潘振武又走到那几个福建籍的战士桌旁时,大家都站了起来,几双大手伸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潘振武的双手,一迭声地感谢管理员。潘振武心情十分激动,他不好意思地对他们说:

  “不,不要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1933 年9 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自任总司令。罗瑞卿随一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1934 年1 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春夏之间的反“围剿”战斗间,罗瑞卿随红一军团参加了北线的乌江镇战斗和南线的温坊战斗等。10 月16 月,红一军团保卫局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巩固部队,为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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